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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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剖析

伊斯兰的本意是“顺从”,意即顺从真主的意愿(主命)就可获得和平和安宁、今生与来世的幸福。因此,伊斯兰教常被描绘为爱好和平的宗教。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伊斯兰复兴达到高潮,一部分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暴力趋向愈益明显。及至8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其中,在伊斯兰口号下的暴力恐怖浪潮再次席卷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缘何如此剧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如何,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笔者不揣浅陋,谈一些自己的认识,错误和不当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一

自从人类开始有了政治活动以来,以政治为目的的暴力活动就逐渐演化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政治暴力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并不鲜见。四大哈里发中有三位,即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死于穆斯林的暗杀。所以有人认为,“从八世纪开始,暗杀者就对《古兰经》进行比喻式的解释,并杀死反对他们的人”

1。正像伊斯兰文明一样,伊斯兰的政治暴力很早就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伊斯兰阿萨辛运动(1090～1275年)意义重大。

阿萨辛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支派,是一个由哈桑·本·沙巴创立的宗教恐怖组织,其名称源于阿拉伯语“哈希什”(大麻叶)一词,服用大麻叶的人称为“哈沙希”。因该派敢死队员在进行暗杀活动前服用大麻叶而得名,欧洲人传讹为Assassin。阿萨辛派试图“完善或纯洁伊斯兰教”,创建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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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伊斯兰国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暗杀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阿萨辛派对伊斯玛仪派的教义做了一些修改,从外界的观点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暗杀’作为了一种神圣的宗教义务”2。阿萨辛派的暗杀活动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活动范围和打击目标的广泛性。阿萨辛派决心把所有穆斯林重新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因此其活动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国家内。他们的势力扩展到波斯北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战略要地,从波斯东部到地中海沿岸的逊尼派哈里发、总督和将军都成为阿萨辛派的攻击目标。1092年塞尔柱帝国的宰相尼扎姆·穆尔克成为阿萨辛派的第一个牺牲品。接着,哈里发穆斯塔西德等著名人物遭到暗杀。入侵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也成为阿萨辛派的打击对象,特里波利的雷蒙二世和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统治者先后遇难。二是暗杀活动的隐秘性。阿萨辛派极善于伪装和保守秘密。他们执行任务时常装扮成商人、旅客、甚至基督徒的模样。为了谋杀某个著名人物,他们可以在其手下隐藏几十年以争取信任。当时的主要王宫和城市中都安插有他们的奸细,这使非什叶派统治者防不胜防。据记载,阿萨辛派曾两次企图暗杀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阿尤布,因为他主张以逊尼派教义代替什叶派教义。萨拉丁及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君主如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都曾被迫向阿萨辛派行贿以免受其攻击。1

阿萨辛运动是一场带有较多宗教性的政治暴力斗争。自从什叶派与逊尼派分道扬镳后,什叶派就成为倭马亚逊尼派政权残酷打击的对象。阿里的长子哈桑被击伤。卡尔巴拉之役阿里的次子侯赛因被杀死。什叶派信徒受到各种迫害。据记载,哈里发基亚德·苏曼叶进入库法时,“到处击杀什叶派人,或埋于土中,刖其足,断其手,挖其目,将他们吊死在椰枣树上示众,

并将其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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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驱逐出伊拉克,不使一人留下”2。什叶派多次发动反对逊尼派政权的起义,均遭到残酷镇压。11世纪末,哈桑·本·沙巴决心利用阿巴斯王朝陷于分裂之际,建立什叶派的至高无上地位。阿萨辛运动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成为鼓舞后来者的精神源泉之一。穆斯林作家写下了许多关于阿萨辛运动的小说和戏剧,把哈桑·本·沙巴誉为异教徒的“真主的复仇者”。

在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下,宗教矛盾、民族、部族和家族矛盾导致了阿萨辛运动及其他政治暴力现象。这些矛盾此后趋于尖锐和扩大,成为现代政治暴力的导火索。例如,阿犹矛盾引起的暴力冲突,黎巴嫩教派纷争和内战导致的政治暴力,使暗杀、袭击、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后,这种政治暴力愈演愈烈。

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内部一直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潮流和派别。人数众多的主流派,如埃及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等,被外界称为“温和派”。他们属于公开的、合法的宗教政党或群众团体,主张以合法的、渐进的方式、实现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号召建立一个以“真主之法度”(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秩序。另一派是所谓的“激进派”,即崇尚暴力的极端主义派别组织。“极端派”主要是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据说有数以百计的大小组织。他们属于被当局取缔的“非法组织”,人数虽较少,但以“行动主义”著称,能量和影响较大。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不义的统治者,才是改变伊斯兰国家困境的唯一出路。但他们也不放弃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一旦合法渠道被堵塞,

便诉诸暴力。阿尔及利亚、埃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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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等国的政府一直在与极端的伊斯兰分子作斗争,但政府的镇压往往导致极端分子们更猛烈的报复和反抗。

二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频繁出现谋杀和暗杀等政治暴力现象,有些西方学者因而认为伊斯兰教富有战斗性,如奥利弗指出:“伊斯兰教以剑开始,以剑维持,也将以剑终结。”3其实,就伊斯兰教经典来说,它并不比其他宗教更好战。《古兰经》提醒人们应当“以德报怨”,并明确讲:“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4伊斯兰教允许“有经典的”民族在缴纳人头税的前提下保持信仰自由,对信仰多神教者先劝其皈依,不皈依者才处刑,但禁杀妇女、儿童和僧侣。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当代的伊斯兰政治暴力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伊斯兰极端派的政治暴力只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小部分。尽管因富于“行动性”,产生的影响很大,但绝不能将伊斯兰极端派的政治暴力、恐怖行动等同于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继而等同于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教。另一方面,认为伊斯兰世界只存在“圣战”,否认伊斯兰的政治暴力和恐怖行动,也是不合实际的。尤其不应忽视的是,既然伊斯兰的政治暴力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就一定同当代伊斯兰复兴有着某些共同的原因。而关于伊斯兰复兴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1概括地说,是困顿的生灵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抗议,是穆斯林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其中特别应该关注的是,在伊斯兰世界,真主和伊斯兰教的权威是难以超越的。各国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多么强大,他们都从未能建起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文化传统的思想体系,而只是确立了政治统治,

对宗教文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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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融合和利用的态度。当出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时,伊斯兰教仍然是穆斯林大众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语言,也许这可以说明缘何社会、政治的抗议注定要采取宗教的形式,因为宗教,特别是具有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特色的伊斯兰教至今仍有广泛影响。而宗教作为人类深层的精神现象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当信奉它的民族或个人产生危机感时,传统的宗教信念特别容易外化为人的行为,成为价值取向的源泉,甚至会导致常人难以理解的非理智的狂热行动。除此以外,笔者还想提请注意四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环境。伊斯兰政治暴力的热点是在中东地区。中东的政治暴力源远流长,古代世界著名的两大暴力运动——犹太西卡里运动(1世纪中期～70年)和伊斯兰阿萨辛运动都诞生在中东,它们集中东暴力文化之大成,对中东政治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战以来,中东是美苏两极争夺的战略要地。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黎巴嫩长达15年的内战,使这一地区难有宁日。饱受战乱之苦的一般民众长期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心理承受力毕竟有限。有着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穆斯林,于困境、逆境中产生“信仰危机”,于是开始“易帜”,抛弃世俗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选择“伊斯兰的复兴”。同时,国内民主政治的缺乏,西方大国的强权以及与以色列的对抗成为伊斯兰政治暴力的催化剂。

其次是民族特点。伊斯兰的政治暴力是同历史上某些阿拉伯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的。穆斯林的主体是阿拉伯人。据阿拉伯学者艾哈迈德·爱敏说,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人好战成癖,“阿拉伯民族是神经质的民族,常常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而暴跳如雷,不可遏止。遇到个人的人格或部落的荣誉被损害时,立刻拔剑而起,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战争甚至已成为他们平常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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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的生活。”2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还包括其他一些民族的穆斯林,长期的部落械斗和民族冲突在他们中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伊斯兰教试图以忠于更广泛的兄弟情谊和一部广泛的法典,来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在建立对它的忠诚方面,伊斯兰教确实逐渐获得了成功,但忠于旧有部落的潜流仍然存在,它一次又一次地表面化,以致破坏和谐,造成分裂”3。当伊斯兰热情渐渐冷却后,原有的矛盾凸现出来,冲突的各方都从伊斯兰教中寻找理论根据。 再次是宗教特性。伊斯兰教是一个有着多面性的宗教,“它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忠诚之间,或像西方思想限定的那样在‘教会、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做出明确区分,没有这种区分给先知的子孙带来了麻烦。结果,社会不满很方便地用政治词汇来确定,而宗教分歧几乎自动地转化为政治行动”1。民族分歧、部落矛盾导致了宗教派别的产生,各派在《古兰经》中各取所需,皆以正统自居,而把对手贬为异端。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渎神、不信奉真主和先知是“最大的犯罪”,而在圣战中杀人是正当行为。圣战的牺牲者可进入乐园。阿萨辛派所以能视死如归地从事暗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穆斯林崇拜烈士的心理。“袭击者被称为‘费达伊’(献身者),表明他们是宗教献身者,他们摆脱了一切罪恶,得以进入天园”2。政治矛盾,宗教分歧,民族、部族和家族间的隔阂,甚至仅仅出于对统治者的厌恶都可能引发暗杀等政治暴力现象。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后,在宗教名义下的政治暴力变本加厉,对待宗教的态度、与外国的关系等问题都可能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不满,从而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而“杀掉一个伪君子胜过祈祷一千遍”。

第四是圣战观念。伊斯兰教主张为弘扬主道而举行“圣战”,视此为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圣战”,

通常是指当穆斯林的信仰和生存受到外敌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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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在宗教领袖率领下,进行自卫战。近代以来,“圣战”观念逐渐淡化。然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后,现代伊斯兰反对派思想家针对穆斯林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发展了“圣战”的理论,使之成为反对派诉诸暴力手段的合法依据。他们主张:1.提高“圣战”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认为要脱离当代的“贾希利亚”(蒙昧状态),仅仅改革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圣战,坚决摧毁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2.强调“圣战”是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哈桑·班纳规定圣战是“五功”之外的第六功,认为“圣战的手段超过了独立判断的智力活动”,要求每一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随时准备为圣战而献身。33.“言论的圣战”与“行动的圣战”是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圣战的含义主要是指与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对立状态。库特布声称兄弟会“是生活在贾希利亚社会之中的信士共同体 与国家和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并始终处在战争状态”4。总之,在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弘扬主道的神圣使命是高于一切的,而采取的手段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是为了复兴伊斯兰,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并心安理得,没有丝毫内疚、负罪之感。并且,极端的伊斯兰分子有自身的逻辑、思维方式、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和“为主殉道”的思想,往往视死如归。这样,暴力、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从思想倾向上看,伊斯兰极端派深受当代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这一思想基础决定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采用的形式和象征虽是传统和宗教的,但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却是现代的和政治的。他们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希望以伊斯兰原旨教义净化世俗社会、反对不义的统治者、反抗西方的强权和霸权。为达到这一目的,

其活动往往偏离宗教而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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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常常表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伊斯兰的政治暴力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1928年成立的群众性的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时,它是一个非暴力的群众团体。但在伊斯兰世界政治现实的刺激下,其中一部分人逐步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40～60年代,该组织因遭到埃及当局的镇压而闻名。70年代以来,该组织发生分化,老一代成员大多经受了长期的监禁或处于非法地位,他们不主张采取暴力、恐怖活动。而另一部分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出于报复心理,组建起主张用全面暴力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秩序、伊斯兰社会的极端派组织,如伊斯兰解放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等。这些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制造了大量暴力、恐怖事件。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虽已宣布放弃暴力,但它与极端派仍不能完全脱离联系。

其次,伊斯兰的政治暴力将矛头主要指向以色列和一些世俗政府的背后支持者西方国家。1993年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和1995年法国巴黎市中心地铁爆炸案等,令世界为之震惊。另一方面,一些伊斯兰组织内部的矛盾也十分激烈,有时相互间也使用政治暴力。如哈马斯攻击巴解出卖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是背叛伊斯兰教的“异教徒”。据报道,哈马斯以“与以色列合作者”的罪名秘密处死了一些巴解组织的支持者。

第三,伊斯兰政治暴力不但采用武装袭击和暗杀等传统手段,还采用了爆炸、劫持和绑架人质、袭击西方国家使馆和外交人员、制造跨国暴力和恐怖活动等现代手段。伊斯兰极端分子通常要经过专门营地的训练,掌握种种射击、驾驶、爆破、绑架、纵火等技术后,根据组织的命令,去从事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及国际社会的各种冲突来说,

这些恐怖活动无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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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上浇油。

近年来,伊斯兰教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的伊斯兰政治暴力更是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一)《撒旦诗篇》事件引起轩然大波。1989年2月,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布了一道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特瓦(宗教命令),提出不仅要查禁《撒旦诗篇》一书,还要惩罚作者拉什迪和出版者。虽然伊斯兰各国对此反应不一,与伊朗的关系也有好有坏,但谁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都对死刑令表示赞同,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圣战者组织”。此外,几乎世界各国的穆斯林也都表示会执行对拉什迪的死刑。面对如此景况,西方各国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这纯属无耻的恐怖暴徒行为”,声称“文明世界决不能容忍这种号召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撒旦诗篇》事件导致了英国、伊朗两国一度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随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伊斯兰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伊斯兰的政治暴力也逐渐愈演愈烈。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一大片亲西方的世俗政权,使西方国家忧心忡忡。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虽已遭镇压并被取缔,但它对阿政权的威胁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断以暴力手段袭击政府要员及外国游客,不但影响社会治安,而且严重危及政权稳固。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迫使王室在宗教对国家的控制上作出妥协。

(三)伊斯兰的暴力恐怖活动向欧美腹地蔓延,

直接威胁西方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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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近年来,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以移民身份进入欧洲,并在那里积蓄力量,发展伊斯兰组织,建立活动网络。巴黎、日内瓦、波恩、罗马、布鲁塞尔等大城市都曾发生伊斯兰组织策划的暗杀和爆炸事件。西方舆论认为这种防不胜防的暴力袭击比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更令人忧虑。

(四)反对西方或反对亲西方政权已逐渐成为一些伊斯兰组织加强合作的基础。伊斯兰组织内部派系林立,长期陷于对立和斗争之中,但它们却可以在反西方的旗帜下协调行动。近年来,西方大力推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进一步刺激了伊斯兰组织的反西方意识。如苏丹伊斯兰阵线总书记哈桑·图拉比倡导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有5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旨在团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共同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人。各种不同背景和派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几乎都可以在反对西方强权政治和文化渗透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的政治联合与暴力行动对美国构筑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无疑提出了挑战。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从事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极为恼火。1992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五人小组,专门研究伊斯兰问题。1995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一项机密政令,要求“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必须向白宫提供重要情报”,其中包括“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主义活动”。这是冷战结束后白宫首次颁发的谍报政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样重视“中东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问题”,希望同西方大国共同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的冲击力和震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本质上讲,当代伊斯兰极端组织采取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并不是伊斯兰信仰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宗教职责,

而只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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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攻击和行动的目标常常波及无辜,违背了国际公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越来越为世人所谴责,逐渐陷入孤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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