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读后感 陈文涵

《学做工》读后感

10111530303 陈文涵

在选择读书报告要读的书籍时，老师列出来一大摞书单，读到本书的标题时有点点疑惑，然后就看到了后面跟着的小尾巴——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倒是像极了中国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引起了好奇就决定好好地读一读它。

《学做工》是一部田野调查式的社会著作，由保罗·威利斯在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密集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生动地描绘了汉默镇的孩子们在1972年到1975年间的一连串故事，以及12位主人公的命运。他的作者保罗·威利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本于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更是被视为伯明翰学派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在网上搜索学做工时才发现，这本书的中译版在2013年才在大陆发售，原因是繁简体中文版权拥有的不明确，所以对于一本迟到了近三十年的作品，作家保罗·威尔斯在新书发售之际特意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学生及学者们对于该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学做工》中探讨的情形与当今中国的情形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很强的连续性、很多的相同点是这本书在当下中国拥有读者的原因。”威利斯认为，在当时的英国、现在的英国，以及现在的中国，都存在阶级差异，欧美的阶级差异两极分化正日益加剧，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第二个连续性是教育方面的矛盾。如果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也许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社会的不平等一定会在教育中反映出来。教育到底是什么？是生产统治阶级？是发展经济中的生产力？还是被统治阶级争取解放？还是与经济无关的人文总体发展？” 带着作者给予的反思，我开始了阅读。

在书中最先被提到的是民族志的概念，研究不是从某一特定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出发来进行概述，而是秉着一种多学科或后学科时代的精神。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就如书的第一部分，大段都是和家伙们的访谈记录，作者在课堂和课余活动中都会对家伙们进行观察及参与观察，并定期举行小组讨论并录音，以及在日常与老师，父母等的交谈草记，所有的描述都是以客观直接的样貌呈现，尽管有评述但也是尽量保持被访者的原意，不去涉及评论对错或是其他看法。

汉默镇地处英格兰中心，它具备所有典型的工业性质和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并拥有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汉默镇是作者虚构的名字，但我们可以相信它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城镇之一，它的居民也成为第一批工业无产者。1972年距离第一次工业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它所带来的影响对汉默镇甚至整个欧洲都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工业革命对社会的改造作用，常常超过了政治革命，只是在形式上不似政治革命那样出现强烈的冲击波和引起局势的大动荡。生产力的超乎人们意料的大发展，工厂制取代手工工场的巨变，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一种新的而貌，带动着整个社会快速地演变。在这个社会转折的进程中，伴随着严重的剥削与压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况甚为鲜明。于是，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组合成一些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形成。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队伍，是又一个全新的诞生于机器作业的社会利益群体。无产阶级者们没有小块土地，也不带任何的宗法色彩，是单纯的雇佣劳动者。由于使用机器生产的劳动条件而渐渐组成，因为工作的集中性，机械操作的烦闷重复性几乎丧失了劳动原有的创造感，他们有严格的纪律，在他们的上面有监工管着，老板压着（绝对的财富分配者），和使得他们就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这个群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阶级意识。

保罗·威利斯写作的主要题设是隐在副标题的那句话，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英

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使他关注阶级上层流动的可能性，文化与阶层是他最关心的两个问题，说他们别无选择未免太过简单，体力劳动报酬低，社会地位不高，就连劳动本身也枯燥无味，作为体力劳动者选择底层工作这一过程令人惊讶，另一面。在人们的通常观点里，工作能力和学习才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是逐层递减的，正如在《学做工》中，威利斯所采访到的文法学校的循规生和男子学校的家伙们，那些拥有良好资产阶级背景或是社会地位的孩子更愿意认真读书，也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而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最终自己也成为工人阶级的男孩子，则是令教师和好学生们头痛不已的“家伙们”。他们对成绩不屑，嘲笑学习好的男孩为书呆子，娘娘腔，他们标榜自己的“男子气概”，包括打架的能力，对女孩的魅力。从后文中呈现的汉默镇那些“家伙们”行为逻辑和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给出的答案，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智主义的结果。正是反学校文化中的这些态度，而不是正式学校教育，把家伙们带到生产过程中去。这些态度，源于反校园文化对劳动的认识，作为一种洞察和自我提升，从而在制度环境中发展形成特定的阶级形式。

这本书所汇报的研究包括一个实验研究和五个对比研究。实验研究关注的是一个镇上十二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所在的学校我们称它为汉默镇男子学校，学校位于一个典型的建于两战间隙的工人阶级公屋社区中心，学生完全来自工人阶级，享受的教育至少和同等环境下英国所能提供的教育一样好。同时因为它新建了一个设施齐全的青年活动中心，学生多，为作者最初的进入提供了非常开放而非正式的机会。比较个案是同时开展的，包括男子学校同一年级的循规生，汉默镇另一所学校工人出身的循规生，男子文法学校的违规生以及城市高级住宅区的一所重点文法学校的违规生，就阶级、能力、学校制度和对学校的态度几方面进行对比。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部男性白人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民族志。表述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有效地让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我们看到不同文化形式衔接中显现的彻底断裂，观察工人阶级这种文化模式的不同与独特之处。工人阶级学校反文化对其他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更成功的群体有自己的过程、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看法。第二部分作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些主观感受和文化的过程是有客观基础的。对体力劳动力的某种主观意识，以及将体力劳动力应用到体力工作中的客观决定是在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特定背景中产生的。正是这种背景，工人阶级的主题被家伙们用到区分群体之中，也是这样的背景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性产生和发展工人阶级文化的另一些方面，并将它们最后导向到某类工作多是体力劳动中去。家伙们其实已经部分洞察了正在决定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先决条件，有关阶级概念，教育的趋附和维护性，这些认识是尖锐的，捅破了政府和学校为学生编织的谎言。也只有在这种真实反映他们境遇的文化表达基础上，工人阶级子弟才会走上自我诅咒的道路。悲剧在于，这些“洞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一系列复杂过程限制，扭曲，阻拦，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学校与指导机构的意识形态，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男性家长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普遍影响，孩子们的文化是不全面有偏见的，也为他们最终的结局铺下悲伤的预告。

事实上，因为书本之厚或者说是第二部分的分析太过深刻而晦涩难懂，我在阅读过程中主要关注到的是第一部分的那些例子，从而比较着理解了一些内在分析影响。第一部分分为三章，即文化的元素，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为大家做一一的讲解。

先从第一章讲起，第一章的每一小节都充满了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鲜明色彩，“抵制权威，摒弃教条”，“非正式群体”，“打盹、哄骗和逃学”，“找乐子”，“无聊与刺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是自发自创的对抗形式和文化风格。抵制权威，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也是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他们总是有要求，

能惩罚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不是吗？我们希望能直呼他们的名字，他们对待我们就应该像他们们希望我们对待他们的那样。”如此的言语，让家伙们感到他们的直率，不言听计从使他们找回了自我。这种态度在学校中有形成了特色又有趣的现象，你常常可以看到一派学生集体站在走廊两侧，形成夹道攻击的队列，却无法证实他们的企图，家伙们笑嘻嘻地对老师说我们只是出来走走，没别的事。非正式群体，服饰，香烟，酒精。这些年轻人崇尚和使用时尚的方式具有个性表达的真实性和直接性，不仅是肤浅的炫耀，是表达文化认同的一种机制。在家伙们的圈子里，被看到抽烟是一件荣耀的是，因为它象征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言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阶级的世界，使得抽烟这一行为成为他们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来源。另外，成为“家伙们”的关键是融入圈子，开始精于世故。规则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这要求服从群体指挥，有一致性的价值感受，绝不出现背叛。打盹和逃课，作为保留个人机动性的体现，因为时间的重要性仅仅来自于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要接受学校作息安排，不合理的要求譬如在教室只能端坐在自己狭小的座位上，活动课要按照老师的安排，运动器材不能随意借取，学校对于学生时间和空间自由的掠夺对于家伙们而言都是无谓的，毫无接受的理由。所以他们用逃课打盹来标榜，但同时，老师学校的不满关注是他们获得认同的方式，屡屡得手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困扰。找乐子，包括取笑戏弄他人当然在群体内部也十分普遍，家伙们把把人逗乐作为能力感受优越感。加入反学校文化，仅拥有失败者的资格是不够的，你要运用才能，即使在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动中也能寻找到乐趣。 无聊与刺激，是更上一层的活动形式，还充满着禁忌的色彩，打架类的暴力以及对暴力的判断是家伙们凌驾与校园循规生之上的核心，标志进入这个非正式系统并得到最终承认。家伙们承认其实他们也不是非打不可，但打架这样的经验是拥有者才有话语权的，要融入这个圈子显得十分有用。乔伊是这群家伙之中的老大，他因为聪明和擅长打架而备受推崇，他虽然不专心于学业，但依旧保持语言课的优异成绩，这对他而言很重要，这也是一种标榜能力的方法，虽然会让人难以理解，确是真实存在的。对商业舞厅偏爱，在某种意义上，家伙们在商业舞厅确实享有某种自由，让他们摆脱了正规娱乐机构里那种不相关的或者压迫性的道德戒条，压抑。但与学校的青年活动中心不同，对学生而言这类活动花费巨大，家伙们因此产生因现金需求而生成的特殊网络，这与工作世界的日益频繁接触下发生。他们把做贼看成是和打架一样的刺激源头，偷窃让你冒风险，打破对自我的管束。偷窃破坏了正式制度的日常控制和限制。“因为你又违反法律了，法律可是非常强硬的权力啊，而我们只不过是小人物罢了，但是我们能蒙混过去”。家伙们的排他性意味着把另外两个人群也排除在外，而家伙们自视优越于他们：女孩，以及少数族裔。他们对异性的态度复杂又微妙，他们谈论女性，不仅作为一个性交对象，还是居家良人，他们关注到女性的性吸引力，她们的身份则微不足道，要求女性顺服，顾家。他们之所以能容忍女性的浪漫主义，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男子气概，对这个世界了解地更多。这种男性自尊亦延伸到反校园文化的其他方面，彰显其自尊，热衷于性的话题，爱在性方面展现相较于“书呆子”的优越感，是因为觉得自己和老师一样在权威结构中占据相似的位置。在大部分学校里我们都能看到三个鲜明的族群：高加索人，亚洲人，西印度岛人，尽管有个体接触，但越往高年级，不同族群被明显的区分开来。家伙们嘲讽和公开指责“蠢笨”的对象一般都是以印度群岛的学生，对家伙而言，种族身份取代了个人身份，有时相互厌恶的情绪使紧张关系加剧而陷入暴力冲突。并且家伙们认为老师有共谋的倾向，这甚至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在几乎是自发的文化反映中，少数族裔被视为陌生、不文明的人，这更多的怀有一种情结视其为打乱社会秩序与平静的人，因此对家伙们中的种族歧视予以了双重支持，鼓励了充满敌意的态度。

在第一章的诸多表现制造，我们看到了反学校文化的闪光之处但更多的是一种局限。拒绝学校，是对学校中不公正的知识文化洞察，视为对个人主义的摈弃，但同时在学校，脑力劳动是与不合理的权威，以及作出虚假承诺的文凭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家伙们”站在

了脑力劳动的对立面，“所有工作都相同”的文化洞察转变为了“所有体力劳动都相同”，牺牲能力分工，屈从于才能的部分发挥。在性别歧视方面，反学校文化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工人阶级文化，成员们出于需要更有可能找工作，性别歧视成为其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成为工作场所中整个工人阶级文化的优势风格，为工人阶级所赞赏。父权制的影响，主导意识形态希望我们都应追求相同的目标，陷入社会底层是因为自身缺少实现目标的能力。但家伙们更喜欢用体力劳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性别观念与劳动的联系在他们中加强，脑力劳动者“书呆子”，“娘娘腔”，是自我的定位合理化。另外，种族分工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下层阶级，为工人阶级感受他者之倒退，自我之优越提供客体。更大的意义在于，种族歧视表示了男子气概的底线，它不是对体力或是不体面事物的粗俗维护，而是经过谨慎判断的文化类型，若外族承担更苦更差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更具男子气概，那么诸如此类的工作就会被归为脏乱差的，非社会的。这样的考虑与要求使家伙们站在了其他种族的对立面，并使相互间的矛盾经久不减。

第二章，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这部分以作者在家伙们离校进工厂上班后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及在家中采访他们的父母获得，反学校文化尽管所取成就很明确，但我们必须在更大的工人阶级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它的真正本质和意义。阶级形式，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车间文化有很多根本的相似之处，而大部分反学校文化成员注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车间里的非正式群体对循规者和告密者的态度与家伙们如出一辙，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高度发达的、具有威胁性的笑话也极为相似。家伙们拒绝功课，总觉得自己知道的更多，实则源于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知识是具有阶级功能的，工人阶级的观点，理论只有在真正能帮助做事才是有用的，然而而对于更在乎自身在阶级中所处地位的中产阶级而言，文凭作为社会性的掩护，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力量，是阶级社会的一种选择和流动性。制度的形式，各种阶级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从特定的对峙中被创造出来的，本案例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冲突和阶级再生产的重要案例。自我纳入劳动过程的过程是构建整个工人阶级文化更新的一个方面，也是反映整个文化如何与规范性国家制度产生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在这里还探讨了学校教学关系的核心——教育范式，学校框架受主导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约束，有广义的国家机器做后盾，所谓的成功的传统教学，不能容忍学生有个人意见，就像循规生所做的，自愿服从，抢着回答问题是为了在制度中寻求上级权威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没有直接的强制或压迫，但对道德的可能性的范围进行极大地限制，要求对权威的顺从，学生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强调用于交换的知识的价值。这也导致了一些老师贬低讽刺人的态度（源于阶级和制度），被家伙们看作是对其整个阶级身份的侮辱。国际教育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即“教育再生产”。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威利斯是该流派中的代表人物。 “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底层阶级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而处在底层的孩子，就像书中的家伙们，主观的，为了叛逆不同选择这样一条道路。

第三章，劳动、文化、阶级和制度。家伙们排斥老师对于学校与工作之间的连续性的看法，但另一种连续对他们很重要，在选择工作方面，他们自己的文化，为未来提供了具有影响里的指引。家伙们拒绝职业指导所假定的工作多样性，虽然父母一再以己证告诉他们期望体力工作带来满足的念头是愚蠢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自己文化中想摆脱学校的期望及对挣钱的向往，最终使他们走上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广义的阶级文化。作为家伙们，之所以对工厂选择深信不疑，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雇主和老板们对他们的文化所给出的认同的回

应，家伙们在非正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完成了对权力和等级的承认与适应，在他们建立阶级对峙的瞬间，在意识层面对控制这些权力关系的摈弃，使得家伙们接受现状，服从并妥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在这两章里，我们发现家伙们是有洞察的，知识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等价物，对文凭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要有巨大的牺牲，时间，行动，参与和独立性，牺牲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荒唐毫无意义的。“我总能像他们证明，我干得了这份工作”。人们的产品的用途毫无兴趣，只关心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利润，劳动力只是一种商品形式。家伙们对此的承认，主观意识到现代劳动的普遍性，使得其即将步入的工作岗位毫无兴趣，而工作本身也毫无意义。反学校文化对当前社会组织的抵制和文化洞察，通过一种确实有效的方式，开始时总是变成暂时的，不加掩饰的之一，但是最终还是接受并适应现状。矛盾的是，甚至在接受这种从属关系之后，个体仍对自己的主观正确性深信不疑。

到这儿，作者的最初设问，希望通过我的分析让大家找到答案，“文化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是工人子弟“自甘如此”的原因。“工人子弟们认为有男子汉气质的人才受到工人阶级认同。他们并不是一群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命运的‘被淘汰者’，相反，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抵抗构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面向便是反智主义的态度。在对精英文化的反抗中，他们生产了自己的文化。但也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重新走入底层。” 保罗·威利斯阐述道，这正是长久以来被工人阶级研究学者们所忽略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最终成为工人阶级，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是某种“自我诅咒”的结果。 本书对阶级性和教育不平等的剖析，在当今社会依旧有重要意义，中国腾飞的经济背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富差距的巨大，其实已经明显将人们阶级分层，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资源的配给，东西部教育的不平等性，关注处在生活较低水平的那批孩子们的学习。现在而言，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未必可行，但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当看着一群群辍学外出打工的工人子女们，我们和保罗·威利斯的心情是一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群孩子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抗争的勇气，也希望他们可以向不公的命运斗争到底，自己把握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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