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其中有一些先进分子,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6日*,殉难于1927年4月28日。今年是他诞生的九十周年。李大钊同志在人生的征途上,只赢得了三十八个春秋,而从1905年进入永平中学,开始其自主生

活算起,只不过生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可是就在这短暂的岁月中,他却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大钊同志的理论和实践闪耀着民族和阶级解放的光芒。历史事实表明,李大钊同志不愧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奠基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时代的开拓者。 本文拟对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指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 从李大钊同志“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看来,他已经是一...... (本文共计9页)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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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优良传统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民主与科学，典型的代表

人物是蔡元培；二是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两个方面相互推动，相得益彰。两位代表人物的思想都富于哲学的深度。本文侧重于指明李大钊哲学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倡导青春精神，要求创造青春之中华；倡导中西思想融合，主张走综合创新之路；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讲究人生修养。这些特点对今日的大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乃是作者立意思索的主题

贵州要发展,教育是基础,但仅靠贵州现有的教育格局和教育能力,要赶上仍在高速发展的全国教育形势,非常困难。贵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引入全新的教育观念,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尤其是要突破贵州教育发展的“瓶颈”———师资匮乏、资源匮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贵州教育大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它是建立在包括数字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等组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一种教学模式,是构建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它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现代信息传输手段,将优秀的师资、优良的教学资源送到每一个学习者的身边,使其能够充分自主地学习。现代远程教育的教育理念、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与传统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亟需紧密联系贵州的实际,以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先导,以教学条件的建立与应用为基础,以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的改革为核心,以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为保证,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一、贵州现代远程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硬件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基层学习点不具备双向交流的条件。目前我省建设的现代远程教育设施,(本文共计2页) ......[继续阅读本文]

在唐代,政府掌握市场设置的主导权。但经济发展之需要影响看市场的设置。唐朝虽有“每月旬别三等估”的规定,但这种旬估并不是要为市场百货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价格,而是一种事后评估。除了非常时期唐朝会对物价进行一定调控外,一般情况下,物价都是放开的,任由市场自行调节。尽管唐代市场的设置和管理都有政府的介入,但并不能因此就称之为官市。其市场管理的弊病也不在于市场是否官市,而在于在当时那种皇权专制体制下,经济对政治的依附以及国家和市令、市丞等市场管理者所无法避免的在市场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决策的专断性、政策的多变性、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律令规则的虚置性。正是这些因素,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商品经济的顺畅发展。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唐代 市场 设置 管理 性质 【分类号】：K242 【正文快照】：

唐代市场是一个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上半期以来,已经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从这些成果来看,应该说已经取得了某些共识,但分歧和争议也仍然存在,有些观点也还值得商榷。下面即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和分歧谈点己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唐代市场的设置唐代是中国古

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79]。

[编辑] 农业

自明朝就开发至今的云南梯田。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67]。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74]。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67]。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74]。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74]。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67]。

[编辑] 手工业

明朝正德年间制品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75]。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75]

。 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75]。

明朝的一个龙泉青瓷三角花盆。现存于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博物馆。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80]。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75]。

[编辑] 商业

明朝的一个青花瓷盘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81]”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74]。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79]。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

[79]

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74]。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82]。

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

的军事移民

陆韧

【摘要】：明朝在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进程中,始终贯彻军事征战、卫所设置与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治滇方略,从而导致云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移民运动。本文整体考察了明朝各个时期对云南进行的军事移民的原因、规模、组织形式及人口数量等问题,探讨了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在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关键词】： 明代 云南 军事移民 西南边疆 【分类号】：K248 【正文快照】：

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明朝完全实现了对云南的整体统一,并为西南边疆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朝统一云南和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始终贯彻军事征战与卫所设置、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使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进入云南。近百万的军事移民在云南镇戍固边、定居屯田、

论明朝对西北边境的经略

周淑芸

【摘要】：治边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一项既定国策。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中央王朝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稳定,边疆地区的得失,也决定了封建国家“大一统”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本文以明朝对西北边境经略为典型事例,详细阐述、分析明朝的治边思想及边疆政策,从中探索其对民族、边疆、国家一统所产生的影响。明朝承袭传统的“华夷之辨”民族思想,尊崇汉族,鄙视少数民族,并进一步强化。在这种华夷观指导下,明朝制定了一系列经营策略,展开了对西北边境的治理。其主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怀柔、安抚政策,通过设立关西七卫,分封部落酋长,将西北边境纳入王朝管理体系之下。但卫所高度自治,国家统治不能深入,使其极易脱离中央控制。 二,防范、镇压的军事政策,通过设立陕西行都司,甘、凉、肃州等卫所,层层设防,关西七卫虽从属明朝,但被排除该防御体系。屡遭外敌侵略,明军坐视不动。 三,分而治之的“以夷制夷”政策,通过对七卫间的分化,瓦解。使之自相残杀,力量大为削弱,被外敌各个击破。 四,番汉殊域的民族隔离政策,通过限制朝贡、互市,严禁各族出境交往,人为妨碍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明朝消极、保守的边疆政策不仅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明代马市，明代与边疆少数民族互市的一种固定场所，以交换或收买马匹为主，贸易项目有牛马，其中重要者有设于辽东的辽东马市。

明代与边疆少数民族互市的一种固定场所。因以交 换或收买马匹为主，

故名。马市由来已久。汉在边境设 关市，贸易项目即有牛马。唐、宋、元等朝皆与边疆少 数民族进行马市交易。明承此制，多设马市，其中重要 者有设于辽东的辽东马市，设于宣府、大同的宣大马市。

编辑本段由来

在古代，马是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用来生产驾车、代步的重要工具，受到人们特别重视。明《典故纪闻》记载：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何？ 携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由此不难看出，在以骑射为主要武备的古代，马的数量是国家强盛的象征。

为此。明王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以加强边防力量，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由于代官养马制度解决不了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永乐初年，明朝政府开始修改此项制度，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据《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1月，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永乐二年四月，“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兀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由于明朝政府对各边区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者给予很重的回赏，故来朝贡马者争先恐后。

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边区少数民族来京贡马，路途遥远，运马艰难，越来越成为制约朝贡贸易发展的瓶颈。为此，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饬令兵部：“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

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广宁、开原马市的设立，方便了明朝向东北边区少数民族购买马匹。因这些马市大部分设在辽东，故统称辽东马市。这就是辽东马市的由来。

编辑本段历史

辽东马市 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洪武时明太祖朱元璋曾分遣使臣到边疆各地市马。永乐四年(1406)三月在开原城东屈换屯(屈官屯)和广宁城(今辽宁北镇)的铁山(永乐十年迁至城北团山堡)各置马市一所。分别设马市官(开原有提督马市公署)﹐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真各卫马匹。正统四年(1439)限制海西女真到京城朝贡﹐同时承认在开原城南发展起来的私市为开原南关马市﹐主要待海西女真﹐原开原城东的马市则专待兀良哈。十四年﹐兀良哈勾结瓦剌进攻辽东﹐明政府关闭广宁马市和开原城东马市。天顺八年(1464)限制建州女真京城朝贡﹐同时开抚顺马市﹐专待建州女真。成化十四年(1478)应兀良哈三卫之请﹐复开广宁马市于团山堡北﹐待朵颜﹑泰宁二卫﹔开开原马市于古城堡南(后迁至庆云堡)﹐待福余卫和海西﹑黑龙江等地女真。嘉靖末隆庆初﹐海西女真分裂﹐哈达部由广顺关入市开原东果园﹐称南关。叶赫部由镇北关入市开原马市堡﹐称北关。福余卫仍由新安入市开原庆云堡﹐但原南关马市仍存﹐海西女真各部则混列杂处﹐安肆贸易。此外﹐还有辽阳长安堡马市﹐专待泰宁卫﹐罢于嘉靖三十九年﹔义州(今辽宁义县)大康堡马市﹐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十六年罢﹐二十九年复开。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并攻陷抚顺﹑辽阳等地后﹐各地马市基本结束。

成化十四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二次﹐分别为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数额日趋扩大。各少数民族来市马者﹐将马匹及其它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所市之马﹐永乐初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驹五种﹐马价不一﹐上上马一匹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永乐十五年复位马价﹐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官市外许私市﹐汉族兵民可以农具﹑服饰﹑粮谷﹑铁锅等交换少数民族的马﹑牛﹑羊﹑毛皮﹑人参等。市官征收“马

市抽分”﹐作为抚赏之费。官市除按马等付马价外﹐还按来市少数民族首领职位的高低﹐另给不同的抚赏﹐以示“羁縻”。

宣大马市为笼络日益强盛﹑不断扰掠的瓦剌﹐明政府于正统三年四月设大同马市﹐厚加接待。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政府削减马价﹐大举南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兵败被俘(见土木之变)﹔大同马市也因此中断。嘉靖三十年﹐鞑靼强盛﹐俺答汗扰掠边境﹐明政府为与俺答议和﹐仿辽东例﹐四月在大同镇羌堡﹑五月在宣府新开口堡开马市﹐专待鞑靼﹐但作用不大﹐因于次年三月关闭。隆庆四年(1570)十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次年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宣大总督王崇古因请再开宣大马市。当年五月至八月先后在大同得胜堡﹑宣府张家口堡﹑大同新平堡﹑山西水泉营堡分别开马市﹐以银购马﹐另有抚赏甚厚﹐宣府﹑大同一带得以稍宁。明代与边疆少数民族互市的一种固定场所。因以交换或收买马匹为主﹐故名。马市由来已久。汉在边境设关市﹐贸易项目即有牛马。唐﹑宋﹑元等朝皆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马市交易。明承此制﹐多设马市﹐其中重要者有设于辽东的辽东马市﹐设于宣府﹑大同的宣大马市。

辽东马市 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洪武时明太祖朱元璋曾分遣使臣到边疆各地市马。永乐四年(1406)三月在开原城东屈换屯(屈官屯)和广宁城(今辽宁北镇)的铁山(永乐十年迁至城北团山堡)各置马市一所。分别设马市官(开原有提督马市公署)﹐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真各卫马匹。正统四年(1439)限制海西女真到京城朝贡﹐同时承认在开原城南发展起来的私市为开原南关马市﹐主要待海西女真﹐原开原城东的马市则专待兀良哈。十四年﹐兀良哈勾结瓦剌进攻辽东﹐明政府关闭广宁马市和开原城东马市。天顺八年(1464)限制建州女真京城朝贡﹐同时开抚顺马市﹐专待建州女真。成化十四年(1478)应兀良哈三卫之请﹐复开广宁马市于团山堡北﹐待朵颜﹑泰宁二卫﹔开开原马市于古城堡南(后迁至庆云堡)，待福余卫和海西﹑黑龙江等地女真。嘉靖末隆庆初﹐海西女真分裂﹐哈达部由广顺关入市开原东果园，称南关。叶赫部由镇北关入市开原马市堡﹐称北关。福余卫仍由新安入市开原庆云堡﹐但原南关马市仍存﹐海西女真各部则混列杂处﹐安肆贸易。此外﹐还有辽阳长安堡马市﹐专待泰宁卫﹐罢于嘉靖三十九年﹔义州(今辽宁义县)大康堡马市﹐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十六年罢﹐二十九年复开。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并攻陷抚顺﹑辽阳等地后﹐各地马市基本结束。

成化十四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二次﹐分别为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数额日趋扩大。各少数民族来市马者﹐将马匹及其它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所市之马﹐永乐初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驹五种﹐马价不一﹐上上马一匹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永乐十五年复位马价﹐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官市外许私市﹐汉族兵民可以农具﹑服饰﹑粮谷﹑铁锅等交换少数民族的马﹑牛﹑羊﹑毛皮﹑人参等。市官征收“马市抽分”﹐作为抚赏之费。官市除按马等付马价外﹐还按来市少数民族首领职位的高低﹐另给不同的抚赏﹐以示“羁縻”。

宣大马市为笼络日益强盛﹑不断扰掠的瓦剌﹐明政府于正统三年四月设大同马市﹐厚加接待。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政府削减马价﹐大举南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兵败被俘(见土木之变)﹔大同马市也因此中断。嘉靖三十年﹐鞑靼强盛﹐俺答汗扰掠边境﹐明政府为与俺答议和﹐仿辽东例﹐四月在大同镇羌堡﹑五月在宣府新开口堡开马市﹐专待鞑靼﹐但作用不大﹐因于次年三月关闭。隆庆四年(1570)十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次年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宣大总督王崇古因请再开宣大马市。当年五月至八月先后在大同得胜堡﹑宣府张家口堡﹑大同新平堡﹑山西水泉营堡分别开马市﹐以银购马﹐另有抚赏甚厚﹐宣府﹑大同一带得以稍宁。

编辑本段贸易

四五百年前明朝政府为了向东北少数民族购买马匹，最多时曾在辽宁开设了8个马市。单一的马市逐步发展成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成为当时全国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

在以骑射为主要武备的古代，马的数量是国家强盛的象征。明王朝建立后，国内存马23700余匹。为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饬令在广宁（现辽宁省北镇市）、开原二地离城40里处设立马市，以方便少数民族卖马易货。此后，马市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万历朝代，不但广宁、抚顺、宽甸、清河、辽阳等地都开设了马市，而且开原一地就设“三关三市”，民族贸易异常活跃。

由于明代九边之一的辽东镇设在广宁，所以当年在辽宁各地开设的马市，统称为辽东马市。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明代辽东残档中，有大量明朝政府与少数民族在辽东马市进行互市贸易的记录。

编辑本段市场

东三边市场设置

东三边市场设置情况如下：

广宁市，永乐三年（1405）设，市址在广宁团山堡，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各部，初为月市，后向民市演变。

广顺关市，永乐三年（1405）设，市址在开原城15里外东果园，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初为月市，后向民市演变。

开原市，永乐三年（1405）设，市址在开原城南墙，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初为月市，后为民市。

镇北关市，永乐三年（1405）设，市址在开原20里外马市堡，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初为月市，后为民市。

新安关市，成化年间（1465—1487）设，市址在开原40里外庆云堡，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初为月市，后为民市。34

抚顺市，天顺八年（1464）设，市址在抚顺城东，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初为月市，后为民市。35

宽甸市，万历四年（1576）设，市址在宽甸县，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为民市。36

叆阳市，市址在凤城县；清河市，市址在开原后施家堡，均为万历四年（1576）设，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37同属民市。

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1595）设，市址在大康堡、太平堡，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38

广宁木市，市址在镇夷堡；锦州木市，市址在大福堡；宁远木市，市址前屯卫高台堡；辽阳木市，市址在长安堡，均设于万历末年，皆属民市，市易对象都为内喀尔喀五部。39

喜峰口市、蓟州市皆设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均为月市，市易对象皆为兀良哈三卫等部。40

开平市与遵化市，市址不详，皆为月市，市易对象均为兀良哈三卫等部，开平市设于永乐四年（14O6），遵化市设置时间不详。41 此外，尚有石塘、古北、曹寨、马兰、松棚、石门、太平、燕河、台头等十多处不定期市场及京师会同馆官市。

中三边市场设置

中三边各类马市市场设置情况如下：

镇羌堡市、弘赐堡市，均为嘉靖三十年（1551）设，市址大同北东路，市易对象为俺答等部，属小市。60

张家口堡市，市址万全右卫；水泉营市，市址偏头关东北，皆设于隆庆五年（1571），市易对象皆为俺答等部，属大市。64

老营堡市，设于隆庆六年（1572），市址山西岢岚道西路，市易对象为俺答等部，属小市。65

柏杨岭堡市，设于万历年间（1573—1619），市址山西破虏营好汉山，市易对象为俺答等部，属小市。

河曲营城市，设于万历年间（1573—1619），市址岢岚道何保路，市易对象为俺答等部，属小市。66

另外，宣大山西边外的大阪升城，在丰洲滩西部今土默特右旗一带，嘉靖三十年（1551）初建，后为汉人赵全扩建；归化城（蒙语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万历三年（1575）建成，在大同西北。此二城渐为蒙、汉人杂居，亦渐成商贸市场67。

西三边市场设置

西三边各镇马市市场设置情况如下：

红山墩市，隆庆五年（1571）设，市址榆林城北，市易对象为俺答、吉能所部，属大市。78

黄甫川堡市、清水营堡市、木瓜园堡市、孤山堡市、神木堡市，均为万历十二年（1584）设，市址皆在榆林卫境内，市易对象亦皆为俺答、吉能所部，都是小市。79

清水营市，市址宁夏灵州所；中卫市，市址宁夏中卫；平虏卫市，市址宁夏平虏城，此三市均设于隆庆五年（1571），均属同俺答、吉能所部互市的大市。80

甘州市，市址甘肃甘州卫南州市，市址凉州卫；兰州市，市址兰州卫，皆自永乐年间（1403—1424）始设市场，与赤斤蒙古、鞑靼蒙古等部市易。81

洪水扁都口市，市址甘肃西宁路；高沟寨市，市址甘肃凉州卫；铧尖墩市，市址甘肃庄浪卫，分别设于隆庆五年（1571）、万历六年（1578）和万历三年（1575），都是与把都儿等部互市的小市。82

洮州市、河州市、岷州市、西宁市，市址分别在洮州卫、河州卫、岷州卫及西宁卫，设市时间不详，主要是同鞑靼蒙古及“西番”等部的茶市和马市市场。83

宁河镇市、定羌镇市，市址位于河州南60里和120里，均设于弘治年间（1488—1505），是对“西番”及土默特蒙古的茶、马市易市场。84 其中，洮州、河州和西宁3个市场，在明代史籍中多称茶市，这里列入马市市场。

编辑本段意义

明朝马市是直接关系到明廷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明廷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于明廷来说，马市不是边贸问题，而是对边地民族所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抚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直接关系到明朝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对少数民族政策等诸问题。

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及其影响

段红云

【摘要】：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和云南民族社会发生划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朝中后期,中央政府统治不力,边地土司纷争不断,缅甸洞吾王朝趁机北扩,侵占了明初设置的老挝、八百、木邦、孟密、蛮莫、孟艮、古剌、底马撒等土司地区。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今天中缅边疆的基本雏形。同时,长期的战乱,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包括百夷、峨昌、蒲人等在内的部分边疆民族成为缅甸控制下的居民,逐渐演化成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关键词】： 明代 中缅边疆 变迁 原因 影响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中缅边境变迁

对近代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1CZS053)阶段成果

【分类号】：K248 【正文快照】：

一、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明朝平定云南后,继承元代的行省制度和土司制度,在政府能直

接控制、汉族人口较多且军户、民户较集中的地方设置府、州、县,而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则设置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据《明史·云南土司传》及《明史·地理

明代陕西行都司市场研究

龙小峰

【摘要】：本文以明代陕西行都司为研究区域,此区为明代西北边疆地区,农牧交错,各民族交错分布,战争时有发生,本文希冀能够对这一民族活动频繁,战争常发的西北边疆地带的市场贸易进行探讨。 本文整体上分为五章,第一、二、三、四章分别探讨了湟水流域、庄浪地区、甘州地区、肃州地区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相关问题；第五章为全文的结论。内容具体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章概述了湟水流域的民族分布及明政府湟水流域的民族政策,湟水流域市场的分布格局以西宁卫城为中心且周边环绕镇海营、哆巴、北川三个次一级市场,构成了湟水地区汉族与西海各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体系。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庄浪卫城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以及庄浪卫沿旧边各堡市场的分布格局。到万历时期松山地区的被明朝收复,明廷加大了在此区的经营,庄浪边堡市场得以向这一区域拓展。 第三章着重考察了甘州地区的庞大驻军而产生的各种军事物资消费,从而得出沿边军事消费的产生是甘州城镇市场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洪水堡扁都口市场的形成则是各部族聚集甘州地区的结果,因为其贸易对象前期主要为各番夷,后期则为西海蒙古丙兔部,故而洪水堡扁都口市场具有茶马贸易市场与边口互市市场的双重性质。 第四章从肃州镇城周边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肃州城镇市场的贸易联系；肃州地区的驻军与肃州城镇市场的形成；以及西域各国乃至中亚欧洲的贡使和商人在肃州城从事贸易活动三方面分析了肃州城镇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明代后期关西各部族由于内部相互争斗及吐鲁番侵袭不断,各部族陆续内迁肃州。明政府在肃州城边外为番夷修筑堡寨以安身,允许其在驻地附近边堡进行贸易以获得生活资料。由此,在番夷驻地附近形成了为数不少的番汉民族贸易市场。 第五章总结了行都司市场形成、发展的差异及原因,概括了这些市场地域分布、各地区市场关系的特征以及国家政策对这些市场的功能定位具有突出指向性和军事服务性。

前明代中央政府除了在甘肃设立茶马市场，用内地的茶叶换少数民族的马匹外，还在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一些地方成立了国营马场。甘肃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畜牧学校就是在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设立于平凉，至今已有500年了。3月7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的专家学者。 为养军马实施马政

明初，由于长期的征战马匹十分稀缺，而此时明政府和北元之间争战还在继续，军队对马匹的需要十分急迫。为了解决马匹紧缺的问题，明政府陆续在甘肃各地设立了国营马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政府在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设立行太仆寺。明代的甘肃行太仆寺治所在甘州，陕西行太仆寺治所在平凉。太仆寺是元明清三代掌管牧马事务的中央机构。元代为正二品衙门。明初置群牧监，洪武六

年（1373年）改为太仆寺，寺址在滁州（今滁县）。为正四品衙门，设卿1人，掌牧马之政令；少卿3人。永乐四年（1406年），明政府下令设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每寺管辖6监，先设立2监，每监统领4苑，先设2苑。第二年8月，甘肃苑马寺的设置全部就位，其中甘肃苑马寺达到6监24苑的规模。

甘肃苑马寺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机构，设置苑与寺的最高管理官员为“卿”，属从三品，下辖的六监二十四苑分别是：甘泉监、祁连监、临川监、武威监、宗水监、安定监。每监下辖四苑，合计为二十四苑，其中：甘泉监所属：广牧、麒麟、红崖、温泉；祁连监所属：西宁、大通、永安、古城；临川监所属：明川、岔水、巴川、大河；武威监所属：和安、大川、宁番、洪水；宗水监所属：永川、黑城、清水、美都；安定监所属：武胜、永宁、青山、大山。甘肃苑马寺基本上都分布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地区，其中部分马场又恰好与明初“关西七卫”中的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的地方相互交错、犬牙重叠。这样，既利用了这里丰美的水草和少数民族善于畜牧的有利条件，也打乱了这里原有的势力分布，使苑马寺成为维护稳定这些地区的重要力量。陕西苑马寺所属的马场基本上分布在榆中、临洮、陇西以及宁夏、陕北等地。 陕甘马寺全国一半

永乐初年，中央政府在陕西、甘肃、辽东、北京四个地方设置了养马机构。后来由于条件制约，明政府裁撤了北京的养马机构，而所剩甘肃、陕西、辽东三地的苑马寺则负担了全国一半的马匹供应任务。 为了解决种马、母马的问题，明政府从茶马互市交易来的马匹中，挑选了一些马匹作为甘肃苑马寺的种马及母马。据记载，明永乐初，明政府曾多次下令从互市马匹中调拨马给苑马寺。当时规定：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成全市，或市其半，北马以尽市之”，在永乐年间河州茶马司交换来的1434匹北马全部分配给陕西、甘肃的苑马寺。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苑马寺马匹的繁育。

然后，依照地方水草丰美的情况，把甘肃苑马寺所属的二十四苑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上苑牧马1万匹，中苑牧马7000匹，下苑牧马4000匹。甘肃苑马寺实行了责任到人的管理办法，在苑马寺寺卿以下，分别设置了少卿（正四品官员），其下有寺丞、首领官、主簿各一个人。二十四监中各设置监正一员，监副二员，最低一级是圉长，一个圉长率领50名马夫，每个马夫管理50匹马。

弘治十五年（1502年）冬，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杨一清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朝廷因为陕西、陇右宜牧，设监苑，跨二千余里，后全部废了，只有长乐、灵武二监，牧地也仅仅有数百里。杨一清请支太仆马价银四万二千两，于平、庆、临、巩买种马七千。又请相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还厩，马既得安，敌来亦可收保。孝宗方重边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辄行后。迁总制仍督马政。陕甘养马业得到了发展，后来杨一清去职，未几复废。 畜牧学校设在平凉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上书马政事宜，请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陕西苑马寺“博选各苑俊秀，堪训马策，全集中于平凉，建房舍数间，以教以学。”这是甘肃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畜牧学校。

马是古代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不仅部队行军作战离不开马匹，而且一般百姓的生活也离不开马匹，耕田、拉车尤其借重于马力。自古以来“马政尤重”。明政府对陕西、甘肃的苑马寺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选派贤能的官员，任用了解养马知识的人员任下层官吏，就连如何使用饲料也有严格规定：“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冬草枯，则收饲之。”这种圈养和放养相结合的喂养方式，比游牧民族单纯放养的方式要好得多。 明正统二年（1438年）甘肃苑马寺及其所属的六监二十四苑全部被革去，余马和军马归陕西苑马寺，到弘治末年，陕西苑马寺也仅存两监六苑，仅仅有平凉、通渭、固原方圆数百里的地方。

清代由于整个形式的变化，甘肃畜牧业的重要性也大为减弱。明时河西走廊西部以及明长城以外，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上层人物和中央政府经常发生冲突，甘肃是前线，故而畜牧业极为重要，清代边疆西移甘肃成为内地，重要性也就自然减弱了许多。

顺治初年，清政府曾在甘州、凉州、肃州等地设置了茶马司和监牧地。后来清政府把西北的主要官马场也移到了天山北路，形成巴里坤和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大牧区。

而明代的养马场所也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牧场，当地汉民的养马之所。清顺治元年（1644年）养马机构附设在兵库武库司。雍正三年（1725年）始建衙署办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裁革，所领事务并入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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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食盐贸易与边防边垦

李三谋

【摘要】：正明朝建立以后,朝廷将国防重点放在了北部边疆,强调\九边\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防务,当然也不放松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的防备。统治者除了采取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手段进行边疆管理之外,还运用了市场管理的经济措施——控制食盐贸易的办法来加强北部边疆和沿海地方的军事建设。朝廷以强制性的方式调整和确定商税的缴纳内容和程序,以期通过盐商的纳税行为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并达到为边疆军事服务之目的。其管理活动较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

【分类号】：F426.82;K248 【正文快照】：

明朝建立以后，朝廷将国防重点放在了北部边疆，强调“九边”(甘州、固原、宁夏、延

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防务，当然也不放松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睡的防备。统治者除了采取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手段进行边疆管理之外，还运用了市场管理的经济措施—控制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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