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 - 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更新时间:2023-11-13 00:35:01 阅读量: 教育文库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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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
——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韩国良
一、东汉的名教思想及其流弊 1、经学独尊
在学术上把经学视为圣人的教科书,把它当作世间至精至善,无所不包,可以指导一切的学问。
2、崇尚德行
在处世哲学上崇尚德行,鄙视事功。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功”、“言”的否定。 3、倡导名节
由于德行较为抽象,所以时人往往以名取仕,把名节视为衡量时人道德水准高低的唯一标准。对名节的倡导与慕求盛行一时。
4、伪风四行 由于倡导名节,以名取仕,逐名之风顺势而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正是这一风习的反映。当时的部分有志之士虽也曾为改革此弊做过种种努力,但因此乃名教痼疾,所以大都收效甚微。
附文献材料: (一)《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二)《汉书·儒林传赞》:“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而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刘歆:“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论衡·效力篇》:“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
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徐幹《中论·治学》:“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古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
《颜氏家训·勉学》:“学之兴废,随时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来不复耳,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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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论》:“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三)《后汉书·江革传》:“江革字次翁,齐国监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大夫,赐告归。”“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现)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太下。” 《后汉书·刘平传》:“刘平,字公子。本名旷,后改为平。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难逃。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锇贼,将烹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刘平原名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因涕泣。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众皆大惊,相谓曰:‘尝闻烈士,乃今见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
《世说新语·德行》:“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看,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索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世说新语·政事》:“陈仲弓(寔)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薄(bu)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后汉书·陈蕃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四)《后汉书·党锢传》:“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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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后汉书·符融传》:“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
(五)《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厥)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竟。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二、曹魏的名法思想及其流弊
1、博学兼通,反对偏执,
此是对东汉经学独尊的反拨。提倡兼通,反对偏执,把经学独尊视为汉人偏执的表现。提倡“立言”,反对恪遵旧典,“述而不作”。
《典论自序》:“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典论自序》:“年五岁,上(指曹操)以世方扰乱,教予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 。”“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
《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三国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馆属中。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幘(ze),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物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2、唯才是举,褒扬忠勤
此是对东汉倡导名节,以名取仕之风的反拨。“魏氏三祖”在赏罚委命上往往重视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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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勤兢,恪尽职守。武帝曹操因身处战乱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1)《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赤壁失败后,建安十五年(210)〗
(2)《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武帝纪》,建安十九年(214)〗
(3)《举贤勿拘品行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之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杀妻为求鲁将,打败齐国),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武帝纪》引《魏书》,建安二十二年(217)〗 (4)《论吏士行能令》:“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八年(203)]
(5)《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示副之??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建安六年(201)〗
(6)《请爵荀彧表》:“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安。彧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建安八年(203)]
(7)《表称乐进于禁张辽》:“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fu)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各宜显宠。”[《魏志·乐进传》,建安十一年(206)]
(8)《封功臣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保定功行封。”[《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
2、循名责实,崇尚法术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魏志·高柔传》,建安十九年(214)]
《败军抵罪令》:“《司马法》:‘将军死绥(畏缩,退却)。’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武帝纪》,建安八年(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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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洽辩毛玠谤毁令》:“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jue)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zhai苦难窘迫),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也。”[《魏志·和洽传》,建安二十一年(216)]
《后汉书·孔融传》:“(融)既见(曹)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诛。”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 《三国志·何夔传》:“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三国志·徐奕传》:曹操征汉中,魏讽等谋反。曹操认为:“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 《文心雕龙·论说》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王粲傅嘏,校练名理。”
《晋书·傅玄本传》载西晋傅玄语:“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赵翼《廿(nian)二史札记》卷七:“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三国志·文帝纪》:“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三国志·明帝纪》:“有虞氏画像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有司其议狱缓刑,务从宽简。”
《三国志·程晓传》载齐王芳嘉平年间程晓评曹魏校事官制度语:“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zi)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
4、君臣相猜,政局不稳
名法之治的基本方略即循名责实,但责的结果是广大士吏为逃避责罚更刻意的作伪。三国时期以曹魏的势力最大,然又以它的政局最不稳定,这一现象发人深思。
魏征《群书治要》载刘廙(曹操的谋士)语: “(君主)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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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此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独治于四海之内也。其业大,其智寡,岂不蔽哉!”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三国时期,曹魏的势力最强,而政治局面又最不稳定。” “(名法之治)激化了各种矛盾,造成了阶级关系紧张,特别是国家政权和强宗豪右、大姓名士之间的关系紧张。” “在曹魏政治中,君臣离心现象是个痼疾,这是长期推行名法之治所结成的恶果,如果不根本否定名法之治,这个痼疾是无从医治的。”
三、何王的贵无论玄学及其实质 1、王弼的宇宙本体论思想 《老子指略》:“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
《老子》四十章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2、王弼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实质 王弼的社会学思想是对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发挥,它主要讲的是“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关系,通过“息末”以实现“举末”,这乃是王弼“贵无论”思想最基本的原则。他把名教、名法之治都视为末的东西,指出如果执守名教、名法统治,那么只能导致父子兄弟、君臣官民“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君臣相欺,伪风流布。
《老子》四十九章注:“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避之;以不信求物,物亦竞以其不信应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
《老子指略》:“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
《老子指略》:“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
《老子指略》:“ 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愈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弥竞。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
《老子指略》:“故古人有叹曰:甚矣,何物之难悟也!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
《老子指略》:“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老子指略》:“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致斯灾。” 《老子》五十二章注:“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老子》五十八章注:“以光鉴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隐慝也。所谓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
《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夫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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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老子》三十八章注:“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而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
3、王弼“崇本息末”、“崇本举末”思想的实质 王弼“崇本息末”、“崇本举末”思想的实质并不是反对有为,而是要人们不要先入为主,偏执一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可豫设”、“唯变所适”。 《老子指略》:“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造焉,则大音至矣。”
《论语释疑·子罕》:“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
《论语释疑·阳货》:“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周易注·蛊卦》:“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 《周易注·益卦》:“处益之初,居动之始,体夫刚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获大功。”
《周易注·夬卦》:“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
《周易注·困卦》:“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
《周易注·鼎卦》:“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丰卦》:“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既济而犹不见,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
《周易注·旅卦》:“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时也。咸失其居,物愿所附,岂非知者有为之时?”
《周易略例·卦略》:“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 4、王弼的性情论思想
在“有”与“无”的关系中,“无”是本,“有”是末;在“情”与“性”的关系中,“性”是本,“情”是末。所以王弼的“情性”论只不过是他的“有无”理论在具体人事上的应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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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十章注:“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则物全而性得矣。” 《论语释疑·宪问》:“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怍。” 《论语释疑·阳货》:“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
《周易注·乾》:“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弼注《易》,颖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恻隐之情,我们称为仁;羞恶之情,我们称为义;恭敬之情,我们称为礼;赏罚之情,我们称为法。如果这四种东西都从本性中流出,那仁义礼法这些“末”的东西自然也就有了真实的生命了。“贵无论”者所以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其根本道理正在这里。
《世说新语·文学篇》:“王辅嗣(弼)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四、嵇阮的自然论思想及其实质
1、嵇阮时期的政治形势
司马氏集团发动宫廷政变,取得成功,以名教为旗帜,诛杀异己,以行其把持朝政、篡夺九五之实。在当时士人眼中表现的十分无耻虚伪。
2、嵇阮其人
嵇康为曹魏的驸马,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侄儿,皆为曹魏皇权的拥护者。 3、嵇阮的玄学思想及其实质
前人将王弼的玄学理论概括为“名教出于自然”,其意在强调名教自然性的一面,将人类自然而生的情感视为名教的原质。我们说王弼的玄学是内儒外道,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是对王弼玄学的进一步发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王弼的玄学强调“诚”,意在立;嵇康的玄学强调“显情”,意在破。嵇康认为只有小人才隐匿自己的情感,真正的君子正大光明,心中无私,对自己的情感是无需掩盖的。当时人称嵇康的学说是“有疾而颦”,概括的是十分准确的。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号一生,吐血数升,废顿良久。”
五、郭象的独化论思想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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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象其人其时
司马氏名教统治的拥护者。当时司马氏已取得实际统治地位。 2、郭象独化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何王嵇阮都把宇宙本体“无”作为一个实体来理解,前者将之视为一个 “恍惚”,后者将之视为“气”。严格来讲,这与老庄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但郭象对老庄之“无”作了歪曲的理解,他将“无”视为“无有”之“无”,认为它并不能化生万物,天地万物天然自存,且各有自性,彼此都是按照自己的自性发展变化的。不过虽然同样按照自性发展,但物与物、人与人的自性又是互不相同的。百姓、臣吏各以“有待”为性——尽管“所待”并不相同,而君主则是以“无待”为性。因为“无待”,无所可待,天性自足,因此才能以“无”统“有”,领袖群伦,无所抵牾,使天下臣民各遂其性。
(1)独化于玄冥之中;(2)相待于无相待;(3)苟各得其性,逍遥一也。 附魏晋风度材料: (一)《世说新语·伤逝》:“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痛。”
《世说新语·伤逝》:“顾彦先(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扶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之手而出。”
《世说新语·伤逝》:“与庾文康(亮)亡,何扬州(充)临葬云:‘埋玉树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世说新语》:“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世说新语》:“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二)《世说新语·任诞》:“贺司空(循)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武昌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翰)本不相识,先在金昌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话,便大相知说(悦)。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洛阳),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徽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三)《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毕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王佛大(忱)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刘公荣(昶)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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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陶渊明《孟府君传》“(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
(四)《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世说新语·容止》:“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世说新语·容止》:“人有叹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柳。’” 《世说新语·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五)《宋书·隐逸传》:“(宗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新语·言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世说新语·言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悦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hao)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世说新语》:“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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