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具有近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底解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也随之解体，这是当代人类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这一事件已过去十几年了，但它的影响还在历史的显现出来。为什么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自愿结合、曾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联盟国家，会忽然分崩离析;为什么一个拥有1500多万党员、曾在国际共运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大党老党会顷刻土崩瓦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统一国家，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同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多民族国家和同将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大党不能不认真思考并高度重视的问题。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不会重蹈其覆辙？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要对其原因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诸如：经济原因说、政治原因说、军事原因说、民族原因说和历史原因说等多种观点，我认为：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人心的向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一个政权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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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下面我想从”人心向背是苏共兴衰的决定因素”和”苏共是怎样失去了人心？”两个方面对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和教训作些介绍，希望大家来共同分析思考。

一、 人心向背是（俄）苏共兴衰的决定因素 （一）列宁时期（俄）苏的党群关系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三个口号上台的，这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沙皇制度被推翻的直接导火索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俄国有47%的成年男子应征入伍，到1917年约有600多万人在战争中伤亡和被俘，俄国军队总人数950万人，而粮食供给只能勉强满足700万人的需要，俄军士兵不仅每天要面对死亡，而且连饭也吃不饱，反战情绪十分强烈，他们要求和平。

服役士兵中2/3是强征来的农民，战争使农业劳力缺乏，经济萧条，农民纷纷破产，一贫如洗，连土地和耕牛都被富农牵走，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战争和经济崩溃使工人和城市居民处境恶化，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饥饿威胁着整个国家，居民们要求给他们面包。

1917年，俄国社会已陷入全面混乱，3月9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们捣毁了警察局，调来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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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向群众开枪，12日工人和士兵联手攻下了军火库，取出了枪支武装工人、市民，罗曼诺夫王朝被群众的二月（俄历）革命推翻。

但是由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成的临时政府再次让民众失望，他们不肯退出战争，不肯重新分配土地，用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来压制人民的所谓”狭隘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反映群众最基本、最迫切要求的 “和平、土地、面包 “的口号，因而赢得了人心。下面的两个 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仅1万多人，在诸多党派中属少数，但到十月革命时增加到30多万人，短短的8个月时间，增加了近30倍，新党员中绝大部分是工农群众和普通士兵，主要由少数知识精英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十月革命前的杜马选举中，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的士兵中为61%；在波罗的海舰队中占57.5%；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卫戍部队中分别是79.2%和79.5%。就是说，在全俄这两个最大的城市中，每5个士兵中就有4个布尔什克的拥护者。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象样的武装，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只要临时政府派出500人的军队就可以直捣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那么历史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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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但是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片中有这样一些场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临时政府的总司令克伦斯基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没有调到一兵一卒，连突击营、巴甫洛夫斯基炮兵部队和彼得戈夫准尉学校的学员等几支亲信部队也拒不从命，按兵不动。他又下令征集汽车，一辆也未调到。因此，当起义部队和倒戈士兵在”乌拉”声中潮水般涌进冬宫，只有少数士官生做了一些无谓的抵抗。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胜利来得太容易了，是不是在演戏，不是，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是民心、是人民聚集已久的伟力，将布尔什维克党推向了历史舞台，放到了执政位置。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十分警惕执政党和革命领袖脱离群众的问题，他反复告诫全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共产党最大的优势莫过于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的根本利益冲突。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仅没有任何”分肥”的机会，反而要为人民的利益作出更大的牺牲。

1919年，国内反动势力发动叛乱，国外帝国主义进逼，妄图一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参军参战，在给上前线的党员发的一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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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只给他一项权力——最先为革命而战！”。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自己诺言。俄国內战时期经济再度陷于瘫痪，7000多公里铁路被破坏不能使用，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4，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到1921年春季，城市军民每人每天仅能领到100克面包。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埋怨和离开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抛弃苏维埃，全俄上下都洋溢一种团结、昂扬、乐观的革命气氛。革命领袖同工农兵群众一起，参加没有任何报酬的星期天义务劳动，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一定是党团员冲在前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和影视片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我们熟悉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当时一代年青党团员的缩影。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一道硬是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白匪军和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人民不是只知道要“和平、土地和面包”，因为他们看到和认定；只有布尔什维党能毫不利己，一心一意地为他们谋利益，捍卫布尔什维克，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列宁时期是苏共党历史上党群关系最好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袖的率先垂范。列宁首创了亲自接待群众的来访制度和信访制度，他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都能在那里见到他。他还十分注意深入基层和群众，他的足迹踏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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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莫斯科所有的重要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到1922年底的4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列宁在莫斯科一地就演讲了251次，多时一天就向工人和市民发表演讲4——5次。当那些饥肠辘辘，穿着破衣烂衫的工人和市民看到面容消瘦，同样穿着破旧衣服而又乐观和激情洋溢的列宁，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交流和解答他们的问题时，大家都感到莫明地振奋，竟忘记了饥饿和劳累。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最能说明当时的革命领袖与群众的的关系。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发表演讲，被刺客刺伤，愤怒得发疯的工人差点当场把那个女刺客（卡普兰）撕成碎片。列宁住院疗伤，那些忍着饥饿，衣衫单薄的工人和市民，在寒风中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的病情公告，每当听到列宁的病情有一点好转，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着就是当时党群关系、革命领袖与劳苦大众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得以巩固。

这一时期党群关系的特点是：同心同德、水乳交融。 列宁的因伤早逝，是布尔什维克当的巨大损失，也使俄罗斯劳苦大众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党群关系

內战结束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重心从依靠群众夺取政权和发动群众赢得战争的胜利转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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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地位变了，工作任务变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似乎没有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和明显，而权力的作用似乎显得日益重要，而且由于列宁时期打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权力的运用也似乎得心应手。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层群众观念逐渐淡薄而权力意识日益膨胀。这里讲两件事：

从1929年斯大林确立领袖地位到1954年他因病去世，共领导苏联25年，但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却是在其确立领导地位前的1928年1月，当时是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此后在他执政的26年时间里，他没有到农村搞过一次调研或视察，激烈而残酷的党内斗争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使他胆颤心惊，防范极严。不要说普通群众，连党的高层领导也难得一见，他主要通过听少数亲信的汇报来做指示和决定，与群众由隔离到隔阂由此可见。

第二件就是令世人震惊，被西方称为”红色恐怖”而让当代苏联人谈起色变的”大清洗”，关于”大清洗”的详细情况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就不介绍。”大清洗”使苏联的党內关系和党群关系受到严重伤害。

斯大林时期的党群关系在特殊情况和特殊历史条件下也有迅速好转的黄金时期。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五个月便深入苏联腹地1000多公里，占领苏联国土150多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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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苏联战前人口的40%，工业总产值的2/3，铁路里程的41%沦落敌手。德军先头部队仅距莫斯科20公里，希特勒曾乐观地估计。冬季前可结束苏联战事。大敌当前，苏联军民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时影响最大和最惨烈有两场保卫战，一是莫斯科保卫战，一是列宁格勒保卫战。 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第一个冬春就有十多万城市居民穿上军装投入战斗，每天都有数十万居民和军队一起构筑工事，他们用双手和最简单的工具，挖掘和修造了数百英里长的战壕和反坦克壕，在敌军严密封锁，敌机狂轰滥炸、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工人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制造出一千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万多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往近在咫尺的火线。在被围困的900多个日夜里，城里几度弹尽粮绝，粮食吃光了、动物吃光了，最后连老鼠也吃光了。老人把找到的一点可以吃的东西留给孩子，自己饿死了；孩子也不肯吃把它留给守城的人，自己也饿死了。但没有人停止战斗，更没有人投降。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补上来;男人们倒下了，女人们补上去；青壮年倒下了，老人和孩子们补上来。当徳军仓惶撤退，反攻的苏军到达城下时，城里的人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举起欢迎的旗帜。这场 保卫战中列宁格勒居民死伤近2/3，普京总统的两个哥哥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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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俄罗斯大地有两句振奋人心的口号，一句是”一切为了前线”，在这个口号下党的领袖、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与士兵、居民同生死、共甘苦，相濡以沫。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起来，人们恍惚又回到了党群关系水乳交融的列宁时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再一次崩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党成为一种促进团结的力量。第二个口号是”共产党员前进!”，每场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早牺牲的也是党团员，以至于在当时的苏联红军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每次大的战役过后党员人数锐减，支部变成小组，有的连队党员都牺牲了，但马上有更多的人申请入党，所谓的”火线入党”即由此而来。即使那些在”大清洗”中失去了亲人的人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卫国战争，很少听到有人叛国投敌。我国人民熟悉的青年英雄卓亚和舒拉的父亲就是在”大清洗”中被害的，但他们的母亲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双儿女送上了前线。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在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有916万红军战士和1740多万居民牺牲，成年男子减少了60%。

苏联卫国战争是苏联的国难，但同时也给已经开始恶化的党群关系一次很好的修补，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流露出了对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挚的热爱和深深地眷恋；表现出了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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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的博大胸怀。然而可惜的是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共产党没有将这种党群关系保持和发展下去，反而变本加厉做了许多损害群众根本利益的事，苏共与苏联大众越行越远。

这一时期苏联党群关系的特点：由隔离到隔阂。 （三）后苏联时期的党群关系

后苏联时期的党群关系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这组数字反映了当时群众对苏共的看法和当时苏联的党群关系。

叶利钦的沉浮也佷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背。1989年3月26日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撤消了党内职务的叶利欣在莫斯科参选，并以89.4%的压倒多数击败对手——苏共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利哈乔夫汽车厂总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人民代表。我们知道，叶利欣早在1987年就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受到苏共的公开批评，被撤销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逐出苏共政治局，降职担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正部级）。苏共并未安排他去参选，而身为苏共党员的叶利欣公然与党对抗，违反党纪政纪参选，竟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1991年6月12日，他在宣布退党和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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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提高积累率。长期以来苏联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27%—28%之间，最高年份达到30%。1965—1981的16年间苏联军事开支竟占到联盟开支的1/3，而人们的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不断下降。

重“重”轻“轻”使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重“积累”轻“消费”又使人们无钱买东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崩溃的奥匈帝国分离出来的，1937年两国的年人均收入分别是：190美元和170美元，捷克斯洛伐克略高于奥地利，而到1990年奥地利的人均收入达到20215美元而捷克仅为2100美元，相差了近10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相比也大体如此。长此以往，生活水平的差距慢慢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折射为社会制度的差距，人们就越来越趋向认为：要过上好日子只有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并积怨和迁怒于推行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

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但仅此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甚至流血牺牲也要跟共产党走，誓死捍卫苏维埃政权呢？使苏共失尽人心的还有非经济的原因。 (二)政治上的“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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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民”就是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权力，搞少数人的所谓“精英政治”。 1、高度集权和个人专制

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活动和组织原则，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统一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这些原则在以后历次通过的苏共党章中都予以了保留。它表明：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共产党不允许个人集权和独裁专制。

苏共执政后的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初期，虽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与专政问题也存在一些极“左”的认识和行为，但党內民主比较正常，社会环境也相对宽容（黄药眠先生回忆—巴甫洛夫），党的重大决策和决定都基本通过集体讨论、激烈争论甚至党内斗争，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最后形成。

在权力构架上，十月革命后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相当于秘书长）、托洛茨基任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三权分离（俗称“三架马车”），最后又服从和统一于党的集体决定。从苏共党只设总书记、总书记的名称含义及其当时的职责范围可以看出：苏联共党没有党首、党魁和党的领袖，他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但是由于列宁时期党內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及其民主气氛的形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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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列宁崇高的党性、良好的民主素养和人格魅力，没有形成具体的党内制度和严格的党的纪律，而他的同事们又都缺乏象他这样的个人民主素养和足够的影响力，于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民主就出了问题。

熟悉苏共历史的同志知道，列宁病重期间口述了部分日记，这就是著名的《列宁遗嘱》，由他的遗孀克鲁普·斯卡亚转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信中准确、客观地对当时苏共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作了评价，特别是尖锐地、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和不足。其中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批评尤为严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喜欢搞行政命令”，说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同时他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让其他更适合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遗憾的是，列宁的警告为时已晚，遗嘱没有按列宁的意思传达到苏共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而是按在遗嘱中受到列宁批评的几位领导的意思，只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传达。斯大林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作了十分诚恳和深刻的检查与反省，得到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谅解而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他利用总书记的职权顺理成章地延续和推动了列宁在世时就已开展的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而托死不认错，被苏共中央免去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27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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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苏共12大上这位苏共和苏联红军的重要创始人被开除党籍，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斯大林接管了军权。以后他又暗杀了已被驱逐出境，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枪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党内元老和反对派，开始了先后5次，延续20多年的“大清洗”。“大清洗”涉及多少人，有多少人被害，其内幕一直为世人关注，

这里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资料做了个分类统计：

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中，除两人被反动派杀害，7人自然死亡，1人失事遇难，其余14人都受到不公正对待或处决；1919年自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的21名委员中，幸存的仅5人（中1人被免职），其余全部被处决；1934年召开的苏共17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因反革命罪被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捕或枪决。清洗中几乎所有的州委书记都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党委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被一网打尽，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120人只有3人幸免于难。

军队是清洗的重点，733名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人，5名元帅中的3人，5名一级军团长中的3人。被清洗的.还有：全部10名二级军团长；57名军长中的50人；28名军政委中的25人；64名师政委中的58人；以及456名团长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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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这些清洗都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对苏军战斗力形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当许多德军将领劝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时，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的最优秀部分已被斯大林自己消灭了，其他人暂时还缺乏作战所必需的智慧”。卫国战争初期，红军一再失利，德军长驱

直入，此即重要原因之一。

“大清洗”到底多少人被害，西方媒体包括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有2000多万人，按照最近俄联邦安全部公布的原苏联档案记载有130—150万人，加上波及到的亲友，其影响面起码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8—10%。特别是“大清洗”中大搞“莫须有”、株连亲友，形成了人人自危、十分恐怖的社会气氛，不仅给当代人也给下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好印象，从此，苏共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所谓民主派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开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渲染“大清洗”的恐怖场面，他们对群众说：“选择苏联共党，就是选择回到你们的家人忽然哪天不能回家的恐怖时代”。“大清洗”留下了苏共垮台的隐患。

“大清洗”后斯大林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党內国内再无政治对手和不同的声音，所以“大清洗”也是苏共集权制和苏共党的性质蜕变的开始。从此，由个人独裁、专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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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內特权、腐败，组织上、思想上和各项政策的变形与偏差而对群众利益形成的漠视和侵害，就不可避免和难以纠正。 2．制度安排的特权导致腐败

列宁时期条件艰苦，党內生活比较民主，党的领袖和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虽有差别，一般都属于工作需要。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忽然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招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没病，只是饿昏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当时虽然饥荒严重，但瞿鲁巴拥有调拨成千上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没有留下一点能填饱自己肚子的粮食！此事发生后，列宁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设立“疗养食堂”，这是列宁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群众也能理解和接受。列宁逝世后经济形势好转，“疗养食堂”不但没有取消，反而由吃饱到吃好，人员也扩大到一般领导干部和其家属子女。并且随着苏共领导人的变更，前任领导人定下的待遇保留和拓展了，续任者为了拢络人心，又不断增加新的福利待遇，从专供商店低价购买高档消费品，到配公车、别墅和保姆、保健医生，从子女保送上学、留学，到公费高档娱乐，（甚至拉郎配——组织帮助找老婆），名目繁多，应有尽有。最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待遇都按官的大小——行政级别挂钩，都由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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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优先享用。红色作家高尔基就享受相当于副总理一级的待遇，他的好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拜访他后写道：高尔基住着由国家提供的宫殿一般的别墅，为他服务的人员达四五十人，高尔基“在不知不觉中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

自30年代起，苏联又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实行高薪制，1934年苏联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比为30：1，而到1953年已达到50：1。另外苏联还对领导干部实行兼职兼薪制和秘密附加工资（俗称大信封，即按职务高低分发的各种津贴，一般为本人工资的1——2倍），高薪、兼职收入、秘密附加工资加上特权带来的卢布的高含金量，苏共各级领导人的收入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苏共官员与一般工农群众收入的差距更无法计算。俄罗斯有关学者认为：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这些人与群众越来越远，而且上下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苏共高层难以，也不敢真正推进反腐败斗争。查阅了很多资料，只找到两个反腐败的例子。

一个是列宁时期，一次列宁得知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证据不足，需要复查为由，干预法院办案，包庇市里的一个领导干部，他愤怒之极，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建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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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莫斯科市委全体常委以严重警告处分；第二，以苏共中央名义重申：凡是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一律开除出党。写毕，列宁余怒未尽，提笔又在信头上写到：“可耻荒唐之极！共产党竟包庇自己的坏蛋！”。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赫鲁晓夫时期，一件腐败案因牵涉到赫鲁晓夫的女婿，办案人员吓得就此住手，不了了之，而赫鲁晓夫下台后为清除其残余势力此案又重新提起，结果其女婿被下狱，这不是反腐败，而是搞政治斗争。

翻开原苏共党史，因不同意见、政见乃至个人恩怨与好恶而丢官、丢命的大有人在，而因腐败而查处的却鲜有所闻。

3、组织路线的偏差和干部使用的任人为亲

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规定；苏共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由选举产生。但集权和个人专制使这些规定成为一纸空文。高度集权、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必然把“选人”、“用人”放到重要位置，而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当然是对个人的忠诚。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异己，提拔了如：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一批貌似“忠诚”的亲信；谁知赫鲁晓夫也如法炮制，打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推行干部更换制的幌子，也对斯大林原来的干部班底进行清理，几年间就将加盟共和国一级的（相当于省部级）的领导更换了80%；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学生）用“逼宫”“的手段迫使赫鲁晓夫下台，又用“超级稳定”和“优厚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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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笼络干部，培植自己的势力。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高达90%，而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竟全部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有的人在一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到死。于是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两年多时间三次“国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葬礼外交”的奇闻。勃列日涅夫不断以国家的名义下发各种文件和条例，增加干部的福利待遇，将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固定化、制度化和合法化。

由于特权和优厚待遇，腐败又不被查处，在苏联当官和发财紧密相连。进入干部队伍，谋得一官半职，成为投入最少、风险最小而又名利双收的最好行当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于是，一批批毫无信仰、道德人格卑劣、完全不具备从政能力的掮客便蜂拥而至，聚集在苏共，特别是苏共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围，并逐步爬上高位。随着这些人的不断增加和向上渗透，不知不觉中苏共党自己实现了西方敌对势力祈盼已久的“和平演变”，完成了党员队伍的“大换血”和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了的党的性质的蜕变。 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种蜕变：1991年6月，也就是苏联剧变前的两个月，美国的一个社会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项以苏联党政高层领导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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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而76.7%的人认为苏联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三）思想上的“愚民”政策

“愚民”就是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顾他们的文化利益，主要表现在： 1、思想的禁锢和教条主义

建党之初，布尔什维克党主要由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组成，党的领导人都富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列宁、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都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但并没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当时党内派别林立，各种观点互相碰撞、斗争，党的领导人之间。时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演变为激烈的党内斗争。正是在这种党内争辩和斗争中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马列主义也确立了他在苏联思想界的主导和统治地位，但从此被“囚禁”，再也难得“与时俱进”。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历任苏共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奉为“精典”，将其教条化、绝对化和神圣化，不容别人讨论和质疑。他们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断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对马、恩、列的片言只语作出教条式的诠释，他们的言论与观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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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自诩为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并作为制定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依据。由于缺乏自由、平等的学术气氛，苏共领导人诠释了的马列主义日益僵化和教条化，越来越脱离群众和实际，变成了党内斗争的武器、证明自己正确的定律和共产党人的“圣经”。

在大学念书时，听讲文艺理论的老师讲过这么一件事：斯大林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也爱好文艺，经常对苏联文艺界作指示，对作家的作品做评点。一次他在给一位作家作品写点评时，不留神写了个别字，谁都不敢吭声，编辑也照发照登。点评发表后文艺界理论权威们争先恐后，大写吹捧文章，有的说：这不是别字，是别出心裁，别有用意。有的说：这个字，这样一用就活了，前无古人，只有斯大林同志想得出。整个苏联文艺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倒是斯大林不好意思了，他恼羞成怒，提笔在一篇吹捧文章上写道：“放屁，我是笔误！”这场闹剧才算平息。这个故事说明，当时苏联的思想界、理论界何止是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简直已经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 2、意识形态化和理想主义

苏共领导人一直把党的最终目标和现实目标，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具体方针、政策混为一谈。将现实理想化，把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高度意识形态化。 国际上，苏共以意识形态的倾向和异同作为划分敌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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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为输出革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了经济援助、渗透颠覆，甚至武装干涉等多种手段，展开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角逐。仅1970年代就发动和支持了五场”代理人”战争，甚至不惜直接出兵阿富汗。到1978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就达300多亿美元。为意识形态之争，苏共拿人民的钱乃至生命，去履行与苏联人民毫不相干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极大地消耗了国力，损害了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国内，苏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斗争和被苏共定性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不断。有些时候（如“一五”时期和“二五”时期）突出抓经济建设，但不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现实物资生活条件与水平，而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尽快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依靠政治热情和政治权力推动的，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开展的经济运动，虽然短期卓有成效，但难以持久，也使苏联经济陷入了高消耗、低效率的恶性循环。

列宁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特别善于把崇高的政治理想、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又符合实际情况，代表群众要求的纲领（如：和平、土地、面包）（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白猫黑猫”和“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如此），而列宁的继任者们，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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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或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他们直接将政治理论分解或替代现实政策。我们前面讲到的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后面要讲到的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都可以发现和看出理想主义的烙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3、文化和舆论宣传的缺失和错位

文化的高度政治化是是苏共文化政策的特点，苏共把文化变成政治理论、政治概念的图解，作为实现政治理念、达到政治目标的宣传手段和工具。苏共一直片面突出和强调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教化作用，忽视和否定文化的继承性、兼容性和其功能的多样性。他们否定历史文化又长期奉行文化封锁政策，对西方文化不接触、不交流、反渗透，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乃至经济成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而对国内情况则报喜不报忧，不顾事实，刻意粉饰太平。他们将文化政治化，也用政治的手段管理文化，搞强迫命令，甚至人身迫害，从而形成了苏联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万马齐喑”，一个声音说话和一边倒的单调、沉闷格局。

左琴科是我国50——60年代人们十分熟悉的苏联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列宁与卫兵》曾选入小学教课书，我们都十分熟悉。它说的是一次列宁去参加一个会议忘记带通行证，卫兵不让他进去，任他怎样解释也无济于事，这时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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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一个留小胡子的人上前大声喝斥卫兵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敬爱的列宁同志，请你立即让他进去！但卫兵不为所动，仍坚持要通行证。列宁劝止了那个“小胡子”，让警卫回去取来了通行证，进去前，列宁表扬了那个卫兵坚持原则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知大家是否知道，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出版前有一处小小的改动。经过是这样的：这个作品定稿后就要付印，一个看过文稿的左琴科的作家朋友匆匆赶来对他说：您的稿子不能发，有一个地方必须改动。左琴科问：您讲的是那个地方?那个作家指着原稿上的“山羊胡子”几个字说：“经常在列宁身边，留着山羊胡子的人是谁?”左琴科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这才想起经常跟随列宁左右，留着山羊胡子的“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慌忙中，他把“山羊胡子”改成了“小胡子”，却不知这一改更要了他的命，经常跟随列宁左右的除了“山羊胡子”，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小胡子，这就是斯大林。果然，作品发表不久，左琴科受到批判，说他是毒害青少年的骗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迫害致死。

文化政策的失当造成了双重负面效应：

歌舞升平、太平盛世本是苏共高层营造给别人看的假象，但不断的渲染和重复，最后苏共高层自己也真假莫辨、陶醉其中，而且上行下效，从此再也难听到下层的真实情况。

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单一的正面宣传，使苏联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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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鉴赏力、辨别力和政治免疫力下降，待戈尔巴乔夫打开国门，人们眼花缭乱，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同一个声音说话和新的一边倒 。 （四）民族和宗教问题的“伤民”政策

“伤民”就是搞大俄罗斯主义，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感情、宗教感情和民族自尊。

沙俄帝国是由一个小公国不断扩张和吞并周边弱小国家和民族形成的，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 当时人口1.62亿，由信仰东正教和多种宗教的126个民族组成，俄罗斯民族只占全苏人口的48%。由于历史原因，其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棘手和复杂，这也是十月革命爆发和罗曼若夫王朝倒台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最后统一了思想，采纳了列宁提出的“由联邦制逐步向单一制过度”的意见，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列宁逝世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和苏共党内的教条主义泛起 ，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许多错误和极“左”的作法。主要是两个方面：

1、政治上的歧视

斯大林公开宣称俄罗斯是苏联公认的领导民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则提出少数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民族为“伟大的母亲”。他们都竭力纵容和鼓动理论界和历史界颂扬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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