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论坛

斯密论坛 A D A M S M I T H F O R U M

诱致性技术选择、工业化与农业增长

——对中国29省农业增长的实证检验

刘洪 李芝倩

2 0 0 2年第1卷 第8期 总 第25期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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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社会财富之源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之魅力，推动了人类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今，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伟大复兴需要理论创新和思想进步。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发起成立斯密论坛（Smithian Forum），由南京大学经济学科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论坛宗旨是研讨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为中国改革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其研究成果是《斯密论坛》系列论文。

该论坛致力于活跃学术气氛、增进学术交流，为提高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论坛主要面向南京大学研究生与本科生，同时为保证论坛的开放性，热诚欢迎校内外的专家、老师、同学参与。上述范围内的参与者只要提交一份正式的论文（发表或未发表均可），即可进入论坛，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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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致性技术选择、工业化与农业增长?

——对中国29省农业增长的实证检验：1980—2000

刘洪 李芝倩

南京大学商学院，210093，suanbao@yeah.net

内容摘要：对我国29个省份1980和2000年的农业单位土地产出和单位劳动产出的比较表明：20年中各省之间农业要素生产率差距在不断增大，尤其是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之间。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这种差距主要来源于土地和化肥产出率的不同，而与机械、劳动等要素的生产效率几乎无关。工业化则是另外一个因素，它从农业投入品、产品市场需求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影响着农业发展的长期路径和增长水平，并加大了各省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国农业合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应该是走“土地节约型”的道路，即依靠化学和生物技术，而非“机械现代化”。

关键词：要素生产率、诱致性技术、工业化、农业增长

一、导论

尽管占据主流、影响至深的三大发展理论：“增长阶段论”（罗斯托，1956）、“二元经济论”（阿瑟.刘易斯，1954）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保罗.巴兰，1952）一直把农业部门看作是经济增长中的“附属部门”，忽视了农业增长过程本身。但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注意力已经从 “惟工业化论”转向关注农业生产率提高对经济总量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从静态的农业技术和产品需求转向关注农业剩余的获得和保持及动态的技术变革。因此，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农业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即使不是前提条件，也是至关重要，必须对农业增长过程本身给予更多的重视。这一观点由舒尔茨提出，经过速水次佑郎和拉坦的发展，已逐步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本文即是在这一方面的尝试，旨在考察1978年农村改革之后的我国农业20年的增长过程。通过对全国29个不同省市的农业生产率按照每个劳动者的粮食产量和 ?

本文是南京大学斯密论坛研究基金第一期招标课题研究成果，得到了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刘志彪教授、郑江淮博士、杨德才博士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高峰给予了切实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把1980年以后成立的海南省归于广东省，重庆市归于四川省，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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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顷土地的粮食产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增长路径的一般特征，揭示我国农业增长的源泉，并且可以探寻适合我国资源条件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之间农业要素生产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土地是制约农业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因而，决定省际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从投入要素的角度看是土地和化肥，而非劳动和机械。随着生物革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变化，这种省际差距逐步扩大。但是，资源禀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依然是最主要的，它诱导着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选择，并且决定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轨迹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

此外，所谓“机械现代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合理的政策建议应该是化学技术和新生物技术的使用，尤其是对化肥投入具有更高反应能力的新作物品种；而且，在我国，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都不存在规模经济，绝大部分地区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因此，各地区在农业发展技术和生物品种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状况合理选择，而不能一概而论。

全文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第二部分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综述，阐述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及意义；第三部分阐述全文的理论框架，并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第四部分通过我国29省两个时点（1980年和2000年）的截面数据的比较，统计性地描述了各省农业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第五部分的实证检验，揭示了各省农业增长差异的源泉；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及几点简单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不少学者对中国农业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般是从制度和技术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在制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测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创新对农业生产的贡献（McMillan，Whalley，and Zhu，1989；林毅夫，1992）。这些研究认为：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源于制度创新。

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增长的另一源泉。黄季焜和Rozelle（1998）指出技术进步在改革初期至少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而且从80年代中期以来，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们的结论是：在改革初期，制度创新是农业生产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技术进步更为重要。而且由于制度创新对生产的贡献只是一次性的，因而改革之后几乎所有的农业增长均来自于技术进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对经济和农业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是市场和价格政策，不同生产部门产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不但能够促进了各部门经济对资源的竞争，也会改善地区间的资源分配和流动。其次是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如建立排灌设施等。

其他学者(牛若峰，1993；顾焕章等，1999；李子奈，2000)测算了各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他们的结论与本文相似，即土地和化肥的产出贡献最大。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对于经济增长和粮食生产的地区差异研究，林毅夫（1998）、王绍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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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bln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