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共同构建大美青海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共同构建大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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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崇荣

近期，强卫书记在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族宗教工

作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宗教和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幸福。”这四条原则不仅表达了省委省政府对广大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关爱之情和殷切期盼，还反映了省委领导对青海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各显其美对构建大美青海之重要性的洞察力。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藏、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在历史长河中，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各民族频繁迁徙交往，相互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为青藏高原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青海各民族历史上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展现出一幅多民族、多文化同住共存、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绚丽画卷。青海还是多宗教地区，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等宗教和民间信仰在全省或局部都有所分布，各宗教文化共生共存、交相辉映。这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和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相处原则。

多民族国家或地区中具有不同信仰背景、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宗教群体如何和睦相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民族是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差异，却又共生共存在同一个自然界、同一个社会整体之中。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或载体。对于我省许多民族而言，民族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而青海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既造就了青海地域性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形成省内民族宗教关系的复杂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因素，民族宗教矛盾激化为对抗，不仅社会和谐安宁化为泡影，而且引起流血冲突与战争，有的导致国家分崩离析，人民则饱受苦难的折磨。没有民族与宗教的和谐，便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维护和促进我省民族与宗教的和谐，乃是构建我省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青海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上互相包容，没有因为信仰价值的差异而导致长期冲突，相反在长期的和睦共处中各得其所。尤其在一些民族杂居区，藏传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长期处于融合的状态。各宗教有共通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文，都道出了同样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善除恶，做有道德的人，是各宗教信徒的共同向往。各民族、宗教文化都有爱人利他的传统，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追求，佛教的“平

等慈悲、容忍布施”理念，道教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思想，基督教的“爱人仁慈、慈善公益”主张，伊斯兰教的“行善施舍，赈孤救贫”等。各宗教都主张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积极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荣誉和根本利益。如佛教提倡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的“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伊斯兰教的“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等主张，都体现了宗教的爱国、护国的崇高精神。各宗教都有关爱自然的传统，普遍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如佛教的缘起共生论，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由各种原因、条件而相辅相成的；道教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都十分尊重自然，主张善待万物，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思想都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我们深信，只要我省宗教界人士具有自觉意识，大力发挥上述优良传统，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形成风气，形成氛围，就一定能够维持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进而推动青海社会经济的不断前进。

我省各民族长期在青海这一块土地上生活，交往频繁，形成了与地域相连的共同认知、共同利益。许多民族都有着共同的祖源，在形成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民族群众经济上都有互补性和联系性，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工业生产；藏族、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林业生产；回族、撒拉族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经济上互通有无，谁也离不开谁，这种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和睦的民族关系。民族间频繁交流必然导致共同性增加、差异性减

少，成为各民族亲善和睦的基础和主流。青海各民族之间的主流是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改革开放以后，青海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这种民族关系正是抵御和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的坚强防线。近几年是青海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青海各级党委政府的卓越工作，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各族人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也离不开，各族兄弟是一家，只有团结一心，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才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穷则思变，长期贫穷的青海各族人民对发展和脱贫致富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和安定环境。

青海文化是多元的。从宗教的角度看，青海有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汉传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众多宗教文化；从地域角度看，有河湟文化、雪域文化、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从生态民族学的角度看，有河湟谷地的农耕文化、浅脑山区的耕牧文化、高寒草原的畜牧文化；从单一民族角度看，有汉族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土族文化、撒拉族文化等，各文化之间交相辉映，互补共生。

●数百年来，青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汉族、土族专营农业，藏族、蒙古族专营草原牧业，回族、撒拉族经营商业的这样一种既分工又合作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农业、牧业、手工业，通过商业而成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联合体。

●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青海地区的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信仰的民族中形成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圈，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牢固聚合力。另一方面，青海的各宗教不分先后、不论大小相容共处。在宗教领域展现了青海文化的多元和谐。

●青海文化呈现出多极化的格局，从不同的角度可把青海文化分为若干文化，如藏

族文化、撒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回族文化、土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等等。在文化交往中各文化团体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相对独立的文化集团。青海文化中的任何一极文化，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而汉族文化又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二者相融互渗、取长补短、密不可分。

●青海的五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个性鲜明的文化。衡量一个民族文化价值大小是看其个性化程度，个性化越强，价值越大。因此我们在对待其他民族时，要承认其文化个性，尊重其民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理解其民族的心理特点，这是维护民族文化多元和谐发展的重要原则。

●青海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无论以何种经济生产方式作为民族区域的发展途径，都应该把培育各民族地区群众平等参与发展的能力建设和相关权益的保障放在首位，重点关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同利益者间应平等共享资源机制的建设。

●青海有必要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对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进行保护，建立民族(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来源：青海日报)

从多元视域看青海河湟文化

□ 郭洪纪［青海］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多民族国家，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共存现象，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延续至今。尤其在青海河湟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以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族儒家文化并存互动的文化格局。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并通过研讨青海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哲学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各种关联，探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青海少数民族在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实施西部大发展提供文化哲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显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近些年来，国内在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论述较多，其中多数是以民族学、宗教学等作为学科基础，来研究青海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族群关系问题、族群特征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等，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从多元一体的视角深入分析河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形成健康互动、和谐相处的格局，并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深层问题，这方面的论著似乎很少。国外学界囿于自身条件，亦很难企及这一问题。

河湟地区是三大宗教文化系统——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交互影响、长期并存的极具特色和极富研究价值的地区，其中，回、维吾尔、哈萨克、撒拉、东乡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而汉族群众则长期保持了儒释道合流为鲜明特征的汉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的生活习俗和伦理制度。以此做为基本论据，说明三大文化系统对各个族群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青海河湟地区，主要包括了汉、藏、回、蒙古、撒拉、土族等各个民族，以其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鲜明的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汉文化三种文化长期并存、健康互动的文化社会系统而表现出极为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哲学特征。青海地区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受到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各种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表现在哲学、宗教、习俗、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出现较大的变化。

通过对河湟地区三大文化系统的比较研究，一是探讨西北尤其是青海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以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二是研究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宗教哲学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促进民族群间团结和进步，为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提供文化理据；三是找出三大文化系统在西北民族地区长期共存、相互兼容的某些特定规律，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有助于稳定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四是通过对三大文化系统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化转型中遇到不同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出解决的预案，为繁荣民族地区文化经济，为实施现代化开发战略提供文化思考。其核心问题包括:(一)河湟地区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基本特征研究；(二) 河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冲突与变迁；(三) 河湟地区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适应与交流；(四) 河湟地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该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五)河湟地区少数民族宗教哲学、伦理、习俗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因此，以河湟地区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为主要视阈，以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汉文化三大文化系统的健康互动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包容、相互发展为基本线索，重点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规律与特征问题，以及多元

文化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协调问题等。

以哲学、伦理学、文化社会学为基础理论，辅以民族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文献综合和实地研调紧密结合。基本思路是以不同文化系统的交融作为研究主线，深刻总结青海地区主要是河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哲学、宗教伦理、道德习俗方面的演变规律和基本特征。

在河湟地区的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中，可以明显地找出“天人合一”、 “厚德载物”、“重土安迁”这些反映儒家哲学精神的观念与价值；河湟地区的儒家汉文化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儒释道三教精神充分整合，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伦理交叉渗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河湟地区的各民族正是在文化共享、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了河湟地区安定、和谐、有序的发展，反过来，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背景也促进了河湟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汉族儒家文化这三大文化体系相互补益、健康互动构成了河湟地区特殊的稳定结构。随着西部大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以及构建和谐民族社会的深入贯彻，青海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中。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其中的优秀民族传统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提升，因此，深刻总结青海地区主要是河湟地区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蒙古族在文化哲学、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尤其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尤其是从儒家文化、藏传

佛教、伊斯兰教的哲学、伦理、习俗中汲取那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优秀文化成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青海绵延高耸的雪山，浩瀚的沙海，广袤的草原以及滚滚东流的江河水，不仅哺育了高原儿女，而且也孕育了灿烂夺目，独具异彩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世代居住在青海的各族人民，在开发青海，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以黄河流域文化为特征的高原民族地方文化，它既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又包括汉民族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在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有“中国希腊”和“春秋岐山”之称，以历史悠久，风格独异，气势恢宏，光辉灿烂而著称。

一是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长达几千年之久。如前所述，青海人民在华夏文明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如在殷商以前，已把野生动物“盘羊”最早驯化、改良成家饲绵羊，其养羊业居华夏各民族之冠，并以羊毛线绳织成的毛毯输入中原；将藏语称为“雅”的一种野牛驯化为乳、肉、役兼用的家畜――牦牛，并且在汉魏时已输入中原；在商周之际就用牦牛与黄牛杂交，成功地创造了优良畜种“犏牛”。在夏商周时期，就最早培育了耐寒干旱的农作谷物――“来麦”，即青稞，并传入中原人研成“麦子”，“耦耕”，“二牛顶额”，也远在中原其他民族运用牛耕之前。在公元三四世纪就培育出了“青海骢”，号称龙种。“金络青骢白玉鞍，长鞭紫陌野游盘。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

公元七世纪初就创造了藏族人沿用至今的文字、历法等，并在天文、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记录资料。青海先民不仅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曾经遥遥领先于中国或世界，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有许多成就属于世界前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音乐、舞蹈、彩绘；在十三世纪左右，就有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可以与古代印度著名的《摩阿婆罗多》媲美；热贡艺术――五屯壁画，在近代对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就产生过深刻影响；塔尔寺的壁画、雕塑、酥油花堪称艺术三绝。

二是博大精深。青海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史学、教育、哲学、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理论、思想，还包括文物古迹、文艺创作、民间风俗和科技成就等，并在许多领域曾分别达到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峰颠。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戴传贤认为“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和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如果把中国比欧洲，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时的周代，青海就是岐山”，强调了青海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他曾撰文称“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是五大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是中国真正文明的源泉”。夏鼐也指出：“青海是昔日诸种文化的汇合处”。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青海地区居民点已是星罗棋布。

中国是世界最早出现彩陶的国家之一，地处黄河上游的青海又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被称为“彩陶之都”。仅青海境内东起湟水一带的民和，南至黄河上游的共和就出土了达二三百处上万件精美彩陶。这些陶器造型新颖，花纹优美，是我国彩陶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重点发掘的有大通孙家寨、乐都柳湾等七处，按地域的差异和时间的不同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特别是乐都柳湾出土的彩陶，以其数量之丰富，造型之多变，纹饰之繁缛，构图之精美，艺术风格之独特冠诸远古文化之首，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彩陶艺术鼎盛的风貌。大量人像彩陶壶和人面彩陶壶，反映了古代人体艺术塑画和绘画的艺术成就。更需值得一提的是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盆。在陶盆的内壁上绘有三组舞蹈人花纹，每组五人。这种集体舞蹈是远古文化中独具异彩的艺术形式，以造型生动活泼和内容丰富深刻，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研究中国的科技史、音乐史、舞蹈史、美术史甚至体育史都提供了实物资料，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重要插图载入该书。同时，它又是我国古代狩猎民族的最早舞蹈形式的反映。在马厂类型的陶器中，造型更为新型多样，不乏艺术佳品。其中民和县阳山墓地出土的喇叭型彩陶器别具一格。其外形似喇叭筒，一端呈喇叭口，另一端作盘型口，两端的外沿还附有一小耳，并在口沿上彩绘锯齿状花纹。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远古民族原始政治文化的反映，也是一种长鼓式乐器。

在铜石并用时代，青海境内有上百处齐家文化遗址，其中贵南县尕马台墓地出土的一面青铜镜，是国内最早的一面铜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浓厚的兴趣。

从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陆续发展起来的屈肢、砍头、乱骨等墓葬形式，是羌人所持有的。由此看来，把齐家文化、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类型的文化看作是羌人文化即高原文化的先驱是允许的。

在柳湾2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近700件彩陶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按其结构可分为几何型和动物型，其中几何型符号数量最多，达139种，都由点、横、斜等线组成。而在几何型符号中数量最多的是“十”字型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文字的前身。在一个地区集中发现如此多的符号型彩陶，实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之最。

青铜器时代，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湟水流域，东起甘青交界的黄河沿岸，西至海南藏族自治州，北达海北藏族自治州，南抵黄南藏族自治州发现了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和卡约文化。特别是诺木洪文化分布最广、最密，以畜牧业为主，与齐家文化以农业为主相比，对青海高原部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畜牧业经营已比较发达，家畜有牛、羊、马等六七种，可以认为是最早的“牧业文化”。

诺木洪文化、卡约文化，从地域上来看，显然还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文化的遗存。特别是卡约文化的阿哈特类型，

其分布地是阿尼玛卿雪山东北的黄河河曲之处。这一带古代称为“赐支”或“析支”，无疑是居住在析支的一个族，《后汉书?西羌传》几乎把它当作羌人的祖先来看待的。由此也可以推定青海地区从马家窑到辛店、诺木洪、卡约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均是“羌人文化”。

这些遗址不仅证明了青海先民在远声时期就创造了古代的灿烂文化，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而且也证明骄傲的黄河流域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交融所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黄河文化。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混合》一文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黄河流域的西起青海，东迄河南，中间包括陕甘二省……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可以说在秦汉之前，河湟两岸，九曲牧场，祁连山下和江河源头等地，是西羌久已游牧的地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牧业文化，即高原民族文化。与此同时，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以她的神秘、独特的人文地理，奇山大川，奇风异俗等为国内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文学创作中成了“永恒的题材”。在我国远古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昆仑系统”神话，就产生在青海地区，并哺育着华夏民族的文豪艺萃。著名古籍《禹本》、《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穆天子外传》、《太平广记》等，记载了大量与青海有关的“昆仑神话”传说，往

往把青海与美丽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影响久远，脍灸人口。明代诗人蒋石卿形容说：“吾闻青海外，赤水西流沙，神人生鸟翼，蓬首乱如麻；出入乘两龙，左右臂双蛇，中有不死药，奇丽更芬葩。”据说西王母掌握着长生不老之药，使长弓射日的后羿羡慕不已，不辞辛苦地求取此药，结果被妻嫦娥偷吃后飞奔月宫。黄帝以昆仑山为“帝下之都”，听天韵乐于“咸池”；穆天子、尧、舜称王，都总前往昆仑山，拜见过西王母。《神异经》还记载昆仑山还“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屈原《离骚》将昆仑山的神奇色彩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兮同流”，诗人乘玉虬，驾鸾凤，朝发天津，夕至西极……经流沙，渡赤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比寿，日月同光。多少人从中得到灵感，写出了瑰丽奇幻的诗篇，如杜甫“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光”；刘驾“莫但取河湟，河湟非边疆；愿今日入处，亦似天中央”；李峤“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等等。昆仑山成了中国的奥林卑斯山，是“百神之所在”。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保留了华夏远古乐舞的珍贵信息，这些信息为出土文物所证实，而成为中国乐舞之史的最原始资料。犹如昆仑是黄河、长江之源一样，在青海地区产生的华夏远古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艺术源头，且其影响及于世界。河湟文化研室年轻专家牛友菲先生研究认为：殷商之前传说中的夏文化，即是由青藏高原的羌人创造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源头，并从乐舞史的角度进一步

确立说，在卡约村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琴弦”和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民和出土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喇叭彩陶、诺木洪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四孔骨笛”四大件乐器，便是夏代青海乐舞的全貌，其中石弦琴、舞蹈彩盆和骨笛尤具代表性。这种石弦琴与甘肃陇右出土的相当于汉晋之际的那种卧管筱一脉相承，更具华夏音乐的正统意味。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西音”，亦即夏音，是从古大夏的地名而来。虽然古代大夏在洮河流域，但它的主人却是羌族，影响及于纵横数千里的青海羌境，应视为同一区域，是华夏文化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传说中的伶伦“奉黄帝之命”，去“大夏之西”，至“阮俞之阴”，从“嶙溪之谷”得“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之乐律。古“大夏”既然在古凉州地带，那么这个“大夏之西”，当然就是昆仑山下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祁连山脉地带，“阮俞”就是昆仑山脉，“嶙溪之谷”为《水经注》浩门河东南迳，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的“解谷”或河水又东迳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允谷”或“榆谷”，皆在青海境内。这与《庄子?天运》中的记载非常吻合：“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自不自得。?帝曰：?……其卒无涯，其始无首，一始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俱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这种调式虽一，而调律常新，并不使人生厌的“无调性音乐”，发源于柴达木盐湖即“咸池”附

近，初传到荆襄之地，即“洞庭之野”，使之始为“惧”，继而”怠”，终而为“惑”，“荡荡默默”，而不自得了。今天泰国在―首乐曲中主音常常移动，终了也不回到原来位置上的“无调性音乐”，正是经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了夏代昆仑山脉柴达木乐之古韵遗风而创造的。十九世纪德彪西使用全平均律音阶之无调性音乐，正是中国古代《九辩》之乐的重演，而《九辩》、《九歌》正是夏启“梦之帝所”即昆仑山的乐名。这种“九辩”之乐，正是起源于昆仑神话系统的发源地――青海高原。《九辩》、《九歌》、《九韶》以至于《山海经》中提到的《九代》、《九招》，是中国历代相承同一个乐舞的不同名称。青海出土的石弦琴和骨笛就是《韶》乐的伴奏乐器，又是《韶》乐的道具。这种舞蹈“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之类，大通的舞蹈纹盆即有反映，是国内最早的乐舞记载。唐?韦元旦“琼策暂下钧天乐”的诗句，正是用了黄帝在咸池(今柴达木盆地)奏“钧天广乐”的典故。唐岑参“胡琴琵琶与羌笛”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中的“胡琴”，就是从这类石器弦乐中发展而来。此乐传入欧洲后，罗马尼亚的《云雀》就是对此乐的继承。牛先生在另一河湟文化研著《古乐发隐》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旁证博引唐诗中的一些论据，进一步发挥其观点。他指出：唐人王之涣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所说羌笛系由今诺木洪出土的“四孔骨笛”发展而来，在乐器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所有管乐的鼻祖，

是我国管乐器的一枝奇葩，在先秦时期就纳入“八音”之一。“四孔骨笛”是新石器时代的管乐器，也是中国最早的乐器，以后发展到竹笛、铜笛、铁笛、木笛。竹笛的制造“伏羲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官，或谓舜作韵乐”。“律官”即“笛类、韵乐”即《九韶》之类的乐舞。又“黄帝命伶伦作律，伐昆仑之竹，二生空窍原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的记载，和《前汉书?律历》、《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篇》、《玉海》等典籍的类似记载，都与青海羌人有关。羌人制造的“黄钟大律”――羌笛，启发了汉代一管多音之器――长笛的横吹。正如汉代马融《长笛赋》中所说：“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迈便易枝。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龙吟之声”为特色而备加推崇。李白“笛奏龙吟水”和李峤“羌笛泻龙声”生动道出了羌笛的特色。韦庄《湃阳间》云：“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刘禹锡《杨柳枝词》云：“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王昌龄《从军行》云：“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高适《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孟浩然《凉州词》：“异身之乐令人愁，羌笛胡篦不用吹”；李白《塞下曲》：“笛中闻析柳，春色未曾看”。《春夜洛洲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中“折柳”即《折杨柳》的省称，是羌笛之名曲，唐代征戍之人素爱吹奏的“异方之乐”之一。《唐书?乐志》记载：“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即《折杨柳枝》。李商隐《嫦娥》对羌笛作了更为细致的描写：“直扑七点是藏指，暗含清风调宫徽。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

《落梅》是羌笛又一名曲。李白：“羌笛梅花引”，“笛奏梅花曲”，“羌笛横吹阿 堆，向月楼中吹落梅”；皇甫冉“唯有闻羌笛，梅花曲里春”；宋之问“羌笛写龙声……遂吹梅花落。”这种乐器一直到宋代以后才被南方兴起的“瓦釜”之类替代，成为中国音乐史上“黄钟受毁，瓦釜雷鸣”的开端。

在唐人诗歌中羌笛和胡笳作为同类乐器使用，陈子良“清笳转落梅”、“笳声动落梅”，骆宾王“且悦清笳杨柳曲”，卢照邻“胡笳折杨柳”，郑憎“折柳悲春曲，吹笳断夜声”；皇甫冉《杨柳》“本在胡笳曲，今从汉将营”等等，从这些诗句中看出，《落梅》、《折柳》二曲在唐代诗文中竟无法分清是羌笛曲还是胡笳曲。正因为羌笛、胡笳皆以《折柳》为名曲，故又称“悲笳”。岑参《胡笳歌》写道：“君不闻胡笳声最紧，紫髯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

羌笛、胡笳愁杀征人的名曲之一，便是《折柳》。而折柳送别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风，《诗经?小雅?采薇》中即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句。王之涣《送别》写道“杨柳东门树，青青

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白居易《春门柳》亦写道：“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这些诗句足以证明折柳送别为中国古风，亦是青海古代羌人文化的熏陶很深。这些观点，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些证明。早在1905年，德国著名作家汉斯?贝特格翻译了唐诗中与羌笛有关的一些诗，就将成为制度，并直接以唱冠名，叫《中国之笛》，可见羌笛在唐诗中的地位。1908年，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看到了《中国之笛》后，触动灵感，从中选取七首谱写成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1911年，《大地之歌》交响乐曲在慕尼黑首次公演，大获好评。此外，瑞典作曲家约格伦和奥地利另一作曲与威伯恩先后把唐诗中包括《春夜洛城闻笛》、《静夜思》等羌笛相关诗歌谱成曲子，使它们流传更广。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研究所平冈武夫先生编号统计，《全唐诗》 九百卷49403首诗中，“羌笛”有120处，“闻柳”240处，“落梅”246处，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据《搜神记》讲，羌笛《折柳》之曲是以为诉兵革辛苦，终将敌擒获斩首的内涵，激起了诗人们的强烈共鸣，无论如何，上述观点，虽然目前还不是定论，也许证据还不充分，但从中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江河源文化对华夏文化贡献的道路。 中国远古原始文明的最综合形式是巫术，其中不乏赋以艺术的形式。大通县出土的舞蹈纹盆图案，就是一种原始的巫舞。这种著草裙，戴花冠的云舞，由来古远，是为求雨。

河湟之地，是中国最早的变奏曲――《九辩》、《九歌》

之乐发祥地。传说中的夏启之乐是为《九辩》、《九歌》，是“梦之帝所”。而风靡于夏代的乐舞名称。《庄子?积水》亦有“咸池九韶之乐，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去，兔闻之而不入，人卒闻之相与”的生动记载。这里的“帝所”、咸池”，据《山海经》求之，正是昆仑山脉今青海祁连山脉及柴达木盆地、河湟地区。殷商克夏，夏代乐舞遂为商人承袭，并经加工改称《韶》。待到武王伐纣，随着商之被迫南迁，夏代的羌人乐舞也随之传到荆楚粤瓯地区。周人沿之，复称为《韶》。在楚汉音乐中，有夏代羌人乐舞的痕迹，这从屈原《九歌?东君》中之“羌声色兮娱人，观者詹兮忘归”，说明承袭殷商的楚声之历史转折在尚未最终完成之时，羌人的乐舞依然美丽动人，流连忘返。楚之《九歌》，正是夏代羌人乐舞《九辩》、《九歌》之乐的直系。楚人承继了商文化，并把它发扬广大。秦亡汉继，楚声大振，《九辩》之乐发展为《劳商》，继而称之为《清商》。由于楚人的提倡，这种文化广被于九州以至域外。秦汉隋唐之际，在乐舞艺术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直是由青海河湟之地发源的夏化乐舞经《商》声中介发展而来的楚声在跋扈，其最高发展顶点，硬是《西凉》、《清商》，唐李适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有“独有琼蕃去”的诗句。早在《吕氏春秋》中即有东音、西音、南音、北音之说，其中的“西音”，即起源于河湟地区，起初是“夏声”亦即《诗经》中的“雅”。朱自清先生认为“雅”就是“夏”，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认为，“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这

“西方古音乐”正是产生于华夏文化的发源地――青海高原河湟地区。“西天”在中国神话中指佛、菩萨生活的地方。青藏高原自古被认为是“小西天”，这里的音乐亦被称为“西音”，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西音也叫“大音”，老子《道德经》“大音稀声”即是指“西音”。《春秋左传》载：“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雅”与“夏”古代通用。《墨子?天志下》引《大雅》诗曾作《大夏》，这种乐曲也许是从地名来的。”古之“大夏”，亦称西夏，在洮河流域。但顾颉刚先生说：“祁连山虽然在汉分画了河西四郡和金城郡，在今分画了青海、甘肃两省，但山南、山北的居民都是羌人，从种族的眼光看来只是一区。”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还从舞蹈史方面证明了中国舞蹈的渊源在青海河湟地区。在汉代乐舞中，亦有这种夏代羌人乐舞的原貌。《飞燕外传》所记“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之宫中故事，正是由夏代羌人舞蹈一脉相传而来。这种舞蹈，是后来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开圈、闭圈集体舞和踢踏舞的先祖。这种舞起初是羌笛鸟鸣之乐伴奏的。《赤凤来》曲，正是这种由拟声诱猎之鸟哨即骨鸣的其伴奏。特别是到了唐代，青藏高原羌人民族舞蹈，丰富了唐代舞蹈色彩，著名的《秦王破阵舞》，杂以异族之乐，其中不乏羌人之乐素。今之罗马尼亚的《霍拉》，夏威夷名之为《火拉》手拉手开圈集体舞，是殷商乐舞《韶》的音译。据罗马尼亚民间艺术研究所音乐部主任梯贝利乌?阿历克山德鲁说：在《霍拉》流行的罗马尼亚，确

有类似求雨的巫舞存在，“是由穿着绿草做的衣服，被在场的人洒上清水的小姑娘和妇女们进行的，也是为了求雨”。同时这也是解开远古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某些个不解之谜的重要环节。这种“相与连臂，踏地为节”的集体舞，在公元前即已传入欧洲。希腊公元前550年瓶画《赫利克斯与海中神怪特里同比武》所绘，即是闭圈集体舞，正与大通出土的舞蹈纹盆所绘和云南出土的古代滇人青铜圆形饰牌所绘相仿，亦见之于苏联西伯利亚勒拿河畔希什金诺村和苏联阿塞拜疆阿普歇伦半岛科贝斯坦等地古代岩画。在今世界各地的遗存中有一支，便是踢踏舞，广泛流行于印度、苏联、英国、西班牙等地。西班牙的踢踏舞中，有女子披发而舞一种，这种踢踏发舞，亦起源于河湟之地。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盆所绘舞人，头上皆有下垂的发辫。藏族舞蹈的“朗玛”、“堆谢”、“果日谢”、“锅庄”，彝族“对脚”都是这类舞蹈。至此可知，华夏上古羌人文化的远播，至迟也在殷商之际，曾给中亚、西亚、南亚、北非、北亚、欧洲以重大影响。 宋代王谠《唐语林》载：“(宣宗时)有曰《葱岭西》者，士女踏歌为队。其词大率言，葱岭之士，乐河湟故地，归国而复为唐民也”，这便说明《葱岭西》一类的连臂为队踏歌乐舞，原是河湟故乐。此乐再度传到中原后，在唐代尤为流行。刘禹锡《踏歌行》写道：“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在《阳山庙观赛神》诗中有“几人连踏竹歌还”句。唐张佑《正月十五夜灯》诗亦有“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种风俗，宋代犹存。

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踏歌”。踏歌原在春秋时节，与三月上已祓禊故事合一便谓之“踏青”。今之西南“阿西跳月”一类的舞蹈，正是刘禹锡《踏歌行》所描写的唐代乐舞之遗风。如《周礼?媒民》曾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是一种婚俗的反映。今青海土族六月初六的“花儿会”，八月的“赛马会”，即是此风，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遗风。华夏远古乐舞属于古代西戎羌人母系氏族公社的乐舞文化系统，正是通过古羌人部落的迁徙而达于各地。

这种发源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人乐舞，在今西北、西南一带分布极广。在甘肃陇南之氏羌后裔“白马人”的“纣宰”即属此例。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在广场上堆放干柴，燃起熊熊大火，男女老幼围绕火堆，手拉手，边唱边跳，四川亦有此乐。《天府图经》载：“谷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鼓为踏踢之戏。”贵州也有此乐。《安顺府志》载：“(苗民)每岁正月则于附近山上设衣场，男女皆鲜衣艳妆而德于场中，男子吹笙，女则互牵手成一大圈，且吹且跳，尽欢而散。”《宋史?西南夷传》也有记载。公元995年，西南少数民族为宋太宗表演了这种乐舞的记载：“一人吹瓢笙，……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这种舞蹈，在今泰国称为“旺”。这种闭圈连臂舞，与白马人的“纣宰”正同。景颇人的“开山火地舞”，撒尼族的“火把节”，还有维吾尔族的“刀郎舞”，彝族的“盘歌”、“跳月”，纳西族的“阿热热”，以及华中东

南地带土家族的“社巴”(汉语叫“调年”)――摆手舞亦是。清代土家族诗人彭勇《竹枝词》写道：“摆手堂前艳会多，姑娘连袂缓行歌。”《北史?流求传》说此乐“歌呼踏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藏族的“果谐”亦同此类，只是摆手动作变化较多。《台湾志略》、《台湾府志》亦载高山族“丰年祭”男女艳扮，酒酣连袂而歌。“妇女连臂踏歌，喃喃不可晓，声微韵远，颇有古意”。这种“联翩把袖自歌呼，别样风流绝世无”的“大拉手”(闭圈)、“小拉手”(开圈)集体舞与羌笛、胡笳的“黄钟大吕”、“龙呤之声”一起，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乐舞的两大特色。其发源之地正是青海高原祁连山脉的河湟之地。这便从乐舞史的角度，确定了华夏文化的源头当在青海。如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青海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参见牛龙菲先生《古乐发隐》)

再从绘画史的角度，也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论点。大通孙家寨的“纹盆”上“舞蹈者”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些有情节、有构图、有意境的画面，不仅反映出当时艺术家已具高超的创作才能，而且其风格与后代中国绘画不无渊源。唐朝的著名画家阎立本的著名历史画卷《百辇图》，真实记录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联姻的历史事件。图中主要人物唐太宗和藏族使者禄东赞的容貌神情被刻画得十分鲜明生动，风格与“纹盆”酷似。以反映青藏高原人民生活的绘画日渐多了起来，出现了专以“蕃族”生活为题材，蕃人、蕃马、骑射、放牧川原之妙，尽入画中。唐又一著名画家胡壤父

子亦以描绘游牧民族生活见长。《宣和画谱》著录的胡壤65件作品中，内容有卓、歇、牧马、骆驼、骑射等，俱为形形色色高原游牧生活景象。这种画风同样可以上溯到大通“舞蹈纹盆”。从魏晋―隋唐，绘画之所以因气魄梭伟、色彩斑斓、作风豪放而盛极一时，与对青藏高原题材的选择和文化的继承、弘扬有直接关系。这种影响一直到清代还盛而不衰。为清人李有义所藏藏族“唐喀”图，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民族交融的情景，画中的三姓佛，左侧观音莘萨象征藏族，中间文殊莘萨象征汉族，右边手持金刚象征蒙族。

青海的西戎民族原是牧羊民族。李约琵曾经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表示?好?或相仿意义的字和偏旁，都曾与羌人相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羊；祥，美；运(秧苗出土)；羹(茂密的树枝)；羞(食品)；羲。”象?善?一类的?好?意的汉字，皆是华夏文化中之西戎羌人文化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过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古羌人文化，在今汉族中有依稀的残存，在儒家经典史籍中，也只能见其万一。但在民族学资料中，仍能勾勒出大致轮廓。青海方言中透出大量古代汉语的信息，是北方方言中保留古汉语色彩最浓的一种，无不证明着与中国文化初源有着历史的天然联系。

青海远古文化中，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亦很突出，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四孔骨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管乐器；传说中羌人的祖先颛顼发明的“颛顼历”，是古代“五历”之一，在中国历

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传说中羌人的祖先炎帝发明了“人工取火”(《左传》)；羌人庆都的儿子尧发明了古代“围棋”(《此本》)。夏商周时期，羌人的英雄禹发明“宫室”和“凿山开渠”(《博物志》)。羌人祖先炎帝的苗裔后稷发明了“牛耕”(《山海经》)并能治百谷为蔬。羌人在距今几千年以前，最早驯化出了牦牛、犏牛，培育出了农作物青稞、小麦。青海出土的青铜器时代，镜子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在距今4000年左右，羌人就学会了羊毛纺织；青海羌人就有了从“1～10”的记差符号；在距今3000年前，《诗经》中就记载了“秦马”的壮强；在距今2000多年前，青海就培育出并种植油菜，成为北方小油菜和南方小油菜的原产地。唐代时就创造了“藏历”；在宋代时，锻造技术和工艺已经很高超，有“善锻甲”之说，距今900年左右则造出了砂木刻印刷《大藏经》的奇迹，在中国印刷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仅就文学发展史角度看，中国文学的巨流从它奔腾跃进的最初阶段，就带着鲜明的青海江河源头色彩。从上古的“昆仑神话系统”为端绪，先秦的《诗经》、《楚辞》和诸子散文，魏晋的歌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打上了与这块地方和人民相关烙印。

一般地将中国神话按东西方面划分为：西部昆仑神话系统和东部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青藏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

发源于西部青海的神话系统，其特点是以“人”和“人生”为本位，不像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那样“神性”十足，而是充溢着强烈的人间性、现实性，英雄神都经过充分的“祖先化”、“历史化”，以致于英雄神话与祖先传说难解难分。“虎齿豹唇”、掌握着长生不老药的西王母，“尽力沟洫，导川夷吾”的大禹，都不是纯粹的神，而是“祖先化”的英雄或神化了的祖先。 昆仑神话系统还充满了自强不息的宏大气魄。例如鲧、禹父子在天帝用洪水惩罚下民的时候，领导民众，以巨大的毅力奋起与洪水斗争，鲧甚至为此而惨遭杀戳，并不屈服于命运，也没有企图躲避，而世界各国流行的洪水神话中，强调的是上帝的神威和幸存者的侥幸。“诺亚方舟”、“杜卡里翁方舟”中的主角都无一例外地在神的暗示下，建造与舟而逃脱滔天洪水。

昆仑神话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表现在这些神话都是爱人民的。西王母、大禹、后羿都不惜自我牺牲去造福人类，表现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及抗争精神。

从《山海经》、《天问》等透出的信息来看，由黄河、长江发源于“昆仑”，滋润着东亚大地，也虽繁衍过灿烂、曲折多致的神话，从宇宙的发端，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的安置，到江河大地的成因，文物器用的发明，都有丰富的神话，并追踪后世的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产生了神话的这块“圣地”。

屈原的《离骚》、《九歌》、《招魂》等自不待说，呈现了

青海湖、昆仑山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在光华万丈的唐诗中，以江河源头，巍巍昆仑为题材的千古名句信手拈来，“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怒涛连天来”、“青海长云暗雪山”等等，无不构成唐诗中汪洋姿肆和雄浑的格调；情彩缤纷的宋词，亦不乏“西北望，射天浪”、“大江东去”等绝唱；在元曲中就更显痕迹了。

中国小说亦导源于昆仑神话系统，目前公认最早的一部神话小说是《穆天子传》，该为“叙述”周穆王游西海见帝台、西王母；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多次提到“咸池”，“昆仑”记载黄帝游赤之北，登昆仑山之上，忘遗“玄具”，以知索之不得，以离朱索之不得，以齿诟索之不得，以象罔之而得的忘乎所以之神情跃然纸上，并记载了类似于藏族“天葬”的风俗。在号称“文之枢纽”――的《诗经》中许多比兴手法；与青海“花儿”的规律、特点如出一辙，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明清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与青海相关的“通天河”、“女儿国”、“人参果”等地名、历史、特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饶有兴味的现象。

青海文化是多元的、多根系的。源远流长，仪态万方，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许多多部族和民族共同创造，今天仍然继续活跃在历史舞台、竞放异彩的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藏族文化。

藏族文化是青海高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七世纪创造本民族自己的

文字算起，藏族文化仅文学就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和作品。

距今1300年前，智慧的藏族人民就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写出了仅次于《汉书》的藏文文献。它不仅是藏族人民古老文化的结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吐蕃王朝时期的金石铭刻，写本手卷和竹木简牍，是世界古典文献中的瑰宝。藏语文字已成为世界通用的一种。

在青海果洛地区民间发现的岭国遗址，与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中的王都记载一样。《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可称为世界名著，其内容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简直是了解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是藏文化宝贵遗产之一。著名宗教家、诗人米拉日巴的《道歌》，传说文学《米拉日巴传》，诗歌《仓央嘉措情歌》，长篇小说《青年达美》、《郑宛达瓦》，寓言小说《莲苑歌舞》以及《萨迦格言》、《阿古顿巴的故事》等，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藏族歌舞也是青海高原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它大大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园地。尤其是舞蹈艺术，以其奔放、粗犷、豪迈的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舞蹈艺术，如锅庄舞(卓)、“弦子舞”(协)、“踢踏舞”(谢卓)、“铃鼓舞”、“热巴”等民间流行舞蹈，很受各族群众的喜爱。

古老的藏戏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宏扬的戏剧形式之一，

具有高原古朴风格。传统剧目有《文成公主》、《诺桑王子》、《卓瓦桑母》等，是我国戏剧艺术宝库中的又一明珠。 藏族的传统造型艺术“唐卡”，堪称中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凡藏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有反映，并作为藏族文明的象征，广布寺院、家庭等，且进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各国艺术馆，受到世人瞩目。著名热贡艺术――雕塑、绘画、建筑等，倍受国内外的鉴赏和重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张大千等一代名师产生过影响。塔尔寺壁画、堆绣和酥油花，被誉为艺术三绝，至今仍负盛名。

藏族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史上灿烂的一页，它的特点是气势磅礴，壮丽辉煌。这种特点在寺庙殿堂、古堡、庄园、园林、桥梁等建筑中都有体现，民族色彩十分浓郁，人工建筑往往与自然地势巧妙地浑为一体，有巧夺天工之妙，堪称艺术杰作。

藏族历法，医学宝鉴，历史典籍，都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以前，藏族人民就在实践中创造了以高原地区为特点的计时方法，如“水测法”、“日测法”，以测定年月日和时间的变化。到公元七世纪，吸收汉历的先进成分，创造出五行，各分阴阳来代替十天干的纪年方法并形诸于文字。这象征着藏族文明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从公元八世纪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以及《实践明灯》、《经验明了》等三十多部医学论著问世，创立了

藏医完整的理论基础，到十七世纪《四部医典兰琉璃》以及到十九世纪藏医药物名著《晶珠本草》流传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藏医在青海广大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是医病防病的指南和措施，同时也是祖国传统医学、传统文明的一部分。

1908年被劫外运，现分别藏于巴黎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原件约5000卷，系公元九世纪的遗物，是藏族著名的历史文献，视为研究古代吐蕃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料，价值连城。解放前在青海与新疆接壤的新疆南部出土的，被劫外运、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图书馆的400多种《吐蕃简牍》，系公元七八世纪时的木质吐蕃文字简牍。它与藏族历史名著《智者喜筵》、《青史》、《萨迦纪史》，史诗传说《文成公主》等，既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研究吐蕃古代史、唐蕃关系史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贵资料。这一切表明藏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末明初的藏传佛教，它是藏文化的重要内容。湟中县是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圣地，通称喇嘛教。喇嘛教对于青海以及广大藏族地区的形成以及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形态、观念意识、心理素质都产生了影响，渗透到了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发展成藏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精神生活支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边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喇

嘛教可视为一种政治文化，也只有在青海这样的大自然中，有这样的民族才能创造出这样宏大的文化。仅在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三代时期，喇嘛教文化在国家事务、民族事务、边政建设以及政治事务中做出了其他任何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贡献。换句话说，宗喀巴诞生以后的青海历史，以及与青海有关的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军事活动，所演出的一切历史壮剧，大都与黄教有关。

从文学成就来说，首推宗喀巴大师的“百部论主”被人们奉为经典，辑为《宗喀巴全集》，其中的《诗文散集》收诗120多首，其作品虽多为宗教内容，但文学的艺术性很高，尤以赞颂诗最具特色。著名的《观音赞》在广大蒙藏地区甚为流行，家喻户晓。散韵合壁的“年阿体”传说《常啼菩萨传?年阿如意宝树》和《扎巴降曲菩萨传?年阿加技妙高山》，在艺术上十分成功。其作品讲究修辞和格律，词藻华丽，堪与汉文学的骈体文媲美。清代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文学创作成就也很突出。他以佑宁寺著名喇嘛的身份，被乾隆召进京都，尊为国师，成为清代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在应乾隆帝之邀游颐和园后创作的《颐和园礼赞》是一首精美的著名长诗。其运笔之精雕、工整，令许多文人叹为观止。他的传记文学《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以资料丰富，文采斐然而著称。清代生长于黄南地区的苦行喇嘛夏嘎巴的大量道歌，也是难得的诗歌作品。还有现代喇嘛诗人根敦琼培创作的诗歌，一反喇嘛文学创作中单纯追求华丽的靡靡之风，天然古雕饰，以清

新朴实而具特色。喜饶嘉措也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以游记见长。清朝隆务寺名僧夏日仓活佛噶丹嘉措的故事文学，在藏文化文学创作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他的传记文学《释迦牟尼传》，整理的故事《苏吉尼玛》、《顿日顿珠》和创作的《奇幻记》、《奇怪的车夫》、《金瓶》、《豹皮》、《暴君末日》、《赃官下场》、《阳府救母》、《挣脱地狱的人》等，成为蒙藏地区的《一千零一夜》。在近代曾获色拉寺格西、大昭寺拉仁巴学位的央巾噶韦洛追是较有成就的作家。其代表作是《格丹格言故事》，是以《格丹格言》为题材创作的，共收7l篇故事，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较高，寓道理于故事之中，在藏族群众中广为流传。如《狐狸称王》，通过描写一只自称百兽之王滥施淫威的狐狸终被识破的故事，讽刺了当时的统治者伪造身世以欺骗人民，并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的行径，也预示了人民总有一天会认请统治者的本来面目。

清朝时期黄教高徒和忠实弟子、青海佑宁寺堪布松巴?益西班免写的《梵曲新音》，通称《青海历史》，其中盛赞黄教文化格鲁派是“冰霜如玉的日光一样，解除了人们在酷热中的烦燥不安，扫除了黑暗愚味浅薄，大放光明，光明无限”，认为只有藏传佛教文化中才有“大无畏”，由这种“大无畏”产生“大悟彻”，获得大自由，进而得到大智慧。受过这种文化熏陶的人们，灵魂纯净，心灵纯洁，刚劲诚实，正直豪爽，勤于正道，孜孜善行。其消极意识固然有阻滞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披沙拣金，

它对维护边疆安宁，民族统一和团结，尤其在人欲横流的社会，这种思想对净化人们的思想，提高道德伦理水平是一剂良药。其中文化教义博大精深，奥妙精湛，不仅有伟大的哲理，且对人生有极透彻的参悟和体会。虽没有都市的工业、商业文明，而却有另一层次和意义上的文明。因此后世名师层出不穷，活佛、大师、法师、国师、经师、禅师、佛事等，人才济全。到1949年，寺院达650多所，从事专门职业的人达56000多。信教群众达93万多人，汉、藏、土、蒙古族等全民信佛。

藏族的风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唐朝与吐蕃和亲后，这种文化交流、影响就更加明显。唐朝诗人《时世妆》一诗，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文化的渗透。吐蕃的赭面风习传入长安；一时成为长安妇女追逐时髦、讲究打扮和风姿的标志。“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无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娇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扰。喜闻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梳妆君记取，髻椎面中无华风。”中国体育史上的“击鞠”这种类似于现在打马球的活动，是从青藏高原吐蕃起源、发展以至流传到中原，对帝王将相、军队士卒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唐风靡一时的体育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堪称球技第一，号称“马球状元”。公元710年迎娶金城公主时，吐蕃赞普特使请求比赛击鞠，中宗应允在黎园比赛。吐蕃队以骑术精良，连胜前三场，把当时还未登基的李隆基击败。李

隆基登基后，于公元747年(天宝八年)，沼定击鞠为军事体育。当时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把这一活动带到了波斯、东欧等地。 骑马点火枪是藏族一项最富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就是以此开道的。这项活动从唐一直传到现在，久盛不衰。

蒙古族象棋更是集蒙古族超群的豁达、智慧于一体，是排兵布阵，研讨军事战术的手法之一。

青海的鲜卑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都是高原民族文化的内容。鲜卑文化是吐谷浑人、鲜卑人及他们的后裔创造的，属于牧业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人就培养了日行千里的良马“青海骢，享誉海内外。青海东西部地区“杂畜遍野”，出现了牧业的兴旺发达。唐人万楚称颂：“金络青骢白玉鞍”，是“汗血每随边地苦，蹄伤不惮陇阴寒。君能一饮长城窟，为报天山行路难。”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鲜卑人和吐谷浑人与蒙古族、藏族、汉族共同创造了“鞍马文化”，为发展交通，增强国防以及交流经济做出了贡献。悠悠几千年，“杰作”上百篇，茶马互市便是其中之一。文学作品中“春风得意马蹄疾”，“踏花归来马蹄香”的闲情逸致；“骤闻琵琶马上催”、“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征战生涯。“鞍马文化”对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乾嘉时青海诗人吴槛?的《青海骏马行》更是对青海马文化的一曲颂歌。顾颉刚在《中国文化与西北文化》一文中称青海是“马文化”，以区别于中原“牛文化”，是高原民族特有的，曾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只得修筑万里长城以抵挡。

十一世纪时，由于汉文化的输入，青唐城已能锻造号称“天下无敌”的铠甲，时人称“青锻甲”，相传为“宝器”。冷锻工艺在中国冶铁锻造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介胃锋镝，炮石神器亦制作之”为兵器制作。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冶铁，洗毛、织毛，手工业绒褐生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绒褐从老百姓的家庭用品发展成士大夫阶层专享之物，以至成为皇室贵族的特需产品。《马可?波罗游记》、《天工开物》都详细记载了西北包括青海东部绒褐行销世界许多国家的情况。到了清代，毛线工艺发展到能制造毛毡、毛褐、毛袜、绒袜、绒毡等产品的程度。《甘宁青史略》说当时兰州市场盛销青藏高原产的“氆氇”，其织法是以上等羊绒捻成细线，以藏红花染之，色鲜而不脱，更有《氆氇》一诗云：“边角出鱼通，乌斯藏连属，水草健移帐，牛羊富量足……一毛织万元，多绒细盈漫，掬捻体渐粗，交搓绪相读，数丈互一条，条条受机柚。经云复诛之，织作妙缘督……入市茶马市，任贡绸熏忽”。其织法与绒褐大同小异，是青藏高原的特产。 青海水资源缺乏，但这时以水为动力的粮油加工业水磨、榨油却走在了前头。到清末时，西宁府的水磨属西北之首。从宋人张舜臣之前《水磨赋》到明人王经之后《水磨赋》和董昭王的《水磨词》知道，水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湟中县上新庄乡的栽绒毯也是这一时期手工业工艺品中的上品，至今是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清人杨芬灿曾称之为“毯中最珍异”和“增妍出新意”。 西宁府各地的“酩流酒”，在西北为独特的粮食名液，清香，

低度，补身提神，是佐餐的最佳饮料，各地农家，家家酿造。威远堡的以青稞为原料，用蒸馏法制造烧酒，名声很响。相传这是山西客户以杏花村之名开始在此酿造的，其清香凛冽，有翌日口角噙香的传说。现在这里的人民还有“下马且饮三杯，古风热衷肠”的民俗。

青海地区汉文化的文学艺术成就，仅以文学作品来讲，也是蔚为可观的。如明代青海籍诗人张向仁的《河右集》八卷，《闵子集》若干卷；清代李愈案的《苕华诗集》，吴械的《洗心斋集》，李协中的《双榆草堂诗集》，张思宪的《鸿香草堂诗集》，刘永椿的《岭南杂咏》，李涣章的《惜阴轩诗章》，荃香斋的《敬业草堂嚼蜡呤》等，或自订成册，或公开出版发行，影响颇大。小说已有了谢善述的自传体章回小说《梦幻记》。散文以朱耀南的“三记”为代表。而在近代白话文学即“新文学”运动中，青海的小说、诗歌、散文日益昌盛，值得一提的是，白虹、李洽的《动乱的街头》、《抗战中迈进的青海》、《陇钟言论集》；小说有萌竹的《大青骡》，自奋的《刘邦的眼泪》等；散文集有青沙、王巍山的《生命树》。其中萌竹的小说《大青骡》发表在上海文艺刊物《希望》杂志上，解放后他被怀疑有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死后又指控为“胡风分子”之一，只是到八十年代末他的小说重被收入“七日派”小说选中重版。纪实文学以三四十年代张有魁的作品为代表，规模宏大，颇具气势。当时的文艺副刊有文学刊物《陇钟》、《曙光》、《青海青年》、《新青海》、《西北通讯》、

《倩影》、《塞弦诗刊》、《冰丝诗刊》、《学生文艺》等。 民间文学也丰富多彩，有唱词艺术评弦、眉胡、越弦等。通俗的曲艺品种有“倒江水”、“打搅儿”、“贤孝”，乐曲的“满天星”、“柳叶青”、“纱帽翅”，短篇抒情歌谣的“五更月”、“马五哥”、“女娇娇”、“莲花落”、“访四娘”、“割韭菜”、“唰啦啦”。还有“社火”、“高跷”、“秧歌”、“末勒”、皮影戏，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民间情歌《四季歌》和《花儿与少年》在1955年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奖而流行全国。“河湟花儿”，是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一枝秀丽多姿的花朵，在西北民间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诗词格律、语言艺术、音乐艺术、演唱艺术以及社会内容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是“新诗创作中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最好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诗歌文学的养料”。

要了解和研究西部文化包括青海文化以及这里的独特的环境和这里的人民的宽广的胸怀，浓郁的民俗民风，都能从青海“花儿”中找到线索和答案。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歌，而且是各族人民群众最热烈、最自由、最坦率地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文化”含量很高。早在清朝同治事变后，“花儿”就传到了海外中亚。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青海籍女士丑辉英出版作品，向海外介绍中华“花儿”。近几年美国、日本对青海“花儿”的研究日盛。不少外国学者已写出了专论。

青海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影响深远。民族文化是随着这一地域各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青海民族的形成、繁衍、

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中，贡献有大有小，时间有先有后，其中确实充满了传播、融汇综合，反馈创造以至再传播、再融汇、再综合、再反馈和再创造的复杂过程。而不为强暴，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维护祖国大家庭的统一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青海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岁月中，青海各族人民几经磨难，甚至几经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再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于各民族之林。这种文化的代表就是――边疆文化，是青海各民族在创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互相交流，在共同生活和斗争中创造的。它既吸收了青海各民族文化的成果，又是对各民族文化的贡献。它构成了维系青海各民族间联系的纽带，是各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随着国家边疆的建设和“边政学”研究的兴起，不少学者从中华民族的地域分布、传统、语言文字以及典章制度等的不同，提出了“边疆文化”的概念，且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其生存时间之长，空间之广，人口之多，文化之统一为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其原因是，由于边疆各民族血统的混合和文化的融入，日渐扩大，共存共荣，才历久而不衰，成此大观。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本质意义，任何外来力量都无法打破这种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基础。相反，每当外族入侵危及各族的安危时，这种文

化就愈放光芒，形成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力量。 一部中国文化史更能体现多民族的特点，离开了少数民族、边疆人民的文化贡献，中国文化就显得单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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