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学散步》的观点看篆刻艺术

《美学散步》的读后感,高二寒假作业

用《美学散步》的观点看篆刻艺术

篆刻艺术是我国独有的一门传统艺术，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同许多传统艺术相同，篆刻诞生初期并不是以欣赏和娱乐为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实用的需要。据《汉书 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从五帝时期开始就有了书契，三王时期慢慢地出现了矫诈之事，从那时开始有了印章，以防小人造假。这样一种实用的防伪方法为何能成为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体现呢？

艺术大师丰子恺曾说过，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小小的一枚印章却承载了治印大师的仔细设计、精心雕刻，成败就在于毫发一样细微的空间之中，然而章面的布局却疏密有致，印章文字的处理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显得非常严谨，有的则较为松散；有的古朴苍茫，有的奇逸多姿，方寸之地却能变化出千万般模样。在明清时期，篆刻艺术渐渐发展成熟，与书法、国画并称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三朵奇葩。

传统认为，篆刻必先篆后刻，有“七分篆三分刻”之说。篆刻大师与刻章师傅刻出来的章完全是两种味道，原因就在于前者是“写”的，讲究章法篆法，而后者是“描”的，不计较章法篆法。刻章并不全是刀上功夫，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功夫都不在刀上，而在于笔头上。我国的书法艺术是世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单单通过文字的书写便能体现出人的喜怒哀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文字是象形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引述了唐代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的一段话：“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先生对此点评道：他（张旭）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筑。从这小小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旭草书的魅力，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字的美妙。“章从字出，字从章出”，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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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的汉字造就了篆刻的独特不可复制的美，也使篆刻的难度大大提高。

然而，写好单个的字并不意味着能设计出好的篆章作品。章面的疏密排布千变万化，这也是体现艺术家们功力深浅的一个重要方面。玺印分官玺和私玺两种，官玺的排布往往大方稳重，唐代官印为了填满印面，甚至将很多笔画做了不必要的迂回盘转。这类文字被后人称之为“九叠篆”，脱离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使篆章的艺术性降低。反观私玺，这类印章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而诞生的，章面排布自由随性，变化多端，章法开合变化，或聚或散，或收或放，皆随自然空间之大小安排，理随情至，彼此融合，落落大方。正如丰子恺大师所说，“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小小一杆毛笔把篆刻、书法和中国画紧密相连，甚至在排版布局上也有极大的共通之处。篆章章面小，空间利用更有大学问：章面排布讲究疏密有致，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宗白华先生有个比喻很生动：这就像一座建筑的设计，首先要考虑空间的分布，虚处和实处同样重要。篆刻完完全全地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中这种空间美，甚至因为篆刻本身的特点，这种空间排布美感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被印学界称为黟山派创始人的黄士陵先生就非常讲究章法安排，他刻印之前往往要写上很多遍印稿，在章法上苦心安排，藏巧于拙，拙中求巧。他的作品以横平竖直式的线条为基本构架，而横、竖平行线在分布上并不均匀，或疏或密；又以短线条与长线、斜线与正线、弧线与直线相互交融，有机统一，融金文笔意于缪篆形式之中，求其妥帖，拗而不怪。黟山派的印章作品中蕴含的巧丽之美含蓄低沉，耐人寻味。

篆刻艺术中值得探讨的远不止以上两点，除了印面设计中的书法和排布艺术外，刻印的刀法、印法等都大有可谈。篆刻艺术博大精深，需要后人耐心学习、仔细揣摩其精妙之处，并锐意创新，把它发扬光大。以上我所写的仅仅是读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一书后为能把他的鉴赏方法运用到生活实际中而做出的一点尝试，参考了王义骅先生编著的《新编篆刻五十讲》，如有缺漏谬误还请指出，望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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