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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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每一个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特别是青年学子，都应该对文化问题有正确的认识，都应该积极地自觉地参与文化建设，都应该合理地过好自己的文化生活。这也是设置高中《文化生活》课的目的所在。为了帮助教师教好这门课，我们将给教师提供一个关于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的介绍作为参考。

为了保证对文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要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就是唯物史观或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观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现象，显然是顺理成章的。那么，怎样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呢？

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很多。一是社会及其规律的客观性的观点，用这个观点来指导研究文化就是要寻找文化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用这个观点来研究文化现象，就要寻求文化现象的客观根源和它对社会存在的作用。三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规律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研究文化现象就要研究文化怎样表现了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作用，文化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四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即原始公社瓦解以来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主要阶级的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研究文化就要研究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文化的阶级性与非阶级性。五是实践观点，即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均有其实践的根源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研究文化就是要弄清楚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寻求一切文化现象的实践根源。辩证唯物史观的所有观点对于研究文化都具有指导作用，因为辩证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理论，而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研究文化不可能没有任何思想指导，区别只在于自觉还是不自觉。不自觉地用科学的历史观，即辩证唯物史观来指导，就可能同时用其他历史观来指导，而其他历史观就其整体说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历史观主要有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前者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因素归结为人的自然基础，即认为人的一切因素都是作为有血有肉的动物的人与生俱来的，然后由人的因素形成社会的因素；后者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因素归结为人的与生俱来的理性、智力、思想，然后由人的因素形成社会的因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两种历史观是相通的，都主张人的因素是与生俱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人的自然性或动物性，而后者强调人的精神性。用这些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来指导文化研究，是不可能对文化问题作出科学结论的。

应该进一步指出，即使自觉地应用辩证唯物史观来指导文化研究，也只解决了一般方法问题，并不能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任何问题，都有一个会用与不会用，正确应用与错误应用的问题。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应用是把一般观点强加于具体现象，并通过逻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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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引出结论，而不管具体现象的特点。正确的应用只是以一般观点为指导，具体分析具体现象，再从中得出与具体现象一致的结论。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切忌单凭一些一般观点逻辑地引申出若干结论，这样做不是得出空洞的抽象的结论，就是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无疑首先要弄清楚文化这个概念。要弄清楚一个概念的含义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概念的内涵主要是通过它的定义来明确的，而定义必须揭示这个概念所指该类事物的本质。文化是一类社会现象，那么，它是哪一类社会现象呢？不管人们对文化的定义有多少，若只问它是哪一类社会现象，人们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几乎各种论著都指出，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包括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这里我们只举《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社会学卷和哲学卷来说明这点。社会学卷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哲学卷说：“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这两个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后一个定义把精神产品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一类是非意识形态，认为更狭义的文化指非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那么，在这广狭两种定义中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更多地使用呢？这两卷都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但社会学卷曾指出，从词源上讲，在西方，文化（culture）的含义是从农作物的培育引申出来的，指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在中国，与文化相并列的是武功，文化即文治教化之意，并认为：“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但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我认为，应该指出，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具有更广泛性的趋势，而且从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来讲，应该使用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是严格意义的文化，即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为什么这样说呢？

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起来使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趋势。应该说，在过去广义的文化被更多地使用。而20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就经常被并列起来使用了。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表现为各种文明形态，而文明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又如，近年来在国际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也是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还应指出，在日常用语中，文化一词常常有更狭义的使用，如文化工作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项工作，文化程度指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指知识水平等。

文化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但不是一个特定的术语，其含义是比较广泛的。他们没有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并列起来说明社会结构。他们用以说明社会结构的术语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如果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起来，显然文化与意识形态不能⑶⑵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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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比意识形态更广。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造了“意识形式”一词用以称呼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意识，但也没有用“文化”一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并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并规定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采用社会结构三分理论来阐明一些问题。例如，江泽民把三者并列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建设区分为这三个方面。不管人们如何理解三者的关系，只要把三者并列，就是承认文化不是经济、政治，而是经济、政治以外的东西，即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狭义的理解。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弄清它的内涵，即它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是物质活动及其产品，政治不是物质活动，但也是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由于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在经济与文化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文化是经济与政治的反映，而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反映。但是，文化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能给予伟大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其本身也具有传承性和稳定性，是人类社会结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文化史观夸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夸大精神活动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不是来自人类的物质活动，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精神活动的能力及其产品；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由人的精神来支配，因而它是人类活动中最根本的活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争论实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争论，这里暂不讨论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本文所遵循的是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内涵的观点，因此，本文对文化内涵的回答就是：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这也就是文化的本质。

弄清楚了文化的内涵，还必须弄清楚它的外延，否则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文化的外延不是很容易弄清楚的。我们无法把文化所具有的具体的分子一一指陈出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根据其内涵来分门别类地列举其各个组成部分。这样做，有两个不可少的前提：其一，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全部现象，三者之外就是社会之外的自然界了；其二，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尽管有互相渗透和互相包含的关系，但从概念上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是有明确区别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文化的外延表述为若干类文化现象。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经济之直接反映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活动，一是生产交往，即生产关系。因此，第一类文化现象就是科学技术（这里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它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直接反映并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

第二类文化现象是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它是经济制度的直接反映并直接推动和指导经济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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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文化现象是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它诚然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活动的反映，但首先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

第四类文化现象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服务于全部社会实践，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

第五类文化现象是道德伦理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伦理理论。道德伦理现象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类文化现象是宗教现象。从理论上讲，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不相容的，但它作为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深地生长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类文化现象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具有最广泛群众性的文化现象，可能没有人不欣赏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于人的观念、思想、情感具有最强大的感染作用。

第八类文化现象是哲学和社会学说。哲学和各种社会学说（包括前面所说的经济理论和政治法律理论）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性质比较复杂，一方面是知识，因而可以成为科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表现了一定的阶级利益。因此，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有百家争鸣问题，一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

第九类文化现象是教育和教育思想。以上八个文化领域彼此可以相对地分开，但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的教育无法与这些领域分开。教育行动本身诚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学习、品德的陶冶与修养、身体的锻炼等），但教育的内容离不开上述各个领域。因此，教育在文化中具有综合性、代表性，教育水平的高低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高低，要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教育是根本途径。

第十类文化现象是新闻出版事业。新闻出版事业是另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因素。新闻工作以报道各种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主，实际上无所不包，出版工作当然更加如此。新闻出版运用语言、文字、图像、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工具反映和沟通整个世界，影响每一个人，在文化领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十一类文化现象是公共文化设施及其活动，它是由政府或社会设立的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设施及其活动。例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文化活动室等及其活动。这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是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

第十二类文化现象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文化领域，即自发地流行于民间的通俗的素朴的文化，缺乏自觉性、理论性、系统性，然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对群众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具体内容甚为复杂，难以尽述。例如，民间文艺活动、节日活动、旅游活动、娱乐活动、风俗习惯、时尚、流行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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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12个领域都是作为现实的经济、政治之反映的文化现象，除此之外，当然还包括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即传统文化因素和从国外传播进来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因素。

那么，以上12个领域是否包括了经济、政治以外的全部社会现象呢？当然没有。至少还有两个领域没有涉及，一是卫生，一是体育。它们无疑是物质活动，因为它们都是改造人体的活动，而人体是一种物质。它们无疑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即精神因素，如医药学、医疗道德、体育学、体育艺术等。也许把卫生、体育归属于文化现象更合适一些。文化的外延问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意见只是一孔之见，提供讨论而已。

三、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实际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而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问题就主要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还是文化？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它最后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基本面貌，是它的不同类型区别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而唯物史观认为是经济，而不是文化。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一种颇为典型的文化史观。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基本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种文化决定了三种社会。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伦理道德社会是它的高级阶段，宗教社会是它的最高阶段。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并未经过科学技术社会阶段，处于早熟状态，因此国力孱弱，备受欺凌，而西方社会尚处于低级阶段，虽国力强大，但人们生活弊端甚多。他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是要把三者结合起来，即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西方文化成分，复兴中国文化，真正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进一步再过渡到宗教社会阶段，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成熟的最高阶段。显而易见，梁漱溟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它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区别不同社会类型的根本标准。这种观点是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的文化史观。

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史观，即宗教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文明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核心和精髓，而文化中最根本的是宗教，“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不同类型的宗教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他根据不同类型的宗教，把世界区分为20多个类型的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俄罗斯和东亚的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中国、朝鲜、日本等）。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史就是文化史或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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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对世界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许多观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这里只想评论一下它的理论基础── 一种文化史观。他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的实体”，“文明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这同汤因比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以文化和文明划分这些国家集团远比以政治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划分有意义”。在他看来，“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还是基本的差异”，而文明间的差异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不同文明的人们既在权利和义务、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的关系何者更重要有分歧，也在神人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市民与国家关系、双亲和孩子关系、夫妇关系等方面持不同看法。这些差异作为历史的积累非短期所能消除，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间的差异更为根本”。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文化史或思想观念史。他把世界划分为七种或八种文明，“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

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概括出文化史观或文明形态历史观的几个特点：第一，划分世界不同地区的主要标准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政治制度，而是文明或作为文明的核心的文化；第二，文化与经济、政治共同组成人类社会，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第三，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

同文化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根基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产物；经济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根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又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简单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立体网络，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最后的根基、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最后的动力是经济，这是不能含糊的。所谓经济当然不仅是经济制度，它首先是一定水平的社会物质生活，即人类的经济生活，然后才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上的经济制度。所谓文化当然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思想上层建筑，它首先是直接反映物质生产的精神因素，如科学知识、语言等，然后才是反映经济制度、政治活动的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地论证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但这些思想已包含在他们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理论之中。毛泽东正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证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确认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接着他就引证了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认为中国的旧文化是封建文化，当时的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中国要建立的新文化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有一个正确理解问题，它有可能使人误认为经济只包括经济制度，即唯物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文化就是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或唯物史观所说的上层建筑，不包括那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等，这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显然包括那些全民族的科学的东西，而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总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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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唯物史观认为：第一，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与文化史观一致的；第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中最根本的或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不是文化；第三，划分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包括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而不是文化，这后两点是与文化史观相反的。

文化史观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而文化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观念、思想，所以文化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文化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巨大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不同地区的文化上的差异是经过长期社会生活和历史的积累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是决不可忽视的。文化史观强调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它对文化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往往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唯心史观，是片面的，从整体上说是不科学的。

根据辩证唯物史观来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就能正确理解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我们既不能像庸俗经济主义那样低估它的作用，也不能像文化史观那样夸大它的作用，这对认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作用，对于建设我国现代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文化的分类与类型

前面已谈到对文化外延的理解有赖于如何分析文化的类型，而文化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这里首先有一个分类标准的选择问题。可以选择任何标准来分类，但有些标准并不是本质的东西，按照它们来分类只能有某些方面的意义，没有根本的意义。例如，人可以按照性别分为男人和女人，或按照年龄来分为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或按肤色分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或按地区分为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和澳洲人，或按国别分为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或按职业分为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画家、政治家、军人、公务员、律师、医生、演员等，或按阶级关系分为工人、雇员、资本家、农民、地主、个体劳动者等。这些分类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

对文化分类也有一个选择标准问题。文化可以按时代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也可以按地区分为亚洲文化、欧洲文化、非洲文化、美洲文化、澳洲文化，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也可按国别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埃及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美国文化等，也可按宗教分为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严格讲，儒家并不是宗教）等。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其他标准，对文化的类型进行其他划分。问题在于这些划分有什么意义？我们采取某种划分有什么意义？

仔细推敲，上面有的划分是很笼统的、空洞的，如果不加以具体化，很难说有多大意义。例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如果仅仅指地区的不同，东方文化就是亚洲文化，西方文化就是欧美文化，究竟这两种类型的文化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并不清楚，所以人们都在努力寻求一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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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区别，即各自不同的特色，特别是那种根本性的区别。前面提到过几种观点都是对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根本区别的回答。梁漱溟认为区别在于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但是，汤因比和亨廷顿却把宗教看成一切文化的共性而不仅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并以不同的宗教来区分不同的文化。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外籍华人学者，则以不同的哲学思想，即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来区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些学者还未像梁漱溟、汤因比、亨廷顿那样明确提出文化类型问题，没有说人类文化有两大类型。但既然如此规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色，实际上就是以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思想为标准来区分文化类型。有的学者还预言东方文化将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再度辉煌，并取代西方文化近代以来所占有的支配地位。但我认为以上几种观点并未找到区分文化类型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唯物史观的指导。

那么，根据唯物史观，应该怎样来区分文化的类型呢？

前面已谈到文化与经济、政治构成社会的整体，文化是由经济、政治决定的，既然如此，文化的类型应该是同社会的类型一致的，即应该按照社会的类型来划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的主要类型划分为五种，文化的主要类型也应该划分为五种，即原始公社文化、农业奴隶制文化、农业封建制文化、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和工业社会主义文化，每一种类型的名称都包括了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政治制度的内容。可以看出，生产力水平在第二、三类型是接近的，在第四、五类型也是接近的，但经济制度在这几种类型中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文化类型的这种区分不过是对文化本质的抽象把握，各种类型文化的实际存在是具体的，因而是十分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分析起来，其复杂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每种类型均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如美国文化和西欧文化同是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即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型，但其具体表现各有不同特色。例如，英美哲学偏重于经验主义，西欧大陆哲学偏重于理性主义等。二是各种类型文化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按其基本性质来讲，属于不同类型，一是工业社会主义文化，一是工业资本主义文化，但这两种类型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是很多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即一般所说的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社会，影响十分明显，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如对自由市场进行适当的国家调控的思想、缓和贫富对立的尖锐性的思想、适当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的思想等。至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还存在着古代封建制度文化的因素，甚至奴隶制文化的因素，也是很常见的。三是中间类型或混合类型的存在。人类社会的类型除五种常规的类型之外，还存在着由于多种原因而出现的多种中间的或混合的社会类型。例如，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过渡的时期往往出现具有两种类型的基本特征的社会，或者由于内外原因而出现混合类型的社会，因而其文化也出现多种非常规的类型。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制度一般被认为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但这个时期长达800年，两种社会制度的交错导致两种类型文化的交错，奴隶制的思想与封建制的思想不仅在社会上同时存在，甚至在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存在。例如，儒家的思想就很复杂，包含了这两种文化的因素。不仅如此，由于文化的积累作用，有许多原始社会文化的因素，也在儒家的思想中存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一种混合类型的社会。有人认为半殖民地是一个政治概念，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无法结合在一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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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概念，半殖民地本身的经济制度可能大部分保持其原有形态，但从整体上说，它已纳入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并必然有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其中，正如封建制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地主所有制），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君主专制或军阀专制）一样。半殖民地不仅指政治上的部分独立性的丧失，而且指经济上的部分资本主义性的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混合。这种混合类型的社会产生了混合型的文化，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当时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即一种混合的文化，这种观点是科学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还应指出，当时的中国还有着原始公社和奴隶制的文化因素，这些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

五、不同类型文化的个性与共性

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任何文化均有其共性与个性，文化的类型正是由文化的共性造成的，同类型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研究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类型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在文化类型问题的研究中，中西文化比较是一个讨论十分热烈的问题。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什么共同之处和差别，即中西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除中西（或中外）比较而外，还有古今文化比较，如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比较，这种比较不大为人们所重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文化无疑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姿多彩的，但它也有共性。文化的共性，或曰普遍性、一般性，又分为若干层次，否定共性是不对的，只承认地区文化的共性，否定人类文化的共性也是不对的。当然，共性是什么也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那么，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最一般的方式就是从各地区、各时代的文化现象中寻求其共同点，但这样找到的共同点不一定是最根本的，因为文化现象十分复杂，极其多样化，很难归纳。另一种方式是从其根源去寻求，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文化看成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现象，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就文化谈文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和人类社会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所谓历史归根到底不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总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人类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根源也是人的社会实践。因此，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由社会实践的共性与个性决定的。那么，社会实践的共性是什么呢？

实践的最根本的共性是实践的本质，即自觉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的活动。一是改造，二是自觉。所谓自觉不仅是有意图、有目的，而且是有思想指导，即以多多少少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有自觉而无改造，即无实际行动，谈不上实践；有改造而无自觉，则是动物式的活动，也谈不上人的实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它的成员的自觉改造活动为基础。不管哪个地区的社会，不管哪个时代的社会，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文化既是以社会实践为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它的共性就应该是社会成员的自觉改造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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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种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是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必然具有，而且不能不有的，否则它就只有萎缩、凋零、消灭。

诚然，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们真正科学地认识到自觉改造世界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是很晚的事情，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150年前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历史上思想家们绝大多数都是轻视劳动的，从而也是轻视实践的。但是，既然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死存亡所系的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家对它有所认识呢？而且，一个人即使对实践活动的意义毫无认识，在实际行动中也不能不对世界进行自觉地改造。试想，人类在进行采集、渔猎、畜牧、农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漫长过程中怎么可能不按照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改造活动呢？这种活动怎么可能不反映到自己的头脑里并影响自己的文化活动呢？我们可以从历代各国的文献中摘引大量言论来印证这种推断。

按照这种观点，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应该是世界上从古到今一切类型文化的根本的共性，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的共性。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这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但天人（自然与人）关系和谐，而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主客二分思想，这导致科学技术发达，但天人关系紧张。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天人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多种含义，其中包含的神秘的封建的含义暂时不予考虑，这里只谈其中包含的合理思想。一是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是一体，人不能存在于自然之外，人自始至终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对的，也是有意义的，可以防止我们去做超越自然的蠢事。二是天人合一是指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即人们所熟知的生态平衡，但所谓和谐、平衡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谐与平衡，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动植物、治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并不是因为自然界有什么权利，完全是为了人类自己。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是最宜于人类居住、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自然界本身是无所谓和谐不和谐的。因此，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只能采取自觉地改造自然的办法，而决不能抛弃科学技术、停止自觉地改造自然，让自然界回到人类出现时的原始状态。不存在是否要改造自然的问题，只存在怎样改造自然的问题：是把自然界改造得更宜于人类的生活，还是只顾局部利益与眼前利益而把自然界改造得越来越不宜于人类的生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此理解的“天人合一”，不但与改造自然不冲突，而且正是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的积极结果。

“主客二分”当然也有一个理解问题。有的人把主客二分理解为主客对立，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而且把生态平衡的破坏归罪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把它说成是西方文化的共性，似乎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共性。这完全是对主客二分的误解。合理地理解主客二分，不过是指人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把自己与客观世界相对地区别开来，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类不毁灭，人类永远要把自己看成主体，而把世界看成客体。至于人如何处理主客关系，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能因为主客关系处理不好就根本否定主客关系。否则，岂不是因噎废食吗？

主客体的区分，人把自己从混沌的世界里区别出来，是在类人猿变成人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劳动和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从逻辑上说，首先是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然后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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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还有评价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种区分将与人类相终始。主客二分从空间上讲是普遍的，不仅西方那里有主客二分，中国这里的主客二分一点也不少。人的活动只要是自觉的活动，人就是作为主体来活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把区分主客的唯物主义叫做二元论，那完全是一种歪曲和诬蔑。

主客二分并不排斥主客统一，主客统一也是首先在劳动和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也就是改造世界的成功，是主体目的的实现。主客统一在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中也时时出现。上面讲的天人合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主客统一。因此，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如果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不仅是不冲突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相互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只有主客统一而无主客二分，那就没有人类及其活动；只有主客二分而无主客统一，那就会使人类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西方人、东方人，北方人、南方人，概莫能外。主客二分与主客统一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主客二分的文化和没有主客统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偏重一个方面的文化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中华民族偏重主客统一，而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它能绵延存在到今天而且日益兴旺发达吗？如果西方各国偏重主客二分，它们能创造出高度的现代文明吗？

那么，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是否各自有其共同的特色呢？这当然是有的。人类文化的共性只能通过多种文化的特殊性、个性表现出来。这些特殊性、个性对于各自文化来讲，也是普遍性、共性。把“天人合一”看成中国文化的共同特性，把“主客二分”看成西方文化的共同特性，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即使说中国文化偏重于主客统一，西方文化偏重于主客二分，也是难以成立的。你可以在中国思想家中找出许多强调主客统一的话，我也可以在中国思想家中找出同样多的强调主客二分的话；你可以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出许多强调主客二分的话，我也可以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出同样多的强调主客统一的话。但是，这并不是说，各种文化没有任何共同的特性。中国理论界除了以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来区分中西文化之外，还提到另外一些中西方文化的区分，如中国文化强调把整体摆在第一位（整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把个人摆在第一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西方文化重视宗教；中国文化强调精神享受，西方文化强调物质享受；中国文化重视经世致用，西方文化重视系统研究，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说法不见得能成立，除了上面提到的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之外，有人认为中国哲学以“和为贵”、“仇必和而解”，而西方哲学，特别是被他们认为包括在西方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斗，“仇则斗到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无论中西，思想家们都是讲和的多，强调斗的毕竟是少数。西方文化当然讲斗，但中国文化中斗的记录决不次于西方。有人讲过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砍书，几千年不但斗争不断，而且战争频繁，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年代当然强调斗争，但在从革命过渡到建设时，和即统一，就成了主旋律。毛泽东讲斗也讲和，邓小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也没有忘记斗争，这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的差别与比较是一个大题目。为了创建21世纪的文化，为了各种文化互相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应该广泛而深入地研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忽视整个人类文化的共性──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共性，各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吸取将成为不可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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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常听到世界各种文化要融合，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要融合的主张，如果人类文化没有共性，这种融合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21世纪的文化将是在人类历史新阶段，亦即人类社会实践新阶段的基础上来建立的。它更加离不开人类文化的根本共性──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

六、文化的进化与不同类型文化的互相影响

不同类型的文化可以在同一地域或不同地域先后存在，也可以在不同地域同时存在，不管是哪种情况，多种文化都有运动变化和相互影响。文化的运动变化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在内外原因的推动下自身的进化运动；二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下面分别作些说明。

一种社会形态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所取代，即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前一种形态为后一种形态所取代，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与此相应，一种文化类型为另一种文化类型所取代，即五种基本文化类型中前一种类型为后一种类型所取代，也是合乎规律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前进运动，但是前进运动不限于这五种类型的循序前进，如果由于内外原因，发生了跳跃式或中断式的运动，也是一种前进或进步。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外国势力的侵入而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文化也逐渐由封建文化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尽管其间付出了丧权辱国、人民惨遭杀戮的代价，仍然包含了前进的意义。而且正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它才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跨越了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说是通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历史的进步，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又如西藏社会，本是一个农奴制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便经过和平民主改革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文化也如此，这也是历史的进步。

在今天的地球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类型都或多或少同时存在，尽管资本主义文化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因此，这些文化类型之间便产生了相互影响，不仅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后进的文化，后进的文化也在多方面影响着先进的文化，使现代社会的文化呈现出丰富多样、姹紫嫣红的色彩。先进文化影响后进文化是易于理解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后进文化何以也能影响先进文化呢？这是因为在人类文化中积累了许多永久性、普遍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域都是适用的，即或者是有益的，或者是无害的。许多哲学思想、科学思想、价值观念都具有普遍性。例如，按照自然规律而不是随意地贪婪地改造自然的思想、所有的人应友好相处的思想、勤劳节俭的品德、各种科学的观点和理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等都具有永恒的普遍的价值，任何类型文化都是应吸收的。针刺治疗是中国古老的医疗技术，在现代医学空前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美国已得到政府和医学界的承认，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赞赏。自有人类以来，特别是今天各地区交往方便而频繁，各种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且是无法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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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影响无疑有负面的消极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从长远看，其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这种作用不仅使各种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可以扩大与加深人类的智慧与才能，提高人们的品德与趣味，推动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推动并正确引导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避免不利的影响，扩大与加深有利的影响。

七、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变化与现代文化的逐渐形成

如果按照历史学的一般划分，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为古代，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年）为近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现代，那么，就可按照年代的划分把中国文化史划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这样，就有一个为这三个时代的文化定性的问题。根据以上关于文化的一般观点，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化定性为封建主义文化（秦汉以前暂不考虑），其生产力基础是农业；近代文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同时也有部分殖民地文化，其生产力基础基本上是农业；现代文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文化，其初期也有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他文化，其生产力基础基本上是工业。中国文化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开展专门的研究。从近年来的讨论来看，大家最关注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我认为传统文化指二千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即封建文化，亦即中国古代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开始变化，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急剧变化，也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发展开始了向现代文化的过渡。中国现代文化十分复杂，各种文化因素均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但就其最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类型而言，它应是社会主义文化。

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生产水平一直停留在手工农业的水平，而经济政治制度则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由于暴露出它阻碍中国生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的严重弱点，受到各种批判，成为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但中华几千年灿烂文化正是在这种制度上创造出来的。农业封建主义文化包含着糟粕，也包含着丰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人们要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对封建文化采取了过激的态度，这是难以避免的。革命完成之后就应予以有分析的公正的评价，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是在这样努力了，并且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这种努力还要大力进行下去，但这并不是否定我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封建主义的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是不很确切的，儒学诚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即最主要的指导思想，但绝不能以此来抹杀其他文化因素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不能轻视诸子百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特别是道家、法家、佛家的思想。反孔的思想家历代都有，实际上儒家思想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诸子百家以及反孔各派的大量思想。其次，应看到儒家本身也有许多门派，儒学并不是一个结构严谨、思想一贯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仅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并存，甚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同在。再次，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生产经验、作出的创造发明、提出的科学理论、写出的科学著作，以及他们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勤劳、勇敢、节俭、自强不息等优良品德。正是这些智慧、才能与品德使中华诸民族在这片自然条件不很好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几千年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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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生生不息。但是，这些文化因素往往被排斥于儒家的视野之外，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成为儒家的一贯思想。最后，也是万万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反抗剥削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所培养出来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热爱和平、团结统一、宽容大度的广阔胸怀和济困扶危、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正是这些精神因素使中国古代人民能够对己和、对敌狠，前仆后继去争取胜利而岿然独立于世。这些因素在儒家思想中有所反映，但由于儒家阶级性的局限，没有占据主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丰富而复杂，如果把它归结为儒家思想，又把儒家思想归结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为贵等思想，就未免片面了。

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真正发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中国传统社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灿烂的时期，但近三四百年来逐渐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它的落后性的大暴露，从此中国成为强国侵略和欺凌的对象。中国需要赶上西方国家，用后来的话讲，就是要现代化。中国的落后最明显表现在经济方面，经济要现代化的内部阻力主要来自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而文化又是政治变革的主要阻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有识之士先后提出过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种种主张，掀起了各种运动，如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这些主张的提出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从政治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它第一次遭到真正的冲击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当时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其学派的思想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处，今天必须加以纠正。当时更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是什么？具有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大体上有三种回答。全盘西化派主张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新儒家主张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共产党人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毛泽东所说的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之反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派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现代新儒家并不是复古派。这三派的区别在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是西方自由主义、儒家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问题上对资本主义侵略的反应，最初就是要在继续保持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发展现代工业，用坚船利炮武装自己，这就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后兴起的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定的批判态度。民主革命运动则进一步主张以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社会，在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掀起专门的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创立新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它的核心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的“科学与民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影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使它发生了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为马克思主义派，胡适等人转为西化派。西化派与马克思主义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主张科学与民主，都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首先一个分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西化派想把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全盘搬到中国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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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派则反对资本主义，赞成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派虽然也主张加以吸收，但赞成采取分析的态度，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加以取舍，或加以重新理解。例如，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主张高举的，认为科学是应该充分吸收的，而民主则不应该是少数人的民主，而应该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的民主。西化派对传统文化基本上抱虚无主义态度，而马克思主义派则主张加以批判地继承。例如，抨击当时的尊孔复古思潮最有力的李大钊主张以今日的标准对孔子思想进行取舍，说：“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现代新儒家不是尊孔复古的顽固派，而是一些具有现代西方文化素养，赞成科学与民主的学者。以梁漱溟来说，他原本是赞成西化的，由于看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才转向佛学，又转向儒家，于1917年进入北大讲学时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后来被称做现代新儒学的这一思路。现代新儒家的特色在于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来形成现代中国文化，或者说，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借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从时间上讲，尊孔复古的顽固派早于新文化运动，而现代新儒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稍晚于西化派，差不多与马克思主义派同时出现。现代新儒家容易被误解为尊孔复古派，但实际上它是跟着西化派的现代化道路前进的，决不想保持封建文化。相反，它也反对这个传统文化的经济政治基础，只是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而主张以儒家思想来加以补救。因此，从实质上讲，它所设想的文化是自认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资本主义现代文化。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逐渐演变，其原因不在于传统文化本身，而在于它的经济政治基础在逐渐演变，新文化运动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政治基础中的变化才兴起的，才能如此波澜壮阔地凯歌前进的。当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扩大与深入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对此，新文化运动中的三个基本派别都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派起了突出的领导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最初都属于西化派，但后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些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而这些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最坚决、影响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包含了现代文化因素的不断增加。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过程很难定出一个完成的时间，当它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有一定的确定的内容的时候就可以说形成了。

我认为它的经济政治基础形成于1949年至1956年之间。从生产力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现代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仍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工业的比重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超过了农业和手工业。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经历了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已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已过渡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和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现代文化的主体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其内容是这一基础的反映。由于这个基础1956年后仍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个文化也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更大，但其主体，即主流文化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其非主流文化的性质是非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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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流文化的核心或指导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要求的反映，又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

其次，在这个文化中也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因素和革命传统因素。传统思想十分复杂，是长期积累而沉淀下来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易随着旧的经济政治基础的消失而消失。这些传统思想包括封建时期的思想，也包括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既包括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包括传统文化的糟粕；既包括用文字传下来的，也包括口头相传或潜藏在人们头脑中而在人们的实际活动中起作用的思想，即所谓无意识或潜意识。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来源都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但其中有一部分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容的，已融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中，因此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再次，在这个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思想也十分复杂，是通过各种传媒或中外人士的直接间接接触而传过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蜂拥而至，进入中国文化之中。其中不少科学的东西，如高精尖的科学技术思想、科学的管理思想、积极进取创新的思想、文学艺术哲学中的合理思想等。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思想、极端享乐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外来文化因素一部分本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一部分可以融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中，因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最后，中国现代主流文化的主要部分是直接反映中国当前经济政治的精神因素。一是反映中国现代生产水平，即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思想和理论，其中有很现代化的，也有比较落后的。二是直接反映中国当前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和理论。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之中。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而是在长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特殊的民主制度，这种政治体制目前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直接反映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间接或直接反映这种经济政治基础的文化因素，具体讲就是语言、文学、艺术、宗教、道德、哲学、教育、体育、卫生、风俗习惯、社会风气、礼仪等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那一部分。就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文化因素中既有社会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还有中性的或可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多因素的、多侧面的、多样性的、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其多元性表现在它的多种来源、多民族性、以多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多阶级性，但是，主流文化是一元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不仅如此，那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因素，有些也可以在主流文化引导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有一个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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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八、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经过近一个世纪成千上万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艰苦奋斗，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工业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它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由于它原来的历史基础十分落后及其达到现时状态的曲折道路，它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先进水平，即没有实现现代化，因而它还有现代化的任务。所谓社会主义建设，就中国而言，其具体内容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及其战友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邓小平理论就是一个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其具体内容包括我国社会的一切方面。报告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根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报告就这三方面的建设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于文化建设的任务，报告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认为应该正确处理以下一些问题。

（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

争论中主要有三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究竟应该以哪种思想作为建设中国未来文化的指导思想呢？

现代新儒家认为是儒家思想，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土生土长，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最适应中国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第二，儒家的若干基本思想诚然是古代的东西，但加以现代化就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用于指导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人们谈得较多的儒家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保持协调与和谐的关系；二是人文精神，从人的需要，按人的标准来考虑一切问题、从事一切活动；三是整体利益原则，主张把一个集团的整体利益摆到个人利益的前面，个人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四是中庸哲学，不趋极端，不为己甚，力求适中等。

我认为儒家思想要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的指导思想是不可能的，有三个主要理由。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解体，儒家思想体系已为历史所否定，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其经济政治基础已经崩溃，除非恢复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权威是不可能恢复的。第二，现代社会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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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更为复杂，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八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已作过这种评价，时至今日就更加如此了。第三，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合理因素，这些因素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例如，上面所说的那些思想，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今天都是有价值的，但是，且不说这些思想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这些思想也只能起一定的积极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的指导作用，而且即使这种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也不是儒家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发挥的。

西化派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应是中国未来文化的指导思想，把传播这种思想视为“新启蒙”运动。这种观点的理由有三。第一，西方发达国家从整体上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现代化实际就是西方化，自由主义思想是现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第二，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不可分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终将走向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第三，中国奉行开放政策，向西方学习，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娱乐、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自由主义正是这个过程的指导思想。

这种观点无疑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它所预言的后果是违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全盘西化。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要吸收西方的合理的东西，但绝不是照搬。在科学技术方面学得很多，但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只吸收从社会主义角度看来可以吸收的东西，文化方面更是如此。在此情况下，自由主义根本不能发挥指导作用。第二，在中国，有的人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的人希望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经济而转化为资本主义，但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建立正常而有效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实际上已处于转变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保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践证明，只要改革的措施正确，执行得力，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成为市场活动中强有力的主导力量，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能够确保，自由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就将完全丧失其用武之地，起不到任何指导作用。西方文化中那些健康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将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唯一可能而且实际对中国文化建设起指导作用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实质上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思想是一个老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争论过这个问题，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争论。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本土的东西，而是舶来品，它的传播导致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和断裂。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只能是本土的东西，即儒家思想和其他本土的思想。这就否定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任何共同之处或相通之处，然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总体上是对于东西方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只要能找到它们在中国的具体作用形式，它们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形式，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来自中国实践又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实践。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是唯一科学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的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唯一科学的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又是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精髓，正如儒家思想曾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精髓一样。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而不是舶来品。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精神系统，其主要部分（主体）当然是本土的，外来的因素只能是局部，起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局部。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因素，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以其纯粹原有的形态起作用，而是通过其中国化的形态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起作用。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它没有变成德国文化，也没有变成苏联文化。它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今天当然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问题，重新分析和吸取问题，但这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根本不存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问题，有的只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断裂，或说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断裂，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今日中国存在着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恢复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问题。

从正面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有以下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是人们自觉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指导思想，对于人类任何自觉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当然不能例外。正如前面谈到文化研究的方法时所说，唯物史观具有更加直接和重要的意义，文化建设如无唯物史观的指导必将事倍功半，甚至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第二，中国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其中包括文化上的争论、斗争和建设，尽管发生过重大的偏差和错误，如“文化大革命”，但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是成功的，特别当它正确地同中国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其指导作用尤其显著。中国今天正在这些理论指导下阔步前进，有什么理由抛弃它的根本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呢？第三，文化的基础是经济、政治，中国在工业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济制度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亦即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第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歪曲，实际上是被糟蹋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时期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文化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努力在文化建设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中央两次制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卓有成效，这就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五四运动以来，“孔家店”是被打倒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被消灭了呢？应该说，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由于经济政治的变革，从整体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各种因素，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精华和糟粕，还大量存在，在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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