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镇冰

篇一：清朝-中华民国内阁

清朝内阁总理大臣

第一任：奕劻（1911.5.8-1911.11.16）

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外务大臣：梁敦彦（邹嘉来署理）

民政大臣：善耆、桂春、赵秉钧

度支大臣：载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昌

海军大臣：载洵

司法大臣：绍昌

农工商大臣：溥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唐绍仪（未到任，吴郁生署理）

理藩大臣：寿耆、善耆

第二任：袁世凯（1911.11.16-1912.2.12）

外务大臣：梁敦彦（胡惟德暂署）

民政大臣：赵秉钧

度支大臣：严修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王士珍（寿勋暂署）

海军大臣：萨镇冰（谭学衡署理）

司法大臣：沈家本

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暂署）

邮传大臣：杨士琦（1.4辞免，梁士诒署理）

理藩大臣：达寿

南京临时政府内阁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1912.1.1-1912.3.12）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

内务总长：程德全（未就任）

财政总长：陈锦涛

外交总长：王宠惠

陆军总长：黄兴

海军总长：黄钟瑛

司法总长：伍廷芳

教育总长：蔡元培

交通总长：汤寿潜（未就任）

实业总长：张謇（未就任）

北洋政府内阁国务总理

第一任：唐绍仪（1912.3.13-1912.6.27）

内务总长：赵秉钧

外交总长：陆征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就任，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参谋总长：黄兴（未就任）

代理国务总理：陆征祥（1912.6.17-1912.6.29）

第二任：陆征祥（1912.6.29-1912.9.22）

内务总长：赵秉钧

外交总长：陆征祥（兼）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就任）

交通总长：朱启钤（7.26任命）

参谋总长：黎元洪

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1912.8.20-1912.9.25)

第三任：赵秉钧（1912.9.25-1913.7.16）

内务总长：赵秉钧（兼）、言敦源（1913.5.1任命）

外交总长：梁如浩、陆征祥（1912.11.5任命）

财政总长：周学熙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许世英

教育总长：刘冠雄（兼）、范源濂、陈振先、董鸿祎

农林总长：陈振先

工商总长：刘揆一

交通总长：朱启钤

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1913.5.1-1913.7.17）

朱启钤（1913.7.17-1913.7.19）

（临时内阁）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1913.7.19-1913.7.31） 内务总长：王治馨（代理）

外交总长：陆征祥

财政总长：梁士诒（代理）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许世英

教育总长：董鸿祎（代理）

农林总长：陈振先

工商总长：向瑞琨（代理）

交通总长：朱启钤

第四任：熊希龄（1913.7.31-1914.2.12）

内务总长：朱启钤

外交总长：孙宝琦

财政总长：熊希龄（兼）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梁启超

教育总长：汪大燮

农林总长：张謇（兼）

工商总长：张謇

交通总长：周自齐

代理国务总理：孙宝琦（1914.2.12-1914.5.1）

北洋政府政事堂国务卿

第五任：徐世昌（1914.5.1-1915.10.27）

内务总长：朱启钤

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征祥（继任）

财政总长：周自齐、周学熙（继任）

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继任）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章宗祥

教育总长：汤化龙、张一麐

交通总长：梁敦彦

代理国务卿：陆征祥（1915.10.27-1915.12.21）

第六任：陆征祥（1915.12.21-1916.3.21）

第七任：徐世昌（1916.3.21-1916.4.22）

第八任：段祺瑞（1916.4.22-1916.6.29）

内务总长：王揖唐

外交总长：陆征祥、曹汝霖（暂署）

财政总长：孙宝琦、周自齐（署理）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章宗祥

教育总长：张国淦

农商总长：金邦平、章宗祥（兼）

交通总长：曹汝霖

北洋政府内阁国务总理

第九任：段祺瑞（1916.6.29-1917.5.23）

内务总长：孙洪伊、谢远涵（代理）、范源濂（兼）

外交总长：唐绍仪（未就任）、陈锦涛（兼）、伍廷芳、夏诒廷（代理） 财政总长：陈锦涛、李经羲（未就任）、杨寿枏（代理）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

海军总长：程璧光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范源濂

农商总长：谷钟秀

交通总长：许世英

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1917.5.23-1917.6.12）

第十任：李经羲（1917.5.28-1917.7.2）

内务总长：张志潭（未就任）

外交总长：伍廷芳

财政总长：李经羲（兼）

陆军总长：王士珍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江庸

教育总长：袁希涛（未就任）

农商总长：李盛铎

交通总长：龙建章

代理国务总理：江朝宗（1917.6.12-1917.6.24）

清朝复辟内阁

内阁议政大臣：张勋（1917.7.1-1917.7.14）

外务大臣：梁敦彦

民政大臣：朱家宝

度支大臣：张镇芳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雷震春

参谋部尚书兼陆军总长：王士珍

海军部尚书：萨镇冰

法部尚书：劳乃宣

邮传大臣：詹天佑

理藩大臣：贡桑诺尔布

农工商部尚书：李盛铎

学部尚书：沈曾植

第十一任：段祺瑞（1917.7.14-1917.11.22）

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1917.11.22-1917.11.30）

第十二任：王士珍（1917.11.30-1918.2.20）

内务总长：钱能训

外交总长：陆征祥

财政总长：王克敏

陆军总长：王士珍（兼）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江庸

教育总长：傅增湘

农商总长：田文烈

交通总长：曹汝霖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2.20-1918.3.23）

第十三任：段祺瑞（1918.3.23-1918.10.10）

内务总长：钱能训

外交总长：陆征祥

财政总长：曹汝霖（兼）

陆军总长：段芝贵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朱深

教育总长：傅增湘

农商总长：田文烈

交通总长：曹汝霖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10.10-1918.12.20）

第十四任：钱能训（1918.12.20-1919.6.13）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征祥

财政总长：龚心湛

陆军总长：靳云鹏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朱深

教育总长：傅增湘

农商总长：田文烈

交通总长：曹汝霖

（临时内阁）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1919.6.13-1919.9.24） 内务总长：朱深

外交总长：陈箓

财政总长：龚心湛（兼）

陆军总长：靳云鹏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朱深

教育总长：傅岳棻

农商总长：田文烈

交通总长：曾毓隽

篇二：英国军官1874年评邓世昌与他的同学

英国军

官1874年评邓世昌与他的同学：孱弱 没点雄心 2014年07月25日 08:50

来源：天下湖南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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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智力上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

（马尾船厂，2号船坞（3000吨级）。资料图/福州船政博物馆提供）

本文摘自：天下湖南网，作者：佚名，原题：《“以一校一级大战日本一国”的福建船政局办公室，曾让外国人惊骇》

马尾船厂原址所在的马江边这处滩涂，145年前是成片的农田，现在是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福建船政局是中国第一家国有造船企业，诞生于十九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

尽管它的造船被认为不是很成功，却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它原本为造船，却意外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外交家，最著名者，就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

它还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海军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邓世昌、萨镇冰、程璧光，皆发轫于此，中日甲午海战被称为是船政学堂“以一校一级大战日本一国”的战斗。

但它官办的弊病，以及洋务运动停留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追随，常为人诟病。

给皇帝的奏折一直联署左宗棠的名字

1866年，有“湖南骡子”之称的湘阴人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负责镇压太平天国残余部队，追剿到漳州，此时在福建停留了一段时间，做了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6月25日，他向皇帝上奏请求设立福建船政局，半个多月后就得到批准，派左宗棠来办这件事。此前曾国藩、李鸿章于上一年已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

不久左被调往陕西任陕甘总督，镇压回民起义，他推荐了当时在家守孝的前江西巡抚、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从云南回福建时路过长沙，会见了抱负远大、见识不凡的举人左宗棠，两人在湘江的舟上彻夜长谈，清末两代著名的改革派官员因此结下不解之缘。

按照左宗棠的规划，船政局是一个负责造船事务的特设机构，而船政大臣则是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

为什么要为造船设立这么一个机构呢？因为清朝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都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江南制造总局，主要就是造枪炮，船政局主要是造轮船。当时轮船靠燃煤驱动，船体巨大，能够运载军队远征，清朝希望拥有轮船，抵挡住西方的威胁。

左宗棠推荐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主要是因为沈是当时的改革派集团“洋务派”成员之一，办事稳妥。沈当时正在为母亲守孝本不能出任官职，加上自己又是本地人怕关系复杂不好办事，婉谢了左的推荐，但左最终说服了沈。

福州的官绅听说左宗棠要走，都怕这样一来船政局搞不成，于是联名写信挽留，于是左又在福州呆了几个月。左宗棠后来虽然去了陕西，但朝廷要求左仍要过问船政局的事，直到沈葆桢卸任的1875年前，给皇帝的奏折里也一直联署着左宗棠的名字。

学生作业用外文写就，毕业时淘汰将近一半

左宗棠对船政局的发展蓝图提出了一些设想和规划，比如除了设立造船厂之外，同时开办造船和驾驶学校，左称之为“求是堂艺局”，其最终目的是中国人自己能造船。

由于船政局的厂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在位于福州马尾的船厂建成前，“求是堂艺局”就在福州城内开办了。

当时人追求的还是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他们给报考者开出了有足够吸引力的条件：被录取的人，不仅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发4两银子，补贴家用，并提供食宿和医疗费用；成绩好的学生有奖学金；学成后还有机会成为造船工程师、舰长和海军军官，等等。

不少衰落的士绅家庭子弟成了船政学堂学生，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严复。当时，严复的父亲刚刚去世，家道中落，他的母亲恳求中了举人的叔叔作担保，让严复前去报考。他在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的作文中有感而发，情文并茂，考了第一名。

才开办的船政学堂暂借福州城中定光寺为校舍。若干年后，严复在文章中回忆，每天在念佛声中和琅琅读书声中度过，那时他才12岁。学校规定报考学生年龄为15岁左右。

定光寺中有一座白塔，又叫白塔寺，位于于山，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寺旁是戚继光祠。2011年7月22日，我们来到这里，只见白塔和佛寺还在，只是找不到船政学堂的一点痕迹。

借居的船政学堂很快就搬到了马尾。造船学校用原版法文教材教学，因为当时造船以法国最为先进；驾驶学校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因为当时航海技术以英国最为精湛。法文学校称为前学堂，英文学校称为后学堂。

如今这两所学堂已无迹可寻，留下来的照片中可看到山下一片白白的房子，记载称原址在马尾实验小学，我们来到这里时，学校已放暑假，门口的家长向记者反映学校拒收外地学生的问题。

我们在当地的船政博物馆见到船政学堂学生留下的作业，都是用外文写的。现已无法想象不远万里来的外国教师，和十几岁的中国少年，怎样才能完成专业的教学任务。

船厂方面，外国工匠要教中国工匠造船，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据说学校除了招福州一带的学生，还从香港、广东等地招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英文基础较好，其中就有邓世昌，日后海军史上的英雄，据说他帮助过严复学习英文。

据一些外国人的记载，船政学堂的孩子学习进展非常迅速，表现一点也不比外国孩子差。这固然与入学时的严格选拔有关，与学生的勤奋刻苦也不无关系。

“从智力上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当时参观过学校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记载。

学校没有周末，也没有寒暑假，只是在一些传统节日才放几天假。学校考核严格，三个月考试一次，考一等奖10两银子，连续三次考三等就要退学。学制5年，学校开办之初招收学生300多名，毕业时淘汰将近一半。

学生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

“人家既然骑马，我就不会骑驴”

1866年8月19日，左宗棠和日意格在马尾的罗星塔下圈定了船厂选址，这里靠山面江，是水面宽阔的良港。

为了创办船厂，左宗棠请了日意格和德克碑——两名曾帮助镇压太平天国的法国海军军官，分别担任正、副监督，在业务上协助船政大臣沈葆桢。日意格、德克碑从法国请来了工匠和教师，并购买了造船用的部件。

1866年9月，左宗棠和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规定从铁厂开工之日起，5年之内教会中国人独立造船。中国方面给法国雇员开出的工资堪称高薪，比他们在本国所得高出两三倍，可见决心之大。

当时船厂的原址上是一片临马江（闽江支流）的农田，船政局就买下这片农田，修建十多个车间的厂房、外国工匠洋房、教堂，还在江边修了一条外国人购物的街道。船厂最大时占地600亩，工人有两三千人。造船用的各种材料配件，除进口的之外，都由本厂生产，有铁厂、轮机厂等。

1869年，船政局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轮船，由中国船员独立驾驶出海。1874年，船政局制造的“琛航”号木质轮船，由管驾林国祥、大副邓世昌开往上海展览，引来一片惊叹。

从1866年到1874年，船政局制造了15艘轮船，花费白银600多万两，超出预算一半。1872年，船政局遭到了朝中保守大臣质疑，称造出的船只离计划还未过半，却已大大超出预算，浪费钱财。

事实上，造船的花费确实昂贵，造船的木材要从泰国、缅甸等地进口，很多零配件也要从外国购买，还要给外国员工发很高的工资，造一只船要花费几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多为船政局据实辩。左宗棠用他富于个性特色的语言驳斥道：“西方有，中国不必骄傲自己无；西方巧，中国不必骄傲自己拙；人家既然骑马，我就不会骑驴；别人划船，我就不会使用竹筏。”

“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

到1874年，外国雇员按合同离开船政局时，中国工匠已能自造船只。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能设计图纸，监造船只，还能仿造轮船用的蒸汽机。

船政学堂非常重视学生实践，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要学生下车间，毕业前要上船实习。1871年，船政学堂的老师带着驾驶专业的学生远航实习，出去的时候由老师驾驶轮船，南下菲律宾、新加坡，北上天津、辽东，回来的时候，则由学生自己驾船航行。

为了掌握造船和驾驶技术的精髓，进行独立研发和制造，1877年，船政局派出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这也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一批是1872年派往美国留学的幼童。此后，船政学堂成为清朝公派留学生最多的机构。

留学生在英、法等国，进入船厂和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等学校，学习了三年。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收获颇丰，有的甚至因为劳累过度早逝。

严复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成绩“屡列优等”，为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器重。其中像罗丰禄、吴德章做了驻外国的大使，陈季同做了参赞，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甚力。

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海军、外交等领域的精英。在中日甲午海战中，13名将官中有11人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被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为“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的战斗，其中英勇殉国者最著名的有邓世昌、林永升等。

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海军排名第十一。历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中国战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是战略不如人，战术不如人。

“阻难专在官”

船政局造船的费用由朝廷拨款，造出的船由各省无偿认领。造的大部分是兵船，商船比较少，而且不作为商品出售（当时清朝政府禁止私人建造和买卖轮船），这也被认为是船厂失去活力的原因。

这座船厂确实有那种官办企业的特点，1875年参观过船政局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撰文写道：“到处都看到工人们支着颜色华丽而光泽的油漆纸伞。当我的眼睛望进一个监工的公事房里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肥胖而伶俐的中国人斜卧在一个交椅上，一个理发匠正在替他梳发辫，这使我颇为惊骇。”

船政局的管理人员都是官员，有着和官员一样的待遇和级别，在权力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无法避免贪污。1907年船政局停办前的41年里，尤其到了后期，贪污挪用现象特别严重。

篇三：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读书文摘

题目：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作者：倪海宁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65～69页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披露乃至“再解读”，有些声音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质疑之处举其要者，有邓“待下苛酷、打人致死”，带船“事故率最高”，且“致远”沉没是因舰上鱼雷中弹引爆，而北洋海军接战前曾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可见“邓为人莽撞粗心”。又说“致远”速度不及“吉野”，邓“以慢撞快”乃蛮干之举，且在蒸汽铁甲战舰时代使用撞击战术是“不讲科学”??邓世昌是否“真英雄”？且看下文对他的为人及履历的全方位剖析。

忠正练达，顾全大局

壮年老成

观众会为《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激辩”方伯谦和面对李鸿章慷慨陈词而击节叫好，但这些情节均无史料所载，且真实的邓世昌是位在人情世故上通达得多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已18岁，在那批后来多成为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同学中，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年方11）。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进入船政学堂成为军人前，邓世昌已随父移居上海，是个商人，人情练达超过了所有同学，有记载即称邓青年时“性沉毅”。

也许细微之处更见精神。1887年，邓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去的广东华工恳请搭救。邓非常同情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不惜冒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之险，当即携之回国。还是在这次归国途中，一名水手病故。若将此事上报当时“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的英国人琅威理，一贯按章办事的他必令沉尸于海。面对水手们的集体请求，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令木匠备棺殓尸，以等靠岸时安葬。这种体量人情的变通之举，既使死者入土为安，也使生者得到慰藉。 “高配”的中军副将

在北洋舰队中，邓世昌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是北洋主力舰舰长中唯一非闽籍的汉族军官。而北洋海军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其实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都始终被冠名为“闽系海军”）。邓世昌却能与闽系军官们和睦相处，使之对他较好地接纳（尽管也有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仅在同辈中能脱颖而出，且深得李鸿章信任，丁汝昌对他更是倚重。

邓世昌的官职就是鲜明体现。且看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海军军官序列。居首的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位海军少将（两翼总兵），管带最强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位居其后的一等主力舰舰长，一般是海军上校（副将），即“经远”的林永升、“靖远”的叶祖圭、“来远”的邱宝仁、“济远”的方伯谦。所辖军舰较弱的舰长职衔就更低些，如一等主力“超勇”“扬威”无防护巡洋舰（清军称“快碰船”）舰长黄建勋、林履中是中校（参将），“平远”装甲巡洋舰舰长李和更仅仅是上尉（都司）。邓世昌则比一般主力舰长地位要高，准确职务应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地位仅次于两位总兵。应看到，邓的头衔属“高配”，他的“致远”属“防护巡洋舰”（仅锅炉舱、动力舱等关键部位加装甲防护，清军称“穹甲快船”），档次其实低于邱宝仁和林永升2位副将管带的“来远”“经远”2艘德制装甲巡洋舰（舷侧有装甲保护，清军称“铁甲快船”）。尽管上层重用邓世昌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图，但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与中枢更为接近，如无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署理此职是很难想象的

为掩护旗舰而献身

旗舰“定远”开战即被击中，信号中断，丁汝昌负伤，全军被打掉指挥部陷入混乱。战至当天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艏不幸又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舰乘机疯狂聚攻，“定远”万分危急。

位于“定远”两侧的“镇远”和“致远”立即挺身救护。邓世昌于千钧一发之际，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令“致远”冲至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为旗舰遮挡弹雨、争取自救时间。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非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日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这种举动，中法马尾海战中“飞云”舰管带高腾云也曾做过）。“致远”重伤后，邓着眼全局，又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前出撞击，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定远”、“镇远”两主力舰重整旗鼓，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重创日旗舰“松岛”，最终逼退日军。邓世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勤奋务实，精于研习

“穷求洋人奥秘”

据史料记载，邓少时即“有干略”，在上海时曾从欧人学习算术，通英语，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留意经世之学”，立志投军以御强敌，并以优异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4年的学堂生活，对其钻研品格的养成又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该学堂是在洋务运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有官员即评论这批学生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此后，尽管因为籍贯广东，未能入选福建出资的海军留英计划，邓世昌却通过在国内任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他先是留福建船政水师任运船大副和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海军，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往北洋差遣，先任蚊炮舰管带，又两次赴英接收订造的巡洋舰，最终升任“致远”管带。尽管没有出洋留学，但难能可贵的是，邓世昌从不放过一切钻研学习海战技术的机会，每次出洋接舰都抓紧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情况，故成长为一位海军将才。

敬业勤勉

邓世昌是刻苦训练的典型。时人说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动合机宜”。他工作极端认真，兢兢业业。不可否认，邓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舰队各舰长中最高。例如，他任“镇南”炮舰管带时，军舰曾于风浪中搁浅，任“扬威”管带时，有一次因煤未带足造成军舰在海上漂流许久，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

作为舰长邓世昌固难辞其咎，但对这类问题需作客观分析，不应以偏概全。新生的中国近代海军，驾驭的是代表当时尖端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基层官兵素质尚不高（北洋海军水兵少数从旧式水师调来，多数是从沿海渔民中征召入伍）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海军后事事争先，出海即常在大洋上作演习，且频繁执行各种任务（故上述事故均出在远海），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而因为他富有敢作敢当的精神，这些“失误”记录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及威望。

宽严相济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黄海海战前，他正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涉嫌“鞭打士兵致死”。但是，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经远”管带林永升即因力主废止肉刑而被史籍予以特殊标明）。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亦属正常，诚所谓“慈不掌兵”。

此外，带兵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只是邓世昌治军的一个侧面。1887年，邓赴英接收订造的“致远”，归途中坚持“扶病监视行船”，并沿途操演，“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舰上将士则“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他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曾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且死后家无余财。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作为一名练达的舰长，他既注重惩戒手段，又很关心水手的生活。除前述妥善处理水手病故事件外，其他舰上“病故升火水手甚多”，不得不雇用“升火土人”，“惟（唯）‘致远’独无”。他还很善于对下属进行精神激励，经常“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致远”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堪称邓世昌治兵有方、极富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脚。全舰250多位官兵在邓感召下，同仇敌忾，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时刻，仅7人获救，是北洋各主力舰中官兵殉国率最高的。

“鱼雷诱爆”之真相

至于出现海战中“鱼雷诱爆”导致“致远”沉没这一指责，也确事出有因。传统观点及多数影视作品都将“致远”的功败垂成归咎于日军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虽威力巨大，可靠性却并不乐观，不仅偏离航向司空见惯，1879年智利-阿根廷海战中甚至出现发射的鱼雷自摆乌龙的离奇事件。甲午丰岛海战中，日巡洋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的鱼雷，竟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高升”最终是被“浪速”用6门侧舷速射炮轰沉的）。黄海一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40米）对日舰“西京丸”的攻击失败，均与鱼雷技术水准很低有关系。正因鱼雷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而仅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黄海海战前，日本各舰担心鱼雷没有使用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变成安全隐患，故纷纷把所携鱼雷投入了海中。相关资料也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此战中发射鱼雷的记录，而“致远”沉没时与日舰尚未进入鱼雷有效射程（400米）。近年来，在参考西方与日方史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2种新解释（孰为“谜底”尚无定论）：一是鱼雷发射舱中弹导致诱爆，二是锅炉舱中弹引起大爆炸所致。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关于“弃雷”的指责虽非空穴来风，但却既不真实也不专业，不足以否认邓治军严明的事实。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此外其余北洋海军舰长是否弃雷，史无所载，倒是有“来远”舰在战斗中企图以鱼雷击日舰“比睿”的记录。据“致远”幸存水兵证实，“致远”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在战前丢弃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

勇敢果断，沉着冷静

后人大多称赞撞击之举体现了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往往忽视了此举的战术考量及其中蕴含的邓世昌过硬的军人素质。如下诠释，恐更具理性也更逼近历史真相：撞击是邓世昌乃至北洋海军极其擅长的一种常规战术，邓本意也并非完全是要“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争取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

距甲午海战最近（也是最能供时人参考的）的一次大规模海战——1866年利萨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的奥地利舰队就依靠撞击，一举击沉意大利舰队的主力铁甲舰“意大利”号，从而奠定战局。此后一直到20世纪初，撞角（冲角）便如雨后春笋般的暗藏在各国军舰的舰艏之下（“致远”也不例外）。关于撞击的很多技巧（如与敌舰的夹角和撞击部位）也被总结出来，即通常是从敌舰前后方以斜线切入，目标直指敌舰的锚床部位，或从侧面掠过，撕开缺口，或直接撞入，然后立刻用力倒车，迅速脱离，以防“两下势猛，致己船受损”。理论源泉与利萨海战关系相当密切，且明确提倡“横阵优越论”和“近距离乱战”（要点就是在战斗中尽量逼近敌舰、扰乱敌方阵形，从而施展冲角、鱼雷等近程武器，这在客观上还可弥补己方的总体火力劣势）的两部海军典籍《各国水师操练法》和《海军调度要言》，本

就对整个北洋海军的作战阵法影响颇深，并直接导致它在黄海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来冲击日军的单纵阵。邓世昌效仿利萨海战的撞击战术，也属情理之中。

邓世昌选定和实施撞击战术，更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其一，邓世昌已对撞击战术的规则和相关驾舰操作了然于心，更对凭借“致远”的高航速（设计航速18节，为北洋海军主力舰之冠，试航时，其马力曾达到7500匹，超出设计值2000匹，极限航速甚至可达到惊人的23到24节）突施撞击、出奇制胜充满自信。

其二，“致远”撞击的“吉野”位于其舰艏正横位置，确切地说，对后者不是“追”而是“截”，“吉野”航速虽快（22.5节），却无法发挥其机动优势。当时，“吉野”所在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正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吉野”在纵队队列中是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的（相当于一个死靶子），否则就有与邻近友舰相撞的危险（从这一意义上讲，“致远”的撞击就对日“第一游击队”其余各舰都间接构成了威胁）。

其三，邓世昌抓住了对手的软肋。他没有选择其他日舰作为撞击对象，除看到“倭舰专恃‘吉野’”，故欲力歼最具威胁之敌的因素外，还出于深知与“致远”同属英制快速巡洋舰的“吉野”的固有弱点，即装甲较薄、抗撞能力较差。事实上，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吉野”正是由于被己方的“春日”号装甲巡洋舰用撞角误撞而当即沉没的（这一事件引起很大反响，日海军此后率先取消了新建主力舰的舰艏撞角）。此外，由于“吉野”的火力优势在于其侧舷的速射炮，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面对撞击势必被迫转向、火力效果随之降低，北洋舰队所受压力亦将纾缓。邓世昌选择撞击目标相当敏锐！

应该说，真实还原邓世昌的历史存在，才更能折射出他以全部生命之火锻造出的忠烈之魂魄。谨以光绪帝为邓世昌所书挽联收束本文：“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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