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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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圣者风范
锐意改革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XXIII),出生在1881年11月25日的意大利Bergame省。他原名叫昂哲若·隆卡利(An-gelo Rocalli)。1958年10月28日,星期二,他登位教宗,时年77岁。1963年6月3日因病逝世,在位还不到5年。在位期间,他所开创的“天主教革新”事业意义深远。特别是他力主举行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成了天主教会新时期的开端。
隆卡利出生在一个有着14个孩子的普通意大利家庭。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父亲叫Giovanni Battista,母亲叫Ma-ria Anna在他出生的当天,父母给他付了洗。
隆卡利的大舅,也是他的代父,是一个虔诚的教友,他负责小隆卡利的宗教教育。后来隆卡利曾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位神父”。 隆卡利11岁时,进了Bergame小修院。19岁时,他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就学于罗马的圣座神学院(Seminaire Pontifical Romain)。
1904年,当年青的隆卡利在罗马领受神职时,还不满23岁。他的第一台弥撤,是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堂做的。1921年11月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他为“意大利对外传教后援会”会长。后教宗庇护十一世又召他到梵蒂冈参加教廷外交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兼任过罗马神学院的教授,主讲“教父学”。他精通历史,一生从未间断过学习和研究历史学。他的很多知识和智慧,都应归功于他对历史学的精深研究。
1925年他代表教廷访问保加利亚,按惯例出发前被祝圣为大主教。在这十年大使生涯中,他常常会见上至君主,下至普通老百姓。他曾坐在骡背上、或骑马,或在颠簸摇晃的马车里,走遍了这个国家的每个地方。“我曾经常去他们简陋的茅屋看望他们,我成了他们的邻居”。正是在那,人们认识到了这位未来好教宗专有的外交政策。在1928年那里发生地震的关头,他访问了无数受灾的家庭。
隆卡利主教知道怎样和东正教教徒建立或保持一种朴实的、谨慎细致,但又相互尊敬的接触。“在懂得如何处理保持一些正统性方面,我们天主教徒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比如在基督徒的慷慨善举上,更重要的还有神学上的讨论等等”。在他离开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去赴任教廷驻希腊和土耳其的宗座代表时,火车站对面的广场上挤满了来向他欢呼送别的当地群众,其中包括希腊正教会的一位大主教。
1935年1月,隆卡利主教作为外交使节来到了成立不久的土耳其共和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一个谨慎小心的接待。当时的土耳其政府不仅反对天主教会,而且还对所有的宗教都怀有戒心,在希腊,他遭遇了当时作为希腊正教会领袖和雅典城宗主教(Damaskinos)的冷遇和敌意,后者对罗马教宗怀有强烈的敌意。
隆卡利主教努力试图改善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从不放弃参观访问东正教修会,以及要求观看一些保存的文物和东正教圣像的机会。
1944年,战后的法国巴黎需要一位有杰出才能的教廷使节,以便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下修复往日的关系,以及调解当时法国教会内激进和保守两派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任命中我选择了您,同样您可以确信,天主的意愿也是如此”。庇护十二世这样对他说。隆卡利主教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成了圣座驻巴黎的代表。这是教廷外交界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他显示了他出色的外交才干,认真听取了来自各方面的情况介绍,仔细研究问题,特别是有关当时法国“工人神父”问题。教会如何能在始终忠实于福音启示的情况下,与在新时代的人们紧密相连?正是这一问题,在他的思考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通过对圣经的钻研和学习,他认识到了福音启示的真谛。他从基督徒的爱心出发来寻找真理之路,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来加以行动。在这同一年的11月,教宗升任他为枢机主教。“我可能将来不得不去梵蒂冈教廷工作”,他以惯有的幽默口吻这样对他的秘书说,“那里满布灰尘的成堆文件会让我窒息,还有那些在办公室里的官僚主义作风会把我呛死的。”
1953年1月,庇护十二世任命他为威尼斯的总主教,那年他年届71岁。他一直想做一个“牧灵人”的愿望终于实现。在成为威尼斯的“牧人”期间,他会见了数不清的普通来访者。与他会见过的人都对他的长者风范、和父亲般的慈爱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58年10月9日,庇护十二世逝世。隆卡利枢机主教动身到罗马去参加选举新教宗的枢机主教会议。在火车站。他对前来欢送他启程的人群说:“我希望会议结束之后,我再回到威尼斯来”。火车载着他开走了,但却把他带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一个慈祥的、受人敬爱的耶稣的好牧人,隆卡利被选为教宗,称若望二十三世。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声誉卓著、倍受众人尊敬。他曾深刻地改变了作为一个教宗行使的职务以及形象。这不仅是由于在他任上,有了天主教轰轰烈烈的改革;还因为他那极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作风,这使他成了一个耶稣的、名副其实的“好牧人”,正象他自己在上任就职时所说的那样。他特别喜欢直接与众人交往,他亲自去修道院参观,与修生们交谈,亲自去医院看望病人,到监狱看望囚犯,并经常为所看到的一切留下感动的眼泪。在他面前,就象经由耶稣一样,每个人都感到了爱和被爱。
若望二十三世有长期同东正教会接触的经验,他热衷于全体基督徒“合一”事业。他诚恳地接待东正教、圣公会和其他新教领袖,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苏格兰长老会主席和日本神道教大祠官等都有过坦率、亲切的会谈。他还将弥撒礼仪中有些伤害犹太人感情的词句删去。 他为人处事的唯一标准就是一切遵循福音的教导。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与人为善的机会,做善事为他来说,是那么“简单而又自然”。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他平易近人,并对他产生钦佩敬仰之情。他是一位深受大众爱戴的、平民化的教宗。这里有个他自己述说的小故事:
“在梵蒂冈以往的传统中,教宗总是单独一人就餐。我曾遵循传统如此尝试了一个星期,但一点也不感到快乐。于是我就想从圣经中去寻找,哪里有我应该独自一个人就餐的记载,但什么也没找到。既然如此,我就放弃了这一传统。现在我感到快乐多了。”
在他上任教宗后第一个月末,他对秘书说:“一个月来,我要做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我宣布了要召开一个枢机主教会议,以便为二十三位新枢机主教授职 ? ? 我在威尼斯进行了一些其他的授职任命,并在那里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会面与交谈。我去了拉特朗并在同
一天去了圣克雷孟(那里有济利禄 Saint Cyrille的墓),为使人们知道我心里有的对东方基督徒(指东正教信徒)的爱和尊敬??在我心里,我还感到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我的心灵充满了平安??东西方基督徒的对立(指天主教和东正教)并没使我感到畏惧,但却让我内心深深感到痛苦。我自认为自己是最卑微的一个,但在我脑子里已有了一个今后怎样做的计划,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状况。对此我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谁也预料不到,人们原以为是一位充当“过渡”角色的教宗,竟有着这样坚定的决心和沉稳可靠的性格。人们常喜欢先入为主地认为,当初决定召开大公会议,是一闪念间受了启示而萌发的念头,殊不知,其实这位教宗早在他上任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因着他那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bergame时,他就对一些社会性问题和青年人的培养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另外,他在外交界工作的经验又使他有机会了解,那些远离罗马的教会多么需要人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人们想要将福音的精神带给现代世界的话。而他在法国与“工人神父”交往的经验则使他对穷苦人民的期待有了深切的了解。“我要做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因为我们的教宗,一旦他成了教会的最高领导,他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忠实于他一贯的座右铭,这就是:服从与和平。
服从圣神的召唤,整个一切地听从基督。“不完全是如人们常说的:‘圣神常在教会左右帮助教宗’”,有一次他带着通常有的幽默这样对Don Rossi(后者是第一个知道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人)说:“而是我,我才是圣神的助手。因为这完全是圣神在行动,大公会议是圣神的启示”。
1959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同时宣布了三项重大决定:召开一次罗马的教区主教会议,召开一次普世大公会议,以及修订《教会法》。这一切,在我们这位教宗的心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巨大的希望酝酿出世!蒙蒂尼(Montini)枢机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非常明白此刻教宗所要进行的事业所具有的伟大真理性,他说:“他(指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好像不仅猜到了所有教廷神职人员的心事,更也猜到了所有天主子民的期待。激情的火焰瞬间点燃了整个教会。他似乎获得了一个灵感,并且立即明悟,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将在教会中释放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生气与活力。”
“既然大公会议无法按时在1963年召开,那么好吧,我们就在1962年召开!”
大公会议的准备工作将要迅速进行,并有很多的地址。作为教宗,他既要主持罗马的工作,又要操办许多为召开大公会议而需要的大胆创举,尤其是在1960年春天,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筹备工作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教宗委派的枢机主教Bea领导。1960年12月,教宗会见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费歇博士。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首次会见。可那时即使是“罗马观察家报”也都没从这一“蛛丝马迹”中意识到什么新的历史征兆。 大公会议终于按照教宗的意愿和计划如期进行,它并没有像教廷中其他神长所要求的那样延迟召开。此次大公会议,并没像以往那样总是谴责这样那样,它是一次“牧民”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它认真地注意倾听了“圣神怎样对教会说”。它没有既定的目标,或者要确定某些教会的信条,但却用崭新的语言指明了在当今时代应该怎样活出永远的真理。虽然它还不是一次真正的“合一”的大公会议,但它却为此准备了道路。分离的兄弟被应邀参加了会议。为此,教宗曾深情地说:“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只要他们还在念‘我们
的天父’(天主经),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
没有人能想象出这一大公会议会产生什么结果,甚至连它的组织者也无法预料。大家都在等待着新的“圣神降临” , 其成果是无法预料的。
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届时的教宗,他也知道他生命的日子近了。他能以教宗的身份亲自给大公会议添砖加瓦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61年5月1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了“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通谕。他回顾了他的一些前任教宗的教导,接着谈到了世界在持续了“三十年伟大工业发展”以及在七十年代前发生的危机之后所产生的社会不平衡和不公正的局面。他表示了他深藏在心里的信念,即教会不仅仅应关心天主教会内部的事务,而且有责任更要关心这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61年12月25日,他又发表了一封宗座信函“人类救赎”(Humanae salutis),宣布在1962年正式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1962年10月11日,“梵二”普世大公会议正式揭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作了开幕词。蒙蒂尼(Montini即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枢机主教后来回忆说:“开幕式的发言是一位伟大教父和先知的致词,是一位热爱世界的人类导师的声音。我们应该不断地学习和领会这一讲话的精神。因为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大公会议的宪章。”
l962年lO月,在“古巴”事件的美苏对垒中,有人传递信息给教宗,希望他能运用他的影响力对双方进行斡旋,因为当时在这场危机中,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已严重到了濒临战争的边缘。10月24日,在罗马的苏联与美国大使同时收到了教宗的一封来信,接着,梵蒂冈电台正式透露了这一消息。次日,教宗又正式呼吁与恳求:“愿他们倾听从世界各个角落一齐发出的焦虑的呼喊,这呼喊来自无辜的孩子与老人,来自每个个人与每个团体,这呼喊直冲云霄:‘和平!和平! ? 无论在哪个层次和什么时候,筹备安排、推动促进交流沟通,总是一个明智谨慎的原则,它可以带来来自上天及大地的福佑”。他公开督促美苏双方慎重克制。他的意见受到当时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的赞同,在一个月的紧张局势过去之后,苏美双方通过妥协缓和了危机。
1963年3月7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私下会见了赫鲁晓夫的女婿,以此加强了当时与苏维埃主席正在开始互相建立的友好关系。
1963年4月9日至10日,教宗撰写了“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通谕。面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紧张局势以及人类有可能再次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他提请人们注意尊重人类的各项生存权利和义务,提请人们注意国际机构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应扮演的角色,以及裁减军备的必要性。他的这些和平呼吁有一部分得到了响应,并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教会勇于关心追问全人类未来的生存问题,并动员号召一切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都一齐来积极参与世界的和平建设。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终于走完了他在现世的朝圣旅程。他的一生是一个善牧的一生。他以“善牧耶稣”为榜样,为后来的人们建筑起了一座桥梁,为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慈祥和蔼,朴实亲切;精神矍砾,充满活力;但同时又勇敢无畏,不屈不挠。
他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如同是一个值得信赖、温情脉脉的好父亲、好长辈。在他临死以前的两天,他还这样说:我的工作职责的秘密,就在常挂在我床前的耶稣十字苦像中??看,他向前伸出的双手就是我作为教宗的工作计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若望二十三世的形象作如此的总结说:“他总是以微笑的面容和伸展的双臂来拥抱我们这个世界”。
中国天主教开教先驱--孟高维诺主教
公元1294年(元朝至元三十一年)7月,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历尽艰险,终于抵达元朝大都汗八里,觐见元成宗,颇受优礼,准允传教,他,就是中国天主教的开教先驱,中国也里可温教罗马派系首任主教--孟高维诺。
孟高维诺于1247年在意大利南部萨莱诺附近的洛勿拉出生。成年后加入方济各会,1280年左右第一次被派往小亚细亚传教。1289年他作为亚美尼亚王海屯三世的钦使,晋见教宗尼古拉四世。教宗转命他充任教廷使节出使中国。同时又顺道携教宗书遍访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斯坦等国君。孟高维诺神甫自意大利出发,乘船赴小亚细亚,经亚美尼亚抵达波斯,又从海路抵达印度马拉巴,再从海路来到中国,登陆地点很可能是泉州。 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信奉萨满教;元世祖忽必烈醉心于喇嘛教,但是忽必烈对其他宗教“兼容并蓄,广事利用。”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去世。新君元成宗继续执行元世祖的宗教政策,对所有宗教仍是“兼容并蓄”。当孟高维诺神甫未进入中国之前,聂斯脱利派的景教已经在中国传播,蒙古部落中有一些部落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派系的景教。在当时的元朝社会,无论是聂斯脱利派的景教,还是孟高维诺传播的罗马公教,均被称之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教传播的福音,服务现实,深入生活,奉公守法的特点,深受元朝统治者的赏识,故此,元朝的统治者称赞“也里可温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
在较宽容的社会环境里,孟高维诺立即开始了传教事业。第一年就劝化汗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斯脱离景教,改宗罗马公教,圣名佐治。不久,阔里吉斯王又使他的部族皈依罗马公教。 1299年,孟高维诺教士在元朝大都汗八里建造了第一座壮丽的教堂,供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且命名为“罗马教堂”。1305年,孟高维诺在皇宫附近又建了一座教堂,教堂旁边还建有传教士的生活用房。第二座教堂落成时,信教领洗的已达六千余人。为开展传教工作,孟高维诺学会了蒙古文,并将《新约》译成蒙古文。孟高维诺还收养了四十名儿童,教他们拉丁文和教会礼仪,组成儿童唱经班,轮流在教堂服务。孟高维诺每天亲自敲钟,与孩子们同念早晚功课。
孟高维诺是一位不辞辛劳,勤奋工作的传教士。他来中国后,长期一人置身于异国他乡,饱受孤独之苦,他让人带去罗马的信件长期得不到回音。在信中,他要求教廷增派传教士前来,“但要出于自愿,能为人师表,不发展私欲??”;“我已经老了,我的头发已经白了,这是由于劳苦和忧虑,而不是因为年高,因为我现在不过才五十八岁。我已通宵鞑靼语言文字,这是鞑靼人通用的语言。现在我已将《新约全书》和《圣咏》全部译成那种语文,并已叫人用美丽的字体缮写出来。我证明基督的戒律不是假的,并且公开地当众朗读和宣讲。” 1307年,罗马教宗克莱孟五世,得知孟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情况,非常高兴,马上设立汗八里(北京)为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统理远东教务,有选圣主教及划分教区权;非重大时间,不需请示教宗,
只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宗座领取总主教肩带,但肩带的传袭须有教宗的许可。教宗克莱孟五世于1307年7月22日,祝圣七位方济会士为主教,命他们来华祝圣孟高维诺司祭为主教,并且协助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
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教宗克莱孟五世遣往中国的七位主教,只有三位抵达中国。他们是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他们抵达北京后祝圣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
孟高维诺主教在汗八里传教三十四年,1328年逝世于汗八里,享年八十一岁。不幸的是孟高维诺主教逝世后,教宗所委任的几位汗八里总主教均未到任,元朝灭亡后,罗马公教会在中国彻底绝迹。
2008.5.29.彭鉴道
信仰执著的牧者——刘冠东主教
刘冠东主教是中国天主教忠贞教会的杰出领袖,是河北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的继承人。在1989年的“三原会议”上,刘冠东主教被选为“中国大陆主教团”执行主席。在维护天主教信仰上,刘冠东主教是位坚贞不屈、信仰执著的伟大牧者!
非常荣幸的是,我曾数次与这位伟大的牧者相遇。记得初次认识刘冠东主教,是在1988年,那时我跟随刘书和主教。刘书和主教有事去拜见刘冠东主教,我有机会首次见到刘冠东主教。刘冠东主教个子不高,衣着简朴,像个农夫。当时,两位主教在商谈教会大事,我这个小修士,只能作个溜边鱼,躲在偏僻的角落,静待两位主教谈话结束。虽然,这次幸运的见到了刘冠东主教,可是并未与刘冠东主教有任何的个人交谈,似乎觉得有一种遗憾。 1993年,我最为亲爱的神学导师刘书和主教逝世。我听到噩耗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保定地区的椿木峪村,来参加刘书和主教的葬礼。这次葬礼由刘冠东主教主持。我有机会和中国大陆主教团主席同台共祭,也与刘冠东主教有了零距离接触。在与刘冠东主教的接触中,使我深深感到他老人家是那么地慈祥,那么地谦卑,又是那么地坚强。他并不让你感到他是高高在上的主教,他更使你感到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为刘书和主教举行告别礼或做完弥撒后,刘冠东主教总是马上戴上白色的孝帽。在他老人家的感召下,其他的四位主教、48位司铎、数位修士修女、以及上万名教友,都是头戴孝帽,哭声震天,如丧考妣。当时的场面令人震撼,更是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念。
刘书和主教去世后不久,山东地方教会高可贤神父,在阳谷县坡里庄由菏泽教区李炳耀主教,祝圣为烟台教区主教。我受李炳耀主教派遣,到河北保定魏阁庄,向中国大陆主教团主席刘冠东主教呈报,关于髙可贤神父已被擢升为主教的事宜。
魏阁庄是刘冠东主教的老家,离保定东闾圣地很近。我从东闾本堂崔新刚神父处,打听到刘冠东主教在家中居住,便来到魏阁庄。我刚到魏阁庄,就听到喇叭在广播。因为当地方言不易听懂,我也没有听清广播的是什么?我向当地村民打听刘冠东主教的住所,村民们都
说:“你冲着喇叭的响声走,就能找到刘冠东。”我便顺着喇叭的声音寻觅过去,我才明白,刘冠东主教正在举行弥撒圣祭。
魏阁庄堂口在当地是个小堂口,参与弥撒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多人,而刘冠东主教在屋顶上按着四个喇叭,让全村人都能听到举行弥撒和讲解圣经的声音。老人家的勇敢精神与福传精神令人钦佩!
刘冠东主教举行的弥撒结束后,我向主教说明了来意,刘主教很风趣地说:“不让使用特权了,李主教怎么还圣主教呀?”我为李主教辩护说:“山东教会环境特殊,现在还需要呀!”刘冠东主教点点头,默默地说:“噢!是还需要!”
这次拜会刘冠东主教,我与老人家作了很长时间的畅谈,也是我与这位中国大陆忠贞教会主教团主席,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老人家很是健谈,他与我谈他在狱中的生活,以及他出狱后,自己不会做饭的有趣故事。他是如何用“两碗水、一碗米、三碗饭”的方法,把饭做糊的愚蠢往事。尤其让我感到钦佩的是,刘冠东主教说起“中国大陆主教团”成立后,当地警方把主教带到公安局。审讯刘主教的警官,恶狠狠地拍着桌子,说:“刘冠东!你好大胆,竟敢成立主教团!”刘主教说:“我走到审问我的人面前,也拍着桌子说,我就成立啦!你把我怎么样?你拍什么桌子?拍桌子就有理了吗?”刘主教对政界所施加的压力,毫不在乎,甚至加以蔑视,使我深深感到主教对信仰的执著与忠贞。
对于外界纷纷传言刘冠东主教,在中国这个环境中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是“愚蠢、鲁莽”。刘冠东主教说:“我们成立中国主教团是圣座的指示,我们是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仍然有一支忠于罗马圣座的天主教神职队伍!我们就是要向普世教会传达这个信息!” 刘冠东主教的侃侃而谈,使我倍感鼓舞。是啊!正是有这些坚强的忠贞牧者,天主教的纯真信仰才不会改变颜色;正是有这些伟大的人权斗士,天主教的忠贞精神才会得到继续传扬!
彭鉴道神父 2009年4月22日 星期三
堪为师表的圣者——韩鼎祥主教
在我为执事时,曾随着吕栋梁神父,于1987年秋天,拜会过韩鼎祥神父。因为吕栋梁神父不断地在我面前鼓吹韩鼎祥神父,如何如何地热心,如何如何地勇敢。所以,我也算慕名而来,好能目睹一下吕栋梁神父眼中的伟人或圣者。
初次与韩鼎祥神父见面,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位待人热情而又非常健谈的人。”韩神父个子不太高,中等身材,眼睛不大,秃头顶,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牛皮靴,显得有些笨拙,其实,韩神甫是个很利索的人。尽管他年轻时在东北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场,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但是,韩神甫非常积极向上,对于人生充满信心。凭着他在少年时期在北京上学的基础,韩神甫对于数学有独到的造诣。这也为他出狱后,曾为中学教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神甫是位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喜欢数学,他还热衷于美术。后来在他被监禁时,还常常画些中国画来陶冶性情。在监禁中能够有这样的意境,充分说明他与天主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不仅美术,韩神甫还是位医生。他在成安西街,临街的地方,还开办了一个“崇一诊所”,为病弱者服务。
1988年,我曾经跟随韩鼎祥神父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他非常热心。几乎是每天早晨,当我起床时,韩神甫就已经在小堂跪着。他对至圣圣体之钦崇,能使人感到耶稣基督就在你的面前。他每天早起到圣体前,第一个动作就是双膝跪下,双手伏地,口亲地面,然后念一端朝拜圣体的经文。那端经文非常感人,经文是这样的:
“我的天主,我信你、钦崇你、依靠你和爱慕你,求你宽恕那些不信、不钦崇、不依靠你的人。
至圣圣三,圣父、圣子、圣神,我深深地钦崇你,并将这存于全世界每一个圣体龛内耶稣基督至尊圣体宝血、灵魂和天主性全献给你,为补偿你因我们的冒犯所受的侮辱、亵渎和慢待,并通过耶稣至圣圣心和玛丽亚无玷之心,我恳求你赏赐罪人悔改。”
韩鼎祥神父不仅对至圣圣体虔敬钦崇,他还特别热衷于传教事业。他的抱负很大,念念不忘的是中华民族的皈依。他渴望成为一个保禄式的宗徒。他曾多次说过,“中国缺乏的是保禄式的神父,如果中国有十位保禄式的神父,那么中国就有希望在30年内完全归化。”正因为韩神甫有这热切的渴望,和对中华民族的爱心,以及他对至圣圣体之钦崇,他才在被祝圣主教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一个专为中华民族早日皈依,而特别虔敬至圣圣体的“中华圣体侍卫修女会”。中华圣体侍卫会修女,每天为民族的皈依,朝拜圣体一小时。由此可看到韩鼎祥主教的内心世界与灵魂深处的伟大愿景。
1988年6月,我赴廊坊霸县接受易县刘书和助理主教的神学培训。刘书和主教非常关心永年教区的教会情况。刘主教希望使用宗座给予中国大陆教会的特权,为永年教区祝圣一位主教,这样对于教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裨益。当时,我觉得只有韩鼎祥神父当之无愧,就推荐韩鼎祥神父。刘书和主教高兴地写下了“韩鼎祥”神父的名字。刘主教要我马上回邯郸,具体调查韩鼎祥神父的档案资料。我不负重托,马不停蹄赶到成安。特别拜会韩鼎祥神父,询问了关于韩鼎祥神甫的一些经历,以及圣名和年龄。可笑的是,韩神甫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五十岁还是五十一岁。
韩鼎祥神父听说要推荐他为主教,一再谦逊地说,他深感不配。可是忠于罗马的忠贞教会,怎会放过一位愿意忠于信仰的勇士呢?1989年11月22日,中国大陆主教团执行主席、河北易县教区正权主教,同时也是忠贞教会的实际领导者,刘冠东主教与其助理刘书和主教,在保定将韩鼎祥神父祝圣为永年教区主教。
韩鼎祥神父蒙选为主教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永年教区司铎大多都不接受,一是因为不是司铎们选举出来的;二来也没有教宗的任命。虽然大陆教会当时有祝圣地方教会主教的特权,但是具体运作起来也有相当大的困难。面对困难,韩鼎祥主教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充满信心。他谦卑地拜会教区内的每一位司铎弟兄,与他们交谈,聆听他们的意见。他切实希望诸位司铎弟兄能为了教会的需要,以及牧灵的利益,共同建树天主的教会。
1990年,中国大陆主教团,特别委派保定教区苏哲民主教,到永年教区为全体司铎举行退省神功。在苏哲民主教的斡旋下,永年教区全体司铎为了整个教会的牧灵需要,终于团结一致,服从韩鼎祥主教的牧职。
韩鼎祥主教就职后,继续委派张绿世神父为永年教区修道院院长。诸位司铎各尽其职,牧养永年教区的天主子民。
韩鼎祥神父晋牧后,不仅照顾自己的教区,他也帮助临近周边的教区。尤其是大名教区、菏泽教区,这些教区的机构都不健全,修士们大都由永年教区代为培养。韩鼎祥主教非常富
有大公精神,不收取这些教区的任何经费,处处表现极其伟大的爱德精神。
这样一位热衷于传教事业的伟大主教,却被无情的社会所迫害。1999年11月28日,韩鼎祥主教再次进入拘禁人自由的牢笼。
2007年9月9日,韩鼎祥主教在拘禁中逝世,终年70岁。邯郸市警方仓促地为之火葬,随后马上选了一块公共墓地,殡葬了韩主教的骨灰。这样一位热心事主,为主作见证的牧者,竟未能有一个简单的追悼会。
他就这样去了,他完成了主交给他在世的神圣使命。他完全可以和圣保禄宗徒一起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后四:7)
彭鉴道神父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于邯郸成安
机警智慧的圣德楷模——陈柏庐主教
在我的信仰生命中,影响我圣召使命,尤其是宣道生活至深的莫过于陈柏庐主教。当我第一次在陈柏庐主教面前,举行感恩圣祭,并且讲道时,陈主教侧耳细听。弥撒结束后,主教夸
谦逊慈善的长者——郭福德神父
山东兖州教区有一位郭福德神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远近闻名。在我修道时,就曾经听贾志国主教谈起过,当时我还记下了郭福德神父的地址。没想到上天真安排我认识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圣者。
那是1993年8月的一天,我奉菏泽教区李炳耀主教的派遣,到周村教区邀请高可贤神父赴阳谷教区坡里庄晋牧。途径济南,顺便拜访颇负盛名的郭福德神父。那时,郭福德神父在济南圣神修院任教。我由侯长山先生引领,拜会了郭福德神父。首次相见,彼此互不了解,对
教会及社会的诸多认识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神职应具备的谦卑,使我们的会面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我与郭老第二次相见,是在1996年的夏天。当时因为菏泽教区李炳耀主教逝世后,主教职位一直空缺,我作为李炳耀主教在世时的助手,内心很是忧虑,所以,我就向罗马圣部写推荐信,举荐重整奥斯定会士王殿铎神父,出任菏泽教区正权主教。王殿铎神父答应后,我便携带推荐信来到济南,想通过郭福德神父将推荐信递给济南总教区赵子平主教,再由赵子平主教呈递给罗马圣部。
这次济南之行,使我对郭福德神父的印象进一步加深。当时,郭福德神父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是谈笑风生,行动自如,活泼的如同年轻人。我们彼此以诚相待,亲如兄弟。虽然,郭神父是位长者,但他如同一位大兄长,我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小兄弟。真如先教宗若望保录二世所要求的“神职弟兄的友爱应超过本性弟兄的友爱”!
郭神父带我参观了洪家楼教堂,我们共同作了深刻的祈祷,把菏泽教区奉献给天主!郭福德神父最富有信德的一句话使我铭记心中。他这样给我说:“彭神父,请放心!天主站在我们这一边!”多么深刻地一句话呀!这句话鼓舞人心,振奋人心!让我记忆犹新。
郭老带我拜会了赵子平主教,他在赵主教面前,如同一个小孩子般谈天说地,逗得赵主教哈哈大笑。当我要离开济南时,郭神父紧紧握着我的双手,亲切友爱之情难以言表。
1997年元月,我完成了在山东菏泽的神圣使命,就返回了河北邯郸教区。是年4月,一位在山东修道的修女给我说:“郭福德神父过金庆,彭神父你去不去?”我不假思索就说:“去!”于是,我就有机会第三次拜会我心目中最为钦佩的长者——郭福德神父!
那时,郭福德神父已回济宁市李堂天主堂任本堂。郭神父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位不速之客会再次驾临他的面前。虽然当时形势紧张,老神父特别为我担心,但老神父仍然非常开心!我与郭神父及其他七位神父作了共祭弥撒,随后是庆祝会。当时,赵书海神父悄悄告诉我,当地公安已经注意到我这不速之客,要我小心!我随即委托赵书海神父转告郭神父,我必须马上离开,免得麻烦。后来,郭神父给我来信,深表愧疚。我给老神父回信说:“这不是您的错,社会带来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只要我能平安回来,我们就为此感谢天主!”
郭福德老神父的神修涵养,是我们当代司铎学习的表率,他处处流露的爱德精神,使我不能忘怀。天主之所以保存这些老一辈神职人员,就是为使教会新生力量,能从他们身上汲取丰富的灵修内涵,继续传承基督信仰的超性精神!我深信郭福德神父的善表,会影响更多的人去学习和仿效!
愿天主永受赞美!!!啊肋路亚!!!
鉴道司铎2009年12月7日 于乾侯隐士居
吾徒 吾弟 田传献
惊闻山东菏泽教区田传献司铎于2008年12月8日逝世,我不敢真正的相信,我马上拨通菏泽教区韦立根神父的电话。韦立根神父说他正在安排田传献神父的葬礼。田传献神父的逝世,已经是真实无疑的了。
我与田传献神父的关系甚笃,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历历在目。那是我曾经在菏泽教区服务的日子,当时田传献还是修士,他与秦建允一块在济南圣神修院就读。菏泽教区还有王哲、纪德付等几位小修士在主教座堂。田传献与秦建允修士假期回到菏泽主教座堂后,一方面帮助神父传教,一方面细心习读教会神学。田传献修士要求我在总堂特别为他们修士讲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教会知识。他的好学精神,实在值得褒扬。故此,他也成为我的“业余弟子”,我也常常感到有他这个“业余弟子”而欣慰。
田传献修士在山东济南圣神修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全国修院进修一年,于2002年8月1日,在时任菏泽教区司牧的王殿铎主教手下,与秦建允修士一同晋升铎品。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一次传教行程中,遭遇车祸使他变成了残疾,差一点命丧黄泉。
自从我于1997年元月,正式返回河北邯郸教区后,再没有见到我这位“业余弟子”——我衷心的好朋友。我也曾有多次想回山东菏泽看看我往日的故友,都因为脱不了身的教务而搁置。如今,我听到我特别钟爱的好兄弟,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我的心中由衷的酸楚。虽然,“修道者的猝死,是一种祝福!”可是对于活着的人,仍然是一种痛苦。
当初,王殿铎主教就是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如今田传献神父年纪轻轻,也因心脏病突发而告别人世。真不知上帝怎么安排人们的寿限?但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如今我们尚在人间活着的人,只有为去世的亲朋献上我们的祈祷:愿去世的弟兄一路走好!!!
鉴道2008年12月11日于乾侯隐士居
加尔各答的德蕾莎修女
1940年代的印度,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地统治已告结束,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爆发内战,血腥冲突不断,加尔各答的紧张情势升高。加尔各答遍地充斥着穷困、废疾和孤独者的绝望哀嚎;但就在这哀鸿遍野的景象中,出现了一位屹立不摇的修女,她受到神的感召,决心帮助这群受苦受难的众生,她就是---德雷莎修女。
靠着几位满怀抱负与热情的朋友及年轻修女的支持下,德雷莎修女成功的创立了仁爱修会,但考验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其中一件中伤她最深的事情,就是一位英国记者对她的不实指控。
但那次的事件并未击垮德雷莎修女,他仍然努力不懈地一步步完成上帝的使命,如此义行终于让她在1979年获得国际间的认可,当年她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往后的岁月她仍持续奔走各国,为的就是宣扬神爱世人的理念。
德蕾莎修女秉持著对上帝的信仰与奉献的精神,发扬人性至善的光辉,超越国界与藩篱,给予数以百万计贫困苦难的人带来希望与尊严慈悲的恻隐之心,无怨无悔的照顾无依无靠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有人关心著他们,她抚慰了苦难人的心,发扬了信、望、爱的至高精神,为那些弃婴、麻疯病人以及比穷人还穷的人们默默付出,鞠躬尽瘁。
德蕾莎修女三十七岁时,已经是加尔各答一所天主教贵族学校的校长,但她决定放下努力了前半生的成就,舍弃已经习惯了、舒适的生活,去服务「穷人中的穷人」,与街头上满身是病、浑身脏臭、衣不蔽体的流浪者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 只因为,她强烈感受到基督对她说:「我饥饿、我裸身、我无家可归」,来自内在深沉的召唤,召唤她走上加尔各答老旧、脏乱的大街小巷,走近穷人中的穷人,侍奉他们,如同侍奉基督。她的信仰和她的怜悯,让她毫不迟疑地放弃一切,以笑脸响应上帝的召唤。 她总说:「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耶稣」,对于这句话,凡夫俗子如我,能够体会到的是,我们当以敬虔、奉献、舍身的爱,看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服侍每一个人。而当我们以不为自己成就什么的无私、不忍有人受苦的怜悯、不分别贫富贵贱的谦卑,去医治世上的贫穷、自私、冷漠、剥削...时,就能够吸引人心甘情愿放下一切种族、语言、贫富、国界...的隔阂,诚心地用一颗单纯的心,一份简单的行动去付出爱。 德蕾莎修女生于一九一Ο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 一九二八年派调印度加尔各答洛瑞图修道院。
一九四八年因深感受印度贫民的苦况,而走出修道院济世救人。 一九五Ο年获教宗特准,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
一九七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九七年六月在华盛顿接受美国政府颁赠国会自由奖章。 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加尔各答,享年八十七岁。
德蕾莎修女虽然已返天乡,但她的德泽至今,仍持续不断绽放生命的光彩,包括她在世界各地所散播的仁爱、所行的善业,和思想上的真知灼见。
河北成安逯寶秀修女殉道
逯修女寶秀,聖名德蘭,乳名金墜,一九一五年生於成安縣中艾束村一老教友家庭,姐弟五人,修女為長。大妹入永年教區聖神會;幼弟逯寶瑛,聖名伯鐸,受天主召喚修道晉鐸。
逯修女自幼上教會學校。十四歲進入大名公教學校,在學校中修女聰明好學,是高材生。一九三五年,二十歲的逯寶秀順聽天主的召喚,加入安国教区雷鳴遠神父創辦的「德來妹妹會」。在會中她熱心度虔敬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戰爭爆發,雷鳴遠神父為了體現教友愛國熱情,遂組織了「抗日救護團」,開赴華北前線救護抗日受傷的軍人。逯修女響應雷神父的號召,積極參加救護的工作,八年間足跡踏遍河南、山西、陝西、四川許多地方。她長途跋涉,在太行山、中條山等地,救死扶傷,冒著炮火在第一線搶救傷員。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逯修女因環境問題,回老家中艾束村,廿年之久在家中習醫治病救人。修女尤對小兒科疾病頗有經驗,特別對初生嬰兒的四、六風(新生兒破傷風)用針挑療法卓有成效,不知救活了多少危急病兒。其中例如:西艾束村常五昌教友的二女兒(莲英)患了重病,非常危險,家人焦急得很,經修女診斷後,她很有把握的說:「別害怕!請放心,我能治好孩子的病。」果然治療沒超過三天,孩子完全治癒,可見修女的醫術是高明的;她的服務態度也是一流的,她經常面帶微笑給人以熱情、親切感。她說話和氣,工作認真負責,待人誠懇和善,雖操醫道,但不以盈利為目的。因此,博得本村及周遭群眾的稱讚和愛戴。
一九六六年春,逯修女已聽到對教會的緊張風聲,便托故訪友,躲了起來。可是工作隊一直要批鬥她,結果,在四月從外地將她抓了回來在本村批鬥,許多年輕人忘記了修女曾如何費盡心機為他們效勞,現在卻極盡誣辱、毆打之能事,來還報她。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批判鬥爭,修女受盡折磨,於六月初在成安县漳河店公社萬人大會上公開逮捕。鋃鐺入獄判刑十七年,送邯鄲林村勞改場,強制勞動改造。
一九七一年秋,其胞弟從海外寄回一信,為修女招來橫禍。公安人員到勞改隊,逼問修女:你兄弟在哪裏?幹什麼?修女回答:「不知道。」他們便毒打修女,用皮帶抽打,
用棍子毒打,以致遍體鱗傷,修女還不知道究竟為了什麼,就這樣被打得不能動彈。身心受到極嚴重傷害,又無人照顧,無人醫療,不多幾日發高燒,於十月八日蒙天主收回了她的靈魂。享年五十六歲。
逯宝秀修女殉道后,其遗体被家人领回,安葬于家乡中艾束村。教难过后,陈柏庐主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逯宝秀修女遗骨迁葬于魏县西来庄天主教堂地下室。
聖神安慰會創始人——劉敬畏修女
劉敬畏會長修女,原名劉志貞,一八九零年生於河北省深縣劉崔氏村一世代公教家庭,兄妹三人,自幼受父母良好宗教教育。及長,劉氏入教會學校讀書,她聰明好學,後矢志度獻身生活。教會為培養她便送天津女子中學深造。畢業後接受長上派遣到威縣趙莊教書,為教會培養人材。
劉敬畏德才兼備,因此深得崔主教器重,遂以她為核心建立永年教區女修會。建立一個修會談何容易,一切從零作起,當時的教區是非常貧窮的,社會動蕩不安,她千辛萬苦,召集同志,然後以身作則帶領初學,她以德垂範,為教育下屬。劉修女很樂意接受天主透過主教對她的召喚,隨即在蕭神父指引下開始招收初學生,首批初學共七人,以劉修女為首。 一九三三年,教宗比約十一世批准聖神安慰女修會會典。按會典規定劉修女在崔主教跟前誓發暫願,以後又招收第二批初學。由於她領導藝術高超,態度和藹可親,修女們都對她很敬愛。
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聖神安慰女修會已發展修女五十名,興辦了一些醫療機構。修會中有許多修女在診所及醫院工作,另外一些修女是慈善機構的領導人。其他則由傳教神父邀請到基層堂區幫忙作救靈工作,例如教兒童經言要理、組織教友行避靜神功、收拾及裝飾聖堂等服務。
劉修女每年都抽出大部時間下去視察了解情況,她忙碌的身影經常出現在永年教區的大地上。不論寒暑,均以修會事務為先。
她對修女們關懷備至,特別對她們的神修進步更是操心一籌,她領導的數十人組織一直是團結友愛的團體。
修女們對她如同母親一樣的信任,她則如大姐一樣對她們保護愛戴。一九四七年由於威縣方面進行「土地改革」,教會聖堂及財產被佔,修女會院只好從趙莊遷至邯鄲南門里,如此距修會主持的幾家孤兒院更近些,例如:磁縣、成安、肥鄉,都是三十公里左右的距離。劉修女的神修功夫很好,她刻苦自勵,意志堅強,祈禱時間很長,因此多種德行都修練到很高的地步。請看幾個實例:
一?神貧:在衣著上,她只以衣蔽體為準則,衣服舊的不像樣子,她也不同意換。在同會修女中數她穿著破舊,以致引起修女及學生們輕視及議論,認為她太過分、這樣不合身份等等。而劉修女聽到後,以一笑置之。
飲食方面:劉修女只求充饑養體,不求口福美味。吃飯時她從不挑揀,特別是下去看望修女,吃教友家中飯更是教友作什麼她都愛吃。以致人們不知道劉修女,愛吃什麼,不吃什麼。雖然在修會中她是上司,年齡最大,但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與姐妹同吃一樣飯菜。甚至在有病時,也不願特殊待遇。
二?愛德:劉修女的愛德極為超眾。一次一位修女犯了過失,院長知道後,給予她應有的批評和勸導。可是這位修女非但不接受院長的善意批評,反而與院長辯駁起來,並用一些輕蔑和辱罵的言詞來頂撞長上。當時,劉院長低頭不語,沉默了一會兒,等那個修女,過激的言詞過後,院長微笑著抬起頭來,以愛德的言語繼續勸導,那位修女仍然沒有接受,更賭氣離開院長。按照會規規定,犯錯的修女經勸導不肯悔改,應接受一定的處罰。但院長因人而異,利用不同方法多次主動找那位修女談心,給予心靈的撫慰和規勸,直到該修女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請求院長寬恕。她更加深了解院長慈母般的關愛,也親身體驗了院長不平凡的愛德。
劉院長在講道理時,常常說到「你們愛聖神吧!你們快愛聖神吧!」由於她說得次數多,以致招惹了一些修女厭煩。但院長講的道理都是從心中充滿愛情講出來的。其中大多數修女聽到院長講這句道理,心中便增添對聖神的愛慕之情。
三?奇蹟與異事:有一次院長修女領聖體時,幾位修女見她領聖體回來滿臉發光。特是張煥榮修女看得清楚。
有一年,修女們在作葡萄酒時作壞了,院長發現後,對大家說:「我們祈求天主聖神吧,聖神一定會將壞酒變成好酒。」當時在場的一位修女哼了一聲,臉上帶出不相信的表情來。但院長嚴肅地說道:「你們不要笑,你們要相信天主聖神的德能,聖神一定能把壞酒變為好酒的。」於是院長帶領修女們一起作九日敬禮,敬禮之後,奇蹟出現了,壞酒真的變成好酒了。也証明院長信德超乎尋常。
一九五八年春,王守謙神父响应政府的号召,“自选自聖”為永年教区主教,劉修女與王守谦神父本是同鄉,但劉修女卻拋棄這些人情方面的事,只以教會原則為是,不接受王守谦神父为教区合法正权人。教区大多数司铎因不接受王守谦神父的主教职位,均被拘捕入狱。刘敬畏院长預料教難已至,便號召修女們多行祈禱,多做補贖,以平息天主的義怒,以補贖反教宗的滔天大罪。
八月間,邯鄲地區召開了天主教「三自革新會議」。由於劉修女德高望重,當局亦知道她的思想無法改變,便發動一些聽話的積極分子批判她。她甘心效法主耶穌忍耐。考驗是嚴酷的,一部份修女經不起暫時的折磨而軟弱倒了下去。
當時,劉院長與另一位修女同遭他們毆打凌辱折磨。可是那位修女,後來為了逃避當時的痛苦,也為了取得當權者的信任,竟說出侮辱院長的謊言,院長默不作聲忍受著來自心愛者的針剌,靜靜忍受一次又一次的謾罵和凌辱。
他們對院長的刑罰更加殘酷,一個下午便將院長打得鼻青臉腫,使人認不出來了,許多人泣不成聲,被批鬥回來後,院長找到那位修女,把自己心愛的新茶杯及一件衣服送給該修女,那位修女被院長的真情感動得無地自容。
其後不久,劉修女隨即失去自由,被關在堂中一間很小的黑屋子裏,除當時政府信任的周慶云神父負責送少許食物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見。後來,周神父也被禁止送飯。又過了十幾日之後,周神父前去看劉修女,開門見修女端跪雙手合什,面帶微笑,他喚了一聲「姆姆」,可沒見回答。又喚了一聲,還是沒有動靜,他心中疑惑,及至走近一看,才大吃一驚。原來他發現劉院長已停止呼吸了,便趕快呼喊人們前來。大家一看,心中誰都知道,這是天主光榮祂的婢女,使她雖死而尸體不倒。
我們相信劉修女也渴望像聖母瑪利亞一樣熱切祈禱,大發愛天主之情,無病無痛,死於愛。眾修女暗中都稱劉修女為聖女,整个永年教区神长教友都视刘敬畏修女为圣女。也期盼教宗早日能将刘敬畏修女册封圣人之行列。有朝一日,普世教会共同呼喊:“圣女刘敬畏,为我们祈求!”
谦恭的何弦牧师
在认识何弦牧师之前,我曾先后认识李灵恩牧师、刘玉文牧师、靳云鹏牧师、程宝山牧师和吴春牧师。
因为在2000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册封了中国120名圣人,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愤怒。中国外交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纷纷提出抗议。这是让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内心倍感痛苦的一件事。尤其让我气愤的是,当时身为邯郸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李灵恩牧师,在邯郸市委召集的各宗教代表会议上,对罗马教廷的举措横加指责,对在中国殉道的圣人们大加辱骂。让我们天主教代表由衷地气愤,可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有忍气吞声。
本来我在当地与基督教弟兄的关系非常友好,可是李灵恩牧师的所言所行,确实有伤弟兄友爱,尽管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教义、教礼以及教规上均有不同,在欧洲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战争。但是,历史的今天,我们应该彼此修和,没有必要承担历史的包袱,应该以基督的博爱为己任,继续不断地高举拯救人灵的大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展露福音的头角,使所有的同胞获得永远的救恩,才是我们传教士的神圣使命。要切实牢记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天主教和新教加起来,仍是一个小的族群,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争执或攻击呢?当今社会,
和谐是主旋律,使所有天主教基督徒和新教基督徒,都脚踏实地地去广传福音,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象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天主教和耶稣教是近亲,还没有超过“五服”呢?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我们的信仰最为接近,并且同出一源,理当相亲相爱,共谋教会的发展。
令我倍感欣慰的是,在博客上我认识了何弦牧师,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他非常主动地来探访我,使我感动!2008年5月28日,何弦牧师从大名顺道来看望我,我们只是在博客上有过联系,但是从心理上都已经能够接纳,何牧师正当青年,我已步入中年,他来到我的教堂,我出门迎接,虽然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仍能准确地判断我就是彭神甫。何牧师对我深深鞠躬,说:“你就是彭神甫吧?!”我说:“你就是何弦弟兄?”因为在博客上何弦弟兄没有表白他是牧师,我当时只能这样称呼他。在谈话中,我才知道他是牧师,在我的推测上,他应该是牧师,因为他在博客上用的是“牧羊棍儿”,这“牧羊棍儿”应该是牧师吧?可是,没有何弦本人的印证,我不能就肯定他就是牧师。
我与何弦牧师的交谈是很友好的,他的谦恭使我对他产生敬慕,我赠送他一本我著的《认识基督宗教》,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还到教堂参观了教堂外景和内部装饰。我们彼此分享了国内教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尽管我们在此之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电话联系过,我们的交谈仍是非常投机的。我们也能感受到弟兄般的友爱。到了中午,我欲留何弦牧师吃饭,他说:“我在禁食”。我也不便勉强,我只能劝他饮一杯“雪碧”,他高兴地接受了。 何弦牧师有他的神圣使命,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成安,我的内心也是恋恋不舍,这种超然的主内情感,使我们的心彼此相连。我为他祝福,希望他在主的葡萄园辛勤耕耘,也使他牧放好基督的羊群!
彭鉴道神甫
2008.6.27
二、 经验信仰
与魔鬼作战的经验
自从皈依基督后,我经历过数次驱魔的经验。在以往的经验中,战胜魔鬼的战役,常常是速战速决。可是,在我任成安县天主教总堂住持时,遇到了一个喜欢打持久战的魔鬼。
附魔者是成安县张新庄人,名叫闫兰芹。闫兰芹曾因附魔而皈依基督,加入了基督新教。加入基督新教后不久,因家中莫名其妙的失火,感到烦心,背弃了基督新教。背弃新教后,再度附魔,此时她到邻居信天主教的逯凤英家,要求信奉天主教。逯凤英很高兴,当郑瑞平神父来下会时,闫兰芹领受了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加入天主教不久,闫兰芹的儿子因骑摩托车与汽车相撞,闫兰芹感到信天主后,家中还是不平安,就背弃了天主教。背教后,闫兰芹就去找巫师算卦,巫师要她在自家门外埋下五色旗,家中供上观音菩萨和财神。闫兰芹听从巫师的话语,供上观音菩萨和财神。当供上菩萨和财神后,魔鬼再次附上了闫兰芹的身体。这个时候闫兰芹又再次要求重返天主教。
2009年4月15日下午,闫兰芹和她的丈夫,由逯凤英教友和另一位主内姊妹带领着,来到成安天主教总堂。原来,这天上午附魔者到逯凤英教友家,逯凤英教友为之洒圣水,让她喝圣水,使她清醒了许多。附魔者在逯凤英家吃了一碗面条,就随着逯凤英来到了成安总堂。来到总堂后,我热情地将他们领到教堂。恰好,堂里正有几位女教友在学弹琴。我让她们一起来为附魔者祈祷,齐心协力与魔鬼作战!
我在祭台上点燃起圣蜡,陈进堂先生从更衣所拿来洒圣水的器具。我戴上领带,将双手放在附魔者的头上,奉耶稣的名驱逐邪魔。附魔者开始发疯,她的双手高举,浑身颤抖,嘴唇哆嗦,发出阴森的尖叫,在场的教友莫不感到毛骨悚然,我也感到浑身发冷。这是魔鬼在发威,而我们人灵魂的眼睛会看到魔鬼的狰狞。我凭着与魔鬼作战的经验,仍坚持不懈地祈祷,无论魔鬼怎样挣扎,我仍是不住地口诵:“因耶稣的名字,撒旦,驱!”并向附魔者洒圣水。有位教友拿来针,用针扎附魔者的人中,竟然不流血,真是奇妙!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祈祷、洒圣水、驱魔,总算把魔鬼赶走。可是,据附魔者说,她身体内的魔鬼还没有去净。她声称,在她身体内至少有三个魔鬼。她希望能住在教堂,因为她不敢回家,惟恐魔鬼再度折磨她。她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就让附魔者闫兰芹和她的丈夫张学银,住在教堂南面的南屋。逯凤英和另一位教友,就返回了她们的家。 到了晚上,大约是后半夜的两点左右,我被屋外的喊叫声所惊醒。原来,魔鬼再次附到闫兰芹的身上,她的丈夫张学银,是个外教人,叫神父叫的也不十分清晰,又是深更半夜,他的叫声可以说是声嘶力竭。
我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将陈进堂先生、孙全先生叫起,来到附魔者所住的房间。见附魔者躺在床上,双手高举,双脚高跷,正指挥她的丈夫用水果刀,在她的双手双脚上作虚拟的比划。她说她的双手双脚被捆绑着,要她的丈夫用刀割开捆绑她的绳索。
明显的,这是魔鬼的伎俩,我推开她的丈夫,马上用圣水洒在她的身上,又将圣水倒在她的口中。她稳定了许多,但是似乎魔鬼仍然在作祟,我就一直洒圣水,口诵:“因耶稣圣名,撒旦,驱!”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驱魔,闫兰芹稳定了许多。我让她抱着耶稣的十字架,口诵:“耶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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