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清朝前期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清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

（清兵入关和各地人民的抗请斗争）

崇德八年，皇太极病卒，睿亲王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即帝位，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时年 6岁，由叔父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郎左右辅理国政，改明年年号为顺治元年。次年，明朝灭亡。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逝，遗诏立8岁的玄烨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逮治鳌拜、康熙亲政。从顺治入主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这四十年间是奠定国基之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一、 清兵入关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1. 清史的时代特征：

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艰难道路，创造了清以前历代王朝创业的新纪录。从 1583-1644-1661。长期艰难的创业、33年血战促成了满族从女真族中脱胎而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清朝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与历朝历代有着鲜明的差别。它从古代而进入近代，监界现代；它经历的社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再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等等。其经历不同时代的跨越，和社会的激烈转型，在历代王朝中，也只此一朝。满族作为统治民族，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此前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不可比的长治久安。

清朝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为实现统一，巩固统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三藩、台湾、东北。三北、康熙三十年即 1691年，罢修长城。西南废土司。） 其政治制度对明朝有继承也有增添独创。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同汉、蒙等各族的关系。清朝一面严惩含官污吏，伴之以思想转化，一方面大力表彰清官廉吏，倡导“大公”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清代政治的又一大特色。

重建封建经济秩序，使经济从残破中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清代的文化，明显地分四个阶段（明清之际、盛世、嘉道、晚清）。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人才辈出，成就卓著。继承、发扬、总结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各领域硕果累累，超越前人。

存在问题：对西方科技文化盲目拒绝；

政治与思想专制，高度发展，人们的思想受禁锢，蠕动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被压制，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法形成新思想的启蒙运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后来被迫行新政，但顽固势力太大，而失败。 清史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论是断代史中最多的一个朝代。争论的问题主要有：①世纪的始终及其历史分期问题。②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后金时期是封建农权制？封建社会完成于何时？③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犯上作乱；掠夺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统一的正义战争？④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或偶然的问题。⑤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的问题。⑥关于“三藩之乱”的提法是否恰当？称“吴三桂之乱”更恰当。尚之信曾假降吴三桂，但从未出一兵一卒与清交战。⑦清朝是否有过盛世——“康乾盛世”。⑧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和再评价。⑨关于人物评价的分歧众多。入关前后的人物：降清的明臣；入关后的皇帝等等。分歧多，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

2、山海关之战与清兵攻占北京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政权的最高决策人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积极为乘乱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进占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在这之前，清军虽曾多次深入中原腹心地区，但终因扼制东北进窥中原咽喉要道的山海关固若金汤，迫使清兵绕道入关，战线拖长，行动滞缓，难在内地立足，从而无法全面颠覆明皇朝。这时镇守宁远至山海关三百里防线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部，是一支拥精兵 4万、地方地主武装8万～9万，为明廷、农民军、清军三方所关注的举足轻重的劲旅。大顺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即派居庸关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吴三桂见明廷大势己去，父亲吴襄等家属又在北京，为保住身家产业决定投降，率部向京师进发朝见李自成，领受新命，山海关防务则由唐通部接管。三月下旬，行至玉田，传来吴襄追赃被拷“索饷二十万”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占的消息，盛怒之下率部折返，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夺占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挥携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前往山海关招抚平叛。吴三桂自知无力与大顺军抗衡，为逃脱覆灭命运，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立即乘农民军立足未稳大举兴师“伐明”。原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吴三桂使者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裂地以守为条件乞援，大喜过望，旋即招降吴三桂，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兵赶到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大顺军己于当日早于清兵抵达山海关，对吴军实施包围，昼夜展开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山海关北翼城被攻破。正当吴三桂全军行将崩溃之际，以逸待劳的清兵骤然向大顺军发动猛烈冲击。经历长时间鏖战的大顺军将士已经精疲力竭，遭此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敌兵猝不及防的偷袭，损失惨重，很快便被击败。李自成被追连夜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鉴于分驻各地的军队短期无法调集，北京新占领不久还很不稳定，在强敌紧逼的情况下不便据守孤城，大顺军决定放弃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放火焚毁明宫殿和各门城楼，主动撤离北京。

多尔衮得知大顺军撤离北京的消息，迅即派兵紧追，同时亲自率军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的旗号赶往北京。在向北京进军中，清军改变以往“攻掠兼施”的做法，严明军纪，并采取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宣称“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严肃，必不汝害”。五月二日顺利进人北京。九月顺治帝从沈阳迁入北京，定都北京。十月初一日，郊祀天地，重即帝位。

3、清兵入关后的政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清兵入关后的政策表现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进行圈地、投充、逃人、迁海、剃发等弊政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策略的双重性特点。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顺治元年（ 1644年）十二月，清颁布圈地令，把近京各州县原明朝皇亲贵戚、达官、太监被大顺军镇压或逃亡后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至顺治四年正月，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达16·6万多顷。这些土地经明末农民战争扫荡，大多已归农民耕种，许多地方连同房产一块圈掉，换给一些很远的老荒不毛薄碱地，这实际上是对汉族劳动人民的野蛮掠夺。被占之地多抛荒，政府多次令停，真正到康熙八年才停止。与此同时，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仅顺治三年“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为此，清廷颁行“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徒边远”。圈地和投充法都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把农奴牢牢束缚在庄园里，被清廷视为事关根本的国策。

清初因浙江、广东、福建沿海集聚了一些抗清武装，清政府还曾颁“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所有居民内 30里-50里，使捕鱼、贸易为生者失去生业，大大激化了矛盾。

此外，顺治二年清政府还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清兵人关后推行的一系列弊政，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单凭满族贵族的力量根本无法确立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因此清初政策中又体现出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的一面。尤其入关初，首当其冲的对手是大顺农民军，满族贵族充分利用农民军与地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竭力煽动明官僚地主对农民军的仇恨，打着“为尔君父报仇”、“代为雪耻”的旗号，分化拉拢汉族官僚。进京后礼葬崇祯帝，服丧三日，明官一律留原来的官爵，降清者升级任用，文臣衣冠暂用明制，剃发令暂缓实行。而事实上，清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还曾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富贵共之”，冀图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皇朝，分享胜利成果 。对比之下，清的策略手段十分灵活，其真正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为了缓解人民反抗，清兵入关后也曾表示要免去三饷加派，实行减税，奖励恳荒，除明积弊，用以收揽人心，稳定政局。当时由于地主阶级中枢神经已被打乱，北方地主在清的拉拢引诱下，把恢复失去天堂的希望寄托在清政权上，纷纷投降，寻求庇护，并为共同镇压农民军而和满族贵族进一步合流。南方地主阶级为维护原有统治，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也把镇压农民起义视为首要问题，因而对清把主要打击矛头对准农民军的姿态表示欢迎。清的策略大体上起到了预期效果。

总的来看，清初政策的矛盾性、摇摆性很大，有的是出于变换策略的考虑而反复无常；同时也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适应，调整有关。但总的来看，清初一些根本性的政策都带有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性质。清统治者用高压手段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本身既是阶级压迫，又带有民族压迫性质。而强行剃发易服，对汉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践踏，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超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入关初，明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暴露得不充分，而表现出以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军的阶级矛盾为主。顺治二年（ 1645年）清在潼关打败大顺军后，多铎一路很快移师南下，根本不理睬南明和议的请求，五月占领南京。南明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为争压统治权和反对超出阶级斗争范围的民族压迫起而抗清。六月清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后更激起大规模反抗，社会矛盾转化，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4、入关后重建新王朝：

①承袭明制政体；清承明制，集权于君主；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渐弱；三院大学士仿明内阁，且置七人。 ②恢复封建经济（废三饷、及各种加派重建赋役制；鼓励垦荒）。

③严厉惩罚吏治；

④理顺满汉关系；

⑤怀柔边疆各族。

5、各阶层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之初，李自成属下有数十万部众，张献忠部下有数十万，明朝在黄河、江淮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太大损失，各地镇兵仍达数十万，宗室藩王多人尚在，南明已于当年五月在南京建立。但蒙、藏等各地方民族政权很快拥戴清政权。所以多尔衮制定了先图农民军，“次第定东南”的军事战略。

① 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抗清斗争

② 南明政权的相继败亡

③ 江南等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④ 大顺、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⑤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第二节 进一步完成并巩固统一局面

一、平定三藩之乱

1．康熙帝即位及其初政

清军入关前，在明朝先进封建文明影响下，满族社会正处于从农奴制向封建制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革新与守旧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清初推行的一系列弊政遭遇到广大汉族人民强烈反抗，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1661年顺治帝福临死，年仅8岁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次年改元康熙。其时政务由素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辅政大臣掌管，其中鳌拜握有实权。

鳌拜等人系皇太极时的亲信旧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满族权贵，早年追随太宗南征北讨功绩卓著；但平定天下之后，对治理国家，特别是对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很不适应，凡事“率祖制，复旧章”，其间虽然也革除了一些明朝腐败没落的弊病，如重治贪吏，继续扫清抗清势力，奖励垦荒，蠲免赋税，废圈地，重用汉官，以农事为国本。更多的则是顽固维护满族旧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鳌拜还自恃功高权重，“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遇到皇帝不允所请时，竟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逼勒依允。鳌拜集团的专横跋扈、倒行逆施，激起玄烨和新一代革新力量的强烈不满，也引起德高望重的孝庄文太皇太后严重关切。 1667年圣祖14岁亲政。于是，在太皇太后亲自策动和周密部署下，16岁的玄烨表面上隐忍不露，虚与周旋，暗中却令心腹大臣、皇后之叔、吏部侍郎索额图自请解任，效力左右，抓紧组织训练一支贴身可靠的羽林卫队。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的一天，玄烨率布库（摔跤）少年，乘鳌拜上朝不备，一拥而上“掊而絷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鳌拜心腹死党一网打尽。判其罪有30条，遏必隆12条。 清除鳌拜之后，康熙掌握实权，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冤狱，制止清政局倒退逆转，极力拉笼利诱汉族知识分子，提高绿营兵地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此基础上，清皇朝加快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粉碎西北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勾结沙俄掀起的叛乱，基本上稳定疆域，实现了统一。

在地方上，随清军平定天下有功的三藩及其他军阀势力急剧膨胀，又逐渐演化成威胁国家统一和清朝统治的最大隐患。

2、三藩势力坐大

3．吴三桂叛清。

二、统一台湾

明天启元年（ 1621），台湾被荷兰人侵占。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4月攻下，12月签字。次年五月气死。其子郑经坚持抗清，并鼓励开荒，种蔗制糖，开矿冶铁，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对开发台湾做出一定贡献。但随着时日推移，国内满汉之间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台湾逐渐失去郑成功时代作为抗清据点的积极意义。全国基本统一郑氏已沦为割据势力。康熙二十年郑经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砍杀，政局混乱动荡。郑克 即位后已不再坚持抗清复明立场？向清廷提出“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台湾问题已转化为割据独立、脱离祖国的性质。康熙断然拒绝郑氏集团的要求，指出：“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施琅率兵攻打台湾时，已经完全成为统一性质的战争。台湾官兵渴望统一，施琅率军抵台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旗号以迎王师”，纷纷起而响应。清廷攻占台湾后，曾有人主张迁民弃地而不设守，施琅上疏力争，指出荷兰“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1684年，唐熙23年。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正式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澎驻军1万镇守。清政府攻取台湾，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有利于保卫主权、抗御外侵，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禁海结束，沿海自由贸易开始。

三、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奠定西北、西南疆域

康、雍、乾三朝百余年间，清朝国势极于全盛，故被史家美称为“康乾盛世”。盛世是建立在疆域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基础上的。康熙中叶，清政府确立了在中原及江南的统治后，边疆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东北黑龙江流域受俄国蚕食，漠北蒙古尚未归附，而西北、西南蒙古势力皆有尾大不掉之势，大统一还未实现。俄国本是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距万里的欧洲国家，但 16世纪下半叶、其势力迅速扩至东北，并在17世纪30年代进逼中国东北。

1．雅克萨战争与中俄界约。

2．平定噶尔丹叛乱，统一外蒙古。

3．平定青藏。

4．平准大业最终完成

5．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

6．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雍正四年始，乾隆继续）

第三节 清前期的强盛

清前期的强盛批康熙二十三年（ 1723）到乾隆六十年（1795）较准确的康乾盛世。其中康熙23年到康熙61年（1774）为盛世奠基期，雍正和乾隆前中期（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盛世巅峰期；

乾隆后期即乾隆四十年到六十年1775—1795为盛世衰落期。盛世的表现首先是疆域的辽阔。其次体现在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强化、传统经济发展的新高峰，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及文化的总结与发展。

一、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强化和完备

1．皇权的加强与中央政权机构的沿革

①清廷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之后，进一步调整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完善各项制度、法律和政策，强化政治、军事及文化思想的统治力度，从而把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展到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峰。康雍乾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完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有利于保持较为安一的局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保障。

但专制皇权的极端膨胀，利弊相参，从长远看，将深刻影响整个清代的历史进程。

②内阁主要职掌是“票拟章疏”和“参予机务”。

2．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驭

3．官员选任制度

4．强化宗族纽带辅助专制统治的功能

5．以八旗兵为骨干的军事统治（八旗与绿营）

6．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 1）尊孔崇懦，推行礼乐教化

（ 2）厉行文宇狱

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康乾“盛世”

传统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峰。表现：乾隆中期达到极盛。突出表现是：封建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即小商品生产有了显著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萌芽得到恢复并有所变化；商品市场网形成；国库充盈。

1．调整土地占有关系

2．整顿赋役制度

3．出旗为民与除贱为良（废除匠籍）

4．兴修水利、治河筑海塘

5．康乾时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三、“盛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发展

从传统文化学术总结的意义上讲，康乾盛世真正是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统治者通过对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营造出一代王朝特有的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从思想文化创新的角度看，康乾盛世又是处于艰难探索中的创新时代。可惜这种创新是在“中学”的圈子里徘徊，在“中学”的圈子里寻找答案。 1 ．明清之际学风之变

2 ．三大思想家交相辉应

3 ．乾嘉学派及其学术成就：

清朝乾隆时期以及其后的嘉庆朝，在经济、文化、繁荣的滋养下，形成了一个经以经学为中心，涵盖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砾律、校勘辑佚等学术领域，并以重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流派。即乾嘉学派。又称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将近 90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 93 年。而且哥伦布远航仅 3 艘船，载 90 人，最大的旗舰长 24 ， 5 米、宽 6 米，达·伽马船队也只有 160 人；而郑和一次出海就多达 2 ． 7 万多人，大船 62 艘，船长 151.8 米、宽 61 ． 6 米，规模、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成为绝响。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明清时期总体上没有超出封建经济范围，是导致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很少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囡。基于同样的原因，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积 30 年努力穷搜博采、考察辨正编成的医药学巨著。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革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李时珍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广泛流行。朱载靖是明仨宗朱高炽六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他辞王让爵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值、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中期举进士，官至

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并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 历算、火器，尽通其术，遂遍习兵机、电田、盐笑、水利诸书”，所著《农政全书》初稿完成于天启七年（ 1627 年），后经陈子龙整理出版。全书共 60 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 22 岁时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该书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徐弘祖曾先后考察过 100 多个岩洞，对洞穴的结构、方位、形态特征和成因做了精确的描述分析，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菪溶地貌的宝贵文献。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的大面积广泛考察，比起欧洲最初进行的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崇祯十年（ 1637 年）宋应星写成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明代以及此前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该书详细总结记载了备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种植加工和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制造过程，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确切数据，并附有 123 幅插图。在撰作过程中，宋应星十分重视调查、试验，虚心向农夫、工匠请教，对一些关键技术和操作要点每每亲自实践体会。他对金、铜、银比重的描绘和对黄金咸色的测定、对油料出油率的统计以及对生产器具和产品长、宽、高、深、重量、容积、比率等技术指标所做精确记述，无一不是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方法亲自“穷究试验”的结果，并由此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概括阶段。《天工开物》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是江南等局部发达地区工商业繁盛刺激的产物，此刻尚有一些科学巨匠跻身世界先进潮流。英国学者李约瑟即曾盛赞朱载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天工开物》是 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在学术界形成“开物学派”，推进了明治维新。但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并未能冲破传统封建体制的束缚，仍停留在积累整理资料和总结经验为主的传统轨道，或体现在商用数学、珠算技术等实用技术方面，和西方以实验和数学研究结合发现一些重要定律的近代科学相比，已明显逊色、落后。而且晚明已经取得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也因受封建制度束缚，不能和社会生产结合，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朱载靖的重大发明在当时便“未及实行”，以后又长期埋没，徐弘祖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入清之后，活挨贵族入主中原，专制集权统治的再度强化，文化专制、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以及社会经济长期未能超出封建制范围，这一切使科学技术不可能得到重大发展。清前期较有影响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王锡阐、梅文鼎、梅彀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的著述，农学与水利学方面有鄂尔泰等人编修的农书《授时通考》、张履祥编《补农书》和水利学著作《陈潢河防述言》，医学方面的进展仍局限在传统中医学的范畴，其中以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较多新意。有清一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更加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复再现晚明时期的短暂辉煌，未能涌现站在时代前列的世界级科学巨匠。

第四节 嘉道中衰

清中期的社会矛盾和清皇朝的衰败（嘉道中衰）

一、人口压力加剧，人地矛盾突出：

乾隆六十年（ 1795），年高85岁的清高宗，虽然身体尚属健康，但已如他的大清帝国一样，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活力。九月初三日，他宣布，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并以明年改元退位。

嘉庆元年（ 1796），正月初一，父传子的皇位授受大典完成，高宗正式退位为太上皇，颙琰正式登极为帝，年号嘉庆，是为清仁宗。但在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去世之前，乾隆仍抓权理大政，他信任的和坤则借机弄权败政。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乾隆去世五天之后，和坤即被革职，不久赐死，嘉庆由此开始亲政。他遵循秘密建储之法，密立皇二子为皇太子。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八月，嘉庆帝猝逝于避暑山庄，皇二子 宁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道光，道光在位三十年，而作为中国历史重要分界标志的鸦片战争就爆发在道光二十年（1840）。因此，道光皇帝是跨古代、近代历史转折的一个皇帝。而嘉道中衰也不止始于嘉庆，早在乾隆后期就开始了。中衰的原因和表现：持盈保泰求安；和坤专权乱政；社会动荡加剧。

由于一百多年的安定繁荣，清朝各地人口迅速增加。康熙元年（ 1662）全国人丁户口1920万余丁，（16-60岁男子），雍正十二年，在册2735万余丁；增加了34%，实际上雍正样当在1.1亿到1.3亿左右。

乾隆二十七年（ 1762），人口突破2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已达4亿。大约平均每30年增加近1亿人口。

人口增长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也超过了当时世界各地。

人口增长是社会经济发达推动力，但随着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的日益加剧，也埋下了促使盛世走向衰落的隐患。

面对人口压力，清廷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鼓励垦荒。但后来已不是以解决问题。于是狭乡人纷纷迁到宽乡，以谋生。北方中原数省多向东北、北方、西北迁移，南方则从东南、中南省份向西南和川陕楚毗邻区迁移。云南、广西，台湾和海外成为新的迁徙目的地。

据推算，鸦片战争前，内地各省约有 700-800万人迁到四面八方的周边。长时间大规模人口流动，严重冲击着封建社会旧有的制度和统治。人口压力和阶级矛盾相交织，使得嘉道时期的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二、通货膨胀的严峻挑战

1．白银内流与制钱投放量增加

2、传统财政体制受到全面冲击：

三、政治腐败，贪风炽烈：

1、社会风尚的奢靡

2．吏治腐败：

四、河防崩坏，库帑亏空

嘉庆朝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官贪、兵疲、民乱、河决、财困等等，相互影响，又交织在一起，成为难以措手的重症。其中，“河决”关系国计民生，最为重要。

当时，“河决”严重，大致有如下特点：三年五载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时甚至连年冲决，而小规模决口经常不断。从和坤专权时始，所任河督官先纳贿后上任，名为治河患，实则肥私囊，而河患仍益严重。这被称为清朝中衰的显著表象之一。

早在康熙时，历 20年之功，治理黄河成效显著，百余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水灾。约自乾隆中期以后，特别是后期，疏干防治，吏治败坏，河防经费被贪占，工程动辄崩坏，泛滥频仍。到嘉庆时，屡屡河决，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而且连续不断的治河，是造成国家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决还严重影响漕运。治河之难不仅因黄河难治，更难的是管理者不负责任，从治河中谋取私利。

治河费用大，赈灾费用高，加上人口增加，土地不足，以及大小官吏侵夺、贪占，有增无减，特别是赋税收入的减少，使乾隆朝已开始的钱粮愤怒空现象日益严重

江西省，乾隆四十一年（ 1776）到嘉庆四年（1799）的20余年间，万空银在83万余两之多。嘉庆初年已有官员奏报地方存在严重的亏空，应由地方官设法补充，但嘉庆本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主张让官员赔补。结果，万空日益严重，如直隶省嘉庆初年清查时，亏空银27万两，到嘉庆六年（1801）清查时，已亏264万两，短短五六年间，到十九年时，亏空已达318万两。山东省，嘉庆十四年亏空341万两，而十四年以后，仅六年时间，亏缺即新增了334万两，达670余万两。至此，嘉庆帝被激怒了，才下令严查，结果山东省全省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不占，严查之后虽短期有效，但很快又故态复萌，成为积重难返之严重问题。

地方亏空，中央户部也是如此，道光十九年（ 1839），各省拖欠应解户部的赋银已达2740余万两，相当于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

亏空的原因很复杂，有开支增大（如镇压农民起义、河工、官兵俸饷增加等）的原因，但主要是官员营私肥己所致。

五、八旗生计艰难，军队战斗力削弱：

八旗军费是清代中期国家开支的沉重负担之一。同时，八旗生计也是又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嘉庆朝，八旗人口急速增长，嘉庆十七年（ 1812），八旗男丁有52.3万余人，而八旗满族男丁约有22.2万人。满、蒙、汉军八旗兵额，仍维持在20万人。八旗满族兵额10余万，每人月饷银3-4两，俸米年均40斛，超过七八品官员的收入，其总数不断增加，俸费也增。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八旗制度一直实行入关前的基本政策，八旗作为军事组织，其后由国家包养，并以养兵的方式来“恩养”旗人，不允许旗人从事当兵之外的工、商、士、农各业。清初，圈地时旗兵每人每得 30亩地和相应的住房、驻防外地的八旗，也住在一些主要城市，分配有住房和土地。八旗粮饷按不同等级发给旗官与旗兵，没当兵的旗丁称为“余丁”（或曰闲散），不发给粮饷，靠家中当兵者的粮饷生活。

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但八旗兵或因浪费奢侈，负债累累而出典土地，或因经营不善而典出土地。特别是人口膨胀，而旗兵总额基本不变，于是闲散人丁大增，他们又不能进行各种生产活动，自谋生计，又不准与

民人交往，因此，他们只有游手好闲，成了国家的“寄生虫”。他们的生计日益成问题。政府的“恩养”政策导致八旗兵丁厌恶生产劳动，追求奢侈生活，纵欲浪费，以奢侈相尚，嗜酒，赌博，斗鸡，架鸟，养花，吃烟，泡戏院茶馆，肆意妄为，不知撙节，加剧了其生计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当多的旗人养尊处优，颓废不振，已成为废人，成了“什么也不是”者。从康熙到乾隆，清政府为赏赐和救济旗人化的费用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赎其他，养其幼丁等，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军队战斗力削弱：

八旗和绿营是清朝政权的主要支柱。八旗兵在入关之前和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但进驻中原以后，特别是乾隆嘉庆之际，军队开始逐渐腐败，战备松驰，战斗力削弱。乾隆末年以后更甚。其原因一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改变了军队的生活观念，其次承平日久，长期无战事，物质生活改善，养尊处优，享乐思想增长。

八旗高级将领生活奢侈腐化，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艳，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看戏，游荡赌博。他们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任，一概置之脑后。

八旗兵丁则长期驻在北京或驻防各省，清廷不许他们从事生产劳动，遂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气，生活中摆阔气，讲排场，竞尚鲜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但其收入有限，随着家庭人口增多，生活日渐贫困。很多旗兵穷困潦倒，依靠借贷、典地、救济渡日，他的看家本领——骑射技术废弃，丧失应有的战斗力。 绿营兵也逐渐蜕化，军纪废驰，生活腐化。平时偶尔操练，也皆虚庆故事，日常武备极度松懈。将领与地方官吕通舞弊，克扣军饷，乃至空额不招，而吃缺编费。

由于八旗，绿营的腐败，失去战争力。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时，不得不凭籍人参勇团练的力量。自此以后，地方地主武装在维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清朝军备废驰与统治者的军事思想的基本使命，就是防止或镇压边疆的叛乱及内地的民乱，用以维护其统治，只要坚持八旗的骑射优势就不难做到。结果，在历经百余年后，八旗的骑射优势逐渐丧失，不仅骑射长技已不复存在，就连最基本的兵器也破烂不堪。与此同时，清统治者对已咄咄逼人的西方势力，仍未作出明智的反应。

乾隆嘉庆之际，西方军事已进入火（热）兵器时代，而中国还在应用早已过时的刀、枪、剑、戟这类冷兵器。这种落后的状况，完全是因清统治者的极端愚昧和固守民族文化传统所致。清朝顽强地坚持其民族传统，盲目地推崇骑射，把骑身及冷兵器当作永远是制敌的利器，不提倡也不引进火器技术，对火器的制造和在军队中的使用予以严格限制。原因很简单，担心火器代替其本民族传统的骑射技术。更担心火器被汉人等掌握后，威胁到其统治。

其实，西方火器早在明末已传入中国，明朝统治者已掌握了一些火器（火炮、鸟枪）的技术，但并未在军队中广泛推行。清朝比明末还有所倒退，甚至于严格限制、排斥。嘉庆朝已面临内外危机，但军队的装备水平还停留在古代军事水平阶段，给中国未来的安危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道光朝，印度、缅甸都已被英国征服，英国殖民势力已逼近并与中国为邻。不仅如此，英国商人为改变他们与中国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利用夹带和走私，正越来越多地将鸦片运入中国。明时，鸦片主要还是当药材进口的，万历十七年（ 1589）规定，每10斤鸦片征税银2钱。清康熙朝开海后，鸦片输入量随之增多，税率也渐高。乾隆二十年（1755），每1斤鸦片征银已达到5银。

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始自 18世纪中叶以前，每年输入仅200箱，每箱100斤。乾隆22年（1757），增至1000箱左右。乾隆五十一年，突破2千箱，五十五年则超过四千箱。到道光元年（1821年），年输入量近6000箱。三年后，又猛增至1.26万余箱。道光十年达到近2万箱。十八年竟达4万余箱。道光九年（1829），英国的鸦片税收已超过100万英镑，约占英国国库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这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铜钱与白银的正常比价发生了日益明显的变化，既给中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冲击，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使清朝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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