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_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_高玉海

2000年9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t.2000

第28卷　第5期

Journal of L iaoning U 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　　　　V ol.28　No.5古代文学研究

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

Ξ———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高玉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062)　　〔摘　要〕从反映魏晋名士风度的角度对魏晋志怪小说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志怪小说在它离

奇古怪、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名士思想。从而打破了以往只从志人小说来

议论魏晋名士思想的局限,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认识和研究志怪小说。

〔关键词〕志怪小说;名士风度;曲折反映

〔中图分类号〕I2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5-0050-05

魏晋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雏形时期,此时的小说可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这两类小说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非常精当、深刻的论述。巫风鬼道、佛教神仙等确是志怪小说兴盛的重要原因;士人品评、老庄清谈也确是志人小说形成的基本条件。志怪、志人的区分使得魏晋小说的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但志怪、志人的划分也使得后人把二者的一切都泾渭分明起来了。不但文学史上把志人、志怪完全割裂开来分别介绍,就是专门研究小说的人也大都要么研究志怪小说,要么研究志人小说。《拾遗记?前言》:“名士们的挥麈谈玄,既在上层社会蔚为风气,方士们张皇鬼神,也一定会在中下阶层中得到市场”。这话不无道理,但名士们的挥麈谈玄在下层社会并不是毫无影响,方士们张皇鬼神在上层社会也并非毫无反映。志怪和志人尽管产生、兴盛的原则不尽相同,但二者都与当时特有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对社会上的某些重要现象必然有着共同的关注和反映。

对魏晋特有的时代特征,后人用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概括词语———魏晋风度。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来说,“魏晋风度”这一语词都有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但不管怎样解释它,人们除了根据相关的历史典籍记载以外,都离不开《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志人小说,反之,人们一谈到《世说新语》,也立即会想到魏晋风度。特别在文学研究上,《世说新语》几乎成了魏晋风度的代名词,最多不过以其他一些志人小说作为辅助或佐证。那么,志怪小说就只是记载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或是鬼神迷信思想的故事吗?下面拟透过志怪小说专记鬼怪迷信的外壳,来看在志怪小说中是怎样反映魏晋时期的最主要特征———魏晋风度的。

清谈?天才

魏晋清谈是由汉末清议演变而来的,魏晋时期的名士往往以清谈水平的高低来评价人的优劣,特别西晋时期几乎全被清谈所笼罩,《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可见清谈盛行的情况。在《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中有着大量反映名士清谈风气的轶事。清谈一般是有一定地位的士族名士们的事,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是没有可能清谈的,但志怪小说却不一定只是反映民间的事,有的也反映出当时士族清谈的情形,只不过大多是在记载鬼神的故事中曲折地反映清谈风气的状况。

?05?Ξ〔收稿日期〕2000-04-26〔作者简介〕高玉海(1969-),男,黑龙江依兰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南朝宋刘敬叔撰写的《异苑》是较为著名的志怪小说,《异苑?卷六》有一条写陆机与王弼谈玄的故事:

晋清河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

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酹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

去,税骖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冢尔。”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

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这故事写东吴公子陆机一天傍晚,在所住旅店不远遇见一少年,于是与他谈论玄理,竟“无以酹抗”,而天亮时,

此少年便离开了。旅店的老人告诉陆机说,此处向东数十里之内并没有村落,只有王家的坟墓。原来夜里和

陆机谈论的是已故多年的王弼。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于玄学造诣高深,同辈人皆无法与他相比,史

载“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庄,通辩能言”(《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

也”(何劭著《王弼传》)。王弼死于249年,年仅26岁,而陆机生于261年,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谈玄的,但陆

机也是“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且也是英年早逝。于是,作者把二人联系起来,虚构了陆机与王弼鬼魂相遇谈

玄的故事,这就虚幻地反映了魏晋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小说文句清雅,意境玄远。其中“与机言论,妙得玄

微”十分传神,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清谈家一样,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同卷还载有陆云于夜里投宿时和王弼

“共说老子,极有辞致”的故事,此故事被《晋书?陆云传》采入,末云:“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可见影响之

大。不过,志怪小说里也有讽刺王弼谈玄注《易》的,《幽明录》有一则故事说王弼注《易》,嘲笑郑玄为儒生,于

是,夜里梦见郑玄责怪他“穿文凿句”,且“极有忿色”,说完便走了,不久,王弼便死了。总之,在志怪小说中有

不少关于王弼谈玄的传说故事。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反对清谈的,他对清谈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但《搜神记》里有些记载也客观地反

映了清谈风气,如卷十八里写张华与千年狐“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华无不应声屈滞”的故事;卷十

六载:“阮瞻,素执无鬼论,世莫能难……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这都描绘了魏晋清

谈状况。东晋时期名士与名僧相交游,使得清谈别开生面,《搜神后记》还载有反映佛教与清谈的故事,卷六记

沙门竹法师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于是两人相约,谁先死的话,就把死

后的情形告诉对方,一年以后,王坦之果然梦见法师来告诉他死的时间,并说罪福报应之事,均如生前所论,不

久,王亦死去。死生问题是魏晋名士清谈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俱为人间言动”的志人小说却不易表现人死后

的情形,而在志怪小说中却形象地表现了死后的情景,这条记载对我们了解魏晋玄谈的情况很有帮助,完全可

以补充《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在反映玄谈风气上的不足。

清谈不仅在鬼神故事里有反映,甚至志怪小说中一些关于动物的奇闻也有反映清谈的。如《异苑?卷三》

就有下面的记载:

晋兖州刺使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置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

言致,终日不辍,处宗由此玄言大进。

这个故事又见于《幽明录》,宋处宗竟然能向公鸡学习谈玄的妙处,且“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如果我们联系在

那“以标格语言相尚”的魏晋时代,谁不想“玄言大进”以显示自己的玄学造诣呢?而此则故事的意义,绝非只

是“趣谈”,它曲折地反映魏晋名士对玄谈崇尚的心理,也由此可见魏晋清谈盛行的情况了。

由于魏晋名士的清谈风气,人们的才智全倾注于谈辩,才性之辩日益重要,于是重视天才也逐渐成为风

气。另外,品藻人物、剖玄析微也确实要求有“神悟”之天才,魏晋清谈名流多机敏聪慧,天才卓出,甚至幼为神

童。《世说新语》有许多关于神童的故事,如“言语”篇里的徐孺子、孔文举、钟毓兄弟等,“夙惠”篇的“何晏画

“日近长安远”等,“雅量”篇王戎7岁识路边苦李等,“品藻”篇也记载许多关于名士幼时“聪颖过人”的故地”、

事。当时清谈之深入社会生活,甚至吸引孩提之童,《世说新语?夙惠》里有一故事说:名士司空顾和与时贤共

谈清言,当时两个六、七岁的小孩在床边嬉戏玩耍,“神情如不相属”,即根本不注意大人们的谈论,却能“都无

遗失”地把他们谈论的品题讲述出来。这故事生动地说明清谈对儿童的影响。

这方面的记载在志怪小说中也有一些,如《拾遗记》里记汉代贾逵5岁即“神明过人”,他的姐姐抱着他到

邻里诸生读书的地方去玩,贾逵“静听无言”,连他的姐姐也十分惊奇,而到他10岁的时候却能“万不失一”背

诵下来。《三国志》记载贾逵“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后汉书》也说他“弱冠能诵《左氏传》及

《五经》本文”,这里则用志怪的方式形象传神地反映了贾逵聪颖过人的天才智慧。再看《拾遣记》卷八的记载:

?

?

1

5

吕蒙入吴,吴主劝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座酣醉,忽卧,于梦中育《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贞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旨,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语痛《周易》。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起初他只知行军打仗而不喜读书,后在孙权劝说下,“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揽见,旧儒不胜”,所谓“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即指其前后变化之快(见《三国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在这里作者为表现吕蒙学习长进之快,虚构之快,虚构了“吕蒙呓语痛《周易》”的荒诞故事,但在“荒诞”外衣的掩盖下,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吕蒙梦中通解《周易》的夸张也是魏晋以来重视天才的风气在志怪小说中的曲折反映。

雅量?气度

魏晋风度的另一表现是名士要有非凡的雅量、超常的气度,鲁迅称“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就指名士的旷达气度。《魏志?夏侯玄传》:“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即说他心地坦荡,正气凛然。《晋书?谢鲲传》载:“永兴中,长沙王义入辅政,时有疾鲲者,言其将出奔。义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既舍之,又无喜色。”谢鲲受鞭无忤容,舍之也无喜色,喜怒不形于色,乃名士之处世态度。《世说新语》这方面记载就更多了,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裴楷被拘禁而“神气无变,举止自若”等,这都是名士强调个性的虚静远畅,不以荣辱介意,而能无故加之不怒,临之不惧的表现,其精神实质是傲世的。魏晋名士,希心玄味,求得精神之超越,以躲避人世的福祸,然遇到劫难而不能逃避时,则又能临危不惧,神气不变,将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甚至以临难的态度来评价名士的优劣,《世说新语?雅量》记载:王子猷、王子敬曾一同坐在室内,忽然室内发生火灾。王子猷慌忙躲避,以至“不惶取屐”;而王子敬则“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于是世人以此评定二王神宇气度的高下。两人遇到火灾时的不同表现,体现出名士风度的孰高孰低,可见,处事不惊在魏晋名士中之重要。

中国古代迷信认为人的临近死亡时会出现某种异兆,魏晋志怪小说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这种怪异的征兆往往使人产生惧怕或厌恶心理。《异苑?卷四》写张　夜里“忽见屋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久灭”,他“甚恶之”,不久即为左右所害;同卷又载贾谧发现“蛇出其被中”,“谧甚恶”,不久他被杀害;同卷又载甘卓将要攻打王敦,在家里“自照镜,不见其头,乃视庭树而头在树上”,于是,“心甚恶之”,不久为王敦所败……但《异苑?卷四》也载有下面的故事:

东晋谢安,字安石,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谢头来,久之乃失所在。妇具说之,谢容色无易,是月而薨。

谢安是东晋著名清谈领袖,《晋书?谢安传》说他幼时“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即说他是具有玄学头脑和名士风度的风流才子,他崇尚清谈,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处事不惊,沉着冷静。《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他与人下围棋时,忽然传来前方战场上他的侄子谢玄胜利的消息,他看完书信,竟“默然无言”而继续下棋,客人小心地问战场上利害,谢安只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其“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当时,淝水之战双方力量敌众我寡极为悬殊,而此次战役胜败又关系到东晋的生死存亡,谢安能在前方激战时刻与友人下围棋,此举够让人吃惊了,而当听到前方胜利的消息又能“了无喜色,棋如故。”可见谢安非同寻常的镇静。《异苑》所载这条故事中,他竟能在知道自己将死的情况下而“容色无易”,这不但符合历史上谢安的性格,与志人小说里的谢安的雅量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比之于《世说新语》的记载更具有神秘色彩,使我们更了解谢安的名士风度之突出了。

无独有偶,《异苑?卷六》记载嵇康夜里在灯下弹琴,有一“颜色甚黑,单衣草带”的鬼怪来恐吓他,嵇康“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鬼魅争光’”,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嵇康从容纵肆,旷达任放的名士风度,这对前面《世说新语》记载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搜神记?卷十八》还记载谢鲲于别人不敢去的空亭夜宿,见一鹿怪所变的黄衣人呼其名字而“澹然无惧色”,最后打死了鹿怪。表现了谢鲲秉性刚直、胸怀坦荡的名士风度,这种名士人格的写照,亦可与上面提到谢鲲“喜怒不形于色”的记载相互印证。此外,《幽明录》载: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阮德如即阮侃,史载其“有俊才,少受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友善。”可见他也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名士,这条故事一方面表现阮侃见鬼不惧,敢于嘲弄鬼的精神,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作为名士所特有的风度。以往我们多以这个来说明魏晋时期有否定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它也形象曲折地反?

?

2

5

映了魏晋名士的心地坦荡、傲然超俗的思想境界。《异苑?卷十》载:

晋腾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卧,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旁人莫不怖惧,而放独自若,云:“微觉有声,不足为惊。”

腾放能在惊雷震坏他正在枕着的枕头,旁人惊恐不安的情况下,自己却镇定自若,“不足为惊”,这便是魏晋名士的“雅量”。为便于参看,引《世说新语?雅量》如下: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夏侯太初即上面提到的夏侯玄,他是魏晋名士中极为重视品格修养者,为人心地坦荡,正气凛然,夏侯玄镇定自若的名士风度在此则故事中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故事与上引《异苑》中“腾放”是何等的相似,二者异曲同工之妙的效果正说明志怪小说也可以反映魏晋名士风度,只不过这是一种曲折的折射罢了。

魏晋名士的临怪不惧、胸怀坦荡的风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像《列异传》的“王周南不应鼠”,《搜神记》的“宋大贤捉鬼”等都可看作是魏晋时期名士雅量超俗、处事不惊的曲折反映。

怪诞?饮酒

魏晋名士还有峻直与洒脱的个性,三国时祢衡和孔融等建安七子的重气与畅情已为后来名士之旷达不羁、不守礼节开了风气,至西晋不遵礼法的风气更为严重。正始时期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斗争的尖锐化,使得士族名士言皆玄远,以逃避祸患,远离政治;西晋社会内忧外患严重,士族各集团间相互残酷屠杀,使士大夫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玄言清谈得以迅速发展。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均崇尚老庄,旷世不拘礼法: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嵇康也“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西晋以后,名士中竟有散发裸裎者出现。反映名士风度的《世说新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简傲”篇有阮籍“箕踞啸歌”、王平子“裸衣上树取鹊卵”;“容止”篇有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任诞”篇有刘伶“脱衣裸形在户中”的举止……总之,他们皆以任放为达,甚至将轻薄当风流。《晋书?王戎传》的“传论”说:“若乃解酲登枝,裸形扪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造成此种风气,主要是由于人们不崇礼教而尚老庄的结果。

魏晋志怪小说固然一方面多写神仙鬼怪、荒诞离奇的传说故事,另一方面这种荒诞离奇的特点恰恰适宜表现名士那种超然物外的傲世情怀,其实质与魏晋名士风度不无关系。《博物志?卷五》有这样一则故事: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焦,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呼见,皆有实事。

表面上看,这则记载的确是方术家言,焦生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隐士,汉末尝于荒野河边结草庐独居,见人不语,冬夏不着衣,卧不设席,满身污垢,数日始一食,传说死时百余岁。志怪小说如此记载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魏晋时代名士的精神风貌,魏晋名士往往以不合习俗的举动表示对社会的不满,或用以标榜自己的超凡脱俗,在这一点上名士与方士是极为相近的。这与上面《世说新语》的“任诞”、“简傲”等门类的记载极为相似,而最能体现魏晋名士怪诞行为的莫过于饮酒了。

魏晋名士几乎没有不饮酒的,“饮酒”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名士风度的象征。名士往往借饮酒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所谓“浇胸中块垒”即指饮酒而言,《世说新语》这方面记载颇多,如“任诞”篇竹林七贤的“肆意酣畅”、刘伶病酒,甚至有“尝经三月不醒”者。并且还有许多关于饮酒的言论,如“任诞”篇“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卫军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季鹰言),甚至说:“名士不必须有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孝伯言)。

刘伶以能饮酒著称,《晋书?刘伶传》说他“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这样贪杯,实是借醉以超脱荣辱与生死。名士认为酒可净化人的精神,纯洁人的情操,阮籍酣饮并不只是借酒浇胸中块垒,而是以饮酒陶醉于老庄精神世界,以醉酒狂放为风流,使精神进入玄远境界。“一手持螃蟹,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酒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令心情高远或超越,亦可助人谈论,名士无法与酒分离。王佛大(王忱)有言:“三日不饮酒,形神不复相亲”。据说,他是饮酒醉死的。正由于醉酒能使人进入恍惚的迷朦境界,有种超然物外的感觉,所以志怪小说恰好能在这方面任意地夸张。魏晋志怪小说关于酒的传说很多,《搜神记》载: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像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也,不

?

?

3

5

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胡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东方朔“夫酒忘忧”的回答,一方面表现他的博物之识见,同时此语也含蓄地道出了汉魏之际士人对人生的悲剧意义的认识,它深刻地反映了魏晋名士饮酒的真正目的———借酒以忘忧。因此志怪小说更多地描绘了酒的巨大作用,如《博物志?卷十》载:

王肃、张衡、马均昔俱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

这就夸张性地说明了饮酒能给人带来的生理作用,而对于名士来说,饮酒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解忧消愁,麻醉人的神经,使人得以获得暂时的精神解脱,于是,志怪小说便无限夸大酒对于人的精神力量。如《博物志?卷五》载:“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乃解。”《博物志?卷十》有“千日酒”的故事: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大醉不醒,数日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矣。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使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此故事在魏晋时特别流行,在《搜神记》也有记载,而且比《博物志》更为详细,也更具有文采。魏晋名士常常以酒消愁,借酒醉以逃避人世间的苦闷,他们有时宁可“一醉千日”而忘怀人生。如果我们抛开故事的荒诞、幽默的外壳,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魏晋文人思想痛苦,寻求解脱心理的形象写照。《拾遗记?卷九》载:张华为九酝酒……清美醇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笑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两说声同而事异也,闾里歌曰: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言耽此美酒,以悦一时,何用保守灵而取长久。

这条记载除了使我们知道古人高超的酿酒方法外,不也折射着魏晋名士所特有的以酒解脱苦闷,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吗?“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在志怪小说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蕴含着多么深刻的人生意义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志怪小说绝非仅仅是下层社会的“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它也同样有对魏晋时期所谓名士风度的反映。与志人小说相比,志怪小说是借用鬼怪妖异、神话传说等怪诞的形式来表现这一特定的时代风气的,这种反映可以看成是时代风气的一种折射。志人小说由于性质是以“记实”为主,所谓“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即说志人小说是以记载人世间的实事为主;志怪小说的特征则以“记事”为主,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即说志怪小说更注意故事的描绘。而这种着重对鬼蜮世界的描绘恰恰很适宜表现志人小说在某些方面不易表达的魏晋名士的精神境界,它可能没有志人小说那样直接真实,但透过它荒诞的外壳,我们也能感受到魏晋名士风度在鬼蜮世界的曲折反映,而且有不少故事还相当形象生动。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魏晋名士思想的时代特征,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志怪小说。

[责任编辑　宋绪连]?

?

5

4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bkv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