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引言

大国崛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纵览现代世界大国之兴衰，一个大国要振兴，非有自己的兴邦之道不可。英、法、美走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德、日走的是民族利益至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苏联走的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全面管理经济之路。这些国家都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崛起，必然也要探索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当然，大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并非天生而来，也不是一蹴而就。它总是要经过萌芽、发展、调整、成型的阶段，最终才能走向成熟。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其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执政者主动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经常是形成本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措施。比如：沙俄帝国兴起时，就曾经积极地向西欧学习，沙皇甚至还微服出访西欧以学习他国的管理经验；日本兴起时，也曾经多次组团赴欧考察，然后积极模仿德国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撇开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谈，我们仅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说起。一言概之，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构中央集权、树立马列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由中央政府全面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与英、美的社会发展道路有根本差别。英、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的是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在英、美，政府是经济社会活动的“裁判”，政府一般不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在苏联，政府是经济社会活动的直接组织者，政府全面管理经济生活。走上这条发展道路后，苏联曾经创造了惊世骇俗的发展速度，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赶超，实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宿愿。二战前夕，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但分别超过了英、德、法，而且超过了英、德、法三国的总和。苏联在二战中遭受巨大创伤，但二战却使苏联模式的光辉照耀了半个地球。兹·布热津斯基说得对，苏联模式一度是人类文明的吉兆，一大批民族国家竞相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自由资本主义一度处于守势、劣势。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于这个沉睡百年的大国来说，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独立主权之后，最沉重的任务莫过于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否则，赶超西方、振兴民族、富国强兵的梦想都将化为泡影。其时，世界上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的社会发展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以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敌对、经济封锁和军事威慑，新中国选择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断然不可能的。因而，从保持中共政治路线的连续性和突破资本主义封锁、争取苏联援助的三个方面看，新中国那时只能选择走上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学习苏联、走上指令计划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不但为新生代政权缔造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基础，而且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经济格局。 但是，模仿的正确归宿必须是在继承中超越，新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必然要以继承和超越告终。有如造血功能缺失的病人移植异体骨髓一般，移植而来的骨髓可能不成活，可能成活并在短期内造血，也可能成活并长期造血。理论上讲，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模仿，同样存在类似的这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学不成；其二是学成了但不能长久运行；其三是学成了并长久运行下去。我们的最大愿望当然是第三种情况。要实现这第三种情况，先决条件就是病人借助移植而来的骨髓，实现这部分骨髓的新陈代谢并产生自身的健康骨髓。对于模仿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来说，要在模仿中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到：通过模仿苏联模式，在继承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变革和创新，最终形成符合国情的中国自

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对苏联模式的学习、继承、改革和超越。在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三十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进行新的革命，最终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苏联寿终正寝的情况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大放异彩！ 沿着这个思路，笔者从分析苏联模式的成因和基本特征入手，在扼要评价苏联模式历史地位的基础上，阐述了新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模仿，论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调整，最后重点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超越，在总体上作了对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对照思考。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顺便交代本书的写作分工。全书由沈宗武设计章节写作思路框架，执笔撰写引言、第一、二章和跋，并对全书各章进行文字修改，第三章由沈宗武、马斌、康鑫撰写，第四章由沈宗武、李国麟、张建云撰写，第五章由李晓勇、付利撰写，第六、七、八章由夏禹、王春娥、王永贵撰写。各章作者享有各自完整的著作权，承担各自完整的著作责任。作者撰写本书时向多位专家请教，借鉴引用了多位学界同仁的观点和看法，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稿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出版总署、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的专家学者认真审读把关，在此对他们的辛苦劳动和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章 苏联模式的成因分析

在列宁逝世后的数年内，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形势的转变，新经济政策开始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要求，而且还滋生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粮食收购危机和富农、城市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等等。于是，国内外问题互相交织，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在此形势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行征粮和强迫富农迁移等，力图使国家摆脱困境，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启动工业化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执行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使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也引发了国家经济、政治路线的转变。由此，苏联开始朝着放弃新经济政策和创建苏联模式的方向发展。 一、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实行

1928～1929年连续两次进行的强行征粮，是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虽然此时苏联仍未作出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1929年12月，在彻底击败布哈林派之后，斯大林才正式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这是对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路线的全面认定，是创建苏联模式的政治宣言。随着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苏联模式开始形成。

下述将对苏联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作概要阐述：

第一，苏联模式是在1929年前后逐步形成的，它是以新经济政策的对立形式出现的。 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此时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农民在生活上获得了一定改善，已经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农用生产工具后，开始拒绝低价售粮。1928年初，国家开始面临缺粮危机，城市工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国家没有粮食可供出口。因此，以粮食换取外汇，然后又从国外购买工业设备和技术的工业化战略无法实施。在经过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同意后，[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大会否决了采用暴力剥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但是，在紧接着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不单是斯大林，而且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该条规定：对从事粮食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分子予以严惩，本人交法庭判罪，粮食由国家没收。就是说，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采用暴力办法征粮。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465页。]斯大林关于执行“非常措施”在农村强行征粮的建议被全党接受，并迅速被付诸实践。征粮队在全国各地强行向富农征集余粮，中农经常也被不适当地加以掠夺。1929年初，由于仍未能购得足够的粮食，国家又再次执行“非常措施”。强行征粮的办法，突破了新经济政策提倡的向农民购买粮食的准则。但是，强行征粮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它仍构不成一种与新经济政策不同的社会体制。从1929年4月、5月起，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和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实行，苏联开始真正迈出了超越新经济政策，创建苏联模式的步伐。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派的斗争告一段落后，集体化运动在全国掀起。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从1929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57页。]新经济政策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被集体农庄所代替。1929年5月，具有指令性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被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并全面加以实施，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现出雏形。

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决定改组企业之上的托拉斯，撤销辛迪加和管理总局，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制，这样，人民委员部通过联合公司，就可以对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30年代初，苏联政府又进行了信贷、税制、工资改革，国家对工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管理，工商业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初步形成。1932年，苏联通过了第一个《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把自1928年至1929年即已形成的集体农庄制度牢牢地确定下来，建立了严格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从而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生产和分配各个环节的严格管理。这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就集中了全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权。在工商业和农业都实行了计划管理之后，私人工商业皆被取缔，市场商品流通被排斥。苏联对全国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进行了严格的部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在政治体制方面，反对派的全线溃败，使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原来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人分别占据的党、政、军的高级职位，都由斯大林的得力亲信所执掌，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开始出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拥有极大权力，斯大林个人在党内矗立起了无比崇高的威望。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权威，否则，不论是政党还是领袖都不能行使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特殊的社会形势下，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权模式更具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权力过分集中，超过其应有限度，变成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就会走向反面。当领袖的个人权威过分膨胀，以至于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它的负面作用就会逐渐超过其积极作用，对社会造成破坏。由斯大林及其得力亲信掌握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权力后，列宁逝世初期苏联出现的权力分割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联共（布）告别了权力纷争阶段，进入了由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新时期。

为了配合政治斗争和经济路线的转轨，苏联对文化意识形态体制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罢黜了布哈林派的文化领导权后，斯大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学术文化团体进行了全面改组，开始缔造起一个完全服从于新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和学术阵地。在对德波林及其学派进行批判时，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开始被不适当地运用和认可。在卢那察尔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被清除后，教育委员部实现了领导层的变更，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全面掌握了教育委员部的权力。随着党内文化体制的转换，教育机构进一步实现专业化，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逐渐矗立了起来。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已初步形成。随后，社会形势的转变又促使苏联模式不断发展，迅速走向成熟。

第二，随着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顺利推进，苏联模式终于走向成熟。

1934年，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书记处所属的七个中央机关按生产原则改组为工业部、农业部、计划财贸部和政治行政部等十多个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以及它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农检察院被撤销，原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降为它的一个附属机构。1934年5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的决议，决定撤销联合公司，在机器制造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生产管理局─企业的二级生产管理体制，在冶金、化学和燃料工业等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生产管理体制。于是，各人民委员部就直接地管理了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具体业务，国家机关的权限大大加强了。

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全面确认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新宪法以法律形式承认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也确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以部门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正确性。新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以宪法的形式认可了人民选举制度。至此，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体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苏联模式得到了全面确立。 在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肃反扩大化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发生。依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论断，[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内务部把党内斗争升格为阶级斗争。原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加以迫害。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一些学者有意渲染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并用以攻击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但是，决不能忽视肃反扩大化给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它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肃反扩大化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本就具备了权力高度集中特点的政治体制，由于内务部门的各种行为而带上了破坏法制，人治代替法治的特点，使苏联模式具有了许多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内容。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一些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不相一致的特点由此产生。

1938年，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分期纲要、并亲自撰写部分章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该书的出版是当时苏联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全面地阐明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准则，确立了联共（布）一元化的社会生活指导思想模式。该书其实就是当时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它用理论的形式把苏联模式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界定了下来，为其实行和发展提供了准则。由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开始走向成熟，它不仅有着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而且还有了评判是非的理论标准。 至此，苏联模式全面形成。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经过两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成功实行后已经基本成熟，工农业和商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为一套彼此紧密衔接的有机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定型。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日臻成熟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模式的全面确立，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屏障。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运行及其之间的互动，催熟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第三，在二战后的漫长时间内苏联仍然继续实行苏联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耗尽了苏联两个半五年计划的物质成就，战争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了苏联的国家机器，使苏联模式不但未弱化，反而还得到了强化。战后，苏联模式不仅在苏联继续实行，而且还被“移植”到新成立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历史上，苏联模式在苏联的缔造和实行及其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植”，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一曲激昂而悲壮的无产阶级工农群众解放运动的协奏曲。

二战刚结束，共同的强大敌人消失后，美、英、苏不再具有结盟的现实要求。1946年3月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

演说，声称“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认为苏联所希望的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转引自施莱辛格编：《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

]8天后，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丘吉尔的“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以合作”。他说，丘吉尔是在进行反苏战争宣传，推行反苏战争方针。[《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463页。

]尽管斯大林还是竭力要维持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但冷战的序幕却不可避免地拉开了。面对美英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1946年底，斯大林在接见罗斯福之子时表示，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他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4页。

]苏联不得不再度进行新一轮的全面备战，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苏联上空。不屈的苏联人民无论如何决不能坐以待毙，备战再次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共同努力，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苏联拥有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1～453页。]于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人民，得不到丝毫喘息之机，冷战就再次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梦魇。国家再度肩负着与苏联模式创建初期相似的备战任务。 因此，为了抚平战争留下的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世界战争，苏联又重新启动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又按战前的那一套程序加速运作。而且，这一次，凭借曾经创造过伟大成就的实践经验，斯大林及其人民对苏联模式具有更坚定的信心，即使在遭遇到美国的核威慑时，仍然岿然不动，勇往直前。在这一时期，苏联已经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孤岛”，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簇拥下，苏联模式在苏联的重新实行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工业基础，而且拥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计划委员会编制了第四个国民经济计划，要求使苏联受害地区得到恢复，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在苏联模式的推动下，苏联人民无所畏惧的重建工作和新的战备行动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到五年时间，国家很快医治了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逐渐超越战前的发展水平。到50年代初，当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已经在经济总体实力上向美国逼近。在五六年时间内，苏联模式的实行不但使苏联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而且具有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苏联模式的魅力所在。但是，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国内经济矛盾开始更为表面化。 二、苏联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苏联模式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那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国内社会危机四起，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资本主义国家对红色苏联的战争曾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苏联全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度经受着生存危机的考验。

第一，国内开始出现复杂的社会危机。

列宁逝世后，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引下，苏联国内经济状况相对较为稳定繁荣，但是，政治生活则较为混乱无序，党内的派别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经济上的稳定状态也未能保持多久，到1928～1929年间，粮食收购危机引发出新的经济矛盾，国内经济矛盾不断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而且，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直接影响到党内领导高层的决策，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开始与经济路线的分歧纠缠在一起，党内不同派别甚至还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又进而加深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分裂。一言概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期，苏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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