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粒子束看中国的产权转变》的读书分析

各位老师同学，我们组读的书目是：《中国的前途》。作者是张五常先生。此书的一些理论在当时并不适合被广泛传播，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少资料辅助下的，与大家做读书分享，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见谅以及斧正。

张五常先生此书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产权的私有化。 并且提出了：在私产保障得宜情况下的四项经济效益： 1、 2、 3、 4、

资产的使用由个人负责，自盈自亏，鼓励自力更生。 私产的转让容许资源的使用落到善用者手里。 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下，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 基于私产的市场，市价传达的信息虽不一定准确，但比起其他制度还是很可靠的。

首先由我与大家分享其中一篇文章： 产权：所有 占有 支配 使用 收益 处置

“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 84年11月7日

共产制度跟私产制度财产归私人还是财产共有的问题。（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分别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是不容易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的。历久以来，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一些私产或近乎私产的假设——经济学者（连马克思在内）对共产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而这正是中国在制度上正在改变的重点。这篇文章将先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然后引伸到与中国及香港前途有关的两个重要含义。

例：有几个孩子在路旁游玩，见到一株李子树，树上长满了看来是

成熟而鲜甜的李子。孩子们见这株李子树显然是没有主人（或业主）的，就抢着要爬到树上摘李子吃。其中一个较聪明的懒得动，就说：“李子要是可口的话，怎么还留在树上呢？”这孩子的推测显然是合理的。问题是假若这些没有主人的李子真的是鲜甜可口的话，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知道有鲜甜李子可以免费采摘的人就会蜂涌而至，争先恐后，以武力或其他的办法去多获李子；在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弄到头破血流，或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取替。但这些代价的支付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代价是花费在李子的价值上——所以对社会而言，李子就没有净值可言。一件本来可以是珍贵的资产，因为是“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这是近代经济学上有名的“租值消散”定律（The Dissipation of Rent ）。《卖柑者言》内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中提到：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准则会随着产权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产权制度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经济分析中只有一条有益于社会，最有效的引致经济繁荣，没有经济浪费的就是以利用市场价值做衡量准则。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因此,张五常教授提出观点: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做衡量准则。说一个以前上课老师讲过的手表的例子吧.以钱选择似乎不合理，但赢得商品价值所要出的钱是赚的，而在赚钱的过程中就要为社会作贡献，此时，商品价值和社会贡献是等价的。此时的租值消散是最小

的。所以说，以市场价值做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原则是无浪费的。最好的！那些以钱凌人的行为是不好的，但那是基于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度，而非资本主义应有的本质，不适于市场价值做竞争衡量准则的。

任何资产（或资源），若真的是没有限制地任人随意使用，只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结果。一是没有价值的产品（李子是苦的）；二是既使有产品，其价值也会被竞争者的代价抵消了——二者都同样会使资源的价值消失。若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社会成员根本没有可能生存。很显然共产制度并不是把资源作为公共财产，任人随意竞争使用。

从以上提出的资源价值消散的角度来看，若要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或是将“没出息”的竞争改变为增加生产价值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或要生存），社会就要定下竞争的规则来约束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约束竞争的规则就是产权制度，也就是经济制度。虽然世上所有的规则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以一般性来分类，大致上约束竞争的办法只有三种。 约束办法决定制度。

第一种是以规例限制公共财产的使用。假若一个公有的海滩，或一个公园，都一定有规例约束着公用者的行为。不能在海滩僭建，或不能将公园的花草搬走或毁坏，就是一些以约束行为来增加公共财产的价值的规例。就算不谈这种资源使用办法的各种弊端，这类公共财产是难以出产可带回家的产品的。所以这第一种的约束办法不

会被广泛地运用在大量的资源上。

第二类是以界定私产为约束竞争行为的规则。一幅土地可作为私有，有地界，有用途的规定，业主要付某些保障费用。在这些局限下，业主有权决定地的使用，有权禁止外人闯进，有权将生产的收入据为己有，也有权将产权转让或出售。人的劳力及知识，虽然是比较难以量度，也是可以被界定为私产的。

以私产约束竞争行为的一个特色，就是权利的大小是在资源或物质本身上界定或限制的。竞争者要得到私产的使用权，就要付使用费（或租值）。争先的血汗代价，对业主一点好处也没有。业主于是就会使用他的禁制权利去反对这种竞争；他会采用付费高低为竞争胜负的准则。因此，市场是私产的一个结果。 以人作为约束单位

第三种约束行为的办法，就是以“人”本身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那就是说，撇开一切有价值的资源，人本身就有权利及权利的限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为是无产的——这是指没有资源的产权，但人的权利却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又因为每个人的竞争力不同，每个人对资源运用的权利限制及产品的享用权利也跟着不同。等级也就此而起。这种以等级分配权利来约束行为的制度，就是共产。

绝大部分近代经济学书籍都批评或低贬共产制度。但这些论调都有忽略了共产制度的主要成因，也是由于要约束行为，要去减低因为没有私产而引起的资源价值消散。要减少“价值消散”的竞争，既

然在资源上作权利界定的办法被取缔，剩下来的办法就是在人身上界定权利。我不可能在这里分析第二及第三种不同的约束行为的办法的各种经济含义。其中有关收入分配及资源运用的含义，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已大略地作了比较。其他关于权力斗争及言论自由的各种含义，我提出了的概念都大有用场，可以写不少文章。 设法隔离党的领导

这里大胆地向一般读者解释这些比较新的产权及竞争的概念，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概念对香港及中国前途的两个极重要的含义。 在共产制度里，撇开所有有价值的资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是不平均的。因此，在法律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权既与法律有冲突，法制就难以推行。所以在共产制度下所推行的，就如在军队里，是纪律、领导与服从。又因为难有法治，党政就难以分家。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英协议在九七后的主要保障困难就是若中国制度不改，将来管香港的不是“政”而是“党”，不是法律与产权的保障而是纪律与服从。张五常对中英草签做出的主要批评就是英国当局完全没有考虑到“党”与“政”——或纪律（党治）与法律的分别。假若在九七后中国还是以党治国，又少了邓小平，目前的中英协议就难有保障能力了。在《论衡》提出以“公司法”治港，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隔离“党”的领导。

第二个重要的含义，张五常“审慎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八月访广州的行程中，发现权利的界定（约束）是逐渐而肯定地从

“人”转到“资源”上。这是由共产转向私产最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现象，间接而有力地支持着同一观点，就是干部等级特权所拥有的权利，已是大不如以前那么显著。共产党员也是远不如昔日（的）那样高人一等。这些转变，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推断是会发生的。 法治可让党政分家

虽然走后门的行为逐渐减少，但“台底交易”却广泛流行。“走后门”与“台底交易”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一种特权买卖，后者算是贪污。从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彼消此长是一个好现象。贪污的行为大都是因为政府管制自由贸易图利而起的。在贸易受到多种管制的情况下，“台底交易”往往可以促进贸易与生产。最近三中全会所订下的经济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会鼓励“台底交易”转到“台面”上去的。

认为中国是有诚意推行法治的。但以等级界定权利，法治就难以推行。中国逐渐以资产界定权利，法治的可行性就会被提高。所以我认为中国若真能继续近几年来在约束行为方法上的改进，香港不仅在制度上会跟中国有较少冲突，不仅会因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加贸易，而又会因中国在法治上有了改进，使“党”与“政”较为容易分家，中英协议的付诸实行，会有较有力的保障。

“人”转到“资源”上。这是由共产转向私产最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现象，间接而有力地支持着同一观点，就是干部等级特权所拥有的权利，已是大不如以前那么显著。共产党员也是远不如昔日（的）那样高人一等。这些转变，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推断是会发生的。 法治可让党政分家

虽然走后门的行为逐渐减少，但“台底交易”却广泛流行。“走后门”与“台底交易”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一种特权买卖，后者算是贪污。从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彼消此长是一个好现象。贪污的行为大都是因为政府管制自由贸易图利而起的。在贸易受到多种管制的情况下，“台底交易”往往可以促进贸易与生产。最近三中全会所订下的经济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会鼓励“台底交易”转到“台面”上去的。

认为中国是有诚意推行法治的。但以等级界定权利，法治就难以推行。中国逐渐以资产界定权利，法治的可行性就会被提高。所以我认为中国若真能继续近几年来在约束行为方法上的改进，香港不仅在制度上会跟中国有较少冲突，不仅会因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加贸易，而又会因中国在法治上有了改进，使“党”与“政”较为容易分家，中英协议的付诸实行，会有较有力的保障。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b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