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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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Preface

　　很高兴这本书能跟读者见面。本书所收录的主要是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接受各种采访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在当今中国，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正反方观点层出不穷。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作出贡献。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吴晓波先生的热情支持。我是在2010年5月浙江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的。虽然我跟吴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经常拜读他的作品，从中受益良多。吴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视事实记录的学者。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逻辑，这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新闻界都是罕见的。另外，我还要感谢王留全先生，作为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年轻编辑，他很热情，办事效率也非常高，对这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我反对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拉美各国，居民消费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整个国家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除了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外，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化。客观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际

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行政调控力度过大，影响了市场规律的正常发挥，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切正侵蚀着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我个人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进，可以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向改革的方向变化而不是走回头路。现在在中国大家比较关心的“国进民退”就是走回头路。

　　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又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忽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比如结束了干部终身制、第一次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并在农村推出了基层选举等。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其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积极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这个事实推翻了很多学者的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假设，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引发动荡，阻碍经济的发展。事实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顿才是我们今天社会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滋生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我觉得，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采用“顺水推舟”的方式：利用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体制结构和技术手段去深化改革。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村民选举，削减上级对选举的干预，把选举变成真正的民选；我们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增加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另外，我们需要克服已经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为社会
提供一个公平和开放的环境，避免特权阶层的壮大。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完成。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

则。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要走回头路。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

　　希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给读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角度。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请读者自己鉴别。

##第一章 “中国模式”独特吗？

###导读　Introduction

　　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经济上，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带来国家的繁荣；政治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增强公民的言论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也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以“上海模式”为代表。国内很多学者非常赞许上海的经济增长，甚至把上海当做中国城市的典范。然而，在深入研究“上海模式”的运行机制后，我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盛行非常担忧。在“上海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了过度的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导向是“牺牲内资，扶持外资”。

　　“上海模式”和“国进民退”在某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它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却忽视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年统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很快，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居民个人收入增幅相当有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福祉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
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

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

　　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现在约1/4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爆发多次金融危机，经济
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还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批

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外国公司反而不愿投资。不过，国外银行却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这也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巴西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吗？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经济模式，拉美模式则是失败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完全忽视了成功的经济模式。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当时巴西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加强社保制度建设。在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而显现出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要有下游行业
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及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了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以市场价转让给开发

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红利，但是并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我们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①

####“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人做”

　　《时代周报》：在当下，“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热词，你能否阐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

　　黄亚生：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等。第二，是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而中国不成功的地方在巴西身上也能找到。所以也不能说国家干预的不成功是中国的特点，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不成功的。我也不觉得中国实行了东亚模式，我们不要老把中国跟东亚各国在政治上相提并论，例如韩国有3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教会是完全独立的，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从经济上来讲，中国也不能说是东亚模式，而是越来越像拉美模式。贫富不均，这是东亚从来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拉美出现了。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时代周报》：最近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中国模式”的破产，你怎么看待这种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的内生问题？

　　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可以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
人均收入增长得却很缓慢。另外就是政府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不得不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

心民生，那就没有说的必要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但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200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俄罗斯整个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却要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时代周报》：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由于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而言是不是真的会像一些学者讲的那样，对中国经济是更沉重的打击？

　　黄亚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出口导向型模式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打击的。因为中国创造就业比较成功的是广东这些出口型企业，所以从就业方面来讲，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有一定打击的。而一些人讲的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消费，我想根本达不到这种目的。因为进口的这些产品大部分没有最终消费，而只是生产用的中间产品。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出口。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都是来料加工型企业，人民币升值以后可以降低进口的成本。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刺激房地产行业。房地产需要钢，钢需要铁矿砂，而中国是不生产铁矿砂的，人民币升值等于降低铁矿砂的进口成本，也就提高了整个钢铁行业的赢利空间。

　　在我看来，人民币升值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对体制方面的作用。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币升值能不能达到促进体制完善的目的还不清楚。我觉得，政府本应该利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做很多体制内部的改革，但我看不到任何迹象。另外，从技巧上来讲，政府要注意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政府应该造成一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让诸如广东的这些企业有一段时间去调整，而不能搞“突然袭击”。从这一
点上看，我是非常不赞成政府过度干预的，因为只要有预期，企业家自己便会调整。

####“促转变”不能成为政府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提“促转变”，温家宝总理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两难”困境，你是怎么看待的？

　　黄亚生：提出“促转变”基本上是一种

行政命令，一种国家手段。现在中国所缺少的讨论应该是，政府应该不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一旦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就会进一步地刺激投资。比如要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为了节约能源的，那么就要把老城市毁掉，这个事情谁来做？都是政府来做。但是有没有弊端？显而易见，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结构性问题，这在本质上还是路径依赖。

　　广东关于“转变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同意，但是接下来就应该讨论我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再讨论怎么去转变。政府不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所以民营企业只能走劳动密集型产业之路，其经营成本过高。资金大规模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国有企业都是资源密集型企业。另外，城管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如果不去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那我们得出的结论还是政府应该转变、政府应该支持这个或那个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被转变等，这些最终还是政府的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你在文章中也曾指出，“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

　　黄亚生：对，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政府可以借机检讨一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短期的办法，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收入重新分配，但是注意不能用传统的办法，要提防政府截流，否则效果不会很好。我们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巴西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一直在解决收入的问题，中央政府直接把钱打到老百姓的账号里，中间不会出现地方政府的截流、盘剥等情况。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不均的格局。

####民间社会发达是广东的亮点

　　《时代周报》：广东“四十条”①强调产业转型，界定了政府“有为”与“无为”的方方面面。

　　黄亚生：我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到广东几次，政府基本上还是在放手，现在的“四十条”也是一个改进的方案。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改革开放前沿，地方政府善于调整自己来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来适应自己。这在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说明地方政府能够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能够抓住重心，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广东当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
80年代，一位高层官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农民不赞成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水平是怎样的低，觉悟是怎样的低。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调整和转型的关口，广东作为前沿，有没有可能率先实现顺利转型

？“中国模式”是饱受质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以广东为试点，先行做出一种“广东模式”？

　　黄亚生：过去有些地方就想要移植广东的成功经验，但是最终发现不行，因为移植过去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劲的民间社会的支撑。内地很多地方还是不具备这样一种开放的民间社会。我们不要小看广东这种极具市民文化的民间社会，它是广东经济的亮点，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和得以适时转型的重要基础。这个弹性空间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相对顺利，也会减少不必要的阵痛。

　　《时代周报》：那么，从全国通盘来考虑，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是什么问题？

　　黄亚生：通胀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看过德意志银行的马骏写的一份报告，他对中国的通胀作了一个测算，结果显示贷款率是负的。从微观角度来讲，现在做的这些投资越来越没有效率了，对供给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小了。通胀的成本转嫁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而像其他的一些成本，是全社会在承担的。从政治意义上讲，承担通胀的成本要比其他成本更严重。

　　以房地产为例，房价和出租的价格比例太悬殊了。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比例失调都说明是泡沫经济，这是非常明显的。对泡沫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例如一旦泡沫破灭，银行马上会出问题，那么中国会采取注资等方式。但仅仅注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体制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所谓“中国模式”的这条路往下走可能会越走越窄，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上海模式”将拖累中国经济①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2009年上半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亚生：上海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低于全国平均速度，这其中有金融危机打击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其实上海的经济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上海社保案案发之后，中央政府就发现了上海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上海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倾向外资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巴西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模式十分雷同，当时被认为是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垮掉了。因此，上海经济减速与中央对其政策的调整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上海经济模式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模式”有哪些特点？

　　黄亚生：“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预、控制经济，特别是政府大力推动发展房地产经济，以及对外资的偏好、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盲目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重家庭收入提高、只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追求就业增长。这些问题在上海官方统计数据

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上海的就业增长、家庭收入增长一直比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慢。

　　上海经济繁荣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产物，这和温州等地完全不同。温州靠的是内在活力，它不依靠外部支持就可以产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模式”是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

　　“上海模式”可以说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一个具体写照，所以“上海模式”不应作为一个城市的问题来谈，而是应该作为整个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取向的样本来分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上。“上海模式”就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一种模式给上海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黄亚生：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这也是一个国家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上海人的收入很高，但很多都是转移收入、补贴收入，而利息、租金这些财产性收入却少得可怜。从绝对数上看，2002年上海居民财产性收入还不如1993年。另外，2006年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说明“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但对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却是有限的。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2003年和2004年上海市政府公布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最高和最低的阶层之间的居民，其收入增长率相差近20%。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 200万人。我认为这和“上海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被全国各地广泛移植有关系。
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国内市场消费疲软，这也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和外资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民营经济弱小也与此有关？

　　黄亚生：在上海注册小型民营企业要完成的手续非常复杂。在从申请到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时间上，上海和其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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