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课题研究

课题

对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

吉林一中 10级27班

对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

内容摘要

本次课题，我们将以苏轼为出发点，多方面的研究其生平事迹。主要包括对苏轼生平事迹的概述、苏轼的文学成就、苏轼由“乌台诗案”前后的性格转变等。在研究过程中，组内成员大量查找资料，利用现有资源，所查资料翔实丰富，事实论据充实，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上网查资料法 研究成果：

1．组内成员对苏轼生平事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通过品味名家风尚，提升人文素养

3．感悟苏轼的性格及精神，以此帮助我们树立积极的生活心态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绪论

目前，中小学教材中苏轼的诗词和文章很多，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苏轼有了很大的兴趣。为了对苏轼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以后的发展有所帮助，于是，便提出了此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探究苏轼的生平经历，从而了解其诗文豪放又不失精妙的缘由，通过分析这位大文豪的作品来探究其深邃的思想和性格。本次研究性课题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学习，提高我们的阅读面和知识面，提高合作探究的能力。通过了解苏轼的生平事迹来提高我们对苏轼思想、性格等多方面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本次对苏轼的研究和解读，我们得到了如下观点：苏轼是一位才思敏捷、心胸豁达、有情有义、坚韧博大的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他的一生不仅闪耀着文学的光芒，而且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在遭遇痛苦与磨难时，拥有的是坚韧博大、豁达开朗的性格和精神。在人生迢迢的不归路上，苏轼正是以他的磅礴大气、卓绝人格，倾力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他所拥有的品质和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去借鉴和学习。

本论

生平概述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眉州眉山）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仕途的顺逆

苏轼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

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的仕途就这样简单又辉煌地铺开了。

但当时北宋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那时，宋神宗已经即位，他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但此举却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就包括当朝宰相司马光和苏轼的恩师欧阳修。从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党祸之争。

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苏轼是属于上述两派中的哪一派，苏轼终其一生也没有完全同意哪一派的做法和措施。通过研究他对两派的看法和态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思想和精神。

苏轼入仕之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保守派的大臣多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新任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他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案——“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此案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失利与改制的转折关头，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

“乌台诗案”。此案起因是这样的：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因此，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尽力教导、监督官吏等。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于是，苏轼虽然坐牢103天，处于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但还是被神宗下令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经过此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被贬到黄州后，他所在的职位并无实权，到任后，为寄托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他先后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许多名篇。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这句话以及其他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的苏轼虽然谪居在外，但其心境已经很是豁达开朗了，而这样的心境也为他从此以后人性美的闪耀奠定了基础。

不久，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然而在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旧党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因此再度请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后来，他又被贬多次，最远时被贬到儋州（今海南）。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他无论是反对那一派，他的宗旨便是一切为百姓、为国家着想。王安石的新法苛捐太多，对百姓有损害，苏轼便上书反对；旧党腐败现象严重，不利于国家，他也上书反对。虽然苏轼可以说是党祸之争的牺牲品，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崇高的品质。他心胸开阔、豁达开朗、坚韧博大又心系百姓、心系国家。我们不得不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情感的经历

苏轼一生，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极大，固是由于其自身努力与天赋。但另一方面，与他的情感经历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幼时，苏轼在母亲程夫人与奶娘任采莲的双双呵护下长大成人，使其从小便了解女性的温柔与博大，从而使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尊重而怜爱的。但苏轼的感情经历实在是很坎坷，他一生曾先后与三位女人为伴，这三位位妻子均先于他辞世。可以说，苏轼在情感上的三起三落对苏轼的影响很大。

第一个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子是王弗。她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十六岁时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此时，苏轼还是一个考生，在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情况下高中，而王弗，正是其仕途生涯开始时的伴侣。初入仕途的他，不懂得人情世故，亦不懂得观察身边的人。而身为妻子的王弗，深深了解苏轼的性格品行，于是她帮丈夫留意身边的人，替他打理好人脉关系。据史书所记，无论是王弗对于苏轼误解太守陈方平的规劝，又或是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都表现了其“识人”的能力，称得上是苏轼的“贤内助”。 但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王弗的善良美好之于苏轼，是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她让苏轼看到了女子的美丽温婉。我们认为，在某些方面，她让苏轼明白了如何去珍惜，并于苏轼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倩影，从而让苏轼看透了人世的无常。

第二位妻子便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她虽没有王弗的聪慧，但却在苏轼最困难的岁月中始终坚强地陪伴着他。此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又屡次被贬，在这番宦海沉浮中，王闰之却能不离不弃，温柔而细心的照顾着苏轼，实乃不易。最困难时，王润之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祈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我们认为，这正是王润之的伟大之处，展现了她的心胸。而在此期间，她能尽职尽责的做好妻子的责任，为生计奔波，在家中将家务处理的井井有条，并担当了教育儿子的重任，以此看来，“贤妻”一词王闰之当之无愧。但遗憾的是，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下了“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这般悲痛的祭文。我们认为，苏轼在遭贬期间仍能够醉情山水、超然旷达，很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家中有一个如此贤淑的妻子。或许，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凡，才造就了一代伟人的不凡。她作为那个站在伟人背后的女人，用她的温顺坚强，让苏轼

体会到了家的温暖与和谐，帮助苏轼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第三位是苏轼的侍妾——王朝云。她比苏轼小二十六岁。王朝云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她与苏轼相遇在西子湖畔，因仰慕苏轼的才华而决定追随苏轼。王朝云的地位虽不能与王闰之相比，但她在精神和艺术感受上，却比王闰之更能进入苏轼的精神世界。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堪称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那句名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便出自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蝶恋花》。不幸的是，王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苏轼在朝云墓旁这样写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其实，王朝云懂苏轼甚至超过了懂自己。我们认为，苏轼亦是懂王朝云的，不然他不会在朝云死后终生不碰那首《蝶恋花》。我们以为苏轼身旁是需要这样一位女子的，她能够懂得苏轼，并用自己的美丽温柔去安慰他。苏轼婉约词的清丽淡雅，我们想亦是受了王朝云的影响。正是她，升华了苏轼心中对于美好的定义。

或许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这三个陪伴苏轼一生的女子都姓王。我们以为，这三位女子能在她们的一生中遇见苏轼，是她们的幸运，她们能够亲身见到苏轼生活中的点滴，能够享受苏轼的怜爱，能够被苏轼旷达的心性所影响??这些都是多么的幸福。但同时，苏轼能遇见她们，又怎能说不是一种幸运呢？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那样善良美好，都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的为苏轼付出着。我想，没有她们，苏轼

亦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苏轼。她们对于苏轼性格、胸怀、思想亦有一定的影响。她们之于苏轼，确是其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文学的成就

苏轼最高的成就在于文学，他既能写诗，又善于作词，在散文领域，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精通书画，真可谓是全才。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由此可见，苏轼在文章方面的成就很高，但其在诗词方面的贡献也不容我们忽视。

苏轼的诗现存四千多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其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

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乌台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但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其淡泊旷达、豁达开朗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我们认为，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

宽和，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其次，在文化上，苏轼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而对于苏轼的词风，从北宋起，大多是评价其词风为豪放一派，但我们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只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其实，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可以不囿于传统的“豪放”、“婉约”之论，而是以“雅”、“俗”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矛盾范畴来审视词史长河的变迁，我们会发现苏轼的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并奠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雅文化的殿堂。所以，与其说，豪放的风格是苏词的贡献，不如说其词是在词的“俗”的属性中注入了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和哲理，注入了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

由此，我们可以将苏轼的词风分为以下三类：豪放风格、旷达风格和婉约风格，这三种风格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苏轼在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苏轼的生平事迹的研究。

结论

通过以上我们对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苏轼是一位才思敏捷、心胸开阔、豁达开朗、坚韧博大、心系百姓和国家、有情有义的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同时我们在苏轼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品质和精神：面对痛苦和磨难时，他拥有的顽强和豁达；面对情感时，他对身边人的珍惜和思念等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仍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居笔记》 余秋雨著 文汇出版社 3．《唐宋词流变》 木 斋著 京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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