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调查报告的写作

谈谈调查报告的写作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写调查报告也要按规律办事，谁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写出好的调查报告。按照规律写调查报告，我的体会是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 一、 理清思路

思路不清，什么材料也写不好。理思路的过程，实际上是思考的过程，是研究的过程，是深化的过程，是条理的过程。理得清，才能写得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下去搞调查的时间很长，跑得单位很多：抓到的材料不少，但没有写出好的调查报告？原因可能很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调查出力大，研究用功少，思路不清就急于动手，边写边想，结果往往是，泛泛议论多，深入分析少；罗列现象多，揭示规律少。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在吹思路上舍得花时间、下气力。

理思路，重点是紧紧围绕调查得来的全部材料，理调查报告的主题思想、结构形式、基本观点、选用的主要事例。“理”思路，就是要各叙己见，各显神通。在理思路的过程中，要遵循“高、新、实”的三字原则。所谓高，就是要超脱自己的职权范围，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立足局部想全局，面向全局论局部。

所谓新，就是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善于把上级的精神与调查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见解、新的观点，特别是经验性、情况性的调查报告。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更要力求新。就是揭露性的调查报告，总结教训，也应该甩新的眼光去看待早已发生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记得前几年，我们到一个师调查干部为什么不安心？当时带的老观点是：不安心，可能是政策不稳、个人主义作怪造成的正在调查中，李瑞环同志发表了讲话，强调政治工作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结果，我们联系师里的实际情况，写了一份《不安心的关键是不关心》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关心与安心连在一起，引起了军区领导的重视。

所谓实，就是在理思路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中求新。使主题和观点既实在又新。如果脱离实际去片面地追求新，就会写出华而不实的报告。

二、综合分析

思路清，提纲具体，但对情况和问题分析不透，也很难写好调查报告。衡量调查报告，写得好不好，主要看是否把调查到手的零散的东西系统化，感性的东西理性化，表面的东西实质化，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很多，最好的方法是搞好综合分析，李瑞环同志要求领导和机关，掌握分析综合的基本功，养成分析综合的习惯，学会分析综合的本领。分析好大有益，综合分析好更有益。掌握了这种科学方法，观察问题，就能见其一又见其二，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谓综合分析，就是把搜集到手的材料，来一个集中透视，过好筛子。把能够体现主题思想，能够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东西留下来，经过加工提炼，写进调查报告。讲到“分析”可能有的同志会说：“情况和问题都是明摆着的，还用得着分析？”，其实不然，“明摆着”，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得清楚、认识明白。这就需要借助分析的解剖刀，帮助我们清除视觉上的盲区，把情况和问题看得全面一点，深刻一点，辩证一点。综合分析，是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把好钥匙。我在实践中，感受较多的主要有三点：

一是站在上面向下面看，看对不对。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有关规定，衡量所调查的情况、经验和问题是否‘走神’、‘为什么会走神’。例如，有的把‘过紧日子’理解为“过穷日子”，不想办法解决基层喝水难、洗澡难等问题；有的按照过紧日子的精神，经费不足不向国家伸手，而靠发展生产经营，自我解决问题；有的抓基层注重“送水”，有的抓基层，注重“打井”。这些，用上级的精神一衡量，就知道哪可否，哪可取。 二是站在外面向里面看，看新不新。就是用近期报刊上发表的重要评论，用军内外先进经验，对照所调查的经验和体会，看是改革创新，还是照抄照搬，或者是半抄半创。

三是站在全局向局部看，看有没有指导性。就是站在全局，看自己所要得出的结论、谈出的观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哪些有普遍指导意义，哪些没有普遍指导意义，哪些结论和观点有用，哪些结论和观点没有用。如果确实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综合分析，写出的调查报告一定会有质量，有指导意义，有使用价值。

三、搞好“结合”

把综合分析的成果，深刻、明确、系统地反映出来，写出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在“结合”中求质量。１９７１年１月５，比我们按照军区政治部领导的要求，给军委写了一份《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的情况报告》，实际上是一份调查报告。上报的第三天，毛主席就审阅了我们军区政治部的这扮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批示的第一句话是：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认为，这既是对这份报告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写文章提出的要求。写文章包括调查报告，只有讲清问题才有质量，对调查的问题讲得越清，报告质理就会越高。要讲清问题就少不了虚实结合；就事论事讲不清，就理论到理论也讲不清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要说写调查报告的诀窍，我看这就是诀窍。为什么到同样的一个单位；调查同样的问题，写出的报告的质量却有高有低。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能否掌握“结合”的诀窍，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凡是善于用观点统帅材料，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讲清问题、写出的调查报告质量就高，对工作的指导作用就大。“结合”的要求能讲很多条，集中起来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命占有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得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报告中的观点和材料，自然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出来。概言之，就是“三有”：有血有肉，血肉交融；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有粗有细，粗细搭配。１９89年，我们到某集团军调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情况。开始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是用事实说话、靠事实服人。在第一稿中写了许多生动具体事例；读完之后什么也记不全；受不到斩的启迪，产生不了新的认识。于是；我们再作调查分析，发现感情是关键。在新时期加强军民园结，关键是加深感情。感情好，有事不当事；感情差；没有事找事。感情浅小事能闹大，大事能闹炸。我们以此为主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领导看了根满意。再比如抓落实，真是年年讲、月月讲，经常抓、层层抓。写的调查报告不少，但对不落实的原因众说不一。1990年底，军区领导让我带几个同志，下去调查研究规律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调查中发现，都在讲不落实；但都不是讲自己不落实；有的领导作决策图省事，不按决策程序办事；决策失当，执行者难落实。决策者还不认账。从这些情况中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作风不扎实，工作必然不落实；领导不深入，决策必

然不科学；认识上错位，工作必然不到位。我们根据这种规律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军区领导看了感到很有道理，写进领导讲话，进入领导决策。由此可见，调查报告生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合”的好差。“结合”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是五种；一是选用完整的典型事例说明观点。比如1980年8 月，上海市教育工会为了说明当时老年知识分子负担过重的情况；他们送了一个年过60、身兼12职、并有心脏病的特级教师的事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集中说了《“老牛”虽有余力，过累亦将拖垮》的主题思想，《人民日报》原文转发，看了之后很受启发。二是用数字性的材料说明论点。这是写调查报告的一特点。几乎所有的调查报告都有数字，有的用一两个，有的用几十个。记得有一个《穷官庄打开致富路》的调查报告，全篇2800多字，却用了33个数据，确实是内容丰富，事迹过硬。三是用对比性的材料说明观点。有用数据对比的，有用语言对比的，但是最好的是用事例对比。比较典型的是1980年７月，《大众日报》介绍过一篇题为《要想由穷变富，全在干部领路》时调查报告，选用一个县两个大队自然条件一孬一好，生产发展一快一慢的典型材料，从对比开笔，到对比结束，十分鲜明、生动地说明了主题思想。四是典型事例和综合性的材料结合起来说明观点。对一件工作、一个教育、一项任务、完成之后，多是采用这种“结合”方法说明问题、写出情况的调查报告。

五是用概括性的材料和群众语言说明观点。在我看到的调查报告中，无论是见诸报刊的，还是内部传阅的，绝大部分都有群众语言。有的选用一两句，有的选用十几句. 前面讲到的《穷官庄打开致富路》的那一篇2 ８００字的调查报告，我数了一下，共选用了24句群众语言。什么联产计酬好比“吃煎饼卷指头，口口咬着自己的肉\， 什么大锅饭时期是\ 早上出工你等我靠，晚上记工你争我吵\等等。 这些话，可以抵得上一大段干巴巴的叙述．好的群众语言，是经过千百万人千百万久地锤炼出来的，是经过高度＂浓缩＂了的生活闪现，很有时代特色，很能说明问题。在材料中选用一两句：可以使材料显得更为生动活泼。1971年1月,我们军区政治部给中央军委写的反骄破满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就选用于“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 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眼睛长到头顶上，尾巴翘到天上”等群众语言。我很注意收集群众语言，也愿使用群众语言。在我写的文章里，几乎篇篇都有群众语言。因为我用

群众语言尝到甜头，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群众语言。离休之后，听到和看到群众语言, 也是马上记录下来。比如：

1990年5月去荷泽看牡丹，在车上人们议论经济滑坡, 失去改革信心，司机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一个地方干部接着说：“要改变现实先要承认现实，要振兴中华先要振兴自己,要走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 1991年初，我在和几位先进党支部的干部谈论和平时期如何具体衡量党员的模范作用问题；他们讲了三句话：平时工作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危急关头能豁出来。

1992年学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讨论中，有的同志说：“第一次革命是党领导穷人打富人，第二次革命是党领导穷人变成富人。今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几个企业家谈创业的体会：向上级要票子不如要点于”、“动手不动脑吃饭也不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机关企业化”、“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出一流的产品”。最近，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四不怕、四怕”的群众语言：不怕厂于小，就怕胆于小；不怕没市场、就怕没质量；不怕没发展，就怕没远见；不怕受冷遇，就怕失机遇。学习群众语言、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早在1 ９４２年他就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昔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有人说，机关公文用群众语言多了、会给人一种不严肃、不实在的感觉。这是一种偏见，严不严、实不实，不在于群众语言多少，而在群众是不是讲了这种语言，以及用这些语言能不能正确的说明观点，如果确实有又能说明问题，选用到公文中，是可以增强感染力和真实性的。

总之，“结合”中抓准中心，选好用好材料，用事实说话文字要简明扼要。 四、力求新鲜

调查报告的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新意。反映的情况、总结的经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就没有多大感召力和使用价值。党中央历来号召全党，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写调查

报告要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胡乔木同志早在１９58年３月, 在座谈写文件的方法时就指出，写出的文件要能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群众也动员不起来。这段讲话，给我们指明了写机关各种文件的奋斗目标。因此，必须在新字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选用的材料、概括的观点新，总结的经验新，提出的要求新，探索的规律新，使人看了能受到新的启迪。达到这些要求，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条是敏感性。凡是政治敏感性强的人，他们的鉴别能力、洞察能力州巨强。这种人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经验，识别快接受快，反映快，写出的东西：提出的要求，发表的意见，一般都有新意。这种敏感性是从学习中来的，学而快则敏，敏而则新。意思是说，只有对党的方针政策，对上级领导的决策，对别人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学得及时，消化及时，遇见客观事物就能够迅速辨别新旧，判断是非，作出反映，提出见解。、

第二条是比较性。陈云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制定决策、处理问题时，要上下左右地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判断一个事例、一种观点、一条经验对不对，新不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比较。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哪好哪差，哪对哪错，哪新哪旧。掌握善于比较的方法，就有可能抓住新情况和新问题，总结出新鲜经验，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比较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是，拿今天的情况和问题与昨天的情况和问题作比较：拿先进的方法和经验与一般性的方法和经验作比较：拿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与成就和兄弟单位的工作与成就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即使自己反映迟钝一点，也能从中找到差距，看到发展，发现特点，并从中选择需要的事例、观点和经验。

第三条是创新性：事物天天在发展，历史天天在前进。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年年都是“老一套”，也有新发展。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发现，有没有胆识去撰写。江泽民同志概括的八句话６４字的创业精神，第二句话就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李瑞环同志在１９９１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倡各级领导和机关、要发扬“敢创天下先”的精神，敢碰书本上写过的、文件上规定过的、领导人讲过的、多数人公认的问题。我们应该响应这些号召，坚持从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敢于选择别人未

曾选用的主题，敢于揭示别人未曾揭示的规律，敢于提出别人未曾提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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