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会议报道_我国新闻改革亟须突_省略_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理念与实务的异同_孟建

2009新闻传播

NewsDissemination

改进会议报道：

我国新闻改革亟须突破的一大瓶颈

———兼论中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理念与实务的异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副主任

孟玥

建

左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对我国新闻改革中“会议新闻报道”领域所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会议新闻报道的理念与实务进行了分析、研究。本论文认为，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总体改革态势较好，但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亟待注意。论文从传媒政党关系、新闻价值判断、新闻教育方法三方面进行了中西会议新闻报道的多层比较，并据此提出了“选择会议新闻报道角度”等多项改革的积极建议。

闻改革，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会议新闻报道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究其特点，大致有三：首先，高纯度、同质化的一元报道模式随着一元报业结构的打破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新兴的商业化报纸基于自身市场定位和角色认知开始探索一种与传统党报相区别的会议报道模式；其次，由于对媒体社会角色认知的多样化，宣传不再是重大会议报道的唯一目的，媒体实践者开始注重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挖掘重大会议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资源并将其呈现给受众；再者，媒体在组织重大会议报道时更加注重传播的效果和可接受性，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调整报道语言的结构方式和表现形式，比如扩大报道范围，改变报道视角，增强报道的故事性和语言的可读性，增加新闻图片美化报纸版面等。

[3]

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全面发展，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步进推，我国的新闻改革正在走向深入。固

然探讨我国新闻改革的体制与观念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我国新闻改革的实务操作也不可忽视，其中，会议报道就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会议新闻报道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会议新闻，参照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可以界定为：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有关会议活动的报道。同时，根据《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的解释，“会议新闻是以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及内容为对象的报道；会议的议题、讨论情况、达成的协议，往往是报道的主体。特别重要的会议，讨论议题的过程，也是人们关心的重要事实，因此也可以成为报道的主体。”[1]从以上关于会议新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会议之所以可以成为报道的内容，就在于其具有新闻价值，是人们关心的重要事实。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经历了三次大的新闻改革：1942年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革为标志的新闻改革。1978年以后，新一轮的新闻改革以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延续至今天。这一轮的新闻改革既是1956年新闻改革回归新闻规律大方向的继续，又因为时代背景的转变而引入全新的改革理念和内容。其中1983年以后信息概念的引入，以及

但目前的会议新闻报道还存在不少问题。问题主要体现为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有些媒体思想解放受阻，甚至依旧僵化，使会议新闻报道仍然无法打破“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格局，传播效果很差；另一方面，有些媒体过度趋于“市场化”，受“软化新闻”的驱使，走入“活泼有余，厚重不足”的另一极端，社会效益受损。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有必要高度重视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经新一届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从新闻工作的角度来看，《意见》传达了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对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廓清，为从根本上解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思想；第二，体现了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在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领域给与传媒一定的自主权。[4]这意味着当前，媒体对会议新闻报道的改进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大有可为。2009年10月9日，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专门指出：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5]这对我们如何进一步实施大踏步的新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改进会议的新闻报道，指明了方向。

1992年市场概念的深入人心，使新闻媒体对自身角色的认

识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在确立其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基本前提下，又加入了提供信息、经济服务、舆论监督、文化教育、以及娱乐生活等多重角色认知。

[2]

历经以上三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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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会议新闻改进带来不少启发。

第三，从新闻教育的角度看，中西方在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方式上也有各自的侧重和偏向，这种偏向直接影响着媒体记者在报道会议新闻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价值选择行动，也就间接影响了会议新闻报道的整体风格。总的来说，中西方新闻教育的目的都是为新闻传媒培育合格的从业人员，但在培养何种类型的新闻工作者上却有所不同：中国的新闻教育目标，是努力造就专业型的新闻工作者，以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具有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巧等为主要教育目标。而西方的新闻教育重在培养能力，如美国的新闻教育就明确规定把学生教育成合格的实用的新闻人才，因此他们对于好学生的理解就是一名好记者———对人、对社会有强烈的好奇心，有服务社会的热情，有过人的语言能力，能在规定时间里及时、准确、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此理念指导下的美国新闻教育，不仅在专业课的学习方面注重实践和实习，更发展出一套非学术类的新闻人才培养机构，由各报社主办，直接向业界输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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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理念之比较

在我们讨论我国如何改进会议新闻报道时，不妨将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的理念和实务作为参照的维度，从而更清晰地看到自身的特点，也借用另一个视角重新认识我国会议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不足，探讨可能的改进方案。

在新闻报道理念方面，中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尤其是与政治高度相关的会议新闻报道，基于政治体制的差异，媒体对于会议新闻报道必然会走出不同的路径。

首先，从传媒与政党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权、管理权，使得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特别是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关的重要会议的报道，必须遵从有关部门（如宣传部）的报道规定，这一方面为确保媒体为公众利益服务、成为党和人民喉舌提供了明确的保障，一方面也给会议报道带来了一定的限制，比如，新闻中信息的来源比较单一，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易于固定等等，但也难免会让人产生千“会”一面的感觉。

在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各类专项法律对媒体进行调控，除为数不多的政党媒体外，政党对传媒的调控很少或者力度甚微。在这一理念支配下，西方会议新闻报道时的优点是：媒体并不局限于政府这一单一的信息源，即便是对政府会议报道，记者也惯于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验证信息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敢于也乐于对政府公布的信息提出质疑。又因为西方的新闻法律往往以保障自由为重，所以这种展示多种声音的会议报道方式，往往形式多样，活泼生动，易获得好的传播效果。

其次，从新闻价值判断方面看。对于新闻是否有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东西方公认的基础是：新闻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唯有事实才具备报道的价值。但是，在报道什么样的事实，如何报道事实的问题上，中西方确有很大差异。西方对新闻价值诸要素的考察中，特别突出其中的趣味性和人情味要素。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强调指出：“在选择新闻时，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估量它的公共兴趣。我们在出版新闻时，须以趣味为大部分新闻的主体，理由是：唯有有趣味，才能使报纸富有吸引力，因而很容易卖出去。”“‘人情味’是个大宝库，从这个宝库中，报纸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并对他们提供意见和消息，从而使它增进本身对公共服务的效力和价值。”

[6]

由教育方式的剖析，我们再来反观会议新闻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就能发现：我国记者在报道会议时创新能力不足，报道行文政治氛围有余而社会气息不足，程式化模式化等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事出无因”。打破初入行记者在报道会议新闻时脑海里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加强其行动力和对公共事业的热情，也许不失为从人才之源上解决会议新闻报道难点的一个有效方法。何况，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要大力培养国际性的传播人才，如果在教育方式上不进一步解放思想，显然是不行的。

三、对西方会议新闻报道实务的借鉴并使之本土化探讨中西方在新闻理念上特别是会议报道理念上的差异，为我们借鉴西方新闻操作实践提供了一个更明智的视角。在这方面，有三点建设性意见。

（一）另辟蹊径：选择会议新闻报道角度

改变会议新闻报道视角一直是学界提倡会议新闻改革时津津乐道的一点，它要求会议新闻从传统的领导者的视角走出来，即从重讲话、重领导、重程序中走出来，将视角转变成普通民众的视角，将受众所关心的要点、热点问题作为报道的中心。这意味着会议报道要做到“功夫在会外”。

不满足于会议本身提供的视角，是西方媒体进行会议新闻报道的传统，因此他们事前会做收集资料的大量准备，不仅对会议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很熟悉，更要了解会议举办的背景、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等，以便选择最有价值的视角。他们在报道中国的会议新闻时同样如此，如法新社记者的《游人乱涂乱刻遍地丢弃杂物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环境亟待改善》就是一篇典型的挖掘会议背景材料另辟蹊径的例子。

当游人在丢满了杂物的“北京人”的故乡胡作非为的时候，考古工作仍在寻找下落不明的五个头盖骨。这些头盖骨是20世纪人类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从那以后，这5个头盖骨都失踪了。它们的下落成为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的热门话题。目前尚存的只有另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头盖骨是1966

中国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众说纷纭，但在会议新闻的价值判断方面，重要性和显著性毫无疑问居于第一位。如何判断重要性？在我国的会议报道中很多时候是等同于宣传价值大小的。我国的媒体向来强调用事实说话，事实的呈现必须明确传递一定的价值观，这也是政党媒体的显著特点———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报道倾向。这一理念的过度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会议新闻报道不丰富、不立体，即记者在报道某次会议内容时，只一味引用其中的正面内容，“弘扬主旋律”，而忽略了对会议所涉及问题的客观全面的分析，对问题的处理缺乏张力和长远的控制力。

事实上，大量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西方的新闻传播也是有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只不过往往隐而不显。但在会议报道方面，其对于公众兴趣的重视和对趣味性的强调，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在选择报道的切入角度和怎么样增强会议信息的可读性和生动性方面，西方的实践操作能

2009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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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小东西都被埋在演讲中。”[10]

另外，想要创造性地报道会议内容，不能仅仅在会上保持敏锐的“嗅觉”。前文提到，西方的记者采访会议，永远不会满足于会议本身这一个信息来源，他一定会去寻找多个信息来源核实他所得到的信息，或者去征求未参与会议者对该信息的意见。一位采访教师联合会的记者在得到这样一则信息“新消防员比新教师挣得多”之后，寻找了某校人事部门的管理者、该地区的警察、该联合会的其他职员等人分别采访，最后修正并澄清了会议上这则信息的精确度，教师们的困境被清晰客观地描述出来，这报道被放在一个比原来信息好得多的框架里，该报道的特点就显而易见了。

（三）锦上添花：选择有创意的呈现方式

除了通过媒体和记者的努力让会议内容更充实之外，如何呈现会议的内容也是会议报道改进的重要方面。在我国，因为对会议报道的严肃地位已经达成共识，致使在报道会议新闻时很难打破原有的模式。

以在电视节目中最具有官方色彩、政府形象的《新闻联播》为例。在播报国内会议时，选取的画面如果不看下面的字幕，都很难区分出每场会议的不同，会场镜头、领导人镜头的选取，几乎一模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就指出，“即使新闻联播具有权威性，但在过往时间里，《新闻联播》存在着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紧张有余的问题。”

而与《新闻联播》相对比，美国的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显得截然不同，它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打的一档电视新闻杂志栏目。《60分钟》不设固定的栏目主持人，记者承担了主持的工作。节目主持人都是记者，记者同时也是主持人，这是它的要求，也是它的特色。在报道政府会议时，记者也同样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60分钟》是新闻杂志性栏目，在包装上也非常有特点：以“60分钟”为题，那干脆就用跑表来标示这60分钟的流逝。屏幕黑下，跑表滴滴答答的走动声逐渐扬起，黑幕上出现白色方框，仿佛一本杂志的封面，然后在这个方框中出片题和片头。

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虽然暂时还不能随意加入记者的意见，但作为借鉴，可以通过对会议现场的细节展示来突出重点，比如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演讲者在表达观点过程中做了某些标志性的动作，或者你可能注意到他腔调中忽然的抑扬顿挫和重音等等，这些语言传播背后所传达的信息，可能比会议上的发言稿更有待挖掘的新闻价值和媒体表现力。

另一个在西方会议报道中被特别提及的，是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在一次会议中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你报道会议新闻时考虑的唯一问题，还要记住，要报道事件什么人在那里？会议结束之后有人有什么反应？”“有时候，不在场的人才是新闻。”[11]这是西方新闻传播经典教材中的一段话，作者随后举了个例子说明：

尽管布恩县的居民要为县的预算付钱，但仅仅只有一位足够热心的居民参加了周二晚上的会议，聆听该县1994年预算报告。

所有听众只有一个市民和两名记者。在安静的市议会会议厅中，县审计员琼做了她的工作报告。该报告是关于布恩县委员会2100万美元的预算。

这是一则关于地方税务工作会议报

（下转第10页）

年发现的，目前锁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保险拒里。

这些头盖骨的下落并不是围绕着“北京人”发生的惟一周口店公园是北京居民举行周末野餐的好去处。那里不仅有展览馆，还有一大片密林、发掘头盖骨时留下的35米深的大坑和据说是“北京人”居住过的山洞。

但是，游人的乱涂乱刻损坏了发掘坑的石灰岩，而且遍地都是丢弃的杂物。最近一名游客发现地上有许多塑料瓶和从中学生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在专家们反映周口店“北京人”发掘坑附近一家大石灰厂造成的噪音和烟雾污染问题以后，北京市政府于去年2月1日实施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保护“北京人”遗址不受污染。

[8]

这篇文章实际是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问题的一次人类学会议的报道，但选取的角度新颖独到，完全没有呆板的痕迹。文章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保护问题切入，同样达到了传播“北京人”文化意义的效果，还将现实与一个原本与人们生活相去甚远的人类学会议自然地结合起来，并且字里行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使文章从众多会议报道中脱颖而出。

（二）旁敲侧击：对会议报道内容进行再加工

经过30年的摸索和前进，当前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早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会议本身做记录式的报道，对会议上获得的信息进行再加工已经成为共识。如何才能从会议中挖掘到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和其他媒体报出的内容大同小异？西方的新闻实践提供了一些不常被我们关注到的角度。首先，是提有创意的问题。提问，在美国的新闻学教科书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你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头脑里要有问题，而且问题要和其他的记者不同，你走的时候带走的故事也要与别人不同。”[9]下面是一则实例：某镇的治安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市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增派了由50名警察组成的特殊小分队在犯罪率最高的地区加强巡逻。市长的行动看来是可行的，直到一位记者提问：“这些警察从哪里来？”市长回答道：“这一特殊小分队的巡逻人员都是志愿者，在工余时间工作。”这番话在一名记者的脑子里引起了警觉。“先生，上周您的巡逻人员向市议会报告说，今年警察局用于支付工余巡逻津贴的钱已经用完了，您的钱从哪里来？”市长：“我们将从消防队的工余基金里抽调一笔钱。”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发生一场大火，您将没足够的钱来支付所需要的救火津贴？”市长（不情愿地）：“有可能。但我们希望那种情况不会发生。”这位记者及时的提问，巧妙地发掘出了招待会中原本没有的信息，也使一则原本中规中矩的报道立刻有料可写。我们可以将记者的提问归因他的职业本能，但这种本能也是长期的思维方式积累的结果，那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你并不是政府会议报告内容的无条件记录者，你有替民众到达现场提问的责任。

其次，从领导的即兴发言里寻找线索也是西方记者采访会议时非常看重的一点。“永远要提前要一份演讲稿，”曾任《圣路易斯》杂志编辑的穆罗夫说，“即使你能幸运地得到一份，也不要以为演讲者会坚持原文。”“很多领导对待他们的演讲是很随意的，甚至进行重大改变，直到最后一分钟。”，“你肯定不想在报道中写进演讲者删掉的话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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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停播绝不意味着电视谈话节目的末日，而恰恰表明了当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进入了一个常态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阶段。之所以说是一个常态的发展阶段，指的是作为《实话实说》追随者的众多电视谈话节目，多年来都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能够真正把握节目策划的规律和要点，电视谈话节目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立足提升的阶段。但是在这一阶段，“内容为王”的信条越来越重要，节目必须从内容入手，寻求差异化，寻求能够真正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点，才能在同类节目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举例来说，东方卫视的《头脑风暴》立足经济社会的重大热点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节目气氛热烈，观点撞击频繁，主持妙语连珠，从而使栏目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同时也与东方卫视的频道定位和东方卫视所处地域上海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的氛围上与《头脑风暴》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焦点话题，话题范围广泛，但是一定是当下最热点的，这也保证了其较高的关注度。而其他地方卫视的电视谈话节目则立足开拓不同的话题领域，如走亲情路线的，走办实事路线的等等。相比而言，《实话实说》后期的琐碎和温和正是因为内容的吸引力缺失，才导致了最终的停播。■

题做一个比较：早期选取的话题如“谁来保护消费者”（《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王海为当期的嘉宾）；“如何对待乡下亲戚”；“鸟与我们”等，这些话题与普通观众的生活非常贴近，同时多数又是他们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话题的复杂性和以小见大的能力。后期的选题：“狗年吉祥”；“姻缘密码”；“四世同堂齐欢乐”（最后一期节目）等。相比之下，栏目后期的选题越来越琐碎，越显得无关痛痒。这样一来，话题取向的改变，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兴奋点和关注点，反而丧失了原有的话题取向拥有的关注度，这就加速了受众对该栏目的审美疲劳，自然也就无法避免被停的命运。

《实话实说》经过十四年的风雨，终于消失在浩瀚的电视节目海洋中。它的消失，表明了当时我国电视媒体的经济价值取向，也是媒介产业化的选择。受众对它的消失所产生的惋惜，这种惋惜之中包含了不舍，也包含了无奈，更包含了理性思考之后的接纳。毕竟从长远来看，媒介的产业化是经济时代的正确选择，也会带来媒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三、《实话实说》的停播并不意味着电视谈话节目的末日，而是表明谈话节目进入一种常态发展和激烈竞争的阶段。

虽说《实话实说》的停播带来了不小的风波，但是在我国的电视媒体上还生存着多档电视谈话栏目，东方卫视的《头脑风暴》、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山东卫视亲情类谈话栏目《天下父母》等，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些电视谈话栏目凭借节目特有的个性，贴近时代热点，贴近观众生活和心灵，在众多优秀栏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说，《实话实

[参考文献]

[1]石长顺，电视栏目解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实话实说落幕太正常，凤凰网·博报，/dir_cdn/static_special/special/shihuashishuo/

（作者简介：汤幼鸿，男，湖北襄樊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讲师，从事电视、节目主持等方面的研究。）

（上接第8页）

道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展现听众，记者已经说明了他想要说明的问题，又使得整个报道并不像在报道会议，话虽短却给人一种鲜明的现场感，让人不禁思考居民的冷淡反应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故事。这也是西方在报道会议时的价值取向所在：“除了收集所有的事实外，你的工作是要把故事写得有趣，让读者爱看。记住，新闻的一个标准就是它要有趣。”[12]这句话，放置到中国会议报道的语境中来，同样合适。

本文结合我国会议新闻报道和西方媒体会议新闻报道的观念与实务进行了一些比较分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媒体在思考如何将这些经验本土化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看到中西方在报道观念上本质的不同，以及这些理念的形成是受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环境、受众接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事实。我们正是要在这一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经验，为我所用，努力把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做好。■注释：

年版

出版社，2002年版

[3]颜珂：《从“十七大”报道看我国重大会议报道模式的

转型》，人民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4]同上

[5]200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

[6]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p176,新华出版社，1999[7]卡斯柏·约斯特：《新闻学原理》p26-27、31，转引自

《中西新闻比较论纲》p33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8]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p295-296，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会议报道新空[9]张秀英：《重现场、转视角、拓背景—

间的探索》，《写作：高级版》，2006年第4期

[10]布雷恩·S·布鲁克斯等：《新闻报道与写作（第七

版）》p299，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1]黄跃鹏：《改进会议报道引导社会舆论》，《新闻窗》，

2007年第1期

[2]姚福申：《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述评》p2-4,复旦大学

[11]靖鸣：《会议新闻学》p18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布雷恩·S·布鲁克斯等：《新闻报道与写作（第七

版）》p295，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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