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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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２００６年９月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ｉｙａｎｇ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Ｏ．３Ｓｅｐｔ．２００６

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

任华南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益阳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魏晋风度曾是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文精神现象，而且占据了魏晋历史的所有时空领域，对后世的

文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历史人文现象当然有它复杂的原因，但从此仅只从文史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角度，也是首先提出中国魏晋人文风度与自然景观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魏晋风度受其地理景观的影响十分明显，有密切关系，也有因果关系，并且开启了中国士人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先河。

［关键词］历史魏晋风度［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５

地理景观

［文献标识码］Ａ

晋初张华诸人的洛水之戏，元康间石崇、潘岳诸子的金谷涧交游，以及东晋王羲之诸名士的兰亭禊集、支道林的土山斋会、释慧远诸僧的庐山石门之晨征和陶渊明的斜川交游。这些人物所体现的人文风度，何能与彼时彼地优美的自然地理景观相脱离呢？他们或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振衣千仞网、濯足万里流”；或携手入林、千里不归；或“拂衣晨征”、“乘兴而往”。那超凡脱俗的魏晋风度，不正是在这优美的大自然地理景观的怀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吗？下面例举为证：

《三国志 吴质传》载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皎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晋书 嵇康传》云：

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世说新语 品藻》篇引石崇《金谷诗序》云：（崇）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余与众贤共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

《晋书 王羲之传》载《兰亭序》云：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要回到自然去，故自然

景观与人必然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本文仅从人文史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角度，讨论中国魏晋人文风度与自然景观的关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从而也决定人文风度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地理景观。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然而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地理景观却能给社会发展、给人文风度以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又是毫无疑问的。作者认为，历史上曾经独树一帜的中国魏晋时期的人文风度，从思想根源看，尽管与老庄哲学的盛行和佛教思想的倾注有直接关系，但是诸多理由表明，其受地理景观的影响也十分典型。它的最为纯高的部分与当时优美的地理景观密切相联；它的南北风度的不同特征与南北地理景观的差异也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由于地理景观在魏晋士人身上打下的烙印特别深刻，致使他们开启了中国士人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历史先河。

（一）魏晋风度最为纯高的部分往往与优美的地理景观密切相联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恶的时代，可是它却意外地孕育出两座奇峰，那就是玄学哲学和人文风度。前者是学界公认的，后者则是本人的管窥之见。我们发现，魏晋人所称道的“高情远志”、“潇洒不群”的那些最为纯高的风度内容，基本上是与当时优美的自然地理景观密切相联的。忽略了这一点，魏晋风度就失去了它的外在凭借和内在意蕴。如建安邺下文士的南皮之游，魏末竹林七贤的交游，西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１－２９

湖南南县人，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作者简介］任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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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华南：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

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聘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

又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诚，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乎曾城，旁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望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①

上述材料表明，魏晋人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文风度。这种独特的人文风度的形成，优美自然地理景观则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优美的自然景观适应了魏晋士人排遣情感的外在需要。在形势极恶、政治黑暗的情况下，唯有自然景观才能成为平衡人的强烈心理与情感的一种外在凭借。动荡不安的魏晋，给人心里上带来了严重不平衡和压抑感。优美的自然景观恰可以把他们带入到一种可以暂住的新的境界之中。这至少能使人在心理与生理两个层面上获得短时的安静与松驰。这时，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正如时人所言，“，亦足以畅叙幽情”。魏晋人一经发现自然景观的妙用，爱赏自然、陶醉自然之风也就迅即传染流行，而且越来越浓。其二，优美的自然景观适应了魏晋人与自然认同的内在要求。随着名士移于江左，历史向东晋推进，社会的特殊性与江南风物的独秀，自然景观已不只是人们心理情感的外在凭借，而是一跃成为了人的一种内在需要。自在之物在这时已成为自为之物，人们开始了从自然中去超凡脱俗，从自然中去寻求“新我”。亦即从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人内在于自然，自然亦内在于人，因而也就与自然认同了。由此我们可以说，魏晋人文风度与地理景观，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经过了两个不同的历程。

（二）南北地理景观的差异使魏晋人文风度在南方和北方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

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的密切关系，还可以当时南北景观的不同，因而使人文风度也呈现出南北明显不同这一点得到佐证。南北人文风度的“不同”，当然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但众多的例据证明，地理景观上的差异性，却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据考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自然景观在南方和北方是有重大差别的。当时全国的气候处

于公元初到公元６００年的第二次寒冰期，气温变化

的总趋势是继东汉气候走向寒冰阶段，同时又处于干旱时期。但由于南北所处的纬度和所受海洋气候影响的不同，所以两地的气候差异还是很大的，自然景观也随之呈现出各自的特色。长江以北，特别是浩瀚的中原地区，寒冰和干旱给自然景观的破坏作用特别大，加上频繁的战乱，人的性命尚且难保，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培育就更不可思议。当时的情形是：华北森林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而迅速减少，平原地区的森林基本上也已采伐殆尽。一眼望去，满目萧然、茫茫一片。所以，曹植“登东阿，有终焉之心”；温桥因社稷焚灭、“山陵夷毁”而有“许离

之痛”；卫阶“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②

然而广大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北方比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它给士人的影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世说新语 言语》载《会稽郡记》云：

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同篇又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司州至吴兴郡印渚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王逸少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象此种优美秀丽的自然景观，长江以北地区是极少存在的。可以想见，尚若曹植、竹林七贤一类人物当时如果寓居江南，那他们给后人的重要影响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南北自然景观的差异必然给予人文风度以重要影响，使之在南方和北方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作者认为，北方名士多是愤激型和情感型，而江南名士则多为超脱型与美学型。我们试通过以上几则材料作个比较研究。先就有关北方名士风度的记载略选几段：

《晋书 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又同书《刘伶传》云：（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随之，曰：。

《三国志 王灿传》载嵇康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也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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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死便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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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晋书 陆机传》云：（牵）秀兵至，陆机释戎服，著白恰，与秀相见，神色自若，……因与颖戕，词甚悽恻。即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

《晋书 刘琨传》载刘琨《答卢谌书》云：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倾舟怅，因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

这里虽然还包含着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北方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和频频战乱造成的无一生气的自然景观，不正是影响名士精神风貌的不可忽略的因素吗？阮籍之所以“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之所以二十年不见喜愠之色；陆机之所以临刑前还念念不舍江南家乡的华亭风光；刘琨之所以坐行不安。这些都包含有“山陵夷毁”、满目萧然的地理景观对其精神风度的严重影响。正因如此，北方名士也就极易生发出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来。我们把这称之为进取的人文风度。

有关江南名士风度的记载，也略选以下几段：《世说新语 方正》篇载云：王、刘、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架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

又同上《文学》篇载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

又同上《任诞》篇载云：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径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晋书 谢安传》云：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未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

王蒙、刘尹、王羲之父子、谢安都是当时的大名士。从以上材料看，他们表现出来的已是一副超凡脱俗的人文风度，属纯审美型的了。东晋优美的山水，使人目不暇接的风光，不能不使名士们顿生超脱出世之意。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片心境，过去那不安的心灵，愤激的情感，完全可以消溶在这秀丽的自然景观之中。《世说新语 文学》篇载曰：“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亭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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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就是时人对

东晋江南优美自然景观的真切感受。这里讲的“神超形越”，正是东晋人超脱出世风度的特写。除此而外，东晋名士的超脱出世风度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也有着鲜明的表现。我们知道，整个东晋政治的基本方针是保守的，这似乎与自然景观不挨边。可是事在人为，方针亦是人制定的，而此时期的参政名士无一不受到江南优美自然景观的陶冶。故从王导至谢安一类人物，在政治上始终无所作为，偏安江左就理在必然了。孙盛曾评王导“常有世外之怀”；王羲之耻于人下，便“称病去郡”，自甘引退，竟还去父母坟前信誓旦旦；还有一个殷浩，废而不复回朝，就是请也不去，“竟达空函”，乃研究佛经、游弋山水去了。谢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物呢！曹魏郑小同曾有“不治可见之美，不竞人间之名”的声誉，时大臣华歆对他的这种政治态度曾大加赞赏，然而这话只有在长期受到江南优美自然景观陶冶的东晋名士身上，才能成为现实。难怪乎同时代的隐者束皙言：

淡泊可以救国家之急。”③

他从哲理上对东晋名士超脱的政治态度作了高度的概括。从某种意义说，景观、风度、政治，这三者在东晋士人身上几乎是浑然一体了。

（三）魏晋人开启了中国士人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历史先河

中国魏晋以前，人们早已发现了优美的大自然。这在神话传说和有文字的典籍中都有大量的例子。但那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是疏远和分离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或者说自然内在于人和人内在于自然之观念的形成，是在魏晋真正开始的，这是魏晋人文风度与地理观密切相联的必然结果。象上面所引王羲之父子的感叹、顾恺之对山川之美的描写，以及阮孚对郭景纯诗句的感慨和江南诸名士的行为，都是有力的证据。《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泳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之意。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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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华南：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

显而易见，人与自然此时是统一的，是建立在

“亲密”二字基础上的，已不再是疏远和分离的了。而且还从真正意义上回归了自然，与自然认同。在魏晋，人与自然之间所建立的这种“亲密”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些更为有趣的材料上获得证明。即魏晋人在欣赏人体美时，几乎毫不例外的采用了以自然美相比拟的形式。这在《世说新语》中有集中的记述，现略选几则如下：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嵇康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王戎云太尉（王夷甫）神姿高澈，如瑶林琼树，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裴楷有隽容仪，睹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彩照人。

时人目王右军（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柳月。这里与其说是赞美人格美，不如说是在直接欣赏人体美。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哈奇生在《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一书中指出：“面貌、风度、姿势、动态中那种最有力量的美起源于想象的表现人心中某些良好道德品质的标志。”魏晋人就正是从这个层面出发，把人体美与他们所体验到的自然风物美结合起来，意图在于提高人格美的审美价值。须不知，他们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体美直接引入进了自然美的范畴。由此，他们就揭开了中国美学史上新的一页。这种历史的推进又是与魏晋人对优美自然景观的发现、爱赏，以至亲密顺理成章的。所以要解释魏晋人为何均以自然美来比拟人的美的问题，这就只能立足于他们已与自然建立的亲密关系上。因为此时的自然完全成了他们玩

味和凭借的对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正

如王徽之所言：“何可一日无此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因此他们把对自然美的心领神会就必然要与对人体美的直接欣赏融为一体。

魏晋人与自然景观之“亲密”的现象，魏晋以前是没有的。而魏晋后，山水诗、山水画层出不穷，历代不衰；山水景观也就实际上成为了后来中国士人的一种共同的内在需要和精神凭借。无可非议，此乃魏晋历史的正宗沿续。故我们说，是魏晋人开启了中国士人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历史。

对优美自然景观的发现与爱赏，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座标，而世界上人与自然景观最早建立亲密关系的应属中国魏晋。历史表明：魏晋人发现自然、感受自然、爱赏自然，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自然美的发现相比较，要整整早一千年。这正是魏晋的伟大之处，也是我们可引以为自豪的。

（责任编辑：罗孟冬）

［参考文献］：

［１］录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集

［Ｍ］北京中华书

局

［２］刘世庆世说新语［Ｍ］北京中华书局［３］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

［４］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Ｍ］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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