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史

民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从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逐渐地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运动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

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局限于学校的近代教育的尝试，

发展到注重实践和个性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因为更注重下层民众，拥有广泛的教育对象，因而比较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本书着重于论述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的形态和进程。 一、民国教育概述民国教育史是指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民国教育承继了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的沉重负荷，在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的历史背景下，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主要论述教育思潮、教育运动、主要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制度及设施等，以反映教育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教育思潮、教育运动及教育家们的思想主张，影响和推动着教育制度及设施的变化更新；而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制度的更新和教育举措推行的结果。外国列强的活动，则是这种变迁的背景因素。 这种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有着质的不同。“五四”以前，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短期尝试阶段。逐渐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针对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整合取舍命题，把主

要精力放在学校这个改革试点上，在生源、课程、授课方式及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但多为启蒙发微工作。“五四”以后，则是现代教育全方位展开并最终实施的时期。与近代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注重生活、实践及个性的发展，更积极地追赶世界教育的最新潮流。最明显的就是认为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而应当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对此，现代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因为更重视下层民众的教育，拥有了广泛的教育对象而获得成功，从而最终从方法上转换了现代教育。具体说来，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动，将民国教育史划分为6 个时期：民国元年至八年（1912—1919 年），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施阶段。这种失败的尝试，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了反思传统教育的重要参照物。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 年），是现代教育的发端时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勤工俭学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都体现出了教育的现代气息。但社会各阶层信奉的教育思想已发生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影响了相当的社会层面。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1927 年），这种分歧继续发展，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三民主义的大范畴中得到共存。到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927—1937 年），这种分化终于明朗化。改造民国教育的各种方法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国共双方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随后的“三民主义”教育，偏重对教育的整顿和控制；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则注重教育的大众化；中间阶级也开始试行其乡农教育和平民教育主张。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37—1945 年），现代教育特别是“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竞争，已显出优劣。国统区的教育危机和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最后，到民国

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 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溃败，“三民主义”教育也从大陆总撤退，民主、科学、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解决大陆教育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首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由粗具形态的资产阶级近代教育演变为杂然纷呈的社会化的现代教育。

其次，民国时期的教育头绪繁多，变化复杂。受社会环境迅速变动的影响，教育思潮如

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名家层出不穷。社会各阶层都拿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也有好多没有明显的阶级阶层属性。所以民国教育绝非单线而是多线条的迅速演进，而且因为教育的逐渐社会化和现代化，而愈演愈繁，愈演愈烈，愈演愈新。

还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具有明显对峙性。封建教育与近代教育（主要包括洋务教育、新

政教育及革命民主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数十年对立，特别是后来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科学大众比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之间的对峙和冲突，都是其重要表现。对峙的重要原因是寻求合乎国情的教育，而且必然通过竞争角逐以决优劣存亡。

民国教育史上总结性的成果较少，即便有也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的必要性所在。

民国时期体育的发展，受其本身特性的影响，有相对的独立性，笔者试图从不同地区展开论述。

二、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教育史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专门科学。它包括教育政策及制度设施、教育的发展普及状况、重要的教育思潮及主要教育家的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重教育的文明国度。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以杰出的教育思想和

实践驰名中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历代统治者颁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张载、王安石、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也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促进着教育的发展。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备受尊崇，成为四民之首。但封建时代受教育的层面越来越窄，教育也越来越走向教条僵化。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隋朝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后，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到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以四书五经为规范的八股考试更成为扼杀人才、选用奴才的工具，教育已经成了统治者愚弄民众维系统治的手段，走进了死胡同。

清代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制，学校和科举相辅相成。中央的国子监及八旗子弟的官学、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小学及大小书院、以及私人设立的“私馆”和经馆，不是为取得

科举资格，就是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学校实际上是科举的附庸。科举制度则更加腐化。考试作弊已经习以为常。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买取贡生、监生、举人等名额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并美其名曰“捐纳”。加之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提倡义理、考据和词章等“无用”兼“无实”的学问，士林风气败坏，“旧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旧的教育制度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变更传统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近代教育较之传统教育，改变较多也较明显的就是教育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顺应救国救民的呼声，在道光二十年至民国八年（1840—1919 年）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教育逐渐挣脱以宋明理学为规范的科举制度的束缚，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参照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以寻求一条拯救教育、拯救中国的有效途径。具体他讲，近代教育改变较多的是学校。洋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及后来的学制改革，就成为近代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时期变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实，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前后，好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讨论教育的变革

问题。他们就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著称于世的龚自珍（1792—1841 年）、林则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等人。他们因为最早“睁眼看世界”，有机会最早了解到西方世界的一些情况，从而提出振聋发聩的新颖见解。如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令时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看法涉及到人性问题、知行的先后问题、对古典经学的整理问题、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文风貌、经济发展如何看待等等新命题。由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开了风气之先，时人和后人对他们极为推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自珍之一时期。”林则徐被赞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更是当之无愧。至于魏源，因为他的思想最系统，最先进，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人文风貌、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所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有过深远的影响，《海国图志》还使日本获益非浅，以致诱发了决定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

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多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实施；而且因为受条件和时代的

限制，他们对西方也多是一知半解，其见解难免有粗浅孤陋之处。

真正尝试实施近代教育的，是狂飚般兴起的太平天国。他们以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

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为出发点，以天下人都是耶和华的儿女，都是平等互爱的兄弟姊妹的拜上帝教教义为武器，对封建制度包括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指出满清皇帝只不过是“阎罗妖”，所到之处，“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①更去孔子牌位，禁阅和焚毁儒家经典，并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基准，修改删消四书五经，使“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②在破的同时，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首先颁行了新的教材和经书，如《新旧约圣经》、《真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以及军事方面的《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等，

① 陈果夫认为此书所列习俗“大都含有全国共通性”，因此我们在后面各节日的“概说”中皆加以列举。但鉴于此书具有“整理旧俗，厘订新俗”的用意，所以它所列各种习俗

已经过主观加工，并不完全是客观原貌。 ② 陈果夫：《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6 年影印本，第13—14 页。改

革了教育内容。其次，以太平天国官书为依归，以选拔实用人才为目的，建立了“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录用的新的科举选官制度。再次，太平天国还极力倡行明白易懂的文风，文书中用大量简化字，官印用宋字，文书加标点符号，洪仁玕还特颁《戒浮文巧语谕》，这些，实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还有，太平天国实施了一系列大众化教育措施。如设立育才馆或义学，倡行“带徒弟”的制度；定期组织儿童到礼拜堂学习，多渠道地改革儿童教育；倡导妇女教育，男女平等，妇女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带兵打仗、做官治土；太平天国的歌谣和“讲道理”等方式，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除了注重教育的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太平天国还注重教育的时代性。太平天国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列为三宝之一。积极延揽容闳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参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提出了设新闻馆、学馆等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的主张。如天假时日，太平天国将会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

（1812—1885 年）、李鸿章（1824—1901 年）、张之洞（1837—1909 年）的倡导下，在19 世纪60 至90 年代，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教育。洋务教育包括西文、西艺和留学等方面的内容。

洋务派举办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校，培养西文人才。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

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 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校一般以招收正途人员为主，年龄要求渐趋年轻化。学习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来也扩大到法、德、俄等国语言，并由浅入深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 西艺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 年）、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66

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 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 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 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 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 年）以及技术方面的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 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同时，注意介绍和翻译西学知识，形成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北京同文馆译员班及来华西人的“广学会”三个西学传播中心。

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洋务派派出了多批学生赴西方留学，最著名的是留美幼童和闽厂生徒。经容闳的倡导和奔波，詹天佑等120 名幼童从同治十一年（1872 年）起，分四批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由于保守势力作梗，这些学生在光绪七年（1881 年）被提前撤回。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 年）派赴英法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则多已成年，学多有成，不少人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后来出使英、法、美、德、俄、日大臣也带学生出洋。必须指出，洋务教育也烙上了封建性的印痕。首先是其指导思想，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学”即经史之学，必须放在首要的主体地位，“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在张之洞看来，“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政尤急于艺”，而最切要的是“兴学校”。可见，西政根本不涉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改革现行制度了。这就难怪早期维新派一直批评洋务派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而已。其次，念念不忘中文学习，是洋务教育封建性的重要表现。所有的洋学堂学生和留学生，都得用相当时间学习“圣谕广训”，并不时“望阙行礼”；注重学生的资格和出身，注重规范学生的“道德”等，更昭著了其封建性。同时，洋务教育也有相当的买办性。国内学校长期由外国人主持，如下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 年。学生出洋也由外国人率领，日意格和被梁启超斥为“似蝎、似鼠、又似蛆”的傅兰雅，都任过留学生监督。学习内容也只知适应，而不懂选择和如何变为己有。 但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洋务教育第一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破了传统教育长期以经史禁锢人心的沉重氛围，在中国近代教育兼采中西以求发展方面，迈出了功不可没的第一步。

戊戌时期的维新运动则在更新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在维新运动中，起初的宣传鼓动、后来的论战及改革内容都涉及到教育的改新，而其领袖们的思想主张无疑起着指导作用。

维新派的鼓吹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办学会、兴学堂、办报纸。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

四年（1895—1898 年）。全国共设立学会24 所，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北京的保国会、湖南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设立学堂19 所，有康有为早期讲学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报馆8 所，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谭嗣同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这些成功的宣传活动导致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阻扼。维新派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把孔子改观为倡言变革的“素王”，从而提出了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变法目标，认为只有这才是保国、保教、保种的良法。与洋务派的变“末”不同，他们提出变“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不同，维新

派从人权天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本君末等一系列民主思想，冲击了封建的三纲五常。谭嗣同更提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大胆主张。 维新派认为变法迫切需要“开民智”，所以后来实施的变法内容多涉及教育的改新：废八股，改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变”的人才；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改各级书院为中西学兼修的大小学堂，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奖励捐

建学堂者；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学会，刊发农报，创办农务学堂，促进农务；在产丝茶区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鼓励出版书报，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上书；筹设医学堂；鼓励设各种实业学堂，鼓励新著作和新发明。 维新运动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此掀起的兴学校热，实为教育

史上的又一新台阶。当时已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兴办的西学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反对派的过分强大，戊戌维新中这最强的强项，也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书页翻到了20 世纪，衰微中的统治者和崛起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花大力气于教育。

满清统治者首先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一套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废科举的举措有过多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都有过这样的诏旨，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才明“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止

了实行了1300 年的科举制度。 与此同时，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壬寅年），清政府颁布“钦

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分学校为7 级；蒙学堂4 年，寻常小学堂3 年，高等小学堂3 年，中学堂4 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 年，大学堂3 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6 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20 年。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学堂附设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受本身因素和清政府的影响，未得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在全国颁行实

施的学校教育制度。“癸卯学制”共分3 段7 级，长达近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3 年，初等小学5 年（学生7 岁入学），高等小学4 年，共3 级13 年。第二段为中学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4 年，通儒院5 年，共3 级11—12 年。与此并行的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堂性质）两等，修学8 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等，修学共15 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约5 年；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带动了国内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幼稚生的人数分别为918586、1179958、1522793 人，而后两年的女学生分别为755、13498 人，处于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官立高等学堂已达123所，其中法科学校47 所；学生22262 人，法科占12282 人。这与当时的法政热有关，也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①。

这种发展还跟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有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下设左右丞等各项事务官。下辖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等5 司，司下设若干科，

并有视学官视察全国学务。

省级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裁撤学务司，设立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下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另外，设视学、议长、议绅若干名，巡视各州县，并辅佐提学使。 同年设府厅州县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视学兼任，下设若干劝学区，由劝学员负责。

① 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1、182 页。

至于教育宗旨，清政府曾厘订两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奏定学

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可见，两次教育宗旨都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但是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都足以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取代了封建的科举制而确立起来。

在此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以及戏剧般的日俄战争，促使清政府鼓励学生留日；加之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宪政的即将实施，留学日本成为一种热潮。最高年份的留日学生高达一万多人。因美国退还庚款，胡适等人自宣统元年（1909 年）起先后被派赴美利坚。赴欧的留学生也日趋众多，留学运动在清末掀起了一个热潮。为此清政府也开始整顿留学教育，多次明文限制留学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就规定只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出洋；颁布了各种管理留学生章程，以明确游学监督的权限和义务。同年，学部还拟定了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考试留学国外高等学堂毕业生，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和中等给予举人出身。此外，各省还制订了考试留学生出国的制度。可见，清政府在想方设法地控制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结果却正好相反。因为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革命派获得了成功。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要求“革命与教育并行”，倡行革命教育，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反对传统的封建性的“奴隶教育”和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教育。据邹容分析“革命教育”包括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人权和培养政治法律观念三层

含义①。由此，革命派指斥封建教育为“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开设的学堂为培养奴隶的“奴隶学堂”。为了培养自由独立的国民，革命教育就要求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网罗。他们提出历代君王都是“独夫民贼”，必须破除封建神教和封建迷信，指孔子为独夫民贼的宠儿。为此，他们推崇墨子为“小基督”②提倡复兴墨学。他们还提倡“女权革命”、“振兴女学”。

可以看出，革命派的理论比较零散，缺乏系统，而且这种革命教育的主张是在与改良派的论争中逐渐提出的。对改良派先推行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再进行革命或改良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灌输教育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正因如此，革命派很注意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派认为“中等社

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要通过演讲和文字宣传等方式，实施对下等社会的教育：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给以新手段；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以新习惯；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为此，革命派组织了一系列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进行革命宣教活动；联络秘密社会和新军，以壮大自己，瓦解敌人；印行革命书刊报纸，传播革命思想。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中就罗列了报纸67 种，杂志49 种，图书115 种。革命派的社会教育活动收到了相当的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58—59 页。 ②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43 页。

效果。

革命派也注重学校教育，把学堂作为革命的“鼓吹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蔡元培、章炳麟等革命人士，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教育会”，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百余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压迫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特设“爱国学社”，会员兼任教员，分4 班继续授课。校内学生自治气氛频浓，“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校内先后创办了《童子世界》、《学生世界》等刊物，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还接办了《苏报》，因宣传邹容的《革命军》，蔡元培、章炳麟和邹容被捕，一时全国各校的罢课退学潮迭起，影响很大。“爱国学社”还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组织了义勇队，学习军事，准备暴动和暗杀；倡设“爱国女学”，专攻暗杀。爱国学社影响了一大批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创办的大通学校，在秋瑾主持校务后，很快成为江浙一带的革命中心，后来血战大通学校时，许多青年学生壮烈牺牲，实在是可歌可泣。

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深入人心。欧美同盟会支部都以留学生为主，华兴会、光复会甚至同盟会都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①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说明，日本留学生在当时和后来多成了反清的革命斗士，这是革命教育的最成功处。说明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份。”②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98—101 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

（二）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教育政策1912 年1 月1 日，中华民国宣布建立。3 日，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9 日，教育部成立，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历象3 司。3 月，又分为普通、专门、实业、社会、礼教、蒙藏6 个教育司。随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如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旧教材一律禁用，小学可男女同校，为女子设立中学和职业学校，禁止小学读经，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为培养公民道德，允许私人办学等，都体现着民主、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新气象。

1。壬子癸丑学制在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蔡元培开始考虑教育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民国

元年（1912 年）7 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就有关学校系统、教育宗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9 月，教育部从已辞职的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出发，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同时，公布了学制系统（“壬子学制”），并在次年（1913年）修改后整合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所规定的学校系统如下：初等小学校4 年，为义务教育，学生为7—10 岁；高等小学校3 年，学生11—13 岁；中学校4 年，学生14—17 岁；大学或专门学校，预科3 年，本科3—4 年，学生18—23 至24 岁；小学以下的蒙养园和大学以上的大学院都不计年限。当时师范系统和实业系统较少变动，只将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分居中高2 段；实业教育分为乙种和甲种，居初、中2 段。另外，补习科，专修科及小学教员养成所，附设于前边各系统学校之中。

这个学制的学习年限已大为缩短，废除了两性的差别，小学男女同校，中学则皆可为女生设校，并取消了贵胄学堂，体现着平等的气氛和相对的合理性。

随后，教育部又颁行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具体地规范了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学习科目。民国元年（1912 年）九月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校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小学校中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高等小学校由县设立；初等小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 种，高等小

学校多出本国历史、地理、理科3 种，共10 种；小学并可设立补习科。同时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校以省立为原则，县立为例外，经费地方自筹，分别称为省立中学、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中学校课程规定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4种，女子中学略有不同；中学校入学资格，须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

同年十月颁布的《大学令》沿用到民国六年（1917 年），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 科，大学设立时以文、理2 科为主，须使文、理2 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2 科，或理科兼医、农、工3 科或2 科或1 科者，方可名为大学；大学设预科和本科，预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本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大学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在预科本科之外，另设大学院，学生以在大学本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修业年限不限。民国二年（1913年）一月颁布的《大学规程》，使课程规定更加详细，如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4 门等。 对于“壬寅”“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这时期改为专科学校，民国元年（1912 年）

十月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的教育宗旨为“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种类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外国语等；入学资格须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专门学校得设预科及研究科；修业年限为4 年，预科1 年，本科3 年，研究科1 年以上。

民国成立后，对师范教育作了以下重大调整：从前的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

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临时及单级两种小学教员养成所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民国四年（1915 年）十一月又改为师范讲习所；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初等师范学校以省立为原则，民国四年（1915 年）又取消简易科；高等师范学校内，公共科改为预科，分类科改为本科（本科又分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6 部），加习科改为研究科；师范学校中以前的完全科改为本科第一部，简易科为本科第二部，完全科中添设预科；高等师范学校中预科学习年限为1 年，本科3 年，研究科1 年或2 年，预科生入学资格以师范学校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本科生由预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科生由本科毕业生升入，专修科修业年限2—3 年，入学资格和预科同；师范学校预科1 年毕业，本科第一部4 年毕业，第二部1年毕业、预科以高等小学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4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本科以预科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5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二部以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7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学习科目各异，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等，高等师范学校本科通习的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当时也已明文规定师范教育以造就各级各类学校教员为目的。

民国二年（1913 年）八月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

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以省立为原则，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 种，都分设本科和预科，预科1 年毕业，本科3 年；预科入学资格须年在14 岁以上具有高等小学毕业之程度为合格，本科由预科学生升入，本科并分数科；学习科目4 种实业学校各异，如甲种农业学校预科科目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本科的学科，又分为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它种类的实业学校（甲种）课程都各具具体专业特色。

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以县立为原则，县以下也可酌设；也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 类，多以3 年毕业，每类又设若干科，如乙种工业学校分金工科、木工科、藤竹工科、染织科、窖业科、漆工科等科，其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

理化大意、图画、体操、实习等，与甲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科目大同小异，只是程度略有等差，其他种类的乙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课程也很具专业特色；乙种实业学校的入学资格，须年在12 岁以上有初等小学校毕业的学力者为合格。

另外，实业补习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性质相等，也包括农、工、商等类，学习科目也分通习及别习两种，入学资格也相同。附设于各类学校中的还有实业教员养成所。

2。改革的成功和失败民国初年厘订的教育宗旨、学制和教育行政令，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合理而又平等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后来虽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但其富有新意的教育体系形式和其基本精神一直延续了下来，对民国教育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来民国教育制度的蓝本。在当时，这些新政策也带动了民初教育的发展，使中国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民初全国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在明显地增长（见下表）①。

学校数学生数年 份男女合计男女合计民国元年84883 2389 87272 2792257 141130 2933387民国二年105325 3123 108448 3476242 166964 3643206民国三年118654 3632 122286 3898065 177273 4075338民国四年125973 3766 129739 4113302 180949 4294251但民初的教育改革也受到了政治风浪的大冲击。袁世凯上台后，一切教育计划都被打破，初期的民主风气也渐被压下去。民国四年（1915 年），他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发布“教育要旨”：“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加之后来的军阀混战，民国教育被糟蹋得一塌糊涂。首先，是尊孔气息日嚣尘上。孔教会成立后，要求把孔教尊为国教，列入宪法，活动频繁，会所几遍及全国。受此影响，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迂腐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精神尚远。”①其次，鬼神迷信思想在学校和社会中极为流行。当时有人鼓吹“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又次，废读经名存实亡。各中小学校多半是死抱经书不放，既无读经也是以“修身”科来代替，而“修身”科多以宋儒编辑的儒家格言为教材蓝本。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每复古一次，读经与尊孔又重提一次，教育界复古气息弥漫。

还有，女子教育在歧道上缓慢行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五四”以前政府开设

的女中仅9 校、学生人数仅622 人；女子职业学校更少。更严重的是，统治者违背了民初发展女子教育的民主本意，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整理教育方案》中要求，女子教育要“勿鹜高远之谈，标志育成贤妻良母主义”，又回到了封建时代。 所以，民初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了。 ① 资料来源：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305 页。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142—145 页。 （三）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孙中山（1866—1925 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其一生的思想处于不停的发展演进中。教育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认为革命成功“宣传要占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教育便是宣

传”，教育士民，唤起民众，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成功以后，教育年轻一代继承革命未竟之功更是紧急的任务。因此，解职以后，他便亲自“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的活动。”

由此出发，孙中山指出教育必须服务于革命，要先革命后教育，先政治经济后文化教育。除了在推翻满清政权后，孙中山曾有过“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当致力民生，倡导“建设之学问”、“文明之学问”外，无论是在推翻满清的革命实践中，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还是在“二次革命”后漫长而又艰难的反军阀斗争中，他都一直坚持革命先于教育。在民国三年（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坚决主张“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民国八年（1919 年）他又重申这一观点，认为不打翻旧的政治势力，“我们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但不能提倡，且将设法摧残”①。

针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知难行易”说。即认为“真知特识”是从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总结出来的，后于行而难于行，是为“知难”；“行”主要指“不知而行”是人人都可做到的实践，所以“行易”。 由此出发，孙中山提出了“先行后知”、“知以进行”等观点。孙中山认为，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人类“多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就拿习练、试验、探索、冒险4 事来看，

也说明“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经也。”由此他分析说，日本维新的成功，在于“不先求知而行之”，中国变法，则“必先求知而后行”，戊戌维新的失败，就是“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的一个表现。孙中山进而指出，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就能对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必然导致“知之更乐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因此，孙中山极力提倡“知以进行”，在实践中获取真知特识，并用之指导实践更好地进行。

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胸■极力主张普及教育。孙中山从民国成立起，就主张教育平等，使穷苦儿童都能安心上学，更要免收学费，为他们解决衣、食、住、书籍等问题。在民国元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及随后制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等文件和演讲中，都一再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演讲中，孙中山还强调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注意到了蒙藏教育问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把“厉行教育普及”规定为一项重要的“对内政策”。此外，孙中山还号召青少年要立大志，要“为大家幸福”、“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而读书学习，不要只为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学习时要注意方法，不要死记硬背，应从“考察”、“事实”、总结经验中来求得进步：要注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及繁”地进行学习。要努力学好国外的物质文明，以帮助中国进步。

作为一个战斗不息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时时与革命实践结合在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85—87 页。

一起，富有革命的时代性。但正因如此，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显得零散和不系统；较少从教育去看教育和革命，而多从革命与时代的要求去界定教育发展的方法，有时就会缺乏辩证

的科学性，如知行的主次先后问题就仍没有理清楚，很容易陷于二元论之中。

蔡元培（1868—1940 年）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钱庄经理家庭，光绪二十八

年（1892 年）考取翰林实授编修，但他很快走上了革命之途，创立中国教育会，主持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七至十二年（1918—1923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大行校政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晚年，蔡元培以“养成完全之人格”为己任，为教育事业确实奔波了一生。

蔡元培非常重视世界观教育。民国元年（1912 年）他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说，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唯后二者“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实体世界”被认为是绝对的、超因果律的、无时空的、全恃直观去把握的；“现象世界”则正好相反。联系二者的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中超物质形式而自在的“通性”——“意志”，“意志”在“实体世界”中则变为无目的、无意识，并从而成为“现象世界”各意志“最后之鹄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教育。

因此，“世界观教育”就是要遵循世界进化史指示的途径使人的“通性”——“意志”获得最大的自由，最终“与实体吻合”。为此，一方面要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息息相通，使思想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努力渴慕和追求实体世界绝对自由的意志，渐与实体吻合，使意志完全自由。“世界观教育”的方法就是“美感教育”，通过这种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间的“津梁”，“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①。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超越性的。由此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反对一切狭隘宗教，如认为基督教等“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精神界”，也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他提倡“广义的宗教”，即“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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