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语感培养及启示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语感培养及启示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语感培养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它可以培养人格，塑造能力。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语感的培养，如何借鉴吸收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语感培养的经验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古代语文教育 语感培养 启示

什么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所谓的古代语文教育是指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教育。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与现代独立的语文教育，但它却以教学生识字读文为目的，传授思想道德为本，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培养了无数有关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文学的等方面的大师，留下了无数的文质兼美的流传千古的文章。古人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而辉煌的成就？这不仅引起了我们对古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的深思。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语感培养。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就会发现虽然没有“语感”一词。但是培养语感，依靠语感去理解文章的做法确实一以贯之的。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习惯用语。这种重视意会、重顿悟，不重逻辑思维、分析思维的语文意会观正是一种语感及其培养的表现。可以说古人是高度重视语感及其培养的。

一、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语感培养

早在先秦时代，孔子主张要“多闻”和“多见”，“诵诗三百。”以“闻见”感知为最可靠的知识源泉。孟子提出“说诗者”要“以意

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庄子提出“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他又在《庄子·天道》 说“语有贵也；语之所随者，意也。意之所随；可以言传。”[1]后来逐渐成为“会心”、“会意”、“心领神会” 等说法，这是理解文章的重要方法，实际上也是古代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反应。

到了汉代，语文教学的主要方法是学生自学。自学的途径是学生自己读书、写文章。读书有疑难，自己钻研，反复诵读领会，求得解决。“他们在诵读方面下的功夫特别多”，“所以汉代很重视背诵”。如汉初太史试学童，要能背诵默写9000字以上才能担任史的职务。武帝任官提拔也“先用诵多者”（《汉书·儒林传》）。“诵读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数量方面的，读的字数要多，以便接触足够的语言材料；二是质量方面的，读的遍数要多，以便悉熟它，掌握它”。 [2]这种诵读自然是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理解。汉王充说：“夫经熟讲者，要妙乃见。”“积累岁月，见道弥深。”（《论衡·恢国篇》）就是说书读熟了，才能懂得其中的微妙意思。长期积累，道理才能理解的更透彻。《自纪篇》说他本人“淫度古文。”“淫读”就是贪渎久读。《别通篇》云：“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即要博览古今。又《论衡·超奇篇》）指出读书贵在能用。王充的“经熟”、“淫读”、“ 博览”、“ 贵用”等思想，就是积累语感，然后运用到语言实践中去。

魏晋南北朝学童读书的方法有口治与目治的分别。口治指朗诵与吟咏。目治指浏览与快读。晋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辄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意会”是汉语文学习的一种高境界，

陶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有“妙不可言”之感。魏晋以后，由于佛教参禅悟诗的影响，出现了“妙悟”、“秒入”、“顿悟”、“了悟”、“心悟”等说法。魏晋南朝讲经，多求会通旨意，不拘泥于文字。这就是所谓“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寄言出意” [3]。颜之推说：“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颜氏家训·勉训》）指出读书贵在有所得，不搞繁琐的考证。这里讲的注重的就是感悟。

唐代韩愈认为读书要反复诵读、反复玩索，深入理解词语和思想内容，汲取精华。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沉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上兵部李侍郎书》）；“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进学解》）。以上说的是精读。同时，也要博览。“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4]

宋代语文教育兴盛，学习语文很讲究“读”。从读中对文章进行整体感悟。 感悟“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划。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5]（吕祖谦《古文关键》）这个读文步骤即所谓浏览-概要-鉴要-析句。这里鉴文，可以说是对文章的守卫、开合、段落、层次的鉴赏，又用唱读法；析句是对文章字句精华的研究，用吟读法。宋朝欧阳修云：“余常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6]张载主张“书须成诵”“记得便说的，说得变行得，故是使

学亦不可无诵记。”（《经学理窟·义理》

朱熹有许多关于语感的言论，如：

“读书须是自得处。到自得处，说与他人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四）

某此间说时少，践履时间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会，自去涵养。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探索。（《朱子语类》卷一百四） 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味，久之当有自见。[7]

“读书须是虚心熟读，久之自得。读书须是虚心平气，心游玩味。”（《朱子读书法》）

“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读书之要》） “读多自然晓”（《朱子语类》卷十一）

朱熹的读书方法主张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是他作为理学家读书的切身体会，虽然有些地方不足，但在教育史上尤其重要价值，尤其是重视语感自己的体悟、长期的积累、自然的习得，更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陆九渊主张读书要“优游涵泳，久自得力。”

范温说：“识文章如禪家有悟门??古人文章只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于他处。”（《宋诗话辑逸》卷上）

严羽《沧浪诗话》对“妙悟”推崇备至，认为“诗道在妙语”。 金王若虚《论诗》说：“文章自得方为贵”，《滹南诗话》又云“古

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自得。”

元代陈端理谈读书之法“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作者之心不能逃焉”（《读书分年日程》）这是强调整体感知，重在语感培养。

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说：“读者各以其情自得。”他又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礼记章句》）“教者但能示之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四叔书训义》）他特别强调学习的自觉、自悟、自得。翁方纲《神韵论》中说：“盛唐原是真诗，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随人自得而已。”刘大櫆《论文偶记》说：“行文多寡长短，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言传。”[8]

清曾国藩极为推崇朱熹“涵用之说”，称他为“最精当”的读书之法。他说“涵用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技，适中则涵则涵德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场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大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9]这里无非说明：读书要沉浸其中充分感受语感，且要“适中”。既不浮光略影，又不能咬文嚼字。要充分拖入言语实践，在言语实践积淀语感，不能再言语上过多纠缠，陷入语言沼泽中不能自拔。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bvy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