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历史考述

湘潭历史考述

第一章 拓荒之歌 远古至战国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人猿相揖别”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又是从打击、磨制石头开始，这样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进入了石器时代。毛泽东把这划时代的历史进程，用诗人的眼光写入了他的《咏史·贺新郎》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我们的《历史长河》就从“小儿时节”——湘潭先民的童年时代说起。

今天的湘潭，土地面积只有5014.96平方公里。它处于湖南中部偏东，湘江从境内流过，涟水、涓水两大支流犹如叶脉状分布于境内，它们就是哺育我们上万年、十万年，以至百万年的母亲河。从地貌看，这片土地属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尾闾地区，沉积物发育良好，是一块梯状阶地，是十分发育、层次分明的河谷地带。它南有衡山山脉，西有雪峰山脉的余脉蜿蜒入境。而湘潭的仙女峰（《南岳志》称为碧岫峰）则是衡山的第七十一峰，峰下曾有碧岫寺，至今峰下的村子仍名碧岫村；在湘潭境内南岳所属七十二峰中还有屏障峰，位于石坝乡与花桥乡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天马山；在天马山西两公里处又有一峰称日华峰，当地人称日华山，并赞之为“日照九州、华光万里”；此外在湘潭与湘乡（今双峰）交界处还有灵应峰，为昌山主峰，当地人称为锦鳌峰。在湘乡、韶山境内则为雪峰山余脉，以褒忠山最高，以韶峰最著名，雪峰山脉逶迤而入宁乡。全境几十万年来一直地壳稳定，气候宜人，无酷暑严冬，但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林木茂密，野果遍布；飞禽走兽群集于此，河水滔滔，溪流潺潺，为古人类蕃衍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现已知的元谋人有170万年历史了，长阳人也有5～10万年历史。而在境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2002年发现于湘乡牛形山的形成于20万年前（一说30～40万年前）的网纹红土中的砍砸器，因此这件石器距今至少有20万年。它是已知的湘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湘潭周边还存在较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其年代都迟于牛形山的砍砸器。这是不迟于20万年前，湘潭就有人类活动的铁证。此外如湘潭县三门（今属株洲县）六斗坪就有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在1万年以上，它处于湘江左岸的三级阶地上，已采集到打制的刮削器，是用石砂岩打制而成的。这个古人类遗址说明，远在1万年前湘潭先民就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物资来源之一。先民们为避湘江洪水，选择阶地居住，当然，他们过的是穴居、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上古穴居而野处”（《周易·系辞》），就是这个时期的写照。

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代表是大溪文化，它距今已有6500～7000年左右。湘潭是大溪时期文化较集中的地方，它拥有老虎坑（湘潭县荆州乡金棋村）、堆子山（湘潭县锦石乡太阳村）两大遗址，被称为湘中大溪文化的四大遗址的一部分。这些遗址中，陶器残片多泥质陶、白陶，陶器上多戳印纹。陶器制作时的夹砂，是避免烧制过程中开裂而加入的，说明制陶技术有所提高。从陶器的器形看，种类繁多，有豆、壶、杯、碗、甑、罐、鼎，这些陶器均为日用器具，其中不乏炊具如甑、鼎等，证明人们当时已熟练地用火进行烹煮，脱离了茹毛饮血阶段。特别是陶片上的纹饰有弦纹、篦点纹、绳纹、篮纹以及刻划纹，前几种纹饰均为已有物品在器物泥坯上压制而成。而刻划纹则是在制作中以竹片或树枝、石片、骨片在泥坯上刻划而成，是先民们有意识地记录某一特定事项的证明。它常被看作记事的标识，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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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排除是一种原始的文字模式。

新石器时期稍晚一点的，我们称为屈家岭文化（它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和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其中多夹砂陶。湘潭县境内有锦石乡苍场村的堆子岭遗址，荆州乡新福村的茅柴山遗址，雁坪乡羊鹿村的塘湾遗址，碧泉乡桂花村的左家山遗址，龙口乡董家坪村的韩家坳遗址，花石镇超上村的白竹湾遗址，留田乡桐梓村的桐梓坪遗址，石鼓乡万家村青州坪遗址，石鼓乡海云村马颈坳遗址，河口乡双板桥村的老树山遗址。湘乡境内有龙潭村岱子坪遗址的二三期，石柱乡石柱村的团鱼山遗址，石柱乡石头铺村的状元洲遗址。这些遗址中以岱子坪遗址最大，约1.8万平方米，其次为青州坪遗址和马颈坳遗址，分别为7500平方米和6000平方米左右。

岱子坪遗址为一大型居落遗址，仅从发掘的347平方米就清理出墓葬97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鼎、鬹、盆、碗、钵、簋、豆、杯、盂、罐、壶、甑等，出土多空腹尖足鬹，尤以宽扁足鼎最具地方特色，其纹饰又有用手指按捺出指窝的按捺纹。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镞等，此外还有玉簪、陶纺轮。其遗址还存在一些灰坑，坑中除草木灰、炭渣外还有兽骨。其他遗址也曾出土石刀、石矛、陶釜及陶窑。 从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这2000年左右，都属于父系氏族时期直至原始社会崩溃时期。这些文化遗存大多在涟水、涓水流域的溪流边的台阶地上。岱子坪遗址仅发掘347平方米就发现97座墓葬，而且其中不乏二次葬及众多的随葬品，最多一座墓坑就有48件随葬品。随葬品如此丰富，正是父系氏族晚期存在等级、贫富差别的表现。在岱子坪遗址中因发掘面积不足遗址的2%，据推断这里应有房屋遗址存在。

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看，既有了石镞，无疑是狩猎工具，而弓箭的出现，是先民们的一大发明，它提高了狩猎的效率。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石锄的出现则是农耕文化发展的标志。所谓“刀耕”其实最早就是用石刀、石铲进行的，只不过是将它们绑上木柄而已。农业的出现，定居就成为可能。石斧、石凿的出现，说明木材加工的存在，砍伐较小的树木作薪炭用或作为工具，或用以作早期的房屋，所谓“架木为巢”的材料。纺轮的出现，证实了原始纺织的出现，人们可以缝制兽皮，编织遮体掩羞的织物了。众多的釜、甑、鼎的出现，说明熟食已经从单纯的烧烤进化到了蒸、煮。有陶器必有陶窑，韩家坳遗址的陶窑就是一个代表。 以岱子坪为代表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土，说明湘潭远古先民已步履蹒跚地走出“小儿时节”，向着文明时期进发。而它又具有某些十分独特的内涵，可成为具有湘潭特色的文化遗存的代表。除了这些遗址外，湘潭境内居民在农村山野常可捡拾到一种民间称为“雷公錾子”的东西，用来垫塞房梁、避邪魔。“雷公錾子”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在雷鸣电闪之时、山洪冲刷之际，露现于原野之上或山坳之中。可见新石器时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时代，只是人们把石头经过打击、磨过，作为工具使用的一个历史时代罢了。

炎帝南下 少昊开疆

汉代孔安国作《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神农氏始见于史籍。《易·系辞下》又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晋代皇甫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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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记·集解》说：“〈易〉称庖羲氏，神农氏作，是为炎帝。”今人将炎帝与神农氏连称，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部族。

炎帝神农氏的陵墓在今炎陵县塘田乡鹿原陂。炎帝神农氏本在今山东半岛一带活动。《帝王世纪》说：“炎帝自陈（河南、安徽交界处）营都于鲁曲阜。”还说，神农氏姓姜，母亲是任姒，她是少典的妃子。任姒游历于华阳的时候，有一龙首的神使他感应诞生了炎帝。相传炎帝是人头，牛的身躯，在姜水边长大，奉火为德，所以人们称他为“炎帝”，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以牛为图腾的部族，至今，炎帝陵的午门内还雕有一个巨大的牛头。古人称他首先制作了耒和耜两种耕具，又提倡种粮食作物，因此又称他为“神农氏”。班固也说：“教民耕农，故号神农。”据此神农氏部族是一个能有效地控制火、使用火，从狩猎、采集转而以农耕、种植为主的部族。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黄帝与炎帝作战的原因、经过的最早完整记录。这是说轩辕的时候，炎帝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微削弱，所辖的诸侯（应为下属部族）互相攻战，百姓受侵害，而炎帝神农氏却无力征伐、平息他们。于是轩辕氏乃起兵，以征伐那些不尊奉炎帝的诸侯。这时候，各路诸侯都臣服于轩辕氏。轩辕氏修明政治，整顿训练军队，安抚百姓，广种五谷，使各地百姓能安然居住。轩辕氏强大了，遂与炎帝神农氏争夺天下的统治权，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桑干河畔涿鹿县境内）进行战斗，经过三次大战，轩辕氏打败了炎帝神农氏。《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汉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所指烈山即刀耕火种，以火烧荒。神农氏即炎帝，又称烈山氏，或称厉山氏。

炎帝既败，其部族不愿臣服轩辕氏的遂开始迁徙，原始社会，这种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炎黄两大部族均兴起于黄土高原，本均属少典部族，《国语》称：“少典妻有虫乔氏女，生黄帝、炎帝。”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称：“神农氏，长于姜水（今陕西西部岐山县岐水）??初都陈（今河南东部淮阳及安徽西部亳州一带），又徙鲁（今山东曲阜一带）”这就是炎帝部族的最初迁徙路线之一。阪泉之战，神农氏既败，遂从鲁又南迁（这时再东迁已不可能），把地盘让给战胜者，在古代这不足为奇。炎帝南下后进入另一大江流域，去开辟一片新天地。《隋书·地理志》衡山郡下说：“湘潭平陈，废茶陵、攸县、阴山、建宁四县入焉，有武阳山，有厉水。”厉水则为厉山氏所在的地域。《明·一统志》说：“厉水即涓水。”作于清乾隆年间的《衡湘稽古录》说：神农“都长沙，号厉山氏，以长沙（府）为厉山国”，炎帝曾驻足湘潭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才有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的说法。宋代罗泌作《路史》也说：“炎帝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罗泌之子罗萍进而作注：“炎帝（陵）在今麻（应为鹿之误）陂。”所谓一百二十年是部族南下后经历的时间，绝非阪泉之战时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炎帝部落首领的后继者，仍称炎帝。所以曾国荃等总纂的《湖南通志》上说，葬于茶陵的炎帝名榆罔，正是炎帝的后裔。 炎帝葬茶陵，最早见于正史为《宋史》。《宋史·礼志·先代陵庙》说：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称：“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规，禁其樵牧，宜复建陵如故事。”《湖南通志》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 炎帝既败，率众南徙，非一日而达茶陵。渡大江，沿湘水南迁，溯洣水而上。漫长的徙迁，且行且驻，徜徉于湘中地区（当然包括湘潭先民居住区域），给南方带来了中原文化，这是中原文化对湘中土著文化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和撞击，促使两者融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炎帝的南下，增添了湘中文化的多样性、加快了社会进展步伐。 继炎帝后又有少昊（亦作皞）来到湘中。

少昊与湘中地区的关系，见于记载的有二。宋代罗泌作《路史》称：少昊“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土，就是以土地赏封给功臣、子弟。明崇祯《长沙府志》也说：“长沙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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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云阳少昊。”云阳在今河南东部至安徽亳州一带。这两处书证均认为长沙（即湘中一带）的开拓源于少昊。 少昊是什么人。《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来朝，公与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说：少昊是我祖先，当他受封时，有凤鸟到来，他就以鸟为官名。这说明少昊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首领。《考德》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史记·鲁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然则少昊为黄帝部族成员，且居于炎帝原统治中心曲阜。《世本·帝系》说：少昊又称金天氏。曲阜东四公里有少昊陵，呈覆斗状，石砌，为中国最古老的金字塔形建筑，顶端平台上有少昊庙。而《楚宝》称：“茶陵州，其地有云阳山，所谓云阳氏之墟也，其上有少昊金天氏冢。”《路史》称：“于云阳山得少昊之冢是也。”若如此，则少昊氏葬于湘潭之南。黄帝战胜炎帝后，炎帝南走，曾尾随追击。《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南至于江，登熊、湘。”也就是说炎帝部族入湘后，黄帝曾率兵入湘追击，登湘山。《括地志》称：“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可见黄帝曾入湘北，而登其地高山湘山作纪念。湘山是什么，《水经注·湘水》称：“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则湘山即今岳阳的君山。黄帝亲自追击，以显其威，防炎帝再起，他做到了。为防患于未然，又命其子少昊“胙土长沙”，即赏赐长沙这块土地给少昊。则少昊都于奄（曲阜）又得封土于长沙，黄帝以少昊驻湘中切断炎帝北归之路，逼其继续南迁。炎帝向南直迁至洣水之尾斜濑水的荒蛮之地。由是对湘中地区而言，继炎帝之后，少昊又至，且“开疆于此”，则是少昊将中原文化传播于此，有力地推进了湘中地区历史发展。出土的5000年前的文物，证明此时湘中文化，既有大溪文化后期或称屈家岭文化的特征，又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痕迹。湘潭尹氏家族仍自称为少昊金天氏后裔，故现存的尹氏宗祠门联的上联为“金天帝胄”。这恰恰是这个时期少昊将中原文化与湘中土著文化融合的证据。

总之，自炎帝南下，到少昊开疆，作为湘中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湘潭历史，在这一时期不能不写上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碰撞、交流、融合的关键历程。

虞舜南巡三苗

湖南中部，为古三苗之地。三苗是湖南土著居民的祖先，现在湖南的少数民族是其后裔。 三苗在尧舜时期，势力一度较大。《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国语·楚》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三国时吴人韦昭作注说：“三苗，九黎之后也。” 三苗的活动范围，《战国策·魏策》说得比较具体。它引述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古衡山为霍山，《尔雅·释山》称：“霍山为南岳。”所指霍山，即天柱山，汉以前衡、霍不分。前提及《史记·五帝本纪》曾载“三苗在江淮、荆州”。唐代杜佑《通典·州郡》载“潭州右三苗之地”，都明确地描绘出三苗的活动中心。不论是左彭蠡（指今鄱阳湖）也好，或是右洞庭也好，其核心区域，恰好就包括潭州（今长沙、湘潭）一带。或把霍山（古衡山）作为北界来看，则昔楚人所在地也正是三苗故地。

三苗何以为乱，《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晋代郭璞的注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道出了三苗作乱的原因。三苗不同意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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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于舜，不但作乱，而且“数作乱”以致其首领被杀，部族遂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入南海”（这里的南海指今天湘南、两广一带），以避杀身之祸。 舜，《史记·五帝本纪》称：“虞舜者，名重华。”《墨子·尚贤中篇》载：“古有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奉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向四岳询问，谁可当继承人的时候，四岳都荐虞舜，尧同意了，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冫内，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的人把耕地让给他；到雷泽捕鱼，那里的人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岸边作陶器，那里烧陶成功率高，极少次品。一年而所居成村落，二年成市集，三年成都邑。说明舜即位前，尧对他进行了详实的内外考察。证明舜事亲孝悌，他不但生产技能超群，而且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百姓跟随他，相继拥舜而居，以致成村、成集、成邑。

三苗既据江淮、荆州，数度作乱，今湘潭，古荆州之地，尧曾予以征战。《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古丹水在今陕西、河南境内，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水，而南蛮即三苗。三苗居于荆，《诗经·采芑》称为蛮荆或荆蛮，所以称“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因此，三苗、南蛮、荆蛮都是不同时期对居于荆湘一带同一部族的不同称呼。 舜即位后，仍继续征三苗。《战国策·赵二》有“舜舞有苗”的记载。古舞与武可通。《尚书·舜典》中记载：“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而死。”孔安国为《尚书》作传说：“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登）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山海经》有“苍梧之野，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在今宁远县，湘江支流潇水之侧），是为零陵。”则舜是南巡三苗，溯湘水而上，入潇水，而死于苍梧之野的。舜死于南巡途中。巡狩有时候就是征伐的代名词，舜南巡三苗是尧时期对荆湘征伐的继续。因为是征伐，屈原作《离骚》直述：“济沅湘以南征合，就重华而陈词”，他不用“巡”，而用“征”来说明舜在沅、湘的活动。征伐是战争行为，所以娥皇、女英未能随行，直至舜死于苍梧之野，她们才赶往荆湘。二妃至洞庭湖区域，哭舜而死，葬于湘山（君山）。

舜入荆湘，沿湘水而上，过今湘潭境域。明嘉靖刊《湘潭县志》载：“韶山，世传大舜南巡，道经此山，作乐。”又说：“县有历山，舜曾耕于此。”光绪刊《湘潭县志·山水》说：“军山在县东南百五十里，届历山之北，旧以为舜巡所历。”《大清一统志》也说：“湘潭县西有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清同治刊《湘乡县志》称：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凤为之下”。这种情景与《尚书·益稷》中所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致。对于韶乐我们知道得很少，但孔子的《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从而了解《韶乐》是一种极美妙的音乐。以致屈原要“奏九歌而舞《韶》兮”达到了手舞足蹈的地步，这种舞竟是“韶舞”。舜离开韶山后，其“乐”、“舞”在湖南大地流传。舜经湘潭后，再沿湘江南下，在湘潭附近还留有遗迹，如衡山有宝露坛。《拾遗记》载：“高辛时，丹邱国献玛瑙甕，以承甘露。舜遗衡山之上，故岳有宝露坛，舜于坛建月馆以望夕月。”南岳区内安上峰（衡山七十二峰之一）有舜庙、舜溪、舜井，《湖南通志》说：“祝融峰上有舜观。”此外，韶峰还有石屋，亦传为舜南巡至韶山的居处。

从虞舜巡三苗已入湘潭境看，尧、舜时期起，中原文化随尧、舜南来而传播于湘潭境内。随后禹又曾入湘，“理三苗”（《淮南子·原道训》）。《吕氏春秋·恃君览》和《淮南子·精神训》均有“禹南省方（省，视察，南省即视察南方），济于江??”禹迹留于湘潭四周地区也不少，岳麓山附近有禹迹溪，《大清一统志》载：“禹迹溪在湘江西岸，岳麓山左，一名大禹拖船坳，为神禹开凿之径。”临近湘潭的南岳岣嵝峰有“禹王碑”；《南迁录》又说禹曾沉鼎于湘潭县石嘴垴下陶公潭中，以镇水怪。可见禹继尧舜之后，也曾极力经营湘江流域。《吕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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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慎行论·求人》有禹“南至交趾??裸民之处”，“衡山之上”“以求贤人”的记载。证明禹南达衡山，直至交趾，以求贤人。这是后话。

百越杂处 生息繁衍

长江以南、乌江以东大片地域，古称百越之地。越者，远也，西汉扬雄所作《方言》称“楚谓之越，或者谓之远也”。所以百越是禹贡九州以外南部的一个称呼，越部族分支众多，大而言之，如骆越、扬越、瓯越、南越等，分布于湘、漓之间的人们称之西越。湘潭地处湘中，居湘水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自然是西越（有时也称扬越，越也作粤）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百越自然包含湖南土著之一的三苗。《尚书·禹贡》九州中说：“荆及衡阳惟荆州。”衡阳，汉代孔安国说：“荆州为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是以今衡山以北，均为荆州之地。早在舜在位时，禹即征讨过三苗，《夏本纪》述及禹治水行踪时提到“至衡山”。司马贞引《括地志》：“衡山在湘潭县西四十一里。”这就说明禹曾到还处于衡山之阴的湘潭。《尚书·大禹谟》载：“帝曰（这里的帝为舜）‘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后，指诸侯，即部族首领）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蠢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败道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三旬，苗民遵命，矧益有苗。”禹既到衡山一带，是治水还是征伐，从这段文字看，征伐的可能性大一些。此后，《史记·夏本纪》称：“三苗大序。”所谓大序，就是不再为乱。当然这种征伐是极残暴的。依《国语·周语·太子晋谏壅谷水》中太子晋的说法，禹攻三苗，夷平了三苗供奉先人的宗庙，销毁了祭祀用的用具，将其老百姓罚为奴隶，不服统治的则予以杀戮。经过禹这一番征伐，湘中一带，衡山以北的三苗也就所存无几了，以致相当长时期在古文献中不见苗蛮记载，大概是人烟稀少，生存环境又为“卑湿之地”，中原部族不再南下所致。

到商代，有关湘中的材料又多了起来，可能是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这里人口又增多了，加之周围部族迁入，又形成了被称为“荆蛮”的部族。《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楚荆”，“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毛苌所作《诗经·正义》也说：“高宗（指武丁）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孔颖达作《疏》说：殷王武丁“往伐荆楚之国，深入其险阻之内”。商军又俘虏了众多的荆楚百姓作为俘虏，免不了又杀死了不少荆楚百姓，可见其残忍。战争的结果，被征伐的地区又呈现人烟稀少的局面。经历夏、商之季，商部族也有部分进入了湘中地区。湘潭境内出土过众多的商代青铜器，其中有铙、爵、尊等物，尤以湘潭市区十八总于清代出土的大铙，湘潭县于1981年在九华乡桂花村出土的豕尊，湘乡县洪塘乡出土的三牛头尊最著名。可以证明商民已进入湘潭地区。 周代，《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这一征伐至周穆王时期仍在进行。昭王征伐卒于江上，昭王所卒的所在，《吕氏春秋》说“陨于汉中”。据《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记载，湘潭湘江边昭山即周昭王征伐所至而得名。光绪刊《湖南通志》载：“昭山在（湘潭）县东四十里，以昭王南征至此，故名。”然则周民亦已达于今湘潭境内。 周伐南方部族不止一次、两次。《诗经·小雅·采芑》记述了方叔征伐的场面：“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古人天子六军千乘，车三千则为十八军，真是兴师动众。并指责荆人“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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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蛮，大邦为仇”，对这段话，孔颖达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注解说明，他说：“言我所伐者，乃蠢蠢尔不逊之蛮荆，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为寇害，与大邦为仇怨，列国之大，尚且仇怨，其傍小国，侵害多矣！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以还归也。”经过方叔一仗，荆蛮元气大伤，荆蛮是屈服了，但荆蛮之地（包括湘中地区）又一次面临战后荒凉。

又一次荒凉，又一次人口迁徙，周民从中原地区来到湘潭地区。湘潭县青山桥出土的西周铜器上赫然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的族徽“ ”（读举），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旅父甲”的铭文，以及带有“戈”字的族名的铜器，这些证明中原地区部族曾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在湘潭地区。

到西周，经过千余年的战争，千余年的融合，湘中地区中原移民逐渐增多。苗也好，荆蛮也好，都进入了这个大融合之中。谁要在这里生息繁衍，就得参与这个融合。

长江以南，土生土长的居民，广而言之，称之为南蛮。对于荆州南部、衡山之北的居民，又称作荆蛮，而湘潭正处衡山之北。《国语·晋语·叔向论德》就说“楚为荆蛮”，可理解为楚就是荆蛮，也可以理解为楚人是荆蛮的一部分。《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又说周夷王时，“熊渠曰‘我蛮夷也’”，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楚曰‘我蛮夷也’”，可见楚人也自认为不与中原同部族。依后者，荆蛮的范围大于楚人，大概连三苗的后裔都算进去了。那么湘潭一带又居住着楚人了。他们越长江，渡洞庭，溯湘江而上，觅地而居。屈原在《九辩》中说到楚人的一个特点：“修饰而窥镜”，可见铜镜为楚人所好。湘潭境内出土东周土铜镜不少。其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大幅兽面纹也可以看到楚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的特点。

越人也是本土居民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长江以南分布着越人。古楚地位于今河南、湖北、安徽一带，称其南部为越。《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在《史记·李斯传》所载的致秦二世的信中，最先提出了“南定百越”。百越，言越部族之多，“百”是说支系多。长江中游为扬越。《史记·楚世家》称周夷王时熊渠生子三人，“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于是立三子于春地称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是杨粤（或写成扬越、扬粤）。而湘、漓之间又称西越，可见湘潭一带又曾称为西越，西越当为扬越之一支。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湘潭文物多越族风格，特别是2002年发现的湘潭县云湖桥的大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葬区夹杂有楚人墓，更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如湘乡出土的越式鼎、越式矛，湘潭县出土的越式提梁卣，湘潭古塘桥、湘乡大茅坪出土的越式墓葬，证明越人是自东向西而迁徙的，其随葬物中出现了具有中原特色的鬲。翦伯赞在其《秦汉史》中说：“百越者，言其诸越，言其族属之多也。”“此等诸族，皆椎髻徙跣，断发文身。”“他们或随畜转徙，或耕田有邑聚，或无君长，或有君长”，在中国南部，别为一世界。

自东向西迁入湘中地区的还有一支以虎为图腾的部族，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或“虎夷”，并有多处征虎方、伐虎方的记录。一般资料认为虎方在淮南、合肥一带。《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称尧舜时天下“八元”中就有伯“虎”，八元中的虎应为部族图腾。鲁哀公时（前491年），《左传》记：“夏，楚有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虎方”处于楚之南，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新干出土一商代大墓，铸有一巨形青铜虎，其余青铜器亦多以虎为纹饰，饰之以虎形图案或兽面纹，这些应视为虎方在鄱阳湖南面的物证。1975年，醴陵在狮形山出土一象尊，全身布满虎纹13处。湘中地区出土的商青铜器饰以虎纹、虎形、兽面的不罕见。说明处于正东部近邻的“虎方”有部分部族已西迁进入境内。 从西部东迁的应该还有“濮人”，《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于牧野誓师时，参与伐纣的有“濮人”。孔安国作注时说：“濮在江汉之南。”《括地志》说：“濮在楚西南。”《史记·楚世家》武王熊通三十五年（前706年）“始开濮地而有之”。依此，则濮在鄂西、川东、湘西一带。从战国时期湘乡西部屡遭袭击，楚不得不驻兵湘乡以拒来看，其进袭的蛮族，不排除为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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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辰溪一带的濮人。濮人居此已久，与当地苗蛮融合，形成新的不同于土著苗民的部族，直至千余年后，其后裔梅山蛮仍踞今新化、安化一带，直接影响了湘乡土著居民。 由是，湘潭先民百越杂处，康熙刊《湘乡县志·风俗》说：“湘（乡）之为邑也，居长沙、衡、宝三郡之间，其地犬牙相入，其民迁徙相互，其婚姻相联，其党塾游从相偕。是故，长之俗文，其失也轻；衡之俗静，其失也薄；宝之俗朴，其失也固。湘居三郡之中，失与之均；然合三郡之得，相为节宣，则文而不浮，静而不媮，朴而不陋，以成乎上湘（指湘乡）之风。”“恂恂而悫，德之实也，而文不逮，自湘而南，则有然者。辨而雅乐，文而不吝，道之华也，而质有伤，自湘而北，则有然者。而湘介乎其中，出可以交于上国，而退不失其居。”“近水之民，润其利也逸，近山之民，槁其生也劳。三湘以泽国民，而上湘远泽，即于山，无泛舟取赢于商贾之利。四时之勤，一尽于穑事，故椎钝勤质倍于他邑。”民风民俗融合数千年始成，上湘一地古风犹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蓄”。湘方言区即是。

楚对域内的管辖

自商、周以来，历经多次征伐，商、周统治者的势力已进入湘潭地区。清末湘潭市区十八总福建会馆曾出土铜铙一件，通高57.5厘米，饰兽面纹；湘乡城关出土铜铙，通高44厘米，重18千克，也饰兽面纹；湘乡县出土铜爵，通高32.8厘米，重19.8千克，同样饰兽面纹；湘潭县出土铜豕尊，通高40厘米，长72厘米，头部还是饰兽面纹。商代铜器频频出土，商时期的遗址，湘潭县有二十多个，其中锦石乡唐家湖村遗址，范围有一万平方米以上；花石镇极星村杨家岭遗址有1.5万平方米；古塘桥乡古塘村石子垴遗址则有2.5万平方米，最有特色。湘乡市也有铜钿湾、石竹、云田湾等遗址。都是商代湘潭已进入有中原氏族，以及本土文化发达的标志。

西周器物也不断发现。湘潭县洪家峭出土铜钟2件，大钟高48厘米，重21.5千克，饰云纹和云雷纹。湘潭县高屯村出土铜尊一件，高28厘米，主体饰纹为裂口巨眉饕餮纹，内底铭文为“旅父甲”。同时还出土铜觯2件，一件高20.17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戈”；另一件高19.9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 ”（读举）。湘乡市金石乡也出土铜铙一件，通高39厘米，重14.65千克，饰三角形云雷纹。随后又在此地发现铜甬钟一件，通高45.3厘米，重14.9千克。在太平乡也曾发现铜甬钟，通高46.3厘米，重17.8公斤，饰云雷纹。

到春秋时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兴起，楚据荆州一带，又称荆楚，楚先祖非周王姬姓苗裔，所以《史记·楚世家》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周初，楚先祖鬻熊事文王为文王师，鬻熊芈（读咩，miē）姓，鬻熊曾孙熊绎被封于楚蛮，居丹阳（今湖北枝江）。熊绎在丹阳艰苦奋斗，辛勤开发荆蛮之地。唐司马贞在《史记·楚世家》的赞语中称其“僻在荆蛮，筚路蓝缕”，故称荆楚。到周夷王时（约前九世纪），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天子、或相伐。《国语·郑语》云“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此时熊渠得到江汉间民众支持，于是北伐庸，东征扬粤而至武昌，熊渠宣布“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前799年熊鄂正式继位，这就奠定了楚人越洞庭而下，溯湘江而上的基础，今湘潭周边区域入楚统治之下。然楚人畏周厉王伐楚，遂去掉王号。直至周室东迁，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年），熊通立，中原各诸侯国纷争，出现混乱局面，熊通北伐随（在今湖北随县），随与之争辩。《史记·楚世家》记录了这段话：“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为之请周王尊楚为“王”，周王未允许，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也。”公元前706年即熊通即位的三十五年，遂自称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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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南进入濮人居住地。从此，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中最早称王的国君是楚国（随后有吴、越、魏、齐等）。随后楚势力增强，不断向北、向南征伐，其中罗、糜诸国，在楚逼迫下不断迁徙。到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结好诸侯，并献于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命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向南扩充，达到“楚地千里”。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返回，在今河南巩县路过，这是周天子领地。楚在周天子领地内举行阅兵，周定王也无可奈何，只好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竟然向其问周王室九鼎之大小轻重，有逼周取代天下之意，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穆王八年（前618年），楚伐郑，郑降。郑同意“其俘诸江南、以实滨海”。这是楚国将俘虏南迁到楚的江南一带（包括洞庭以南）的记录。到楚悼王时期（前401—381年），吴起相楚，《史记·吴起列传》称：“楚平百越。”到楚威王时期（前339—329年），越王无疆在位，齐派说客赴越，劝越伐楚，说客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依唐人张守节对《史记》这段话的解释，雠、庞、长沙三地都应在湖南湘江中下游地区，则湘潭在此范围之内。又说“竟泽陵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他又说：“战国时永、郴、衡、潭、岳??属楚也。”可见到楚威王时期，包括湘潭在内的地区所出产的粮食、木材，在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楚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春秋时期在湘江下游地迁来了两个战败国罗和糜，罗子国在今汨罗境。即《汉书·地理志》所记长沙国下有罗，汉应劭作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则罗子国迁入湖南系公元前689年—676年间事。糜子国在岳阳市郊梅溪，即顾徂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岳州府一条中所指：“府东三十里，相传古糜子国，有东西二城。”糜、罗两子国居楚、越要冲，春秋时期楚文王既置罗子国于湘江下游，而衡山以北无它国，衡山以南有庞邑（即今衡阳市区地），则湘潭地为罗子国所管辖是极有可能的了。《汉书·地理志》描述楚国是“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则楚地民众生活是稳定的，也是贫困的。楚威王时期，苏秦入楚，对楚威王有一段议论，见之于《史记·苏秦传》，也见之于《战国策·楚策》，苏秦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依此，则洞庭至苍梧间，整个湘江流域，尽入楚版图，在这里已有行政官吏是无疑的，至少有不少邑存在。苏秦在此处把洞庭、苍梧与黔中、巫郡并列，后者为郡名，则洞庭也应为郡名。公元2002年出土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就有洞庭郡的记载。可见楚也实行过郡县制，此处无长沙郡，或者长沙郡前已有洞庭郡，洞庭郡为长沙郡前身，或二者并存。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出兵攻楚，曾攻入郢，拔巫、黔中等郡；到二十三年（前276年），顷襄王以兵力反击秦，“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这大概是楚势力衰微的时期。但秦楚之拉锯主要在今湘西一带，当时称为黔中郡的地方。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38年），楚终于从郢（今荆州）迁都今寿春，也称其为郢（史称东郢）。则此时湘潭境域处于楚之西陲，已成楚鞭长莫及之地。过十五年，秦国大将王翦、蒙武攻入郢都灭楚，湘潭一带才正式归入秦所设的湘县管辖。

湘潭所处的湘江中下游一带，是湖南东部楚人集中居住的区域，当然也涉及资水地区。楚怀王时，上官大夫靳尚的封地，就在今天宁乡县的麻山乡，其地与今湘潭、湘乡紧邻。此地有水发源于今湘乡市金石乡罗仙寨，由于流过靳尚封地，故名靳江。靳江于烧汤河流入湘潭县境，过龟头市入望城县汇入湘江。靳尚可算是楚国在最贴近湘潭地方的一个封君，其封地可能包括湘潭一部分。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楚怀王（前328—299年）放逐于汉北，到楚顷襄王时（前298—263年）又被放逐到湖南。他先溯沅水而行，后又溯湘江而上，经长沙、湘潭直上南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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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疑山，最后顺流而下，听到楚都郢已为秦将白起所破，认为国已亡，遂作《哀郢》一诗，而后自沉于汨罗。屈原自己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他对湘江恋恋不舍。至今湘潭城乡河流都在端午节以赛龙舟来纪念他。

楚人来到湘中地区，既与土著居民相处，又与东来的越人杂处，还有些中原移民交错其间，在湘潭这块地区互相融合着。从境内发现的遗址和楚墓看，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的遗址，除生活用具外，还采集到绳纹沟瓦、板瓦。境内属于战国时期墓葬遗址甚多，遗址范围大的如易俗河的黄茅坑墓群遗址，达两平方公里；列家桥的尹家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湘乡市牛形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部分封土残高6米，底径19米。如果以古墓大小衡量，湘乡市东郊乡的古雷峰墓可称最大，封土残高14米，底径在40米左右，是境内唯一的战国大墓。湘乡境内封土残存底径在10米以上的不少，分布于牛形山、金鸡山、葛毛塘、周家大山、橘园山、石头山、正坟山、狮子山、花泥塘、枫树塘、周家坟山、可心亭等地，集中于湘乡县城东部。湘潭县云湖桥云峰庵墓区也达24万平方米，最大封土堆高2米，底径13米，是湘潭县集中分布区。此外几千平方米至数万平方米的墓葬区，在境内甚多。从发掘情况看，早期墓葬区偏小，随葬器物也不多，一般一两件陶器而已。后期的楚墓不但墓葬区大，墓葬多，而且随葬品丰富多样，多为楚国基层官吏墓葬。从湘乡已发掘的楚墓看，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以湘乡市牛形山已发掘200余座战国墓为例，出土铜器有矛、镞、铲、斧、削、缶、鼎等，陶器有鬲、鼎、敦、豆、盒、壶，漆器有几、案、奁。而湘乡五里桥的出土随葬品中铜器有鼎、壶、盆、戈、匕首、刮刀、削、斧，以及玉佩、砺石，其中部分为越式器物。1975年至1976年在牛形山发掘的一、二号墓，规格最高，为卿大夫级墓葬。其中一号墓，坑深15米，有5级台阶，墓口长13.75米、宽11.78米。棺内髹以朱漆，外施黑漆，以朱红和黄色绘出夔龙和凤纹，云雷纹。二号墓，坑深19米，有9级台阶，墓口长20.6米，宽18.3米，大于一号墓，为一斗形墓室。内外椁之间有厢，陈放随葬物，棺饰以龙纹图案，龙回首奔驰，形象十分生动。一号墓出土222件随葬品，其中有几、案、豆、杯、奁、盒、枕等漆器，鼎、敦、壶、鬲、罐等陶器，虎座凤架鼓、歌舞俑、镇墓兽、梳、蓖、水车模型等木制品，还有铜镜、玉环、料管、矿石、六方珠等。二号墓地也有大量漆器、木器、铜器、兵器、丝织品。两墓为夫妻墓，早期被盗，为湘乡已发掘的最大的战国中期墓。综观这一切可以看出湘潭境域的西部地区，是楚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其表现为湘乡市东部至湘潭县一带，现存墓葬丛集，且为春秋至东汉时期墓葬。可见此一时期，此地居民较密集，只有居民密集，墓葬才会集中。其次境内是楚国防止西部蛮族东来的一个军事据点，又是与东来的越人冲突的焦点。几乎所有墓葬都有武器出土，可见为带甲之士。若从较大的封土堆多处存在这一现象来看，则楚国在境内应有基层管理机构。境域南部较少发现楚墓，特别是楚人大墓，说明湘潭境域内的军事人员是对付西部濮、苗诸蛮的，同时也是为保护楚人南下的湘江通道的畅通而设立的聚居点或屯兵点。湘乡境内的铜钿湾，或即为古代的屯田湾。墓葬中多处出土越式器物，既有生活用具，也有礼器，还有兵器，则说明战国时期，境域内是楚、越杂处。

今湘潭全境从战国时期起已纳入楚国统治范围，并有基层管理机构，驻有军事人员，又是楚粮食、林木的供应基地，这一事实已是不容争辩的了。随着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入郢，逼楚顷襄王迁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则洞庭南北已入秦控制之中，所以屈原不愿作亡国之民而沉于汨罗江。由此看来，今湘潭一带已为楚西部边沿，或秦东南部边沿，或已为秦域内。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的《后记》中说：“顷襄王二十年（前278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去了洞庭、玉渚（《战国策·燕二》作五渚）、江南。”“故在当年，楚国几乎灭亡了。”“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王先谦《湖南全省掌故备要》称：湖南全省“春秋时谓之江南”。因此，按照郭沫若这个说法，公元前278年，屈原所在地——湘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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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此时已入秦国势力范围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原死后“楚日以削”，也就是说在秦逼压下，楚境向长江下游收缩。公元前224年王翦率秦军败楚军，次年拔楚都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进军楚江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至此时今湘潭境域尽入秦国统治之下，是无疑的了。

第二章

湘南故地 三国战场

第二章 湘南故地 三国战场

秦设湘县 汉隶湘南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

秦王政遂称始皇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长沙为其中一郡，郡治设于湘县。明崇祯《长沙府志·沿革》在长沙郡下列湘县。《汉书·地理志》在长沙国下列临湘县。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载：“秦置临湘县，为长沙郡治。”当秦之时，湘潭今境域，属长沙郡湘县管辖，故秦时所指长沙郡或湘县的史事，也包括今湘潭境域在内。

依秦制，县凡万户以上置县令，万户以下置县长，另置县丞、县尉，各一人为副。县以下十里一亭，设亭长，十亭设一乡，乡有三老，另有秩、啬夫、游徼。《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今湘潭境域为湘江下游到中游的过渡段，也是进入长沙郡南部的必经孔道，北向大船可出洞庭、入长江，南向小舟可达苍梧。秦伐南越，溯湘江而上，逾五岭而入越，是一条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在古代延续了几千年。湘潭境域内湘江河道由窄变宽，泓道由浅变深，水量由小增大，故为一转运埠头。秦灭楚后，随即发兵南下以攻江南、南越。公元前223年秦发兵五十万南下，《淮南子·人间训》曾有详细说明：秦“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即军尉，为秦大将）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靖县境内）之岭，一军守九疑（今宁远境内）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信江）。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无以转饷，而以卒凿灵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可见秦与南越之战是极艰苦的，所以发刑徒充士卒。秦征越人的粮道在湘江上游，自楚起，长沙即楚南粮食产地，运湘潭粮入越以济秦军士卒，就成为现实。三年大战，尽管秦军不解甲、不弛弩，其结果，《淮南子·人间训》作了描述：“越人皆入从薄（草木杂生为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谪戍以卫之。”可见战斗十分惨烈。 秦越战争刚告一段落，秦始皇遂南巡，两次入湘，皆遇阻。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南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由是，秦始皇才悻悻而返。这一次，秦始皇被大风困于湘山（今君山）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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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返回，而怪罪君山，把君山的草、木砍伐精光，使黄土裸露，以泄其愤。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0）十一月，又是一个冬天，继上次南巡入湘十年后，此时南越已定，南海（今广东博罗）尉任嚣管理岭南，秦始皇再次南下，其目的仍为欲向南越以示皇威，然而行至云梦即返。《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年“十一月行至云梦（今洞庭湖）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指长江）下”。秦始皇只在洞庭湖地区遥祭九疑山的虞舜而已，没有胆量再入洞庭，转而顺长江而下，未能进入长沙郡。

湘潭作为长沙郡的一部分，在秦朝短短的15年间，一直是秦对南越施行征战、统治的兵马转运、粮草供应链条上一个有力的环节。民国年间黎涤尘作《湘潭县志·大事记》说：湘潭的湘江边秦时已建屋。核之考古发现，下摄司霞城乡黄基港、河西十八总求子桥一带有战国至汉的遗址，其中已采集到大型建筑的板瓦，可见黎涤尘所说不谬。

秦亡以后，楚汉相争，激战5年，汉王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始皇嬴政三十七年（前207年），秦始皇既没，二世掌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淮南子·人间训》称：“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今骊山东）。”此时，番君吴芮起兵，《史记·项羽本纪》载：“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项羽）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番君将梅涓，功多，故封十万户侯。”此时的衡山系指安徽境内的霍山，即天柱山，所以吴芮是被项羽封于鄂、皖交界处。《汉书·吴芮传》说：“吴芮，秦时番阳（今江西波阳县境内）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以女），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汉王二年（前204年）十二月，项伯杀布的妻、子，布乃归汉。吴芮、梅涓也相继归汉。刘邦称帝后“以涓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

长沙王吴芮建立的王国，偏于江南。《汉书·高帝本纪》说：汉封长沙王时（前202年），曾下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二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从这段话看似乎长沙王国所辖土地广阔，其实汉王四年（前203年）元月，刘邦已将豫章郡划归了淮南王英布，而九月才封长沙王国辖豫章郡，当然吴芮作为岳父不会因区区一郡而与其婿英布兵戎相见。此外之南海、象、桂林诸郡已落入南越王赵佗手中，吴芮也无力讨回。《汉书·两粤传》载汉十一年（前196年）立赵佗为南越王“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与长沙接境”，正式承认了赵佗称南越王和占有南海、象、桂林诸郡的合法性，但赵佗多次“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高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可见长沙王国为汉南方一小国，仅领长沙一郡而已。 长沙王国对汉王室是忠诚的，《汉书·吴芮传》录有汉高祖的话说：“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班固在《吴芮传》后也称赞“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英布谋反后，长沙成王吴臣又诱杀淮南王英布于鄱阳农村百姓家。汉初所立异姓王相继翦灭，独长沙王国硕果仅存，境内黎民得以安居。长沙王国吴氏诸王传五世，至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6年），靖王吴著，以无子继位而废国。不久汉武帝封王子刘发于长沙。 长沙国虽为诸侯王国，但甚受朝廷控制，其相（初称柱国），由朝廷任命，名义上是辅佐诸王，实际上是监国。著名的马王堆二号墓主利苍（《汉书》作黎朱仓）就是以轪侯的身份就任的，先后为长沙哀王回、长沙共王若的相。据光绪刊《湘潭县志·黎光曙传》：“自言出轪侯黎朱苍，从江夏南迁。”又据黎锦熙先生称湘潭黎氏为汉黎朱苍后裔，则黎氏家族久居湘潭两千年了。

长沙国辖十三县，《汉书·地理志》列县名，其九为湘南。乾隆刊《湘潭县志·沿革》说，“秦始置湘南县，属长沙郡”。始编于康熙年间，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长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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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秦置湘南县。”两书所指为秦朝还是秦国，没有指明。即使以王翦定江南（前223年）算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前，湘潭地域已入秦国版图。《史记·王翦传》说，王翦“虏荆（楚）王负刍（公元前223）竟平荆（楚）地为郡县。”依此则湘潭县的前身湘南县为秦所设立。这是湘潭县最早的县名。湘南县不是湘江以南，而是由湘县南部析出，故称湘南，其命名如今日的衡南、邵东之类。故秦初设湘县，长沙、湘潭均属，后将湘县南部析出另立湘南县，今湘潭、湘乡及望城县南部均在湘南县内，湘南县治设于今湘潭县境内。光绪刊《湖南通志》载：“湘南故城在县西六十里”，即位于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其地为湘潭县境内一大冲积平原。王闿运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曾指出：“汉初立县，皆取宽平腹地”，由此可证。湘南故城，1958年前犹存城墙及护城河，其时，城墙址长南北300米，东西残长200米，周长约千米，夯土墙残高约2米，底宽5.5米。至今护城河虽被分割，或淤填成塘，仍存宽10余米左右，长则大致绕故城，亦清晰可辨。特别是城的四角，护城河形成的水塘仍完整地保留着直角转向，整个护城河除城西偏北部以外，八成左右仍完整。古城墙当地人称为“古城土间子”。50年代初开始破坏，1958年大修水利中陆续推平城墙时，出土了一些汉代遗物。城墙外侧陆续出土了铜编钟、铜钅焦斗（当地百姓称三足铜盆），城内多处出土了民间遗物，如陶罐、陶钵、陶缸、汉青砖等物，甚至还留有一古老的地下室，当地人称为“土牢”。当时的湘南县北以涟口为界，东、北紧接临湘（今长沙、醴陵），跨涓水、湘江，南达耒水口，“衡山在东南”，西含涟水流域，包括今湘乡县境，所以今湘潭市境域跨长沙国湘南、临湘两县。

第二个长沙王国为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所封，首位刘姓长沙王为景帝子刘发。 刘发为程姬侍女所生，其母生刘发后，封为姬，称唐姬。《汉书·长沙定王刘发传》称：“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长沙国仍只辖长沙郡，为诸侯王兄弟中辖地最小的王国。汉人应劭曾记录了一个小故事：“景帝后元元年（前142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皆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三郡）益焉。”刘发就以这种超幽默的方法，博得了父皇的同情，扩大了地盘。其时长沙国从原辖13县增至47县，辖地从僻居今湘东北一隅，到地跨今湘、鄂、黔、粤四省，成为诸侯国中占地最广的大国。

长沙国扩大地域之际，正值吴楚七国之乱后，削藩之时。汉朝廷一方面削藩，一方面增地，看似矛盾，其实长沙国与中原诸侯王相比较，当时很贫穷，土地低洼潮湿，实力也弱小。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心情十分不好。《汉书·贾谊传》说：“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同时，经过削藩以后，长沙国也有变化，各郡的权力增加，对中央负责。正如《汉书·诸侯王表》序所说长沙“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高后（刘邦妻吕后）时，曾派军从长沙溯湘江而上，攻南越。据《史记·南越王列传》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五岭）。”以上所记，说明当时长沙的气候条件远不如中原，是贬谪之人居住的地方。长沙王刘发所增之地多是蛮夷之地。故《汉书·两粤传》称“长沙，其半蛮夷”，对蛮夷之地只是名义上的管辖而已。因而长沙国是势弱而力孤，造成这种形势可能是刘发及其子孙虽为皇子皇孙，但刘发出自唐姬，非景帝正式后妃之子，仅为一侍女所生，较其他皇子出身低微。他自惭形秽，也就无意觊觎中央政权，恪守为臣之道。刘发虽思念母亲，也只能筑个“定王台”遥望长安，以作慰藉而已。

秦汉与南越交兵的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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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边患北有匈奴，南有南越。而南越又处于五岭之南，秦使屠睢伐南越，其主要通道，就是溯湘江而上，越五岭以攻越。其主要粮道，也是溯湘江而上，凿灵渠沟通珠江支流漓江进入珠江的主支流西江。汉依秦法，对南越的多次攻伐，都是以此为主要通道。 湘潭在汉代，地跨临湘、湘南两县，而以湘南县为其主体，它也是汉长沙国的主体。《汉书·诸侯王表》序言中指出：“汲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所指就是以临湘、湘南为核心的长沙郡。

《汉书·晁错传》引用晁错的奏章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稀少，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仆于道。”晁错对扬粤之地的险恶环境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吕后时，禁止湖南铁器进入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载：“有司禁南越关市。”《汉书·两粤传》载：“吕后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雄），毋予牝（雌）。’”吕后对南越进行严厉的封锁与制裁。“佗曰：‘高帝立我，通使、（通）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赵佗依仗其“身定百邑之地，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贸然称帝。高后派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伐南越，这是两位曾有显赫战功的将军，结果因北方士卒水土不服、瘴疫发生，兵卒未能翻越五岭。用兵一年余，始终停留在今天湖南南部，无功而返，只好驻兵长沙。此两将军即赵佗致信请文帝罢兵涉及的两位“侯”，文帝接信，即罢撤博阳侯陈濞之兵。

长沙王国建立的作用，在《汉书·两粤传》中所载汉文帝致赵佗书中曾言及：“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并指出：高帝建立长沙国就是使南越与南郡之间有所间隔和缓冲，并允许“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服岭”是长沙国的南界，应为今衡阳县（时称酃县）南界。随后，中央政权仍以重兵驻长沙国南部，不久将驻兵南移，大约以五岭为双方界线。

长沙马王堆3号大墓出土文物又提供给我们一个新信息。这是轪孝侯利豨的兄弟墓，从埋葬等级看，仅比其兄弟略低，而在“都尉”之上。他驻守于长沙国南境，设指挥机构于今江华县境内，可西控湘江通道，东扼阳山（骑田岭）通道。驻军于九疑山与五岭之间，方圆约500里地。这位将军至少统率周都尉、徐都尉、司马得、桂阳等4支部队，在防区内设有营区9个，军事要塞3个，沿五岭山脊虽未筑长城，却在隘口设有烽火台，可见防线是严谨的。而他的后方基地就是王国的腹地临湘、湘南二县。这样布防进可出五岭，入南越，退可凭九疑天险以固防守，以临湘、湘南的后方供应作后盾。此时，长沙国与南越之间处于相持固守阶段。

文帝时，晁错曾建议徙民守边，他说：“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擂石）、布渠答（铁蒺藜）。”又说：“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夜且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这是一种典型的屯边，集百姓居住、生产、守卫于一体，寓兵于农的措施。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的驻军图上竟将50余处居民地列入，当非当地土著蛮夷，应为迁入之戍边移民。而迁入之民绝非北方居民，应为能适应“卑湿”生活的长沙国居民，若果如此，则临湘、湘南居民首当其任。

文帝、景帝在位之际至武帝在位初期，长沙国与南越之间，处于相持阶段，相安无事，临湘、湘南两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内部发生吕嘉之乱，杀汉天子使节、校尉韩千秋及南越王太后弟摎乐，将汉使节置于塞上（今江西大庾岭）以示逐出，增兵于北部边境要害处，长沙国南部也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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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出兵伐南越。《汉书·两粤传》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分别为戈船将军、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弛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今广州）。”汉武帝共发兵4支。一支由路博德率领出桂阳郡（郡治为今郴州），入南越。一支由杨仆率领出豫章郡循豫章水而上，越横浦关（今大庾岭小梅关），直奔浈水，顺流而下入北江直攻番禺。这是两支从最近距离进击南越核心部位的队伍。另两支：一支由归顺汉朝而封侯的两位南越人将领分任戈船、下濑将军，从零陵（郡治今广西兴安北）沿湘江源头过灵渠入漓江，经浔江抵苍梧（今梧州），由西江击南越都城番禺。而一支由弛义侯率领的夜郎兵（指夜郎都尉）所属兵，沿北盘江，出红水河，进入西江上游袭击南越西部以为策应。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冬，经过一年的战斗，杨仆率先进入寻（今广英德南涟江口），破石门山（在广州市西北郊），获南越船只、粮食，以数万兵力待路博德军的到来。路博德以路途较远，当千余前锋到达，立即攻番禺，遭南越王建德及吕嘉顽抗。傍晚，杨仆纵火烧城，越兵四奔，而路博德乃遣兵招降。到天明，城中越兵降于路博德，南越王赵建德为路博德所属校司马苏弘捕获（苏弘因此封海常侯），越郎都稽捕吕嘉（都稽被封为临蔡侯）。南越官吏也纷纷降汉（不少官吏封为列侯。征越诸将杨仆封为将梁侯，路博德也增加了封赏，原已封为邳离侯）。自赵佗立为南越王以来，传了5代，南越国存在93年而亡。

长沙国与南越的军事对抗，经历93年，经历汉所封吴氏长沙国、刘氏长沙国。而作为南部汉军对抗的后盾的临湘、湘南两县，又处于一个准前线的地位，不论兵力、粮食均须经境内的湘江运送，所以此时的今湘潭市境一直处于为前线服务的要冲地位。

一地两侯国 屏障长沙城

汉光武帝刘秀镇压绿林、赤眉起义后，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进入长安。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了北方，建武九年（公元33年）平定陇西，次年十月，始定。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平定蜀。于是刘秀又成为大一统的皇帝。史称后汉或东汉；与之相应的刘邦建立的“汉”，史称西汉或前汉。

湘潭市所在地域，在东汉仍属长沙郡管辖。长沙郡辖区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为临湘、攸、茶陵、安城（今江西莲花以东）、酃（今衡阳市江东）、湘南侯国（衡山在东南）、涟道（今湘乡之西，约为娄底西部新化、安化地）、昭陵（今邵阳市）、益阳、下隽（今湖北通城境）、罗、醴陵、容陵（今攸县南境）。而湘乡则属零陵郡。

南部的南越威胁既已于西汉武帝时经过征伐解除，南有桂阳、零陵两郡相间隔，经过居民迁徙、民族融合，蛮夷也逐渐互相融合，和睦相安。但境内出现了“连道”，十分引人注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序言中称：“有蛮夷曰道。”既设“连道”，则今湘潭市境域之西部有蛮夷存在，其蛮夷的类别当为三苗后裔或与濮、百越诸蛮杂居而成，应为后世所称“长沙蛮”，或再稍后一点的“梅山蛮”的前身。 关于湖南境内的“蛮族”，不论称其为“荆蛮”或“三苗”余裔，都是今瑶、侗诸族的先民。在东汉常称其为“武陵蛮”和“长沙蛮”的是最逼近今湘潭市境域的一支。 《后汉书·南蛮传》说：“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威。”并说汉光武帝的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相单程大寇郡县，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南郡、长沙郡、武陵郡三郡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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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由沅水入武溪（今武水），在刘尚的指挥下，大军轻敌冒进，粮尽而返，撤军途中，遭蛮军追击。《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说：双方“战于沅水，尚军败殁”。直至第二年秋（《南蛮传》作春）七月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兵征伐，马援进军至今沅陵境内壶头山，被困数月，以患疾疫，马援死。在汉军攻击下，诸蛮在临沅（今沅陵）被击败。这一仗逼近连道西境，为防众蛮东进，连道参与戒备，湘乡也加强戒备。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长沙蛮发动叛乱，占益阳。到延熹三年（160年）兵力达万余人，抄掠郡界。所谓“长沙蛮”该是长沙郡西部蛮夷，包括益阳、连道诸地，同时“零陵蛮”也进入长沙郡。而零陵郡的北界与长沙郡接界处又是今湘潭市境域。当时的湘乡（零陵郡属）为零陵郡楔入长沙郡地。《后汉书·冯绲传》载：“时长沙蛮寇益阳，屯积聚久，至延熹五年（162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返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朝廷为之震动。加之武陵蛮又反，荆南尽入蛮夷手中。可见当时湖南少数民族起义的规模已十分巨大，其势力逼近长沙郡的核心临湘、湘南两县和湘乡县。

当长沙郡烽火遍地时，汉桓帝刘志遂命廷尉、太常冯绲以车骑将军名义率十万大军入长沙。在令冯绲出战时，汉桓帝曾诏策予他，诏策载于《后汉书·冯绲传》，它说：“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此次出兵规模之大、兵力之多，在东汉实属少见。天子援权之重，也实少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称：“十一月，绲军至长沙，贼闻之，悉诣营乞降。进击武陵蛮，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 东汉为对付湘乡西部的蛮族，特设连道进行治理，“道”是设于蛮族地区的县级机构，连道的主体在今新化、安化境及涟源西部。

为了加强长沙的屏障，西汉末年将湘南县地划为两县。西汉哀帝刘欣于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封长沙缪王刘鲁人幼子刘昌为湘乡侯。据《后汉书·百官志》：“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所食吏民。”刘昌以王子封侯，不是有功，而仅以父为王庇荫封侯为乡侯。湘乡侯国成为长沙王国的屏障，以加强对连道地区的控制。依《汉书·主父偃传》：“今诸侯子弟或十数，或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汉书·武帝本纪》载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下诏：“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于是各藩国分国内辖地予子弟，而子弟均可获得侯位和食邑。刘昌就是依据这个“推恩令”而封侯，侯地在湘南县境，但仅一乡侯。“湘”指其地在湘南地，“乡侯”即其级别，即食邑仅一乡。汉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为县以下的单位。湘乡侯国存在11年，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免国结束，这是湘南县内的第一个侯国。进入东汉，于其地建湘乡县，并划归零陵郡。 东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中黄门黄龙被封为湘南侯，湘南侯属县侯，食邑5000户。《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汉安帝刘祜时年仅32岁死了，太后临朝，立章帝孙、济北王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原皇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不久，北乡侯刘懿死了，中黄门孙程、黄龙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迎回刘保为帝。刘保论功行赏，19人均封侯。并于永建元年（126年）悉遣就国，黄龙于是到达湘南，建湘南侯国。永建三年，黄龙返回京城，黄龙回京后“更相贿赂，求高官增邑”。事发，于永和二年（137年），再返湘南，减去食邑四分之一。黄龙死后葬湘南境内，今湘潭县有黄龙山，为其墓地所在；县筑庙以祀，称黄龙庙；后县城区又有黄龙巷，即黄龙庙所在地，今市区解放南路就是。

西汉末至东汉时期，湘潭境域竟先后建两侯国，可见地位重要，其一湘乡侯国是为防止连道蛮夷东向的要隘。今湘乡城关附近多东汉墓，而沿涟水两岸，汉墓群比比皆是。汉墓湘潭县多集中于易俗河、云湖桥一带，市区则集中于下摄司、岳塘霞城乡。东汉墓多为砖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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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土文物多铁刀、铁剑等武器，也出土多件钅焦斗（钅焦斗即刁斗）。石潭有汉湘南古城，一次在同一地点就曾出土七件刁斗。《史记·李将军列传》说：“行伍营阵，击刁斗。”孟康作注：刁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可见，墓中多军器，则驻军甚多。何以湘南及其西侧的湘乡如此作军事要地看待，大概是近蛮夷所致。长沙蛮、武陵蛮、零陵蛮，自南或西危及长沙郡治——临湘，最后一道防线该是湘乡、湘南两县，所以为州、郡所重视，以为屏障长沙的要地。这样一来，境域内出土文物多兵器就不足为怪了。

吴、蜀对峙与境域隶属关系的变迁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败返北方，形成了曹、孙、刘三足鼎立，为魏、吴、蜀三国打下了基础。 早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给刘备出过一个主意，历史上称为《隆中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在当时曾说，“荆州北据汉、沔（汉水上游今陕西境段），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在诸葛亮看来取荆州是刘备成霸业的关键之一。

赤壁战后，刘备以刘琦为荆州太守，驻南郡。随后，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师南征，“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在征伐荆州南四郡中，刘备在长沙收老将黄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补注《江表传》：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三国志·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郡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曹操畏孙、刘联手之故，一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确信孙、刘已经联手，所以为之一惊而落笔。借荆州遂种下了孙、刘争夺荆州之后患，长沙郡又成为争夺焦点。

长沙郡北依洞庭，隔湖接南郡，而南郡太守为周瑜，荆州所辖地方包括下隽（今湖北通城）、汉昌（即吴昌，在今平江南）、刘阳、州陵（今湖北嘉鱼北），驻江陵；东与豫章郡接，孙吴争夺，故常从荆州始。

刘备据荆州，以诸葛亮驻临蒸。临蒸位于今湘江支流，蒸水两岸，治所在今衡阳市区湘江西岸，隔江相望为吴所置酃县。诸葛亮在此“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还广罗人才。湘乡人蒋琬就是此时以州书佐（主办文书的吏）随刘备入蜀的，与其同行的还有其表弟刘敏。刘敏，泉陵（今零陵）人。二人入蜀后，均有所作为。蒋琬先后曾为什邡县令、尚书郎、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称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死后，琬为尚书令，加行都护，领益州刺史，任大将军，封安阳亭侯，直至大司马。其表弟刘敏亦为左护军、扬威将军，后封云亭侯。湘乡县城北正街有蒋琬故居，故居前有伏虎井，为蒋琬家遗物；湘乡有蒋氏街，后为蒋市街，近年以湘乡土音讹为井字街（今属双峰县）。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吴欲讨还荆州，命兵西进。《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载：孙权“遣孙瑜率水军往夏口”，刘备“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往孱陵，权不得已召瑜还”。刘备入蜀后，孙权又派诸葛亮兄诸葛瑾见刘备，讨还荆州。《三国志·诸葛瑾传》载：“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刘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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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还荆州。孙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看来和平谈判已无望。《三国志·吴主传》说：“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率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今岳阳）以御关羽，权在陆口（今湖北蒲圻陆溪口）为诸军节度。”孙权“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此时，曹操进击汉中，刘备求和，“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三国志·鲁肃传》载：刘备遣羽争三郡，鲁肃往见关羽，“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经过鲁肃的力争，关羽无言以对，“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长沙自此落入孙权手中。据《三国志·吕蒙传》：“刘备请盟??割湘水，以零陵还之”。此时双方以湘水为界，分割了长沙郡，则位于今湘潭境域内的湘南县大部、湘乡县仍在刘备手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吕蒙袭公安，入南郡，据江陵；关羽走麦城，为孙权将潘璋捕获，“遂定荆州”。孙权遂拥有长沙郡湘江以西地，并在此设置衡阳郡。《晋书》载衡阳郡辖九县，即湘乡、重安（今衡阳县）、湘南、湘西、蒸阳、衡山、连道、新康（今沩水上游）、益阳。

《三国志·三嗣主传》载：太平二年（257年），吴主孙亮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湘南县的湘江西部，湘乡、连道悉属孙权的衡阳郡，在湘南县境沿湘江西部又设湘西县。清光绪刊《湘潭县志》称：“吴割湘水以西为湘西（县），湘西由湘南析置，夹涟为境，然自石潭以上隶湘南。又割湘南以东（指湘江以东湘南旧地）及攸、醴陵（部分域地）为建宁县，治株洲，后徙淦田。”衡阳郡既立，设其治所于湘南县治所在地（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则此时，湘南首次出现郡、县同城。此为湘潭历史上在境内设置的第一个郡级行政机构。

衡阳郡治设在湘南县，而境内并不安定，《三国志》对此多有记载，如吴为此而设立“长沙”东部都尉和长沙西部都尉。《三国志·妃嫔传》载谢承“迁长沙东部都尉”。《三国志·张昭传》载其子张承曾“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三国志·黄盖传》：“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盖又讨平。”则黄盖也进入衡阳郡、长沙郡攻击武陵蛮。《三国志·吕岱传》载：“建安二十年??三郡克定，权留（吕）岱镇长沙。黄龙三年（231年），以南土清定，召岱为番禺侯，还屯长沙沤口（今茶陵欧江），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三国志·步骘传》载：“临湘侯步骘于延康元年（220年），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三国志·潘浚传》又称蒋琬姨表兄潘浚“为湘乡令，治甚有名”。“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心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随同潘浚征武陵蛮的还有吕据。《三国志·吕据传》载：吕据“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浚讨五溪，复有功”。这些大将云集长沙、衡阳郡，可见当时衡阳郡内战事（不包括孙刘之战）仍然不少。衡阳郡曾以陆胤为衡阳督军都尉。

孙氏政权统治江东，仍是一个大地主政权，豪门世族占统治地位。葛洪《抱朴子·吴失篇》曾说：“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栖，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厚湿，田池布千里。”“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潜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上所示的行政管辖已载有州、郡、县、乡、里；官吏中郡属诸曹均已配备，如功曹、户曹、船曹、仓吏、库吏；乡以下有劝农掾、司马、关丞、仓田曹之类。可见吴国对长沙乃至衡阳诸郡的管理机构已相当健全。

第三章

六朝烟雨 战火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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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六朝烟雨 战火纷飞

湘州初创 杜弢起兵

晋太康二年（281年），司马炎下诏，命杜预率军“镇静、零、桂，怀辑衡阳”。《晋书·杜预传》载：“于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还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荆土肃然”。王濬挥师东下，直捣建业，吴末帝孙皓出降。唐人刘禹锡所作，“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指此。 西晋统一中国，又依制分封子弟为王。晋武帝封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即长沙厉王。据《晋书·地理志》载：“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所封诸王均在京师任职并不驻在封国中。长沙郡其时三万三千户，衡阳郡二万三千户。《资治通鉴·晋纪八》说：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县为湘州”。 《晋书·地理志》载湘州辖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及原属广州的始安、始兴、临贺九郡，是为湘州境域调整后的状况。《晋书·地理志》载：义熙十三年（417年），“裁湘州，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还入荆州”。湘州以临湘为治所，则临湘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所在地。

湘州地跨五岭，沿湘、资二水而立，它北倚洞庭，与荆州相望，共扼江、汉要冲；南跨五岭，沟通交、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晋元帝也说：“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江之会，是用武之国也。”

西晋初年，朝廷比较注意经济恢复。泰始二年（公元266）“罢农官为郡县”，取消民众屯田，颁布了一系列的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唐代人徐坚等辑《初学记》说：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其余租及旧调绢、绢户三匹、绵三斤，输为公赋”。占田、课田制度下的农民，获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但法律也不允许他们逃离土地。《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束皙传》载其奏议称：“今天下千城，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之九州，数以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但佃客仍是土地的附属物，官吏依官阶品级庇荫亲属、占有佃客、封山占水，土地矛盾并未解决，导致百姓不堪其苦。《晋书·刘颂传》就提到：“四海勤瘁，丁难极矣。”“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他还指出：“大纲不振，由豪强横肆。”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 到了晋惠帝，矛盾更突出。《晋书·食货志》载：“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以至永嘉，丧乱日盛。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徙，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而惠帝就是一个十分荒唐的皇帝，当他听到百姓饥馑，路仆于道时，竟问臣子，他们“何不食肉糜”，以致“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流民出现。

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动乱中，流民集中地之一为巴蜀。而巴蜀流民又多进入荆湘。《晋书·刘元海传》指出：“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即明确指出流民的出现系惠帝失控所致。《晋书·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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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传》叙述了张昌率流民起义的经过，“张昌，本义阳蛮也（义阳今豫南、鄂北山区）”。当张昌聚兵数千时，“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遣其将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但以劫掠为务”。《晋书·王澄传》说：“惠帝末年，王澄为荆州刺史时，巴蜀流人散在荆州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松滋口附近）。”“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 晋惠帝年间，巴蜀流民进入湘州。《晋书·杜弢传》载：“巴蜀流人汝班、蹇硕军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害，并怀怨恨。”“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对湘州刺史荀眺说：“流人有反意。”荀眺听信冯素的意见，准备大肆屠杀流民。巴蜀“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遂共推杜弢为盟主。

杜弢，本蜀郡成都人，以才学著称，曾举为秀才。太安二年（303年），当湘州刺史荀眺欲屠杀流民之时，巴蜀流人汝班聚众响应杜畴起义。此时杜弢正以醴陵县令的身份应南平郡（时郡治公安）太守应詹的邀请在洞庭湖北与流民作战，并打败了流民首领李骧。弢在返回途中经湘州。永嘉五年（公元311）五月，巴蜀流民遂推同乡人杜弢为领袖。弢遂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攻郡破县。在流民的强大攻击下荀眺弃城出逃，往广州，被杜弢军擒获。

荀眺出走，湘州诸吏遂推安成（今江西安福地）太守郭察代理太守。在作战中，郭察被杜弢兵击毙。《资治通鉴·晋纪》载：“ 弢遂南破零、桂，东掠武昌，杀二千石长吏甚众。”起义军杀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陵、衡阳内史滕高等，声势十分浩大。 杜弢据湘州，其中心统治区域为长沙、衡阳两郡，皆涉及湘潭境域，是西晋境内一次涉及面广的流民起义。

陶侃击杜弢 屯兵石嘴垴

西晋末年，镇将兵变，流民起义，国内大乱。张昌、陈敏频频作乱于荆北，巴蜀流民据蜀称王，流民又流入荆湘南部地区，荆湘地区有杜弢起义，此时陶侃多次征讨，荆湘方平。 陶侃生于吴太平二年（257年），本鄱阳（今波阳）人，晋灭吴后，徙寻阳（今九江），家境贫寒，父早去世，由范逵推荐，在庐江（今安徽舒城）太守手下任督邮，领枞阳（今安庆附近）县令，后又任郡主簿。恰长沙太守万嗣来庐江办事，遇上了陶侃，万嗣十分欣赏他，称他“后必当有大名”，并命其子与他结为朋友。

庐江太守又荐陶侃为孝廉，侃得以往洛阳。刘弘任荆州刺史时，任命他为南蛮长史，往襄阳讨张昌。《晋书·张昌传》载：“侃与昌激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

陈敏之乱时，荆州刺史以陶侃为江夏（驻今湖北云梦）太守，加鹰扬将军。陈敏遣其弟陈恢袭击武昌，刘弘以陶侃为督护，协调各军。侃改运船为战舰，击陈恢，所向必破。《晋书·陶侃传》说他此战“凡有虏获，皆分土卒，身无私焉”。不久，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侃又击退山夷。于是境内“水陆肃清”，流亡的人纷纷返乡，侃给以赈济，又开夷市让少数民族与汉族恢复商贸，发展生产。 永嘉五年（311年），杜弢起义，有众四五万家，其众以家计，则人数当在十万以上，自领湘州刺史。而晋任命的湘州刺史荀眺于杜弢逼城时，弃城南逃，准备奔往广州，途中为杜弢部将擒获。湘州郡吏推安成太守郭察主持湘州州事，而郭察也为杜弢义军杀死，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阻止杜弢南下，又打了败仗。荆州刺史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机由北向南攻杜弢，王机又兵败巴陵。《晋书·王澄传》还说：“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杜弢，天门（驻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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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太守扈瑰次于益阳，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夷所害，瑰以孤军引还。”看来，王澄也奈何不了杜弢。

杜弢遂纵兵四处出击，也曾在晋军四处阻击中伪降于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山简，以为缓兵之计。

永嘉六年（312年）正月，胡亢聚众于竟陵（今湖北潜江），自号楚公，有接应杜弢之势。 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袭击武昌（今鄂城），并派部将王真袭击沔阳（今湖北沔阳）。晋愍帝命陶侃出击，以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率军受其节制。前来赴任的荆州刺史周岂页屯兵于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南），为杜弢兵所困，陶侃遣部将朱伺往救，杜弢兵退泠口。陶侃判断杜弢兵必攻武昌，遂日夜行军急返武昌，果然杜弢增兵北上，攻武昌，侃使朱伺逆击。《晋书·朱伺传》记其事：“伺用铁面自卫，以弩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贼挽船上岸，于水边作阵，伺逐水上下以邀之。”“诸军寻至，贼溃，追击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大半，贼夜返长沙。”未上任的荆州刺史周岂页弃浔水城奔向豫章。陶侃遣参军王贡赴豫章向王敦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指陶侃），便失荆州矣！伯仁（指周岂页）方入境（指其仅入荆州地域，而未入州城接任），便为贼所破，不知哪得刺史？”王敦即上表拜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驻地今黄冈）、江夏（驻今云梦）、武昌（驻今鄂州）三郡太守，镇守沌口（今武汉的汉阳），后又移入沔江。这是陶侃率军与杜弢的第一次交锋。 紧接着，又有王冲起义于江陵，自称荆州刺史。参军王贡至竟陵（今湖北潜江），假传陶侃之命，以杜曾（时自号竟陵太守）进军斩王冲。而陶侃召杜曾，杜曾不到，王贡又假陶侃之言，数罪杜曾，王贡与杜曾均反叛朝廷。王贡、杜曾联合袭击陶侃的督护郑攀于沌阳，又击败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涢中（今湖北孝感一带），因听部将张奕的建议，迟迟未发兵。结果，陶侃的座船在水上与杜曾兵遭遇，被杜曾兵以铁钩钩住所乘战船，陶侃走入小船，方才逃脱。《晋书·愍帝纪》载：建兴元年“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党杜曾于石城（今湖北钟祥），为曾所败”。于是陶侃被免除了一切职务。由于王敦保荐，陶侃以白衣领职，继续领兵，这大概属于“有权无职”吧。 建兴二年（314年）二月，《资治通鉴·晋纪》载：“杜弢将王真袭击陶侃于林障（今武汉汉阳），侃奔滠中（今湖北武汉北滠口），周访救侃，击弢兵破之。”这是陶侃又一次与杜弢作战。

建兴三年二月，王敦遣陶侃率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周访入湘作战，以都尉杨举为先锋。六月，陶侃与南平（今湖北公安）太守督五郡军事应詹夹击长沙。陶侃在进击长沙中，以重兵屯于长沙湘江上游。依《晋书·陶侃传》“屯兵于城西”，则陶侃据湘江左岸而进，应詹循湘江右岸而进，因周访军于此前的三月间在豫章击败张彦，依此则陶侃、周访军自东入湘，自东向西横击杜弢。

陶侃此战屯兵长沙上游，清光绪刊《湘潭县志·礼典》“陶公祠”条下有祠：“在雨湖，云（侃）曾驻军石塔寺，相承祠祷”的记载《湘潭县志·群祀表》中列陶公祠“旧在石嘴，移建雨湖”。石嘴即石嘴垴。石塔寺即石头寺，唐改名大唐兴寺。唐人刘禹锡题湘潭大唐兴寺《智俨法师墓塔铭》称：“陶侃故居石头寺。”光绪刊《湘潭县志·祀典》中所载的陶公祠祭陶侃的专制祝文中也说，侃“溯节旄于此地，石塔屯营”，明确指出陶侃是屯兵于石塔寺。石头寺为今湘潭市区十八总石嘴垴上的唐兴寺，民国年间，改寺办学，庙渐废。《湘潭县志·山水》说壶山下有石头寺，“褚登善题曰唐兴、云昔士行驻兵”。褚登善即褚遂良，士行即陶侃。因此，晋时侃屯兵于湘潭城区的石嘴垴，而后挥师北上，顺湘江而下，以击杜弢，沿湘江再屯兵岳麓山，形成《陶侃传》中所记：“屯兵于城西”，与杜弢军对峙。而应詹自袁州西进夹击杜弢于河东。此时，陶侃也复职如故。

六月，正当陶侃围城之际，杜弢部将王贡以兵卒三千出武陵江（应指沅水），诱使五溪蛮断官府水运，并击武昌，以围魏救赵之势，企图解湘州之围。陶侃命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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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急行军，直奔巴陵，以伏兵攻击，“斩千余口，降万余口”，王贡逃回湘州城。不久，王贡降，杜弢败走，死于途。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率兵进驻长沙，湘州杜弢起义始告一段落。 陶侃伐杜弢，除屯兵石嘴垴外，也屯兵于岳麓山。山麓的“杉庵”即其屯兵对峙时的居所；岳麓山“西南五里”的“陶关”为其屯兵扼守的关隘。陶侃入城，州城残破，曾居贾太傅住宅，作为行辕。陶侃败杜弢后，拟返荆州刺史任上，为王敦反对，只好改任广州刺史。在广州他日运百砖于府署内外，有人颂扬他“惜分阴”；也可看作是他向王敦表白，绝无大志的意思。其实只是陶侃为对付王敦的一种韬晦之计罢了。后王敦作乱，乱平，陶侃以征西大将军重返荆州刺史任上。苏峻、祖约又作乱，出征乱平，有功，遂任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此后居于武昌。咸和九年（334年），侃病重欲往所封郡国长沙，当年六月从武昌乘船往长沙，在路途中病故船上，去世后葬于长沙“国南10里”（今长沙树木岭）。

湘潭城在雨湖烟柳堤北除建陶公祠纪念、祭祀陶侃外，还在石嘴垴西侧的山坡上建有陶侃衣冠冢、陶桓公墓庐以作纪念凭吊，此山后人称陶公山。

王敦作乱 湘中抗逆

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匈奴冒顿单于后裔刘渊称帝于平阳（今山西平阳）。其政权自称“汉”。其称汉，因冒顿单于在围困汉高祖刘邦时，刘邦曾以宗室女嫁与他，以作和亲。冒顿单于后人遂以“刘”为姓。刘渊称帝揭开了中国北方“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序幕。

刘渊弟刘聪于永嘉五年（311年）继位。这一年，刘聪派刘曜攻入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司马邺于长安即位为晋愍帝，刘曜对长安长期围困。据《晋书·愍帝纪》载：建兴四年（公元316）“冬十月，京师饥甚，斗米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太仓有曲数十饼，鞠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十一月愍帝降，西晋结束。

琅琊王司马睿闻愍帝降，于建武元年（317年）三月称晋王于建康（今南京）。六月，刘琨等拥之为帝，为晋元帝，即为东晋的开端。王导为丞相，王敦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和江州刺史，封汉安侯。而王导与帝共坐御床。《晋书·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重兵驻守武昌，扼建康上流，又手握江南要地的军事。野心逐步增大。《晋书·王敦传》说：他“手握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这一切引起了元帝的注意，“帝畏而恶之”，遂重任刁协、刘隗，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加封散骑常侍，率万人镇泗口（江苏淮阴），以护建康。王敦对此更加不满，每当饮酒作乐时，就咏唱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一边吟唱，一边用玉如意击打身边的痰盂，击拍相和，以致盂边尽缺，其野心暴露无遗。

元帝司马睿已洞察王敦野心，刘隗也认为“王敦威权太重，终不可制”，劝帝派心腹以镇方隅。元帝遂进行了一次人事大调动，以其叔父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以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冀、雍、并六州军事，加散骑常侍，领合肥。调原湘州刺史甘卓任梁州刺史。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于武昌。三月，元帝调戴若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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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还卫京师，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以右将军周扎驻石头（建康外城，称石头城），并亲帅师于郊外迎战。

当王敦攻石头时，周扎竟开城门接应，敦遂入石头城。戴若思、刘隗率众反攻，而晋帝军败。王敦遂入城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不久，在王敦策划下，戴若思、周岂页均为其害死。后周扎也被王敦杀死，并实行族诛。 此时，王敦虽未明目张胆夺取帝位，但“拥兵不朝”，“僭逾无上”，纵容士兵劫掠内外，朝廷百官奔散。永昌元年夏，晋元帝“诏以侃领湘州刺史”，又为王敦反对，未能上任。陶侃只得仍留在广州刺史任上，未能就任湘州刺史。元帝不能违背权臣王敦，只好给陶侃加“散骑常侍”以作安慰，改派皇叔司马承为湘州刺史。光绪刊《湘潭县志·祀典》的陶公祠祝文中，也没有陶侃任湘州刺史的说法，据此陶侃曾任湘州刺史一说，查无实据。旧志云“锦湾陶侃遗迹最多，侃为湘州刺史，必尝建州府”，并进而推断出湘州州府曾立于锦湾，这个推断也就站脚不住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锦湾何来州府？永昌二年（323年）闰十一月司马睿“失驭强臣，自亡齐斧”，忧郁而死。司马绍即位为明帝。 明帝时，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率兵内向，袭京城。建威将军赵胤以击败王敦保卫京城有功封湘南县侯，食邑千六百户。

由于司马承已为湘州刺史，而湘州居长江上游，形势险要，又为武昌以南重地，王敦发难时曾遣参军桓罴说司马承，邀其一道出兵入建康。司马承赴长史虞悝（长沙人）家中吊丧，告知王敦果为逆谋之事。虞悝及弟虞望建议“荷戈致命”，主张“收众固守，传檄四方”。于是悝与望，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驻湘南）刘翼约定，囚禁桓罴，传檄湘州，北出巴陵，以攻王敦南侧。湘东太守郑澹，是王敦的姐夫，不服，为虞望所斩。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出兵营阳。于是一州之内，皆同义举。

司马承以湘州之众抗击王敦，舂陵县令（浏阳人）易雄为司马承起草檄文，“列敦罪恶，宣募县境，有众千人，负粮荷戈而从之”。继而，司马承又派主簿邓骞（长沙人）往襄阳，说服甘卓，共同出兵抗逆。恰巧甘卓也拒绝了参加叛乱的要求。因此当邓骞劝他“仗大顺以扫逆节，拥义兵以勤王室，斯千载之运，不可失也”时，甘卓立即表示“尽力国难，乃其心也”。并任命邓骞为参军，同时派邓骞及另一参军至长沙，希望司马承坚守长沙。并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传檄远近“陈敦肆遂，率所统致讨”。一时武昌大惊，人皆奔散。明帝乃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梁二州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陶侃也从广州派参军高宝率兵出发击敦。

王敦深知湘州出兵危及武昌腹部，为稳定武昌，遂派姨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田嵩率兵2万于太宁元年（323年）攻打湘州。当时，湘州“城池不固，人情震恐”，司马承的部下，有劝其南下广州，投奔陶侃的；有劝其退守零陵、桂阳的。司马承宣布：“吾举义众，志在死节，宁偷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其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待救于尹奉、虞望。同时率湘州军民奋战死守，虞望每战必先登城，“力战而死”。易雄“捍御累旬，士卒死伤者相枕”。

王敦于明帝时期，“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晋皇权业已旁落。

太宁元年五月，王敦还驻武昌，命魏乂加紧攻湘州城。司马承派湘州从事周畸与周该出城求救，而二人为魏乂所捕，以白刃逼其喊话劝降。畸伪许之，到城下遂大呼“王敦军败（于）于湖（今当涂），甘安南（指甘卓）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以扰乱魏乂军心。周畸、周该均被魏乂杀害。此时，王敦又送来京师建康已陷的书信，城内人心动荡。衡阳太守刘翼率部守城抵抗，其部多湘南县士卒，均壮烈战死。五月二十二日，湘州城破，百余天的殊死抗逆、浴血苦战才告一段落。

城破，司马承、虞悝、易雄等被俘，魏乂将杀虞悝，悝“子弟对之号泣”，悝谓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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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死，阖门为忠义鬼，亦何恨哉。”司马承被魏乂押往武昌，荆州刺史王廙秉承王敦意旨在途中将其杀害。

太宁二年，王敦病死，晋军乘机进击王敦余党，悉数扫平。是年刘岂页任湘州刺史。 太宁三年（公元325）五月，明帝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扼守长江上游，卫护京师。

王敦之乱，是东晋政权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湘州人民在司马承率领下的顽强抗逆，写下了悲壮的一页。衡阳太守（时驻湘南，今湘潭县境内）刘翼率部众殊死一战，湘南将士血溅湘州城，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刘宋内乱 祸接兵连

东晋末年，南燕（在今山东半岛）、后秦（在今豫陕甘一带）不断南侵，孙恩、卢循又起义于南部。晋王朝出现了著名的权臣刘裕，他在与南燕、后秦，孙恩、卢循的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所以《资治通鉴·晋纪》说：“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被封为相国、宋公。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导演了一场禅让，晋恭帝司马德文退位，刘裕称帝，为宋。从此，南方出现了4个连续的偏安封建小王朝：宋、齐、梁、陈，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历史上统称这四个王朝为“南朝”。

南朝从刘宋起，有势力的豪门集团，不断争权夺利，战乱频仍，政变迭起。在这些争斗中，处于建康上游的湘、荆地区又成为斗争焦点。 为加强对荆湘的控制，《资治通鉴·宋纪》载，刘裕于永初三年（422年）二月“又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治临湘，以左卫将军张邵为刺史”。同时，又欲在湘州设军府，而“武库军府，甲兵所聚”。《宋书·张邵传》说：张邵以“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府妨人，乖为政要”为由力阻，以期维护中央兵权。湘州辖10郡：“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桂阳、始兴、临贺、始安”。此时，湘南县撤，以湘江西岸另立湘西县，湘西县北起岳麓山，南至衡山北，沿江逶迤，县治亦移至稍后所设的湘潭县南部。清人罗汝怀作《湘南、湘西、建宁、湘潭故城考》，说：《元丰九域志》称“湘西，县（治）在湘潭县南一百六十里。当在今淦田、晚州、石州之间”。依罗汝怀此说，湘西县城应在今株洲王十万与湘潭马家堰之间。这是刘宋湘西县治，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位置符合。一说在岳麓山，山南有古城遗址；光绪刊《湘潭县志》说：“所谓湘水左经麓山东，上有故城，盖吴湘西城也。”今湘潭境时设湘西、湘乡两县，均为衡阳郡辖，郡治也设在湘西县治所在地。

刘宋十分重视湘州，故列湘西以拱卫州府，而设衡阳郡治所于湘西，也属此意。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刘裕病重，召太子刘义符交代后事，就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檀）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 元嘉元年（424年），徐羡之、傅亮发动兵变，檀道济、谢晦领兵入宫，使人杀少帝义符，立刘义隆为帝，是为文帝。文帝以谢晦为荆州刺史、建平郡公，率精兵驻江陵，封刘义季为衡阳王，减荆、湘二州税布之半。元嘉三年（426年）文帝以谢晦等进鸩毒为由，遂杀徐羡之、傅亮及谢晦的子与弟，并拟率军西征讨谢晦。谢晦遂起兵三万自江陵而下。发兵时，虑及湘州可能不合作，遂发信给湘州刺史张邵，宣布自兼湘州刺史，命张邵为辅国将军率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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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击建康。据《南史·张邵传》载：“荆州刺史谢晦反，遗书要（邀）邵，邵不发函，使呈文帝。”《资治通鉴·宋纪》则记为：“晦欲遣兵击湘州刺史张邵，何承天以邵兄度茂（即张裕）与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追击之。’”《南史·张裕传》也说：“弟邵时为湘州刺史，起兵应大驾。”此时张邵“提湘州之众，直据要害”以御谢晦，又藉以分散谢晦兵力，减轻建康压力。到彦之、檀道济两人率军反击，不久谢晦兵败，乱平。

据《宋书·州郡志》载：刘宋一代53年中，湘州或立或废，辖地或增或删，均由掌政者随意行事。如元嘉八年（431年），文帝刘义隆将湘州并入荆州。而到元嘉十六年（439年），又从荆州分出湘州，将长沙郡北部三县（巴陵、下隽、蒲圻）另立巴陵郡，缩减长沙郡的范围。到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又撤消湘州并入荆州，却将湘州所辖始兴、始安、临贺三郡划入广州。行政区划变更过于频繁，反映了朝廷政令的不稳定性。不过，处于湘州核心地区的今湘潭地域，始终没有变化。

到文帝末年，刘宋王朝内部又陷于内乱。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文帝长子刘劭（已立为太子）发动宫廷政变，以张超之所蓄养的士卒二千余人，披盔甲、执兵器，假传有诏入宫收讨，以逼文帝。张超之率近侍20余人随劭入宫上殿，文帝以木几作武器抵抗，为张超之所杀。于是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等同声讨逆。荆州为刘宋政权要地。宋武帝刘裕认为“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临终前曾遗诏：荆州刺史一职诸子次第居之。平定谢晦后，先后有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临川王刘道规、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长沙王刘道怜任荆州刺史。

刘骏统兵于四月至建康西南的新亭（今南京市郊），于是称帝，并以安东将军、隋王刘诞为荆州刺史。次月入建康，杀刘劭。刘骏为孝武帝。

孝武帝立，又设湘州。孝建元年（454年）六月，另立郢州横亘于荆、湘之间，湘州仅存长沙、衡阳、邵陵、湘东、零陵、营阳、桂阳7郡。而刘义欣弟刘袭为郢州刺史，刘义綦为湘州刺史。

孝建元年（454年）二月，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伙同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谋反，宣称：“欲诛君侧之恶。”初，刘义宣闻鲁爽已提前起兵，即于狼狈中举兵，并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刘义宣经营荆州十年，兵强财富，率十万之众，舳舻数百里，直扑建康。帝遂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刘义綦为湘州刺史，朱修之断马鞍山道，据险自守，后朱修之率兵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随后，大明三年（459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又反，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平。 大明八年（464年）宋孝武帝死，皇长子子业继位。子业凶暴，大杀诸王，“诛杀相继，内外百官，不保首领”，又将南巡荆、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也就是刘子业的景和元年十二月，湘东王刘彧通过寿寂之，发动宫廷政变杀子业，而以太皇太后命立为帝，是为明帝。立帝不久，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等举兵反。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备置百官，四方响应，与刘彧对抗，并以安陆王刘子绥为司徒。湘州行事何慧文趁刺史刘子元尚在途中、湘州无主时，遂宣布归附刘子勋。一时“四方贡计皆归寻阳”。而衡阳内史王应之、湘东国侍郎虞洽等仍忠于明帝。湘州境内，刘宋官吏各投其主，遂发生直接冲突，兵戎相见。《资治通鉴·宋纪》说：“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应建康，袭击湘州行事何慧文于长沙。应之与慧文舍身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杀之。”此战显然均在今湘潭境内展开，而于长沙进行了一场肉搏战。此后，刘子勋遣邓琬召慧文率军以援寻阳。湘州数郡已入刘子勋手。在湘东国（国都即郡治，在今衡阳市区），侍郎虞洽说湘东太守颜跃，邀其发兵支持建康，颜跃不从。洽改投桂阳，募兵数百以攻湘东，湘东落入洽手，众达两千。何慧文急返兵湘州，从长沙发兵溯湘江而上经湘潭以攻虞洽，虞洽兵败。

刘宋明帝派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都督沈攸之率军攻刘子勋，沈攸之军战袁岂页于鹊尾（今安庆铜陵一带），大破岂页军，遂入寻阳，杀刘子勋，而子勋年仅11岁。接着明帝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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