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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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

——以白粮解运为例

胡铁球

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6期

内容提要：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宣德为3石左右，成化为3-4石；正德、嘉靖时为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明末飙升到8-10石。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由此可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关 键 词：重役 白粮 粮长 官辖

作者简介：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白粮分北京和南京两个系统，北运白粮系指由江南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中的24县1州①解运到京师供应库、光禄寺、酒醋面局、宗人府及百官俸禄的税粮，每年额派21万余石②。其品种包括白熟细米、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等优质米种，因是供应六宫及百官消费，故对米质的要求非常高，明代规定漕粮、边粮等各类税粮交纳须干圆洁净，而对白粮则是“每粒拣选，务在粮精纯”，若是不“精纯”，则要求“换纳”，重新输送③。史称：“且此白熟米，得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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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其初收之时，乡民选取一色好稻，舂碾成米，筛簸择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劳费民力颇多。”④故当时官方折算，白粮与普通米相差极为悬殊，金花银的折算是银一两折米四石，而光禄寺糯米则为“每石折银一两一钱”⑤。不仅如此，白粮解纳之费，冠诸种税米解纳之最，故五府府志及其各县县志都异口同声宣称，充白粮解役者必破家，这种情形自成化以来不断加重，到嘉靖时，史称：“嘉靖十年以前，民运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后，凡充是役，未有不破家者”⑥。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到万历以后，便愈演愈烈，终明一代，此役一直是个梦魇。

白粮输纳是明代赋税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各类论著中涉及的不计其数，但专文论之者，据笔者所知，国内仅有鲍彦邦先生的《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一文，该文主要论述了白粮的来源、用途与特点；白粮解运的组织方式及其危害⑦。本文亦在前辈研究基础之上，重点探讨白粮解运的具体负担及其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制度因素。

一、白粮解运的制度、数量、费用和贴费

1、白粮解运制度的变革

北运白粮的解运，有一个从“民运”向“官督民运”的转变历程，这个历程使得白粮解运负担愈来愈重。

从明初的粮长制度来看，其解运方式一直是粮长率运夫解运，其中运夫自备盘缠，自雇船只和车辆，而粮长仅是解运中的召集和领导人，其职责是交纳赋税及办理赋税完纳手续，若发生亏欠，其赔偿则先是粮长追责运夫，运夫无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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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粮长代替负责赔偿，也就是说粮长是最终负责人。如洪武十九年，《大诰续编》言：“催粮之时，其纳户人等，粮少者，或百户，或十户，或三五户，自备盘缠，水觅舡只，旱觅车辆，于中议让几人总领，跟随粮长赴合该仓分交纳，就乡里加三起程”⑧。宣德元年，周幹曾指责粮长“以平斗正数付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沿)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着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负”⑨。成化间，王恕言苏松常三府输纳白粮，“约用运夫二万有余，自备衣粮盘费，又不可以数计”⑩。因运夫过多，故成化六年规定：“白粮米系官造船只，每船佥拨纳户五六名，多不过十名领驾来京”(11)。《武进县志》载：“国初有囤户以征收，有运夫以转输，一乡之中遍役数十人，以为累也。”(12)

粮长督率运夫解运的制度，一直推行到成化末年。到成化二十二年时，松江知府樊瑩认为周忱改革后的一个重大弊端是“运夫耗折称贷积累”，于是采取了“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13)的变革。这个变革的目的是解救运夫，把原来运夫的责任全部推到粮长一人身上，于是粮长无权带领运夫解运，而只能独自雇船雇夫，整个解运过程皆由其一人负责，虽然樊瑩说“宽其纲用”，但实际上政府拨给粮长的雇船等费总是大大少于实际费用。经过这个改革，不仅剥夺了粮长统率运夫之权，而且加重了粮长的责任和负担，是把“危害”转移的一种变革方式，而没有追究造成“运夫”破产的深层体制问题。

与此同时，明政府还不断强化对粮长的监管，结果粮长在解运环节完全失去了自主权，监管之官越设越多。正统之时仅有沿河各官催督粮长(14)，到嘉靖时增设儹运郎中催儹粮长(15)，至隆庆又添设总部、协部之官以催督监管粮长(16)，到万历时，政府拨给粮长的贴费，也受到官员的控制，如万历九年议准：“应得水脚，当官议定，先给一半，其余印封，船过徐州，总部官验给并”(17)。至万历三十九年，监管粮长之官吏，有沿河之官，有委官、儹运郎中，有总部、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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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官和押役长、押幇役以及扛头等官、吏、役等各色人员(18)。且每官之下，

又有胥吏衙役，如松江府“北运总部府佐官长夫一十名，每名银十二两，共该银一百二十两”(19)。这种庞大的官吏队伍，处处掣肘粮长，处处勒索粮长，粮长安能领足贴费。从中也可看出，北运白粮与其说是民运，不如说官督民运，是典型的半官半民性质，与明初之民运已经大相径庭了。到明末之时，许多官员认识到白粮解运真正弊端在于官吏监管粮长环节过多，故有官运代替民运之举，但实际运作还是官督民运，史称：“运役之裁，自崇祯十四年始，然改北运为官运，而以收催充之，虽无北运之名，仍有北运之实，民困犹未息也”(20)。

另外，自明中后期，白粮起运方式，原则上是以州县为单位，自结为一帮，史称一县“凡民运船只，自为一帮”(21)。又每帮阄出“批头”或称“批首”二人或一人领队，起船输纳京师，史称：“宜兴县白粮解户共五十三名，旧例必于五十三名中，阄出二名，谓之批头。自开帮后，承管沿途衙门投批挂号之事”(22)。在一帮中，各县又设有若干差役“督押”粮长。如崇祯元年，归安县、乌程县、崇德县、德清县共欠各类白粮2399.3石，“各属所欠白粮，计米征银，查验明白，眼同各该批首收领，责令各该差役徐惠、李文、谈龙、方亮、沈忠、尹和等，于本年八月初九等日前后起行，督押各解进京买米完纳”。又言：“崇德县解户沈庭珍、许金锡、范道金并旧保识齐禄，见在追比，计日可完。但乌程县批首蒋允昌，解户李吴、许相等通不赴比。及时拘该县原押差役徐惠、谈龙等，亦无其人。”(23)据此史料，一帮中由批头、押役、粮长等人构成，且当该帮有亏欠时，“批首”亦要负责整个县的追讨及赔补责任，故佥为批首(批头)，其基本上是死路一条，茅元仪言：“(白粮粮长)加之乡民愚拙，或畏惮远行而包之积年解役，即身抵京师而不能出歇家揽头之手。兼之一解不完，总批难缴，故一佥批头，即数万之家，无不立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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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最后变为官运，这时离明亡仅有三年，且推行得并不彻底。

2、每名粮长所解白粮之数

宣德以前，江南地区的粮长制度运行方式基本一致，都是以区为单位佥派，但自周忱、韩雍改革后，上述五府佥派白粮粮长及起运方式，各自经历了不断变革，其中苏州、松江、常州演变方式基本上一致，都是按区佥派粮长，而嘉兴、湖州则自万历九年“均田均役法”推行后，走上以里为单位佥派粮长之路，粮里开始混一(25)。由于各府之间佥派粮长方式各异，故每名粮长额派白粮数量有较大的差异，但就佥派流程来看，嘉兴、湖州、苏州三府都是根据各州县额派白粮总数，来确定“船”、“篷”、“批”之数，再根据“船”、“篷”、“批”之数来确定粮长数，所谓“篷”、“批”皆是“船”的另称。如嘉兴府海盐县，万历初年，额派白粮4349.524石(26)，分为十篷(船)，每篷佥粮长2人(27)，平均每个粮长输白粮217.5石左右，平均每篷435石左右。至万历四十二年，海盐“北白十蓬，每篷正米四百五十七石五斗四升零，正副解二名”(28)，这说明海盐额派白粮增至4575.4石，“每篷”增至457.54石，平均每个粮长输白粮228.77石。其后史书都言海盐白粮仅4000石，每篷400石，每粮长输纳白粮200石，如“(白粮粮长)惟东南五郡有之，吾邑(海盐县)粮仅四千，船止十蓬，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几矣”(29)。光绪《海盐县志》言：“海盐白粮四千，分为十篷，充是役者率破家。”(30)这大概是中国文人喜欢说概数的结果。又如万历间，嘉兴府秀水县额派白粮约6725石，又“本县白粮分为十四篷装运”(31)。根据嘉兴府每篷佥点2名粮长的惯例(32)，共为28名粮长，每名粮长解运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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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40石左右，每篷480石左右。

湖州府德清县约额派白粮4061石，分为8批(船)，佥粮长16人，每批2人(33)，每人平均253.81石，每批507.63石。

嘉靖年间，苏州吴江县，共解运白粮约10182石(34)，其“北京总部二十名”，“总部”即白粮长之另称(35)，平均每名解运白粮约510石左右。苏州太仓州，额派白粮10851石，分为20批，每批佥粮长1人，每批约542石(36)。

松江府，万历时期，年额派白粮粮长56名(37)，而其每年所派白粮基本上在5万石上下波动(38)，则平均每名粮长输纳白粮亦在900石上下波动，应是每名粮长管船两只，负担最为沉重。但后来似有不断增设粮长之数，每名粮长领运之数在缩小，如上海县，在万历时，每年额编粮长18名，到明末清初之时，据叶梦珠记载，上海“北运每年二十三名，俱领漕米，春办上白粳糯米一万三千余石(此数据与明代相差较大——笔者注)，雇船起运，至京交与光禄寺禄米、供用诸仓，必签点极富大户充之”(39)。据此，上海每名粮长领运白粮数在600石左右。

上述史料符合隆庆以来白运民船每船装载白粮400-500石的记载(40)。但每名粮长输纳的数目有别，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基本上是粮长1人管船1艘或2艘，而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一般是粮长2人管船1艘，负担比以区为单位佥点的要轻一半。

3、输纳白粮1石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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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粮解运于京，自成化以来，所需费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宣德四年，浙江运赴北京、通州之粮，“凡费三石可致一石”(41)。《明史》载，宣德的漕运“率三石致一石”(42)。成化间，王恕称五府起运两京白粮，“每石连加耗脚价盘用，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这还不包括进仓等费用(43)。正德三年，马言：“江南之民最苦粮长，白粮输内府一石，率费四、五石”(44)。嘉靖初年，南京礼部尚书等诸官“开称内府白粮，计船脚耗，必用三、四石方完得正粮一石”(45)。至万历以后，《武进县志》言：“以民运者曰‘白粮’，内官、供用、光禄及泾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几五石而致一石”(46)。《吴江县志》言：“(白粮解运)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47)万历间，给事中侯先春则言：“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乃民运白粮二十余万石??八石始当一石，则此二十余万石，实为一百六十余万石矣”(48)。明崇祯十三年，给事中张元始疏陈白粮苦弊，言：“白粮每正米一石加耗五升，车脚银一两，未尝有亏百姓也。二十年前，粮解一名费银不过二百两，近年每费至一千五百两”(49)。

上述关于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大约宣德时为3石左右，至成化时已经升至3-4石；正德、嘉靖时，已升至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甚至有的飙升到8石。至崇祯时，粮解一名费银1500两，已经骇人听闻了。总之，明代白粮解运费用不断增加，与监管粮长之官愈设愈多如影相随，而万历时期费用陡增，应与粮长需到官府手中领取贴费息息相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漂没、抢劫等非常事件所用费用，如万历间松江府有个叫宋宪的解户，因“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最后竟“负官税几二千金”(50)。若是全部漂没，其费当不知几何?而顾公燮言明末解运白粮：“向例白粮二十万石，责之苏松嘉湖，而他郡不与焉。其京仓耗羡铺垫名色，吏胥需索诸费，大率十六釜而至一石。岁溢月增，竟至十石而至一石，二十万石之供，实费二百余万石。不幸有覆溺，则身家糜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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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这个费用大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4、输纳白粮1石的政府贴费

据笔者所查，民运漕粮的贴费制度始于周忱改革，当时执行此种制度时似乎十分灵活，史称：“酌量斗斛费、道里舟车费，总为数若干，然后验正粮以起赠数”(52)。但因白粮种类繁多，所要求米质及解纳衙门对象各异，加之各府离京道路远近及各府县习俗不同，其具体贴费的样式亦是各种各样。因此，虽然中央有统一规定，但具体落实到各府则都有所变通。就中央所定贴费而言，始于嘉靖九年，该年奏准：

直隶苏、松、常三府，起运内官监白熟细米，每石耗米二斗五升，车脚银四钱，船脚银六钱。白熟粳米，每石耗米二斗八升，车脚银三钱五分，船钱糙米四斗，贴夫糙米四斗七升。供用库、酒醋面局白粮米，每石耗米、车脚银、船钱俱同，惟贴夫糙米五斗。光禄寺白粮米，每石耗米二斗五升；宗人府并五府六部、都察院、神乐观等衙门本色糙米，每石耗米四斗五升；中府禄糙粮，每石耗米六斗五升；俱车脚银四钱，船钱糙米四斗，贴夫糙米五斗。浙江杭、嘉、湖三府，俱照此派纳。不许违例加增。(53)

在上述材料中，其贴费有米有银，为了统一标准，把米皆折为银，或把银皆折为米。查各地白粮起运贴米皆是每石折银0.5两，且终明一代不变。如嘉靖时吴江县，史称：“夫、船、脚费银三千七百八十两一钱八分，准米七千五百六十石三斗六升”(54)。由此可知官府是按银0.5两折米1石。又如万历中期秀水县，“光禄寺每正米白粮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八斗，共米一石七斗，照例准银八钱五分”(55)。据此计算，亦是每石米折银0.5两。再如万历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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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盐县，史载：“每篷贴米二百六十八石八斗九升四合九勺零，作银一百三十四两四钱四分七厘四毫零”(56)。据此计算，亦是每石米折银0.5两。

据上述史料，按每石米折银0.5两，可计算出内官监的白熟细米1石贴费，若全折米则为2.25石，若全折银则为1.125两；内官监的白熟粳米1石贴费，若全折米则为1.85石，若全折银则为0.925两，其余各库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上述中央统一规定的贴费，到地方上有所变通，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如嘉靖年间，苏州吴江县解运光禄寺、供用库、酒醋局等共自熟粳糯正米六千三百石三斗，其地方贴费：每正米一石，加耗三斗，加春办二斗；船钱、雇夫米八斗；每正米一石脚费银四钱(57)。据此，按每石折银五钱计，若全折米则为2.1石，若全折银则为1.05两，显然比中央规定要高(见表1)。且随着时间推移，贴费有不断增加之势。如万历四十二年，海盐县每篷共帖银550.263两，每篷运白粮正米457.54石，每石帖银约1.203两(58)。又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明代后期，湖州府德清县额派白粮4061.46石，其贴费仅分为两项，一是“每正米一石连耗并春折，准征糙平米一石五斗五升”，一是“俱征运户部交纳，每石加征银给解户，(供)船户、车夫包索之用，(共银)三千九百七十六两一钱五分三厘零”(59)，即每正米一石加银0.98两。据此，以每石折银五钱计，若全折银则为1.255两；若全折米则为2.51石。上述三例皆是针对白粮解运的贴费平均数而言。为了直观比较，根据嘉兴府、松江府等府、县志的记载，按上述中央计算方法，列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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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1及其相关史料，明代白粮贴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贴费是以府为单位制定的，如万历《嘉兴府志》所载的各县白粮解运贴费完全一致，没有例外，崇祯《松江府志》所载各县情况亦如此，但嘉兴、松江、湖州三府所定贴费却完全不同。二是白粮贴费构成，各地大体一致，皆由加耗、春办、船钱(米)、夫钱(米)、车脚银、贴役银等六类构成，史称：“北运有贴解银，有雇船水脚银，有起驳车脚银，有舂办、折耗米，有夫船工食米，其为大役计者，甚周密也”(60)。这比上述中央所定的多出了春办和贴役银两项(61)，且其变动较大。以海盐县贴役银为例，万历《嘉兴府志》言海盐县贴役银每石1钱8分(62)；天启《海盐县图经》则言每篷“向给帖役银一百三十七两二钱”(63)，其帖役银每石已经达3钱左右，这种差异的产生，应是政策不断改变所致。三是船、夫的贴费制定与位置有关，如嘉兴府船米例为4斗，夫米为5斗，松江府两项统一为4钱，显然是因嘉兴府比松江府离北京较远之故。四是贴费随着时间推移有不断增加之势，以供用库为例，嘉靖九年中央规定为每石贴费为0.94两，到万历时嘉兴府达1.33两，到崇祯时松江府达1.4两。

另外，各项贴费在各个时期及各个地区都有差别，容易理解，但让人捉摸不定的是，解向同一仓库的同一类米而各地贴费不一样，比如松江府解往供应库的贴费高于解往光禄寺许多，居然每石相差2钱多，而在嘉兴府则完全相反，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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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光禄寺白粮比供用库的略高1斗，其中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万历以后，白粮每石贴费，折银一般则在1.2两到1.4两之间，折粮则在2.4石到2.8石之间，以每船500石计，其各类贴费总计一般在600-700两之间，数目是比较庞大的。按理应是足够支用粮长在途之费用，但实际上这些贴费仅是粮长所需费用的九牛一毛，故我们不得不分析白粮解运各个环节的弊端。

二、白粮征输各环节的弊病

白粮解运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可分为在乡、在途、在仓三个阶段，细细剖之，每个阶段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弊端重重。

就其在乡而言，则有佥点粮长(解户)、领单征收、领取粮银贴费、雇船雇夫、验收装载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其弊端可归结为三点。

一是“不能尽粮”，即粮长难以保质保量足额征到自己名下的税粮。佥点白粮长，五府都严格规定必是“殷实大户”，故“白粮长”又称“大户”，但因粮长数目不断增多，实际操作中难以做到尽佥大户，况且白粮长为极重之役，当此役者必破家，甚至有丧身亡家之患，故巨室富户用尽手段来避役，如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飞匿等手段，使其上户变下户，“每每田多者反居下役”(64)，再是通过贿赂等手段，卖富差贫，营求稽脱，结果出现了“白粮苦差专派小民”的局面(65)，也就是说白粮长有相当一部分派及了中户甚至下户。佥点完粮长以后，便是领单征收，即粮长从“县总”等处领取征粮长单，再根据长单，粮长自行征收本名下的白粮正耗米，万历《松江府志》言：“此项(白粮)县派该保区图，该役自收，不烦收兑出入”，于是“在家有收贮舂办之苦”(66)。这个舂办之苦最为核心的是“不能尽粮”。天启《海盐县图经》载：万历三十一年，嘉兴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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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县“三仓解户生员扬秉炜，以不得尽粮，自刎于府堂”。其死时呈示：“解户五分，应集收起运米五百余石，往时奸胥作弊，将米升斗零派，花名诡姓，对面难寻，势豪宦户十不收一，旧役某人尚监禁七年无○，炜(扬秉炜)情剧自刎，幸救面，生恳乞坐尽本名本图。”该志又称：“往时县总书受贿作弊，将民运各粮尽派于宦家、豪户及奸顽小民，任其拖欠短少，相传有以麦豆抵作米，解户只得含泪收去者。”于是有行“坐尽本名之法”的实施，说白了就是借官府之力收足本名下的白粮(67)。当然这种立法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解户不能尽粮依然存在，这不仅海盐县如此，五府皆然，故常常“钱粮不敷”(68)。因为自宣德以来，明朝通行白粮派于轻赋之田(69)，而这些轻赋之田多是势家富室所有，因此粮长征收不得不经常面对势豪宦户，上述“生员粮长”况且如此，中下户的境遇可想而知。

二是“使费之侵耗”，即粮长在“奉票支领”白银贴费时，遭遇了种种勒索，其贴费(使费)常被官吏人等吞没大半。《松江府志》言：“又领夫船车脚银两每石该银若干，华亭县该银二万四千六百两有奇，上海县一万六千二百两有奇，青浦县九千五百两有奇，此项征收在柜，奉票支领。”(70)对此，明末陈睿谟言：“臣每见里中粮役，收领正米外，更有各项名色。官有管辖，遂因其管辖而递索之事有款项，随照其款项而各科之，运船未出江口，而使费已耗其大半矣”(71)。万历间浙江巡按方大镇亦言：“夫运必资舟楫，无水脚价则失其资矣。今不请托则不得也，不兑支民间则不得也，不营求比限则不得也，不鑚求放单则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则不得也，未涉江淮已为鱼肉。”(72)仔细考察白粮运输的监管，有不断增加之趋势，正统年间设沿河之官催督，此后随着各朝推移，又设有委官、儹运郎中、总部、协部之官，且每官之下，又有大批胥吏衙役，这种庞大的官、吏、役队伍，处处掣肘粮长，处处勒索粮长，粮长安能领足贴费，仅在领银环节，其贴费已经“耗其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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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埠头、官吏、船户、水手之索诈。嘉靖六年，梁材言：“查得正粮一石，例贴船米四斗，富豪擅利，造船揽载。每船一只，官价一百二十两，埠头写船，抽银一十两，部运官需索，又不下十两矣。及至登船，一家聚食，官价不敷，往往赔补，此雇船之害也”(73)。以每船500石计，贴船米4斗，折银为2钱，故粮长领取雇船费，每船为100两，除“聚食”之外，而实际花费在140两开外，粮长需赔补40余两。万历九年规定雇船“每百石定给银三十三两”，以每船500石计，每船雇费则为165两，加之埠头抽银、部运官需索，已达185两之巨，而万历《嘉兴府志》记载当时的“船钱”贴费依然是米“四斗”，故粮长仅雇船之费需赔补85两以上。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愈是厉害，到崇祯时期，“(粮长)近甚苦之，盖因埠头横索牙用，每船扣银四十两，多者五十两，船户既受埠头之勒索，势不得不从粮长取赏”(74)。此时粮长，仅船费赔补已经达115两之巨，多者更是高达125两。而最糟糕的是“吏胥作奸，通同经纪埠头，豫(预)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为己有。及至兑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托辞赶船，掉臂逃走矣”(75)。总之，正如徐必达所言：“大户派兑，有宦户之拖赖搧扬，验包有官役之需索，雇觅船只有舟人之揽骗，告领水脚有吏书之扣尅及押运官之索骗”(76)。由此观之，粮长之苦正在于官吏利用对粮长的监管之权进行勒索。

就其在途而言，白粮解运有各关搜货纳税稽留之苦；有过洪过闸挽拽起剥之苦；有各处衙门勒索之苦；有军船、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之苦；有守冻之苦；有起车之苦；有沿途查验之苦；有风涛漂没之苦，等等。总之，民运白粮在途中转运，其苦难述，奏章、日记、地方志等各类资料言之甚多，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万历间，浙江巡按方大镇用文近2000字，对其有详细论述。其中各关搜货纳税稽留之费，总计每船70余两，过洪过闸挽拽起剥等各类费用，总计每船300余两，“而雇船、雇夫与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又不与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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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粮一船负富户之虚名，到处以为奇货，而渔猎之不厌”(77)。

据方大镇所奏，白粮解户除“雇船、雇夫与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外，需费370多两。雇船、雇夫等费，上述已言，雇船之费，每船需费银165两，按政府贴费的规定，雇夫之费是高于雇船之费的，即船米为4斗，夫米为5斗，由此可推算雇船、雇夫等费应在330两开外。崇祯十六年，应天巡抚陈睿谟对此也作了估算，其疏曰：“运船向系民雇官运，则必用官船，计每船管船头柁、水手各安家衣资等项??计每船用米五十石，用银三百二十五两”(78)。以每石米折银5钱计之，则雇船、雇夫等费共350两。以350两与前者在途在仓所费370两相加，共为720两，以每船500石计，每石折银5钱计，每石需费1.44两，折粮则为2.88石，即输纳白粮1石需费2.88石，与上述需费5、6石之说，相差甚远。当然上述之费用，在方大镇看来，仅是正常费用，随后其用了1000多字来叙述了非正常的费用，常常有50余金、100余金、150余金、200余金来描述某个环节的费用，观之，确实骇人听闻(79)。现分类叙述如下。

沿河衙门勒索之苦。陆树德言：“军运经各该分司衙门，无抑勒需求之苦；民运经各该衙门，动以迟违情由，问拟工罪并诸杂色使用，每一处辄费银十五六两，少亦不下十两。”(80)明代运河管理衙门机构十分复杂，最高机构称“总河”，下设四个分道，分段管理，即淮徐道驻徐州，淮扬道驻淮安，直隶道驻固安，山东道驻济宁。仅就山东道而言，其有4个衙门7分司(山东设有宁阳、南旺、夏镇、沽头、济宁、北河、临清等7个分司)，以此计之，整个运河分司衙门多达数十处，若每个衙门都行勒索之事，其费不知几何。

军船(漕船)、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之苦。陆树德言：“其最所畏者，军运每凌虐民运，有等豪恶之军，故将己船撞擦民运之船，民船板厚而军船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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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有损伤，即便蜂攒簇拥，尽入民船，百般挟诈，不厌其欲不己也。”(81)徐必达言：“皇店、皇木及黄马水殿官座等船之挟诈??彼驾船运木，皆骄夫悍卒，藉属朝廷，驾言上用不容白粮船先行，必需索重贿，方许其行，一近其船，即称磕损，勒要赔补。小民唯唯，不敢申诉，此挟诈之所由兴也。”(82)工科给事中归子顾言：“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关津闸坝之阻滞留难，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重至叠出，不惟诈财且阻去路，而早则起车，迟则守冻，耗费不赀。”(83)方大镇言：“漕白相值，遇险破舟而令白赔漕，私诈未遂鑚求公断，私诈十余金而不得，公断百余金而莫谁何??不宁惟是，淮上游徒贿得缉盗未消之批，遍搜粮艘，沿河刁棍，怙恃村里乌合之众，强御粮行。”(84)可见仅漕船挟诈，每船少则10余两，多则需费100两开外，假设又遇快船、官座船之欺凌，以及沿河刁棍强夺，其费可知。

守冻与起车之苦。方大镇言：“苦莫苦於守冻??盖守冻临济，每名打点不过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津之间，则内监以起车为例，所费不赀，每名非二百金则百五十金也。”(85)“守冻”是指因运船迟滞，到达王家务后，因河冰冻，不能前行，只好停顿下来，等待明年春暖冰化之时才开行，故“有王家务遇冻赁房、冻米搬运狼藉之苦”(86)。而这里所言50余金，仅是守冻过程中“打点费”，并不包含赁房、搬运之费，若是把此包含在内，则有人言：“守冻之赔费百倍”(87)。比“守冻”更可怕是“起车之费”，仅是打点，就需150两到200两之间，也就是说，“守冻起车”的打点费共需200两到250两之间，故言：“民之私用不知其几”(88)。

沿途查验之苦。本来仅是查验是否夹带私货，史称：“淮安、通州盘验之阻滞??淮安、通州皆关隘之所，恐有夹带，向许盘验，但官不自验，委之下吏巡拦之夫，明知其无夹带，必需索足愿，方放过关，此阻滞之所由病也”(89)。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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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万历九年规定的白粮船“勿令夹带私货”(90)政策的坚决贯彻，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查验中，多不行，少亦不行。史称：“且州县查验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验，通州粮衙之验，何为者也。况淮安之验，验其少，少则罪之。通州之验，验其多，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为之民者安所逃罪乎?”(91)于是被罚总是逃不脱的，其费需多少，不得而知。至于风涛漂没，有时也会偶尔发生，这就需要全部赔补，此必亡家亡身。

若考察明代白粮解运相关制度，实际上在途仅要雇船、雇夫、搬运起车等费。过关纳税以及过洪过闸之费，皆有违制度。如过关之税，政府曾三令五申，民船与军船同例，免其纳税，如“弘治七年题准行河西务遇白粮米剥船到关，俱免纳料，即时放行，各钞关一体验放”(92)；“隆庆六年题准民运白粮，责令粮长设处船只同运官帮次开程，过淮洪入闸，漕务参政督催，与军船一体挽拽。仍许量带土宜四十石，免其纳税”(93)。万历九年议定：“令粮长自雇五百料中船，每百石定给银三十三两，埠头等役悉行查革，经过钞关，如果止于土宜四十石，免其纳税。”(94)隆庆六年所定的白粮民船“与军船一体挽拽”，实际上指出了白粮民船过洪过闸亦是免费的，史称：“军运过洪闸一钱不烦，而洪夫闸夫其与挽拽”，而实际情形是“民运每过一洪，用银十余两；过一闸，用银五六钱，所过共三洪五十余闸，而费可知矣”(95)。又称：“关闸之间，止司啓闭商贾攸徃，一见粮艘无禁而生禁，必得重贿以导之行。”(96)据此，白船(民船)过洪过闸之费在60两左右，加之纳税等费70余两，共130余两，若要“重贿以导之行”，其费又不知几何。因此，若按国家政令办事，白运粮船不仅不必花费这130余两，而且还有40余石土特产的贸易利润。但实际情形完全不是如此，此又是违制所产生的费用。

就其在仓而言，根据现有文献记载，白粮输纳之弊端，最先主要集中在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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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而在途、在乡之弊端，最初几乎难得在文献中见到，而这个“漕政之坏”，史书几乎把矛头都指向“内官监仓”制度的推行。宣德、正统之时，开始用太监总督、提督仓场，史称：“宣德年间用太监总督仓场，正统间，添设一员或二员提督，后为常例??景泰以后又添设一员或二员，正德间陆续添置十七八员”(97)。史又称：“宣德、正统以来，始用内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间陆续添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门，窄害輓卒，漕政大坏。”(98)《松江府志》言：“成化以前解户上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验收，解户不与内臣等见面，故军较不得胁勒，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亏害。成化以后部官避嫌，粮料不肯验收，俱令小民运送内府，而害不可胜言矣。”(99)故自成化以来，仓场之弊不绝于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言：“江南运白粮民赴内外诸司交纳，所司留难邀利，又多取之，有一石止准纳三斗者，民皆饮泣贷补，又倍息以偿，多至破产”(100)。

白粮在仓交纳的弊端，概而言之，有包揽、进仓和挂号批廻三弊。隆庆时期，陆树德言：“入京，揽头之需索，入仓交纳之艰难，又有不可胜言者”(101)。其所谓“不可胜言”，主要是指白粮在仓场交纳过程中，环节繁多，完纳手续十分繁杂，使用之费多于牛毛。如万历十七年，监察御史林用了近500字来描述上仓环节之多，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其中量米环节，有“加斛面”之弊，一般是每石多出2斗；筛米环节，每石罚米3斗，若有筛出之米，2斗只作1斗；加收耗米环节，例为每石加5升，实际上每石加至4到5斗不等；收取铺垫、脚价银，例为每百石“七两八九钱、八两六钱耳”，而实际每百石加至14两至20两不等(102)。这还没有完，随着时间推移，弊端愈来愈重，如“加斛面”，“甚至每石斛面加二、加三、四(斗)”(103)。而“铺垫之费，岁岁加赠，有多至加七者”(104)，即每百石加银35两，到崇祯初年，每百石“加耗五十一石，赠(铺垫)费三十六两”(105)。据此，仅斛面、筛米、加耗、铺垫四环节，完纳正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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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最少需费1石以上，多者达2石。

除了进仓交纳环节繁多以外，粮长还有“挂号批廻”等烦琐的手续要办，这个环节亦是弊端重重。万历三十九年，工科给事中归子顾疏曰：

若夫交纳之累，尤有不可胜言者，五经科道，七经内官，挂号三十二衙门，亦云琐矣烦矣。而粮米入城，先讲使用，初入仓庾，各役先索常例，管门者有钱，把斛者有钱??总之，各衙门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费五钱者，甚至有一、二两者??且迟留有罪，违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偿，而府州县销批之罪又至，噫!可叹也!(106)

据此材料，白粮完纳手续极其繁杂，要“五经科道，七经内官，挂号三十二衙门”，且每个环节皆要使费，弊端重重。嘉靖六年，梁材疏曰：“今纳完听单，大户有延至三个月者，有延至五六月者，始得回籍。盖缘各监局不拘多寡，俱索使用等钱，一处不到，不肯通押。计其所费，将倍所纳”(107)。这个环节所需费用，似乎不亚于进仓环节的费用。

至于包揽之弊，因属歇家范畴，问题很复杂，请参阅笔者系列论著，大约歇家索取的费用亦与正粮之数相当，史称：“歇家历年包揽，得利过本，指称使费，以壹科拾”(108)。

综上所述，粗粗计之，在乡环节，仅领银环节就耗其贴费之大半，即300两左右，加上征粮之困境和船户、水手的勒索，以及正常的雇船、雇夫及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大约其贴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故在途、在仓之费，大约粮长都得自己掏腰包，且不说粮长起运以后数月盘缠费用。就在途之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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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明确算出的有过税关费70余两、过闸过洪费60余两、守冻打点费50余两、起车打点费150到200两间、沿河衙门勒索之费则不知其何、军船等挟诈费每次10两到100两不等。就交仓之费而言，除了歇家包揽、勒索、诈骗、欺隐等费外，仅上仓之斛面、筛米、加耗、铺垫等需米1石以上，折银为5钱，需费250两，而挂号批廻所生成的“常例”等使费则每石需费银5钱到2两不等，就按每石费银5钱最低标准计，亦需250两，两者共需费银500两。故当时有白粮输纳之使费“动以千计”(109)之说，这绝非虚言。上述已经言及嘉兴海盐县，每名粮长输纳白粮仅200石左右，但佥此役者，“大家巨室立破”，“充是役者率破家”，可见其极其繁重，而其他府县，如苏州、松江，粮长每名输纳500石甚至800石者，其不破家而不可得，故有粮长赔补达2000余金的极端例子。

结语

对于白粮重负，明代官僚们基本上归之于四点：一是内官监仓制度，导致了“漕政大坏”、“需索多门”，于是提出革除“内官监仓”制度，但因白粮是交与内府各库，此议虽在军运中推行了，史称：“嘉靖十四年尽行裁革(内官)”(110)。但民运照例如故，无法革除。二是仓官仓吏仓役之勒索以及包揽盛行，对于这一点的解决办法，基本上不断颁布禁令以及规范各环节使用的费用，但终多成为具文，顶多是在极端时段内发生部分效应，至于包揽，先是禁止，后来发现因完纳手续及进仓交纳环节过多，解户必须把此交给“专业”人士代理方能顺畅，于是有“保歇制度”的诞生，致使包揽合法化和制度化(111)，这自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三是民运群体太弱了，如隆庆六年，陆树德言：“军运以军法结为漕法，一呼百应，人莫敢犯。民运以田里小民，供役远道，语言鄙俚，衣服村贱，而人人得而侮之”，故其建议“白粮并入运军顺带”(112)。四是监管民运的官吏过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下者用禁令，上者变更制度。如天启五年，陈睿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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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革粮官陋规、胥役冗费及严惩包揽积蠹与厚恤粮长的建议(113)，这种用“禁令”与“厚恤”来解决问题，基本上不起作用，因为官员们不可能自己禁止自己获利。黄希宪则提出用官运代替民运，用制度来解决问题，其言：“官运则民无雇倩之费，一便也。官无签役之难，二便也。钱粮既自官支，吏胥无从抽扣，三便也。在船皆官役，船户无敢凌虐，四便也。催儧皆官事，沿途无敢抛撇，五便也”(114)。黄希宪的建议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在明朝最后几年里似乎在尝试推行，但其真正制度化是在清初。

通观各种文献记载，明初时期，因当粮长而发家致富者比比皆是，史称：“吴兴诸大家，强半起自粮长”(115)。原因在于当时粮长可自收自贮自解，沿途亦没有众多官吏监管，整个流程，仅是在仓这个环节需与官吏打交道，且此时的粮长可年年向皇帝或户部官员直接疏奏问题，故其权势较大，致使仓官仓吏等不敢胡来，史称：“粮长率在乡装收，人自为制”(116)。这种典型的民收民解制度，其解运交纳过程中，弊端不甚厉害，因其所能产生弊端的环节极其有限。清朝鼎立以后，彻底废除了运役，改为纯粹的官收官解制度，于是明中后期北运白粮之弊，顿时烟消云散，史称：“虚费革而重役息”(117)。由此前后对比，可以清晰看出，明中后期北运白粮之重役，核心的原因在于此体制非民非官，言其是“民运”却在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言其是“官运”，显然一切费用皆由民负责，“民”是弱势，“官”是强势，以“弱”事“强”，自然勒索不断。这个特点，不仅是北运粮长如此，整个明代中后期所有的“役制”皆呈现此种机制(118)。如河北大名府小滩镇，岁兑漕粮25万石，河南等省的大户带银到小滩买米上纳(119)，其在乡、在途、在水次码头，同样遭受了各色官吏的重重勒索，史称：“漏厄始于官之多，继以买之晚，官有粮衙，又有粮厅，层累而出??添一差有(一)差之费，此中途之漏厄也。自歇家以至牙侩，自投文以至领文，自买米以至交米，层层节节，皆是花销，此到小滩之漏厄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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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研究，我们有必要检讨以下几方面：一、明代百姓负担不能仅仅根据国家财政收入来平摊，而要把繁重的“役费”计算进出，不然总会得出明代推行的是低税政策的结论，但这与明代老百姓因承担不起赋役而大批流亡相矛盾，也与明代因赋役繁重而民变不断相矛盾。二、并非所有的改革皆会起到好的效果，白粮解运改革实际上在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此是理解明代“一法立一弊生”(121)的循环往复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注释：

①上述五府之中，苏州府的嘉定县，常州府的靖江县，湖州府的安吉州和孝奉县是不承担白粮输纳的。参见沈得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户部·江南白粮》，《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9页；万历《沧州志》卷1《疆域志》。解运白粮的各县具体情况如下：苏州府：太仓州(领崇明县)、长洲县、吴县、昆山县、常熟县、吴江县；松江府：上海县、华亭县、青甫县；常州府：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江阴县；嘉兴府：嘉兴县、秀水县、嘉善县、崇德县、桐乡县、海盐县、平湖县；湖州府：归安县、乌程县、长兴县、德清县、武康县。上述共24县1州。

②额派白粮总数，明代各个时期不同，成化六年以前，“苏、松、常、嘉、湖五府，输送内府白熟粳、糯米，并各部糙粳米，每岁十六万石”(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7《户部十一·漕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史部第265册，第613页)。成化八年规定为二十一万四千余石，其中输往内府熟粳糯米为十七万四十余石，各府部糙粳米为四万四千余石(《明史》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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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志·漕运》，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3页。本文所引的《明史》，都与此版本一致)；又“苏松白粮输内府，正德时骤增内使五千人，粮亦加十三万石，帝(嘉靖)用充嗣言，减从故额”。(《明史》卷201《李充嗣传》，第5308页)。此后，基本上额定为21万石左右摆动，根据《漕运则例纂》记载，苏州为60552.936石，松江府为50379.837石，常州府为40275.809石，嘉兴府为41034.69石，湖州府为25165.306石，共计217408.58石(参见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卷3《白粮数额》，《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史部第1辑，第23册，第336-343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74，正统五年十二月庚辰，第1435页。

④王恕：《议事奏状》，《明经世文编》卷39，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页(本文所引《明经世文编》都与此版本一致)。

⑤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至1985年影印本，华中地方·第57号，第155页(本文所引的《中国方志丛书》，都与此版本一致，简称“中国方志丛书本”)。

⑥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载《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⑦参见鲍彦邦《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⑧《大诰续编》，议让纳粮第七十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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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影印版，第862册，第300-301页(本文所引的《续修四库全书》，都与此版本一致，简称“续修四库全书本”)。

⑨《明宣宗实录》卷六，洪熙元年润七月丙辰，第164-168页。

⑩王恕：《议事奏状》，《皇明经世文编》卷39，第302页。

(11)周之翰：《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第873页。

(1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19页。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松江府志·田赋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35页。

(14)“正统十三年，令白粮船编置字号，送沿河各官催督。”《浙江通志》卷80《漕运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版，第521册，第169页(本文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都与此版本一致，简称“四库全书本”)。

(15)《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4页。

(16)周之翰：《通粮厅志》卷12《备考志·民运考》，第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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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之翰：《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7页。

(18)《明神宗实录》卷48l，万历三十九年三月戊辰，第9065页。

(19)崇祯《松江府志》卷9《田赋二》，第49页。

(20)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21)朱国盛纂、徐标续纂：《南河志》卷1《律令》，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28册，第492页。

(22)张有誉：《题为以杜凭狐以昭皇仁疏》，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五《艺文一》，清光绪四年刻本，第28-29页。

(23)毕自严：《度支奏议》浙江司卷1《题参白粮奸解冯锦林等提究事》，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88册，第168页。

(24)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64《与京师当事书四》，四库全书本，第1389册，第585页。

(25)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460-462页。

(26)万历《嘉兴府志》卷6《赋役二·海盐县》，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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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第505号，第372页。

(27)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486页。

(28)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495页。

(29)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500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7页。

(30)光绪《海盐县志》卷10《食货考二·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207号，第1023页。

(31)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7号，第155页。

(32)清初改崇德为石门，如嘉兴府崇德县先是“每蓬向佥解户二名”。康熙《石门县志》卷2《赋役》。

(33)康熙《德清县志》卷4《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91号，第175页。

(34)嘉靖《吴江县志》卷9《食货志一·贡赋》，台北学生书局本，第49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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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嘉靖《吴江县志》卷10《食货志二·徭役》，第537页。万历《武进县志》云：“县以其乡合之为区若干，区复分为上下二角，五年一编审，则角佥殷实之户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名曰粮长，名以十分为率，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曹任之，大都重不过五分，少乃有以厘计者，每名之中，又举其力之最优者，职输白粲，名曰总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19页。)显然“总部”仍是“白粮粮长”的另一称呼。

(36)崇祯《太仓州志》卷8《赋役志·白粮》。

(37)松江府北运粮长，在万历中期，华亭县每年应编签白粮粮长28名，上海18名，青浦10名，共56名，其依据是松江府“五年之内，华亭应编北运一百四十名，上海应编九十名，青浦应编五十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松江府志·田赋一·北运白粮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38)松江府解运白粮数量，实际上在不断变更。如万历六年，根据《松江府志》所列该年各项应输白粮数目，可统计出松江府的白粮总数为49537.65石(崇祯《松江府志》卷8《田赋一》，第33页)。而崇祯时期，根据《松江府志》所列该时期各项应输白粮数目加总，则为50479.84石(崇祯《松江府志》卷9《田赋二》，第14-19页)。而据《漕运则例纂》记载，松江府白粮原额为50379.837石。该志还记载了万历十五年，议减光禄寺白粳正米3600石，说明白粮解运数目不是一成不变的，但都在5万石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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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40)“夫军运以十军而运米四百石，或五百石。民运以一民而亦运米四百石，或五百石。”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41)《明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壬午，第1309-1310页。

(42)《明史》卷153《周忱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12页。

(43)王恕：《议事奏状》，《皇明经世文编》卷39，第302页。

(44)《明史》卷206《马録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27页。

(45)梁材：《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载《明经世文编》卷103，第926页。

(4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4页。

(47)万历《吴江县志》卷14《赋役·田赋》。

(4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续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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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全书本，第596册，第17页。

(49)嵇璜、曹仁虎等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31《国用考·漕运》，四库全书本，第627册，第71页。

(50)《无名氏笔记》，载赵诒琛、王保譿《甲戌丛编》，1935年铅印本，第3册，第10页。

(51)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52)乾隆《吴江县志》卷12《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163号，第325页。

(53)万历《明会典》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6页。

(54)嘉靖《吴江县志》卷9《食货志一·贡赋》，第495-498页。

(55)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7号，第155页。

(56)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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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嘉靖《吴江县志》卷9《食货志一·贡赋》，第495-498页。

(58)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495页。

(59)康熙《德清县志》卷4《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91号，第175页。

(60)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61)《嘉兴府志》载其各项费用如下：“每石准征糙米一石八斗??每正米一石另加贴役银一钱八分??又供用库、酒醋面局每正米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七斗，共米一石六斗，照例给银八钱??光禄寺每正米白米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八斗，共米一石七斗，照例准银八钱五分。”(万历《嘉兴府志》卷五《赋役一》，中国方志丛书本。第505号，第290—291页)又据万历《秀水县志》记载，该县解运北京供用库、酒醋面局、光禄寺“共白熟梗糯正米六千七百二十五石六升一合二勺有奇，每石加春折、筛、包、斛面，准糙平米一石八斗，共准糙平米一万二千一百五石一斗一升一合有奇。前项本色每正白粮一石，帖役银一钱八分，该银一千二百一十两五钱一分一厘有奇??北京供用库、酒醋面局，每正米白粮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七斗，共米一石六斗，照例准银八钱，该银三千三百八十八两九钱六分五厘有奇；光禄寺每正米白粮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八斗，共米一石七斗，照例准银八钱五分，该银二千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二分六厘六毫有奇”(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第57号，第155页)。两项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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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明白《府志》所载“每石准征糙米一石八斗”实际便是“每石加春折、筛、包、斛面，准糙平米一石八斗”，也就是说所谓的“每石准征糙米一石八斗”，实际上包含了加耗、加春办等费用在里面。白粮转糙米，在明代规定为每石加1斗，故“每石准征糙米一石八斗”实际含加耗、加春办等费用共7斗，也就是每正米一石加耗、加春办等费共7斗，从中也可得知加耗是指“筛、包、斛面”等损耗，也就是交仓的米耗。

(62)万历《嘉兴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05号，第290页。

(63)康熙《德清县志》卷4《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91号，第175页。

(64)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7号，第176页。

(65)吕维祺：《南庾疏抄》卷2《振刷事宜》。

(6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松江府志·北运白粮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67)“三仓”指“民运南北白糙三仓等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役法》，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第509页。

(6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松江府志·北运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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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69)“周文襄公忱立法??三斗以下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视田则轻重为损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2页。

(7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松江府志·北运白粮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71)黄之隽等撰：《江南通志》卷77《食货殖·漕运》，四库全书本，第509册，第241页。

(7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页。

(73)梁材：《复议节财用疏》，《皇明经世文编》卷102，第919页。

(74)陈龙正：《几亭外书》卷4《乡帮利弊考·北运》，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330页。

(75)徐必达：《请革解纳白粮积弊疏》，《御选明臣奏议》卷34，四库全书本，第445册，第577页。

(76)徐必达：《请革解纳白粮积弊疏》，《御选明臣奏议》卷34，四库全书本，第445册，第576-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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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页。

(78)黄之隽等撰：《江南通志》卷77《食货殖·漕运》，四库全书本，第509册，第242页。

(7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40页。

(80)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81)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82)徐必达：《请革解纳白粮积弊疏》，《御选明臣奏议》卷34，四库全书本，第445册，第577页。

(83)《明神宗实录》卷481，万历三十九年三月戊辰，第9065页。

(8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页。

(8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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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40页。

(8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页。

(8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松江府志·北运白粮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8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40页。

(89)徐必达：《请革解纳白粮积弊疏》，《御选明臣奏议》卷34，四库全书本，第445册，第577页。

(90)《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6页。

(91)《明神宗实录》卷481，万历三十九年三月戊辰，第9065页。

(92)《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3页。

(93)《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4-875页。

(94)《通粮厅志》卷12《备志考·民运考》，第877页。

(95)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载《明经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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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卷291，第3072页。

(9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2册《浙江下·海盐县志食货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9页。

(97)《通粮厅志》卷12《旧内外总督监督官衔考》，第823页。

(98)《通粮厅志》卷12《裁革官仓内臣考》，第825-828页。

(9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松江府志·田赋一·北运白粮上上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42页。

(100)《明宪宗实录》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第4398页。

(101)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载《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10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征输》，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16页。

(103)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5《白粮民运苦累难支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70册，第367页。

(104)张栋：《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明经世文编》卷438，第4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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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谭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闰四月乙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81页。

(106)《明神宗实录》卷481，万历三十九年三月戊辰，第9065页。

(107)梁材：《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载《明经世文编》卷103，第926页。

(108)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16《职掌九·督储张劝旗甲亲运榜谕》，明天启刻本，第36页。

(109)黄之隽等撰：《江南通志》卷77《食货殖·漕运》，四库全书本，第509册，第242页。

(110)《通粮厅志》卷12《裁革官仓内臣考》，第825-828页。

(111)参见胡铁球《明代仓场歇家职能及其演化》，《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112)陆树德：《疏上大司農王公国光覆行之至今为吴民利》，《明经世文编》卷291，第3072页。

(113)黄之隽等撰：《江南通志》卷77《食货殖·漕运》，四库全书本，第509册，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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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黄之隽等撰：《江南通志》卷77《食货殖·漕运》，四库全书本，第509册，第242页。

(115)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371页。

(116)乾隆《吴江县志》卷12《田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163号，第325页。

(117)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118)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松江府志·田赋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709页；又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152页。

(11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3册《河南·汝州志·张维新(改折漕粮疏略)》，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310页。

(120)毕自严：《度支奏议》河南司卷1《再覆河南召买漕米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90册，第516页。

(121)杨一清：《一为遵成命重卿寺官员以修马政事》，载陈子龙《明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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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卷114，第1062页；袁世振：《盐法议三》，载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74，第5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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