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大全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乡土小说 ：指20Y初出现于文坛的一股文学潮流，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重要作家：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寓居京沪的青年作者。主要作品：王鲁彦《柚子》、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蹇先艾《水葬》、许杰《惨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又名礼拜六派(因鸳鸯蝴蝶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而得名)，始于20世纪初，1912—1917年为其繁盛期，直至1949年才基本消失。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文学主张是把小说作为“游戏”和“消遣”的工具。这一类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总体特征是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代表作品有：徐枕亚《玉梨魂》、李涵秋《广陵潮》、包天笑《上海春秋》等。其主流为言情小说，有坏的支流如黑幕小说等。鸳鸯蝴蝶派小说内容多为才子佳人恋爱婚姻，接触到婚姻制度不合理，但又常囿于礼教。其中好的有一定社会、艺术价值，但也有许多作品以营利为目的而粗制滥造。这一流派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有承前启后作用。文学研究会对其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进行过批判。

湖畔诗社：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合集《湖畔》，同年还出版了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该诗社以写作爱情诗闻名。被朱自清评为“真正专心致志作情诗”的诗歌团体。内容：爱情诗与自然景物诗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清新、美丽。形式：自由诗、浪漫主义手法；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爱美剧 ：汪仲贤在1920．10,演出箫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失败后，于1920。11发表了《优游室剧谈》。1921。1提出了“仿西洋的Amateur”，“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主张。Amateur音译成“爱美剧”，正式提出了“爱美剧”的理论主张。陈大悲参加上海民众剧社后，受到汪仲贤的启发，也受到学生演剧活动的鼓舞，于1921。4至8月，在《晨报》上连载了《爱美的戏剧》长文。1922。3，编译出版了《爱美的戏剧》一书，对“爱美剧”的兴趣、起因、剧本、导演、表演、舞台艺术设计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与介绍。“爱美剧”理论提出后，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高潮，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南、北分别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爱美剧”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是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周作人、郑振铎、茅盾（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叶圣陶)、朱自清、冰心、庐隐、俞平伯、老舍、丰子恺等。《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还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信仰：“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其主要倾向；文学研究会倡导和创作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和反映现实人生的“乡土文学”盛极一时；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以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居多。影响：它承接了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1921年6月，于日本东京成立。代表人物：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等。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文艺思想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强调本着“内

心的要求”从事文学活动，尊自我、重主观、崇天才、讲神会，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艺术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倾向的诗歌、小说及戏剧，翻译也以欧美浪漫主义作品为多。创造社也是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形成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使浪漫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中和现实主义并峙的两大文学主潮。1925年“五卅”以后，是创造社后期，郭沫若、成仿吾等主干人物思想变化，提倡革命文学；1928年进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成员多数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新月社与新月诗派 ：1923年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胡适、陈源（陈西滢）、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上开辟的《诗镌》为其代表性刊物。和新月社有关的有影响的文学活动，一是新月诗派的活动；二是1928年《新月》月刊的创办。《新月》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是其一个方面。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提出“健康与尊严”的原则，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表现人性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曾对他们的原则和理论展开论战。新月诗派活动分前后期。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在《晨报副刊》上编《诗镌》周刊，要求创造新诗的新格式新音节，闻一多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诗“三美”的格律诗理论主张，闻一多、徐志摩及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等发表新格律诗创作，称为“新月诗派”或“格律诗派”，对新诗发展有积极意义。1931年，徐志摩又创办《诗刊》，后期有陈梦家等等。是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收18人的诗，展示了新月诗派阵营及诗作成就。新月派的小说家有沈从文、凌叔华等。

问题小说 ：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排头兵，主要在1919—1923年兴盛一时。一般说来，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主要作家：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主要作品：《狂人日记》1918、《药》1919、《阿Q正传》1921、《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两个家庭》《超人》《斯人独憔悴》冰心。

抒情小说： 在“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相继出现的同时，自叙传抒情小说也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大发溢彩。自叙传抒情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理，侧重作家对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重要作家：以郁达夫为主的创造社抒情作家群体、王以仁、庐隐、 dan女士（冯沅君）、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语丝社的冯文炳、废名及具有抑郁色彩的许地山等。主要作品：郭沫若《漂流三部曲》：《歧路》《十字架》《炼狱》；郁达夫《沉沦》；王以仁《孤雁》；庐隐《海滨故人》；许地山《命命鸟》。

小诗 ：是从国外输入的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短小的篇幅包容了广阔的空间，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觉、感受的表现，自由诗体的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

零余者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己，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 经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象征诗派 ：象征诗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诗流，出现于20年代中期，代表诗人为“诗怪”李金发，这时期连出三本象征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以象征、暗示手法营构意象表现内心感受。同时还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创造社诗人，这时期也致力于象征诗创作，各自出版象征诗集。冯乃超《红纱灯》加强了诗的色彩感，被称为“轻纱

诗人”。穆木天、王独清还发表《谭诗》等文阐述自己的象征诗理论见解。 初期象征派几乎与新月派同时出现，他们并没有结成一个团体，也没有专门的刊物，只因都师法于法国象征诗派，才形成有共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的流派。 闲话风： 闲话也称“漫笔”，不仅指题材上的“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闲话风”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闲话风”的散文就具有平等、开放的品格，充溢着真率之气，弥漫着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氛围。

语丝社：1924．11成立，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冯炳、俞平伯等。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语丝》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林语堂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鲁迅的许多杂文及散文诗集《野草》各篇均发表于此，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语丝》小说家有冯文炳(废名)等。《语丝》于1930年停刊。 《新青年》“随感录”：1918．4《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首创“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议论时政、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杂文。《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鲁迅的杂文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当时带动了许多杂志、报刊，开辟了杂文园地，推动了现代杂文的写作热潮，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言志派散文：周作人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话体为主要体式的“言志”小品文的理论，形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 内容：①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即抒我之情，把叙事、说理、抒情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②更乐于饮苦茶、读杂书，陶醉于“苦雨斋”阴郁如雨的古典氛围里玄思、冥想，表达“凡人的悲哀”，“在文学上寻找慰安”。形式：追求自然而隽永，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语言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耐人咀嚼。 冰心体：“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 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简言之即“爱的哲学”，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语丝文体：在《语丝》周刊上刊载的散文，内容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为主。内容上“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形式上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艺术上主要以文艺性短论、随笔为主要形式。文笔幽默、泼辣，时称“语丝体”。分为两大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的小品文，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杂文。在现代散文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春柳社：1907．2，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东京成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主要成员：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搬演了《茶花女》；改编并演出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最早改编的话剧。春柳社在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刊》里宣称，他们所要创造的，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之为“文明戏”。1912年，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组成了“新剧同志会”。1914年在上海建立了“春柳剧场”，大张旗鼓地组织职业性演出活动。 文明戏：“天知派新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因形式新颖和内容贴近现实，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表达对新剧的夸赞，人人纷纷称之为“文明戏”。欧阳予倩在《谈文明戏》一文中说：“‘文明戏’的‘文明’二字用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以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

天知派新戏：1910年底，由任天知发起，聚集了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戏剧人才，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进化团。他们打着“天知派新戏”的旗帜，以

《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一炮打响，演遍大江南北。“天知派新戏”是“广场戏剧”的先河。内容上反映现实，具有教化功能，有功利性。形式上不在固定的剧场内演出。 民众戏剧社（上海民众剧社）：1921．5，成立于上海，汪仲贤首先提议，并联合了陈大悲及新文学界中的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等人。这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同时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也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专门性戏剧刊物。理论主张：①第一次在中国倡导了民众戏剧的观点；②极力主张创作自己的、适合我们社会的戏剧；③在舞台艺术方面，要求建立新的戏剧观念、表演技巧、导演制度等；④在剧团体制方面，倡导非营业性质，不受资本家操纵，并独立于国家的支配存在，具有艺术实验性质 自由喜悦。1922．1，民众戏剧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方，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

上海戏剧协社：1921冬—1933，是接受“爱美剧”理论的影响，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演剧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成员最早有应云卫、谷剑尘等，后来欧阳予倩、洪深加入，增添了活力。1922．1，民众戏剧社转移到北京后，上海戏剧协社成为南方“爱美剧”活动的主力军，直到1933年，长达12年之久。其中洪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女演员登台演出；②提出严格的剧场管理制度。洪深是早期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C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以后风行于英、德、荷兰、俄、美、日等国，这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剧坛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它揭开了西方（与日本）现代戏剧的帷幕，在戏剧观念以及戏剧文学、导演、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业余的、非营业性的取代职业的、商业化的戏剧革新运动。倡导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①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戏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②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与建立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创造出了“剧场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模式，即“大剧场运动”。 第四堵墙：强调再现人生的真相，自然的生活的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看到人家屋里那样”，因此，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充满真实生命的“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的效果。

南国社：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合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又将其扩大为“南国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话剧团体，先后办《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等，开展话剧运动在1928至1929年，多演出田汉创作的剧本。以浪漫主义倾向和感伤情调为其鲜明风格特色。

革命文学论争：指的是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后期太阳社、创造社之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包括国际革命文学队伍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以及对鲁迅、茅盾等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鲁迅、茅盾等进行反击，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意见，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性质：这是革命文学内部的论争。结果：论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下(创造社、太阳社多数成员是党员)停止。影响：论争提高了双方的思想，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形成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潮，从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论争：“左联”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①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提出了“大众化——到工农群众中去”，基本上只是个空泛的口号； ②1932年前后，涉及到作家生活要大众化，培养工农作家，重点讨论了采用通俗形式的问题，鲁迅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 ③1934年，夏天发生过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主要针对文言回潮，围绕文字改革，讨论大众语的改革。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多创作大众文艺作品。

“两个口号”论争：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原因：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 过程：“国防文学”按周扬的说法，指的是：号召一切民族作家，不问他们的阶层，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作品。这个口号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的艺术家。缺点是，有些作品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了阶级矛盾。为了补充“国防文学”的不足，由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抱病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总口号，以“国防文学”为具体口号，两个口号并存。但是，因为鲁迅派与周扬派宿来不睦，所以引起了周扬等人的误会，并引发了一场论争。

性质：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 下围绕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影响：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 “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胡秋原在1931．12《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自称“我是一个自由人”，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 在《阿狗文艺论》一文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他尖锐批判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左联。在左联和胡秋原进行论辩时，苏汶著文以“第三种人”身分声援胡秋原，说“第三种人”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之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左联和他们开展了关于“文艺自由”的论战。这是一场复杂的论争，一方面，胡秋原、苏汶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倾向；另一方面，左联对文艺与阶级、政治有着简单化、机械论的倾向。通过论争，左联也检讨了自己“机械论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3。2成立于上海。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蒋光慈、田汉、阳翰笙等。刊物有：《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接办和该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性质：“左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明确宣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一翼。

理论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的倾向”，并表明要“援助并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友翼作家的”。

影响：左联的成立推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迅猛发展。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下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一面鲜艳的战斗红旗，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春，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联”解散

剧联：1930．8，以上海艺术剧社为基础，集合了辛酉、南国、摩登等进步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演剧大众化”的口号下，努力不戏剧向大众普及。主要剧团：“大道剧社”、“春秋剧社”、“光华剧社”、“蓝衣剧团”。 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的艺术、斗争的艺术。”他们突破了话剧只能在都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开始走向“广场戏剧”。

中国诗歌会：1932．9，成立于上海。性质：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内

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该方针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研工作领域的表现，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在该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新辞赋体:是诗人郭小川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基本特征是：每节四行，一、三行、二、四行大体对称；押韵严格，节奏鲜明，文辞华美；采用铺陈、排比、复叠、对偶等艺术手法咏物抒情，收到—唱三叹、尽情抒怀、层层烘染、韵味绵长的艺术效果；格凋雄浑明朗，壮美而又婉转多姿，在充满了激情般的诗的波涛之中，常常奔涌着哲理和政论的磅礴气势。主要作品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 《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于北京的《现代评论》周刊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一个重要散文阵地，主要成员有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多为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与“语丝派”相抗衡。

“闲适”与“幽默”小品：30年代前期，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和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是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动这一风气的是林语堂。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又先后创办了《人问世》与《宇宙风》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舒性灵的创作。在林语堂那里，幽默和闲适不仅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一种写作立场和人生姿态。这种主张一度吸引过众多作家写稿。在当时那种阶级对抗紧迫的情况下，这些散文很自然地站到了文学的主流圈外，并受到了左翼作家的严厉批评。

荷花淀派：在孙犁影响下形成的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作品情感真挚，质朴清新，风格鲜明。小说追求诗的意境，文笔婉约流畅；散文笔触细腻，明快自然，于淡淡的客观描述中包含着浓浓的情致。作品语言质朴、简练、雅致，有一种朴素、单纯的美。代表作家有孙犁、刘绍棠、丛维熙等人。

新生代写作：特指60年代后出生，90年代走上文坛的一批“新生代作家群”的写作。新生代写作的成就仍未超过80年代，名声很响，但作品平平，艺术格局普遍比较狭小，很少有大气之作。新生代作家对文学传统、现存文学秩序、文学批评，也并非全盘否定。在艺术上，新生代写作避免了80年代新潮小说欧化倾向，而中国化、个人化了，从而成为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并未下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批评家们也指出：新生代写作只是90年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不应形成新的文化专制。新生代的代表作家有卫慧、棉棉、九丹等。 三美：三美是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著名诗论观点，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新月派面对新诗过于散文化的倾向提出的诗美主张。其一，“三美”中的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闻一多废旧诗平仄，主张用音节（音尺、音步、顿数）加强新诗音韵节奏感。其二，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废除旧诗五言、七言诗句排列格式，根据诗意创造各种有序的建筑形式（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其三，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辞藻，用词主义色彩，形象鲜明，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寓情思于意向之中。闻一多的代表诗集有《红烛》、《死水》等，其创作在诗体上实践了 新格律诗的理论。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结束了孤岛文学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迹。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

奇》、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朦胧诗：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的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为代表的“新诗潮”。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实验性质的“先锋诗派”。它最初以民间文学双月刊《今天》为阵地，活跃于80年代初，解体于1984年。代表诗人包括北岛、顾城、多多、杨炼、芒克、梁晓斌和舒婷。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是人本主义对长期文化专制的反抗。

第四种剧本：是剧作家刘川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的概括。这些剧本突破了的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而显示出某些特色。50年代苏联戏剧界观念的变革，尤其是重申“写真实”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第四种剧本”的创作及其审美特征。被成为“第四种剧本”的，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 三结合创作方式：“文革文学”的写作方式大多为集体创作，“三结合”即是集体创作的一种，具体则为“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三者结合进行文学创作。在当时的政治直接文学化的特殊时期里，这样的写作方法非但没有被质疑，反而被大肆宣传，尤其是工农兵的集体创作。当时一部分有影响的作品，就是以“集体写作”方式实现的。如《金训华之歌》（仇学宝、钱家梁、张鸿喜）、《牛田洋》（署名南哨）、《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

新歌剧 ：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开始尝试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造中国歌剧，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歌剧——戏剧，故称新歌剧。20年代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等十余步儿童歌剧舞以及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为其先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是其进一步发展，而大型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伤逝》等一系列优秀歌剧的产生，使中国歌剧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新歌剧是革命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创造。

新格律诗： 简言之，就是对传统格律诗的四声、平仄、用韵进行改革以后，形成一种新格律诗新品种，是新格律诗派即新月派发起并首先创作的一类新诗的总称。主要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格律诗体现“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追求诗歌的色彩美和意象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积极的影响。

白洋淀诗群 ：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到河北安新县的白洋淀地区插队以及山西的地来造访的知青，他们多数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条件涉猎一般人看不到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方面的“禁书”，这些名著使他们有了一些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准备，产生了创作冲动。他们的“作品”多以传抄的方式，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穿越和朗读，它们也成为新时期诗歌的文化准备和文学源头，1978年底，他们自办的刊物《今天》成为刊登“白洋淀诗群”的重要载体。这些诗歌内容表达了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四人帮”的批判主题，表达了在人生道路上的迷惘、孤独和痛苦的体验；这些诗歌形式更多的吸收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文学的一些方法，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代表诗人有多多、芒克、北岛、江河、根子等。）

京华风俗戏：《茶馆》为代表的“京味”戏剧被论者称为“京华风俗戏”，这是一股“京味”现实主义的戏剧。更是一种都市的民族志。老舍开创了“京华风俗戏”的传统，在这之后有苏叔阳、李龙云、郑天纬等人的剧作，继承了这个具有都市民族志意味的传统，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戏剧现象。 大散文：“大散文”这个概念是《美文》杂志提出来，另一个说法叫文化散文，这是九十年

代散文界出现的新潮流；对于散文“规范性”的强调的声音减弱而散文文体的宽泛性和平易性则显现出来。在诸多因素之中，散文的议论性和抒情性被突出。学者的介入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味和文化分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形态中的主体。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等的作品，从个人经验出发，引入关于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是大散文或者文化散文的主要成绩所在。

文学革命论 ：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评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命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西滢闲话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家，创作结集为《西滢闲话》，他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学生与民众运动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评说时事，有一种贵族化立场。不过，本书也不乏散文佳作，特别是介绍知识、回忆故旧、讥刺中国封建性的散文，值得一读。他的特点是行文流畅、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议论由事出发富幽默感，在当时影响不小。

新边塞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疆的诗歌流派，主要诗人有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严峻而旷达的边塞生活不仅冶炼了他们的灵魂，也铸造了他们诗歌的品质与气质。荒僻的自然界和奇异的边塞风景，进入了他们那审美视野，他们的诗歌具有独特地地域性的深沉和浓郁的当代性色彩。同时，新边塞诗歌摆脱了表层性描写的束缚，以一种隐含的、意向化的传达手段，使诗的思想寓意活跃在写实与象征之间，做到了意与象的交融，心绪与画面的叠合，从而实现了对边塞时空和题材本身的超越。新边塞诗是中国西部豪放派的歌唱，诗人们崇尚的是阔大的含蓄与恢弘的悲壮，他们的诗发展了唐代的边塞诗风，不仅具有苍凉、慷慨、浓厚的特点，而且具有明朗、刚健、朴实的风格。新边塞诗是中国80年代变革现实的产物，是一种犷悍而悲慷、激越而雄浑、传统而富有时代色彩的现实主义新艺术。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界六中全会上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提出“民族形式”的口号。这一号召引发了在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们从文艺学上的“形式”范畴着眼，在具体的艺术创造层面落实和图解着政治家的意图，狭隘而又切实地发挥了文艺运动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功用。经陈伯达、艾思奇、巴人、箫三、周扬等人的具体阐发和拥护，在批评界逐渐形成一股巨大声势，其中心即围绕“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整个论争的参与人员构成看，拥护方几乎都是和中共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其余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被无条件压抑下去。因而，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实质上绝非单纯的文艺“形式”问题，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正是其局限性所在。 铁木前传：《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是孙犁的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它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描述了两个老人（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和两个青年（九九和六儿）在解放前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交好与交恶，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以孙犁一贯关注的乡土人性在不同背景下的发展为主题，在正而肯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注意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挖掘，流露出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小说人物形象朴实鲜明，笔调明丽流畅，是这一时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文学作品。

百花文学：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的可喜的创作局面。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如《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和《况钟的笔》等杂文小品以及《同甘共苦》

等话剧作品。其创作倾向是：干预生活，针砭时弊；主张卸去文艺的政治负累；注重人的感情价值，注重人性描写和爱情题材等。

两个口号之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有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文学改良刍议论：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 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该专栏邀请其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他们约定，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

先锋小说 ：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的一批先锋作家的创作。先锋小说的核心观念是虚无，包括自我的虚无、世界意义和人生意义的虚无，从虚无的角度出发，先锋小说对许多既有的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思维方式进行各种解构和颠覆，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在艺术上，先锋小说向传统的小说写法发出挑战，从事形式和语言的变革，通过对叙事方式和对语言表达的革新的追求，来达到颠覆传统故事，解构意义的目的。先锋小说因其晦涩反理性等倾向遭人诟病，但是，它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艺术视野和表现手段，丰富了当代文学审美体系。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苏童等人。

京派小说 ：是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后，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1分）“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1分）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1分）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1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1分）

学衡派：学衡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学衡派”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认定学术文化的进步只能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因而学究气地指责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同时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于1912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等。代表刊物有《小说月报》、《文

学旬刊》、《诗》、《戏剧》月刊等。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他们以人生和社会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子夜》 ：茅盾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1932年，1933年出版。自觉展开对所处时代的全方位正面描绘，通过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悲剧命运的结实，展示了30年经济大崩溃背景下的整体历史矛盾纠葛，小说对于吴荪甫形象的塑造是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注重于表现人物多面性与复杂性，具有立体化的油画效果，对以往文学单一性的任务性格是极大的突破。《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所达到的高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具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作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中，毛泽东从政治层面提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突出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这一关键；确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求“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讲话》发表后，无论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是中共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政治抒情诗： 长短录：

非主流文学： 《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于1921年，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白话自由体新诗集。《女神》除“序诗”外共收新诗56首，最早的写于1918年初夏，大部分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只有一小部分为1921年诗人归国后所做。《女神》以其饱满激昂的情绪充分传达了五四时代高扬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集中强烈地体现了狂飙突进、焚旧铸新、无所畏惧的时代精神。整部诗集充满了对社会黑暗的深恶痛绝和势不两立，无情揭露了世间的不平、污浊和腐朽，表达了诗人向旧制度和旧世界勇敢挑战的气概。《女神》堪称浪漫主义杰作，其诗风收到泛神论和惠特曼诗风的影响，其艺术特点为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想象奇特，构思宏伟；气势壮阔，风格豪放。郭沫若采用了全新的自由诗体，形式“极端自由”，不拘一格，诗歌节奏统一于情感的节奏。 《九叶集》： 一本书作家：

文协：1938年3月27日全国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发起人包括各方面的代表97人，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设数十个分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1）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我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者经过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可读性，但也“寓教于乐”的惩恶扬善的功效；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看作精神消费品，也必然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2）各个通俗小说类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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