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

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本文试就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其个性特质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讨。 恨父恋母

蒋介石9岁（本文凡涉年龄，均为虚岁）丧父，15岁初婚，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数十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60岁

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中，13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逾40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

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

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在两位寡妇（外祖母46岁守寡，母亲32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在15岁的蒋介石身边，38岁的寡母与20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13岁回家之泣，一次是

15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35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臵，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外家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外家。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36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23岁，小蒋父22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数据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臵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

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却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做一对比。胡适4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不孝与至孝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它出路。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臵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偕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10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4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心术不可复问”；等等。

顽劣的孩子，难免厌学。蒋回忆其童年说：“每遇放学，视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时代，厌学顽劣的孩子难免受到老师的严加管教。在蒋的童年记忆中，教过他的多位塾师皆“无善足述”，有的甚至成为他切齿痛恨的对象。直到晚年，谈及任介眉、蒋价人等塾师，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岁回忆：“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 66岁回忆：“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谨藩）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它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

不至矣。”

天地君亲师，父亲既“不忍言”，塾师都“无善足述”，甚至视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邻里乡亲也无情无义。蒋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记中写道：“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亲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

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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