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的生育观念

当代农民的生育观念

王涛

【内容摘要】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农民依然占据了我国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民的生育观念则关系到农村人口规模与质量， 影响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现。本文通过收集湖北东南（大冶市）、西南部（宣恩县）两个农村村庄的实证案例资料，来说明生育观念在农村地域间 的差异，并试图探析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农民 婚姻 生育 少数民族 地域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市某边陲村庄（简称A村），地处鄂东南，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丘陵地带。A村的生育特点呈现出结婚早、重男轻女、超生现象普遍的特点。小 时候，笔者对这些现象不以为然，和大人们一样合情合理地对这些现象予以接受。长大后，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和开阔视野之后，不禁对本地农村的生育文化产生了种 种忧虑，农村的超生人口显然有悖人多地少的基本地情，有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显然无法承载超生人口，目前的农村贫困正说明这一点，但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途径又不够畅通，特别是在农村普遍存在人力投资少，教育投入及其他保障无法与城镇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超生的人口怎么办？他们势必会与城镇计划生育下 的高素质人口形成强烈反差，他们虽然出生于同一个时代，但享受的资源是不同的，出生于90年代的城镇少年会享受大学教育，而90年代的农村少年大部分则早 早务工，为生计奔波，这只是较为显著的差别之一，其他诸多差别会接踵而至。

在2010年6月份所做的一次农村问卷设计中，笔者恰巧与其他伙伴谈到农村的超生现象。同组的师姐现身说法，说超生现象在她所在的农村几乎杜绝，节育的观 念已在那里形成，笔者一脸愕然，这是笔者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第一次遭遇挑战。那位师姐是恩施州的，暑假百村调研，笔者有幸踏入恩施州宣恩县某南部村庄调研 （简称B村），一个星期的入村访户，使笔者对当地的生育观念有了基本认识，印证了师姐此前说的节育观念。一个星期的调研经历，证明了B村的节育工作的确很 有成效，与笔者出生地A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湖北东南部的A村，一个是湖北西南部的B村。从区域和经济来说，A村都比B村占据更大优势。A村为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貌，雨水充沛，经济作物有水稻 （两季）、西瓜等，毗邻省道，距离省城武汉仅2个小时车程；B村隶属宣恩县某侗族乡，地处鄂西南的省道上，为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地貌以山麓为主要特点， 山峦连绵不断，雨量丰富，森林茂密，主要经济作物为茶叶、烟叶，粮食作物有玉米、土豆和少量水稻（一季）。一个有区域优势的A村，生育观念却落后于少数民 族的B村，这令笔者产生费解，于是产生了探究其中差异的想法，笔者开始了调查。

二、A、B两村生育情况对比：B村每户平均人口较A村少

据两村统计数据显示，A村有295户，总人口1560人，平均每户5.3人；B村有584户，总人口2086人，平均每户3.6人。从每户的平均人口来 看，B村比A村要少1.7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因为人口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数字，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一向控制得比较严格。在A村所在地区，国家政策 只允许生育一胎，如果一胎是女孩，则可以过5年再生育二胎，即使按照二胎来算，一家最多也只有4口，况且从概率来讲，有一半人不可能有生育二胎的机会，考 虑到有的户人口数包含了老人在内，A村每户人口的政策上限为4人，这样看来，

A村平均每户5.3口人属于超标的生育现象。而B村处于恩施少数民族州，国家 政策允许生育二胎，不管第一胎是男是女，但该村每户平均才3.6人，这还不到国家政策允许的最大人口上限，考虑到包含老人在内，B村每户人口的政策上限为 4.5人左右。

一个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严打的汉族区域（A村），一个是实行宽松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区域（B村）。令国家政策意料之外的是，在A村实施严格计划生育的同 时，实际人口缺超过了政策规定的上限，而在宽松生育政策的B村，人口却没有达到政策规定的上限。这不是偶然，通过笔者走访恩施州下属宣恩县、建始县等农村 地区，了解到当地的人口生育数量的确不多，很多人放弃了生育二胎的机会，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说明B村在恩施州不是特例，而是惯例。而在笔者出生和长大的 A村所在地区，农村的生育之风还是打数量战，绝不放过政策给予的机会，想要男孩是超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一胎是女孩，则会想尽办法生个男孩，不怕突破国家的 生育政策防线，所以A村的人口数量在该地区具有代表性。

三、差异探析——为何B村计划生育工作比A村做得好？

计 划生育工作为何在B村取得良好成效，而在A村却成为众矢之的、屡遭打破？通过笔者亲临当地的观察和访谈，分析其中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晚婚导致 晚婚，有助于节育，但A、B村的初婚年龄差别不大，不足以解释人口生育数量方面的显著差异，显然还有其他原因。

1．自然地理因素：由于地貌不同造成的居住方式差异，A村为聚居方式，B村为散居。

笔者之所以首先考虑到自然环境方面的差异，是因为在社会环境方面，B村更具有多生的政策条件，而B村却不喜欢多生，A村不具备这种政策条件，但却

喜欢多 生，显然社会政策环境的限制不足以解释这一奇特现象，于是笔者的目光转向了自然地理方面，观察两村的地貌和由此带来的居住差异。A村地处丘陵，地势比较平 坦，是家族式村落，每个自然村落要么是单姓要么是多姓，但都是集中居住的方式，他们的房屋连在一遍，有道路衔接。而B村四处是山，人们依山而居，大都住在 山脚下或山腰上，房屋零散布置，不像A村那样紧密相连，B村的房屋通常是这里一栋，那儿一栋，中间相距的路程可能要十几分钟，笔者看到一座座房屋孤立于某 山腰或山脚，异常新鲜，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独特景观。他们分散得这么远，难得是没有亲戚朋友吗？笔者询问了当地一位男户主，得知他有一个弟弟住在对 面山上，那是他们长大的老家，他是从对面山上搬迁至此处新建房屋的，笔者问他为何不和兄弟连在一起做房子？他说：“这儿开阔，地方大，挨在一起容易闹矛 盾，搬到这里，想干嘛就干嘛，种东西方便，不受限制，也不会起争吵”。显然，这位户主之所以搬到离老家一公里开外的地方，是因为想谋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天 地，可以自由的耕作，不会因土地资源与兄弟家闹矛盾。

在笔者来看，这种散居、迁徙的习性和城市中的居住方式相似，城市里的房子虽然紧密相连，但是亲戚间的房子并不是挨在一块，城市邻居都是陌生人，亲戚一般在 有点距离的地方，不像农村里面亲戚都挨着连着一起。B村的山地地貌，造就了这种与城市居住方式有相似之处的散居方式——兄弟间的房屋不相连，有远距离间 隔。

2．生育观念：男女平等思想是否树立

A村重男轻女。根据受访者反映的情况，在A村，宗族观念还比较强烈，传宗接代，弘扬祖业是一项道德任务，如果生的是女孩，那么这个家族将会越来越小，因为 女大当嫁，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出嫁后，家里就变空了，如果都生的是女儿，那么这个家就会萎缩直至消失，无以后继。如果生的是男孩，男大当婚，成婚后迎娶一 位新娘进入，怀孕再添一子的话，这个家庭就会不断扩大，这在

当地农村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再加上养儿防老观念，在A村，每个家庭都十分希望能生到男孩，有 的生了一个男孩还不够，还想生一个男孩，觉得两个安全稳妥些。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生到一个男孩，那在当地是没有地位的，在吵架时别人都会骂你是“孤老”（即 没有后人的意思，即使有女儿也会被这样骂，只有生了男孩才不会被如此骂），因为别人觉得你在当地失去了传后人，女儿长大出嫁是不能看成传后人的，宗族谱和 房产继承均不能以女儿为名义来进行，唯有男孩才具有此种继承功能。

而在B村，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基本树立。根据数个受访者的回答，他们有的甚至觉得女儿更加孝顺，长大后的婚姻开支也较男孩要少，这样养育女儿就更好了。其 中有一个老伯说：“反正现在都出门务工了，生了儿子长大后也不一定在身边，那和女儿就没区别了”。可见，当地农村非常务实，思想也非常入时，随着外出打工 而变。

3．利益比较：生育成本与收益对比

在A村，还继续着那种人多力量大的老观点，有“人”就有了希望，而这个“人”指的是男孩，女儿终究是要嫁出去的，不可寄希望于长久。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时 期，由于孩子的生存成本与生产队挂钩，有人就有饭吃，不会存在饿死的情况，孩子长大后可以到生产队挣工分养活自己，对父母来说，生孩子是可以收益的（家里 多了一个劳力），至少是件不太亏本的事情。这与现今的孩子生存成本全部依赖于家庭不同，过去还依赖于生产队这个组织，这种情况下，何必不多生几个呢？加之 在毛主席“人多力量大”观念的鼓舞下，多生成为了习惯。而这种习惯还延续至今，而且对成本与收益意识也在相应改变，农村娃不需要读太多书，孩子的生活用品 可以共用，孩子越多，单个孩子的生活用品开支（如衣服开支）就会下降，因为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共用了同一件衣服或书包等，农村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务工挣 钱养家，男孩力气大，找份体力活也简单。这样看来，改革开放前的成本收益模式依然能在这个时代继续延绵，加上贫困家庭

不怕超生罚款（反正罚多了也没钱交， 到了人口普查时还能乘机上户口），于是超生依然能在A村找到可以存在的理由。

在B村，超生也是要罚款的，但有点不同的 是，如果只生一胎（少数民族政策规定可生二胎），是有奖励的，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可以领取一笔奖励款，还在养老、医疗保险方面享受照顾，独生子女升 学也可以享受加分优惠。这就给节育的家庭增加了激励因素，政策告诉人们，如果你少生一个，可以获得更多眼前和长远的利益。这种激励正是A村所缺乏的，在A 村只生一胎是政策强制性要求，政府不给任何奖励。

显然，在成本收益模式对比下，B村有比A村在节育方面产生更大动力的理由。

4．综合分析

以上都是单因素分析，但计划生育的结果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均衡结果，从单方面阐释不利于系统地认识问题。现在，笔者要把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来一个全面的连贯分析。

因为B村是散居式的，孩子多就要像小鸟那样东西南北飞，开拓一片自己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家，这就注定了要分离，就像原子不断裂变一样。而A村喜欢聚 居，单个村落的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就像一个组织一样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此看来，在多生孩子的情况下，A村规模不断壮大，而B村却要不断的裂变，他们的 力量无法聚集在一起。这样看来，A村可能存在家族对多生儿子的要求，B村则不会存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要求，因为多生孩子对家族规模的扩大无益，多生的孩子只 会到远处开发土地，另谋生计，这就像城市里面的子女会自由购买一栋商品房居住一样，很少有很父母居住一起的。在迁徙的散居模式下，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分离， 公共舆论的作用下降，家族或村落对多生子女的舆论压力也会减少，给家庭节育一个宽松的家族或组织环境。

当然，影响B村节育观念形成的原因还有一些，比如，B村村民普遍觉得养

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大，担负不起。其中有一个村组长就说：“如果一家连续两胎都没生 到男孩的话，就会认命，不会再去尝试第三胎，太多了不好养大啊”。这说明当地村民已经意识到培养孩子质量的重要性。不过，这一点，在其他农村（如A村）也 同样显现出来，从A村的教育投入则可看出，在有关家庭收支的统计中，学费会占到家庭开支的42%，为最大的开支项目，其他两项大的支出为建房和看病。在A 村，家长也十分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通过学习脱离农村这块黄土地，这说明A村人也想提高孩子培养质量。基于两村同样抱有提高孩子培养质量的观念，所以笔者 没有将此要素单独列出，它不是两村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招赘方面，B村比A村更开放。在A村，很少有招赘的情况（即上门女婿），这里有抱养儿子继承家业的惯例，但少有招赘的事例，这就导致了A村男尊女卑的思 想传统不断延续。在B村，招赘的事例常有，如果某家只有一个女儿，那么很可能招个上门女婿，以养老送终，笔者在B村调研所住的家庭即为上门女婿，他们是 80年代中期结婚的。招赘的采用，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多了一条弥补的渠道，减少了无子之患。所以，是否有招赘传统，也是影响两村生育文化的一个要素。

当然，B村也并不是无一例超生现象，只是这种现象很少。笔者在村务公开栏看到了4例超生记录（含领养），问及村主任他们为何超生，村支书答道：“极个别人 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里面的大部分家庭都比较富足，想生个男孩继承家业，不然做那么大房子给谁继承呢，所以就想生个儿子”。这说明，财富也是影响生育的 一个因素，和某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有相似之处：“超生的大部分是穷人和富人，穷人不怕罚，富人罚得起”。

参考文献：

1.刘伦文，彭红艳.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研究——对恩施自治州376位

农村居民的调查分析[M]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周桂兰.贫困地区农村超生原因探析[M].今日财富.2009年第12期

3.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当代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动——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

[M].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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