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501--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_11DHAM13_发掘简报_刘俊喜_古顺芳_张海蛟_吕晓晶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

发掘简报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DOI:10.13619/11-1532/k.2015.01.002

2011年6～8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

基本建设时发现3座北魏时期墓葬，9月对这3座墓葬（编号11DHAM13～15）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位于大同市御河东侧，北距恒安街225米，东北距水泊寺镇约1000米，东南距石家寨村约1300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0°04′18.67″，东经113°21′12.35″（图一）。现将11DHAM13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M13）。

一墓葬形制

此墓为长斜坡墓道偏室土洞墓，坐北朝南，方向191°，由墓道、墓室组成。墓道上口长

11.4、宽1米，墓道下端宽1米，墓深5.26米。墓道西壁从墓门处向西扩展1.42米，形成刀把式偏室墓，南宽北窄。墓室长2.96、宽1.2～2.42、墓门高2.12、墓室后部高0.86米（图二、三）。

葬具为一棺，置于墓室内，紧靠墓室西壁。棺长2.2、宽0.46～0.8米。棺内有人骨一具，头向

操场城街华严寺善化寺迎宾街

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御河西路

沙岭村小学

文兴路恒安街

水泊寺镇

南，面向东，仰身直肢，保存较差。

人骨头枕石灰枕，枕内包有绳纹砖两块，平置顺放，规格为长30、宽16、厚6厘米。人骨之下铺一层厚8厘米的石灰，石灰之下铺一层厚8～10厘米的炭末。

石家寨学校

北魏墓

南环路大同南郊北魏墓群智家堡村

随葬器物有墓铭砖1块、陶壶1件、陶罐2件、石灯1件、铁镜1面、项饰1件、金耳饰1对及云母片和水滴形铜饰片若干。墓铭砖出于墓道近墓门处的填土中。石灯、陶壶和陶罐在棺外东侧。铁镜、项饰、金耳饰、云母片和水滴形

御河

寺儿村

西王庄村

铜饰片均在棺内，铁镜斜靠在石灰枕东侧，云母片在头骨东侧，其余在头骨附近（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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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墓地位置示意图

2015年·第1期

北

108

1

7693

4

52

02米

图二

1．墓铭砖

2.石灯

3.陶壶

4、5.陶罐

墓葬平、

剖面图

6.铁镜7.项饰8.金耳饰9.云母片10.水滴形铜饰片

图三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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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

图四

人骨头部情况

二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有陶器、铁器、金器、石器等。墓铭砖刻“崔令

陶壶

1件（M13∶1）。青灰色条砖，一面

妻韩法容”七字，一面模印绳纹。长

28.5、宽14.5、厚4.5厘米（图五、七）。

1件（M13∶3）。泥质灰陶。喇叭形

口，平沿，圆唇，细束颈，圆肩，鼓腹，平底。颈上部饰两周双线凹弦纹夹一周忍冬纹，颈中部饰竖向暗纹，颈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夹一周忍冬纹。肩上部和肩中部均饰两周双线凹弦纹夹一周水波纹，肩下部饰两周双线凹弦纹夹一周忍冬纹。腹上部饰两周双线凹弦纹夹一周水波纹。口径12.6、腹径20.2、底径7.5、通高24.5厘米（图六∶1、八）。

图五

墓铭砖（M13∶1）铭文拓片(约1/3)

陶罐2件。标本M13∶4，盘口罐。泥质灰

陶。盘口，方唇，短粗颈，溜肩，弧腹下收，平底。口沿外侧饰三周凸弦纹，颈下部饰三周凸弦纹，肩中部和肩下部均饰两周凹弦纹夹一周水波纹，腹部饰折线暗纹。口径15、腹径23.7、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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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图六出土器物

1.陶壶（M13∶3）2、3．陶罐（M13∶4、5）灯（M13∶2）（M13∶6）（M13∶10）余为1/6）

4.石5.铁镜

6.铜饰片（6为1/2，

1

4

2

5

36

径8.4、通高32.5厘米（图六∶2、九）。标本形，刻覆莲，下部为方形，底部残留雕琢痕迹。灯盘内残存有木炭残末，沿面局部可见火烧痕迹。口径27.8、内径23.1、柱径15、底边长21.5、通高38厘米（图六∶4、一一）。

铁镜

M13∶5，平沿罐。泥质灰陶。敞口，平折沿，方唇，短粗颈，溜肩，弧腹下收，平底。颈下部、肩中部、肩下部均饰两周双线凹弦纹夹一周忍冬纹，腹部饰折线暗纹。口径18、腹径23.4、底径

1件（M13∶6）。圆形，素面，背面

9、通高30厘米（图六∶3、一○）。

石灯

有纽。腐朽严重，镜面及背面可见纺织品包过的痕迹。直径21、纽宽3.5、壁厚0.5厘米（图六∶5、一二）。

项饰

1件（M13∶2）。白色砂岩，整料雕琢

而成。灯盘为圆钵形，方唇，浅腹。灯柱为圆柱形，与灯盘连接处饰一周凸棱。底座上部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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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件（M13∶7）。已散，但分布十分集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

图七墓铭砖（M13∶1

）图八陶壶（M13∶3

）

图九陶罐（M13∶4）图一〇陶罐（M13∶5）

图一一石灯（M13∶2）图一二铁镜（M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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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

期

图一三项饰（M13∶7

）

图一四金耳饰（M13∶8

）图一五金耳饰（M13∶8）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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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

发掘简报

图一六金耳饰（M13∶8）正面图一七金耳饰（M13∶8）

背面

图一八云母片（M13∶9

）

图一九铜饰片（M13∶10）

中，根据其出土时的相对位置可重新穿缀。由大小金珠10颗、扁金饰9颗、水晶2颗、珍珠

长1、宽1.3厘米；另一颗为枣核形，长1.8、宽

0.9厘米。小玻璃珠如粟粒大小，有黑、绿两色，皆呈扁圆形，中间穿孔。外径0.15～0.3、孔内径

42颗、小玻璃珠4800余颗组成。大金珠直径1厘米，小金珠直径0.5厘米，皆外形浑圆，中间穿孔。扁金饰以小金珠焊缀而成，中间穿孔较大，内径0.3厘米。一颗水晶打磨成六棱体，

0.1～0.13、壁厚0.1～0.15厘米（图一三）。

金耳饰

一对（M13∶8）。耳饰通高10、宽

5、带链通高14.6～17厘米。耳饰主体为一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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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是以一中间粗、两端细的小金棒捶打、圈制而成，内径4～4.5厘米。环身上部圆细，中间装一向内的机括；下部捶揲成扁宽状，中间錾刻一人物，两侧各有一龙。人物卷发，深目，高鼻，颈佩连珠纹饰，肩以下刻覆莲。从耳饰背面可见此人头发从中间梳向两侧，颈下垂三股发髻环。两侧的龙双角长弯，张口面向人物，龙角以金珠焊缀连珠纹。环身下方以两小环扣接两坠。坠饰上方各焊接一水滴状装饰，内有金托，上嵌宝石，宝石大都脱落，周边饰连珠纹两周。其下的坠饰一为小金棒，自上而下依次穿有扁金饰、珍珠、绿松石珠、花草纹镂空金饰和玛瑙珠；另一为花草纹镂空金托，中嵌水滴状紫水晶。坠饰高5厘米。圆环侧饰掐丝而成的图案，内嵌各色宝石，周边饰连珠纹，上为花卉，中部为人面，下部为凤鸟。侧饰通长6.3厘米。环身两侧斜上方焊接链饰，残长5～12厘米（图一四～一七）。

云母片铜饰片一九）。

三

结

语

若干（M13∶9）。圆形，中间有孔。若干（M13∶10）。水滴形，尖部有

直径3、孔径0.4厘米（图一八）。

孔。长3.2、宽2.4、孔径0.1～0.2厘米（图六∶6、

特征，也是属于北魏平城期第四段[5]。因此，此墓时代可以定为北魏太和以后。

此墓出土石灯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7和雁北师院M9、M52等墓葬出土石灯形制基本相同，石灯（M13∶2）体型较大，材质为白色砂岩，原料应为云冈石窟开凿时采出。据此可断定此墓时代上限为云冈石窟开凿后，即公元460年后[6]。

出土墓铭砖虽无时代内容，但其上的“崔令

”三字楷意较浓，“妻韩法容”四字显隶意，这四字与雁北师院M52墓铭砖字体十分类似。近年大同已发现的北魏时期的墓铭砖很少见到将妇女全名铭刻在墓铭砖上的例子，甚至史书所载北魏皇后和列女亦未录全名[7]。此类铭刻妻子全名而非姓氏的情况，在大同以往出土的北魏时代墓铭砖上较为罕见。

项饰是根据现场发掘时金珠、珍珠和玻璃珠的相对位置复原而成的。2010年，在该墓附近的御昌佳园墓葬群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同样颜色、同样大小的玻璃珠[8]，或即《魏书·西域传》所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9]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15万余枚同样大小的玻璃珠，其中也有绿色和黑色，当为装饰佛像所用

[10]

此墓未出土有明确纪年的器物，但墓葬方向为坐北朝南，墓葬形制为北魏时期流行的偏室墓，属北魏平城时期墓葬，整体上出现较晚[1]。墓中出土的陶罐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2]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3]出土的盘口罐风格相近。其罐口沿外均饰两周或三周凸弦纹，罐体以凹弦纹或凸弦纹为界，分为颈部、肩部和腹部三部分并饰以直线或折线暗纹，有的罐体肩部饰水波纹或忍冬纹带，这种特征的盘口罐应属于北魏平城期第四段[4]。墓中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典型器物平沿壶，喇叭口、壶身饰双线凹弦纹夹水波纹或忍冬纹带等特征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同类器物相似。这种壶身饰多线水波纹或忍冬纹带且布局在颈部以下的装饰方式，以三段式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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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永宁寺创建于熙平元年

（516年），毁于永熙三年（534年）[11]，说明北魏定都平城中后期时已开始大量使用这种玻璃珠，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大量使用这种玻璃珠作为装饰。

近年来北魏墓葬出土金耳饰较多，但此墓所出耳饰应是其中最为精美的。1978年，在阿富汗北部靠近苏联边境的席巴尔甘地区发掘的一处大夏至贵霜时代的墓葬（2号墓）中出土了双龙守护国王耳坠，无论风格还是制作技术，其与此墓所出耳饰都非常相似[12]。其主题都是一人二兽，人物均在中央，两边是对兽。人物脸部极其类似，均是用捶揲技术制造出高浮雕效果。另外，还运用了錾刻、掐丝、镶嵌及金珠焊缀等技术，反映出北魏时期中原和中亚地区文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

化交融的程度。

领发摄绘执

[1][2][3][4][5][6]

[7]例：《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第325页：“道武皇后慕容氏，宝之季女也。”第328页：“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卷九二《列女列传》，第1978页：“中书侍郎清河崔览妻封氏，勃海人，散骑常侍恺女也。”中华书局，

队：刘俊喜掘：古顺芳

吕晓晶影：张海蛟图：江伟伟笔：古顺芳

张海蛟靖晓亭吕晓晶

[8][9][10]

1974年。

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同[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同[1]。同[1]。同[1]。

[11][12]

1958年。

V.I.Sarianidi.,“TheGoldenNoblesofShibarghan,”TimeMagazine,2July,1979；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刘婕）

TheExcavationoftheNorthernWeiTomb(11DHAM13)onHeng’anStreet,Datong,Shanxi

DatongMunicipalInstituteofArchaeology

Intheyear2011,DatongMunicipalInstituteofArchaeologyconductedrescueexcavationstothreetombs(numberedas11DHAM13to11DHAM15)oftheNorthernWeiDynastyonthesouthsideofHeng’anStreetinDatongCity.Ofthesethreetombs,the11DHAM13wasanearthencavetombwithalongramppassageononesideofthesouthernwallofthechamber,andtheentiretombwasinaP-shapedgeneralplan.Inthetombchamber,acoffinwasplaced,inwhichahumanskeletonwasfoundlyingonlimeandwithalimepillowbelowtheskull.Fromthistomb,abrickepitaph,threepotterywares,astonelamp,anironmirror,anecklace,apairofgoldenearornamentsandsometalcflakesandsomewaterdrop-shapedbronzedecorationpieceswereunearthed.Themotifofthegoldenearornamentswasadoubleofdragonsconfrontingacrossahumanface,whichwasmadeveryelaborateinthestyleandtechniqueoftheCentralAsia,reflectingtheculturalintercommunicationbetweenChinaandtheothercountriesintheNorthernWei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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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

2011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恒安街南侧抢救性发掘了3座北魏时期墓葬。其中11DHAM13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偏室土洞墓，平面呈刀把形。墓室内置一棺，棺内有人骨一具，头枕石灰枕，身下铺石灰。随葬器物有墓铭砖、陶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金耳饰造型十分精美，风格与制作技术均为中亚风格，反映出北魏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龙、璧图像

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棺、屏风和帛画上，有几个璧或璧的图像。通过仔细观察对比，可以发现这些璧与穿过璧好的龙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可以分为“锁定”和“穿过”两种。龙与璧之间不同的关系对应着以璧“安魂”和“引魂升天”的不同功能，透露出墓葬设计者对于宗教和礼制问题的细致思考，也反映了不同信仰在同一座墓葬中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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