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美化服装运动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美化服装”运动（1955～1957）初探

张

弛

一身蓝灰色的服装，衬托出一种温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几乎不可逾越，它掩护着女人们的身体，就像狂轰滥炸的恐慌年代防护在屋顶上的帆布。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①

服装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外铄，是社会人的文化符号，更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了认同和归属的作用。没有一种东西能比服装那样更具体、更贴切地表达一个人的归属，同时又作为一种日常需求而不

可回避。

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因为它“千篇一律

”“男女不分”的服装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每一个在这一时期到访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

，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对服装，特别是女性服装的描述评论。

③题记所引用的文字就是一例，尤其是其中暗示的服①〔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第148～149页。

②袁仄、胡月

：《百年衣裳》，三联书店，2010，第329页。③

安东篱

：《中国女性应该身着何物？：一个国族难题》（AntoniaFinnane，“WhatShouldChineseWomenWear？：ANationalProblem”），《现代中国》（ModernChina）第22卷第2期（1996年4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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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装与女性身体的紧密关系，更是值得研究者留心关注的面向。正如：“我们不能只考虑服装而不考虑其覆盖下的身体，有学者指出的

，借用伊拉斯谟的话说，衣服是也无法只盯着身体而忽视服装”

①“身体的身体”，从中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特质和状态。

虽然本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中国50年代中期的服装改革现象②，但会把焦点放在围绕服装所形成的“时装的书写机制”上③。

①

：《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时尚和身份认同》（PaolaZamperini，“On曾佩琳

TheirDressTheyWoreaBody：FashionandIdentityinLateQingShanghai”），《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AsiaCulturesCritique），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02页。

②

大陆学界尚无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有所涉及的研究多偏于浮光掠影的

》，《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介绍性质。如孙燕京、岳珑的《民众记忆与服装衍化

12卷第5期（2005年9月）；宋卫忠：《当代北京服装服饰史话》，当代中国出版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服饰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社，2008；秦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研西北大学历史系，2004；沈兰

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历史系，2008。较新也较为深入的研究是袁仄、：《百年衣裳》（三联书店，2010），但也仅是在“短暂的繁荣”一节中有所胡月

论述，仍留很大空间有待拓展。海外学界专论性质的文章仅见安东篱《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介》（AntoniaFiannane，“YuFengandthe1950sDressＲeformCampaign：GlobalHegemonyandLocalAgencyIntheArtofFashion”，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3），但其以郁风个人女与社会（1600～1950

角度为切入，缺乏对此一改革现象全面的梳理审视。此外，威尔森的《为中国的

领袖而着装：革命年代（1911～1976）的妻子和丈夫们》（VerityWilson，“Dressingfortheleadership：WivesandHusbandsinanAgeofＲevolutions（1911～1976）”，《性别与历史》（Gender＆History），第14卷第3期（2002年11月））以及陈庭梅的《女性图像，男女平等主义的肖像学？19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FemaleIcons，feministIconography？修辞和女性代理人》（TinaMaiChen

SocialistＲhetoricandWomen'sAgencyin1950sChina”，《性别与历史》（Gender＆

③

History），第15卷第2期（2003年8月））对此问题均有所涉及。

罗兰·巴特认为，在考察时装体系时“很快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的（或可视的）

。尽管实在的时装体系也具备同等重要性，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

但“没有（关于时装的）话语，就没有完整的流行，没有根本意义的流行。因

。所以，他“选择了书写的而，把真实服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

（更确切地讲就是描述的）服装，而不是真实的服装进行分析”。参见〔法〕

，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罗兰·巴特著《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前言》

版社，2000，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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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围绕当时各种女性时装的视觉呈述（VisualＲepresentation）当然会有所涉及，但会着重分析在全新的“革命话语”中女性服装是如何被感知、讨论和规训的，从而揭示出它与身体、性别、身份乃至权力等议题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女性服装的嬗变历史做一番粗浅的回

顾，就会得出其基本上是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

①的印象。概而观之，这种说法大体不错。但倘若详加考察，就会发觉此种线性逻辑会遮蔽掉许多丰富的历史线索，进而将原本多元变化、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化约并消解掉。本文所讨论的这个议题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上述线性叙述的“反常”现象，但恰恰透过这种“反常”，我们可以观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美学实践的“另类”尝试。

一希求进步——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泛滥

在战争焦土上建设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白手起家只能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容不得风花雪月，讲究吃穿用度。官方话语当中，更是把投身生产提高到妇女解放的层面上，以此来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

。“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那就是积极参加生产……要把全市广大妇女组织到生产阵线上来，共同来建设我们的首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

产城市，从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实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②出于便于劳动工作的考量，女性服装势必要化繁为简，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身的进步性、革命性，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造成女性服饰先是简化，进而趋同的原

①唐海迪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第46页。

②

聂荣臻

：《在北京市第一次妇代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词》（1949年11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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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从1950年开始，中国人民的服因还在于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流行

装起了一种变化，到处流行着一种服装样式，这就是干部服的样

①具体到妇女而言，干部服就是长裤配制服，这种为适应艰”式。

苦卓绝的战争环境诞生的服装样式，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而使其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合法性。干部服凸显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与旧社会和。“妇女穿长裤制服是新中有闲阶级的腐朽落后相联系的旗袍洋装

国成立后普遍流行起来的……也标志着女同志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光荣。因而城市里的女干部、女工、女学生、女教员都纷纷穿上长裤制服，逐渐连家庭妇女也都把旗袍收起了；农村里的姑娘们也以穿

②”一套制服为荣。

———“列必须指出的是，此时流行的女干部服有其专有名称

，在服装样式和裁剪工艺上与男干部服有着些许差别，尽管宁装”

。“西式大驳领，右衽双排扣（也有左衽），它们都发源于圣地延安

腰间束腰带，三或两只挖袋，胸前口袋或有或无，腰旁两只斜缝袋。因有腰带，一般列宁装多为松腰身，亦有收腰身，做肋背缝

③因为学习和”的。有棉有单，通常由供给制单位统一制作发放。

模仿苏联，其在解放区兴起和冠名。随着根据地干部南下接管政权，他们的服装随即也传向了全国，并被迅速模仿制作。

除却“喜新厌旧”的集体心态外，这种“模仿”更是反映了。“由于我们的党和人民自愿自发向国家工作人员学习的迫切愿望

人民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人民钦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艰苦朴素作风，怀着景仰和羡慕的心情来从一切方面，

④”自然也从服装方面学习我们。

这种遍及城乡时尚风气的转换，在当时就引起了时人的注意：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丁正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4期。郁风

：《百年衣裳》，第268页。袁仄、胡月

：《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中国青年》1956年第6期。孙轶青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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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在农村，准备结婚的姑娘，从担心没有嫁妆转而担心父母不允许作一套新的干部服。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胸前的红花也有不少挂在蓝色的干部服上。城市妇女把旗袍改成短袄，再在短袄上罩件干

部服”

①，并将转变归因于妇女把干部服和思想上的进步、生活上的朴素、经济上的节约联系在了一起。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以列宁服为代表的干部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女性青睐以至广为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这种“革命时尚”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服装的趋同，乃至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也发出了疑问：“穿制服的男女一年多似一年，近一二年不但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穿制服，而且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甚至连小学生也有不少穿上了制服，这种风气是好是

坏呢？”

②这种近乎于官方的质疑是否如西方学者所惊异的那样：“经过了多年的朴素同一化的运动年代后，当……服装改革运动明确

鼓励服装上的性别差异的时候，裁剪政治也有了新的变化”

③呢？二“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

新中国相称？”④——“美化服装”

⑤

运动话语的逻辑困境

1.扑朔迷离———蓝制服引发的性别差异焦虑

尽管50年代的中国还未如同后来那般在服装上整齐划一、千

①丁正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②

张琴秋

：《谈谈服装问题》，《新观察》1955年第11期。③〔英〕艾华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施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27页。④郁风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⑤

由于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因此并无约定俗成的称谓，如“五好

”“两勤”运动。笔者的冠名依据来自1956年3月20日《光明日报》的社论《美化服装》

，因为较之于“服装改革”，“美化服装”更能凸显“社会主义美学”与“服装时尚文化”的复杂互动，也更契合本文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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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篇一律，但普遍“追求革命时尚”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的视觉效果。在60年代的军绿色蔓延之前，大概蓝灰两色出现的频度最高，其中又以蓝色为最。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效仿工人阶级的蓝色工作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所占人口的比例不高，但却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受到赞美和歌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以穿着工人的工作服为荣。故俗话说：“不管挣钱不挣钱，先穿一身海昌蓝！”蓝工装白衬衣是现代中国

①产业工人的典型服装，引领着当时的审美价值取向。

其二，蓝布自身的经济耐用和朴实无华。在“美化”服装的，“深色的衣服除讨论中有人曾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蓝制服的实用性

了适应季节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适应劳动操作的需要，干部服的颜色恰好符合了这一要求，因此在实用价值就具备罩衣和工作服的

②。作用”

尽管蓝色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话语中有着诸多优点，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衣着“不论在式样上、色彩上，大都不分男女、老幼、季候、场合、工作性质和节日喜庆、社交活动等，大家的穿着几乎

③，因而招致了群众不少非议和情绪，是千篇一律、灰色单调的”

：“男女不分，老少不分，其中尤以对性别差异的普遍焦虑为突出④

⑤；“现在的服装色彩太单调，不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从后男女老幼，不是蓝色，就是灰色。如果男女都穿上“皮猴”

⑥。面看上去，究竟谁是男谁是女都分不出来”

①②③④

：《百年衣裳》，第273页。袁仄、胡月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丁正

：《我对服装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4月7日，第2版。谢雪红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安东篱

，“YuFengandthe1950sDressＲeformCampaign：Global介》（AntoniaFiannane

HegemonyandLocalAgencyIntheArtofFashion”），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3，第249页。

⑤⑥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郁风

：《美化服装》，《光明日报》1956年3月20日，第1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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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可以肯定的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姑娘也不例外。但开风气之先者遭到了何种非议呢？一位女青年因为穿了一件进口绿色绣花绒线衣，就被机关同事讥讽为“低级趣味、想找对象”

，“追求美观、内心龌龊”，甚至成了“作风问题”。

①也许现在的人会觉得这种批评不可理喻，殊不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穿衣打扮讲究或者简朴与否，有时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状态。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于新政府对旧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物质生活领域包括衣着行为都要接受全新

的意识形态规训，衣着华丽者逐渐为新社会所不齿。

②“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要适应社会风气和表现自己朴素，把过去原有的旗袍、裙子或男子的西服积压在箱子里不穿……另一方面反要拿钱出来做制

服。

”③无论内心情愿与否，民众在穿着上的选择折射了新社会倡导的审美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包含着对被打倒与被改造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的蔑视和批判。正如陈庭梅（TinaMaiChen）所言，象征着自我牺牲的社会主义的深沉颜色对抗的正是代表着自我放纵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彩色。有一些颜色标志着国家的进步，而另一些则暗示了为个人打算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服装的颜色和花样

正处于公民品行、国民身份和性别构成的交会点上。

④与之相呼应，艾华（HarrietEvans）也发现造成在服装上“扑朔迷离”的性别趋同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男女同化”策略在30多年里固定了真正革命主义者的服装剪裁风格。从40年代的延安时期到70年代末，服装在一定程度上是男女一样的。在服装上公然地表现女性气质，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和资产

①小锐

：《我喜欢花衣服》，《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②袁仄、胡月

：《百年衣裳》，第261页。③张琴秋

：《谈谈服装问题》，《新观察》1955年第11期。④

陈庭梅：《为党着装：毛时代中国的服装、公民身份和性别构成》（TinaMaiChen，“DressingfortheParty：Clothing，Citizenship，andGender-formationinMao'sChina”），《时尚理论》（FashionTheory），第5卷第2号，第146～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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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阶级兴趣的表现，与党的思想所要求的节俭、无私的集体主义是不

①相符的。

因此，穿花衣服被认为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重庆市一个工厂的女青年干部因为爱穿花衣服，在干部鉴定会上被批评为

②。“作风不正派，生活极端腐化”

在如此情势下，改进服装的讨论必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于消解：男女性别差异焦虑的需要

“总之是对目前一般妇女的服装不满

③，而是要对更高层级的质意，要求改进，要求至少是男女有别”

询与诉求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改变男女着装同化现象只是“美化服装”运动的初级目标，而其终极目的是探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美学边界。

2.“颜色革命”———花衣裳的短暂复兴

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色彩单调的干部服逐渐占据了服装舞台的中心，但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服、旗袍、裙子仍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场合，官方甚至鼓励群众穿戴漂亮多样的服饰。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主义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庆盛典筹备会要求参加庆祝游行的成员穿着整齐漂亮，男穿西装，女穿花衬衣、裙子。从此，以后几年的“十一”“五一”庆祝游行活动都成为所谓的

④。“服装赛会”

但好景不长，这种“争奇斗艳”似乎只限于极为特定的时间。“每年在五一节和国庆节，很多儿童和年青的姑娘们都穿上场合

了花衣服，改换了平时的式样，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象，看起来漂，但转瞬亮得多，显得有精神、有生气，使人有一种可爱的感觉”间便鸣金收兵、偃旗息鼓。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就此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第124页。艾华

：《美化服装》，《光明日报》1956年3月20日，第1版。社论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郁风

：《百年衣裳》，第276页。袁仄、胡月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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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发文号召

：“我们要打破这种风气，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提倡起，然后来影响整个社会。

”①因此，这篇文章获得了官方授权的合法性，被认定是“美化服装”运动的标杆性文本之一。

细勘文本，可以发现，张副部长赞赏花衣服的原因在于其“生动活泼”“漂亮”“精神”“可爱”。易言之，也就是比较美观。而她把改变风气的希望寄托在了哪类人群上呢？答案不言自明———机关中的女同志。这样分析下来，似乎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美化服装”运动的动机是追求美观、避免浪费，目标是改变社会风气，主体是机关里的女干部。

（1）经济、实用、美观———改进服装的三条基本原则在一些涉及1955～1957年间美化服装运动的既往研究中，都指出1955年3月由《新观察》杂志社发起的服装问题座谈会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随后座谈会记录在该杂志予以刊载，更是使其影响力进一步发酵扩大②。

可以说，这次座谈会取得了一定共识，用针对干部服的齐声讨伐“不分男女老少都穿一种形式的服装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同时从经济、美观、便于劳动等方面看，目前的干部服也不适合于工人、农民、妇女，更不适合于小孩”来对“我们的服装需要改

变吗？”这一疑问做了肯定答复。

③其实，早在一年之前

，《人民日报》就有社论公开倡导群众改变着装习惯：“

……例如城市人民一般的都存有一些衣服，现在还是可以穿的，就应该多穿一些时候，少做一些新衣；就是在缝制新衣的时候，能做旗袍的就做旗袍，能穿裙子的就穿裙子。改变男女老少都穿蓝布制服的习惯，也会节约很多布料，并且可以使我们的

①张琴秋

：《谈谈服装问题》，《新观察》1955年第11期。②

袁仄、胡月

：《百年衣裳》，第283页；安东篱：《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47～248页。③《我们的服装需要改变吗？—

——服装问题座谈会记录》，《新观察》195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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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①虽然其首要关切是呼吁居民循环利用旧衣，”生活更为丰富多彩。

以度过当前因群众购买力飞速增长以及棉花歉收而导致的棉布短缺局面②，但也可由此判断经济与美观并不完全是对立的。

：“我们的节约这种官方判断在民间也得到了许多肯定的回应

精神和穿花衣服的美观是不矛盾的，而事实也说明……有些花布甚至比蓝布还要便宜一些。有颜色、花的旧衣服，不是干部服样式，就放在箱子里，不敢拿出来穿而又再花钱买蓝布衣服，才是不合乎

③”节约的原则呢。

，但却不能脱离“经济”这一原换句话说，尽管名为“美化”

则性约束。这一点在《光明日报》鼓吹性的社论中也表现得异常：“我们反对铺张浪费和离开现实的生活水平、盲目地追求服明显

装的豪华奢侈。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经济条件，追求奇装异服和我们

④”提出美化服装，毫无共同之点，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与经济原则紧密相关的就是实用原则，即适合于工作和劳动。“本来服装的式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劳动来决定的。比如农村妇女喜欢穿裤子而不穿长袍大褂，山区妇女有穿裤子的，也有穿短裙

⑤，但逐渐在城市农村一统天下的干的，这都是为了适宜于劳动”

部服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并不适合田间劳作⑥。

。“要求服装因此，需要澄清的是实用和美观不能共存的误解

能符合生活与劳作的多种需要，美观要与实用、生活习惯相结合……所要反对的是那种不分季节和不根据生活需要的同一样式和

①②

：《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策》，《人民日报》1954年9月17日，社论

第1版。

：《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人民日报》1954年9月14日，第1社论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版；安东篱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47页。土中介》

：《为什么要反对穿花衣服？》，《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荒山

：《美化服装》，《光明日报》1956年3月20日，第1版。社论

③④⑤

：《谈谈服装的式样》，《美术》1956年第4期。丘堤

——服装问题座谈会记录》，《新观察》1955年第8⑥《我们的服装需要改变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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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经过此番改进和规训，50年代的旗袍勉强符合了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的要求，从质地到图案比以往都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面料以棉布为主，装饰简约，色调朴素。穿旗袍的大姑娘梳着大辫子，的确为那个甩开了战争阴影、经济建设初有成效的

①和平年代添上了一抹亮色。

，其得名于旗袍之外，美化自己的另一个选项便是“布拉吉”

俄语“pletje”的直译，意为连衣裙，特点是腰间系带，通常由彩色花布制作②。顾名思义，布拉吉显然是来自“苏联老大哥”处的舶来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苏联专家也跨越了国境来到中国，带来的“礼物”包括知识、物质、

③布拉吉也自然而然文化产品以及新社会的特定政治—美学理念。

地从苏联流行到了中国。

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装，裙裾飘飘之间，产生出杨柳依风、婀娜多姿的美感象征着年轻和朝气，有长袖和短袖，裙裾处打活褶，裙摆自由飘逸，不同于中国传统裙子的做法，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或上袄下裙式的打扮，一般的布拉吉用大花布来做④。一位当事人回忆说新中国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而允许其向我们倾销花布⑤。提倡穿布拉吉、花衣花裙是出自政治需要，

⑥之说。因此有“女干部带头穿布拉吉”

①②③

：《与时俱进的旗袍》，《老照片》第67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赵小弟

157页。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安东篱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48页。介》

：《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苏联电影和1950年代中国大众对未来的普遍陈庭梅

，“InternationalismandCulturalExperience：SovietFilmsand理解》（TinaMaiChen

PopularChineseUnderstandingsoftheFutureinthe1950s”），《文化批评》

④⑤⑥

（CulturalCritique）第58期（2004年秋季刊），第84页。

：《百年衣裳》，第285页。袁仄、胡月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硕士学位论文），第唐海迪

47页。

：《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张弛

学院，2010，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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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由于自身的根正苗红，又有别于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的旗袍，用苏式大花布制成的布拉吉在中国得以轻装上阵，飞速俘获了年轻少女的芳心。在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几个女中学生

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各式连衣裙来尽情袒露自己健美的身材。

①布拉吉的广为盛行甚至引起了一些艺术界人士的担忧：“我认为穿西式连衣裙是可以的，而那种不喜欢甚至拒绝穿中国式的衣服的现象就值得注意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们祖国的生活领域

中，便到处只看见西式服装了。

”②推崇民族风格服装的美术家的忧虑显然有些超前，但却并非全无根据。实际上，在一些服装展览会上已经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在某展览会新设计的样品中，却出现了过多的‘布拉吉’

，而其他的式样并不多……不是说‘布拉吉’和‘人民装’都不要，而是要防止新的千篇一律。

”③在服装选择上过分“崇洋”显然不是“美化服装”运动的鼓吹者所愿意看到的，在他们心中，主从关系一定要明确，即以中式服饰为主，博采众长

。“关于多样性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以自己民族的服装为基础，适当地吸取国外其他民族服装的样式，创造新的

民族服装，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④由此观之，布拉吉的洋出身可谓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其身上没有斑驳的历史陈迹，又有政策层面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纯粹的俄式风格和过于轻快的裁剪样式，也注定其流行范围只限于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布拉吉的成本也是个问题，虽然它的用料仍比制服要少得多。可是如果考虑到加工费的话，经济与否就要画上一个大问号了。高昂的制衣价格恐怕会让有心“美化”一下自己的女性望而却步

。“一位女青年，很想打扮自己一下，可是在看了许多服装设计图样之后，很失望地说

：‘这许多样子，不是不适①王蒙

：《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304页。②郁风

：《发扬服装的民族风格》，《美术》1956年第4期。③关仲

：《对改进服装的几点建议》，《美术》1956年第4期。④

谢雪红

：《我对服装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4月7日，第2版。65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①’”合我穿，就是我做不起。

尽管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但旗袍和布拉吉仍然作为“主力”参加了1956年3月3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都服装展。这次展览会共陈列了男、女、童装合计762种，分别在两个览会”

房间里展出了春、夏、秋三季的式样，适合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穿着，不仅经济适用，而且款式新颖，色彩鲜丽。展览会上陈列的服装，绝大部分都保留了民族服装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外国服装的优点，使其更加适合新社会劳动和生活的需要②。一位：“纺织女工观展之后在意见书上写道我感谢这个展览会，因为它启发了我更热爱生活，并使我认识到怎样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服装，我一定

③”要根据经济、美观、适用这三个原则，把自己的服装美化起来。

可以说，这次服装展览会既是“美化服装”运动开展以来相关成果的公开展示会，又是对民众进行的一堂生动的美育课程。展期长达40天，群众反响强烈，参观者多达30余万人。五一节前后更是早晚川流不息，日平均人次13000人，有的竟反复参观七次之多，

④甚至带动了百货公司的服装销量，更把影响力拓展到了海外。

，正当运动如火如但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荼之际（内部甚至露天的时装表演均已列入日程⑤），有“上级指示”下达了，服装改革不让再搞下去了，仍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一段短暂的“繁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⑥。究其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研究者称是反右运动终结了“美化”服

：《对改进服装的几点建议》，《美术》1956年第4期。关仲

，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②《首都服装展览会工作总结》

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①

：《记首都的服装展览会》，《人民日报》1956年4月1日，第2版。甸义

，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④《首都服装展览会工作总结》

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③

⑤《关于时装表演的计划（初稿）》（1956年3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⑥

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百年衣裳》，第288～289页。袁仄、胡月

66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装的进程①；也有人认为，1957年正式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

方式”是“罪魁祸首”

②；还有分析指出，该运动生不逢时，很快就遭遇了国家经济危机，而中国人民也被号召用“爱国呢”，换句话说，即用边角料来做衣服③。

着眼于大时代的背景固然不错

，“美化服装”运动的中辍也必然和政治风气的转向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难脱干系。但笔者更愿意聚焦于该运动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革命”尚未生成便有流产”的危险。

三“乍暖还寒时候，怎敌它晚来风急”

——“美化”凋零为哪般？

1.个体“美化”的追求溢出了国家政治美学的边界

虽然前文指出，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运动本身，但对于另一场在时间上同“美化服装”运动相平行乃至重合的运动———五好”运动④而言，这二者间的巧合，我们似乎不应轻易忽视。简言之，后者旨在重新定位家庭妇女的作用和家务劳动的地位，为其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文化中被忽视的状况翻案。但据海内外学者们分析，这种举措的真实意图是重新将妇女女性化”为保守的家务劳动模范，以适应当时的就业紧张状况⑤。

①安东篱

：《中国女性应该身着何物？：一个国族难题》，《现代中国》第22卷第2期（1996年4月），第121页。

②唐海迪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第48页。③安东篱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介》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63页。④对该运动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张弛《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第40～41页。

⑤

迪莉娅·达文

：《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针对城市妇女政策的某些层面的含义》（DeliaDavin，“TheImplicationofSomeAspectsofC.C.P.PolicetowardUrbanWomeninthe1950s”），《现代中国》（ModernChina）第1卷第4期（1975

年），第366页；蒋永萍：《两种体制下的中国妇女就业》，《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1期。

67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美化服装”运动的潜在动机与之不谋而合。当时无独有偶

的政府为了降低城市失业率，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于是便大力宣扬对女性外表的重新女性化，将她们的关注焦点重聚于吃穿用——包括外度等家庭事务上。易言之，确认女性兴趣与私人事务—

——的亲密关系是一项灵活实用主义的机制，便于随时调控女性表—

①就业的成本。

，“五好”与“美化”都难脱权宜之计的尴尬标签。由此观之

而时尚和“女子气”的关联也天然注定了服装改革的诉求与官方美学的追求水火不容。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时尚的主体通常总是被设想为女性，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最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那些可以贴上“浅薄”和“愚蠢”的标签的生活追求，也很容易和女性挂起钩来②。

而这种“浅薄”和“愚蠢”的美化欲求和毛泽东时代崇高化的美学追求之间的矛盾几乎难以调和。正如王斑所言，在共产主义，“女人”对色彩、美食、内饰、点缀以及文化的官方美学标准中

对“情感与爱的嗜好”被看成是多余的。中国妇女应该“顶起半

③，能与她们的男性同志一道进行伟大的革命任务。边天”

不宁唯是，崇高化的过程正是基于性别的模糊化。一方面传统上称作“女性与阴柔”的事物正是有待崇高化的东西。另一个极端则是，崇高化的完美极致一般认为是“男性与阳刚”的领域，如国家建设、革命奋斗等。在这些伟大的事业中，中国女性不是被一笔勾销，就是作为男性阳刚的附属存在，而个体性征与情感则让位于某种伟大的集体目标，虽然更大的文化目标可能是“无性别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第127页。艾华

：《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②〔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郜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63页。

①

：《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③〔美〕王斑

海三联书店，2008，第104页。

68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差异的集体”

，而不是简单的男性阳刚①。这种“无性别差异的集体”反映到服装领域里就自然以男女趋同的人民装为表征了。

也许“美化服装”运动的发起者并不自觉，但这场运动却实实在在地碰触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美学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其可能加强了这种限制的弹性，为自身谋求到了一定空间，但由于与崇高美学的根本抵牾，最终也难脱半途而废的命运。

2.允许“美化”的职业和工作有太多的局限性

从某个层面来说，衣着不当仅仅指的是身穿错误的服装出现在错误的环境里。换句话说，在私人空间—

——比如家中———即便裸体也是无伤大雅的

。“但公共场合几乎总是要求我们必须给身体穿上合适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肉体的故意招摇或在公开场合粗心大意的暴露，都是有碍观瞻的、破坏性的，而且也是潜在颠覆性的……

是对于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的破坏，而要冒被排斥的危险。

”②因此

，“美化服装”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职业妇女而非家庭妇女身上，这也正是前文所言，运动主体是机关中的女干部的原因所在。但是，对于更大的职业妇女群体———女工而言

，“美化”自己也许就并不那么随心所欲了。首先，女工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制服是其首选。无论是在纺织女工身上一尘不染的白色罩衣（虽然偶尔会在里面穿一件印花连衣裙），抑或从事重工业的女工身上的人民装和头上的布帽子，都要遵循“实用”的原则

：“在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要首先便利于劳动，不要老是担心衣服是否弄脏了挂破了，那样就会分了心。像工地、工厂、勘测队工作的女职工在工作时也可以穿花衣服，但是要比较朴素、耐脏、结实。也有一些职工（像铁路职工）因为工作性质需

要穿制服。

”③这就基本排除了在生产时间“美化”服装的可能性。①

王斑

：《历史的崇高形象》，第106页。②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第2页。③《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讨论的小结》，《北京日报》1956年3月23日，第3版。

69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其次，重工业生产场所的男性气概不能受到花衣服所象征的女性气质的挑战和破坏。如果说轻工业生产中的女工服装常见的三件套：白帽子、套袖和围裙依然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女性特质的话，那么进入由绝对男性阳刚气质主宰的重工业的女性，连同她的身体和衣着都要做出彻底的改变以迎合相应的标准①。脸和双手之外的暴露是绝对的禁忌（当然，出于安全生产的考虑，面部和双手可能也会用面罩和手套来覆盖）。比裸露更加不能允许的则是对女性肌肉的展现，既无法效仿男性工人那般拳头和脑袋一般大小，手臂也不能强健到不合比例②。原因是“肌肉更像是累赘，女子健美尤其如此：既然肌肉可以像衣服那样被设计，那么女人的肌肉的假定就

③。包含着对于适当的性别界限的侵犯”

——衣着形象便被塑造成几近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女性的身体—

完全为工作服覆盖，即便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裸露也难以和男性工人相提并论的次等形象。而花衣服因其富于女性气质且会招致暴露和分散精力的危险性，从而对高度阳刚且专注的男性特征所垄断的重工业构成了直接挑战，因此遭到打压和贬抑也并不奇怪。

实际上，由“衣着不当”所引发的感觉不适，绝不仅仅限于女工。许多女职员、女教师也因为在工作时间和场所试图“美化”，“罪名”就是“脱离群众”或“对群众产生不好自己而遭到非议

。一些单位反对与群众有较多接触的职员干部穿得“花哨”：影响”

“我们工区里有许多女同志都爱穿得漂亮些，但有的男同志说，你

④”们要穿得朴素些，常与工人接触，免得造成不好影响。

①

：《毛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白色和劳动身体》（TinaMaiChen，陈庭梅

“ProletarianWhiteandWorkingBodiesinMao'sChina”），《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asiaculturescritique）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75页。

：《毛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白色和劳动身体》，《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陈庭梅

评》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85页。

②③

：《时髦的身体》，第4页。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④《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70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至于女教师，在衣着上更是要慎之又慎。因为“女教师与一般女同志不同，如果突然换上花衣服去上课，是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会影响教学效果的”

。在着装上要做到“四不可”：“一不可太鲜艳；二不可太花；三不可追求形式、标新立异；四不可常换。

”①这样一来，还是灰制服蓝布衫最理想，也只有在周日这天，女教师

才能穿上花衣服（美其名曰“礼拜服”

②），把内心的美与外表的美统一起来。

易言之，服装改革先从工作之余的节假日时间做起，不啻为一个减小阻力的终南捷径。这一点也在鼓吹性质的文章中得以体现：我们希望青年男女打破顾虑，勇敢地穿起自己心爱的服装，至少

在假日和节日里应该这样。

”③难道真的可以如美化运动的倡导者所设想的，从闲暇时间入手，由点及面，将时尚美学推而广之吗？恐怕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理想。

3.“美化”符号不敌“反美化”符号

权且不论那些在工作场合因换装求美化，结果遭遇挫折的人，在节假日的闲暇时光改头换面就能明哲保身了吗？答案也是未必。一位特别赞成改革服装的青年妇女在星期日高高兴兴地穿上花裙子，想和爱人一道上街走走，结果二十多岁的年轻爱人却说

：“你穿上这件衣服，我不和你一块儿出去，你还是换上蓝制服吧！”

④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美化服装”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新时尚也没有试图对实用的工作服以及人民装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不论是旗袍还是布拉吉通常都只是作为休闲时间，比如周末的一种着装选择出现⑤。退一步讲，即便是新时尚有心取代或者

①

张引

：《教师与服装》，《光明日报》1956年3月20日，第3版。②《服装问题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1956年2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市

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③

孙轶青

：《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中国青年》1956年第6期。④《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⑤陈庭梅

：《为党着装：毛时代中国的服装、公民身份和性别构成》，《时尚理论》第5卷第2号，第146～148页。

71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挑战旧时尚，也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恰如安东篱所言，判断促成服装文化能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普罗大众对新时尚的接受程度①。在中国，显然服装改革运动并没能轻易改变民众对着装的固有态度。如果从符号学上的意义来说，这场发生于1955～1957年间的改革运动可以视作是一次符号象征之间的斗争。一方是正符号，包括运动期间以公开展览、新闻和杂志文章照片等媒介形式出现甚或偶尔在大街上露面的新时尚；而另一方面的反符号，则囊括了绝大多数人的穿着打扮、权威人物的衣着、集体主义、延安精神等一系列对正符号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征象②。两相比对，谁占上风，似乎一眼便知。

为了达到短时间内让“美化”效果最大化的目标，为数不少的单位不考虑青年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改进服装的必要性、，采用行政命令甚至强迫的手段，号召人们改穿花衣裳，重要性”

③并对人民装大加讽刺和嘲笑。

显然，用高压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反而会导致：过犹不及的“恶果”

“少数青年认为服装改进就是要尽量打扮，

衣服要穿得越花越好，料子的质量越高越好，因而很多制服、布衣”还有的人到处借钱做衣服，甚至于因此背了一身服都不穿了。

债；另有一些青年，在服装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不同程度地

④种种负面现象的出现，自然招致了舆论的影响了工作和学习。

“反弹”，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一味趋新而引发的靡费和对人民装的讥讽两个方面，这可谓是戳中了呼吁美化、倡导改革的论者一方的要害。

：《变幻的中国服装：时尚、历史、国家》（AntoniaFiannane，Changing安东篱

ClothesinChina：Fashion，History，N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第

①

221页。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②安东篱（Ⅱ）》，第261～262页。》，《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③《不要勉强别人改进服装

》，《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④《不要勉强别人改进服装

72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如前所述，虽然在反映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欣欣向荣，体现共产主义文化水平日新月异的宏大命题的统摄下，以个人消费为手段，谋求自身的“美化”与爱国主义可以被缝合在一起，典型的说法如下

：“服装往往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我们的服装，就能看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

度。

”①但这绝不意味着用旗袍、布拉吉等花衣裳包裹的俏丽时尚的女性身体能取代超越蓝制服、人民装下坚韧朴素的女劳模的身体，成为符号学意义上的“国家身体”

。事实证明，这种以爱国消费”名义对“国家身体”规训的松绑只是短暂的，是基于特定时段的乐观主义和经济建设宣传之上的②。

其实，在毛泽东时期的观念和常识中，穿衣打扮、购物消费与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之间的过渡要比其与爱国主义的勾连平滑顺畅得多。一个头发夹子、一件皮大衣都可能成为诱惑年轻女孩子走入

歧途，甚至贪污犯罪的肇因。

③这也是呼吁美化服装的官方口径中反复申说“必须要符合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反对铺张浪费

和离开现实的生活水平而盲目追求豪华奢侈”

④的原因。正因如此，舆论宣传稍有差池，相关部门立即“纠偏”

：“服装改进目前不宜过分提倡和宣传，应该是‘有什么穿什么’

，‘爱穿什么样就穿什么样的’

，并且要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适当地讲求美观。”⑤另外

，“美化服装”运动的另一个软肋即对人民装、干部服的抨击。诚然，改革的起因便是很多民众对男女不分、单调乏味的蓝

①《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二十五单位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座谈会记录（摘要）》，《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2日，第3版。

②陈庭梅

：《为党着装：毛时代中国的服装、公民身份和性别构成》，《时尚理论》第5卷第2号，第164～165页。③

苏兰

：《爱漂亮和爱虚荣》，《中国青年报》1956年1月13日，第3版。④《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二十五单位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座谈会记录（摘要）》

，《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2日，第3版。

⑤《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进服装宣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4月2日），北

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第202页。

73

“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灰制服的不满。但由于其所抨击的“对象”身上蕴含了过于强烈正面的象征意味，代表了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对之的负面评价稍。“干部服原来是标志着劳动人民翻了身的衣有过火就会引火烧身

服，争取穿这种衣服，就如同争取自由解放一样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意愿……把干部服当做新中国的人民服装，换上这套服装，就是显

①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情感”示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而自豪。

：“干基础，使得多数文章在提倡服装多样化的同时，都不忘声明部服不但庄严大方，也适合我国人的体质。我们提倡服装的形式和

②”色彩多样化，但并不是反对穿干部服。

结语：赶时髦还是随大溜——时尚与衣着的二重性

在任何一种文化情境中，选择怎样着装、追求什么时尚，首先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但这并不等同于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正，“衣着是被社会组建但又是通过个人而发生效如研究者所指出的

果的‘实践’的结果。当我们穿衣时，我们是在一种文化的界限之内行事，严格遵循该文化对于身体以及对于那组建‘着衣’的

③。身体的东西的特殊规范和期待”

在毛泽东时代之初，深色的干部服、人民装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人民自发自愿的选择，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时尚”的潮流。可是过于千篇一律的服装质地、单调乏味的颜色式样，终究会引发群众的不满，因此旨在改革服装的“美化”运动正可谓是“发乎情、。遗憾的是，“姹紫嫣红”唤来的并不是无合乎理”的“及时雨”

，但终究难逃边春景，反而是无尽寒冬。虽然一时“回光返照”

①②③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丁正

：《关于男青年的服装问题》，《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庞熏琴

：《时髦的身体》，第7～8页。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74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一命呜呼”的下场。后来的岁月里，舆论走向从“谁要不穿干部

服，就会被指为‘特别’‘不合群’‘出风头’”①，下行到了“早

先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时，就有人攻击过我们朴素的蓝制服、老棉袄，说它土里土气，很难看……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奇装异服……是那种脱离劳动人民，把时间浪费在梳妆打扮上的生活作风，是那种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奇装异服，在我们眼中

看来，都不是美，而是丑”

。②在这些无形的社会压力之下，更多的人用蓝制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很难说是“赶时髦”

，而恐怕是明哲保身的“随大溜”了。其实，时尚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本就不是矛盾的：人们可以用时尚来为自己获得一种印象深刻的“个体的”身份特征，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凸显出一致性，因为时尚本来就是对某种清一色的东西的强化。一致性与个体性、私密的自我和公开的形象之间的两重性一直

就产生出关于时尚与衣着的许多争议。

③从某种角度说，时尚的这种二重性正是美化运动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半个多世纪之后细说从头，笔者认为在共和国早期，个人正当的要求美化的愿望被压抑固然令人惋惜，但最叫人为之扼腕的是服装改革运动所象征的社会主义美学实践和探索也随着前者的夭折无疾而终。倘若真的能够假以时日，是否能如当年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的美术工作者们所乐观预言的那般形成“最美丽的社会主义时

期的中国民族服装”

④？答案自然是不得而知，但也许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出席外事活动时能有更多的着装选择；也许漫步大街小巷，目睹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时装的我们在面对郁风当年的疑问“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时，就不会仍然哑口无言，而这或许就是本项研究的意义所在吧。

①《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②梅原

：《头发·服装·美》，《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第6版。③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第137页。④

郁风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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