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前几件不为人知是事情

江南的文学及哲学杂谈

《一》

接上篇（《为天下女人而战及其他》）。上回喝茶去了，歇了许久，想来朋友都等不及了，今天和大家谈谈文艺和哲学吧。

先说文学吧。文艺界的泰斗很多，古今中外，这么多的文学巨匠，三天三夜也谈不完的，就抛开古代，也暂且不谈国外的，我们今天只谈三位先生，郁达夫，老舍，沈从文。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的是沈老先生。

也许我应该称声前辈，当然这毫不为过。我也算是个湘西人吧！沈先生生前一直都是以“乡下人”自居的，郁达夫也一直以“零余者”自叙。我想我身上流淌的血液里，这两样东西都是有的。我既是乡下人又是时代的零余者，这当然和那些骄傲的上层人是挂不上钩的，我们就这样自卑的偷着乐呀！这在８０多年前在沅江边上以一种虔诚的方式行走的沈先生也是有的。

我不敢说中国文人是怎样的一种文学态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骨子里的政治感还是很强的，非常的强。应该叫他们“政治文人”。古时，名人好隐逸，借此来抬升自己的清名。可是又有几个真正的隐者呢？首阳山真正饿死的人又有几个呢？“终南捷径”流传至今，多少让那些自诩为隐士的人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痛的。

话扯远了，我们讲的是沈先生，无疑我前所讲的，正在证明，先生是个十足的隐士，就像南宋后期的“江湖诗派”的戴复古和方岳他们，“时光流转寻常事，世故惊心感慨多”。先生不爱政治，甚至不想与政治扯上任何半点关系。这当然引起了文坛的主流们的不满，鲁迅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当时对他也是不满意的，鲁迅的杂文写的锋利无比，于是共产党就说那是锋利的匕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然而国外的文艺界评述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时，却很少谈他老人家的杂文，（那些政治气息这么浓的文章国外的人读来很吃力）。世界文坛上面共有３位作家是靠写短篇小说而著称的，那便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莫泊桑，再次就是鲁迅先生了（其实我认为茨威格也应该算的），鲁迅先生在国外真正出名的并不是那几本厚厚的杂文集，反而是那本薄薄的小说集，我想如果早年鲁迅先生摈弃小说而去从事专门的杂文等文体的创作简直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当然这里面包括了许多的复杂的情况，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们暂且不谈。

当然鲁迅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宗师就是宗师，就像掌门人一样，只能拥有一个，否则就会乱套。鲁迅先生的小说我是非常喜欢的，散文也写得非常很不错。虽然在早年在对沈先生的评价上不高，甚至是打击的，但是后来晚年的时候，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沈先生时，称他“的确是位优秀的小说家”。

小说与时事，政治挂钩，一直是众多作家的一贯作风，我想原因无非两个，第一歌颂统治阶级，幸许还会得到政治家们的赏识；第二反映时事，也确实诞生过许多的经典作品，（文坛五四后期一度打击评击“浪漫主义”，推崇“现实主义”，连郭沫若这样的典型浪漫大家后

来也“转盘”了，对浪漫主义评击得一无是处）。如茅盾的《子夜》。从而引起了大家的跟踪模仿。

沈先生是一个例外，一个人独自躲在北京和湘西的潇湘沅水边上，文学作品单纯得就剩老船夫，吊角楼，翠翠和老黄狗了，这当然令主流文坛不满，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好意思一个人有心情来写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反动文学”！

沈先生是不幸的，活在这个政治权欲这么浓厚的文坛里，从四十年代开始，就始终以一个真正的“乡下人”的淳朴和沉默把苦楚往自己肚里咽。这一咽就是几十年呀，茅盾对他不满，说他的小说文学观念相左，而对先，１９４８年郭沫生打击最的大是要数郭沫若了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学》。针尖直指先生。这一“桃红色的”“一直是有意识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的“反动作家”的帽子，给先生一戴就是几十年！几十年，一个人又有几个几十年呢？我看过郭在文革时期的一段资料，１９７３年的时候，郭在评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说杜甫一直在说假话，说当时杜甫当时穷得叮当响，吃狗肉饿撑死为穷鬼一个，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庀天下寒士具欢颜”就是在大放厥词。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作家是最不幸运的，一个是解放区的革命作家王实味，还有一个就是先生。王实味因为暴露解放区的黑暗，1947年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

再次就是先生，他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好象一直都好象与整个文坛都格格不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就更加没有说话的余地了，他建国后基本上就没有动过笔了，这是整个文坛的悲哀与不幸，可是在当时，又有谁能够体会到呢？我了解先生内心的苦楚，在那个红色的年代里，文艺与政治直接挂钩，文人做官的做官，从政的从政，各人都好象忙得很，忙得忘乎所以，只有先生，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低着头，轻轻的微笑?先生不可能再回到二三十年代的湘西世界了。他甚至为此很自卑，以前写的东西被彻底的打倒，被否决，文艺界一律称他为“反动作家”，甚至不屑为他的作品评价―――中国的文坛就是这样，其实周作人和徐于等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有本８０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对先生的评论寥无几言，仅此而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有个年轻的文学评论家，给文艺界排名，鲁迅第一，沈从文第二，仅次与鲁迅。小说则是一城二传，指的是《边城》和萧红的《呼兰河传》，后面还加上了孙犁的《铁木前传》，可想当时的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先生的，林斤澜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先生几十年来都一直处在闷苦窒息的潮湿的环境中，众多好友和亲戚都选择远离了他，亲人甚至认为他拖了家里的后腿！丁玲以前和先生的关系还不错，建国前还保持着频繁的书信的来往，但是在建国后，即使是同处天涯沦落人的处境里，对先生也是形同陌路。有一次先生在公共汽车站看到丁玲，先生很激动，流着眼泪叫着“丁玲，丁玲！！”，丁玲装着没听见一样，跑步走了。丁玲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女人，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公开批判先生....胡也频也是，建国前先生没少给他过关怀，可是先生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远远的逃离了。巴金是极少数在建国后还保持与先生通信的人，朱光潜先生也是。汪曾祺是先生的关门弟子，文风和先生很近，《受戒》我们学校图书馆有，收录在《中国当代小说５０强》的丛书里。附带的说下，《５０强》是部相当不错的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里面收录了中国很多相当不错作家的优秀作品。

先生很苦闷，他一直小心翼翼的活着。黑暗呵！面对众多亲朋好友的背弃，先生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先生曾三次自杀。均未果。狠心的政治岁月呵！把先生折磨得一整天到晚都只有低下头自卑的微笑了！建国后，共产党把他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里研究文物。先生兢兢业业，心怕出了问题，写了一些历史文物的总结。此后几十年来都未曾动过笔，算是和文学彻底的脱钩了－－－这多少让那些人长长的舒了口气了吧？尽管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指示过让先

生再拿起笔来，先生痛苦的摇了摇头，都是红色的天空还需要我这片灰暗云彩来做什么用呢？ 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评论的时候，有评论家力挺先生的《边城》，我想这也是对先生的一种莫大的肯定吧！可是先生已经去了，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５日是个哀痛的日子，先生结束了他坎坷充满了悲剧的一生。那时我才一两岁，不可能再见到先生了。

建国后，先生一直都是“自卑”的，他始终都以一种“乡下人”的处世态度去仰望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越来越像一个孩子了，他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一直以一个湘西人的淳朴浩然处世。郑振择以前和先生的关系也不错的，但是建国后他甚至不去主动去理先生，郑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有一次先生见到他甚至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五十年代中，先生有次被通知去接见一位市领导，那领导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见了就躲，事后领导追问他，先生说，吴是我的学生，我怕他见了我对我必恭必敬的。吴晗也是个好人，那个时代，好人总是被打倒，１９６６年，吴晗成了文革首当其冲的人物，下场也很惨。

我始终认为，上个世纪二三年代的文坛，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坛，真可谓万马齐喑，百花齐放。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湖畔诗社...层出不穷。文学氛围也极奇的浓厚，同时还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什么现在的人要发问，为什么现在的文坛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郁达夫和老舍也是我较喜欢的作家，但是在这里我不打算做详细的叙说了，就浮光掠影的浅说吧。郁达夫“零余者”的自述，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说到底，他也是自怜自惜的，甚至是顾影自怜的。《沉沦》的问世，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以来，他是最伟大的公开写“自我”的人。换当今网络一位当红的作家的话来说，“郁达夫可以边手淫边呼唤祖国”，这话难免有些粗俗，但在他的文章里，也不难看出一些端倪，特别在《沉沦》和《迟桂花》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他那篇《春风沉醉的晚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陈二妹和“我”的惺惺相惜，让人感觉就像股股春风，沁入心脾。先生死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诱骗、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杀害，终年四十九岁。郁达夫被杀害后，由于日本宪兵封锁消息，国内当时出现了大量的猜测。日本著名作家铃木正夫经过20多年的调查 ，凭借非常翔实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最后把真相大白于天下。现在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离武吉丁宜三公里的华侨公墓，建立了一座高达两米的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郁达夫和其他十位惨遭杀害的反法西战士。但至今没有人知道，郁达夫先生遗骨究竟在哪里。这真的是一个遗憾，对于先生的死，整个文坛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先生好象没写过长篇（或是是我没看过？）但翻译过许多优秀的德国及其他国外的文学著作，在翻译上面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老舍是满人，浑厚的男中音，不像沈先生一口轻柔的南方口音。老舍口才好，那是有口皆碑的，写的东西也很多，在英国时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建国后，周恩来对他也很器重，特别是《龙须沟》完稿后，让他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和沈先生恰好相反，建国后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剧本和评论，头衔特别的多，人民艺术家，劳动模范，语言大师...老舍先生一直平易近人，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发点脾气，比如有的时候他给报社投稿的时候，会在稿子后面写上这样的句子“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其态度是极其高傲的，但是不管怎样，老舍作为一文学大师的地位是无容质疑的。无论是他早年的《二马》和中期的《骆驼祥子》及后期的《龙须沟》，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人称建国后的老舍写的东西都成了政治论的工具了，其实这也不是准确的，“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就是老舍的真实写照。记得文革时期，那些女红卫兵批斗东北作家萧军的时候，萧军从小练过武术，舞枪弄棍南拳北腿样样精通，那些女红卫兵把他打倒在地的时候，问他服不服罪，萧军傲然说，“服打不服输”。老舍先生一样，他是服死也不服“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周恩来写过信，周恩来后来

把信转给了康生，老舍碰上康生这一无赖，自然好不了哪里去，１９６６年老舍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给大名湖平静的湖面的留下了圈圈涟漪...

我记得８０年代一位女记者采访沈先生的时候，沈先生说在文革时我一直很努力，特别是打扫女厕所，一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女记者动情的说，沈先生您受委屈了.....哪想先生竟然像个孩子一样扑在女记者的肩膀上大声的哭了起来，哭的悲痛欲绝，肆无忌惮，泪水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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