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第二章 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李庆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乔治·卢卡奇(1885～1971)——传奇的一生

考试题：简要说明卢卡奇物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基本内涵。（黑格尔、马克思、西美尔、韦伯）

第一章 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引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开头，便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以往的哲学家

只使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0页）

“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称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历史与阶级意识》49页 关键词：物化 总体性 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意识 正统马克思主义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2．如何理解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界定？ 3．如何理解物化的基本内涵？

4．比较卢卡奇物化概念与马克思异化范畴的异同？（共同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通过商品拜物教揭示异化。不同点：背景不同、自由时期和稳定时期；表现不同，四种形式，具体内含；消除方式不同，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

卢卡奇思想总概括：

一、历史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二、批判异化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主题 三、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社会哲学方法论的实质

一、卢卡奇简介：思想历程；政治生涯；国际影响

乔治·卢卡奇（1885～1971），（韦伯1864-1920）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1885年4月13日，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商家庭，他祖父原是维也纳工厂主。父亲则从银行家变成奥匈帝国的册封贵族。母亲出身德国犹太名门。她下嫁卢家后，素以德语管教子女。礼仪之争，导致母子冲突不断。卢卡奇《自传》称：“我出生在布达佩斯富人区，来自一个

资本家家庭。通过父亲，我们频繁接触达官显贵。所以我很自然地产生拒斥心理，并将反抗情绪从政治向文学诸领域扩展开去。”（卢卡奇是犹太人，“不了解犹太人，就不了解世界”。要说犹太人是一个谜一般的民族，那么这些犹太传人更是谜一般的人物。他在哲学、美学等许多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表现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心，并且紧扣时代、历史的脉搏，因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争议。卢卡奇因《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而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理性的毁灭》（1954）、《审美特征》（1963）、《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等著作。对于卢卡奇的一生，我们可以用“传奇的一生”对之加以概括。卢卡奇学富五车、英气逼人，不愧“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其理论精湛程度，堪称西马极高之品位，担负学术与政治重任。

下面梳理一下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历程：

1.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5—1918年）又称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时期

简而言之，这个阶段是卢卡奇从文艺美学的研究走向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1910年，《现代戏剧发展史》；

1910年，完成《心灵与形式》，1911年德文版出版；（生活是苦难，生存是悲凉，工作是无聊）

1916年，完成《小说理论》的写作； 问题：卢卡奇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婚姻的关系？

《心灵与形式》：一段爱情悲剧。谁承想席老师口中的悲剧文化，竟在小卢身上应验如神。1908年冬，他和女画家伊尔玛一见钟情。第二年夏天，他俩结伴去意大利旅行。关系亲近至此，小卢却像个哈姆雷特王子：一来他自小缺乏亲情，害怕家庭生活；二来他认定自己负有学术使命，所以爱情和工作只能取一。伊尔玛劝说无效，只好另嫁。可她婚后痛苦不堪，一日跳进多瑙河，以身殉情。（与克尔凯郭尔的经历相似）小卢受此震撼，诅咒自己要像迈达斯王那样悲惨终生：希腊神话中那个呆王，自从酒神处获得点金术，日日得意忘形。当他爱上一位美女后，他的拥抱却将那姑娘化作一尊金像。痛苦中，小卢将其随笔编成《心灵与形式》，献给初恋情人。书中10篇杂文，题旨不一，点评如下。

《心灵与形式》席美尔命题，即文化产品一旦客观化、或被赋予形式，就会与人分离。所谓形式，源出柏拉图理念。柏拉图称：与诗人的骚动心灵相对，这形式严整有序，乃一切生命再现之最高法官。

根据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形式予人快感。可它神奇莫测。小卢发现心灵渴望创造、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另外，它有各种外化可能，可在形式制约下，通常显得僵化乏味。

只有某些瞬间，它才惊鸿一瞥、大放异彩。

《小说理论》：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卢卡奇热烈地爱上了叶莲娜?格拉班科，一个矮小的、激情如火的女人，一个半疯狂的俄国女革命家。卢卡奇当年的“神秘兄弟”巴拉什在日记中记述了对她的印象：“她简直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人物的活典型，她的经历、她的感情、她的想象力都好象是出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她是一个恐怖分子，她曾长期被监禁，危险而紧张的工作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神经，现在她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卢卡奇不顾家庭的反对他和叶列娜结了婚。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婚后不久，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卢卡奇与叶莲娜两个人的家庭便扩展成一个三位一体。叶列娜弹钢琴，卢卡奇洗碗、铺床，叶列娜的情人、钢琴家布鲁诺?施太因巴赫愤愤地在房中踱步，不时抽叶列娜几鞭子。很快，三个人的精神便开始崩溃，同时成为当时在海德堡作心理医生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患者。叶列娜原是社会革命党恐怖组织的成员，她热情地向卢卡奇介绍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领袖萨文柯夫（Boris Sawinkow）（10），引他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63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的妻子G.波尔施蒂波去世，这使卢卡奇陷入了甚至比伊尔玛自杀所经受的打击更大的痛苦和生存危机。

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早期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前者是卢卡奇在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美学社会学”影响下创作的一本论文集，它因为深入刻画了现时代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而被吕西安·戈德曼推崇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后者则是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方法的引导下完成的一部文论著作，它对小说的本质和小说形式的类型进行了令

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研究，并因此被同时代人称为“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虽然晚年卢卡奇不断地号召人们忘却和批判自己的这两部早期作品。但它们却超越了他的主观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德国思想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9年1月，德共领袖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2.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期（1919-1929年）

问题：卢卡奇为何会从对文艺理论的研究走向哲学，并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最初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时，就在追求能达到关于世界的真理，并改造现实世界的道路。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其标志性的著作有：

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1928年的《勃鲁姆提纲》；

（1）《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 Class Consciousness）的出版及争论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此书一共收录了卢卡奇在1919年到1922年的八篇论文，其中《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异化现象。在此书中，卢卡奇仍然坚持早年的目标，追求对世界的总体性地把握和变革。卢卡奇想通过复活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找到把握历史总体，实践对总体的改造的力量。当然，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在哲学沉思中通过对绝对的把握而达

到的至善，他要在对现实的物质性改造中实现至善。因而，他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就是实践，无产阶级意识必然带来对异化世界的改造。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齐名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深刻影响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哲学思想发展的大多数重大主题，大多能够在这里找到某种源流。就像另外两部巨著一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在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卢卡奇不过三十七八岁，但他在思想上经历的东西却太多太多：从新康德主义到新黑格尔主义，他差不多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之交德国哲学主流发展的全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卢卡奇这一早期思想发展历程所知甚少。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对整个卢卡奇思想发展史的理解：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八篇并不特别艰涩的论文，我们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理解，并按照晚期卢卡奇提供的自我批判思路，居高临下地形成对它的批判，然而，当我们自得地完成这些后，却尴尬地发现我们再也不能将《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原到那段大师云集、巨著迭出的历史中去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我们的困境是由不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历程引起的，那么，正确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卢卡奇那里去。《卢卡奇早期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编译的。《文选》收录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小说理论》的全文，被戈德曼称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先声的《心灵与形式》一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卢卡奇1915年间的六封书信，主要展现了卢卡奇从“精神科学”运动向黑格尔哲学转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些核心问题（总体性、物化等）的“史前史”形态。

该书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反响，围绕着这部著作的讨论和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经久不衰，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

正方，柯尔施等支持者认为，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主义的一个正确论据。它揭示和恢复了在一个时期内遭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人道主义。

反方：批评卢卡奇在这本书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否定哲学唯物主义、拒绝自然辩证法，唯心主义地把客体解释成同意识相关的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库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这本书“修改辨证唯物主义的企图，或者更准确地说，用删掉唯物主义的方法去阉割辨证唯物主义的企图。”

定性：1924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批评这本书：回到古老的黑格尔主义；是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并且说，“我们不能忍受——在我们共

产国际内部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卢卡奇在30年之内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反思与批判：

1933年自传文章《我的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中承认，他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辩证法中的最重要问题。

1934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中的会议上说，《历史》所犯的错误整个说来就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那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1938年又自我批评说：“由于它的唯心主义，由于它对反映论的错误解释，由于它否认自然辩证法，所以它是反动的。‘

1955年，当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梅劳——旁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反复引用《历史》一书时候，卢卡奇提出强烈抗议，说他使一本“最好予以忘记的书复活的企图是阴谋与伪造”。

1967年再版序言，他又一次着重叙述了书中的一些理论错误，并说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历史》对许多读者曾经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今天还在继续如此，“不幸的是，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由于社会发展的方式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政治理论，正是书中的那些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是最有影响的。”众所周知，在因为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而受到共产国际理论家的批判后，卢卡奇多次做了自我批评，而且公开声明放弃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立场。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自我批评是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还是基于思想转变而自愿作出的？可以说，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卢卡奇的这种思想转折是不认可的，常常深感遗憾。一般说来，那些不在卢卡奇身边的人，大多倾向于认为，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和思想转折是一种“被逼无奈的”策略选择，是迫于共产国际和后来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压力和理论讨伐而被迫作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弗兰尼茨基就认为，卢卡奇后期研究文学史、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是被迫无奈的选择。［3］（P104-105）科拉科夫斯基更是明确断定这一点，他指出，卢卡奇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其主要原因是所受的外界的压力，“他经常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谴责和抨击，经常屈从于党的纪律，宣布放弃他先前的观点，而只要时机变得宽松一点时，他又不断地否认或修正这种放弃。因此，他的著作充满了自我否定、收回成见、撤消这种收回和对早期著作的重新阐释，这尤其表现在60年代那些再版著作的序言和跋之中”［4］（P253）。一些无论从理论交往还是理论立场离卢卡奇更远的研究者甚至因为他的妥协而指责他缺乏理论勇气，例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认为，“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异化观念的?重新发现?得归功于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但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压力下，卢卡奇宣布放弃了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立场，“在

那些论文发表11年之后，他被迫再一次摒弃了他的著作，这是一次奴颜婢膝的自我厌弃之举”［5］（P418，419）。

相比之下，作为卢卡奇的直接弟子的布达佩斯学派主要成员，则不是这么简单地理解和评判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和思想转折。他们往往认为，卢卡奇的转折，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既是对理论的被迫修正以求得自我保存和自我保护，也是基于对原有理论内在缺陷的修正和完善而采取的主动的和自觉的举措。此外，卢卡奇性格中妥协因素和倔强因素的交织，等等，使得这种自我批评和思想转折异常复杂。赫勒认为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得不做的生存选择；一是出于用“类本质”概念扩充“阶级”概念来完善自己早期理论而作出的自觉选择。

卢卡奇在晚年的回忆谈话中，曾经讲过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斗智斗勇”。那时候，犯错的孩子要被关到小木屋里受罚和反省，如果主动向母亲认错，则可能得到提前宽大处理。小时候的卢卡奇，就采取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如果在下午一点以后被罚，他不必认错，因为父亲通常一点半回家，而母亲一定会在父亲回家之前把他放出来；但是，如果是一早或者上午被罚，他则会在五分钟之内就认错，以免被罚几个小时。

结论：费赫尔明确断言：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奇把自己掩饰成一个谦虚的马克思的阐释者，但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作家。当今，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同样承认，《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出版是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从1923年起，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可以同它相媲美。这部著作在卢卡奇的思想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好几代知识分子都认为卢卡奇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2）《勃鲁姆提纲》

改变卢卡奇生活的是1928年发表的勃鲁姆提纲事件。

1924年列宁（1870-1924）病逝，卢卡奇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8年，卢卡奇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的实际领袖，1929年他在匈牙利第二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提交了政治提纲，即《勃鲁姆提纲》。在此提纲中，卢卡奇已经不再以急切的、近乎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革命，由于兰德贝尔的影响，他已经开始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开始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中的策略上的问题。他在提纲中要共产党在合法的形式下，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去争取民主，这符合当时的匈牙利状况。但是由于卢卡奇在勃鲁姆提纲中提出的这条路线和共产国际当时推行的路线是相抵触的，因此共产国

际就以致匈牙利政府公开信的形式，斥责他的这个提纲是用民主党的观点写成的，卢卡奇在党内因此被孤立了。因为害怕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发表了一个自我批评，强调提纲的机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他后来说，那个自我批评是假的，他在内心深处坚信提纲的正确性。但是在行动上他自那之后完全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此提纲说明卢卡奇已经开始了思想的转变过程。但是它带给卢卡奇的直接结果却是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直至有被开除党籍的危险。

他自己对自己的口是心非的行为这样解释：“我坚信我是正确的，但我也知道——从科尔施的命运那里——被开除党籍意味着我不再可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于是我就把我的自我批评当作参加这种活动的入场券来写。”另一种说法，塞尔日在《一个革命党人的回忆》中写到，“当卢卡奇和我在晚上漫游在伏底雾教堂的灰色塔尖下时，他告诉我说，首先，别傻，别使自己不为什么，而刚好为了挑衅的投票快乐而被放逐。相信我，对于我们来说，凌辱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人需要忍耐和勇气；他们不要骄傲，时代是坏的，而我们处在黑暗的十字路口，让我们保存我们的力量：历史将在它的时间中召唤我们。”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

1930-1931年，卢卡奇到莫斯科马恩研究院工作，阅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带给卢卡奇的不是兴奋和喜悦，而是震惊。他惊异地发现《手稿》中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分开对于其物化理论的消解作用。并下决心重新研究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努力从基础理论方面寻求突破。这一研究结果就体现在成书于1938年，发表于1948年的《青年黑格尔》，在书中他虽然有抬高黑格尔的倾向，但他已能站在《手稿》的高度来阐述自己的理论，终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期。

《勃鲁姆提纲》与匈牙利事件的关系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军队在1945年解放了匈牙利，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拉科西〃马加什取得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拉科西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并得以发展。

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质是在奉行个人

迷信的条件下强行?全盘苏化?。?拉科西主义?的主要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

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

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1938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1956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

第二、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从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投资过度

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2/3。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

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第四、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从1948年起，国家对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10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减少到1950年的2.9万。在农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3—4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1953年全国10%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1919—1939年经济平衡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不足1949年的2/3。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第六、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 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拉科西等人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1953年6月亲自出马，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

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

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部心知肚明。

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

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

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头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了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了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了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许多恶果，且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项目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

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年—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3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6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4点，共有6000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6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1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9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10月23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3.苏联马克思主义时期即斯大林主义时期（1929——1945）

卢卡奇在这个时期的著作 主要是因为卢卡奇认同斯大林主义，这一方面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卢卡奇自身的因素，即其一，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充满乌托邦激情的坚定信念。晚年卢卡奇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总是认为，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也要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强。?在早年和青年时代，他的这种寻找始终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伦理主义色彩。虽然这种伦理主义倾向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但它却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卢卡奇的社会主义信念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事实证明，不管卢卡奇对共产主义阵营中具体的人和事有怎样的不同意见，但他的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创举的崇尚之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其二，卢卡奇思想中的实践－行动主义倾向。他认为，正在领导苏联进行成功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无疑代表了正确的、因而是必须服从的新的理论方向。其三，卢卡奇对列宁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的真诚拥护。《历史与阶级意识》无疑是反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和物质定义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青年卢卡奇是反对列宁哲学或者列宁主义的，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的深入分析让我们相信：卢卡奇是拥护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的，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构成了他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个支柱。[11]对于青年卢卡奇来说，拥护列宁就意味着应当拥护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及其思想的唯一权威阐释者，或者说斯大林成功地让包括他在内的人们相信了这一点。

结果是，其一，历史地看，首先，?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自我脱节于世界历史的最新发展。其二，使卢卡奇脱离于现代思想发展凝结出的最新成果，日益变得贫乏和僵化。其三，，?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失去自由思想所必须的宽容，日益变得狭隘和封闭。

《青年黑格尔》（1938、1948年） 《青年黑格尔》写作背景：

1930-1931年，卢卡奇到莫斯科马恩研究院工作，阅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带给卢卡奇的不是兴奋和喜悦，而是震惊。他惊异地发现《手稿》中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分开对于其物化理论的消解作用。并下决心重新研究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努力从基础理论方面寻求突破。这一研究结果就体现在成书于1938年，发表于1948年的《青年黑格尔》。 基本内容：

围绕着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分阶段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伯尔尼阶段（1793-1796年）；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耶拿第一时期（1801-1803年）；耶拿第二时期（1803年—1807年）。从总体上说，青年黑格尔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最初在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实证性的宗教问题。由于?实证性?概念本身的历史规定性，黑格尔有进入到了对实证性宗教的现实生活背景的考察，即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在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中，马克思敏感地抓住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开始了对劳动问题的沉思。正是在对劳动问题的沉思中，黑格尔提出了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完成了整个青年时期的探索。 第一、 伯尔尼阶段（1793-1796年），实证性概念的提出（positivity）。

具体分析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对主、客辩证关系的一种朦胧表达；没有区分真正的客观性

（objectivity）和作为崇拜对象的客观性(the objectivity of fetish objects)。 第二、 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 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从两个方面对黑格尔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1） 使其从对主观性的过分注重中摆脱出来，开始区分实证的客观性和非实证的客观性；在哲学上开始与特别注重主观性的康德、费希特哲学分道扬镳，完成了《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1801）。

（2） 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使黑格尔获得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至高点。 第三、 耶拿第一时期（1801-1803年），对劳动问题的沉思。 （1） 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同时也是创造对象的过程。

在劳动中，人与对象不是直接同一的关系，而是间接同一的关系，是被中介了的关系。 （2） 劳动是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一方面，劳动的过程要得以完成，必须尊重对象本身的因果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又是利用这些关系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过程。 （3） 劳动分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劳动从人的自我创造过程蜕化为人的自我否定过程；劳动带来了贫富分化。 第四、耶拿第二时期（1803-1807年），?异化?学说的形成.。（以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为标志）异化

异化概念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三层含义：

其一，劳动及其他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客观性→历史是由人类自身创造的；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崇拜客观性、物的现象→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但也不能完全分清楚异化、客观化；

其三，哲学意义上的外化、物化，精神→自然、社会。

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

总体上，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高度，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身产生过程，但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1）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2）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简评： 第一、《青年黑格尔》标志着卢卡奇的思想已经走向成熟，他紧紧抓住劳动，抓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劳动来阐述辩证法的思想。

第二、卢卡奇完全从经济性—哲学的道路来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败，有抬高黑格尔的倾向。

4.反思的、更新的晚年（1945-1971年）

（1）《理性的毁灭》（1955年）（带有让人很不舒服的党派腔调） 关于卢卡奇和《理性的毁灭》

卢卡奇：20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而且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半个多世纪

的理论工作中，在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等许多领域中撰写了大量属于人类文化宝贵遗产的理论著作。《理性的毁灭》写于50年代初期，当时的西德，在战败的废墟上，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前途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为此，卢卡奇在书中追溯了这股反动思潮的来龙去脉，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批判。《理性的毁灭》的主要观点：归根结底，德国晚期资产阶级生命哲学（卢卡奇本人就是是它的奠基人之一）中崇尚的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思想根源，催生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带来了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根源的分析：

?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悲剧在于其近代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

国家形态上：欧洲在近代开始就组成了民族国家，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来的领土来代替封建割据，而德国遍地均是分崩离析的诸侯小国

思想意识上：十六世纪初德国开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带来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结果：一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宗教思想潮流取得对人文主义的绝对优势；二是诸侯小国中的人们心地狭隘、目光短浅，臣民对君主及其官僚机构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大、更直接的依赖性

影响和结果：民族统一问题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德国，沙文主义的宣传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更迅速、更能获取民众支持

非理性主义的一般特征：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对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反动。它把问题绝对化，把合乎理智认识的界限完全凝固为认识的界限，把问题神秘化为一种?超理性?的答案，从而人为地使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特殊之处：阶级斗争各个阶段的重大变化规定了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并决定它的问题和答案

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根据和发展脉络：其一，谢林的天启哲学和?理智直观?思想----最初的表现形式客观唯心主义的首创者，他主张世界是?客观的、寓于事物本身中的理性?，其关联的中心，便是这种神秘性，知性和理性之间是一种跳跃而无需其他过渡。其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非理性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他把自在之物和非理性主义的夸大了、神化了的意志等同起来，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自在之物是意志，意志是每一个别事物及整个世界最内在的东西，是核心，它在每一种盲目活动的自然力之中，也在人的深思熟虑的行为之中，但是，两者的极大不同却只涉及所显现的程度，而不涉及显现的本质。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学说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主义创始人，他指出人是一种野兽，一种超级野兽，高等人乃是巨人和超人；把复活兽性作为拯救人类的手段，尼采期待一个伟大的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他的理想就是这一种混乱的结果；?地球统治者?的绝对统治产生温顺的芸芸众生和胆怯的奴隶，?欧洲目前的前景充满希望，因为一个勇敢的种族正在广大极其聪明的群众中形成?，尼采在思想上始终藐视人类平等的理想并一直力图消灭之，认为?作为执法机关的国家缺少一个执法的伟人?。帝国主义德国的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主张生命哲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不可知论变成神秘教义，把主观唯心变为神话的假客观性，通过越来越极端的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促使哲学走向杂乱的幻想，随心所欲地制造神话。一战前的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席美尔不再承认有真正的客观世界，仅仅承认有与现实对立着的各种不同的活的反应样式比狄尔泰更激进的相对主义；否定科学，认为?自然的普遍规律性将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后成为迷信?，宗教是人对待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态度。一战和战后的斯宾格勒

直截了当地把生命哲学中生命和死亡、直觉与理性、形态与规律等一套的对立应用到历史上来；提出反科学、贵族式的知识学说，来贬低一切因果性的和规律性的知识；把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同历史混同成一个东西。生命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舍勒用?历史的前景主义?来绝对否认历史事实的任何客观性将相对主义引入到事件本身。

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未必都正确，但至少在法西斯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问题的研究上，它包含了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入研讨的新颖思想和独特价值。

（2）《审美特征》（1963年）（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是计划中的三卷本的《美

学》的一卷。（《审美特征》、《艺术作品与审美态度》、《艺术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晚年的写作计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卢卡奇为何在晚年又要进一步地沉思美学和伦理学的问题？ （3）《民主化的进程》（1968）。卢卡奇在1968年9月2日致弗兰克·本塞 勒博士的信中说：“我的脑际时常有一种想法，写一篇长文论述现代民主化(包括两种制度)的社会本体论。”这篇长文是在11月末完成的，原来的标题是：“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作者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考察民主的现在和未来，估量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中实现的可能性。他要求尽力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实现民主化的机会。

对民主问题的关注，贯穿在卢卡奇一生的理论著述活动中，这与他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密切联系的。1922年，他曾发表题为《再论幻觉政治》一文，激烈地谴责党内官僚化和权力主义的滋长。1939年—1940年，他在《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人民领袖还是官僚?》的文章，这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俄国发表的最尖锐而透彻地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苏共20大之后，凭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实践，结合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更加明朗化了，使他在晚年能够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民主化进程》的全部手稿直到1985年才在德国正式出版。1991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他一直认为，民主化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的深远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的。 在这里卢卡奇着重论述的若干问题和要点是： 如何看待民主的历史类型

卢卡奇的民主观基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民主的类型及其兴衰奠基于经济结构之内。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虽然涉及民主及其形式的多样性，但不能认识民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马克思才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的第一人。 卢卡奇指出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一种是古希腊时期城邦民主制，它的特点是 ：主权在民，直接选举，“轮番为治”。城邦制的成员是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与部分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城邦民主制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分解而消亡。另一种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以法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典型，受到希腊城邦民主制理想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自由、平等的基本模式，仍然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卢卡奇指出，商品“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与自由的现实基础”。这种民主制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它包含着一切固有的矛盾，仍然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与城邦制民主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私有制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和商品贸易的世界，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筑。宪法承认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

系是利己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同时 ，卢卡奇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是虚伪的， 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占有的范畴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形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利己主义目的进行阶级利益调整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决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他指出， 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出路的任何企图，只是徒劳无益的幻想，只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解体。可见卢卡奇在民主问题上，不仅基本上坚持了唯物史观，而且是不主张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

（4）《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年）（Ontology of Social Being），是计划中的两卷本的《伦理学》的一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伦理学》，《社会存在本体论》拟为《伦理学》提供理论基础，探讨最为基础的理论问题。 基本内容：

第一，作为一般前提的自然存在：自然本体论（the natural ontology ）是社会存在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的基础；社会存在本体论不能从自然概念中推演出来；自然存在通过劳动向社会存在过渡。

第二，社会存在：其一，社会存在是存在与意识的统一体，社会存在划分为存在和意识两个异质的环节，“这种二元性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其二，社会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a）个人和社会的矛盾统一体；（b）总体优于部分；（c）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其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性是社会存在本身固有的，像规律一样的内在环节。”其四，社会存在的价值特征

第三，劳动：紧紧抓住了劳动问题是卢卡奇晚年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劳动的基础上说明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等方面。

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试图评论人类实践、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性质。他设想在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理论错误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1963年写成的《审美特征》一书则是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础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范畴，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美学研究的一大尝试，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把理论探索推向政治领域，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在1968年写成的《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卢卡奇运用 马克思阐释过的“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新的政治学说。如果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战略的指南；那么，卢卡奇的 《民

主化的进程》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时代的产物，着重探讨的是如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一种固定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 进一步民主化，从而揭示逐步趋向未来的可能性。在他晚年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强调 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

总体评价评价：

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到《青年黑格尔》再到《社会存在本体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已经彻底摆脱的黑格尔的语言，用朴素的形态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他自觉地抓住了劳动这以核心问题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国内哲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已经20多年了，国内哲学学者对卢卡奇的青睐除了卢卡奇哲学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外，还有一种更加意味深长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对卢卡奇来表达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从而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深入探索。

对卢卡奇的研究应从早期转向晚期。国际国内以往对卢卡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其实，他的思想愈到晚期愈益丰富而完整。他在晚期所写的三部著作：《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民主化的进程》，是他毕生探索的总结性成果，是他晚期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目前前两部著作已有中译本出版，笔者正在翻译他的《民主化的进程》。他在晚年的多次谈话中，也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因此，我们似应把研究卢卡奇的重心，从他的早期转向其晚期，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

二、卢卡奇理论的思想渊源 1.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 2.席美尔的货币哲学 3.韦伯的理性化思想

卢卡奇与韦伯的交往。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卢卡奇的独断作风，“星日聚会”成员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对自己不喜欢的思想和行为卢卡奇总是固执地坚持他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当代思潮的批评尤其独断、偏执，俨然是裁判真理

的大法官。论影响，“星日聚会”中除了卢卡奇就要数曼海姆了。起初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后来大家逐渐热衷于社会分析，曼海姆的影响有压过卢卡奇之势，以至卢卡奇指责曼海姆滥用了他的思想。两人的关系很快冷却、到后来差不多反目成仇。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卢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并为之准备好了两个论据。这两个论据是以韦伯的分析为基础的”(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450) 一九二0年在致卢卡奇的信中韦伯明确

地告诉他，“尊敬的朋友，当然是政治观念的分歧使我们分手”。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

1918年11月下旬，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卢卡奇在12月就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从此以后，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了他必生的追求。

要真正把握卢卡奇前后期思想的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种研究简化为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甚至无法单单从理论逻辑层面描述清楚卢卡奇的思想演化脉络，而必须把理论逻辑的分析、时代的变化和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相互交织在一起来分析。

三、总体性

（一）总体性方法的根源： 1. 历史背景：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从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反思开始的。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效法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举行无产阶级起义，但相继失败，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卢卡奇、柯尔施等党内知识分子从自己切身的经历出发，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总体意识，即不能总体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于是他们强调要通过把握总体性来复兴革命。总体性理论被人们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总体性的方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社会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掠夺，通过世界性的殖民活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文化却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步向前，存在着严重的物化现象。这里的“物化”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异化。通过物化现象的分析，他认为第二国际把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实际上者根本没有找到症结所在。（第二国际是由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联合而成，是继马克思创建的第一国际之后又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因此称“第二国际。巴黎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它在恩格斯的领导下，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格斯坦等人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导致了修正主义的泛滥。1903.7~8月，列宁，通过了由列宁领导制定的无阶专政的纲领；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成立了布尔什维党；列宁主义诞生。倍倍儿、拉法格、李卜

克内西、卢森堡等人与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卢卡奇看来，要想逃离物化世界和克服物化意识，只有运用总体性方法，才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

2. 理论根源：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总体范畴，即整体完全优于各个部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那种方法的本质，马克思卓越地把这种方法变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础。”《历史与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27页） 这里我们能看到卢森堡的影子。（卢森堡[德]：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党的集中之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也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的影响之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限度地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部首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很有启发性！但是总的来说，这是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阶级的专政必须通过该阶级的代表者——即阶级政党来推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该作为国家事务的日常管理者，而在于怎样确保这种专政密切联系群众，并受到群众强有力的监控。上述理想无疑是非常美好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确保它在实践中被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的体制。）在第二国际以后，考茨基实际上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教条性，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口号是：如果现实发生变化，那么理论就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但她也在与第二国际争论，其焦点在于马克思的可错性。卢森堡构建了一个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由此，她直接批评过《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思想都作用于卢卡奇。

（二）总体性的内涵：

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具有多重特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赋予总体性范畴三种内涵：首先是作为认识方法的辩证的总体，作为方法论原则，他的方法论指能动的、具体的认识，强调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统一，卢卡奇认为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思、反映，而是通过对主体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客体的理解，又通过对客体的理解而达到对主体自身的理解。这是卢卡奇关于认识论的一条根本思路；其次是指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即历史的总体性作为本体论原则，卢卡奇的自然观，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他将自然辩证法排斥出去；其三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个

体的总体性。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主要体现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统一。主客体缺少一方，总体性就会失去意义。同时，总体性不仅决定认识的客体，而且决定认识的主体，只有把主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时，才能把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在他看来，离开整体，便可能把社会生活的变化作为主观的东西加以孤立地考虑和论述，但这不是对变化的真正说明，只有在它们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中、与历史发展过程的联系中，才能把它们的性质和意义揭示出来。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1．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历史是总体的历史，总体是历史的总体。他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件上，否则就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本质。离开了辩证的总体的方法，可以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却无法抓住历史事件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以，只有把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辩证的总体，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才能把握历史的真正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整个历史过程是一个总体的过程，历史的总体不是建立在个别人的基础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构成的，历史总体不是一个已经完成或日益趋近的目标，是历史的生成着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

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3]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4]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

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二. 总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

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2.人的总体性：人是历史的主体，要把握总体的历史必须把握总体的人。人不是作为片面的、抽象的、孤立的、纯粹的客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历史的主客体的统一而存在。离开了总体人的把握，历史也是无法理解的。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全部的历史也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要求把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当作是一个关联总体，维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合理张力。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的联系以及社会和个人的意义，不能割裂开来理解，必须作为一个关联总体，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社会各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中，最本质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卢卡奇指出，用总体性原则观察个人与社会之联系，一方面不能脱离开单一的个人来谈论社会共同体，从而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可以凌驾于单一的个人之上的抽象物，另一方面又不能撇开社会共同体来笼统地谈论个人的自由，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游离社会关系之外的抽象的个人。他强调只有把个人置入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才是真实的。他认为马克思把人理解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看来，只要明白了个人与社会的总体联系，也就能正确地看待无产阶级政党与单个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他反对人为地割裂无产阶级政党与单个的工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使命的良知。

柯尔施更是提出用总体性原则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和社会认同的内在张力。正确的途径是：出发点是个人的权利，而落脚点必须放在共同体上。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要求把人本身视为一个总体，实现人的全面、整体的发展。他们强调必须把总体性原则贯穿到对人本身的认识中去，从而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认为构成人的本真性的因素是全面的、综合性的，千万不能用某一特定的因素，如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来覆盖人的全面性，从而使人变成单向度的、片面的人。总体性原则并不主要体现在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实之中，总体性恰恰是对现实进行理解和把握的具体的人的根本特征。卢卡奇明确提出，人性趋向于总体的存在。他认为，人的存在的总体就是人性。这是把人性与总体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马克思有众多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其要旨就是突出人性的总体特征。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作为目的本身的消遣性的劳动。马克思把这种实现人的劳动这一本质所要求的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直接表述为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人的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既然人的本质是这三种属性的统一，从而要实现人的本质则务必使这三种属性全面地得到发展。这就是说，不但要使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两大组成部分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且更要使另外两种属性也相互协调地展示和强化。后两种属性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表现和最高指标。马克思还把人的本质与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人的需要无疑是全面的、综合的和多层次的，所以，为了实现人的本质，不仅要在广度上而且应在深度上满足人的需要，即应全面地、综合性地、多层次地满足人的需要。柯尔施则指出，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即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得到发展。

3．认识方法的总体性：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总体性认识方法的典范。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积，马克思为什么能透过现象揭示出商品的本质呢？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运用了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才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认识。只要分析一下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基本思路，就可知道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它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环节都放入这个有机整体中考察。正

由于此，所以马克思才会将《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也贯穿着总体的视角。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体总是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的生产的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23页)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提到：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5-751页)尽管马克思在很多地方没有直接用总体性这样的术语，但是许多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隐蔽的范畴展开的。总体性原则确实是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之思想发展的一条不变的线索。由于卢卡奇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方法，所以在他们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总体性原则，那么总体性原则便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基于这种理解，卢卡奇强调，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他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而总体性的辩证法是能够理解和再现现实的唯一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

4.正统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面对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卢卡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辩证的方法。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是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衷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P47-48) 这就是总体性方法。在他看来，只要坚持总体性方法，就有资格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卢卡奇明确地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第76页)柯尔施则说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柯尔施，第38页)卢卡奇、柯尔施认为，具体的、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对于辩证法和思想史的最重要的贡献；相反，如果只关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略了支持这些批判的总体观点，那么将会丢失马克思思想中最富创造力、最具革命性的本质。对于辩证法，他又具体地将其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这里把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P51）这样，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社会理论。

总体或总体性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论述的核心范畴之一，是该书中居统率地位的思想和方法。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序言中，卢卡奇对该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作了自我批判，但对总体性范畴却进一步加以肯定。卢卡奇把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看作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区别所在，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看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

卢卡奇用总体性的方法分析了自然，指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具体理解是，追问脱离了与人的任何关系的自然是否存在毫无疑义，自然的任何形式、

内容、范围、客观性都受到人与自然关系，乃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制约。换句话说：自然所具有的任何意义都是相对于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三）总体性方法的特点： 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整体优于部分，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总体并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各个部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机械地拼凑，同时各个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处于变化之中。 历史性与现实性：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历史总体中的一个环节，社会历史是一个过程。 现实是由各个相关的部分构成的总体。卢卡奇十分强调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历史与阶级意识》(P50) 总体性渗透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而且不限于理论概念本身的阐释，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对社会问题的实际分析和研究，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总体，而从总体中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

主客体相统一性：现实之所以能改变，就在于它们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自然必然性，而是由主体(我们)所创造的，是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为此，他反对离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一般地、客观地谈论辩证法。为了突出辩证法即总体性方法的革命性，必须把它仅仅理解成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主客体辩证法） （四）提出总体性方法的目的：

卢卡奇提出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人是不复存在了，人完全是物化了的人，是丧失了总体性的、孤立的、个体的、鲁滨逊式的人，被异化了的人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更无法认识和总体把握历史本质的。他以总体性范畴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从各个方面被畸形发展为片面的经济人的现实状况，并指出人的真正类本性已经迷失在孤立的日复一日的机械操作之中。他试图通过唤起人们尚未熄灭的对总体性的渴望，发起一场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革命，以此来恢复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尊严。

（五）总体性的实践意义：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这种思想甚至到了当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总体性思想告诉我们。整体由部分组成。但也并不是部分的机械之和。在顾全整体的同时，不能以牺牲部分为代价，必须把社会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于二00五月十六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断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在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标为0.81，而农村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标为0.67，仅是前者的83%。不公平在东西部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同样显著体现。 （六）总体性方法的评价

如何评价总体性思想？应该说，总体性思想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产生过很大影 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卢卡奇通过研究，对黑格尔的思维辩证法进行了重新的估价，并将其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之中。他不把对辩证法的研究看作是纯理论性的，而是解决革命实践的问题。正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头，卢卡奇就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变革现实的性质，强调总体性和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强调实践和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并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四、物化理论

若说“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卢卡奇为了消解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恢复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的话，那么，把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运用于当代社会现实中就形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的研究。“物化”是在商品生产下出现的关系，在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为中介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人与人关系物化为商品关系。“物化”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人异化的真实境遇——“物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中，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导致了主体、客体的分离和总体的破裂与个体的原子化。“物化”理论也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日益被割裂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卢卡奇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于是，卢卡奇认为，正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所造就的世界破碎化和个体原子化的进程中，人们充满了“总体性的渴求”。由此，无产阶级通过运用自己的阶级意识，摧毁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物化意识本身的虚假性，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

（一）物化理论的理论来源： 首先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卢卡奇直接引述马克思的话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 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8-89)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直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而得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性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十年后才公布于众的，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很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说明卢卡奇的理论洞察力是多么的卓越。

其次是黑格尔的影响。他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分析带有黑格尔哲学的印记。

再次是席美尔的影响。在《货币哲学》的最后一章，西美尔以出色的笔法描绘了人与其产品以及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之间的异化。西美尔详细分析了异化的种种表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的分离以及消费者与劳动者的分离。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的表现的分析中同样谈到席美尔的异化思想的这几个方面。另一方面，卢卡奇与席美尔一样，将异化现象的产生根源都归结到劳动分工。

最后是韦伯的影响。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资本主义把握为一种合理化的进程。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合理性。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客观属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方式、现代国家官僚机制、科技、艺术、宗教、法律以及伦理甚至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表现了形式合理性的原则和精神。在这种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结构中，人的主体性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人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主体的消解和对象化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算性，是韦伯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把握到的人的物化。卢卡奇在描述物化现象的后果时，也是在韦伯这一语境中展开的。 （二）物化的内涵及形式

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把“物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来考察，成为自己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容。但是他是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所作出的系统表述。马克思的《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谈到异化问题的重要著作，在1932年才发表。而卢卡奇的《意识》一书发表于1923年，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

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

1.物化的内涵及规定性

卢卡奇是从批判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开始对“物化”现象的分析的。在卢卡奇那里物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主体的客体化，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对象化；又包括人化自然对人的控制，使人丧失主体性。他在《历史》一书中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看来是非常严格地合理地和包括一切的，以至于掩盖了它的根本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每一痕迹的自主性。”这段话包括的意思就是在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了物的性质，并且这种物化淹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主体性。具体说来，物化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

客观方面：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的确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人们仍将它看作与自己力量相抗衡的异己的隐蔽的力量，因为人们尽管可以利用他所掌握的于自己有利的规律知识，但却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客观的过程。

主观方面，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法则。人的活动像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存在方式。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与机械化深深地渗透到工人的心灵之中。“物化”使人的活动成为商品，成为与人本身相对立的、不依赖于人而自己进行的运动，生产过程一步步向机器大工业发展，劳动的专门化也就愈演愈烈，机械化和合理化也就一步步得到加强，从而使生产过程变成了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也越来越失去自己的意志。这样，人也在客观上和主观态度上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人身份，物化开始深入到工人的灵魂。“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3](P.224)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关于物化的规定性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而他对物化的表现形式的研究则比马克思走的更远，这一方面表现为卢卡奇把物化与理性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他指出了物化的具体形式。他的物化理论具体表现在：

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上就蒙上了一层物的纱帘。人们对商品的崇尚和追求，使人们的目光愈来愈短浅，人们只注重眼前的物和物的关系，而忽视对未来前途的思考；（人的客体化）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其整体性，社会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作用，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其生活局限在狭小范围内，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更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人的原子化）

其三，人的数字化。在机械的大生产中，人逐渐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失去了与最终产品的接触，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人变为可计算的存在。

其四，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的物化，物化意识侵入人的内心世界。在资本主义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本身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一切劳动都以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处理，劳动者的精神意识受到机械化的压抑，从整个人格中分离出去，变成一种物品。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3.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而必然的现象

物化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自然现象，是在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普遍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属于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的被机械化、原子化是物化的表现，有产阶级面对着商品大生产而表现出的洋洋得意也是一种物化的生存方式。用卢卡奇的话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物化了”。

必然性：物化这种普遍的现象，是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必然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已成为其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满足社会需要的惟一形式。

物化理论的两种理论表现形式：粗糙的经验主义；抽象的乌托邦主义。 物化意识的表现

物化过程的标志是把“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应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意识产生。物化意识产生，同时又加剧了物化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使人屈从于这个分工的范围之内，这样就把整个社会生活分解成一个个微小的部分，一块块的联系不紧密的碎片，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其结果是使人们的目光停留在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致命地沉浸到人的意识里”。物化结构产生了物化意识，物化意识反过来又加强了物化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化意识充斥在整个文化领域，进而波及到哲学和科学领域，导致哲学、科学不能从总体上把握。

物化意识是指物化现象在伦理、法律、国家生活和哲学等猪方面的体现，即物化遍及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他罗列了系列现象：法官是自动的法令分配机器，而官僚政治则遵从于机械工业中非人的标准化的劳动分工的同一原则，甚至在现代婚姻中，人的品格和特性也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人们把婚姻当作获取财产或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卢卡奇着重分析了哲学层面的物化。

物化了的哲学体现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他的特点是否定主体性及总体性，是把现实的各个部分看成是直接给定的事实，从而各个部分之间处在一种僵化的、孤立的、非辨证的关系中。（把现存看做是给定的事实接受下来）。因此，他认为 这一哲学打算确立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法则，所有的物质实体均循此发展。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只是被动的服从者和消极的旁观者。人的主体性被抹杀。

（四）物化概念与马克思异化观念的比较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异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勇于创新，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将异化的理论与当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创立了自己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异化劳动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试图恢复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本文将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略的探讨。

1.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论述异化理论的。异化劳动是特殊形式的劳动，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面介绍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P.41)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生产行为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P.43)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P.47)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P.47)

2.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异同 （1）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相同点

物化或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即二人都从物化现象或者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和社会实践性特色。对于相同点，这里不多做论述，本文重点讨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2）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同点

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包括对象化，也包括异化；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和对象化却有了明确的区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异化、物化理论产生背景的差异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统治地位还未形成。阶级矛盾的对立是尖锐的，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问题，在革命中还没有突显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从《手稿》到《资本论》，是从劳动异化的概念，深入到分析商品拜物教，并从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逐步深入地揭示剩余价

值的秘密。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与根本变革私有制联系了起来，为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写作《意识》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科学技术不但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时的

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所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没有简单重复马克思的思路，而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基础之上，从对当时科学理性支配下的商品经济的解剖出发，阐述物化概念，并追溯到劳动的异化。 第二、异化、物化概念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2](P.91)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只有与主体相分离、相对立，才有客体的客观存在，这本身并不是异化。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91)此时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因此，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才表现为异化，异化只是对象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卢卡奇没有把对象化和异化相区分，而是把它们混同。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它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一种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3](P.96)显然，卢卡奇把对象化与异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其次，卢卡奇同马克思的差别还表现为，他没有严格区分物化、

异化及对象化。卢卡奇对于异化的认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异化就是物化、客观化。实际上，人的一切行为均是客观化的体现，人的思想、意识、感情总是要通过外在的客观形式来表现出来，包括一个人在讲话都是一种客观化的表现。客观化是人的力量的一种确证。就此来说，客观化是一种中性现象。这样他把异化看成是人类生活方式中永恒的和不可消除的范畴。卢卡奇后来读到了手稿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混淆了物化和客观化的后果。首先，他明确了什么叫异化。他说：“只有当社会中客观化的形式获得了使人的本质同他的存在相冲突的功能，只有当人的本质被抑制、变形和削弱时，我们才能谈到异化的客观的社会条件，谈到作为不可抗拒的后果的、内在异化的主观标记。”也就是说，只有当客观化的后果损害了人的本性之时，与人的本质存在冲突时，异化才得以产生。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客观化的结果将与人的本质相矛盾呢？他说：“客观化是人据以支配世界的一个自然手段，与此相对照，异化则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作用的那种特殊种类的活动。”也就是客观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演变为异化。（什么条件？私有制和分工）

第三、异化、物化现象产生根源的差异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生产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这种物的形式，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掩饰。卢卡奇在《意识》中认为，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这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和分工相互作用的体现。

而马克思则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从人类发展史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并着重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揭示出异化现象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并和私有制相互作用。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后果，随后二

者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了。由此可知，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却加深了劳动的异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 第四.扬弃异化、物化途径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地消灭异化，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支配自己的产品。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身内在的需要直接分离，即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把私有制的消灭于异化劳动的消灭看作同一过程；其次，异化的消灭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是通过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实现敌对于工人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消灭私有制关系；最后，异化的彻底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克服和消除异化的根本途经是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认为扬弃物化，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企图在改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时，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自我意识，这时，通过无产阶级实践从总体上彻底改造社会和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就是“革命过程本身”，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在其中融合为一体。卢卡奇把对物化的扬弃归结为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显然是不科学的，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3）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贡献

第一、他指出了物化意识现象。首先，卢卡奇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拓宽了异化理论的批判

领域，他对物化的理解已经拓展到更深广的人的精神与心灵之中，并以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试图唤起人们尚未熄灭的对于总体性的渴望，克服现存的物化状态，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把异化看作发达工业社会人类存在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现存的批判。

第二、他分析了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他把物化与理性的统治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0. [4]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异化劳动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例如采用流水线以及其他一些大大地减轻劳动强度和复杂性，但却造成单调和麻木的工艺流程）。由生产关系导致的异化可以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得到部分或全部的解决，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却必须要等到异化走向它的极端——即物化劳动彻底代替人类劳动，从而通过让人们退出生产过程并因此而不再受到生产的奴役。只要人还站在或坐在工作台上，只要劳动还是一种必要（无论是谋生的需要还是维持人类生活的生产的需要）并且不是轻松和愉快的，人便仍旧处在被异化的境地中。

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人民不仅被外部的压迫者，被财主合同制者所与之和剥削，而且也被那些阻止他们自己

解放出来的意识形式所统治和支配。这种强调并不过分，而且极端必要。既然革命必须去发动群众，那么，它的前提便是把群众从蒙昧和自发零散的反抗中解放出来，挖掘出他们的革命意志，并组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意识革命，不仅包括获得清晰的阶级意识和激昂的革命精神，也包括在革命过程中改造自己在旧社会中习得的各种腐朽没落的陋习，不仅需要提高觉悟，增加经验，更要在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推翻自己意识中的陈旧思想，在创建新社会的运动中也把自己改造成合乎新社会要求的人。当然，改造人民的意识的革命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告终，如何让人民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阶级意识，首先从广义上看，任何一个阶级都应当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即对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的某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认识与把握，这种理解自觉地或自发地引导着这个阶级的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阶级往往无法超越他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物质利益，因而无法形成自觉意识，因此，卢卡奇断言：“抽象地和形式地看，阶级意识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一种阶级条件的无意识。”从狭义上看，阶级意识主要是指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

1．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

（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意识不可能形成。原因在于在那个阶段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血缘或地缘关系，不是经济或利益关系，没有阶级，自然没有阶级意识。

（2）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阶级，但它特有的阶级利益使他无法超越物化。对资产阶级来说，物化已深入其骨髓，以至于身处于物化之中，他所感觉到的却是自满。 （3）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是：无产阶级何以冲破物化意识，达到无产阶级意识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卢卡奇又强调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在最深刻、最强烈的物化形式之中还保留尚未枯萎的灵魂。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之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身的无力的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内心深处能感到对这种物化的生活状态的挣扎和反抗；以此为出发点，无产阶级一步步地冲破物化意识的束缚，直至达到阶级意识。

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历史过程的真正主体?个体不可能是。卢卡奇认为，只有阶级才能成为这样一种主体。阶级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涉及到整个现实，并洞察历史和自己的命运。而这个阶级必然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认识，只有当无产阶级通过对物化的分析，发现它实质上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时主体才会有清醒的认识。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在对物化否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的否定性力量，是创造性的、面对未来的。它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是对社会历史总体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客体：无产阶级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它生存于最强烈、最深刻的物化形式之中”。处于物化状态之下的无产阶级，只能被消解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的各规律的运行过程之中。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对自身的认识，达到无产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意识之中，他就冲破了物化意识的笼罩，进入了对历史的自觉创造阶段。 2．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基本内涵 首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过程统一的主体和客体的自觉意识。 其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是人应当渴望总体性。人应当扬弃自身存在的分裂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支离破碎。

再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质上就是实践。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中，通过对资本主义

社会总体的把握，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必然倾向，那么这些倾向也就由此而从抽象变成了具体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 最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实践理论其目的就是改变现实。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拥有这种改变事物的能力。”（《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226页）

出身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大资产阶级并号召“不要惧怕大资产阶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之一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客观形势极有利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却并没有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卢卡奇自问自答：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缺失。

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某一个阶级对它自身在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自觉的理解，是一个由概念和命题组成的理论的、系统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因此，阶级意识不同于阶级心理，阶级心理是自发的、经验的、朴素的、碎片的；阶级意识不同于一个阶级中各个个体的个体心理或个体意识的机械相加；阶级意识不同于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不同于种族心理和种族意识等等。阶级意识是阶级社会里的社会意识，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一定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么，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以阶级社会里一定的社会存在即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和前提的。

然而，阶级意识的形成还有一个必要条件：知识分子。阶级意识是理论化的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必定要有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按照另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之一的葛兰西的理解，知识分子有无机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之分。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出身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是无机知识分子，出身于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才是有机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有一个敌手：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它自身的从封建统治中争夺来的统治，必定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给封建的残余和兴起的无产阶级，其结果是，只具有无产阶级阶级心理的无产阶级“主动地”接受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这就是卢卡奇的答案[2]。

我们不妨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来分析文化大革命。 3.无产阶级意识与文化大革命

出身于东方的毛泽东面临着一个与卢卡奇的问题类似却更难解的现实问题：在已经夺得了无产阶级政权并且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社会主义中国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也自问自答：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无产阶级内部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锤炼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统一。

在二十世纪中叶后的近三十年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遭遇到的敌手有：两千年的自己自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积淀下来的寓于工农头脑中的阶级心理和阶级意识，如人民头脑中的“四旧”；党内和人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心理和阶级意识。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大众。人民“打败”人民自己，如果说“走资派”是一只苍蝇的话，那也是人民这只蛋有巨大的缝隙。

文化大革命前的人民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确立而自发的或自觉的就具有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称的阶级意识。当时的党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恰恰是要推动人民达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只是因为中国历史积淀的深厚、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党内的分歧使得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新生儿无法顺利成长，而人民这个新中国的新主人则要经受深重的苦难。

六、卢卡奇为什么攻击自然辩证法？

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的争论，长期以来停留在“有”与“无”的证明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陷入到这种争论中，是永远无法取得积极进展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自然辩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无问题，它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只是对它的理解不能够囿于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

理解自然辩证法，需要摆脱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彻底告别把世界二元化的做法。然而，我国这几年来关于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倒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本文不想对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仅想探讨一下，卢卡奇为什么因为自然辩证法而对恩格斯提出批评。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恩格斯那里，由于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0页，以下引文均出此书)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的，“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 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第264页)“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 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第85页)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第279页)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 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 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卢卡奇攻击自然辩证法，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激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他并未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自然界中的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分析、分解的方法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切都首先加以“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在哲学的层面上，首先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自然与社会；其次，在社会中看到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等，重新对这些方面作以概括，得到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这个时候再去看自然界，自然界就被纳入到了客体的范畴中来了，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范畴。

实际上，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二元化了，由于这种二元化，社会历史中的人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自然界视作纯粹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看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处处都显现着人的活动，洋溢着人的能动性，人在这个范围内，改造和重塑着属人的“自然”，把这个“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 根据传统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领域是属人的领域，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领

域。因为，辩证法可以简化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规定，而自然界是不存在这些规定的，或者说，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没有自觉的主体，因而不存在自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才具有这些规定。因此，所谓辩证法就被最终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切具体规定和具体存在方式都成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分殊，他的外部边界就是社会历史，超出这个领域，辩证法就被视作是神秘主义的因素。所以，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事情，而是与整个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必然表现，如果哲学不走出所谓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不仅会否定自然辩证法，而且会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进一步地说，整个哲学学科都会感到无路可走了。 卢卡奇提出了总体范畴，这是对马克思甚至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宝库的可贵发掘，他要求根据总体的观念来研究历史、研究人，无疑是一个向资产阶级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卢卡奇仅仅把总体性问题限制在社会历史之中，思考人的总体性、历史的总体性，放弃了对自然总体性的认识，所以，卢卡奇没能真正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其实，自然总体是一个真正的总体。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问题”表明：人如果没有关于自然总体的自觉意识，他的活动就必然会在成功的背后包藏着失败，他处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灾难已经开始向他逼近。比如，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功”所带来的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难道还不能说明人的总体性只有在自然的总体性之中才能具有合理性吗？因此，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需要具有自然总体性的观念，把人和社会都看作是自然总体中的因素，基于人的活动的历史辩证法必须在自然辩证法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

七、卢卡奇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比较

卢卡奇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时代共性，但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路。两人的辩证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等都不同。

卢卡奇和列宁处在同样的历史年代，两人的辩证法理论都创立于二十世纪初，具有时代共性，但由于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形成了两人各具特色的辩证法。比较列宁和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时代前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同异，从思想史乃至人类史的总体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使两者发生内在联系和差别的根本所在，并从中得出合理的见解。

1.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的出现及其发展都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影响，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与他们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它的固有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暴露出来并趋向尖锐化。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西欧工人运动也日趋激烈，与此相呼应，东方殖民地反对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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