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015)

第十三讲 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

民俗风情小说：是指以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风尚、礼节人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这里的习惯风尚、礼节人情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存在，而是与小说人物形成整体，形成一个有意味的存在；并作为一种文化，成为小说的描写主体。

现代抒情小说：现代抒情小说是五四新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同时把批判国民劣根性、重铸民族灵魂的主题熔铸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借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

传统文化思想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的“温柔敦厚”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作品中既有儒家的对人生积极追求之抱负，又有道家的淡泊之思想。

1、儒家精神：相比较而言，儒家思想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更为深远。

（1）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皮实的生命：他的小说，不渲染苦难，有时甚至避免对苦难、悲剧作深入的表现，而努力在艰难的人生中发现诗意，表现人的乐观、坚忍品性——这是儒家精神影响下世俗社会的生存意志。如《受戒》、《跑警报》、《岁寒三友》、《皮凤三楦房子》、《大淖记事》、《云致秋行状》等作品。

（2）对仁爱思想的表现：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充分表现，是汪曾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七里茶坊》、《故乡人》、《鉴赏家》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有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2、道家风韵：道家风韵在汪曾祺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对平和、宁静的审美韵味的追求上，主要体现为人物性格的豁达超脱、适意随性。如《徙》、《鉴赏家》、《异秉》、《钓鱼的医生》、《岁寒三友》、《鸡鸭名家》等作品中，处处流露出的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的人生态度，无疑与道家贵自然、顺天命、清静无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儒道思想的和谐：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一方面具有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活力，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洒脱超然。儒家精神给他们以理想和信念，道家思想又给他们以自由和解脱，人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又实在的和谐美。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1、篇章结构上的散文化——“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1）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带来的戏剧性。小说结构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由人又到人的职业、生活情趣，然后是人的具体细节。如《老鲁》、《鸡毛》、《八千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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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更是结构松散，穿插自如，不断地插入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等。如《受戒》、《大淖记事》。 2、人物塑造上的散文化——“气氛即人物”

气氛即人物，强调了主观的抒情成分，看重抒情诗的诗化因素；在构思中，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或“意境”；或者“先有了一定的氛围气，然后再去找出可以表现或实现这氛围气的行为和人物来”。

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让“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就是“气氛即人物”的典型模式。

汪曾祺的小说写人写事，目的其实是写生活，而主要不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

代表作品：《陈四》、《故乡人·打鱼的》、《钓人的孩子》、《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

3、语言运用上的散文化——“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近似随笔，自由散漫，宁静和平中显出缜密悠长，随意自然中显出自己的法度。语言体现出诗意美、朴素美、简洁美、余韵美。

汪曾祺的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一）让小说自身的审美功能回归

（1）汪曾祺的小说颠覆了小说历来所承载的“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使之不再具有小说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等特征，使小说以自身的本来面目示人，给读者一种审美的愉悦和情趣。

（2）他的小说以观念上的平和疏散和叙述上的平淡成为新时期小说的“异类”，但同时也为新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和实证。

（二）在文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是一位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一方面他是最后一位“京派”作家，把废名、沈从文等人所开创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寻根文学”之先，影响了一批小说家和文学潮流。

（三）树立了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从小说观念到创作实绩，有独特的文化趣味与美学追求。其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的语言，散文化的结构，以及“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同时也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对当代小说文体起到巨大影响。

第十八讲 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先锋”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先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主要指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形式创新运动，它可以是一种精神，可以是一种姿态或一种倾向，也可以是一种方法或过程。

先锋的性质和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先锋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它对于一切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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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的先导性主要体现为一种勇往直前的革命价值观念和创新文化精神。 先锋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探索的活力和不断替代的过程。 先锋的悲剧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牺牲精神。

余华创作的前期和后期各有什么特点

余华的小说创作以1991年底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发表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创作前期

前期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在小说的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人的罪恶、暴力和死亡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用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的丑陋，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

代表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死亡叙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难逃劫数》、《偶然事件》等。

（1）暴力书写与人性恶的呈现

余华的小说通过对暴力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的表现，显示着一种人性本能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同时也显示着某种被历史表象所掩盖的人性恶的残忍和丑陋。

《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教员不仅保存着“文革”中的某种血腥记忆，而且通过复原种种古代酷刑，唤醒了被层层的历史表象所掩盖着的暴力真实。

《现实一种》将这种仇杀设计为一种盲目的冲动，同时将互相残杀的对象设计为传统五伦关系中的兄弟一伦。冷漠的叙述视角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人的兽性的一面，显示出人性中文明的一面远远抵挡不住其野蛮与愚蠢的一面。

《古典爱情》从审丑意义上完全颠覆了“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审美品格，情意绵绵的相思和感伤中间穿插了种种杀人、吃人的现实场景。

（2）死亡叙述

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是人生过程的一种“丰富的痛苦”。他的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如《现实一种》、《死亡叙述》。

余华通过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对某种死亡情境的诉说，从而使死亡不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余华小说中对死亡的叙述试图摆脱对死亡的那种革命性的价值判断，而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自然状态下的叙述还原。

2、后期创作

后期主要以中长篇以主，叙述风格从暴躁变为平静，描写的内容从虚拟的现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淡泊而坚毅的内在力量。代表作品：《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活着》、《战栗》、《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 《呼喊与细雨》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和心灵历程。 《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余华语）。作品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中国式的生存哲学：活着。但“活着”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徐福贵的生活中，活着比死亡更加艰难，更令人痛苦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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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认为，苦难是宿命的，是与生相偕的，而以乐观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这就是余华发现的“真理”。福贵对自我的救赎，就具体表现为在面临无法逃避、不可抗拒的苦难之时所表现出来的来自个人本身的承担和忍受的力量和意志。因此，“活着”的背后，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也折射出一种对命运的自然承受。“活着”之中常常包含了某种宽广无边的生存意味，也体现了自然生命的坚韧，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

从《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关心他们的生存哲学、日常伦理和道德观念。这一转变典型地体现在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血在被不断地抽取，直至生命变得衰老、无用，这是人生最大的生存悲哀，也是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最深刻的揭示。

此外，许三观先后用七次卖血行为来拯救一乐，但一乐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妻子许玉兰和何小勇的私生子。面对这个有悖于人伦和尊严的尴尬事实，许三观在极度的内心煎熬与挣扎中所做的努力，无疑使小说内在的震撼力大为加强。正因为此，许三观的卖血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许三观卖血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道义的力量对自我尊严的战胜，体现了利己的愿望对尊重生命的膺服，也体现了一个俗世中的人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走向“问善”的不朽品质。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兄弟》描写了“文革”时期的一个江南小镇上，由于各自丧偶，李兰和中学教师宋凡平组成再婚家庭，于是两个孩子——七岁的李光头和八岁的宋钢便成为兄弟，两个孩子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当代中国经历的各个阶段，讲述了他们从童年一直到成年的各种经历，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第七天》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杨飞）死后的七日见闻。这一路，杨飞见到各路亡灵，许多都是各类新闻事件的主人公——拆迁、瞒报死亡人数、死婴丢弃、“鼠族”生活、杀警案、地下卖肾??这些时代的疼痛，被《第七天》聚在了一起。在《第七天》里，余华与现实背水一战，写尽现代社会中光怪陆离的荒诞与悲剧。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名为“死无葬身之地”的虚妄的“世外桃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余华在这部作品中为我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寓言：这个社会的人们死去比活着要好，从而让生活在当下时代麻木的人们为这残酷的寓言所警醒！

余华的创作变化是多方面的，结合他变化前后的具体作品，就人物塑造、故事叙述、语言风格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应既说明变化前后的区别，也找出变化前后的联系）

在以前的作品中，余华同所有的先锋小说家一样，不屑于对人物进行现实主义式的“肖像描写”，看重的只是作家心目中的主观形象，不重视塑造人物性格，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最为典型的是《世事如烟》，在这篇作品里，传统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或“人物性格”完全被舍弃，人物被数字或字母所取代。但《活着》中的福贵、家珍、凤霞、有庆，甚至二喜，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许玉兰，甚至林芬芳等，不仅有名有姓，而且个个生动，其性格鲜明且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有所发展，这些人物也不再只是某种欲望的代表，大有返回“典型人物”的趋势。

在余华以前的作品中，常常通过虚设的时间来取消“故事”的意义，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几乎都是以“现在时”进行叙述，现实与梦幻之间找不到一条分界线，是诗意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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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在一起的。而在《活着》等作品中，时间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有着明确的发展着的社会事件作背景。

以前余华在小说中运用了许多诗化的语言，而在后来的作品中为了把故事讲明白，诗化的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

除此之外，余华小说仍然具有先锋小说的某些基本特点。比如说，他以前的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寓言”，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寓言特征。再比如说，以前小说中的荒诞气息仍然存在，不同的仅仅是不再以梦境的形式，而是直接通过现实和历史来表现。又比如说，主宰着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不仅仍然是余华小说的主题，而且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向了极端。所以，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依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九讲 莫言与当代小说的民间性

怪诞：是由形式与内容之间产生的一种强烈冲突和对照而构成的，它是由性质截然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不稳定的混合体，它是具有悖论性质的一种爆发力，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恐惧。怪诞经常表现为生理上的畸变，精神上的怪癖。

民间立场：根据陈思和的解释，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种非权力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民间立场就是指站在这样一个“文化视界和空间”，自觉地抛弃知识分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心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的丰富内涵，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母题：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因素：一个事件、一种手法或一种模式，它也指一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短语、一段描述或一组复杂的意象。

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形象

姑姑长相俊俏、泼辣干练，烈士后代出身，是镇里唯一到县卫生局学过新法接生技术的人。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是产妇敬爱、信任的送子观音；计划生育开展后，她则摇身变作扼杀胎儿的恶魔。

当姑姑退休了，卸去了时代、社会赋予她的职责的时候，她开始用民间的、大众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面对生命伦理的拷问，姑姑灵魂备受煎熬，重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对生命充满敬畏之心的同时，更认清了自己犯下的无法饶恕的罪过。她企图通过郝大手捏泥人的精巧手艺，将扼杀的两千八百个孩子的魂魄召唤回来并像供奉神灵一样供着，以此来达到忏悔和赎罪的目的。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上官金童：一个患有“恋乳症”的畸零人格形象，“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自恋，无能。

由于对男性特权的刻意强调，男性在社会中也就占据主体性的地位，男尊女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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