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繁多的一种坚持：展望大学中的道德教育

面对繁多的一种坚持：展望大学中的道德教育

陈果

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满丰富性的时代，似乎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里，我们都

可以吃到快捷便利的肯德基、麦当劳，也可以找到正宗的中国风味的馄饨春卷小笼包。我们可以用游戏的心态来经营日常生活，那就是时髦；也可以用认真的方式来诠释游戏，那就是行为艺术。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自由发展，多元价值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我们是否还会偶尔考虑一个久违的课题：道德?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中，道德问题仿佛无处不在，任何细小的言行都和它密切相关，但是面对众多大相径庭的道德判断以及貌似越来越宽容的道德气氛，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高尚的词汇而束之高阁。

作为知识领域中最高机构代表的大学，是如何看待教育中的道德问题的?道德教育在

现代的大学教育中是否应当成为一个核心部分?这是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尤其在现代这样一个追求民主精神以及个性自由的历史时期，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不再有必要高扬道德教育的功能，但是也有很多哲学家对人类道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坚持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作者MikeBeaty教授就是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宗教、道德和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他的论文《学校教育的核心：论道德的形成和大学的教育》，从美国大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更正的方案等众多角度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即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应当重新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但是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种种困难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因而他提倡大学的道德教育需要通过最为真诚的对话来达成。

首先，作者在论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简单地介绍了他讨论大学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的原因和背景。在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世纪的美国大学都把道德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是它们的一个主要的使命。当时的教育目标在于把学生塑造成一个完整健全的个体，这并非出于职业的需要，而是使得他们能够开展自身富有价值的生活，并且正确地履行各方面的责任。基督教文化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大学的底色文化，因此自然而然地，在大学教育中一切有关真理的知识，不论多么纷繁芜杂，都统一在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中。这体现了“多”与“一”的和谐融合。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知识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二元论的知识体

系由此开始确立，并最终成为了西方世界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或者道德价值毫无关联且互不兼容。它们分属于两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领域：科学是公共的，信仰或道德是私人的；科学是客观的，信仰或道德是主观的；科学是“事实的”，信仰或道德是“价值的”；科学的主体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信仰或道德的主体是由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属性包裹起来的“个人”；科学是可以通过经验或者实验的方式验证的，信仰或道德是无法得到验证的个人的自由选择；科学是确然的，信仰或道德是模糊的??于是信仰和道德作为不顺应时代潮流的“废弃物”或者被保留在大学教育的边缘，或者彻底退出了大学校园。同时，原先那各种知识各种真理浑然一体的统一格局也由于二元论的出现而不复存在。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现状以及内在和外在

的问题。首先，基于上述的理由，大学中的教育者们已经把目光从综合的教育(科学、信仰、道德的教育)缩小为单纯的科学的教育，而学术学科的分类，学术系统的专业化更使得他们进而把目光缩小，直至一些细致到尖端方面的专业技能。学术学科之间划清界限的同时，包含了各个具体学科的更为宽泛的“学术”这个概念也跟“道德”划清了界限。道德教育不再属于大学教育中的内容，而成为了大学教育一种额外的、可有可无的活动。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视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大学教育在19世纪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其次，即使大学中

保留了道德教育，根据我们对于知识的特定理解，即科学是知识的范式，那么道德教育必然沦为两种结果：它或者是一种灌输，这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违背了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精神。或者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对每个人都普遍适用的道德观点的知识，但这是违背道德教育的本意的，因为它会导致各种道德判断以及相应的诠释之间的争辩，最终趋于缺乏终极价值的道德相对主义。而这也就是AlasdairMac．Intyre先生所笑称的“感性主义的文化”。在这样的情形下，道德的界定已然丧失了其确定性，更何况道德的教育?另外，根据JohnRawls先生的观点，既然道德标准各不相同，人们对于最优的生活状态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政府就应对于市民们所支持的包容性的宗教及道德的意见保持中立。然而政府用形式上的实用的自由主义替代了形而上的自由主义，它激起的不是人们思想上对于宗教及道德的意见的反思，而是把这_切简化为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体系”之下的“选择”。这样的道德教育可能营造出美好的、赋有道德规范的表象，却使人们对于道德价值的本质的理解置之不理。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DerekBok先生是声援大学道德教育的主力军，他对这一目标的

实现是抱有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和蓬勃可以帮助学生“独立思考道德问题”，同时他在“一些几乎人类所共有的基本前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当代道德教育的方案，试图解决在道德问题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就Bok先生的道德教育的方案，作者指出了其中三个坚实的困境：一，要避免伦理学上的相对主义，就需要一些具有确定性的道德标准、道德习惯和道德态度。但是对于上述这些原则的决定首先取决于是否能够招募和保留一批合适的教育者，营造一种合适的道德气氛，而这对于现代大学，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二，Bok先生企图把“一些几乎人类所共有的基本前提”作为解决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棘手的道德问题”的最终根据。但是事实上，即使是那样的“基本前提”仍然有着丰富的解释，这些解释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这样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引出最后的同一性。三，Bok先生坚持要中立地陈述各种伦理学的理论，从而解决道德上的疑难。然而杂多的理论只会使得道德性的决定更趋于矛盾，也更令人困惑。最终反而会引起伦理学上的相对主义或者愤世嫉俗的偏激态度。

于是作者最后提出了一种“根植于传统并在传统中形成的反思性的或者专业化的，

并且具有竞技能力韵文科教育”，它诉诸于最为真诚的对话。对话不仅在相同或类同者之间展开，对话者也听取和自身相反的意见。

作者的论文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也许我们不能从中看到铿锵有力的行动，但是我

们却着实听到了铿锵有力的呼吁。这不只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未来大学教育的参考方向。在道德价值被逐渐淡忘的今天，这样的呼吁来自于对历史的审视和借鉴，以及对未来的责任和关怀。至少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在科学的阵线上暂时停歇，偶尔感受一下来自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的人文气息。放眼于现实世界，这样的声音在科学的宏大叙事下显得十分微弱，但是借用鲁迅先生的一个比喻：也许我们生活在黑屋子里，我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打破它坚硬的壁垒，但是只要希望存在，这样的突破终究是能够实现的。而MikeBeaty先生的论文就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线珍贵的希望。

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 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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