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丰富的痛苦》

或迎？或拒？

——论中国皇帝对唐吉诃德的态度及其原因

（读《丰富的痛苦》）

摘要：1605年，一位鲜为人知的西班牙作家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创造了一

个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学典型——奇情异想的绅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此人物出台，

大受欢迎。而塞万提斯本人也预言，他的唐吉诃德将受到中国皇帝的欢迎。本文主要论述在那时的社会状况下，塞万提斯的预言能否在他的“意料之中”；并结合唐吉诃德的精神气质，论述了“能”与“否”的原因。

关键词：塞万提斯的预言 何以迎 何以拒

1605年，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出版了一本题名很怪的书，叫《奇情异想的绅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作者名为“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是个鲜为人知的作家。这第一版是根据他的手稿排版的，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各自按照自己的习惯排印，错误很多，不得不在同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共改易了3928处之多。尽管如此，此书出版，还是大受欢迎的。各地——葡萄牙、巴塞罗那、巴伦西亚，据说还有安贝瑞斯，纷纷争先排印，十多年内，就印了约一万五千册。1614年，搭拉果纳的街头出现了伪造的唐吉诃德——一位名叫“阿隆索·费尔南台斯·台·阿维利亚内达”的先生写了该书的第二部，并把唐吉诃德与丘桑的性格严重扭曲了。但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大受欢迎”所带来的厄运。于是，塞万提斯在1615年赶紧出版了《唐吉诃德》第二部，并在《献辞》里宣布：“四方各地都催着我吧唐吉诃德送去”，“最急着等唐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皇帝。他一个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唐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唐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①云云。

可是，尽管有认真的学者的严肃考证：1612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年）中国皇帝曾委托某一位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给了这位落魄的西班牙文人的预言所需要的一点根据，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带有自我吹嘘的预言，只是一个国际玩笑，只是文人惯用的涉笔成趣的文字游戏。

其实，自从马可·波罗到中国，他的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一个拥有高度文化的东方民族，神秘的中国就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但他们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完全凭借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第一手资料。而让西方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可以说是利玛窦了。由于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懂中文且了解中国国情的利玛窦是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不过，利玛窦却始终没有见到皇帝本人。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很多年没有上朝了，他曾发誓除了太监和妃嫔外不见任何人。一本题为《耶稣会在华开教史》的小册子（金尼阁著，这是一篇根据利玛窦的手稿译成的拉丁本的前言）在欧洲曾风行一时，就是与唐吉诃德第二部同年出版的。而塞万提斯却在17世纪初，就预言中国会接受他的唐吉诃德，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西班牙语文学院的设想，未免过早。毕竟到了20世纪，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向西方四处寻求精神力量的。

其次，在我的观点里，一个文化和里一个文化相遇的时候，一般都是从自身的文化来想象对方的，双方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塞万提斯是按照他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与时代要求创造

了唐吉诃德的，但起初西班牙读者只是把他看成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将《唐吉诃德》当作逗趣、消遣的通俗读物。17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甚至这样评价塞万提斯，说他“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还有一位17世纪批评家，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的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②但后者是塞万提斯所不愿意的。所以连本民族的人都无法理解塞万提斯，无法理解唐吉诃德，那么处于东方的神秘的中国，有着不同的种族特征的中国皇帝在当时又怎能完全理解他们，接受他们呢？

后来，经过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唐吉诃德才来到了中国。当然，这时最等着唐吉诃德去的已不再是中国的皇帝了。中国的帝制在他的到来之前也宣告终止了。但不妨做一个假设，假如唐吉诃德真的来到中国皇帝跟前，那么中国皇帝是迎还是拒？都有理由。

（一） 唐吉诃德何以受到欢迎？ ⑴唐吉诃德对权力的追求。

唐吉诃德式的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宏伟理想与抱负，以及由此而焕发出来的热情、 意志力，是很容易通向“追求伟大和显赫权势的狂热迷梦”的。其实，塞万提斯早已意识到并已讨论过了唐吉诃德与皇帝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小说第一部第十五章和第二部第十八章唐吉诃德都反复对人宣称：“游侠骑士一生要遭遇千百次的危险和苦难，可是他们也有千百个机会，可以马上称皇称帝。”第二部第二十章，理发师也曾和桑丘一起讨论，认为唐吉诃德“他做大皇帝还比较容易，因为他那好战之心，压倒了学道之心。”如此倾慕权力，让中国皇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更从他身上得到了精神鼓舞——不顾一切以达到目的。在中国，居于中央的帝王从不愿意将权力过多地下放给地方的，双方自古就是上下关系，平等都是奢望。做了皇帝就能拥有极其巨大的、无以伦比的好处，所以皇帝的龙椅即使是刀山火海、风口浪尖，却也诱惑着一代又一代豪杰抵死相争，坐上龙椅的人更是千方百计抓住它。因此，唐吉诃德便与中国皇帝志同道合了。

⑵唐吉诃德对专制主义的捍卫

德国诗人海涅在他所写的《卢卡城》（1829-1830年作）进一步肯定“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生活中最值得赞扬的事情”，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它鼓舞着整个世界，连同一切在世上讲哲学、奏音乐、种田地、打哈欠的人去从事更加大胆的飞跃”。但海涅也十分明确地划清了与唐吉诃德的界限，他说：“我那些从书本汲取来的狂念和妄想和这位曼却郡的骑士的观念和妄想正好相反；他想重新恢复正在没落的骑士时代，而我正好相反，凡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我要把它们完全消灭??”。③在他看来，恢复正在没落的骑士时代，“实质是在捍卫专制主义”。所以唐吉诃德的这点便十分符合中国皇帝的口味了，中国皇帝正好利用他成为实施专制统治的工具。

⑶唐吉诃德把苦难神圣化

唐吉诃德自己有一套天赋苦难、天赋折磨——甚至将苦难神圣化的理论：“这是天意，是命定，是自然之理，尤其是我本人的志愿。??我知道做游侠骑士得吃无穷的辛苦；可是也有无限的快乐。美德的道路窄而险，罪恶的道路宽而平，可是两条路的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是得生，而且是永生。”④这当中似乎有点“佛”的韵味，教人们学会忍受今生的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相当奇怪的逻辑，但却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皇帝的推崇，正如佛教思想在某一个时期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一样，因为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些道理能消磨人们对于苦难的反抗意识，进而有利于统治者从思想上加强专制统治。

（二） 唐吉诃德何以被拒之门外？

⑴唐吉诃德的乌托邦理想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格格不入

在第一部第十一章里，唐吉诃德与牧羊人谈到他的“黄金时代”——

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时代，幸福的世纪！??那时候的人们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犁还没敢用它笨重的犁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腑脏。她不用强迫，她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出处贡献出东西来，使她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诚还没有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像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⑤

这是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道德崇高

的、公有制的理想的群体社会。这样的渴望回到人类原始状态的理想，是很容易令人想起塞万提斯的前辈，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对未来乌托邦实惠的描绘的。据说16世纪和17世纪是历史上探讨乌托邦思想最为兴旺的时期，而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却正好反映了这一种时代精神。而这种时代精神对于正在专制统治的桎梏里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不得不说是一种福音。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理想必定会对中国明朝正在强化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中国皇帝如果要维护统治的稳定，当然要把唐吉诃德和他的乌托邦理想拒之门外了。

⑵“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小说中，唐吉诃德一再高喊：“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所埋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拼。不得自由而受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一再宣扬“平等”与“正义”。在唐吉诃德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于是在他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头脑里，就产生重振乾坤的任务。唐吉诃德他想入非非，以假为真，但他失去理性的疯劲儿却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他“打得算盘自得其乐，急于把心愿见诸实行。他在想象中把风车变成货真价实的巨人，然后也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从这方面来说，唐吉诃德的思想是开放的，他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所以以暴制暴的唐吉诃德又是对专制主义的各种禁锢是会造成威胁的。明朝，为了限制任何“越轨”思想，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为了一步步把各种大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从而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统治者废除了丞相制度；为了有效地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统治者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机构；为了慑服公卿，维护皇权，统治者实行了廷杖制度。所以，如果唐吉诃德真的在当时来了中国，真的见了中国的皇帝，那么他的下场便不消说了。

在这里，塞万提斯可以圆了自己的预言，奇情异想的骑士唐吉诃德终于走进了神秘的中国，并与中国的皇帝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交流。不管他与中国皇帝是不谋而合，还是背道而驰，但至少他找回了最真实的自己——他不是“可笑的疯子”。

参考文献：

①《唐吉诃德》下册，第一页 ②转引《丰富的痛苦》，第三十四页，第三十五页 ③转引《丰富的痛苦》第七十五页 ④《唐吉诃德》下册第四十八页

⑤《唐吉诃德》上册，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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