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讲：《提纲》第一条——第三条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认为费尔巴哈是他们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环节”。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是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彻底的费尔巴哈信徒。他们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立即用批判的武器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正如他们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摄取了它的“合理内核”一样，他们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摄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并且，也正如他们摈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一样，他们也摈弃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宗教的伦理杂质。

要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理解这一著作何以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先是指出从前一切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不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不是从实践，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客体和一切对象，从而不能真正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而唯心主义虽然知道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本体”，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它们把主体能动性只理解为抽象的理性或绝对理念，把整个人类世界和人自身看作是精神的展现。唯物主义也罢，唯心主义也罢，它们的共同毛病是着眼于理论的抽象去理解人的存在和社会的本体，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从前一切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深入到生活实践的层面，没有追随到理论活动背后的人的实践活动那里，被理论遮住了视线，从而看不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人的原初活动——“对象性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确立起“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世界观、生存论及本体论地位，指出理解“对象、感性、现实”要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要从实践出发，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从实践出发。从而确立起“改变世界”的新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根据都在实践本体中。

费尔巴哈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热衷于追溯一个先于人、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物质世界，把整个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则被看作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的客体，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自身具有的属性。而唯心主义则把外部世界的存在视作思维本身，黑格尔认为存在就是单纯的直接性，而直接性就是思维，所以外部世界就是思维自身之内的观念客体。费尔巴哈不满于上述对客体的理解，提出用感性来规定客观事物，以人的感性来对抗黑格尔的思维直接性，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知道对自然界的理解不能离开人，不能离开人的感性直观，他把脱离人的感性直观的自然界视为抽象的东西，这比起他以前的自然观把自然与人的感性分离开来的做法，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在与感觉相对应的意义上理解感性客体，也就是把感性客体看作是直观的对象。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这两个局限导致他把对象看作预成的、先在的，而不是把对象看作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作用下生成和发展的。他没有弄清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就是客观的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曾多次提到“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把感性理

解为实践活动”等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实现了从抽象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的转换,这种历史认识论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哲学认识论。在《提纲》写作之前,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次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在这次研究中,马克思着眼于改造现实生活进程的工业的社会历史意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这个工业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至于这个工业在哲学上的抽象,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个过程也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具体表象到理论抽象的思考过程。正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性,而以主体性进入到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过程中,通过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支配的客体。因此,过去的那种自然对象性消解了,费尔巴哈正是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才犯了直观主义的错误。在《形态》中马克思直接指明了这一点:“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所以,第一条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动上,而是建基于工业生产的实践上。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工业生产出发,我们不再像在自然经济中那样简单地直观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市场交换关系的产物。物相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自然经济社会中那种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第一次通过工业实践消除了。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传统认识论所讲的主体与客体才能联结起来,人的理论态度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如果将社会历史实践这一现实基础剥离掉,那么就变成了人与世界的纯粹的理论关系,这时才可能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只有产生了这一分离,才会出现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所以,在《提纲》第2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同上书,第58—59页)理论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首要的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与认识,这是马克思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现实基础,也是当代认识论的根本立场。认识论的这一转变,后来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就表现为生活世界解释学的建构。

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把现实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并认为，仅仅诉诸感性并不能使自然界现实化，只有人的感性活动视野中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这就以“感性活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

马克思把与客观事物相对的感性活动看作实践活动，把作为感觉的对象和源泉的感性客体看作实践的对象、实践的前提和实践的结果。对客观事物不仅仅从其自在状态去理解，而是从它们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实践活动引起的变化和发展）去理解，从而看到客观事物的历史性，看到主体对它们的能动作用，看到客观事物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感性的客体仅仅从单纯的感觉是不能得到说明的，只有通过实践来界定，物质概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以准确界定。

费尔巴哈曾经特别谈到过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过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似乎单凭直观，人类就能洞察自然界的种种奥秘，掌握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但是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他不知道，自然科学是在人类世世代代的劳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人”，由于费尔巴哈设定的人是“一般人”，是“感性对象”，而不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这样的理解就妨害了他对人与自然界和谐关系的认识。因为他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只看作“场外观”，如同动物般的直观，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独立的两极，人对外部自然界只有顺从，只有依赖，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干预。由于他没有从内在的、本体的实践出发，他理解的人与自然界仍然是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认为，现实的人不但具有无比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有着无比丰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感性并不是如费尔巴哈所说的只是一种“直接的感性”，他不懂得从社会关系之中来考察人，人的感性不能脱离与“他者”的关系，而且只有借助他人的中介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另一方面，人类同自然界是一刻不可分离的关系，首先，人类的诞生离不开自然界的合适条件，其次，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养料，自然界就是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人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的。当然，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要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去向自然界索取，这是一个改造自然的活动，更是一个创造自然的活动。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是不够的，只有从丰富的社会关系出发，即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把人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才能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

由于费尔巴哈只懂得感性直观，他所了解的人只是感性的主体，他所了解的物只是感性的客体。费尔巴哈所倡导的感性只是感觉直观，他还不懂得科学的实践观，没有把人的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不懂得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把握物质。在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中存在着一个“历史学空场”，因为他不懂得人是在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中认识世界的。既然自然界是在人的活动中不断地改变着面貌，自从有了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就再也不是自在自为和盲目的了，而是同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合目的地变化着的；既然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活动，是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世界历史中进行的；那么自然界就不是静止的、现成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和人类历史同步的发展史。而费尔巴哈无视人对自然关系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方面，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往旧历史观（当然包括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时尖锐地指出，“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在物质观方面，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全面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客体”和“感性对象”。以“感性活动本体论”超越了抽象的“人学本体论”，现实的自然界、现实的人和世界历史都是在感性活动中生成的，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根本无力承担此任。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感性直观为根本特征的，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感性活动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变革了对对象的理解方式，把作为意识对象的感性事物理解为实践活动，变革了对主体的理解方式，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看待人的感性活动。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主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对象化活动和现实的活动，就使得马克思超越了直观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崭新形态，即实践唯物主义。

通过《提纲》第二条马克思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说明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二是从实践本体论的层次上理解真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其根据何在？真理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在理论范围内兜圈子，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对于“思维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个近代哲学伤透脑筋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它的本体论根源在于实践，理论是实际生活的观念化，意识的东西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意识、思维本身的客观性问题，只能到实践中求得解决，理论的根子在实践。

对于真理问题，我们同样不能停留在旧哲学的观点上。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符合论”真理观主宰着整个旧哲学，人们一直以为真理就是主观认识与客体相符，如果这样认为，问题马上就来了，这种真理观预设了客体世界是现成的、不变不动的、恒定如一的，只有这样的现成存在物才能充当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是这样理解客体世界的吗？看看马克思对客体的理解，人在时间中领会着世界而存在，人生在世就展开一个世界。人凭实践活动生存着，世界不是什么现成物，人类世界是在人的活动中绽放出来的。所以说，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生存活动开辟出来的，而不是早有一个现成世界，等着人去居住、去生存，“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的生存活动整理出来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显然与我们的生命体验、人生经历不可分割。当一个人逝去，他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世界是因人的生存而绽放出来的，只要人存在着，人的生存必然展开一个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必定是生成的世界。既不存在一个孤立封闭的、无世界的人；也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现成的、非生存性的世界。既然这样一个抽象的客体世界已经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内，那么与之相符的真理纯属子虚乌有。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亿万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什么真理。马克思理解的真理就是把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原则付诸实践，就是把人类的理想追求付诸行动。

《提纲》第三条，通过解决旧唯物主义在人与环境关系上的困惑，说明实践的本体意义。法国唯物主义者这样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是由人来改变的。这样一个矛盾之网罩住了旧唯物主义者的头脑。马克思把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之上，从而真正解决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二律背反。“革命的实践”是环境的形成和人的存在的根据，是人类世界的本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讲：《提纲》第五条——第十一条解读

在《提纲》第四、五、六、七条中，马克思具体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的不彻底、对世界的直观理解、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提出要着眼于实践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人的世界、人的本质和人的宗教感情。在宗教问题上，费尔巴哈认识到宗教世界的基础在于世俗世界，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停留于此，他不知道世俗基础被分裂出去形成一个云霄中的独立王国的根源何在，他还认识不到实践的革命意义，他不知道宗教是在实践水平低下时产生的，也只有在实践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能消除。所以说，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真正解决宗教问题。关于人的世界，费尔巴哈推翻黑格尔把世界纳入其中的抽象思维之后，却只是直观世界，“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对于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只是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由于费尔巴哈没有从历史的进程中来理解人，“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的“类”只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

《提纲》第八条以一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前面四条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强调了实践的本体意义，指出旧哲学常常在理论上陷入神秘主义的根源在于，旧哲学只是在思想中寻找解释世界的根据，忘记了真正的答案应该去实践中寻找。马克思在指明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解决理论的神秘主义统一的意义上，彰显实践的本体地位，以实践为基点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实践为根据来破解理论导向神秘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在《提纲》第九、十两条中，把视线转回到实现哲学“实践转向”的主体方面来。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感性”只是直观，它不仅直观外部世界，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理解凭借的也是直观。直观的结果是，局限于理论的领域内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关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人。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非历史的、处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人，费尔巴哈也谈到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仅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爱与友情”，只是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他理解的人不是“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

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立脚点不同，一个是人类社会，一个是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原子化的个人，是非历史的、非现实的、非具体的概念中的主体；而社会的人则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这里马克思还是在说明实践的本体意义，人类社会的主体必须从实践活动中加以理解。

《提纲》最后一条，马克思以实践为根据完成了其本体论革命，他把以前的旧哲学统统归结为“解释哲学”范式，而把自己的实践本体论哲学归结为“实践哲学”范式。“解释哲学”范式意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为现存世界作辩护；“实践哲学”范式意在“改变世界”，为理想未来开辟道路。

卢卡奇曾经指出，《提纲》本身就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我们认为，《提纲》就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革命的宣言书，本体论革命的内容是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人的世界、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思维和人类社会，而“实践”本身是革命的、批判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和客观的。马克思在哲学史上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起“实践本体论”。

“费尔巴哈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事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我们认识费氏理论的前提。在这里，“客观的活动”就是那只是被唯心主义者“抽象地发展了的”历史辩证法。但是，作为老黑格尔的学生，费尔巴哈深谙辩证法之道。在早期著作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对最完善的存在物的观念的反省意识，必然优越于其他观念的反省认识，而最完善的方法就是那种指出精神如何根据最完善的存在物的观念的规范来行动的方法。??从这一包含整个自然界的起源的存在物的观念中引出自己的全部观念；因而这一观念是其余一切观念的起源。”此时的费尔巴哈是一个标准的黑格尔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也因此赢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高度评价。可是，为什么在自己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彻底放弃并且最终否定了辩证法，而转向了关于“爱的宗教”了呢？这一问题必须从费尔巴哈思想的性质与他的创作动机中寻求答案。

费尔巴哈关于水的一段颂词：

水象奇幻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深入自然； 但是，它却又映照出人自己的影像。

水是自我意识之肖像，是人的眼睛的肖像，水是人的自然镜子。 在水中人大胆地解脱了一切神秘的掩盖物。

在费尔巴哈看来，真理就在现实生活之中，任何完善的人都可以直接进入真理，因为人在本质上就是真理，因为人的本质就是爱、理性和自由意志。

人的类本质与上帝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和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即使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最高本质，这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上帝的认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人认为的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的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是人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人之中所包涵的无非就是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

黑格尔的宗教观：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道，过去，精神的目光必须以强制力量才能指向世俗的东西而停留于此尘世，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为经验的那种对现实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而当务之急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力气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成为有启示性的东西——它必须与宗教划清界限。在宗教那里，先知式的言论取代了有限世界的反思，蒙昧的热情取代了科学的论证。上帝作为一种实体，深入到万事万物之中却没有力量将它们

有机的团聚在一起。那么，上帝只表现为一种单纯的力量，“它表现为一种空的广阔而没有空的深邃，而这种无实体的深度其实与肤浅是同一回事”。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信仰作为单纯的直接的力量，恰恰是毫无力量的。作为理性传统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批判宗教时说到：“无概念的实体知识将自己委身于实质的毫无节制的热情，它们就以为只要蒙蔽了自我意识并放弃了知性，自己就是属于上帝的了；??事实上，它们在睡眠中接受和产生出来的，也不外是些梦而已。” 黑格尔说出了宗教的本质：宗教是人的心灵之梦。

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费认为思维是真理的绊脚石。“从认识上帝到热爱上帝，这一距离何其漫长”。帕斯卡尔在这里竭力要告诉人们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道理：哲学对于上帝的证明恰恰削弱了上帝的伟力，正如信仰一经理性的洗涤就淡而无味了一样。质朴的人们不用任何思辨就可以倾心于上帝，因为他们的内心拥有信仰的力量。思维，恰恰成为了通向真理的绊脚石。对真理的个人占有，是我们在真理之中的唯一途径。“上帝是每个人自己的上帝，我们自己领取我们的上帝。你的本质达到多远，你的无限的自感也就达到多远，你也就成为了这样远的上帝”。

关于人的类本质、人本学

费尔巴哈要求揭开宗教神秘的面纱，将属神的本质归结为属人的本质。“宗教在其从上帝那里给出的各种规定之中，只是将属人的言语之真正本质加以定义和对象化而已”。重新将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是费尔巴哈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费尔巴哈思想中人本学的一面。费尔巴哈将上帝的本质保留在了人的感性直观之中，爱是上帝和人共有的本质，爱就是上帝，就是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借助来自上帝的信仰的力量，赋予了人的类本质“爱、意志和理性”以神圣的属性。因此，费尔巴哈一面将神学下降到人本学，一面却又将人本学上升到了神学。爱的力量，在感性生活的梦中，不用借助于必然性的光辉，成为了改造现实事物的现实力量。这就是费尔巴哈思想的根本要义和精髓。

关于市民社会

1844年前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区别，第一，它不过是市民社会概念由一个描述性概念转变为一个解释性概念。通过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不仅仅是因为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机器，才使之成为维护私有财产的机构，而且全部国家机器的建立本身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二，作为解释原则和方法论，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试图解释人类的全部历史。毫无疑问，只是到了马克思的时代，社会的经济性质才全面凸现。马克思试图以近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为我们洞察近代以前的社会历史提供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是这样说的:“?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可见，1844年前后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区别只是在于，他把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归结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并以深入分析近代市民社会得出的结论为指南，用它来把握以往全部历史。在新历史观中，“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之总和)”、“社会经济结构”概念取得了同义。

马克思把作为对政治解放之超越的人类解放作为他的社会理想表明，“?市民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全部，毋宁说它倒是真正社会之否定性的形式”(注: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233页。)。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肯定形式是“人类社会”。经过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为近代政治革命之结果的市民社会，其存在的基础就是私有制。这样，“人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区别，就集中到了私有财产的问题上。根据新历史观，一旦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市民社会”就会被扬弃。“人类社会”作为对“市民社会”的扬弃，它在扬弃特定形式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同时，由于它是“最后的革命”，因此它也是对一切旧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基础的扬弃，简言之，它也是对以往一切社会的私有制基础的扬弃，是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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