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谈

魏晋玄学

一、背景

汉末清议

三国时期的人才鉴赏

二、正始之音与正始玄风

正始名士

正始玄学和玄谈品题

三、竹林七贤和竹林之风 竹林七名士 竹林名士与不遵礼法 名教与自然、坦荡与淳至 四、西晋清谈与玄风

中朝名士

中朝名士之旷诞不羁和不守立法 中朝谈风与名士褒尚清谈 中朝清谈和品藻人物注重精神天才

五、东晋清谈与江左盛炽的玄风

东晋清谈名士——王导、谢安、王羲之等 盛况空前的东晋清谈 清谈命题和玄学义理

名士精神和清虚、真率、旷达、旷远 鉴赏人物和天才、神悟、风采 尊重个性、性情，以及名士之多情 崇尚隐逸，痛饮酒和服药行散

六、名僧名士交游和佛理引入清谈

释名 玄，指带赤的黑色，泛指黑色。因与“悬”通，故又引申为幽远。有时作幽深微妙、高远莫测的“道”。《老子》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主要用老庄的思想糅和儒家经义，以代替两汉时衰微的经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玄学家们大都是当时所谓的名士。

“玄学”来源于三玄、杨雄《太玄》和曹魏的学术倾向等。三玄就人而言，主要是指伏羲、文王、孔、老、庄，就书而言是指《易》、《老》、《庄》。

1

一、背景 ●汉末清议——兴起、清流名士、以道德风范和精神气质为中心的品评人物 ●三国时期的人才鉴赏——月旦评与“唯才是举”、《人物志》、孔融弥衡与建安风气

●汉末清议——兴起、清流名士、以道德风范和精神气质为中心的品评人物

★清议之兴与党锢之祸 魏晋时期的玄学是从汉末清议演进而来的。 察举制与征召制的举士制度：主要是评价人物；

汉末清议：既臧否人物，又评论政治——时代特征，动乱、灾荒等等，人们借此批评时政。

《后汉书·党锢传》：“桓、灵之世，主政荒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知识分子与宦官的斗争——名士与浊流——《后汉书》纪、传后都有一段专门评价人物和政治的“晔曰”等文字；

诸葛亮《前出师表》之“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号召力较大的名士有“三君”、“八俊”、“八及”、“八厨”等，均为名门望族。“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窦武是汉桓帝皇后之父，刘淑是汉宗室，官至侍中，陈蕃官至太傅，俱位列三公；“八俊”（英才）为李膺等，“八顾”（德行）为郭泰（又作“太”）等，“八及”（能引导后进）为张俭、刘表等，“八厨”（能以财周济贫士）度尚等。这些人亦多出身名门，提倡婞直之风，敢于批评朝廷，抨击宦官，受到好评。

《后汉书·陈蕃传》：“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

镇压、诛杀宦官党徒，如李膺诛杀宦官张让之弟，竟使“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后汉书·李膺传》]。

太山太守、北海相杜密：“其宦官子弟为令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后汉书·杜密传》]

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后汉书·李膺传》：“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2

yǎn

《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登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名士时刻注意砥砺、明志。李蕃少抱有澄清天下政治之志，时刻在名节方面激励自己。《后汉书·陈蕃传》：“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善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初受清诏史，“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第二次党祸，范滂又遭捕，与母诀别，母对他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后汉书·范滂传》]年寿与名节相比，为保持名节，宁死也值得。

因为名士人格高尚，能持风裁，受到社会景仰，如李蕃第一次党祸遇赦回家，竟使“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李膺传》] 范滂为官不畏豪强，被宦官党徒诬陷下狱，后得释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接他，有车数千辆。

对朝廷构成威胁。《后汉书·党锢传》云当时的清流“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锅之祸始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司隶校尉李膺等200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多人被指为党人而下狱考掠，后虽遇赦，但禁锢终身。 第二次党祸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大肆捕捉，牵连人数很多，称为“钩党”，李膺、范滂等100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禁锢，1000余太学生被捕。

党锢之祸直至黄巾起义爆发，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结合，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始归故郡。《后汉书·党锢传》“论”：“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清流名士与婞直（倔强）风气

李膺、范滂、陈蕃、王畅、杜密、郭太、黄宪、周乘等。《后汉书·党锢传》引太学生的评价：“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清议名士为社会树立了典范和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后汉书·范滂传》“论”：“李膺振拨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3

这些被范文澜称为“鲠直派”的官僚被人们奉为“楷模”。《世说新语》首篇《德行》开篇曰：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徐孺子为汉末名士之不应辟者，刘孝标于上引故事注引谢承《后汉书》说：“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又引袁宏《汉纪》说：“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后汉书·郭太传》：郭太死时“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表现了对郭太人格佩服之深。

范滂受宦官拷掠，“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后汉书·范滂传》。李贤等注曰：“三木，项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头也”]。虽受刑，仍口呼孔语：“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

★以道德风范和精神气质为中心的品评人物

汉末评论人物，不仅仅注重于道德规范遵守方面，更着重于精神气质高低方面。因为清流名士要树立风声，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则主要是以精神感人。

《后汉书·黄宪传》“论”评价黄宪：“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疵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

汉末品评人物，理、喻并重，理乃穷理尽性，喻乃言辞辩才。《后汉书·符融传》：“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这里对当时清议作了生动形容，李膺为清议领袖，特别欣赏符融之谈论。符融谈论时，幅巾奋袂，有一番姿势，而谈辞如云，亦有好的辩才。李膺听了挥手叹息，自是因为符融既有谈吐风度，又有精湛义理，理喻皆妙。

魏晋评论人物重视精神，即“神鉴”，就是由汉末开始，魏晋受其影响，随着玄学之发生而有进一步发展。如《世通新语·赏誉》载：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即周乘）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干将”为古代宝剑，系吴王阖闾时制剑人干将所铸造，故以其名命名，传说干将制剑时有百神临视，因此，干将又称神剑。陈蕃以干将譬喻周乘，是指周

4

tuí

乘精神超凡，为难得之人。

●三国时期的人才鉴赏——月旦评与“唯才是举”、《人物志》、孔融弥衡与建

安风气

★月旦评与“唯才是举”

《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不愿做官，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许劭与从兄许靖，皆以善于臧否人物著名。劭之兄许虔亦汉末名士，《许劭传》：“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兄弟二人被称为二龙，可见其声望之高：

“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子将即许劭，竟使大士族袁绍如此见重。

一些人借助月旦评人物的评品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或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如许劭曾说曹操之语；《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名士桥玄评价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名士地位因此很高。时任北海相的孔融被黄巾军围困在都昌，向当时的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惊说：“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后汉书·孔融传》]刘备随即遣兵三千去救援。

重视名士与人才。曹操：“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人物志》——关于人才的著作

《人物志》成书于三国曹魏时期，是一部总结汉末三国时期之任人唯才、重视人物才性的人才学著作。其作者为刘劭，建安中曾在荀彧门下为计吏。魏文帝曹丕年间为尚书郎、散骑侍郎。

刘劭提出情性即精神为人物根本。他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又说：“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人物志·九征》]探知精神(情性)，是甚微而玄的穷理尽性的问题。

刘劭还提出“中和之质”为构成人才的最好质料：“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人物志·九征》]“中和”即儒家之“中庸”，中和之质平淡无味，是以道家思想释儒家之中庸。中和之质实际就是老子之“道”。《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5

王弼也具有人性的弱点：

骄傲——文人雅士时好辩驳诘难，他常常是锋芒毕露，“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据载“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人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但是，善辩的王弼“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心胸狭窄——“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

王弼主要思想：

哲学上——玄学“贵无论”创始人之一，“以无为本”、“举本统末”。思想渊源为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并解释曰：“天下之物，??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四十章注]。把有、无的关系归结为本末、体用的关系，他将有、无分别比作母、子，子不能离开母自存。

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和“至寡治众”。

无为——法自然：“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自然具有两层含义：一为天地万物产生的自然过程。“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二是万物生发的过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即“无妄然”，“物皆不敢妄，然后乃各全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所谓的“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所违”[《老子》二十五章注]。物皆有其性，如“造为之”，“必败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二十九章注]。

“至寡”即君王，“众”即百姓。“至寡治众”的条件是“至寡”者必须以“损道”守之，“损之又损”而臻于“无”，才能“治众”。

道德观——把“德”分为“上德”与“下德”。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而“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开启了对“名教”批判的先河。

道德理想境界为真、善、美——“真”：“无知”之真，即保持人类本初的自然状态；“善”：“无为”之善，即无为而任万物“自化”；“美”：“无名”之美，即其所言“至美无偏，名将安在？”“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既是其理想的精神境界，也是当时自己及周边人们蔑视荣誉、生活放任享受的理论依据。

方法论上，提倡领会玄学的义理之学。由于谶纬的缘故，两汉象数之学特别发达，重“象”而轻“意”，甚至是“得象忘意”。王弼认为“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主张“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

《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11

《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言。”

庄子“得意忘言”之“意”指玄妙的“道”。孔子“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之“意”亦指深奥之理。王弼以老庄解《易》，他将《庄子·外物》所说的“得意忘言”和《周易·系辞》所说“言不尽意”结合起来，提出玄学的“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一是因为“言不尽意”，二则言不过是得意的工具，言可忘，当然存不能尽意。如果不将言作为工具看待，而提倡“尽意莫若言”，那样言是不可以忘掉的。

持此论者比比皆是，使“言”、“意”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议题。如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何劭《赠张华诗》“逍遥综琴书，举爵茂阴下，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等等。

玄学倡导“言不尽意”，旨在探寻象外之意。玄学不着眼于言、意之差别和联系，而是重内心之体认，轻向外之追求，以内主外，主张“修本废言”、“崇本举末”，强调“得意忘言”为得“道”的途径，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

习惯上对传统的误读、误用——《辞海》对“得鱼忘筌”的解释：“比喻功成而忘其凭借”。——得意忘形——《晋书·阮籍传》：“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空穴来风——源于《文选·宋玉〈风赋〉》：“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李善注引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比喻流言乘隙而入。

●正始名士——裴徽、荀粲、傅嘏、夏侯玄、钟会 几人与王弼、何晏等同时，俱通玄名士。 裴徽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裴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远度，善言玄妙。”裴注《魏志·管辂传》引《辂别传》载赵孔曜对管辂说：“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这些都说明：裴徽精于玄学，善于清谈，通于《易》、《老》、《庄》之以理。

《世说新语·文学》又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注：虚胜、玄远均指玄学义理）。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相得，彼此俱畅。”

荀粲

荀彧幼子，字奉倩。裴注《三国志·魏志·荀彧传》引何劭《荀粲传》说荀

12

粲“太和（228—233年）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

何劭《荀粲传》还云：“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儒家回避世界本原的终极问题，《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回避为思想史留下了新的话题，也导致了更加严厉的追问——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挑战、质疑的原因之一——儒家学说的先天缺陷：对世界本原的回答（本体论，有魏晋玄学的兴起）、思辨性（宋明理学的出现）、对人的心灵的安慰（佛教的传入幵迅速传播）。

荀粲所言之道，乃与儒术相对立的玄学《易》、《老》、《庄》之道，以为性与天道，不能用言语表达，可以用言语表达的都是粗浅的义理，因此，荀粲认为“六籍”都是“圣人之糠秕”。这是比较大胆的，后来名士不拘礼法、蔑弃经典，都是受荀粲鄙视六经观念的影响。其兄荀俣不同意对六经的漠视，与之展开讨论。

又《荀粲传》：粲“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

“立德高整”、“轨仪训物”是指儒家之注重礼法轨仪；“不治外形”、“慎密自居”是指道家之崇尚自然无为。儒家注重外在形式，而道家则注重内心境界。所以荀粲认为“立德高整”不及“不治外形”。——表明荀粲推祟道家之个性自由，而反对儒家之匿情抑性。“不治外形”是真率，“立德高整”则是伪饰，荀粲认为这是其父与叔父人格之区别。荀粲这些观点对后来名士之旷达任放、不拘礼法亦有深远影响。

笃情者之荀粲——

《荀粲传》：“粲常以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娉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视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末可谓之易遇。’痛悼不能已，岁余亦亡，时年二十九。”

荀粲以为妇人宜以色为主，才智不足论，是他认为色乃天然丽质，非由粉饰。他爱色而又钟情，他为情而爱色，非是以女色供赏玩，故妻死而神伤。傅嘏认为妇人才色并茂为难，仅凭色美则不难遇，他是以色美只为玩赏。而荀粲所说“佳人难再得”，乃是恋情死者，故说“未可谓之易遇”。《世说新语·惑溺》：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说明荀粲是为情而死，非因色而死。荀粲爱色而笃情，可以算得上名士之真风流！

13

傅嘏：字兰石，《三国志·魏志》本传：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叔平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以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

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到傅嘏是亲司马氏的，而与何晏有矛盾。傅嘏先是投靠曹爽，因与何晏不和，末得重用，转而又依附于司马氏，曹爽被杀，他受到司马氏的重用。

《魏志·傅嘏传》裴注引《傅子》说：

“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奸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候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苟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

是说也见于《世说新语·识鉴》。但经余嘉锡考证，其中有些言论不足以为据，因为《傅子》的作者为傅嘏之弟傅玄，因此他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美化其兄，为欺世之谈。另从身份与地位上看，何晏既是名臣，又是名儒；夏侯玄乃名臣，其名望之高，远非庸者如傅嘏等可比拟，他们更不可能主动求交于嘏，且为嘏不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识鉴》“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条]。

傅嘏的玄学思想或主张，其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才性之辩的思想。《魏志》本传载：“嘏常论才性异同，钟会集而论之。”裴注引《傅子》：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尠（鲜）能及之。司隶校尉钟会年少，嘏以明智交会。”

由此可见，才性之辩最初是由傅嘏提出的，而为钟会发挥。但遗憾的是，傅嘏有关才性之论的著作已亡佚，其具体详细的内容不得而知。

?夏侯玄

字太初，“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明帝曹睿）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爽铢，征玄为大鸿胪（掌诸侯王及少数民族首领的迎送、接待、朝会等礼仪，以及郊庙行礼等事），数年徙太常（祭祀礼乐之官）。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 后来中书令李丰结交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欲图以夏侯玄辅政，取代司马师，事泄，夏侯玄和李丰、张缉等均被司马氏杀害，并夷三族[《三国志·魏志》本传]。

关于夏侯玄崇尚清谈，何晏曾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即言夏侯玄思想深刻，善于分析而使天下名士心服。

《文心雕龙·论说》谓夏侯玄著《本玄》，对此，范文澜于其《文心雕龙注》

14

引《札迻》十二：“案《本玄论》张溥辑《太初集》已佚。考《列子·仲尼篇》张注引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云云。’与本无之义正合。疑即《本无论》之文，无无玄元，传写贸乱，遂成歧互尔。”[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文心雕龙》所说的《本玄论》为《本无论》之误。又《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云：“玄尝著《乐毅》、《张良》及《本无》、《肉刑论》，辞旨通远，咸传于世。”亦可证《本玄》乃《本无》，不过，《本无论》并未传下来。

夏侯玄十分重视自己的品格修养。《魏志·夏侯玄传》：“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心地坦荡，正气凛然，故能不以生死为怀。《魏志》本传注引孙盛《杂语》：“玄在囹圄，（钟）会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钟君何相逼如此也！’”《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这些是说，夏侯玄虽身陷囹圄，而治狱者为钟会之兄钟毓，会想乘机与他相交，而为他严辞拒绝。这说明，夏侯玄鄙视钟会之为人，虽面临杀身之祸，亦不肯折节而与其相交。

钟会

《三国志·魏志》本传：

“宇士季，颍川长社（河南长葛）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高贵乡公（即曹髦，254—259年在位）即位，赐爵关内侯。”

钟会与司马氏关系。据说曹魏时执掌大权的大将军司马师命令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几次修改呈上均未通过，以致其不知如何修改。这时，正好遇见钟会，钟会替他改定五个字。呈上后，司马师十分满意，但他肯定地说不是虞松所改，虞松只好将钟会之事说出。司马师迫不及待地召见了钟会。将召见时，钟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才也！”遂成为司马氏的亲信，并飞黄腾达，先后封东武亭侯、县侯等，迁黄门侍郎、司隶校尉、司徒。参与策划司马氏政权内部事务，司马昭遣之与邓艾平蜀等。钟会与邓艾率军伐蜀，艾军先入成都，平蜀，钟会竟诬告邓艾造反而杀邓艾。其实钟会自己乃野心勃勃，是他自己与蜀将姜维勾结谋反，失败被杀。

据《晋书·嵇康传》，钟会以贵公子往造嵇康，嵇康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嵇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欲去时，嵇康问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达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由此忌恨在心，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15

《晋书·阮籍传》还说钟会欲图害阮籍而末成：“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钟会青年时代曾与傅嘏、王弼、何晏相识。《魏志》本传：

“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

钟会论《易》无互体（所谓互体，又称互卦。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叫互体），是排斥汉《易》中的象数之学的，未能流传下来。其才性著作及《道论》，均未流传下来。

据《世说新语·文学》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孝标于此故事注引《魏志》说：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但钟会之《四本论》详细内容因其著亡佚而不可得知。而在东晋以后，才性四本则成为玄言清谈中的谈理命题，《世说新语·文学》：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殷浩为东晋著名清谈家，他所说之“才性四本”，已不着重于评论人物，而成为玄言清谈之谈理依据。又《南齐书·王僧虔传》引僧虔《诫子书》：

“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宴大宾者哉！”

由此亦可见，“才性四本”之辩论在清谈中的盛况，不了解“四本”，几乎无谈辩之资。

●正始玄学和玄谈品题

名教与自然：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社会伦理教化。 有与无 言与意

三、竹林七贤和竹林之风 ●竹林七名士

关于竹林七贤，《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晋书·嵇康传》：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

16

贤。?

竹林七贤的活动，为正始年间（241—249年）以后之事，正是魏晋交替、社会政治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因此，竹林之游，首先与躲避政治风险有关；另一方面，与其主体高朗而不降志的个人志趣有关。清高傲世，阳狂远人，流风余韵，传为佳话。七贤著忘言之契，优游酣畅于一时。其后则各有结局，而受不同的臧贬。但林下之游，其高情远趣，风流际会，总是令人追慕不己。

竹林七贤首推嵇康、阮籍，然后为山涛等人。

?关于阮籍——郁闷的象征

阮籍（201—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其父阮瑀曾为曹操手下的属官、建安七子之一、经学家蔡邕弟子，阮籍也博览群书。《晋书·阮籍传》：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关于阮籍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粗略概括： 一、性情怪僻，行为反常； 二、博览群书，文采飞扬；

三、生不逢时，嗜好酒醪，隐遁避世，沉溺老庄。 简要生平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

《晋书》本传：

?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株，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后称之为“阮步兵”，顺水推舟，作《劝晋王笺》——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17

“不拘礼俗”与“至孝”——阮籍身上的矛盾。性至孝，后丧悲伤几至灭性。《晋书·阮籍传》：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chun，祭祀用牲后体的一部分），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其本传又曰：阮籍丧母，?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互视，楷吊喭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

言——“礼岂为我设邪！” 行——在谈及儿子杀父母的时候，高论：“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 醉倒在当垆卖酒美少妇石榴裙下； 沉痛吊唁未嫁少女。

老道避世——虚与委蛇

标志：“嗜酒”、“啸”、“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文章“志存刺讥，而文多隐避”等。

《晋书·阮籍传》载：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资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族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说明阮籍身处纷乱政局，能知进退，从而得以避曹爽之难。后虽依附司马氏，然并非积极合作，但闻步兵校尉厨多美酒而谋为步兵校尉，纵酒酣饮，遗落世事，保全身首。

《世说新语·德行》：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晋书》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身处乱世的阮籍纵酒酣饮以避祸，以消极的态度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当司马昭让九锡时，为公卿写劝进表[《晋书·阮籍传》]。

但阮籍内心疾恨邪恶。《晋书·阮籍传》：

18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表现其愤世的心境。生当乱世，空负英雄之志。阮籍满腔悲愤，于其《咏怀诗》中即可看出。李善注《文选·咏怀诗》云：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也。?

阮籍咏诗志在讥刺，所刺即为司马氏；而文多隐避，难以情测，自是要使司马氏无所施其迫害。

教育自己的儿子与侄子不要学习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与方法。

阮籍重视道家之养生，向往隐逸生活。

阮籍重养生，《世说新语·栖逸》说他曾访苏门山真人，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

裴注《魏志·王粲传》引《魏氏春秋》：

?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

说明阮籍企慕隐者生活，苏门生为隐者高流，对阮籍甚有启发，使他著《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阐扬自然无为之道和抨击礼法名教。

思想

哲学思想——主体玄学：万物一体，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甚至连上下古今都不予以承认：?天地解今天合开，星辰陨今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大人先生传》]

社会政治思想——否定君权、礼教，主张无君无臣。?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称造音而乱声、作色而诡形，?君立而詹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将那些伪君子、假道学称为?裤中虱?，?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秋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乎裤中而不能出也? [《大人先生传》]。

世界观、人生观——追求“至人”的境界：至人无宅，天地为所；无主，天地为客；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善恶之别、异，“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大人先生传》]。

19

?关于嵇康——典型的悲剧

思想充满批判传统名教的火药，行为放荡不羁，独立特行，丧命于权贵——悲剧之典型。

生平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州）人。本姓奚，避仇怨而逃至上虞，后迁铚。因上虞属会稽郡，故改姓嵇（一说铚有嵇山）。父曾为官，但职卑。由母、兄抚养长大。兄喜，曾任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及长，娶曹操儿子沛穆王曹林长女乐亭公主为妻。正因为如此，加以其个性，决定了一生的悲剧。

相当长时间与名士孙登等隐居山阳（今河南焦作），众人服食“五石散”——传言久服可强筋健骨、延年益寿。与服药专家王烈常进山采药，得宝药、天书等。《晋书·嵇康传》：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与众贤人交往。与东平人吕安交往深厚，安能属文，志同道合，“每一相思，这千里命驾”。吕安与向秀亦好友，曾与向秀在山阳种菜灌园，嵇康常与向秀树下打铁。

雅士嵇康。能诗善琴，诗文质朴壮美，高雅拔俗，激情奔荡。有音乐作品传世。

好老、庄之学，且有老、庄气质。《晋书·嵇康传》：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枯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 郭象注曰：

?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动若运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尘。?

这是对“土木形骸”和“忽忘形骸”的解说，体中独任天真，即获得精神超越，泯灭是非，形我两忘，以回复到老庄之逍遥、齐物、自然。郭象注还说：

20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cp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