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

《统计学》

医院管理学院 2014级人力资源管理2班

孙莹 4114340076

我国GDP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一个国家（国界范围内）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研究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中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1993年中国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价值。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理论上计算结果相同。

接下来要说的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h)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萧条(depression)、复苏

(revival)四个阶段。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说明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要预防经济过热；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萧条阶段，说明当前经济不景气，糟糕，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衰退阶段，则必须引起高度注意，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萧条；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说明经济形势好转，但也要采取适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因此，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就是研究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其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如果经济周期阶段判断不准确或失误，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相反的宏观经济决策，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而导致经济的过热过冷、大起大落和恶性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三轮鲜明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改革开放国策出台后，中国经济形成了一轮制度放松引致的快速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这一阶段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为满足中国经济需求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民营经济迅速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切换为进出口贸易。这两轮增长，简言之就是中国经济主体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的两个阶段，同时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8%以上的增长率，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9.8%甚至两位数增长，而是将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增速平均化的结果。按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我们可将2013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轮周期。

(1)第一轮是1978-1984年，处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持续3年增速都低于8%，1981年的经济增速只有5.2%，出现了所谓的经济硬着陆，形成了这轮周期的最低点，这轮周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只有9.47%，经济增速呈现出V字型走势，呈现出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增长格局，投资驱动和体制问题是造成上述走势的根本原因。

(2)第二轮是1984-1992年，处于体制改革的突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形成了1989年4.4%与1990年3.84%的两次明显谷底，这轮周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是9.6%，经济增速呈现出W型走势，沿袭了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增长格局，体制改革的难题与内部经济波动特别突出。

(3)第三轮是1992-2003年，处于明确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经济第一次走出了一放就活、一收就死、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前两轮周期性表现，在这堪与飞机飞行中拆换发动机相提并论的体制转型挑战中，中国经济第一次开创了年均9.8%以上的增长周期，这一轮增长的底部是1999年的7.6%，这是在对抗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长江特大洪水的内外冲击下所取得的成绩，这一轮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经济第一次走出硬着陆的周期性表现，显现了中国经济的自主性。

(4)第四轮是2003-2013年，年均增速接近10.3%，实现了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了中国领涨全球的崭新发展现象，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甚至正在成为稳定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主导性

力量。2012年和2013年成为本轮增长周期的一个明显底部，但季度增速仍然高于1999年经济增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了我国低成本竞争的国际比较优势，但也使得转方式、调结构愈发迫切。

另外2015年全年GDP总额达到67.67万亿，增长6.9%，人均GDP超过4.9万元，服务业GDP占比超过50%达到50.5%。虽然GDP增速较低，但仍然属于改革以来的增长史中的中速增长和全球范围内的高增长，仍然在党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增长目标范围内，仍然超额完成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55.8万亿GDP总额和47%服务业占比的终期目标。按增加值粗略估计，2015年中国人均创造的经济产值已超过20万元，这还是扣除了中间产出的产值。可见，2015年的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考察既往四轮经济增长周期，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年均9.8%以上的增长水平，并不是匀速实现的，而是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起伏，甚至大起大落，是年均化测算的结果。这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有着重要的启示。

(1)自第三轮周期向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轨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逐步企稳加速的增长态势，我们要积极挖掘经济持续增长的内部动力。第三轮、第四轮的增长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正在充分释放过程之中。

(2)相比而言，前两轮周期都是在旧体制下进行的内部改革探索期，最大的风险和冲击主要来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冲击并不显著；后两轮周期都面对了外部要素的冲击，特别是第四轮周期时全球金融

危机恶化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利用这一战略机遇，促动我国经济的内部循环和产业转型升级，则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区域差距将提供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动力，因此要充分释放经济增长的区域动力。

(3)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稳定的制度预期与制度保障，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制度红利。我们要继续优化并改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释放中国经济的改革动力。

从四轮增长的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没改变，中国经济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左右这个战略机遇期的主导性因素并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源自内部增长因素的充分调动和发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大趋势，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化与经济起伏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但并不能够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既有态势，内部因素才是中国抢抓战略机遇期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我们能够把内部的问题与矛盾解决好，就始终能够掌握住解决好外部问题与矛盾的主动性，开辟崭新的增长周期。

1979年-2015年GDP统计表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4100.5 4587.6 4935.8 5373.4 6020.9 7278.5 9098.9 10376.2 12174.6 15180.4 17179.2 18872.9 22005.6 27174.5 35673.2 48637.5 61339.9 71813.6 79715 85195.5 90564.4 100280.1 110863.1 121717.4 137422 161840.2 187318.9 219438.5 270232.3 319515.5 349081.4 413030.3 489300.6 540367.4 595244.4 643974 676708 增长率 7.60% 7.80% 5.20% 9.10% 10.90% 15.20% 13.50% 8.80% 11.60% 11.30% 4.10% 3.80% 9.20% 14.20% 13.50% 12.60% 10.50% 9.60% 8.80% 7.80% 7.10% 8.00% 7.50% 8.30% 10.00% 10.10% 10.40% 11.60% 11.90% 9.60% 9.20% 10.40% 10.30% 7.70% 7.70% 7.40% 6.90% 800000700000600000国民生产总值500000400000300000200000100000016.00.00.00.00%8.00%6.00%4.00%2.00%0.0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长率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200920122015年份 以上是对1979-2015年经济周期的分析。今年也就是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可知，相关的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第一次上升过程中，1982~1984年，正值“六五”时期的第2、3、4年；在第二次上升过程中，1991~1992年，正值“八五”时期的第1、2年；在第三次上升过程中，2000~2007年，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1、2年。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这样，2015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有

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2016-2020年，经济增速有望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地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

上面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但也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我们应予高度重视，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其一，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将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难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翻一番”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按照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至2014年这4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8.4%、9.6%、7.0%和6.8%)，从2015年起，至2020年，需年均增长6.7%。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到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长率的边缘。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会降至6.7%以下。这样，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不能实现翻一番的目

标了。

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说，由于2011至2014年这4年增速较高(分别增长11.4%、10.7%、9.3%和9.2%)，按照翻一番的要求，从2015年起，至2020年，只需年均增长5%。一般说来，这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 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4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5%、7.7%、7.7%和7.4%)，从2015年起，至2020年，GDP需年均增长6.6%。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GDP增长将一路下行到6%或更低。若这个下行较缓，从2015年至2020年平均增速不低于6.6%，则GDP翻一番的目标仍有可能勉强实现。若这个下行过快，使平均增速低于6.6%，那么GDP翻一番就成了问题。即使翻一番勉强实现，但GDP季度增长率将会出现一条从2010年至2020年连续长达11年的下行轨迹。这将造成一种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预期，极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的回落，企业盈利增速下降。到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已降至3.3%的较低水平，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7.4%，亦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6.8%，更低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8.6%。同时，到2015年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连续36个月处于负增长的通缩状态。市场预期的不断下降，特别是企业盈利预期的不断下降，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并由此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

其三，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都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对下个五年，我国的GDP将处于上升阶段，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并适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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