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妻子在唐代科举与婚姻中的角色

略论妻子在唐代科举与婚姻中的角色

唐代科举考试不断发展, 除了录取规模扩大和录取人数增多外, 还打破传统士庶观念, 对录取人员的出身限制有所放宽。不仅官宦、将校子弟, 连寒门和商人子弟都有了入仕的机会。尤其到了晚唐, 录取孤寒出身的举子已经蔚然成风。在唐代，人们把进士及第喻为登龙门, 及第成为其引以为荣的资本。即使是高宗、武后朝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也不能免俗, 自称以不由进士擢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 反映了进士科在唐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要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1] 直至唐亡, 社会都很看重科举及第。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 举子的妻子自然也很看重科考。但是, 科举及第却有很大的难度, 毕竟国家每年的录取名额有限。因此, 绝大部分举子都不可能一举及第, 更有甚者应举二、三十年尚未搏得一个功名。残酷竞争的现实对举子及其妻子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身心方面的。本文就致力于探讨举子婚姻中的妻子, 因为妻子是举子应考的最重要的亲情支持。

一、唐代科举与婚姻的关系

在唐代，科举的发榜成了选择女婿的最佳日子。随着唐前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特别是进士科在选官入仕和社会其他方面地位的提高,科举及第者成为世人嫁女争相选婿的对象, 从而出现了榜下择婿的社会风气。

中晚唐进士及第后,要参加各种宴集活动, 这种公开的宴集活动便成了公卿择及第进士为婿的最佳场所, 其中以曲江宴最为出名。据《唐摭言》卷3《散序》载: “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 车马阗塞, 莫可殚述。” 同书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中晚唐进士关宴在曲江亭子举行,“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 有若中东床之选者, 十八九钿车珠鞍, 栉比而至”。[2] 中晚唐进士及第后要在曲江举行游宴, 公卿借机从中选择佳婿, 其成者“十有八九” , 所说可能有些夸张, 但榜下择婿的风气是不言而喻的。

中晚唐榜下择婿的例子很多。如独孤郁, 贞元十四年（798）进

士及第, “文学有父风（父独孤及）, 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

之”。[3] 宪宗竟因此对权德舆羡慕不已, 慨叹: “我女婿不如德舆

女婿。”[4] 宣宗宰相白敏中曾想纳前进士侯温为子婿, 后来担心别人

讥笑二人为“白猴”而作罢。但白敏中始终没死心, 最终还是纳出身酒

肆之家的及第进士陈会为婿, 了却了爱慕科名的心愿。[5] 皇帝、宰

相尊贵至极, 选婿反而羡慕进士出身,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当时社会对进

士出身尊崇倍至所致。

“榜下择婿”相对男方来说就是“榜下娶妻” , 将登科与婚姻直

接联系到一起。晚唐陈峤数举不第,孑然无依,至耳顺之年才获科名,

“乡里以（其）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

矣”。[6] 陈峤登第前后的遭遇反差如此之大, 正是晚唐世人嫁女重

科名的反映。后人用“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来形容人生得意,

反映了科举对世人婚姻观念影响之深刻。这种

以科名择婿的观念发展到后来, 就成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科举及第和结婚有相似的一面。结婚可以说是社会对个人家庭生活基础建立的承认，其庆贺仪式是对人的性成熟的“通过礼仪”。科举及第是社会对个人成功的承认，其庆贺仪式是加入权利阶层的“通过礼

仪”。尽管二者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但结婚和科举的社会获得承认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 二者都要举行同样的庆贺仪式的社会习俗也是相同的。[7]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相同，二者才可能被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科举对社会生活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婚姻的影响。由此可见，唐代科举与婚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一些举子来说发榜的日子就是结婚的日子。

二、唐代科举与婚姻的价值取向唐代的大多数举子都想和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结婚，这和唐代科举考试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的科举考试推荐的色彩还相当浓厚。负责考试的官员，在决定考生是否及第的时候，要把考试内容和考生平时有关才能的名声都考虑进去，最终决定及第与否。这种判定方式主观性很强，所以考生要在考试之前想尽办法去见和考试有关系的官员，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们，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文才。因此在唐代，考生和有权势人家的女儿结了婚，马上就能及第的事例，比别的时代要多得多。如李翱典江淮郡时,进士卢储向其投卷,李翱的女儿见其文卷后断言: “此人必为状头。”李翱随后选卢储为婿, 卢储来年果然状头及第,经赴嘉礼。有崔妆诗曰: “昔年将去玉京游, 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8] 在唐代，进士及第和贵族女子结婚可以说是幸福的标志。新进士为了将来的仕途和有权势的人家联姻也是仕途一帆风顺的保证。取高门大户的女儿做妻子，然后出人头地是唐代举子的想法，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

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事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致使城市的市民阶层迅速扩大，不论是什么职业，人只要富起来，就想得到“贵”，这种“贵” 都是以科举及第得到高官来表现的。想得到“贵”的人家，首先要让儿子读书准备考试。而没有儿子的家庭，要想得到“贵”，只能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猎取有能力的青年和自己的女儿结婚。

中晚唐世人要想纳得有一定声誉的举子为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各显其能, 借助权势和金钱等方式,利诱、强迫有望登科的进士为婿。如大中年间故相僧孺之子牛蔚兄弟, 为当时豪门巨室子弟, 看中了福建进士邓敞,欲纳其为妹婿。于是,牛蔚兄弟便跟邓敞说: “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邓敞顾虑到自己孤寒无助,便答应了这门婚事。邓敞也在牛氏兄弟的帮助下于大中二年(847) 登第,遂如约与牛氏成亲。

[9] 当然, 也不乏借助权势强迫进士为婚的现象。唐末五代人高越将举进士, “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不告而

别” ,[1 0]逃避了被选婿的危险。以重金选进士为婿的现象,在当时也屡见不鲜。大和初李敏求应进士举, 伊慎诸子求其为妹婿。起初李敏求以仕进为务,没有答应,但后来连续十举未能登第,无以生计。李敏求最后还是答应此门婚事, 并以“钱二百四十贯”的“身价” , 被伊慎诸子选为妹婿。[11]

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庶民，用经济援助猎取前途有望的青年，出人头地的青年又想和官僚阶层出身的女性结婚，背叛援助者，这样的事也是发生过的。甚至有的举子在科考期间, 为了攀附权贵, 而另娶妻室,如前述中唐人邓敞便是如此。为了给科考带来帮助,

他不惜隐瞒自成已婚的事实,另娶宰相牛僧儒之女为妻; 直到邓敞及第,荣归故里时,原妻及儿女才发现他已另娶妻室。这种以牺牲夫妻情感、求取功名的例子，不仅给妻子带来了莫大的伤害, 也对原有家庭的和谐局面造成了一定冲击。

还有不惜牺牲女儿幸福谋取功名者。唐朝进士宇文?, “深慕上科。有女及笄, 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窦年四十余, 方谋继室, 兄回为谏议, 能为人致登第, 遂娉女与?[, 为言于回矣, 果有所获”。[12] 宇文?为了谋取功名, 将女儿嫁给权贵为继室。上述事实表明, 在科举制度下, 围绕着功名利禄, 有很多偏离道德伦常的事情发生。

由于唐代科举考试推荐的形式使得唐代举子的婚姻价值取向变成为了及第而想尽一切办法跟考官的女儿结婚；一般世人家庭通过各种方式，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猎取有能力的举子和自己的女儿成婚；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来达到功名利禄。

三、唐代的科举与妻子

妻子对已婚举子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情感支持对象。现实中, 大部分妻子都积极鼓励、支持丈夫应举。能够实实在在支持考生的妻子被社会所称颂，她们的事迹就能成为地方文人墨客书写地方志的材料。相反，不援助考生的妻子就要受到谴责，这样的恶妻会受到惩罚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科举制度不但派生出新的婚姻观念，对已婚的妻子也提出了新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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