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高丽的政治与社会 - 图文

第四讲 高丽的政治与社会

1.高丽前期的政治结构 1-1.高丽贵族社会的成立

一般认为，高丽的统一标志着韩国历史进入中世社会，而中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贵族社会。

高丽王朝是在新罗末期地方豪族蜂起，从而形成后三国对峙的局势下，以“重币卑辞”统合地方豪族势力，并以武力消灭后百济，迫使新罗屈服而重新建立的统一王朝，所以高丽王朝的建立与地方豪族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这意味着高丽王朝建立后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王权与豪族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王权的强化问题。

高丽太祖王建本身也是新罗末期兴起的地方豪族之一，在被拥立为王之后，地位也并不稳固，在即位之初就发生了拥立功臣、马军将军桓宣吉的叛乱事件。清州地方豪族势力也曾发动叛乱，而凕州大豪族金顺式也桀骜不顺，不听调遣。为了笼络各地豪族，太祖采取了妥协、联合的政策。在即位之初，即派使节“重币卑辞”招抚各地豪族，并为了拉拢各地豪族势力，同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豪族联姻。1而为了防止豪族以外戚身份专权，他甚至让自己的子女异腹兄妹间通婚，施行极端的王室族内婚。

同时也设立了事审官制和其人制，承认地方豪族的既得权力。太祖18年新罗敬顺王金傅归顺高丽后，太祖王建任命其为新罗旧都庆州的事审，管理副户长以下官职有关的事务，是为事审官制度的起源。后来也授予其他功臣为其出身地的事审，事审官制得以广泛实行。虽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事审官制实现对地方的间接控制，但实际上是承认了豪族对地方的控制权。其人制主要用来笼络留在地方的中小豪族，即乡吏。高丽建立之初，将乡吏子弟选拔到京城，遇有涉及自己出身地的事情，可资顾问，这些人被称为其人。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太祖时期实际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问题。

太祖二十六年（943）王建死后，长子武继位，是为惠宗。史书称王武“气度恢弘，智勇绝伦”，“从讨百济，奋勇先登，功为第一”。2惠宗生母为太祖第二妃庄和王后吴氏，吴氏为王建出镇罗州时所娶，出身“侧微”，所以太祖生前安排由槥城郡（忠南沔川）豪族出身，且军功显赫的大匡朴述熙辅政。惠宗虽在朴述熙的辅佐下得以顺利继承王位，但是在王权的安定上却无法有所作为。

太祖王建一共有25位王子，其中太祖神明王后刘氏所生王建的第二子王尧和第三子王昭成为王位的主要竞争者。刘氏出身于忠州豪族，而且忠州刘氏势力与浿江镇势力、平山朴氏势力关系密切，这样尧、昭背后有比太子武更为强大的豪族势力支持，成为惠宗的主要威胁。惠宗2年（945）重臣王规3向惠宗报告了尧、昭的动向，劝惠宗设法除掉二人，但是惠宗“闻而不答，亦无所问”，似乎对此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反而对尧、昭恩遇有加，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王昭为第二夫人，即庆和宫夫人林氏。4

惠宗在对待尧、昭方面的懦弱引起王规的不安，于是想废掉惠宗，由自己的外孙广州院君即位。据史书记载，王规曾多次试图暗杀惠宗都没有成功，惠宗也未惩治王规。但是王规的企图也导致了他与支持惠宗的朴述熙的决裂，朴述熙出入皆由百余名兵士护卫，而惠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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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丽史》后妃列传，王建一共有6名王后和23名夫人，基本上都是作为政治手段而联姻的。 《高丽史》卷二，世家第二。 3

王规为王建宠信的功臣之一，王规曾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王建做第十五妃和第十六妃，其中第十六妃生广州院君，太祖为了能让王规辅佐惠宗，又让王规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惠宗为次妃。 4

《高丽史节要》卷二，惠宗二年条记载，惠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昭后，从母姓为皇甫氏，实际上是与第一夫人皇甫氏混淆了。王昭的第一夫人大穆王后皇甫氏为太祖第四妃神静王太后皇甫氏所生，婚后从外家姓改为皇甫氏。惠宗共有四妃，第一妃义和王后林氏为林曦之女，第二妃后广州院夫人王氏为大匡王规之女，第三妃为青州人金兢律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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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经紧张而精神失常，史书记载他“自王规谋逆之后，多所疑忌，常以甲士自卫，喜怒无常，群小并进，赏赐将士无节，内外嗟怨”。最后在位仅2年就郁闷而死，年仅34岁。王尧利用王规除掉了朴述熙，又利用西京（平壤）大匡王式廉的兵力除掉王规，成功地登上了王位，是为定宗（946－949）。

定宗“好佛多畏，信图谶”，为加强王权曾试图迁都平壤而失败，又接受崔光胤的建议而组织三十万的光军，设光军司负责统帅，但是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定宗3年（948）九月因受雷击刺激而生病，次年正月病重，将王位让给王昭（光宗），不久死于帝释院，时年27岁。

惠宗和定宗都在豪族势力的压迫下短命而亡，这时期豪族势力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到第四代光宗在位期间，王权才基本安定下来。

光宗即位后，即着手强化王权。太祖王建即有推行奴隶按检法的打算，但是因顾及功臣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到这时才切实实行。光宗七年（956）正式推行奴婢按检法，重新调查豪族所拥有的奴婢的身份，使本来是良人者还良，以削弱豪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为了登用新进人士，以取代武勋功臣，光宗九年（958）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开始实行科举制。科举制对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豪族势力是一大打击，一部分豪族子弟也被迫读书应举，或通过荫叙制转化为官僚。光宗十一年（960），根据中国衣冠制度，定百官公服之制，将服色分为四个等级，元尹以上紫衫，中坛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绯衫，小主簿以上绿衫。元尹为六品，中坛卿、都航卿、小主簿的官品不明。同年（960）光宗还称帝建元，定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这些也是他提高高丽国王地位，加强王权的措施之一。 光宗还利用种种手段打击豪族势力。光宗十一年（960）让大相俊弘和佐丞王同归乡，此后接连镇压过去与王建出生入死的“旧臣”、“宿将”，以致囹圄爆满，不得不另建“假狱”。据崔承老所言，到景宗即位时朝中旧臣只剩40余人了。光宗十一年（960）将由武将控制的军队统帅机关徇军部改为军部，削弱其地位，而将掌管侍卫军的内军扩大为掌卫部，加强侍卫军力量。

经过光宗的这些改革措施，中央政权内的豪族势力大大削弱，高丽由贵族联合政权而转为王权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景宗即位后重新安抚旧臣，被流配和关押者纷纷被赦免释放，开国功臣重新掌握了政权，但是王权的优势地位得以维持。景宗元年（976）十一月还正式颁布田柴科制度，不仅使官职序列体系化，而且文武两班分立，高丽国家的官僚体制进一步完善。这时剩下来的豪族势力形成几个强有势力的贵族家门。

景宗在位仅六年，其后成宗即位。与前几代国王不同，成宗即位后采纳了崔承老提出的二十八条时务策，根据儒家政治理念进一步改造完善高丽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向地方派遣地方官，将地方豪族吸收为京城贵族，重用旧新罗六头品贵族势力，稳定开国功臣代表的大豪族势力。另一方面保障贵族官僚层的权力，根据地位尊卑来确定家舍制度，确立身份制社会秩序。随着豪族转化为官僚贵族，高丽贵族社会体制最终形成。

1-2．高丽社会的身份制

虽然身份制社会不等于贵族社会，但是贵族社会的成立往往以身份制为基础。所以理解高丽贵族社会，也应首先把握其身份制。

在后三国时代，新罗骨品制已经彻底解体，从高丽初期崔承老的上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无论贵贱尊卑都穿同样的衣服，有的身为高官也因为家里贫穷而不能穿朝服，而没有官职的人也因家庭富有而穿绫罗绸缎，5骨品制下对不同等级者屋舍、器物、色服等的规定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但是骨品制的崩溃的同时，各地豪族兴起，这些豪族逐渐转化为新的贵族阶层，所以高丽社会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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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史》卷93，列传6，崔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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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社会一个基本的身份划分是良贱之分。贱民即奴婢，在后三国的混乱时代，地方豪族将俘虏甚至部分平民纳为奴婢，即使在高丽光宗推行奴婢按检法以后，奴婢仍大量存在，所以良贱制成为高丽社会身份制的基础。

贱民之外的人统称良人。良人与贱民的区别在于良人要服公役，而贱民则没有公役，所以在户籍上，良人与贱民的区别在于良人都有自己的职役，并要保存有4祖的户籍、姓和本贯。职役是以氏族为单位计算的，而且可以世袭，事实上自己的职役往往要通过四祖或八祖来确定，所以在户籍上要表明四祖的户籍或八祖的户籍，高丽时期规定只有八祖户籍不涉贱类才能入仕。

高丽的户籍（韩国国宝第131号）

户前判事朴忠用户 奴金上左 年肆拾肆 妻宰臣高闲户婢甘勿伊 年肆拾贰 同户别奴金元 年肆拾贰 妻宰臣金元户婢好奇 年肆拾贰 同户别奴加伊 年贰拾七 妻同户婢讷斤伊 年贰拾 （第3幅2号）

户前定州府事柳用户 婢奴蒙龙 年贰拾玖 妻同宅婢四桂 年贰拾八 同居婢内隐伊年拾六 同户奴金米 年贰拾壹 同户奴一介 年拾壹 印 （第3幅9号）

户学生金多式 年柒拾 本登州 父金仁祐故 祖金延故 曾祖金公故 母召史故 本同村 外祖户长金禄故 户妻四加伊 年陆拾 本文州 父朴英立故 祖朴松延故 曾祖不准 母福庄故 本平昌 外祖户长李闲有故 并产壹男 金海 年贰拾贰 男玄奇 年拾肆 同金海同母异父 兄李旦 年叁拾 妻禄庄 年叁拾 本顺天 户各居 同生妹金庄 年伍拾玖 次妹个贵年□ 节付印 右人矣段身矣口申以施行 （第5幅6号）

户军韩祐 年伍拾叁 本益州 父韩泰故 曾祖韩位故 母台珎故 本永兴 外祖金守长故 户妻申珎 本原州 父申真故 祖敏光故 母内隐伊 本平海 外祖黄现故 并产壹男 左耳 年贰拾柒 贰男韩冲 年拾贰 叁男奉伊年玖 户先妻豆瑟故 本黄州 并产壹女九月 年贰拾肆 夫都乙万 年贰拾柒 本长州 户壹男同良 年贰拾 户后妻万金 年叁拾柒 本登州 印 右人矣段其矣口申以施行 （第5幅7号）

户学生金德原 年肆拾玖 本三陟 父白丁小明 祖丁白夫庄 曾祖户长富三 母召史 本德原 外祖学生金洪光 户妻召史 年叁拾捌 本宁仁镇 父检校中郎将金松 年七十六 祖副户长顺长 曾祖别将同正金占伊 母召史 本旌善（下缺） （第8幅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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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良人，在职役上也有区别，如乡吏的乡役，军人的军役，这种职役区别也反映了身份地位的不同。享有不同地位较高职役的人构成不同等级的班，如文班、武班、南班、军班。班体制是新罗末期地方豪族开始创立的，这些地方豪族在否定新罗以血缘为基础的骨品制的同时，模仿新罗中央官制而自称官班，最终形成以社会功能为基础的具有身份意义的官班体制。在高丽建立后，一部分地方豪族成为中央贵族，也就是官人阶层，所以这时不必要再赘称“官”而只称“班”。班成为高丽身份制的基础。这种体制的形成虽然是对骨品制的反动，实际上班与乡吏的差别，官僚阶层与一般良人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新罗时期骨制与头品制、王京人与地方民的差别意识。

由文班、武班和南班构成的官僚贵族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相对其它身份阶层具有很强的优越意识。官僚贵族为社会特权阶层，最大的特权是可以入仕，所以也称为官人层。官人层根据其仕路的区别又可分为文班、武班和南班。这种官班划分也带有身份制度意义。各班的仕路不同，职役也就不同，文班担任文官职，武班担任武官职，而南班担任宫中职。他们都居住在开京，他们的子孙也通过荫叙制和科举制而世代为官，成为一种具有世袭性的职业。这些中央贵族主要来自地方豪族，所以纷纷以本贯来区别家门地位，所以称本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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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九，刑法二，奴婢，忠烈王二十六年十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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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特征之一。但是他们这时已经与地方势力之间有等级的差别，中央贵族犯罪被流配回本贯为一种处罚方式，称为归乡罪。一旦落乡，也就等于中央贵族的身份被剥夺了。

在中央贵族内部地位也不平等，文班地位最高，武班次之，而南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班和武班。在官阶上，文班最高可以升到1品，武班最高可以升到3品，武官只有在兼文官职时可以升到2品，但仍不能摆脱武班身份。而南班在高丽初期可以升到4品，而在文宗朝以后最高只能升到7品。高丽时期的宰枢要有2品以上的官职，所以只能文班官员才能成为宰相，国家大事的最终决策权也就掌握在文班手中。但是武班也同文班一样享有荫叙、入学国子监、参加科举和授给功荫田的权利。相反，南班则不能享受荫叙和功荫田的好处，但是他们的子弟可以领取闲人田，还可以入国子监的四门学，一旦通过科举入仕，则可以交还闲人田而领取科田，所以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身份位。

在一般良人中，乡吏、世袭吏职的杂类和京军的军人（军班）的地位要比一般郡县民高，属于庶人中的上层，或贵族中的下层。乡吏担负乡役，乡役是世袭的，所以乡吏子弟中至少有一人要继承父职，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儿子，其中一人到开京成为其人，担任中央的胥吏职，与荫叙制下受荫者的初仕职相当，但是所不同的是其人不能从胥吏职升到品官，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武散阶。乡吏其余的儿子也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品官。但是只有副户长以上的乡吏子弟才能参加最重要的制述业和明经业的考试，所以在身份地位上要比贵族官人层低。 军人负担军役，军役也是世袭的，所以军人成为职业军人，也构成一个身份阶层。军人以氏族为单位形成军户，由军户组成军班，所以也被称为军班氏族。军人平时负责国王的侍卫和开京的守卫，也负责国境重要地带的守备，战时则出征。军人按照马军、役军、步军、监门军的军种不同，分别授予20-25结不等的军人田，由佃户耕种，军人收取地租来维持生计和必要的个人军事开支。军役的世袭基本上是军人田为核心的，即继承军人田者也同时继承了军役，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如果没有嫡子，则可以嫡孙、同母弟、庶孙等依次继承。原则上军人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在科举及第以后，如果是两大业及第，最高可以升到5品，杂业及第则最高可以升到7品，通过其他途径入仕者最高也只能升到7品。事实上武班也有从军人中补充的情况，但军班主要还是通过荫叙补充的。

杂类指的是电吏、杖首、所由、门仆、注膳、幕士、驱史、大丈等吏属职，杂类与胥吏职的区别在于胥吏属于事务职，而杂类属于技能职，胥吏职可以升为品官，而杂类则不能升为品官，所以从入仕的角度来讲胥吏职为正路，而杂类职为杂路。杂类职也是可以世袭的，所以杂类也构成一个身份阶层，有时也被称为吏族，其地位与军人相当。从仁宗朝开始，杂类子孙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制述业、明经业及第者不能超过5品，杂业及第者最高不能超过7品，通过其他途径入仕者也不得超过7品。

一般良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各郡县的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他们都要负担公课和公役。公役主要是贡赋、徭役和军役。贡赋就是缴纳贡物，一般是实物，有时也可以缴纳平布。这些贡物都要农民自己负责生产和运输，含有徭役的性质，所以也称为贡役。徭役主要建筑宫室、寺院、官衙，修筑城郭、道路，以及堤防等。京军由军人阶层组成，农民的军役主要与州县军等地方军有关。地方军主要是保胜、精勇和一品，合称三军，由中央指挥，总数大约5万人。此外还有二品和三品军。保胜军和精勇军与京军一样都是战斗部队，而一品、二品和三品军则是一种劳役队伍。

还有一部分居住在乡、所、部曲里的农民，他们的地位稍低，所以有人将他们视为一般良人的下层，有人将他们视为集团贱民。到高丽后期武臣掌权和抵抗蒙古的混乱时期，集团贱民（部曲民）普遍获得解放，到朝鲜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津尺、驿尺，以及一些世代经商或经营手工业的商人和工匠，他们的地位也与部曲人相当。从事柳条编织、招待、屠宰等行业的杨水尺（禾尺、才人）的地位甚至比部曲人更低，所以可以被视为良人的最下层，甚至被视为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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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高丽的身份结构 文班（实职·虚职） 贵族 (士族·官人阶层) 武班（实职·虚职） 南班（实职·虚职） 进士·斋生·及第·事审官 乡吏·军人·杂类 良人 (庶人) 贱民 (贱隶·奴婢) 郡县之农民 乡、所、部曲民、津尺、驿民、工匠、商人 杨水尺（禾尺、才人） 私奴婢（外居·率居） 公奴婢（宫院奴婢·官奴婢） 7

贱民主要是奴婢。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买卖、赠与和继承。根据奴婢在归属上的不同，可分为私奴婢、公奴婢和寺院奴婢。到高丽后期，奴婢与良人的比例大约是1：3。8奴婢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占大多数的私奴婢主要为贵族的私生活服务。

私奴婢没有户籍，而是附记在主人的户籍上，而且一般只有名，没有姓，他们对国家也不需负担公役。私奴婢又分率居奴婢和外居奴婢两种，外居奴婢相当于佃农。公奴婢许多来自战俘，也有很多是犯有叛逆、投敌等重罪者及其家属、奴婢。公奴婢一般维持自己独立的家庭生活，也不会被买卖。公奴婢的男子从10多岁开始为官府服务，60岁以后则没有任何负担。公奴婢主要在衙门服务，称供役奴婢，也有一部分公奴婢负责耕作公有田地。 高丽时期严格限制贱类转为良人，以为如果允许贱类转为良人，则有可能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仕途，占据要职，犯上谋乱。9所以贱人不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官，甚至原则上奴婢也只能与奴婢通婚。虽然实际上也有良贱通婚的情况，但多是良男与婢结婚的情况，相反的事例很少，而且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子女则被视为贱类。《高丽史·刑法志》说，“小邦之法，于其八世户籍，不干贱类，然后乃得筮仕；凡为贱类，若父若母，一贱则贱。”10即父母中有一方为奴婢，则子女也为奴婢。至于奴婢子女的归属，自靖宗5年起实行“贱者随母法”，即归母的主人所有，如果母为良人，则归父的主人所有。奴婢与部曲民结婚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被定为半分，“郡县人与津驿部曲人交嫁所生，皆属津驿部曲；津驿部曲与杂尺人交嫁所产，中分之，剩数从母”11。

2．高丽的官僚机构与官僚制度 2-1.中央官僚机构

在成宗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以前，高丽官制主要沿袭了弓裔的泰封官制，同时也参用新罗旧制。在中央设广评省、内奉省、徇军部、兵部、仓部、义刑台、豆航司、物藏省、内泉省、珍阁省、白书省、河内军等12个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广评省、内奉省、徇军部和兵部，具有宰府的地位。广评省和内奉省掌管行政，而徇军部和兵部掌管军政。广评省为最高决策机关，大概相当于后来的中书门下省，其长官侍中为百僚之长，王建也曾任泰封的波珍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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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15，1995，第19页。 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5年版，第214页。 9

《高丽史》卷85，刑法志2，奴婢，忠烈王26年十月条。 10

《高丽史》卷85，刑法志2，奴婢，忠烈王26年十月条。 11

《高丽史》卷84，刑法志1，户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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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宝”。国家和寺庙也设各种“宝”。如高丽政府设立了济危宝，负责救济穷人。

高丽田制，大抵仿唐制，括垦田数，分膏瘠，自文武百官至府兵、闲人，莫不科授，又随科给樵采地，谓之田柴科。身没并纳之于公，唯府兵年满二十始受，六十而还，有子孙亲戚，则递田丁，无者籍监门卫，七十后给口分田，收余田，无后身死者及战亡者妻，亦皆给口分田，又有功荫田柴，亦随科以给，传子孙。又有公廨田柴，给庄宅、宫院、百司、州县、馆驿，皆有差。又以百官禄薄，给畿县禄科田，其踏验损实，租税贡赋之制，并附于后。（《高丽史》食货志，田制，序文）

文宗三十年五月，定两班功荫田柴法，一品门下侍郎、平章事以上田二十五结，柴十五结；二品参政以上田二十二结，柴十二结；三品田二十结，柴十结；四品田十七结，柴八结；五品田十五结，柴五结，传之子孙。散官减五结，乐士、贱口、放良员吏，皆不得与。受功荫田者之子孙，谋危社稷谋叛大逆延坐及杂犯公私罪除名外，虽其子有罪，其孙无罪，则给功荫田柴三分之一。（《高丽史》食货志一，田制）

当然，高丽时期官吏的俸禄除了上述按照田柴科制度支给土地外，还支给米谷。高丽朝的俸禄制大概是在文宗30年（1076）完备起来的。这时期的俸禄制分为妃主禄、宗室禄、文武班禄、权务官禄、东宫官禄、西京官禄、外官禄、杂别赐、诸衙门工匠别赐等9种。后来睿宗16年又增加了州镇将相、将校禄，仁宗时期对俸禄制进行全面改革，并增加了致仕官禄。俸禄制的科等比田柴科要细，文宗时文武班禄分为47科，后来仁宗时改为28科。文武两班依俸禄制所得的米谷大概与按照田柴科制度所应得田柴的收益相当。总之，高丽时期文武官吏可以通过田柴科和俸禄制获得双重的利益，所以可以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3.武臣政权

3-1.武臣政权出现的背景

首先，武臣政权的出现跟高丽的军制有关。

高丽的军事制度是在高丽统一后，逐步削弱豪族兵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高丽的军队分为京军和州县军两部分，京军属于中央军性质，其起源是王建的私兵和比较早就归附王建的浿西豪族的军队，以及原弓裔首下的一部分军队。在统一后三国时期，王建麾下的军队分为支天军（1万人）、马军（1万人），编为左纲，后改为左卫；补天军（1万人）、马军（1万人），编为右纲，后改为右卫。光宗11年改革中央军制，将徇军部改为军部，内军改为掌卫部，以便使兵权更多地集中到国王手中。到成宗时期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于成宗9年设立左右军营，到成宗14年形成六卫制度。

另外还有祐天军（1千人）、天武军（1千人）和杆天军（1千人），后来编为中军。到显宗时期，又将原来的侍卫军性质的中军改组为鹰扬军和龙虎军二军。六卫二军，就是高丽京军的编制。

兵权的分散在地方最为突出，所以成宗2年年曾派遣外官到地方改编乡吏职，将兵部改为司兵。成宗6年没收州县的兵器，将地方豪族与军队分割开来，削弱地方豪族的军事力量。 六卫二军都归重房统领。二军共分3领，鹰扬军1领，龙虎军2领。六卫分为42领，左右卫下有保胜10领，精勇3领；神虎卫下有保胜5领，精勇2领；兴威卫下有保胜7领，精勇5领；金吾卫下有精勇6领，役领1领；千牛卫下有常领1领，海领1领；监门卫下有1领。241领大约为1000人。

二军都是侍卫军，但是鹰扬军为国王的近卫军，其地位最高，其首领为上将军，也称为班主，即武班之长的意思。六卫为战斗兵，但左右卫、神虎卫、兴威卫为京军的主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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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史》卷八十一，兵志一，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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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开京，或出征、防戌。平时负责守卫开京，每年轮流防戌边境重要地方。战时编为中、前、后、左、右5军，投入战斗。所属保胜为步兵，而精勇为马军。

金吾卫负责首都的治安，有警察的性质。千牛卫为侍从国王的仪仗队。监门卫负责宫禁、城门。

六卫二军各设上将军（正三品）和大将军（从三品）各1人，合计16名将军联合议事机构为重房，重房会议以鹰扬军上将军为议长，所以被称为班主。重房是武臣的最高机构，与文臣的最高议事机构都兵马使（后改为都堂）相并列。但是因高丽标榜文治，所以重房的地位远不及都堂。

各领设将军（正四品），将军的议事机构为将军房，将军之下各设中郎将2人（正五品）。中郎将之下有郎将（正六品）5人左右，各领兵约200名。郎将也有其合议机关，称郎将房。郎将之下设有正七品的别将，为郎将的副职，还有正八品的散员，辅佐郎将和别将，史书中还出现了散员房。军人25名为1队，设队正，每50名为1伍，设校尉（伍尉或尉，正九品），校尉也有校尉房以为合议机构。

队正有时为中间阶层的人所担任，但是从校尉到上将军，都应是武班才能担任的官职，但是实际上并不尽然。六卫二军的军人也大多出身于军班氏族，身分可以世袭。

其次，武臣政权的出现也与高丽贵族的内部矛盾有关。

高丽的贵族社会到文宗（1047-1082）时期达到其成熟期，此后其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一些贵族家门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而明争暗斗。而文宗之后的国王不是年幼，就是不德，也失去了操纵贵族的能力。这时期一些世家大族利用与王室联姻攫取权力，把持朝政，从而打破了贵族家门之间的权力平衡，贵族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更加露骨了，于是爆发了李资义之乱和李资谦之乱。

仁州（仁川）李氏（又称庆源李氏）从文宗时期开始与王室联姻，历经8代80余年，直到仁宗（1123-1146）时期一直以外戚总揽朝政。

图：仁州李氏与高丽王室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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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1084-1094）在位11年就死了，年仅11岁且体弱多病的献宗继位。而宣宗与李资义的妹妹元信宫主之间生了王子汉山侯王昀，当时任中枢院使（从二品）的李资义与宰相李子威联手，要拥王昀继位。可是献宗的叔父鸡林公王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王位竞争者，王熙与门下侍郎平章事（正二品）邵台辅联合，与李资义对抗。献宗元年（1095）7月，李资义率私兵闯入宫中，而王熙、邵台辅运动上将军王国髦率军入卫，指使壮士高义和杀了李资义，李资义的儿子李绰等也被杀，李子威等50余人被流配南方。王熙因平叛有功，升任中书令，这年11月献宗将王位让给了王熙，是为肃宗（1096-1105）。 肃宗即位之后，就将元信宫主和汉山侯王昀母子赶到了庆源郡，并试图加强王权，他与前面几代王不同，不娶仁州李氏女子为妃，而娶了贞州柳氏女。可是在肃宗死后，睿宗（1106-1122）即位，睿宗又娶了李资谦的女儿为妃，于是仁州李氏的势力更加强盛。

李资谦原系荫叙出身，李资谦的第二女嫁给睿宗为王妃并生了元子之后，李资谦地位也大大提升，位列宰相。而睿宗也从地方上提拔了韩安仁等一批新进官僚，于是这批国王侧近势力与李资谦之间相互对立。在这种形势下，1122年睿宗死后，李资谦设法拥立在自己家长大的、14岁的外孙继位，是为仁宗（1123-1146）。并将自己的三女和四女许配仁宗。 仁宗即位后，这年12月李资谦以韩安仁等图谋不轨为名，将反对派约50人或处死或流放，在名将拓俊京的支持下，大权独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十八子”将为王的预言，李资谦信以为真，打算废除仁宗，自立为王。仁宗觉察后试图剥夺李资谦的权力，但是为拓俊京所阻。1126年仁宗被软禁，其亲信被处死。这时李资谦又想弑君，但是在1127年被拓俊京赶下台，仁州李氏从此没落。

当时高丽对外要面临金的压力，对内有李资谦谋反事件，所以王权衰弱。李资谦事件结束后，仁宗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恢复王权。这时妙清和尚、白寿翰、郑知常等人乘机博得仁宗的信任，攫取权柄。

因为开城的王宫已被李资谦焚毁，僧人妙清建议仁宗迁都平壤，认为开城地气已衰，而平壤却生气勃勃，迁都平壤即可实现王朝复兴的目的。于是仁宗决定在平壤建筑大花宫，1129年竣工。但是当时以金富轼为代表的儒学者不相信妙清的风水说，反对迁都。而且妙清所提出的称帝建元，与宋、金对抗的主张，也不为主张对宋事大的儒学者所接受。由于儒学者们的反对，仁宗逐渐失去了对妙清的信任。于是1135年妙清在平壤发动叛乱，建立大为国，定年号为天开元年，称其军队为天遣忠义军。1136年初金富轼统率官军平定了妙清之乱。

3-2.武臣政权的建立

高丽贵族中文尊武卑，武臣在品级和待遇上都低于文臣。甚至一些原则上当由武臣担任的官职，实际上也为文臣所把持。如姜邯赞（948－1031）、尹瓘（？－1111）和金富轼（1075－1151）都以文臣而担任将军，建有功勋。文臣对武臣的贱视和利用引起了武臣的不满。早在1014年，崔质和金训就曾发动过政变。

而且高丽的军班对自己的地位也日益不满。虽然田柴科规定军人可以分得军人田，但是实际上很少进行这种土地分配。即使已经分得的土地，有时候又被收回去，作为科田重新分配。军户战时要出征，平时还要服劳役，地位比负担贱役者好不了多少。有的为躲避军役而不得不逃亡，离乡背井，沦为佃户或奴隶，结果军班氏族逐渐消失，到毅宗（1146－1170）时期因武臣叛乱而导致军班制度彻底瓦解。肃宗（1171-1197）时期为了抵御女真族的入侵，不得不另外以白丁为中心，组织包括贵族子弟和僧侣在内的别武班。

到毅宗（1147-1170）时武臣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金富轼的儿子金敦中用蜡烛燎着了一个叫郑仲夫的武臣的胡子，韩赖居然敢打大将军李绍膺的耳光。从而激起了1170年武臣的叛乱。

当时郑仲夫、李义方和李高等人护送毅宗巡游开城郊外的普贤院，乘机煽动哗变，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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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所有穿文官袍的人，金敦中和韩赖等许多文臣被杀。武臣们废黜了毅宗，立其弟明宗（1170－1197）继位。三年后，金甫当拥护毅宗复辟失败，临死前供说所有文臣都参与了预谋，于是又导致大量幸免于难的文臣被杀。赵位宠等人试图用武力驱逐郑仲夫等武臣，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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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告终，于是武臣取代文臣控制了朝政。重房取代都堂，称为最高决策机关。

郑仲夫、李义方和李高在政变后分享权力，利用重房联合执掌政权。但是不久李义方杀了李高，接着郑仲夫又杀了李义方，由郑仲夫独揽大权。1179年，贵族出身的年轻将领庆大升又暗杀了郑仲夫。庆大升的暗杀行动遭到所有武臣的反对，所以他不得不组建一支几百名的精兵（都房）以自保。不久庆大升病死，李义旼从隐居的乡间返回，夺取了权力。李义旼出身奴隶，上台后极其残暴，1196年为崔忠献、崔忠粹兄弟所杀。

崔忠献上台后，武臣政权暂时安定下来。崔忠献出身军人，在镇压赵位宠之乱中崭露头角。他上台后，对于任何敢于违抗他的命令的人都予以处死，甚至包括他的弟弟崔忠粹和外甥朴晋材，从而稳定了自己的统治。这时期国王成为傀儡，在短短的16年间，他先是废黜了肃宗，拥立神宗（1198－1204）、熙宗（1205－1211），又废熙宗，拥立康宗（1212－1213）和高宗（1214－1259）。 在武臣政权时期，武臣垄断了所有官职，并利用权势侵占土地。还把家丁、门客和家奴武装起来，建立私人武装力量。庆大升所组建的一支私人卫队都房就以门客为官佐，家奴为士兵。后来崔忠献也继承了这种制度。崔忠献的私人卫队都房分为六班，轮流守卫他的宅第。后来扩充为三十六班，大多数壮丁都入了崔忠献的卫队，所以原来的正规军反而不起作用了。崔忠献的儿子崔瑀（崔怡）还组织了一支叫马别抄的骑兵。为了维持开城的社会治安，崔瑀还组织了夜别抄，后来夜别抄分为左、右两部，又将抵抗蒙古过程中被俘后逃回的士兵编为神义军，合为“三别抄”，成为支撑崔氏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武臣要维持强大的私人军队，有时还要用自己的私产支付官吏的薪俸，自然要广占土地。他们凭借武力侵占文臣或平民的土地。崔氏甚至将整个晋州都划为自己的私产，全部收入都取自该州。

在崔氏武臣政权时期，原来的重房也名存实亡，崔忠献被封为晋康侯后，设兴宁府作为官署。崔忠献设立教定都监为最高统治机构，此后武人一直利用这一机构进行统治。崔瑀还在自己的私宅设立政房，处理官吏的任免升迁等事务，此后政房成为文臣重返政坛的主要途径。崔瑀还设立了书房，由家臣中的文人组成，分为三班，轮流当值，政房的政色承宣也许就是从这里挑选的。这样，在崔氏武臣政权时期，高丽形成了以武班为主，文班为辅的两班统治体制。

3-3.武人政权的结束

当金因受到蒙古的进攻而衰弱时，契丹人乘机宣布独立。1215年金灭亡，契丹也逃到高丽境内，在江东城建立了一个据点。1219年蒙古与高丽联合进攻契丹，契丹投降。这样，蒙古成了高丽的恩人，所以向高丽勒索贡税。但是由于蒙古要求过于苛刻，有几次都为高丽所拒绝。1225年蒙古使臣著古舆在从高丽返回途中被杀，于是蒙古以此为借口在1231年出兵高丽。

虽然朴犀在龟州抵挡住了撒礼塔所率蒙古军的进攻，但是蒙古军直接绕道攻开城，高丽只得讲和，蒙古撤军，但是派达鲁花赤驻扎高丽西北部。当时崔瑀不愿就此屈服，于1232年将都城迁到江华岛，利用蒙古人不习海战的弱点，抗击蒙古达三十多年。但是高丽也因此疲惫不堪，只能向佛、向天地神衹祈求维持国运。这时文臣中出现了与蒙古媾和的呼声。1258年崔氏的最后一位独裁者崔竩为文臣柳璥和武臣金俊所暗杀。高宗（1214-1259）暂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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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中央政治制度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门下省实际上已经合并为个机构，称中书门下，也称宰府。高丽另设有中枢院，也称枢府。宰府和枢府也称两府，其最高官员的联席会议称“都堂”。高丽军队分为六卫（左右卫、神虎卫、兴威卫、金吾卫、千牛卫、监门卫）两军（鹰扬军和龙虎军），六卫二军的上将军和大将军组成的最高议事机构为“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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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决定与蒙古议和。次年派太子（即稍后的元宗，1260-1274）和金俊到蒙古求和，并拆毁了江华岛的城垒。但是武臣们并不愿意议和，稍后林衍杀死金俊，废掉元宗。但是抗蒙的口号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不久在蒙古的压力下，不得不让元宗复位。元宗请求蒙古派兵驻扎高丽。这时继林衍之后掌握政权的林衍之子林惟茂也为王室总管所杀，武臣统治此从结束了。1270年，高丽朝廷返回首都开城。

史料：崔忠献传节选

忠献多杀朝臣，人心汹惧，遣使诸道慰安之，忠献与忠粹上封事曰：伏见贼臣义旼性鸷忍，慢上凌下，谋摇神器，祸焰炽然，民不聊生，臣等赖陛下威灵，一举荡灭，愿陛下革旧图新，一遵太祖正法，光启中兴，谨条十事以奏。昔祖圣统一三韩，卜神京于松岳郡，于明堂位作宫阙，为子孙君王万世所御，顷者宫室灾，又从而新之，一何壮丽，而信招忌之说，久违临御，安知有负于阴阳耶。惟陛下以吉日临御，承天永命。本朝官制计以禄数，比乃差舛，两府及庶位间有剩置，廪禄不足，为弊甚巨。惟陛下准古减省，量宜除授。先王制土田，除公田外，其赐臣民各有差，在位者贪鄙，夺公私田兼有之，一家膏沃弥州跨郡，使邦赋削而军士缺，惟陛下敕有司会验公文，凡所见夺悉以还本。公私租赋皆由民出，民苟困竭，顾安所取足。吏或不良，惟利之从，动辄侵损，又势家奴皂，争征田租，民皆嗷然愁痛，惟陛下择良能以补外寄，毋令势家破民产，国家分遣使，统两界五道，欲吏奸抑，民瘼沮而已。今诸道使等应察不察，但诛求，以供进为名，劳邮以输，或充私费，惟陛下禁诸道使供进，专以覈问为职。今一二浮图山人也，常徘徊王宫，而入卧内，陛下惑佛，每优容之，浮图者既冒宠，屡以事干秽圣德。而陛下敕内臣勾当三宝，以谷取息于民，其弊不细。惟陛下斥群髡，使不迹于宫，毋得息谷。比闻群国吏多逞贪，廉耻道息，诸道使置不问焉。设有仁而清者，亦不之知，使其恶肆而清无益，禁戒劝何，惟陛下敕两界都统五道按察使，按吏能否，具以状闻，能者擢之，否者惩之。今之廷臣并不节俭，修第宅理服玩，饰以珍宝而夸异之，风俗伤败亡无日矣，惟陛下具训于百僚，禁华侈，尚俭啬。在圣祖代，必以山川顺逆，创浮图祠，随地以安，后代将相群臣无赖僧尼等，无问山川吉凶，营立佛宇，名为愿堂，损伤地脉，故灾变屡作，惟陛下使阴阳官检讨，凡裨补外，辄削去勿留，无为后人观望。省台之臣主言事，故上或不逮则有敢谏，虽干鈇逆鼎所甘心焉。今皆媕娿低昂，以苟合为心，惟陛下择其人而后使直言在庭，临事或折书奏，王嘉纳之。（《高丽史》卷一二九）

4.高丽后期的权门世族与新兴士大夫 4-1.权门世族

经历了武臣之乱，文臣中心的闭锁门阀统治体制瓦解，使得高丽后期不同出身的人可以进入统治阶层内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权门世族。权门世族在史书中也被称为“权门势族”、“权势之家”、“豪猾之徒”，表明权门世族与高丽前期的门阀贵族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权门世族大约是在对蒙抗争结束以后，社会恢复安定的忠烈王（1275-1308）在位的中期形成的，26但是其形成过程在武臣政权时期早已开始。权门世族的一部分就来自武臣政权时期的武班家门。武臣政权逐渐趋于安定的时期，一些武臣的家门地位提高，并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武臣政权结束后也维持了家门地位，成为权门世族，如崔忠献代表的牛峰崔氏，金就砺代表的彦阳金氏。金就砺出身于普通的武人家门，自己也以武班入仕，高宗初期因在击退丹寇（契丹）的战争中立功，得以升任高级武职，最后官至侍中（从一品），其子孙多名也继续享有高官大爵，成为高丽后期有影响的家门。蔡松年代表的平康蔡氏和金仲龟所属的安东金氏也与此类似。蔡松年在抗蒙古时为大将军，后来任平章事。安东金氏的金方庆参与了抗蒙古、镇压三别抄抗争、征日本。

有的权门世族在高丽前期即成为门阀，在武臣政权时期得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如定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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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贤九，《高丽后期 权门世族? 成立》，《湖南文化研究》6，1974，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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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权门豪族的攻击下，以谋叛的罪名流配水原，次年7月在水原被处死。辛旽改革失败后，以崔莹、庆千兴、李成桂为代表的武将权门世族成为掌握朝政的主要权门世族。同时郑梦周、郑道传等新进士大夫也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地位比不上权门世族，但是也有讨论国政的权利。

5-2.丽鲜交替

高丽后期农庄扩大，这意味着公田的私有化和私田的扩大，因此国家的经济、财政基础发生动摇。没有农庄的大部分官吏不能得到相应的土地和俸禄，所以必须抑制权门世族和寺院私占土地。高宗44年（1257）决定向官吏支给禄科田作为俸禄，但是难以实行，王权进一步弱化。元宗10年（1269）设置了田民辨正都监，清算土地和奴婢，试图恢复以前的土地占有状态，但是没有取得实效。到恭愍王即位后，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宗庙、学校和一般农民的世业田纷纷为权势家所侵占。另一方面，恭愍王的对外扩张战争导致武臣势力扩大，王权消弱。所以恭愍王重视与权势家、武臣都没有关系的和尚辛旽，实行改革。但是恭愍王除掉附元势力和重用辛旽都没有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在辛旽失势以后，不得不与权门世族妥协。

恭愍王晚年沉迷后宫，不理朝政。恭愍王狎昵顽童，宠信权臣辛旽，又恐无后，取辛旽子为己子，封为大君，而虑外人不信，密令嬖臣淫乱后宫。1374年9月的一天，宦官崔万生从王如厕，密告恭愍王益妃已有五个月身孕，恭愍王很高兴，又问益妃与谁相通怀孕。崔万生说是与幸臣洪伦。于是王说，予明日谒昌陵，要借机杀洪伦灭口，而你崔万生既然知道此事，亦当不免。崔万生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当夜与洪伦、权瑨、洪宽、韩安、卢瑄等密谋，乘恭愍王大醉，杀了恭愍王。

恭愍王被宦官和幸臣所弑之后，高丽政局陷入混乱。李仁任等拥立年幼的禑王继位。李仁任在恭愍王初年以门荫出身，在红巾贼入侵时他为西京存抚使，立有战功，恭愍王14年（1365）升为赞成事，为旧家世族势力的代表。辛旽执权期李仁任为守侍中，辛旽灭亡后任侍中。恭愍王死后，李仁任不顾宗室的反对，拥立禑王。随后李仁任起用了辛旽执权期被排挤出政界的崔莹、庆复兴、池奫等武装势力，以稳固自己的权势。

禑王小字牟尼奴，为辛旽与婢妾盘若所生。一说盘若所生的儿子死了，窃取他人婴儿抚养。恭愍王认为己子，说是他至辛旽家时，幸侍婢生此子。辛旽死后将其领入宫中，说是宫女所生，但是在当时已是流散四起，国人皆知为辛旽之子。所以李仁任拥立禑王，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太后及侍中庆复兴欲立宗亲，李仁任坚持立禑王。

为了增加禑王即位的合法性，李仁任想得到明朝的承认。1374年11月，派闵伯萱使明，请求为前王颁赐谥号，承认新王的承袭。但是明使蔡斌在归国途中为护送官金义所杀，与明的关系趋向紧张。金义逃到北元，北元得知恭愍王被弑，封沈王暠的孙子脱脱不花为高丽王。于是李仁任只得对明和北元都持事大之礼。1374年12月派判密直司使金湑为告讣使，到北元告讣。高丽与元的关系在中断5年之后重新恢复。但是李仁任此举也受到恭愍王代以来坚持亲明政策的新进士大夫的坚决反对。

不得已，李仁任又派判宗簿寺事崔源出使明朝，辩明杀害明使事件原委，要求恢复对明朝的朝贡关系。李仁任的对明、对元双重外交导致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当北元敕使到来时，围绕是否当接待元使问题发生争论，朴尚衷、林朴等新进士大夫坚决反对迎接元使。结果李仁任只得在江界慰还元使。此后，围绕对元政策，执政权臣与新进士大夫之间频繁对立。1375年李仁任除掉了朴尚衷等新进士大夫，郑梦周等被流配，并罢免了金续命等名臣。 但是到1377年，李仁任政权内部矛盾激化，这年池奫被肃清，接着在1379年到1380年间杨伯渊一派，禑王乳母张氏一派和庆复兴先后被除掉。在政治斗争过程中，武装力量的地位上升。加上当时倭寇猖獗，所以武装势力的地位逐渐得以稳固。1382年林坚味取代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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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任掌握了权力。1384年8月禑王罢免了林坚味，但是两个月后又不得不任命林坚味为侍中。为了除掉林坚味势力，禑王打算利用崔莹的势力。禑王12年（1386）年罢免林坚味。当时发生了林坚味的支持者廉兴邦的家奴、庄主李光侵夺前密直府使赵胖的土地，为赵胖所杀，廉兴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诬告赵胖谋反。禑王利用“赵胖之狱”，罢免了林坚味、廉兴邦等，崔莹取代他们成为执权者。崔莹掌权之后，重新设置民田辨正都监，清算和归还廉兴邦、林坚味、李仁任等权臣侵占的土地。

崔莹在推行民田辩证等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李成桂等武装势力的支持。但是由于出身和对外政策不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当明朝设置铁岭卫的问题出来后，崔莹和李成桂分道扬镳了。

禑王11年（1385）明太祖为恭愍王颁了谥号，并正式册封禑王。但是明朝恩威未立，高丽对明事大关系并不稳定。除了对明朝的贡赋等问题外，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铁岭卫问题。明朝认为，铁岭以北土地原为元朝所有，所以现在也应归辽东都司，设立了铁岭卫。从辽东到铁岭设置了70多个驿站。但是高丽在恭愍王时乘元朝衰落之机，派兵占领了铁岭以北的部分地方。接到明朝设铁岭卫的消息后，高丽动员八道之兵，修筑城池，开始备战。同时上表明朝，请求撤销铁岭卫，为明所拒绝。

这时禑王和崔莹决定发兵进攻明朝。于是禑王亲临平壤，征调兵士和僧徒，并开始在鸭绿江架设浮桥。禑王13年（1387）12月任命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率左右军38，830名，其他人员11，634名，马21，682匹，向北进军。并宣布停用明朝洪武年号，号召百姓改穿元服。

禑王14年（1388）年5月7日，曹敏修、李成桂率军渡过鸭绿江，驻扎威化岛。在出兵之前，李成桂就表示反对，提出“四不可”。他说：“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这时李成桂向曹敏修讲明回军的必要性，向朝廷发出建议文，要求撤军。但是禑王和崔莹不听，派宦官金完为过涉察理使，催促进兵。李成桂等扣押了金完，派人请求崔莹准许班师，崔莹不许。5月22日李成桂最后决定从威化岛回军。禑王仓惶逃回京城。6月李成桂率兵回到到达开京，崔莹被俘，流于高峰县（高阳），1388年12月昌王即位后被杀。

此后，李成桂为右侍中，曹敏修为左侍中，赵浚为签书密直司事兼大司宪，掌握了政权。接着禑王被废黜，拥立昌王（1388）继位。不久李成桂以都搃中外诸军事掌握了实权。这时明朝也放弃了铁岭卫设置计划，国境纷争缓和，李成桂也彻底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对明至诚事大。

李成桂本贯为全州，高丽后期从全州迁到高丽西北面，这里在当时居住的大部分是女真人，少部分是从高丽各地迁来的，李成桂家族在当地发展为土豪势力。其父亲李子春在恭愍王5年（1356）夺取双城搃管府的过程中立有军功，恭愍王10年（1361）被任命为东北面兵马使，赴任不久即死亡，其地位和势力为李成桂所继承。同年9月，通议大夫、金吾卫上将军、东北面万户李成桂镇压了秃鲁江万户朴仪的叛乱，接着又参与驱逐入侵的女真族和红巾贼、扫荡倭寇等战事，屡立战功，成为确保高丽东北面安定的重要人物。禑王即位后，李成桂仍不断立有军功，1380年李成桂取得荒山大捷（云峰战斗），对倭寇给予沉重打击。这时李成桂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私兵势力。

1388年李成桂威化岛回军之后，成为高丽最后一个执权者。他联合赵浚、郑道传等新进士大夫，推行各种改革。

一是进行的是田制改革。元干涉期以来，由于私田和田庄无限度扩张，威胁民生和军需，官吏的俸禄支给也发生困难。所以少壮官僚不仅不能领到科田，甚至连俸禄也难以领到。田制紊乱成为高丽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在元干涉期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田制改革，恭愍王和禑王时也曾进行田制改革，但是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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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桂荐举赵浚，任命他为大司宪，开始实行改革。1388年7月，赵浚上书提出了田制改革的主张，主要思路是恢复高丽前期的田制。于是决定在南部6道实行量田，并规定3年内将所有公私田收归国有。各道按廉使改为都观察黜陟使，负责在各道推行田制改革，中央设给田都监。1389年10月量田事业结束。1389年11月昌王被废，恭让王即位。1390年正月，开始向科田支给对象颁发田籍。同年9月将原来的公私田籍在市街焚毁，1391年颁布了科田法的基本法规。

二是实行斥佛政策。高丽建国以来的崇佛政策带来种种弊端。在国王的庇护下，各种佛事盛行，寺院、佛塔滥立，大量侵占土地。当时寺院占有的土地在10万结以上，为全国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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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八分之一左右。随着性理学传到高丽，儒学者开始批判佛教，郑梦周、郑道传等是排佛的代表学者。1388年赵浚第一次上书提出土地改革主张时，将寺社田柴的支给对象限于太祖以来的5大寺和10大寺，以及《道詵密记》所记载的寺院，除此之外一律不支给田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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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91年公布的科田法中，禁止寺院施纳土地，大大消弱了寺院的经济基础。

威化岛回军以后即位的昌王，实际上是在曹敏修主导下拥立的。曹敏修失势后，李成桂荐举新进士大夫的代表者李穑为门下侍中，自己为守侍中，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执权体制。1389年11月发生了“金佇之狱”。结果昌王被废黜，反对改革的世族和稳健派士大夫大多被赶出中央政界。据说前大护军金佇和前副令郑得厚暗中到黄骊见辛禑王，辛禑王说他不愿束手待毙，要他们转告礼仪判书郭忠辅，希望他能除掉李成桂。郭忠辅假装应承，却将此事报告了李成桂。以此为契机，李成桂将一些政治对手赶下台。这时又散布“禑昌非王说”，要“废假立真”，于是改立定昌君王瑶，是为恭让王。李成桂说他为神宗（1198－1204）的第7代孙，族属最近，当立为王，其实是因为他与李成桂有姻亲关系，而且性格懦弱，便于李成桂操纵政权。赵浚等人认为他资质太低，表示反对，但是没有成功。昌王被流配江华岛。1398年12月派徐钧衡到江陵杀了禑王，派柳珣到江华岛杀了年仅十岁的昌王。

与此同时，李成桂大肆提拔威化岛回军有功者，1390年4月开始讨论回军功臣的册封问题，1391年2月向这些功臣下赐功臣田。回军有功者共计54人，一等功臣李成桂，二等功臣为沈德符等17人，三等功臣30人，其他无等。在录功教书中，他们的功劳是废黜了禑王，挽救了因侵犯天子而危殆的社稷。通过册封回军功臣，进一步使威化岛回军正当化，为创立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1390年，从明朝回国的使臣王昉和赵胖报告说，明朝礼部说有叫尹彝、李初的二人向皇帝说，李成桂拥立王瑶，而王瑶不属于宗室，是李成桂的姻亲。王瑶和李成桂要出兵进攻上国，李穑等反对，所以李穑等10人被杀，禹玄宝等9人归乡。归乡的宰相们派他们到明朝申诉，希望皇帝派兵讨伐。于是发生了“尹彝、李初之狱”。金宗衍听说李初等人向明朝提供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吓得连夜逃亡，事件扩大，牵涉了李穑、权近、李种学、禹仁烈、禹玄宝等33人，许多人被作为“彝初党”而被清洗。这一事件本身也许是李成桂等人捏造的，至少他们有意将事件扩大化。11月又发生了“金宗衍事件”。当时金宗衍逃到西京，向西京千户尹龟泽、杨百之请兵，要联合在开城的沈德符、池湧奇、郑熙启等人，除掉李成桂等9名回军功臣。一些武将出身沈德符等7人和下级武人金兆府等14人受牵连。此后所有元帅的印章被收回，武将所有的私兵集团被改编。李成桂终于在1391年取得了统率全国所有军队的权力。李成桂在恭让王元年（1389）11月为守门下侍中，恭让王2年（1390）10月任领三司事，12月升为门下侍中，刑曹、宪司、台谏也都为李成桂一派所掌握。同时恭让王2年正月为领八道军马，11月升为都搃中外军事。恭让王2年改革军制，设置三军搃制府为最高指挥机关，第二年正月李成桂就任三军都搃制使，完全掌握了军权。李成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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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史》19，国史编纂委员会，1996，p.210. 34

《高丽史》卷78，志32，食货1，田制 禄科田，辛輏（－车＋示）14年7月，大司宪赵浚等上书。 35

《高丽史》卷45，世家45，恭让王2年5月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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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军国大权，恭让王成为傀儡。

李成桂的专权使原来一些支持他的人也转向反对面，郑梦周就是这种人物的代表。恭让王2年7月李成桂势力大肆弹劾“彝初党”时，郑梦周上书请求赦免李穑、权近等。结果在处理彝初党的问题上，司宪府、刑曹、门下府郞舍分成了赞成郑梦周和反对郑梦周的两派。郑梦周成为反李成桂势力的代表。恭愍王2年（1390）11月沈德符因受金宗衍事件牵连被清洗后，李成桂升为侍中，恭愍王任命郑梦周为守侍中，牵制李成桂。到恭让王4年（1392）初，以郑梦周为中心，形成了拥护高丽王朝的势力，反对李成桂的易姓革命。这时支持李成桂的郑道传等新派士大夫多被流配，于是门下府郞舍金震阳上疏要求对郑道传等处以极刑，只等国王裁可，即可除掉李成桂势力，甚至包括李成桂本人。但是恭让王没有这个胆识，反而要求中止对李成桂势力的镇压。不久又下令缉拿嘎南在、尹绍宗、赵璞、吴思忠等押到水原审讯。李成桂之子李芳远向报告李成桂，事情危机，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手段，除掉郑梦周。结果郑梦周在善竹桥被杀，李穑等反对王朝交替的忠臣和宗室20余人被流配。

接着，孤立无援的恭让王于1392年7月召见李芳远和赵庸，希望依靠李成桂维持高丽王朝之命脉。但是右侍中裵克廉指出，国王昏暗无道，不得民心，不能将社稷、生灵托付给他，上疏要求国王退位。结果以王大妃之命，恭让王将王位禅让于李成桂，流放原州。1392年7月17日，李成桂以权知高丽军国事即位。经历了34代，475年的高丽王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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