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访谈录

丘成桐访谈录

人物周刊：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这个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您觉得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这种氛围可能在中国出现吗？

丘成桐：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里面带头的科学家是谁。普林斯顿研究所一开始就是第一流的学府，因为爱因斯坦去了，很多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聚到那里去。它还得到第一流的资助，当时爱因斯坦的薪水比一般的教授多四倍。有第一流的研究环境，有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去学，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是第一流的学府。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在中国克隆吗？

丘成桐：这个不是克隆的问题。取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现在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名教授一年需要40万美金，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而且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资本，中国的人事关系也太复杂。

人物周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基金会私人出资支持的，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是由国家来牵头，比如说863计划，包括一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科技部、教育部牵头。您觉得这种体制对中国科技有何影响？

丘成桐：问题是有没有人手来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

人物周刊：您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能力不够还是体制问题？

丘成桐：都有。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在别的学校还有位置。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

人物周刊：那您现在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做兼职教授，在北京、浙江，跟您本身抨击的这种现象不违背吗？

丘成桐：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种现象能通过什么方法来遏制？

丘成桐：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北大数学系引进了三个人，都不是全职引进。在网上可以查到。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这种引进方式对学术上有促进吗？

丘成桐：怎么可能有促进！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伟大，三个月在国内，就可以带领整个学术界的运作？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学生带着，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国内知名大学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反基本方法的事情？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美国那边都晓得我在美国拿九个月薪水就非在那边（工作）九个月不可，就算大学允许我不教书，我也不能接受别的地方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在美国是一个常识，为什么在中国被打破？

丘成桐：因为学校可以拿到好处，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很多经费，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教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人物周刊：中国学生管导师叫老板，您怎么看？

丘成桐：美国学生也管导师叫老板，但是开玩笑，跟中国的含义不一样。在中国，学生帮你写论文，学生替你打工，一年出几十篇文章。评先进的时候报上去也好看。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人物周刊：以前国内教育界有个说法，“教育产业化”，您怎么看？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成功了没有？没有真正成功的，跟学校完全无关，只不过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在外面赚钱。美国的大学不干这种事。教师一做企业跟学校就分开了，很少有教授又在上课又带着博士生一同做生意。这是中国的问题。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这是）骗了国家的钱，根本是**，欺骗的行为。

人物周刊：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体制，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吗？

丘成桐：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差了很多。

人物周刊：您平时怎么跟本科生交流？

丘成桐：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触，否则不能做教授。

人物周刊：有量上的规定吗？

丘成桐：我每年都将所有的本科生召集起来一同讨论（问题），我们有教大班的老师，也有教小班的老师，教的都是本科生，我的本科生培养出来是世界第一流的本科生。

北京大学不高兴听我讲“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的文章登在第一流的杂志上，比他们有些院士的文章水平还高”，他们觉得我偏激，可这是事实。美国出名的数学杂志里，中国这十年来能够登在上面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超过二三十篇。可是我们本科生的文章常常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人物周刊：大学的理念里有“教学和科研并重”一说，但中国大学现在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

丘成桐：教学是一个学校是否负责的问题，也是一个名教授是否自欺欺人的问题。所有美国名校教授都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既做科研又做教学。国内有名教授不做教学，只做科研，但是科研比从前做得好吗？反而是比从前做得更糟糕！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前还教本科生，那时候本科生还不错。这十年来，不教本科，北京大学本科生程度大降。那这些教授的科研有没有做得好一点？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人物周刊：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即使能恢复到以往的“教授治校”时代，也可能会出现学霸、学阀，因此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操作性。

丘成桐：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这种做法尚可，如果是自以为全世界有名的大学，像清华、北大，应该做这样的事吗？

人物周刊：您觉得名校跟普通学校的责任完全不同吗？

丘成桐：不是我认为！比如教育部给北大18个亿，给青海一个大学1000多万。为什么要有这种分别？为什么你比人家多这么多？（那就）要做出成果来！

人物周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时候非常年轻，才27岁，评上教授时也非常年轻。您能想象以您这样的年纪在中国大陆能评上教授吗？

丘成桐：假如是像现在这样几个学霸在管事情，我觉得评不上。

人物周刊：要打破对年轻人才的束缚，有什么好办法？

丘成桐：中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提供意见，领导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我身为一个海外来的学者，我只能谈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学霸、学阀是怎么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周刊：但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过去比如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现在这种现象？

丘成桐：学霸是第二、三流的学者。西南联大是第一流的学者。

人物周刊：第一流的学者中就不会出现学霸吗？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学者的人数多了就不会这样。我讲的第一流的学者，是还在学术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学者，不在前线工作了，不晓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么东西了，二三十年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西南联大时期，很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线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学者，你在热情做学问的时候，你不会想搞第三流的学问，你不会允许写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个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周刊：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坦白地说，我不在乎官员能不能做院士，我觉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为权力会影响他做院士。可我宁愿有学问的官员去做院士，好过不学无术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这是周光召讲的，不是我讲的。王选是两院院士，他也写过文章这么讲。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团体。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个社会、政府、学术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团体。现在我国的院士，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的观感？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国的强。您觉得呢？

丘成桐：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经验中来的，在国内国外、我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给我的感觉。杨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丰富的经验，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杨先生还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的科学不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易》的影响。他还有一个推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伟大的科学家？

丘成桐：杨先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杨先生是本科时候才出去的，他也念过《易经》，念过很多中国不同的古典文学，他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不合理。

人物周刊：那您的观点呢？

丘成桐：杨振宁、陈省身、我，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氛围中长大的，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学问都做得不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做官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杨先生也好，陈先生也好，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抱着一种热情，就是想做学问，所以做成功了。我们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担保他们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没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还是教育部，省跟市里也用这个方法来评议。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中国不愿意改变这个评审制度，批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会打击他本人的好处。当你讲这个制度要拿去给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来评审时，你本人参与的只不过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纵整个学术界跟着你走。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

人物周刊：怎么做？

丘成桐：很简单。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人物周刊：2005年，您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有尖锐批评，对于北大的辩解，您称他们是“文革”作风，难道您不允许他们辩解吗？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会不会有一个大型的conference(会议)，讨论的是某个人的私人事情？(学校)可以公开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有错，或说丘成桐的学问有错误，我可以跟他辩论，他们是造谣生事！但问题不在造谣生事上，问题在——大学可不可以开大会来声讨某人的个人品德？！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和北大数学系的争论是书生意气，您怎么认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讲。我讲的是整个学术界的毛病，我也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话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学霸，我从没期望他们不攻击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周刊：丘先生，这么多年来您为中国数学学科做了许多事情，您觉得您的付出值得吗?

丘成桐：我从来没在乎过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应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包括这次和北大的争论么？

丘成桐：我坦白讲，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们也好，田刚也好，他们的数学水平是第三流的，顶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希望要替中国普罗大众里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出头的机会。

北大、田刚都不值得我去批评。我是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几十年来青年学者每况愈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不能良好成长，我就不会讲这个事。我愿意替他们说几句话。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至于田刚，我警告过他。我亲手写信，写至少十次信给他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我写信给他，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是我亲自教导的学生，他的成长、成名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人物周刊 ：那您不该为他的现在负责？

丘成桐：当年我不该这么提拔他，看到他现在做得这么糟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警告他，我亲自警告过他很多次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人物周刊：在中国数学家里面最有名的是华罗庚和陈景润，尤其是陈景润，人们都觉得他只会数学。您的业余生活呢？最大乐趣是什么？

丘成桐：什么我都有兴趣，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运动方面，我游泳。

人物周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成就吗？

丘成桐：当然不可能。

人物周刊：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整个委员会，包括很多美国海外院士的意见。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我实在没办法。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人物周刊：如果您没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觉得您现在有底气说这些话吗？

丘成桐：我当然有这个资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国内认为陈景润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学者，事实上他不是，我们很看得起陈景润，可是你讲他伟大，绝对不是伟大，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媒体和学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坦白说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懂。一个好的学者会很慎重，我有的学问做得好，有的学问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来批评我，我也不用人家来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陈景润，造成整个数学界学数学的时候，以为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讲，媒体没有资格来评论一个大学问家的成就。我们同行晓得谁有资格来批评，有些教授有资格批评我，我也很虚心，我认为对的我都接受，我一个很好的学生、懂我的学问的来批评我，我也愿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学问来批评我，我不接受。美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的。

在丘先生发出批评声音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就他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新闻发言人称：“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说法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并声称将向媒体详细介绍引进海外人才的有关情况，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随后，北大新闻发言人表示：“一个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优秀的海外学者，即使完全符合招聘条件的所有规定，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程序。”同时还表示：“长江学者在聘任中，必须接受教育部的履职检查。聘任结束后，北大还要组织全面细致的工作评估，结果报送教育部。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确保招揽人才的质量。”

北大发表回应声明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大学会拿出相关证明，而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个34人的名单，其中所列人士都是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长江学者”，有人调查了这些人的海外任教履历，爆料称这些教授其实都是“有海外全职的”。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北大的海外专家引进情况到底如何？南方人物周刊驻京记者约访此前发表声明的北大新闻发言人，但该先生很干脆地拒绝了采访申请，他说：“该说的我们已经放在新闻网上了。” 就在民众都在等待北大的进一步回应时，丘成桐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种种看法在高校和网络得到了热切的回应，在某网站的网络调查“关于北大‘人

才’造假说到底谁在撒谎”中，他得到了91.52％的正面支持。

长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已为人所诟病，沸沸扬扬的“北大清白门”之争，不过是目前高校众多弊病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丘成桐，这位“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了。2005年他的“北大清华打压其他高校，令人失望”言论已经为人所瞩目，2006年的“中国数学家破解庞加莱猜想”背后又有他的多年参与和推动。

丘成桐先生始终坦言自己不是高等教育专家，“作为一名海外学者，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但以他的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认真听一听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2006年8月9日凌晨，在多次联系确认后，丘成桐先生终于在他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在电话里，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自信和批评气质：“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受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进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痛心。”

人物周刊：北大认为您“歪曲了事实”，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北大的声明出来后，很多读者和网民认为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您所知道的都有谁？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数学和力学两个学科直接从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有全职的，说他们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那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查，田刚、夏志宏是海外全职。

陈十一、佘振苏是在海外有全职的特聘教授，还有最近的那个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职的特聘教授。就数学和力学那几个人，在网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网站有，海外大学的网站有，你只要随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简单得很啊。

海外大学的这些网站上，都载有这方面的正式人事资料。至于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很简单嘛，教育部的网站倒还没有关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来会有多严重？

丘成桐：一个学校、学术机构，是培养年轻人的主要机构，是给年轻人作榜样的。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好，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好，都是有可能成为第一流人才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学校不老实，学校引进的人才是假的，他们心里会怎么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年轻教师的工资比所谓引进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远很远，比讲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我常听他们

诉苦，钱不够。他们在那里全时间地教课，做研究，有些年轻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现在这样的引进法，他们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能做第一流的学问。除朱熹平外，国内很多的年轻人也都能够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们现在觉得很伤感：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视，跟海外短期引进的所谓的人才相差这么远。

第三个弊端啊，所谓引进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学，他们是大人物，强迫年轻人跟他们走同样的路，把这些年轻人放到他们的研究领域里去。虽然不见得每个引进人才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跑进来，不但对年轻人没有帮助，而且强迫年轻人走他们走的路，就算年轻人不想做，他们也强迫他们去做，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轻人的成果里去。 这样做，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造成了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国内。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有能力在国内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多严重！

比如庞加莱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让中国的年轻人去做，结果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做。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允许年轻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只来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他们要赶快有成果，所以他们要年轻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够向上报告，才能够得到重视。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内名牌高校开始较大幅度引进海外人才，你如何评价其利弊得失?应该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够真正引进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就好比姚期智（编者注：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迄今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亚裔科学家）去清华，我对他本人很佩服，我对清华大学能够成功地引进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够从普林斯顿辞掉所有位子，能够很专心地教课，带了很多学生，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够大量引进这样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进上，我是非常敬佩的。

北大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引进××本来是和引进姚期智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普林斯顿是全职的，甚至当初引进的时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职的，这样做很不好。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却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年轻人。

姚先生是大学问家了，我也觉得引进海外年轻人也很好，现在慢慢地全职引进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就引进了一些。我就觉得能做到真正引进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国外有全职的，却又回来，也说是全职。 北大反反复复地引进××，在以引进××的名义捞取巨额国家经费、把××推上院士、政协委员位置之后，又说××每年来2~3个月，以后计划增加回国时间，而对教育部又说是全职。这就说明了北大的人才引进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简

直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些引进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职回来呢？

丘成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假如一个教授的目标不是替中国的年轻人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在国外能拿到全职的教职，又能在国内拿到全职，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要离开美国？他们两个薪水加起来，两个好处都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20多年来，我感触很深的：假如你还算是个美国的教授，国内对你就非常重视。假如你在美国的教授辞掉之后，国内对你重视不够，因为你就变成国内的教授了。政府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大体晓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刚从国外回来头两年还是受到重视，过几年之后你就是国内的教授之一了，薪水开始减，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玩弄权术的大学的学术气氛不浓厚，到这些地方的归国学者学问慢慢就不行了。 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

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开始学问做得不错的数学家为了做院士，宁愿置自己的学问于不顾，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触到某些院士的错事和坏事时，谁都不敢讲话，为了做院士要讨好他们。年轻人的科研基金和经费都要这些院士来评审，都怕院士。全国数学界有20多个院士，有七、八个是不管事的，因为年纪大了，剩下的那十几个就管着全中国数学的方向，他们就有这个权力，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到这种地步学问还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运动办学”，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这种运动对大学发展有什么作用？不论是奖项、还是基金都需要评委来评，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评委的来源，不能够单请中国的专家，坦白讲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数学研究的趋势，我想请国际上的专家来帮忙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的地方。在美国，我们要评审一个重要项目时，也请欧洲的专家、亚洲的专家来帮忙。欧洲的项目，也会请美国的专家帮忙。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重大的项目，小项目也一样，要加大评审专家的量，让专家能够表示意见。同时在选举院士或者在评阅大项目的时候，应该用纯粹学

术的资格，就是用学术内容来作评审，不应该涉及到人事关系。

现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学术上没问题，有些院士们就讲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用这种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的提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用非学术的方法来打击有学问的人，让很多人觉得很气愤，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无可奈何。

假如评审委员会邀请相当多的非华裔的有学问的专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现在中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们拒绝海外专家进来，因为请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垄断地位就没有了。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闻发言人就引进海外学者予以回应，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这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就是因为从海外“引进”了他。还有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那这些经费都是很有疑问的。不单是声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

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心痛。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替国内这些年轻科学家找个出路，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去美国，不能在国内做好的学问。

假如最终不能替中国数学界培养年轻人的话，我就不想再来中国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培养人才，无论是利还是名，我都没有兴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打击不能成功，也不能补救，我也就没兴趣再来了。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还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为什么不在数学上多花点功夫呢？而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

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人物周刊：中国的高校还存在着很强的行政化趋势，还在评级别，比如大学评为部级、副部级，您怎么看？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这就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有几个层次的问题。比如以美国来讲，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灵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学，可

是并不能够表示公立大学没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

中国却是硬性规定一些大学得到特别的关注，比如北大和清华。我们哈佛大学也向政府拿钱，但我们向政府拿钱的方法是公平竞争，不是说因为我是哈佛大学我就拿一大笔钱，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哈佛大学，政府反而不给你钱。他们讲反正你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不一定要帮你忙。政府是根据大学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来给钱，我觉得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北大、清华是有着很大优势的，因为全国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们很容易录取到第一流的学生，却不见得有一流的训练，我对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给他们的经费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经费。我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得到的经费不是通过申请、公平竞争拿到的，学术是做不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譬如说南京大学做得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就应该多得到经费。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北大、清华做得好，我们也应该表扬。应该是一种公平的竞争。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大学得到了很多办学经费，名牌大学更是这样，可是落在学生头上的却非常少，奖学金还很不发达，学费负担相当重，您觉得经费应该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来，研究生的资助费用应该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职而能维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买书，现在很多研究生连买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资助研究生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为这样，研究生的素质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质是得不到保证的。研究生要精。

我想，第二个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毕业没多久的年轻教师。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时刻。他们目前待遇太差，还要考虑怎么资助家里。我想大学的经费应该主要用在这方面。有多余的钱再来搞人才引进。如果是引进姚期智这样级别的人才又另当别论，中国要重视。因为大师级的人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华罗庚先生、钱学森先生当年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们讲“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术上确实需要舵手，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人物周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中国高教的热门话题，我们上次采访您也谈到了，在您看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回馈社会？

丘成桐：我很反对这个（产业化）。我反复强调大学的责任在于替社会培养人才。 对于产业，大学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管理的。很多大学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里做事，而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完全没理由的。我本人培养了五十多个学生，我觉得我本人是在为社会服务。如果中国的教授每一个能培养几个有为的年轻人，让他们去社会做事，高科技也好，银行业也好，都一样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物周刊：中国大学这些年搞扩大招生，您怎么看这种扩招现象？

丘成桐：在香港也存在这种问题。我批评过很多次，很多高校的校长也同意。其实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学学美国（我不是讲美国的好，但是他们有经验，我们要学），比如加州，有很多不同level（水平）的大学，有伯克利、UCLA这样的名校，也有很多很普通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要出来在社会上做事的。因为有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兴趣做研究，又何苦要逼他们呢？就像美国有很多的state college（社区学院）， 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去college，去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人多了也不好，这必须是一个要把关的事情。北大、清华和职业学校相比责任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这两年香港的大学来大陆招生，以往是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读研究生，现在连高考的学生都被抢了，您觉得香港的大学优势在哪里？他们对内地大学的冲击有多大？

丘成桐：我想是非常好的冲击。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埋没了，香港的大学能够来内地和北大、清华抢学生，为中国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这绝对是好事啊。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

北大、清华要办得更好才能留住这些学生。因为第一流的学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去哪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前途。就像我当初去美国伯克利，周围的同学都是第一流的，我刚到的时候还在想我一直是第一流的，怎么到这里，同学和我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只能去努力，追赶他们啊。可是最怕的是不准你们这帮家伙在这里招生，用行政的方法。世界在进步，我们也应当进步啊。

人物周刊：中国的大学目前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影响还非常大，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不是研究高校制度的专家，我只能够讲，能够让学生和年轻教师发挥所长的，就是好的管理体系。教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好的研究。举例来说，现在院士正在全权控制学校的行政，很明显这个管理体系是不行的。我相信好的管理体系也一定能够找到。

人物周刊：您觉得，科研和教学哪一个重要？国内很多大学，名教授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丘成桐：这是分不开的，只是在中国经常要人为地分开。一个好的做科研的教授一定要有好的学生。譬如哈佛大学，最出名的教授非要去教本科不可，否则哈佛不会留他的。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名教授，不单科研重要，好的教学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觉得教学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假如教学教得不好的话，对他们研究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研究会衰落下来的，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注意教学，不单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也是为了提高自己。你要晓得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晓得的。我们不和他们接

触，我们得不到他们这种活力。年轻人的活力对于年纪大的教授有很大的好处。 你说硬性的规定有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每一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这是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常识），我们所有的department（系）、所有的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

人物周刊：最近国内出了很多海归学者造假事件，比如清华的刘辉，上海交大的陈进，这样的造假情况在美国多吗？美国会怎么处理？

丘成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委员会不单要有本校的人，还要有海外的专家、其他学校的专家。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真的，我们马上就把他fire（开除）掉，有时涉及到刑事问题了，我们就把他送到州政府去。就像这次上海的事情（交大“汉芯”事件），我想也应该有刑事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罚都太轻了，没有触及到重点。如果涉及到上面的领导，是一定要去追查的。

人物周刊：不管中外，校长对于一个大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多校长都是官员转来的，您怎么看？而且校长都是院士，一定需要么？

丘成桐：我觉得没有必要（院士当校长）。坦白讲，有学问的不一定就是院士。校长的选拔应该将网络放得越大越好，当然，有过教书或行政经验的比较好。 坦白地说，就算是挑选外国人作校长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替中国人做事情。

人物周刊：您提过如果中国的大学还是这个样子，您就彻底失望了。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您觉得会怎么样？

丘成桐：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觉得某些方面很危险。我对中国教育的期望很大，中国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年轻教师很多，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培养出来。如果能培养出来，那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压制他们，让他们都跑到美国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丘成桐：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只能是最高领导来推动。有关学校和院士们的利益盘根错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难变动。

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活动能力，举一个例子，我批评北京大学，北大的某些有权的朋友就会非常不高兴。到处都有这些大学的势力范围。

人物周刊：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丘成桐：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上次对话时，您说不在乎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不懂科学家真正的价值，现在国内都在密切关注您和北大之间的这次争论，您认为媒体应该对此持怎样的一个态度？

丘成桐：假如是在美国，学术系统建设很健全的地方，我想不需要媒体起作用。可是在中国，假如要中央重视，媒体如果能够很健康地报道，让中央和老百姓都能了解到问题所在，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国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

应人物周刊的邀请，一位国内名牌大学数学系的著名教授接受了访问，向记者透露了国内高等教育存在的某些“潜规则”。

尽管该教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学校，因为“这里面的内幕是你们不懂的”。

教授：坦白地说，这样与你对话，会给学校以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最好不要把我的名字说出来。这里有许多老师，一个项目一失去的话，整个系的发展就会受限制。

人物周刊：我知道您对北大数学系有尖锐批评，特别是在他们对国内科研基金的项目控制方面??

教授：不光科研基金了，有些大的项目(记者：比如说？)，教育部、科技部啦，973计划(编者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啦，还有申报一些教育部的奖，因为评委里面都有北大的，或者他们的朋友，我们会都拿不到了。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因为选院士的时候他们可以掌控的，你去看一看，选院士，北大有多少票？现在是——任何人得罪他们，那肯定就当不了院士。

人物周刊：这个现象您是单指数学系？还是??

教授：别的方向我不了解，数学系我了解一些。我们这么多年观察过来，这个样子下去是没有办法的。我一个海外朋友开玩笑说：你可以公开议论任何人，

开玩笑都没问题，但你不敢私下议论北大(数学领域)的院士们，要是他们听到后你就麻烦了。到这个地步，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了！

人物周刊：有这么霸道吗？

教授：就是这个样子。丘成桐先生之所以恼火，原因就是这个，连丘先生这样的都敢死扛着、死顶着，就别说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了。要是没有丘先生站出来说话，那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

当年有华(罗庚)老在，他可以指明一些方向，带出一些好学生。这么多年了，没有像他这样有威望的人来带着中国的数学往前走，一片混乱！因为他们的数学也不行，但是他们却掌控着中国(数学领域)的发展：通过他们控制的奖金和基金，可以调节你的数学的发展方向。这二十年中国的数学没有大的发展，原因就是这样。 钱是投入得越来越多，但你发现效果反而不如以前。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你又能怎么办？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方面自己也意识到了吗？

教授：我想他们心里也知道。但是一到利益关口，他们就以利益为重。而且他们现在完全掌控着(数学领域的)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是重头戏，很多年轻人为了当院士，就低三下四，可以说是忍气吞声，包括做学问等，完全是人格都变了。

人物周刊：我很难理解。

教授：我就知道一些人为了当选院士，生怕得罪北大，真的是低三下四地讨好他们，(记者：比如说？)还是不提他们的名字吧。

人物周刊：他们可以做出什么牺牲来换取这样一个院士头衔呢？

教授：很多时候要和他们拉关系，要有意地去讨好他们，比如说开会邀请他们，还有一些评奖，如果他们也在里面的话，就要有意去照顾北大，或者让给北大。想方设法地让步。说白了，就是要低头哈腰，夹着尾巴做人，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您谈的是北大数学系的情况，那别的学校呢？

教授：没有实力和它抗衡。(问记者：您是指数学方面吗？)比如说清华的数学系，他们的数学也很强，有很多杰出青年，但到现在没有一个能当上长江教授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而北大的推一个上一个。

更别说院士了。别的学校想当院士难上加难，除非是复旦的、中科院的。现在中科院也上不去院士了，基本上北大说了算，(记者：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内部不团结。北大拉了一些中科院的院士和他们合作。你可以看看最近评的一些大奖，评审委员会都是些什么人。

人物周刊：都是北大数学系方面的？

教授：对。他们要是给了一个(奖项)给其他学校的，评选院士时这些(其他学校的)人就要投他们的票。各种奖啊、评审啊，完全成了一种拉帮结派的工具。坦白地说这批人退休了，你就会发现晴朗很多，发展趋势会好很多。陈(省身)先生离开(去世)前讲的那番话，你就知道他发牢骚的缘故了。

人物周刊：包括陈省身先生这样的，都没有办法吗？

教授：他哪里有办法啊？！他希望他手下那几个年轻人能够当院士，但是就是当不上。人人都知道水平够了，连北大数学系的都知道水平够了，就是当不上。他要是不让你当，你就别想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交织网。

当然，他们也不是百分之百都那么差，有时候也有公正的一面，在不损害他们利益时，也有公正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觉得他们做得是很过分的。

人物周刊：总结您的谈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些人通过控制奖项，逼得全国高校数学系的老师们全得听他们的？

教授：就是围着他们转。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个评选委员会还能多年维持下去呢？

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们跟方方面面的一些关系都拉好了，评选委员会总是他们的人。而且一些真的很优秀的老先生，比如王元(编者注：著名数学家)，年龄大了、退休了，他们对这些事很烦，退了就把空缺让给了这些人。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来，北大数学系对全国其他高校数学系的挤压，在其他高校存在吗？

教授 ：数学这块，基本上就是北大，中科院和复旦这三派。我想(数学领域的数学家)任何一个想当院士的，一定要投靠这三派之一。现在北大的势力最强，它的院士最多。你要是不投靠这三派，你几乎不可能评上院士。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这种院士制度，有必要废除吗？

教授：我想以前周光召(著名物理学家)、丘成桐他们都这么想过，要么把标准降低，让很多人都能当院士，把院士的权力和威望降低；另外就是真的把它废除。废除的话，我想现在已经是院士的人不大能同意，相反他们把这个门槛提得更高了，要2/3通过你才能入选(院士)。这样的话北大的更强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教授：他们本身就占据了2/3的票。

人物周刊：普通民众心中，院士评选本来是非常崇高的啊。

教授：这些院士本身跟太多利益挂钩，一方面，他们(自身)掌控着很多利益，另外他们享受着部级待遇，也很高，这两方面给了他们太多的特权。

人物周刊：什么特权？

教授：要是院士要拿几个项目，那是百分之百地拿。而且每次评审组的组长一定是院士，所以他们的权力非常大。

人物周刊：普通民众怎么也想不到院士里会有这么多事。

教授：就是这样。要不丘先生这么恼火！周光召是院士，都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可见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人物周刊：那在你看来，这种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如果有媒体介入监督的话，会不会有帮助？

教授：应该有舆论监督。我觉得你要是报道得比较准确，比如像丘先生这样的观点，会产生好的效果。他是一身黑，没办法反驳，不敢公开否认，包括北大数学学院没一个人敢实名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你说的都是假话。”连一个出来说几句圆场话的都不敢。

但要是报道不准确的话，被他们抓住漏洞，反过来会让我们和你们媒体失信。你知道他们心虚，但是另一方面，他就是在等着抓你的漏洞，看到你说的话不准确，或者表达得不是很准确，他就反咬一口，又要搞得天下大乱。

人物周刊：弊病这么多，那么在现有情况下，就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好的评审制度吗？

教授：现在有一点病入膏肓了，只有等，等到这一批人真的退休。我也希望，丘先生的话能够刺醒某些人。我想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开始重视了，往往会有好的现象出现，至少可以让以前为所欲为的那些人收敛一些。

人物周刊：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不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那您觉得我们的高等教育该怎么办呢？

教授：慢慢改善吧。总体来讲，中央领导还是很尊敬这些真正有水平的专家学者的。他们的意见要是能够被参考、受到重视，就像温家宝总理对丘先生的批评意见亲笔写批示那样，让他们能真正参与国内一些教育政策制订，情况会慢慢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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