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泛读教程3第三册课文翻译UNI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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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3 道德、猿和我们

马克 D·豪泽

有人看见一只雌性的大猩猩救助一个不省人事的3岁男童。她为什么那样做？她是否也有同理心？动物能学会共享、合作、惩罚，以及表示出同理心？下面的这篇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将近四年前，一个芝加哥郊外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游客，用摄像机拍下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一个3岁的男孩掉进了大猩猩的 围场里，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宾蒂·朱叶，一只雌性大猩猩，走了过来，抱起了这个失去知觉的男孩，把他搂在怀中。然后她走过去，把男孩轻轻地放在管理员出入的门口。报纸大幅标题赫然标着："大猩猩救男孩，"这件事打动了全国人的心。 大多数报道认为，宾蒂救那个男孩，是因为她对他的处境进行了换位思考。尽管大猩猩做的事情确凿无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许多疑问。她是不是意识到孩子不省人事？她是不是关心他的安危？对一个有知觉的男孩，一只猫，一个玩具熊，或者一袋土豆片，她也会这样做吗？ 不管报纸的标题怎样暗示了宾蒂的道德素质，答案绝非是清楚的。例如，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凯里和弗兰克·凯尔的研究表明，小孩快10岁时才能完全识别死东西和活东西的区别。而且到今天为止，没有一项猿类智能研究接近于表明，猩猩、大猩猩或是黑猩猩，具有一个10岁的人的智力水平。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宾蒂那样做。而且 ，一次偶然的事件也不足以保证结论正确。

但是宾蒂的行为确实引起了公众和科学界对这个大问题的兴趣：什么智力特点引起我们符合道德地行动，多大程度上别的动物也具有 这些工具？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对我们用来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很感兴趣：别的生物也能够共享、合作、惩罚骗子，表现同理心，以及行动无私吗？

在一项1988年的研究中，苏黎世大学的人种学者爱德华·斯塔姆贝奇对长尾猕猴进行了一次试验，以测试它们控制攻击性的行为和相互合作的能力。首先，每只猴子都接受一种训练，按一下一种装置上的杠杆，就能得到一把爆米花。当每个猴子都学会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时，就把它们分成更小的组。然后训练每小组中一个地位低的成员去按一系列扛杆，这些扛杆以特定次序排列，能使装置倒出足够三个猴子吃的爆米花。在训练中，装置开始只给这个地位低的专家放出爆米花。

起初，地位高的猴子威胁地位低的猴子，要它们一直远离爆米花箱。随后，地位高的猴子才知道，原来地位低的猴子有一种独特的技巧，于是它们就跟着地位低的猴子来到装置前，等着攫取所有的爆米花。不久，地位低的专家不再操作那个装置。但这个罢工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些地位高的猴子改变了它们的行为。它们不再把地位低的专家赶走或是吃掉所有的爆米花，霸道行为开始有所收敛。它们安静地走近， 允许地位低的专家吃一份爆米花。不仅如此，一些地位高的猴子开始更经常地为地位低的专家梳理毛发。尽管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地位低的专家能够吃到它们通常无法得到的食物，它在小组里对它们的上司并没有什么影响。专家的地位依然很低，但是当它们的技术对权威者有用时，就允许坐在上席餐桌。

其它试验还发现，猴子还有一种初步的所有权观念和对财产的尊重。尽管这些看起来全是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然而有地盘感的动物如翻车鱼，蜥蜴，麻雀，和长臂猿都有这些问题。一个 地盘的所有者护卫的空间，就好像是它的财产，一个外来者对他者地盘表示尊重，就表明了它承认所有权和财产权。

例如，一项1991年的研究中，苏黎世大学人种学者汉斯·库马和玛丽娜·戈兹对一种猕猴进行实验，这些猕猴有某种别的猕猴没有的东西――一个装满葡萄干的透明管子。这个管子或者被固定到墙上，或者自个儿立着。如果是自个儿立着，它被系在一根或长或短的绳子上，或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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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不系绳子。一个地位低的猕猴被 允许首先去打开放在各种不同地方的管子。然后研究者们观察占优势的猕猴如何反应。尽管占优势者经常从下属那里抢走物品，试验揭示了它们的反应后面的潜规则。情况总是这样：占优势者更经常地拿走固定的管子，而不是自个儿立着的管子；当下属猕猴没有拿时，才去拿自个儿立着的管子。在占优势的猕猴看来，站在管子旁边看着它并不足以表明拥有它。如果一个下属猕猴把一个管子紧靠身子抱着，那么占优势猕猴就会抑制住自己想去抢走管子的冲动。这个有趣的例子表明，抑制自我在猴子们保持社会规范方面是如何起关键作用。

但是，在任何有规可依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常常发现违犯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违犯规则者会受到惩罚吗？为了探寻这种可能性，我在凯酉·圣地亚哥岛进行了试验，该岛是邻近波多黎各的一个研究站，上面生活着大约800个恒河猴。这种特别的猴有一个有趣的习俗: 和不分享食物的长尾猕猴不一样，这些恒河猴在发现食物时总是大声叫喊。在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选定一些独处的猴子，给它们少许食物。它们的第一反应是四下看看，大概是想断定附近有没有敌人。少数的猴子一直在 等待，最后，好像是摆出一副步兵格斗的架势，小心翼翼地朝食物移动。只有一半发现食物的猴子叫喊。当它们被别的小组成员发现时，有些就会受到狠狠的攻击。我们最初猜疑，那些受到攻击的猴子比那些没有受到攻击的猴子的地位要低。结果证明这种预测是错的。令人吃惊的是，地位高和地位低的猴子都受到了攻击。它们是否受到攻击，要看它们有没有叫喊。发现食物而不吭声的猴子比那些叫喊的猴子遭到更经常、更凶狠的攻击。似乎，那些猴子受 攻击，是因为它们不适当地保持沉默，隐瞒了一个丰富的食物资源的信息。

在第二次试验中，我们对外围的雄性猴子进行试验，它们是在不同群体之间流动的外来者。在26个外来雄性猴中，给予它们食物时，没有一个叫喊。它们直奔食物，要么当场把它吞下，要么抓上几块后带着跑到一个新地点。这样，看起来一个已确立的恒河猴群体的成员们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攻击那些发现食物而不与大家分享的成员。自然的结论似乎就是：为什么要冒险去进攻那些一时的侵犯者呢？

这样，研究表明，动物能够抑制它们的冲动，惩罚那些违反社团规则的成员。但是怎样说明同理心？怎样说明宾蒂的事例？除非我们能够证实动物理解他者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就不能假定它们的行为像人类所理解的那样是道德的。道德行为的规则是建立在对与错的信念之上的。我们如何形成这些信念基于一种正义观，一种对特定的行为如何影响别人的考虑。要理解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别人，这需要同理心。

人种学者弗郞斯·德·瓦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善良的：论人类和其它动物中正确与错误的根源》一书中， 提供了几起观察到的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明显的同理心例证。然而，更为深入的了解来自40年前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当时动物的待遇水平还处在最小的限度。今天，这些试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了解动物感情的研究方面，它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户，有待时间较近的科学观察将其开启。

有一项实验是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米勒和他的同事们设计的，用来了解一只猴子是否能够理解另一只猴子的面部表情，即人们认为的感情显示器。首先，一位调查者训练恒河猴在听到一种特定的声音后拉一根扛杆来避免电击。然后其中一只猴子――“作用者”――被关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根扛杆 ，还有他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第二只猴子――“接受者”――的现场电视图像。接受者能听到电击将要到来的声音，但却没有扛杆来避免它。 进行这项实验的假定理论是，接受者会听见声音，预料到电击的到来，脸上会显露出害怕。如果作用者理解了接受者的面部表情，它就会利用这个信息来拉动扛杆。如果作用者不这么做，两只猴子都要受到电击。由于电击试验是随机的，而且两只猴子都听不到对方，所以没有办法预测反应的时间，只有看显示器上接受者的图像。结果，当接受者听到声音时，作用者拉动扛杆的次数明显增多。米勒下结论说，作用者能够看懂接受者的面部表情。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提出，两只猴子表现得很合作：为了避免电击，接受者发出一个信号，表演者看懂了这个信号。 接受者是否想要给作用者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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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是一种合作吗？接受者当然一定感到了无助和害怕。但要想认定它们在向作用者发出信号，我们得证明它们意识到作用者在场。而就实验的设计来说，它们当然不会意识到。倒不如说，每个接受者的反应是由声音引发的，就像医生用小槌棒敲时我们会往外踢腿一样条件反射。看起来可能是作用者在接受者的行动中对某一个变化熟悉了起来，这个变化相当有规律，可以用来预测电击的到来。但是 ，通过一个面部表情来预测一个反应，与把面部表情看作他者的感情显示是不一样的。

这项实验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很明显，恒河猴能够通过观看面部表情来学会避免电击，我们不知道这个反应是否是由同理心引起的，而对利他主义来说，同理心是很必要的。一个人得感受是别人的话会是怎样，得感受别人的惧怕、痛苦，或者欢乐。我们不知道作用者是否也意识到了接受者的感情。作用者也没有理由在乎这些。从作用者的角度看，要紧的是显示在电视屏幕上的图像，其作用是可靠地预测电击。更好一点的实验，应该是让作用者看到接受者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把电击限于接受者身上。

在1964年的一项研究中，朱尔斯·梅瑟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不同的实验，这次也是用恒河猴来做的。一个作用者接受训练，对一道闪过的蓝色或红色的光做出反应，拉动两个链条中的一条以得到食物。接着，一个接受者被安置在作用者可以看到的附近。实验者然后改变对闪光的颜色做出反应的结果。看到一种颜色拉动链条得到食物；看到另一种颜色拉动链条，既能得到食物，又会给接受者带来一阵强烈的电击。大多数的行动者拉动带来电击的链条的次数，比拉动只带来食物的链条的次数 要少得多。15个表演者当中，2个甚至有5到12天没再拉两个链条。当行动者与新的接受者搭档时，大多数继续不去拉带来电击的链条。相互非常熟悉的搭档，比不熟悉的搭档，趋向于显示更多的利他主义行为。 这最后一次实验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是有可能有些猴子为了避免伤害另外的猴子而不去吃食。或许作用者感受了同理心，想象到受电击会是什么感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看到别的猴子面露痛苦是不愉快或带有威胁性，恒河猴会尽其所能地避免不愉快的情况。或者作用者担心有一天它也会是受电击的对象。尽管不去吃食似乎是一种同理心或同情心反应，它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自私的反应。

就像试验显示的那样，动物绝不是机器人，只受本能反应的驱使。它们对其社会和生态的环境都很敏感，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能够抑制一种反应而偏向另一种。而且，它们会惩罚别的动物，有时会减轻别的动物的痛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验能够证明，动物清楚其它动物的看法或意图。而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就不可能有道德上的判断。

有道德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道德行为的能力是如何来的。猴子们利用类似规则的方法来增进一个团体的福利，包括保持和平，遵守边界，和共享食物。它们不必理解这些规则就能遵守。人类是一种不同的动物：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评价一种行为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们这样做往往依我们社会的习俗而定。在这点上，我们道德直觉的根源和其它动物所显露出来的利己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祖先已经有了感受同理心和正义的独特能力，文化是如何建立于一种普遍的道德感之上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道德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正如斯巴达国王阿杰西劳斯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是正直的，勇猛就没有必要。” 佩珀堡的鹦鹉

马克·考德威尔

亚历克斯，23岁，格里芬，4岁，简直是家居布置的克星。由于这俩个精灵淘气的非洲灰鹦鹉作乱，它们的实验室兼居 室，看起来就像有微型龙卷风吹过。地上到处是吃剩的快餐掉出来的水果片，撕裂的玩具，以及一大堆被亚历克斯兴致勃勃毁掉的硬纸盒。

动物行为学家艾琳·佩珀堡，这两只鸟的看护人，对它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宽容，部分是因为它们对她在动物智能方面的科学研究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二十多年来，她的研究一直潜 在地挑战只有人类才能进行真正的思维和交流的观点。在一系列严格甚至苛刻的试验中，亚历克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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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都表现得相当聪明，能够理解和想象它们周围世界的抽象形体，而这一本领曾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

在佩珀堡的训练下，这两只鹦鹉说起英语来吐字清晰，即使是爱挑剔的演说专家也会被它们逗乐。但这项工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在声音训练方面的实验。这两只鹦鹉不只是在学舌――它们把特定的词语与特定的物体联系起来，还学会了识别许多不同的颜色，形状，和材料。给亚历克斯看一黄一蓝两个三角形，问其相同之处何在，它就会说，“形状。” 问其不同之处何在，它就会说，“颜色！”

佩珀堡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在此之前，很少有科学家研究过鹦鹉的智力，就是今天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许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猴子、黑猩猩、大猩猩和海豚身上，这些动物都比鹦鹉难饲养和难对付得多。佩珀堡特别喜欢鹦鹉，是因为像人类一样，它们是一种聪明、长寿（通常能活到50岁）、要依靠交流才能生存的社会性动物。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与人类交流，鹦鹉不需要设有按钮的装置，也不需要教给它们手势语：它们能够学会说话。没人知道为什么鹦鹉能做到这一点，或它们究竟怎样学会说话的。但是它们尽管只有胡桃大的脑子，它们还是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甚至连那些最爱持怀疑态度的人，到佩珀堡的实验室来看一看，也肯定会为这两只鸟的表演大吃一惊。比如，当亚历克斯想到实验室旁它最喜爱的一个门廊去时，它就命令道，“去看树！”它说的一些话是新的――它还没学过的新词新句。例如有一次，它的两个学生训练员 在一天结束时正准备离开实验室，亚历克斯告诫他们说，“你们要乖。明天见！”

不仅仅是鹦鹉所说的话使它们看起来怪怪地有点像人类；还有它们轻易地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看看格里芬在佩珀堡的一次试验中表现，这次试验用来发现鸟类是否能够利用一个物体在镜子里的影像以操纵它。一般来说，儿童直到三岁才能掌握这个技巧。在实验中，一颗坚果被藏在盒子盖下。坚果系在一根穿过盒盖上一个开口处的绳子上，并连在一个纸夹子上好让鹦鹉拽。这个开口处又分成三道叉，每一道叉末端形成一个小洞，坚果可以通过小洞拉出来。问题难在这三道叉中有两道是被堵着的，只能通过镜子看盒子里面的倒影才能看出来。大多数试图解开这个机关的人都被难倒了，但格里芬从它站的实验室柜台处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就要求带它过去，它也许朝镜子里看了半秒钟，成功地顺着正确的通道拉出了坚果，猛地把它甩出开口处，然后一下子抓住。

尽管艾琳·佩珀堡一直喜爱动物，她在哈佛念研究生时选的却是化学专业。在那里，70年代早期，她偶然看到一个有关动物如何学习的电视记录片。就像当时的许多研究者一样，她被动物有多聪明以及它们是否能和人类交流这个问题迷住了。在完成化学专业学位的同时，她开始选修动物行为、心理，交际方面的课程。1977年她得到了一岁大的亚历克斯。它成了她在珀杜大学一个小实验室的研究中心。

在那个时代，许多对动物智力的研究最终都因敌不住怀疑论者的攻击而失败。最引人注意的是沃什欧，这是一个因能明显地熟练掌握美国手势语而闻名世界的黑猩猩。但是观看沃什欧的人反对说，它的研究者们在给它微妙的暗示，并非常宽容地把模棱两可的姿势解释成代表某个意思。“当一只鸟对你说‘明天见’时，很容易对此做出过度的解释，”佩珀堡说。“像这样的事情我多得能写一本书。但哪些真正有参考作用？”换句话说，什么东西能证明鸟类知道它自己在说些什么？看起来有非凡的智力，但实际上只是在回应其主人或训练者无意识的提示。在科学史上，这样的动物多得是。

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佩珀堡以一个固执的怀疑论者的细心来设计实验。例如，当一个实验要求亚历克斯学会像“没有一个”这样的新词时，佩珀堡一直训练到鹦鹉的发音已经相当准确，不同的观察者对它所说的话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一致认可才罢。这样就保证了急切想让亚历克斯成功的实验者 ，不会把一个任意的模糊音误听成正确的回答。她也竭力避免一个正确的回应有可能仅仅是条件反射――由于期望得到报偿而产生的机械性行为。因此实验者们不断变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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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亚历克斯是在对问题的内容进行回应和智力上做的区别。为了避免实验者的手势语言可能会给亚历克斯以提示，对亚历克斯进行实验、教给它生词和相关概念的学生从不是同一个人。结果，佩珀堡的研究令人信服，赢得了像牛津大学动物行为学者马丁·斯坦普尔·道金斯这样的专家的赞誉，此人是研究动物意识方面的一个权威人物，对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抱怀疑态度。 有时，人的差错会给鸟类一个显示它们是如何聪明的机会。例如，大约有百分之五的时间，提问的学生会说漏嘴，训斥亚历克斯说“错了！”而事实上他做出的是正确的回答。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亚历克斯就坚持自己的立场，并重复正确的回答。测试者终于回过神儿来，给亚历克斯以应得的犒赏。 佩珀堡特别指出，这些实验促使亚历克斯和格里芬掌握了不仅与它们在野性状态下大不相同，而且可能更具难度的智力技能。从长期看，这可能是她的研究工作最有前景的方面。“我不想说它们是在学习英语，”她说，“因为我们无法进入一个动物的大脑，无法知道它说英语的感觉是否和我们一样。但它们却学会了一套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交流方式。”她争论说，这项成就本身就意义深远――而且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关于动物智能的教条提出了挑战。她训练鹦鹉掌握它们自然本能以外的技能的方式――她将其称为“特别学习”――也为指导人类学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

她的训练方法是互动的，利用“榜样/对手”的模式。这很简单：动物和人类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如果能够观察别人怎么做，甚至与之竞争，它（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地去学。如果学生去观察教练教别人如何学，而不是去听老师的长篇大论，就会产生最好的效果。看到老师给回答正确的人以奖赏，对回答错误的人以斥责，学生心领神会，受益菲浅。这个办法由迪特玛·托特70年代在德国的弗赖堡大学倡导，当佩珀堡将其用于亚历克斯时很快就起了作用。她在教当 榜样的大学生时它能很快地跟上。亚历克斯开始与学生们争着引起佩珀堡的注意和得到她的赞许。这个“榜样/对手”的办法在亚历克斯身上运用如此成功，已被成功地用来帮助发育不良的孩子进行学习。 到80年代后期，亚历克斯已经知道了五十多个不同物体的名字，五种形状，和七种颜色。它也知道了“相同”和“不同”的意思――这一步在人类智能的发展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已成了“芝麻街”搞笑节目的一个日常性内容。把两个不同形状，颜色和材料的物体给亚历克斯看，然后问它，“有什么相同之处？”它就会回答，“没有！”因此它看起来不仅能辨别相同和不同的东西，甚至还知道更为抽象的概念――没有。亚历克斯已经相当熟练了，在佩珀堡的一个项目中，亚历克斯被提升为助教。“我们想看看亚历克斯是否能做格里芬的辅导教师，”佩珀堡解释说。“部分原因是，我们带来格里芬重复我们与亚历克斯的实验，以证明它不是某个鸟类中的爱因斯坦。”

为了演示，佩珀堡的一个大学生助手贾斯廷，指导格里芬和亚历克斯跳到高处工作架上去。就像在许多人的课堂上的情况一样，事情别别扭扭地开始了。格里芬看上去暴躁不安，不住地发牢骚，“想回去。”这天早上它大部分时间都在柜台面上将一把金属调羹推来推去，想回到实验室的柜台上去玩。贾斯廷拿出一个圆环问道，“格里芬，什么玩具？”格里芬答道，“木头！”而亚历克斯不予合作地叫道“石头！石头！石头！”接下去的几次试验中，格里芬正确地认出了软木，木头，和羊毛（这个词它的发音带着一声汽笛似的尖响：“呜――噜！”）。亚历克斯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随着实验的进行，亚历克斯和格里芬似乎都渐渐进入事物本质，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榜样/对手”的模式。贾斯廷拿出一把钥匙问道，“什么玩具？”格里芬开始并没有回答，但当亚历克斯 叫“钥匙！”时，格里芬马上照样说。当格里芬对一个玩具卡车不回应时，亚历克斯就以很不耐烦的声音插话说“卡车！卡车！” 佩珀堡的指导方法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至引起了人工智能研究者们的兴趣。最近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开发能够学习或能够帮助他人学习的软件。“模仿鹦鹉的学习比模仿人的学习要简单得多，”她说。但是她相信，可以写出计算机软件来回应――甚至“学习”――“榜样/对手”体系的正确回答和错误回答的相互影响。 不管这种应用前景是对人还是对计算机，佩珀堡的研究正在促使心理学家们重新思考动物与人之间的界限。亚历克斯和格里芬的思维过程可能会与我们自己的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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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有一点接近，佩珀堡说，但要否认它们的智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一段在“榜样/对手”模式训练中偶然拍摄下来的录像证明了这一点：格里芬在试图说“纸”的时候，仓促间只“哎－呃”地叫了一声。亚历克斯明显地不耐烦到了极点，专横地命令格里芬“说清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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