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讲稿
更新时间:2024-05-04 06:49:01 阅读量: 综合文库 文档下载
中国古代文学讲稿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清代小说部分)
目 录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红楼梦》 清后期小说的嬗变 南通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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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教学目的:(1)了解中国文言小说的源头、成型、发展的两座高峰; (2)了解《聊斋志异》的丰富的题材类别与思想内容; (3)充分认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同上(2)(3)。 教学安排:3教时。
【概说】
我国的文言小说在唐传奇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但由于进入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的迅速崛起而受到广泛喜好,文言小说遂处于徘徊不进的时期,在宋元明三代虽偶有佳篇佳集,终难成气候,不足以与欣欣向荣的白话小说相抗衡。直至八百年后天才文言小说家蒲松龄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状貌。《聊斋志异》也就成了与唐传奇呼应对峙的文言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也是最后一座高峰。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创作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自号柳泉居士。明崇祯十三年(1640),出生于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的家族,在当地也是书香门第,明代万历年间,淄川全县八个廪膳生,蒲家即占六个,成一时佳话。曾祖是秀才,叔祖玉田公是进士,更是每为蒲氏家族称道。父亲蒲槃,自幼曾攻举子业,乡里颇称博学洽闻,然科场失意,加上家境困难,遂无意仕进,转而经商。积二十馀年,家资颇饶。时值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家道随即衰落。蒲松龄兄弟四人,排行第三,最是聪敏勤奋,父亲寄予厚望。十一岁随父读书,十九岁第一次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院三试第一进学。主持院试的是当时著名诗人施闰章,他十分欣赏蒲松龄的才学,有“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观之)有掉臂游行之乐”的批语。蒲松龄当时年未若冠,自是春风得意。然而,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困场屋,四十四岁时,才补一个廪膳生。等到他援例而成岁贡生,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又五年,蒲松龄在一生的坎坷中与世长辞,是年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蒲松龄十八岁时,与刘氏结婚。七、八年后,与兄弟分家,只得薄地二十亩,宅外场屋(供收种贮存农具粮草的简易房屋)三间。蒲松龄虽然锐意功名,然而生齿日繁,时遭灾欠,生计颇难维持,于是只好或坐馆缙绅之家,或应幕官府帮办,以贴补家用。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曾应同乡江苏宝应县令孙蕙之邀,南游作了一年幕僚。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外出远游,对他后来一生,应当是有所影响的。他原与孙蕙年相若、道相似,尚属相得。但一为府中之主,一为幕中之僚,地位悬殊,蒲松龄似还不能适应官场陋习;加上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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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远,遂一年而返。期间接到家书而写的《感愤》一诗,颇能反映出他当时心态: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销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此后,蒲松龄转辗坐馆,基本过着边教书、边应试、边创作的清苦生涯。用他儿子蒲箬《祭父文》中的话说,“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蒲松龄所坐馆的东家,有两家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一是在三十四岁时(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去淄川城北二十余里的王樛家,王樛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樛嗣子王敷政袭父职授通议大夫,升至内阁侍读学士。蒲松龄执教王家,与王家子弟结下友谊,犹与王敷政弟王观正最为知己。二是在四十岁时(康熙十八年),到淄川县城西六十里处的毕际有家。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父执八人中“二登甲,一登科,一明经,一食饩,余青衿”,毕际有父毕自严即明万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毕际有本人以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南通州知州。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两代,计三十年!毕际有自命风雅,“志欲读尽世间书”、“书如欲买不论金”。他十分赏识蒲松龄的文采,将自己文稿交由蒲松龄批点品鉴,所有贺吊函扎,均出蒲松龄之手,蒲松龄几成毕家的家庭成员。毕际有既死,蒲松龄遂为毕子毕盛钜的馆东。这时,蒲松龄执教的是毕盛钜的八个儿子。他的诗集里有这样的诗句,“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蒲松龄在毕家受到尊重、欢迎,以及与东家全家融洽相处的情形自可不言而喻的了。毕家家资丰饶,藏书繁富。每逢岁考、科考、及秋闱,毕家即与资助;他读书创作、整理修订,毕家的藏书,自然是尽其翻阅参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当一部分是在毕家最终修订完成的。
由于毕家显赫的地位以及蒲松龄的才学及其被毕家的尊重,蒲松龄也因此而扩大他的交游。他结识有王士禛、高珩、朱湘等,甚至做过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的座上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创神韵一派,为一代文宗。王士禛是毕际有的内侄,蒲松龄因与王士禛有订交之缘。蒲王结识之第二年,王士禛有《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七绝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禛似乎十分了解蒲松龄的孤愤之意,用了“料应厌作人间语”一语。蒲松龄接到王士禛题诗,十分感慨,多次题诗,其中唱和之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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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箫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然而,与王士禛的结识并未改变蒲松龄的命运,蒲松龄命中注定着他将“布袍箫索”一世,“冷雨寒灯”长夜的!
有资料表明,蒲松龄早在年轻时就有志于,或者说是有兴趣于狐鬼故事的创作。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才二十五岁,他的好友张笃庆《和留仙诗》有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魏晋时期的记有神怪故事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官至司空,故这里将蒲松龄与张华相比,表明其时已经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在三十一岁的康熙九年,他在赴孙蕙的幕府途中,有诗“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 又如上引“新闻总入狐鬼史”等,说明他时时处处在作搜集、讲述、准备而创作。这自然为孙蕙所尽知。蒲松龄三十三岁时乡试落榜,孙蕙写信作如此劝谏:“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善玉,此喻善言)也否?”显然,孙蕙以为蒲松龄科场失意,乃心有旁骛,其实即指小说创作分散了科举考试的精力。而且,蒲松龄将早年编什结集成册,定名《聊斋志异》,并写下《聊斋自志》,是在他四十岁的康熙十八年。这些都表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很早的。当然,从今见的集子里发现很多是康熙十八年即坐馆毕家以后以后创作的。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创作几乎是始终其一生的;二是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应当是影响他的科举仕途的。假如他果真听从张笃庆、孙蕙等的劝说,“敛才”而专攻科举,凭其才学当不是一件难事,对他说或许是一件幸事;但那将失去今存面貌的《聊斋志异》这部煌煌巨著,对中国人民说来,对文学史说来,将是最大的不幸!
《聊斋志异》在蒲松龄之生前无钱刻印,身后不久即有人整理抄有“雪铸斋”本;他逝世的半世纪以后,经赵起杲、鲍廷博据抄本整理成十六卷本刊刻行世,世称“青柯亭本”;上世纪60年代初,张友鹤汇集包括作者半部原稿(见书影)在内的各种本子,整理出一个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凡490余篇。
蒲松龄的创作兴趣颇在民间文学,(《聊斋志异》亦富于民间文学色彩),除了《聊斋志异》以外,尚有俚曲十五种:《墙头记》、《姑妇曲》、《俊夜叉》等;戏曲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普及的民间读物则有《省身语录》、《日用俗字》、《农桑经》、《家政内编》、《家政外编》等。
蒲松龄的诗词亦颇丰,诗六卷,千余首,多率性而发,质朴平实,颇为可观。词百余首。总之,蒲松龄是个创作兴趣广泛,留有著作丰饶,在文言小说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伟大作家。
第二章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蒲松龄从小受的就是封建正统的教育,终身所从事的也是封建正统教育。因此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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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应当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从他一生的经历与喜好又知,他博学旁收,兼及释道,甚至也有很深的影响。他生活在农村,家庭屡受贫穷与赋税困扰,与农民群众思想息息相通。上举所编通俗读物,嘉惠乡里百姓,其感情倾向十分鲜明。《聊斋志异》题材的来源又多来自于民间,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曲折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品格。
至于他的志趣爱好、创作经过、内心怀感,《聊斋自志》有自序性质,其文不长,移录以下: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
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 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 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 寤而松生,
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清,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春日
这一篇夫子自道,表明了他写《聊斋》,亦一如屈原、李贺,自出胸臆,有感而发。虽然事不免怪异,也不仅在悦人耳目:在言者,逸兴所托,旷怀所寄;在读者,能感悟果因,存不废之言。蒲松龄对自己身世,尤多感喟。他对自己如许才学,如此勤奋而命舛运蹇,万难理解。只能在命定果报中寻找解答,怀疑自己莫不是病瘦和尚托生?说自己犹如惊霜寒月下的虫雀,谓知己只是青林黑塞中的鬼魂。于是,消愁借于浮白(白酒),抒愤寄予笔墨。所以,蒲松龄写《聊斋》,也有似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
《聊斋志异》首先能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运用艺术作出本质反映,蒲松龄有着他的敏锐与自觉。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说蒲松龄,“目击清初离乱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
“此书多叙山左右(山东山西)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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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正是社会大动荡时期,满与汉的民族矛盾,官与民的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均有所反映。在《鬼隶》、《韩方》、《林氏》用曲折的笔法反映满清贵族军队残杀汉族百姓的事实。《鬼隶》说“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韩方》一面说“济郡以北数州县,邪疫大作,比户皆然”;一面又说“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林氏》则说一林氏女在北兵淫略时自杀尽节。清初,山东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鬼哭》写顺治初年官兵镇压谢迁农民起义的惨状。“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夜抛鬼饭,则见磷火营营,随地皆出”。蒲松龄的“异史氏曰”中说“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农民起义的原由在于剥削、压迫、残虐的认识,以及用仁义、恩德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公孙九娘》则既将于七农民起义被镇压时“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惨状作了披露,复对冤屈而死、尸骨不能还乡的无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张氏妇》一篇里,则径直说出了“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以上几个例子,蒲松龄只是用一把冷峻的解剖刀,或以一笔带过,或以客观叙述,自己并未予以臧否,而褒贬自在字里行间。
而在以下例子中,作者就饱含激情而予奋力挞伐。《席方平》叙述了一个刚直之士席方平到阴间为父受羊氏残害而告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通过城隍、郡司、冥府逐级上告,而城隍、郡司、冥府却收受羊氏贿赂,贪赃枉法,沆瀣一气,反用严刑拷打,逼其息讼。最后通过二郎神伸雪了冤狱。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矛头直指冥府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冥府的暗无天日可以说是阳间的艺术写照。--阳间无阳矣!特别是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把封建社会吏治、司法乃至整个社会的黑暗揭露得入木三分:
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
使枉死城中,全无日月。馀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
《梦狼》一篇,叙述白翁白日做梦,来到儿子做官的衙门,但见“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儿子白甲见父来,甚喜,命侍者治酒席,“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剔而起,曰:‘此何为者?’甲曰:‘聊充庖厨。’”这隐喻十分明白,官吏即虎狼,百姓即鱼肉!蒲松龄还在篇末以“异史氏曰”加以点明:“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假如说这两篇还仅仅是把矛头指向各级官吏的话,在《促织》一篇中,除了抨击各级官吏欺压百姓,讨好上司而使百姓罹难外;还把矛头直指皇帝,还是在“异史氏曰”里说了这样一句委婉而深刻的话:“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蒲松龄对社会的解剖是深刻的,为老百姓的呐喊是有力的。这一些,似乎不仅仅是作家的直觉、作家的良知或者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导致的形象大于思想的问题,而是作家的自觉,一种艺术地作底层百姓的代言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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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举制度的揭露与嘲讽是解剖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作为从小企盼、一生努力而终老场屋的蒲松龄,对此可谓有切肤之感、锥心之痛。蒲松龄每以小说中的人物寄托自己的感慨。《素秋》中的俞士忱,十九岁入科场,三场连捷,得邑、郡、道三个第一,--这不是蒲松龄自己年轻时的写照吗?试毕“倾慕者争录其文,相与传颂。”然乡试遂黜。竟抑郁而死。开棺临视,乃一“蠹鱼”,蛀书虫耳!“蠹鱼”,爱书成癖者之谓也,蒲松龄也是蠹鱼。《叶生》中的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遂为关东籍邑令丁公聘为幕僚,然亦乡试辄黜,遂病。丁公忤上解任,邀叶生为西席,所授丁公子却中了亚魁(乡试第二名),后又登甲!丁公为叶生纳监,在京城终于中了举人。然而,那个叶生仅鬼魂而已!这个先入邑幕,继馆归官者的叶生,不是蒲松龄吗?那叶生之魂中乡举,不是他的梦中之想吗?其“异史氏曰”更明确说道:“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其怨恚愤懑之情,出于言表。《司文郎》一篇中,写王平子与余杭生共赴北闱乡试,试前请一原为前朝名家的游魂盲僧品评文章,盲僧以鼻代目,一嗅二生文章化成的灰,便知优劣。先嗅王生的文章,评曰师法大家,能中。而嗅余杭生文章,“咳逆数声”,大呼作恶(恶臭)矣。然而结果是王落而余杭生得中!盲僧知之而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考官)并鼻盲矣!”其对考试制度与考官之讽刺亦辛辣之至。而《贾奉雉》篇,写贾奉雉虽名冠一时而科场每挫,经一道人略施小技,将贾奉雉连自己都鄙弃的冗长虚浮的文章连缀成文,强迫记忆,用以应试,竟然中了经魁!贾奉雉自己再读,也不禁汗流浃背,深觉得“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乃弃功名而避匿深山!考官的昏愦与贪婪正是科场腐败的两个方面。《神女》一篇,两借神女之口,道出科场积弊。一则曰:“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再则曰:“今日学史之门如市;赠金二百,为进取之资。”《饿鬼》中的学官,有人犯错,只要“为先生生财”,则“学官喜,纵之去”;犯了事,“学官勒取重赂,始免申黜”。而其中训导则是“惟袖中出青蚨(钱),则作鸬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蒲松龄也从另一种角度,刻划了科举制度对儒生的毒害。在《王子安》一篇中,以“七似”,形容了秀才的哀怜与窘态,这“七似”是--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
代表中华民族正价值的爱情婚恋是《聊斋志异》最为浓笔重彩描写的主题,首先热烈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专一与执着追求。《阿宝》一篇叙写男主人公孙子楚真情挚爱富商的女儿阿宝,终于如愿相谐的故事。孙子楚生枝指(俗谓六指头),阿宝戏谓:“渠去枝指,余当归之。”孙即自以斧断指,“血溢倾注”,差一点儿死去。在孙子楚看来,为己挚爱,命不足惜;后邂逅阿宝,魂即相随而去;魂既被召回,化鹦鹉再去。并借鹦鹉之口说之:“得近芳泽,于愿已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终于赢得阿宝的芳心。婚后三年,孙病死,阿宝殉之。冥王为其真情所感,乃送还阳世。《鲁公女》一篇,说张于旦爱恋鲁公女,鲁公女暴卒,张于旦不以为人鬼异途,终致鬼人相聚。鲁公女将托生卢家女而成长别,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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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再续婚约。张于旦践约卢家,卢氏女见于旦年轻而误以为爽约,悲冤而死。张于旦再招其返魂,终成眷属。爱情惊天地,爱情泣鬼神;爱情可以穿越时空,是可以突破生死,这个现代的年轻人所歌咏的主题,蒲松龄在那个时代用那种方式方式作了演绎。《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是鬼气使桑生得病,乃戒欲疗养之,结果借尸还魂,终与桑生结成美满姻缘。《瑞云》一篇,写书生贺生,与余杭名妓瑞云相知,然无钱赎其脱籍。后瑞云面生黑痣,“丑状类鬼”。贺生“不以妍媸易念”,货田倾装,赎取而归。《连城》中乔大年,一身侠义,才华横溢,为史孝廉女视为知己,然孝廉贫之而难谐,许盐商子王生。连城病重,需男子膺肉(胸肌肉)一钱作药引。王生未允。孝廉乃有“割肉者妻之”之诺;乔大年慨允,史女“疾若失”。孝廉将践诺,而王家欲讼官。史家无奈以千金作背约之酬。大年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又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后数经入阴曹、返阳间的艰苦斗争,终于结为夫妇。贺生、乔大年“人生所重者知己”的价值取向,代表着蒲松龄婚恋小说主题的主流,也代表了我国传统婚恋价值的正方向。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故事,还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阻挠与摧残,对他们的斗争表示了热烈的赞颂。《鸦头》中的鸦头为追求自主的爱情,百折不挠。《细侯》中妓女细侯,自识满生,誓结永好。满生筹资过程中,不幸陷入囹圄;一富贾乘机谋细侯,细侯拒之。富商伪作满生绝命书,使细侯绝望,乃得占有,且生一子。满生得门生之力,昭雪归来。细侯知悉底细,乃杀富商子而归满生。故事未免溢透出血腥味,但对爱情的忠贞总是值得首肯的。
在《聊斋》故事里我们还看到对诚信、侠义、行善行为的旌扬。《田七郎》一篇,赞颂了一个“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的既诚信又侠义的田七郎。《纫针》中的夏氏出于对罹难的王氏母子的同情,瞒着丈夫,典质借贷,竭力凑足三十两赎金,又不幸为盗贼所窃;因无法交代,乃自缢身亡。其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品质令人感佩。再如《宦娘》中的宦娘,《封三娘》中的封三娘,《青梅》中的青梅都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品质。
总之,我们从上述的故事里能看出《聊斋志异》的道德评价,这个道德评价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的道德是一致的,就是对诚信、忠贞、专一以及仗义、行善行为的肯定与歌颂。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与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的文体特色:亦虚亦实,有长有短。现今对《聊斋志异》的介绍通常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一句笼统的概括性言词,其实从文体的角度说是不尽全面准确的。鲁迅对《聊斋志异》的文体与叙事有一句精辟的话,叫做“以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传奇搜奇记逸曲折腾挪的手法记述狐鬼神怪的故事;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当指《聊斋志异》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类笔记小说乃至笔记。《聊斋志异》中的每篇的长度都不及唐传奇中《李娃传》、《柳毅传》、《任氏传》、《长恨传》等名篇;而有些则极短,不足百字的不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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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例《瓜异》除名去标点仅26字。若用现在的文体概念给《聊斋志异》分类的话,有些不能归入小说的,只能算作笔记。这些笔记中,尚可分两类,一种若“异闻笔记”,如《快刀》、《梦别》、《夏雪》等。这种异闻,已经走样,乃至涉幻,也没有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人物形象;而另一种则是“奇事纪实”,如《瓜异》、《李司鉴》、《地震》等,事虽奇异,却是纪实。“异闻笔记”与“奇事纪实”有相当数量,不下一半。这三类与文学史上的同类相比较,均属优秀。诚然,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均放入稗海说部,而今天叙述时,应当指出并予厘清。而文学史上加以论说的,则是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也是《聊斋志异》中最出色的。
《聊斋志异》的结构特色:人以统事,单线结事。从《聊斋志异》的篇名即可看出端倪,或直接是人名,如《连城》、《青凤》、《席方平》、《胭脂》;或者是一望也知是叙人的,《贾儿》、《董生》、《某公》、《金陵女子》。如此篇名,约有六、七成。这本身就说明了《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受史传文学与唐宋以来的传奇小说极大的影响,是传记文言小说。开头即出主人公姓名、籍贯,乃至性格。如《连城》:“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董生》:“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接着便以小说的主人公为中心,围绕单一线索,直接进入情节,不作旁支别出,作品通常是一气贯通,有时由于情节复杂,使单线直叙有困难,则用“初”、“先是”作为补叙,以交代明确。简捷、明晰、完整是显著的结构特色。在重要作品,或者自己深有感慨的篇什,则在文后有“异史氏曰”,或表示写作用意,或表示作者的感喟。这是由《史记》的“太史公曰”一路继承下来的,能帮助读者的认识理解,而不以为是赘疣。 《聊斋志异》的情节特色:简而多曲,变而近理。简捷是《聊斋》进入叙事的重大特色,从不盘马弯弓,远套绕接,于是小说不枝不蔓,干净短小。“简”不等于“直”,不等于“平”;而是简而多曲,简中有变,变而近理;于是小说精悍、精彩,引人入胜。《胭脂》一篇,故事的叙述才二千多字,却是一波三折,曲径通幽。故事说胭脂与闺友王妇偶遇秀才鄂生,胭脂意似有动,王妇笑谓愿作媒人。王夫外出,昔日情人宿介来会,因述胭脂暗恋鄂生事作笑谈。宿介遂仿冒鄂生,私会胭脂。胭脂以未有明媒为拒,宿介强索绣履为信,再返王所,不慎绣履失落。同里无赖毛大尝挑王妇遭拒,今侦宿至,拟捉奸以胁迫。巧拾绣履,复窃听得宿介述得履、失履、寻履始末。隔日,毛大执履求会胭脂,误入胭脂父亲房间,争斗时杀死胭脂父亲,遗下绣履。邑宰定鄂生为凶手,太守定宿介为凶手,学使方得真凶毛大。作为折狱故事,是案中套案,冤中有冤,真凶难辨。叙述时,步步设幻;解套时,丝丝入扣。就是最后指认凶手,又是奇峰突起,让几个嫌疑犯光背进入密不透光的暗室,说由“神书其背”。初看颇涉虚幻,细思则尽在情理之中,符合心理学原理,犹符合毛大这种文化背景者的心理。再如《青凤》一篇,写耿生夜遇并属意于狐女青凤,已为一奇;次夜复往,辄遭鬼吓,耿生扮鬼对视,是为二奇;三夜,耿生再往,青凤来作告别之会,--从此“不复声息矣”,似乎故事完结。第二年耿生清明上墓,忽见猎犬逐狐,救下小狐,“闭门、置床,则青凤也。”如此相遇,可谓奇绝。《促织》一篇,围绕着邑宰征促织、成名觅促织、成名得促织、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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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促织、成子化促织,成名幸促织,把成名患于促织、幸于促织的命运过程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步步曲折,处处设幻,又事事在理。
《聊斋志异》的环境特色:亦真亦幻,表幻里真。环境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聊斋志异》创设的环境又是最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特征之一。那就是天上泉下、异域他邦、梦乡仙境、狐鬼世界、精魅天地。蒲松龄自己也说是“断发之乡,飞头之国”。但是这一切,仅是故事的载体。虽在“写狐写鬼”,却是“刺贪刺虐”。“狐鬼”是幻境,“贪虐”是真情。《席方平》中叙述的是冥界的吏治诉讼,贿赂公行、刑罚滥施、软骗硬压、贪赃枉法,比人间的更真实,更典型,也就更具普遍性,更具积极意义。所以,表象是虚幻的,事理是真实的。别篇之中的狐世界、鬼世界、仙世界、梦世界均是如此。可贵的是,《聊斋》的典型环境,真化幻、幻化真,真幻莫辨,所以如此,正在于虽是幻境,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正是蒲松龄的成功之处,亦是后人模仿只能形相若而神不似的原由。
《聊斋志异》的人物特色:丰采各具,群像环列。《聊斋》是短篇小说的集子,每篇总有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连缀起来,就是一个人物长廊。这些人物属于不同的阶层,都带有广泛的典型性。同是青年女子,青凤是谨慎而缠绵(《青凤》),婴宁是清纯而烂漫(《婴宁》),小谢是顽皮有憨态(《小谢》),连锁是瘦怯而忧郁(《连锁》);同是书呆子,郎玉柱迂腐中有坦诚(《书痴》),孙子楚执着中含痴迷;同是受迫害的百姓,成名是逆来忍受,席方平是百折不回。有的甚至在一篇容量不大的篇幅里,能塑造几个叫人忘记不得的形象。《青凤》一篇中除了青凤外,那个耿生的狂狷亦极有个性;《莲香》一篇狐女莲香与女鬼李氏可谓花若并蒂。
蒲松龄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值得人们认真总结的,因为篇幅比较短小,很难用大容量作品常用的铺垫烘托、反复皴染、人物比照、内心展示等手法。“短制”的容量限定他要惜墨如金,因此迫使他必须抓住特点,使每一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成为塑造其形象的宝贵材料。例如,孙子楚的性格定位为“性迂讷”人谓“孙痴”,则孙子楚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往而不“迂讷”,无往而不“痴”。见有歌妓,则遥望却走;歌妓狎逼之,脸红汗滴。阿宝说“去其枝指”则许嫁。这显然是玩笑话,只有“迂讷”、“痴”的人才信而自去枝指。清明出游,冀有一会。阿宝果在,轻薄少年是环如墙堵,他独嘿然遥望;众人他适,他则痴立故所。甚至化为鹦鹉,也一派迂讷相。婴宁、小谢、成名等个性鲜明而形象莫不用如此方法。
《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简练雅洁,灵活多样。作为文言体的小说《聊斋》,比唐宋时期的古文辞平易一些,句子较短,务求达意,极少堆砌修饰。根据行文需要,却又有灵活的变化。例人物的地位身份不同,他们的对话也有雅、俗,庄、谐的区别。文中书启、判状,则用骈偶,“异史氏曰”的文言则十分纯正,显得庄重典雅。总之,《聊斋》的语言得体、形象而富于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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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在乾隆年间刊印以后,即风行天下。模拟的作品纷纷出现,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谈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等。沈起凤是戏剧作家,有很深的文字功底与艺术创作的经验,又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冷眼旁观,披露颇为深刻。涉及科场黑幕、官场腐败、为富不仁等。行文畅达、寓意明快、辞藻富赡,在《聊斋志异》的仿作中是较好的一部。《夜谈随录》是重在传人的集子,有较多平民的人物形象,写得姣好动人。多爱情故事,以悲剧结局为多。此书对当时社会的邪恶势力也有大胆抨击。钱钟书在《管锥编增订》中说,“此书摹拟《聊斋》处,笔致每不失唐临晋帖。”可见学得极像。《萤窗异草》又名《续聊斋志异》,亦谓满族著名作家庆兰撰。此书的叙事方式有突破传统处,不惟单线顺叙的结构方式,也有倒装包孕等方式,值得注意。《子不语》是袁枚创作时的初名,起自《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后见元代笔记中亦由此书名,乃从《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而改成《新齐谐》。此书在思想内容上能借神怪故事抨击官场吏治,嘲讽程朱理学、揶揄僧道术士。作者不赞成《聊斋》细腻委婉的传奇手法,主张直捷古朴的笔记体。故简练有余,富赡不足。
《阅微草堂笔记》是乾隆时一代文宗纪晓岚所作,他有意与《聊斋志异》抗衡而作。纪晓岚的小说主张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的实践有相当的距离。他批评《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就是批评为人们称道的传奇手法。即不赞成“细微曲折、绘事如生”(《姑妄听之》盛时彦跋引纪晓岚语)“不摹写才子佳人”,“不绘画横陈”(《滦阳续录跋》)总之,人们所称道《聊斋志异》的,正是他所抛弃的。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只能向传统的笔记杂录靠拢。纪晓岚是学问大家,阅历丰富,才气横溢,就笔记杂录看《阅微草堂笔记》自然不失为一部值得称道的著作。但是,我们从文学发展的的规律,从小说艺术发展的方向看,是远不足与《聊斋志异》抗衡的。
《聊斋志异》最大的影响是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清代起,《聊斋》故事就开始改编成戏曲,仅川剧,就有聊斋戏六十余出。而山东的地方戏,更是把《聊斋》作为题材的来源。
《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国外的流传也是很早很广的。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已经传到日本。现在已有二十多种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思考题:(1)你如何认识中国绵延发展的文言小说——唐传奇至清《聊斋》两座顶峰此现象?
(2)请分析评价冯梦龙与蒲松龄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贡献。 本章阅读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 本章参考书目:马瑞芳《蒲松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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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教学目的:(1)了解中国讽刺文学的渊源,讽刺小说的渊源。 (2)理解《儒林外史》对社会的深广的艺术折射。
(3)理解《儒林外史》特殊的结构特色与卓绝的讽刺艺术。 教学重点:同上(2)(3)。 教学安排:2教时。
第一节 吴敬梓的家世生平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名著中,《儒林外史》是唯一的一部著作权不存在争议的小说。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吴氏为全椒的名门望族,祖上曾经极为显赫。在吴敬梓曾祖时代,兄弟五人,四个是进士,其中进入鼎甲第三名即探花的正是吴敬梓的曾祖父。吴敬梓的祖父辈三人,一名为举人;而曾祖父的另一房中则又有两名进士,而且其中一名是榜眼。一个家族,两代出六名进士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吴敬梓对此追念不已,在他的词《乳燕飞》中自豪地说道:“家声科第从来美”。
曾祖吴国对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又出任福建乡试主考、顺天学政等。其余各人也都任朝内外各种官职,这在全椒的历史上成为美谈,历次修史均有记载。吴国对自从中了探花以后,随即在全椒襄河北岸大兴土木,建造探花府第。宅第轩敞,园林秀丽,成为全椒的高门大宅。然而,吴氏家族,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训,吴敬梓的祖父,则只是一名秀才,父辈也是秀才。由于大伯祖吴旦早亡,独子吴霖起又无子女,本是二房孙子的吴敬梓遂入嗣与堂伯父吴霖起,这样,他就取得了探花公吴国对嫡长曾孙的资格(也有研究者以为吴敬梓并无出嗣事)。而吴敬梓也感受了曾祖的显赫鼎盛,祖、父的中落小康,自身的困顿贫苦的过程。大家族每因长与幼、嫡与庶、生与嗣的区别,构成以争夺家产为核心的种种矛盾。而作为入嗣而成嫡长资格的吴敬梓恰是矛盾的中心。所以,吴敬梓在后来饱尝了析产、夺产的痛苦。这些,竟是显赫的家世带给他的遗产。
吴敬梓虽然生活在历史上号称的“康雍乾盛世”,而若从历史的角度作本质的观察,却恰如《儒林外史》同时期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所说的是到了末世,至少是到了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总之,无论从整个社会,还是从吴氏家族,都是由盛而衰的非常时期。而这样的生平,显然给他的人生与思想带来重大的影响。
吴敬梓生平的第一个阶段给他重大影响的事件有--丧亲之痛与远游之乐。吴敬梓入嗣吴霖起,即成长子独子,而吴霖起父亲吴旦是探花公吴国对的长子,家资自然十分优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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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是十分正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管读书的生活。吴霖起以拔贡资格在康熙五十三年任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吴敬梓也曾随父来到海滨的赣榆县。吴敬梓曾写道:“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这样的生活有八、九年之久。曾有《观海》一诗,甚是豪迈风发:“浩荡天无极,潮生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这自然是才走出书斋,不知社会复杂、世道艰难的吴敬梓的体会感慨。而正是这一时期,他却遭受着接二连三的丧失亲人的痛苦。十三岁时,生母金氏去世,“不随群儿作嬉戏”,而是“屏居一室如僧庵”(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做作》,《泰然斋诗集》卷二)。五年后,客居南京的生父吴雯延生病逝世,其时他正随嗣父吴霖起在赣榆,能常去探望服侍,“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金两铭诗,集同上)。又五年,嗣父吴霖起也病逝。而在三十岁之前,与他伉俪情深的发妻陶氏也弃他而去。他在《减字木兰花》中有深情的怀念:“闺中人逝,取冷庭中伤往事。”少时丧父母,中年丧妻子是人生最悲苦伤心的事。
第二个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析产之累。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死时,他虽然已经二十二岁,已经成家;但他既无功名官职,又无产业支撑,而且他的探花公嫡长曾孙的资格是入嗣获得的,因此他在大家族中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而当时吴国对一枝正衰颓,于是一待吴霖起去世,通过析产来限制削夺他封建礼制所给长房长孙多得的份额的遗产之争随即爆发。也是入嗣身份的他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做作》中描述了争夺财产的丑态:“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于是处于“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之中。这里不是说他的嫡长身份的份额该不该得,而是说这事件的本身对他产生的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极为可观的一份,他的朋友程晋芳说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然而吴敬梓是一个完全不懂治理家业的公子哥儿。他既挥金如土,又慷慨好施,“不数年而产尽矣”。 第三阶段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移家之变。南京是离吴敬梓家乡最近的大都市,也是生父曾经读书交游的地方,自己曾多次游历的地方,六朝古都的名胜与风光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三十岁那年,曾有《减字木兰花》词:“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萌发移居南京的念头。而几年后,产已析,房已分,饱受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对故土、老家、族人并无多少感情,乃于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迁往南京,是年三十三岁。吴敬梓移居南京不是经营产业,而是换一个生活环境用另一种生存方式去消耗析产时留下的遗产。析产至此,已经几年,耗费不少;到南京后还要购置房产,筹措生活用具。这些都需要不少的钱。他又“遇贫即施”,“谐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花钱自似流水。还要经常去安庆参加科考,也是不少的开支;今还知他还有一项重大的开支是资助修复先贤祠,如此等等。无多时,便应了“坐吃山空”的老话。
第四阶段是他的晚年--晚游之苦。到了晚年,他甚至到了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于是“以书易米”;“冬日苦寒”,遂邀约同好,绕城夜行,谓之“暖足”!如此境遇之下,他只好远游投靠故旧。江宁知府卢见曾喜爱交接文人墨客,故与吴敬梓相交不薄。后卢见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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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6)调任两淮盐运使、监理两淮盐政、督理扬州关务,吴敬梓即经常去卢见曾在扬州、真州(今仪征)淮安的衙署。他还去真州投靠湖广提督任上革职回乡的杨凯,以诗“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明乞食的窘状;在淮安则寄食于好友程晋芳家,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里记载了吴敬梓的窘境:“抵淮访余,检其橐,笔墨都无”。吴敬梓到南京后,虽然交游极广,但大多是与他相仿佛的落拓文人。颇难周济他。乾隆十九年(1754)初冬的一天,吴敬梓在扬州尽其所有,邀约同好痛饮,吴敬梓反复朗诵唐张祜《纵游淮南》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席间友人颇觉诧异,以为不吉。谁知,张祜的诗真的成了谶语。几日后,在他回拜长子吴烺的同年王又曾返家后,痰涌不绝而死。后由友人卢见曾出资入殓运回南京安葬。
在吴敬梓的一生里,还有两件事不能不说的,一是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
吴敬梓十八岁进学成秀才,以后屡试不售。二十九岁那年亦曾获科考第一,稍予安慰,但乡试仍黜。乾隆元年(1736)朝廷举行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将他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郑江再举荐于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还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但终因“消渴”病发而未能赴京廷试,他后来每以为憾。这件事的本身说明他在江宁(南京)乃至原籍安徽是颇有才名的。他的科举经历,为他日后写《儒林外史》积累了厚实的生活。 二是他积极参与了江宁修复先贤祠的事。金和《儒林外史·跋》中说吴敬梓与“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室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而从《盋山志》则知,“售所居屋”指“全椒老屋”,则当合于情理。有论者以为这体现了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这自有道理。另一重要原因,先贤之首乃吴泰伯,这是被吴敬梓视如始祖的。而且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余人”,(在《盋山志》中则为“五百余人”)说不定有直接祖先。叙述以上两件事,主要说明吴敬梓当时颇负文名、对科举的深切认识及用钱的慷慨。
《儒林外史》开始创作于乾隆元年(1736)左右,到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基本完稿。《儒林外史》的版本,程晋芳之称50回卷,当指成数;金和称55回卷。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见书影)56回本,末回为“幽榜”。吴敬梓存世的著作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近年发现集外的诗文三十馀篇。最近又发现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里提及的曾经被人以为失传的《诗说》。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有着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所完全不同的小说结构,即是没有一个主要人物统领全书,没有一件主干事件贯穿全书。通常是前一个人物引起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着了后一件事情。而人与人、事与事并无必然的逻辑系联,这样就很难概括介绍小说的梗概情节。但是,小说所叙述的诸多故事与一大群人物还是环绕了基本主题,鲜明地反映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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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
这一基本思想内容即是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小说出场的三百余人,是文人身份的有一百余人,且多是主角地位。如此集中地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的长篇小说,在此前是不曾有过;此后,亦鲜有与之比肩。因此书名为《儒林外史》,《文木先生传》说是“穷极文士情态”,《怀人诗》亦说“外史纪儒林”,表明当时的文人也深知此书的题旨。
首先是解剖了以科举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毒害下的广大文人的际遇与命运,从而辛辣地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部分本质。
小说是以元末名士王冕拒绝科举邀名,拒绝征召逐利以“敷陈大义”,鲜明地表示了小说所否定封建科举制度的题旨。紧接着用两个漫画式的人物周进范进上场。周进应考至六十岁,仍是童生,只好教书糊口。小说让其遭受新进的秀才与举人两度奚落,使其强烈感受科举功名成否的天壤差异。后来,他的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只好为作生意的舅子记帐,去了省城。见到梦寐以求的贡院,欲思进去一看,竟然被鞭子打出!舅子使钱让其进贡院,当他一看到“天字号”试场号板,乃百感交集,昏死在地。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喜剧性的突变,竟然中了举人进士!随即成了人上之人!当年当塾师的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范进完全因为处境与周进相同而得到主考官周进的怜悯才考中秀才,取了举人;而又通过周进将范进在“当道大老面前荐场”,而也中了进士!范进一中举人,际遇随即泉壤之别:放榜这一天,只得自己抱着鸡去换一些米,用以下几天未曾揭开的锅。一中举人即有老举人张静斋送房子、赠银子,甚至“奴仆、丫鬟都有了”;本来每被丈人胡屠户臭骂成“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中举人,旋即成了“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小说告诉人们,“二进”的此前的黜落与此刻的高中,毫无丝毫的必然可言,而纯粹是考官喜恶的偶然;是“荐场”的功用!而考取功名之后际遇的巨大反差,尤其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荒诞与悖谬。
匡超人则是从又一个角度反映科举名利对人们的毒害的。他原先是一个善良、孝顺、“忠厚”的人,正是马二先生的一番教诲,“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于是,“想着出头”这一头等大事,可以一任父亲“尿屎仍旧在床上”,一心“上府去考”。“出头”以后,遂以名士作幌子,以名利为目标。胡吹海骗,不一而足。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其堕落的轨迹的源头,正是“举业”。
秀才王玉辉知悉三女儿准备绝食殉夫,他是这样说的:“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他女儿真的死了,竟然说:“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个冷峻的一笔,委实的比“二进”、匡超人的故事更加沉重而深刻。“二进”是科举制度荒唐可笑,匡超人是自身的堕落,其是非读者一看即明。作者的用意是讽刺,读者则报之于会心的哂笑。然而,王玉辉他没有一点做作,全出真心。读者看后是笑不出来的,觉得的是心上戳了一刀的刺痛。因此,把理学的吃人杀人的本质给揭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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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还对假名士作了无情的揭露。《儒林外史》中的杜慎卿是以名士的身份出现的,似乎还真有点儿像“真名士”。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才气横溢。谈诗论词,句句在行;议论时弊,不同流俗。爱的是山水,懂的是丝竹。但是,他一面高唱“女人哪有一个好的???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一面听说有个“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没有一个赛过他的”,便说“你叫他收拾,我明天去看”。(准备纳妾)他又说“朋友之情,胜于男女”,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以致“多愁善病”,“所以对月伤怀,临风洒泪”。当友人向他介绍“一种男美”,他就拍案叫道:“只一句话该圈了??”,忙着将明天定下的看姑娘的事延迟,急着要看“男美”。而且是“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都熏了香”;及至见到那个“男美”是“??一副油晃晃的脸,两道黑眉,一个大鼻子,满脸胡须,约有五十岁样子”的肥胖道士,他吃惊地想,友人说的必是道士的“令徒?令孙?”,杜慎卿所喜好的“男美”是怎么回事,就不言而喻了,是“娈童”,是男风。他最得意的杰作是“逞风流高会莫愁湖”,把通省梨园戏班的旦脚都叫来“一人一出戏”,按“色艺”评出等级次第。让戏子过小桥、转回廊、进东格子、出亭子、去西格子,“好细细看他们的形容”!此回后的套话是“有分教: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余,复多韵事”!这就是“韵事”!这就是名士,这是假真名士!而至于那些以附庸风雅为招牌,攀附权贵为手段,乞讨残炙剩饭以“餍酒肉”,然后“骄其妻妾”的孟子笔下的齐良人辈,诸如赵雪斋、胡三公子、景兰江、支剑峰之流,又等而下之了,--他们是真假名士!
此外,严贡生猪故事中的逼买与拒还;租船时,诱使船工吃了云片糕,讹称是几百两银子的贵重药而赖船钱。王仁王德一拿到严监生五十两贿银立改初衷;进士王惠把原任衙门中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马二先生的麻木与迂腐??,把科举以及推广而得的封建文化、礼教对士人的毒害,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给予无情揭露!
吴敬梓笔下也塑造了符合他理想的儒林君子,表明他的一种寄托。
杜少卿即是以吴敬梓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一个人物。--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两者的对应。杜少卿家祖上“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吴敬梓家祖上是两鼎甲、六进士;杜少卿的父亲是赣州太守,吴敬梓的父亲是赣榆县教谕(请注意“赣”字);杜少卿从安徽天长移家南京,吴敬梓是从安徽全椒移家南京(天长与全椒相邻);杜少卿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吴敬梓因病辞去博学鸿词科考试;杜少卿捐钱修泰伯祠,吴敬梓捐钱修以吴泰伯为首的先贤祠;杜少卿有《诗说》(第34回),吴敬梓确有《诗说》;甚至杜少卿有一个极为忠诚的老家人娄老伯,吴敬梓也有一个父亲留与他的极忠诚的老仆刘翁(娄刘同音)??两者之间的对应是铁定难移的。因此,从分析杜少卿的形象了解吴敬梓本人,从观照杜少卿的主张认识吴敬梓的理想是有益的途径。
杜少卿是既有名士的狂狷也有传统美德、以及儒学的正价值理想的人物。
他有兵农礼乐以治国的理想,但他既清醒于自己名士清谈的弱点,又了解当时朝政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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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返的现实,因此,他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于是装病拒征;而且不应科岁考,不应乡试。这样就与小说中文士“第一等大事”的“文章举业”的科举之路来了一个彻底的反动。一般文人对官场权要是趋之若鹜,他却最不愿意攀附。汪盐商请他作陪王知县,他说“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知县要会他,他洞察不过是凭着老师身份的体面的“勒索”(秀才是知县的当然门生),而加以拒绝。甚至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拜我,倒叫我拜他”这样的话。
杜少卿嘉行孝道,济贫扶困,助人为乐。“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的”,因此,他尽力服侍娄老伯;他人以奉孝而向他借钱,则慷慨施与,如助杨裁缝营葬母亲;资助鲍廷玺奉养母亲;赠钱于娄公子安葬娄老伯。他尊重女性,反对纳妾。他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在当时确已石破天惊了。腐儒总是戴有色眼镜看人,把逃离盐商而来南京自食其力的沈琼枝看作“依门之娼”、“江湖之盗”,独杜少卿对沈琼枝的敬重不已。他笃于夫妻情爱,说“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带着老妻游园看花饮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是有正直的封建文人的理想的,他想以正价值的传统道德教化拯救衰颓的世风。他捐钱修泰伯祠,提倡兵农礼乐即是明证。但他知道“做不出甚么事业”的弱点,于是他洁身自好。总之,他是一个既反叛封建文人视如生命的科举,又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既有狂放不羁性格,又恪守传统操守;具有某种超出时代的渐次觉醒的特殊的人物形象。 庄绍光与虞育德等其他贤儒君子具有补充强化杜少卿形象的作用。嘉靖皇帝召见庄绍光,向他询问:“??只是百姓未见温饱,士大夫亦未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陈了十策”。这是杜少卿的身份地位所不便叙写的,故通过庄绍光给予补充;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则予拒绝;而他知道朝廷腐败,“我道不行”,则“恳求赐金还山”,最后搬往玄武湖,回归自然,这是对杜少卿形象的强化。在第36回回目中标以“真儒降生”的正面人物虞育德,有进士出身,作了多年南京国子监博士,且让他作重修泰伯祠主祭。作者却让他在调离之际对杜少卿说:“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叫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淡淡一席话,表明了对绝意仕进的杜少卿的首肯。
总之,小说《儒林外史》以批判揭露为主、肯定赞颂为副的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深刻地本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大转折时代的生活画面,表示了作者的的愤懑、失望与寄托的复杂的心情。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一、独特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 的叙事方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有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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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此后的、乃至外国的古今长篇长篇小说均有明显的不同。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一般多由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经历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构成连贯完整的故事格局。而《儒林外史》不是如此,既找不出这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更找不出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长篇小说的结构线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即是主要人物经历基本事件的过程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没有结构线索的。在《儒林外史》里,通常是由前一个人物“遇”着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到了后一件事情;而后一个人物与后一件事情一旦进入叙事过程,则前一个人物与前一件事情不再理会了。因此,《儒林外史》的叙事模式是将叙及的人物与事件按照逻辑意义作连缀展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特点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这样的叙事模式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意图是相关的。《儒林外史》欲展示的是儒林人物长卷,有真、假,穷、达,显、隐,雅、俗,巧、拙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长卷,通过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人物,通过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如杜少卿家)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个仄逼的环境场面(如南京)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较为短暂的时代(如一个重要人物的一生)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这么一种叙事模式,人取百家,地涉四海,时逾百年,方得腾挪裕如。而且,我们从书名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书名中的“外史”,即传统的人物史传;“儒林”是士人的“集合”(这里借用数学术语中的“集合”)。这样说来,这样的书名与这样的写法,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总之,这样的写法是一个创造,是一种特色,无所谓优点与缺点;但对于作者故事的表述、题旨的展示,是有利的,方便的。
二、鲜明的个性化特色。《儒林外史》虽然集中叙写的是一类人,即士人,读书人;然而他笔下的这一类人,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同中不同,正是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地方。几对兄弟,杜慎卿与杜少卿,一个忸怩作态,一个率性真诚;严监生与严贡生,一个是胆小而吝啬,一个胆大而贪酷。虞育德与庄绍光,庄绍光是露一份钦奇磊落,虞育德显一份自然淳厚。就是同类型中境遇相似的人物,也写出他们细微的区别,而显示他们不同的个性。两个终生不第的秀才,马纯上迂腐得可笑,王玉辉执着得可悲。再如匡超人与牛浦郎,周进与范进都是极为相似的同类人,然而作者颇能把握度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个性。
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上的有利之处是篇幅长,可以调动各种的方法手段,反复皴染,从而使人物“丰满”;而《儒林外史》是“颇同短制”,于是在个性的“鲜明”上做足文章。淡淡的几笔肖像,寥寥的数语言辞,轻轻的一个动作,都是个性化的好手段。范进出场的肖像是--“??一个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的乞乞缩缩。”怪不得连主考周进“看在心里”。杜慎卿欲相会的“男美”--“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道士??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前者一方面是衬托中举以后的反差,另一方面是加深周进的印象。后者,则是嘲笑了杜慎卿不可告人的灵魂。再如严贡生谒见到高要汤知县处打秋风的张静斋、范进时,有一段奉承汤知县、抬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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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迎合张范二进士的话。奉承汤知县的开场白是:“汤父母(知县)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扯上与自己的关系时,说汤知县来履任时,“轿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表明他是一个相貌不凡、才能出众的英才。当他窥知二位的目的是打秋风时,则神秘地告诉他们:“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的县分,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可以说,严贡生初出场时的那席话,便活画出了他的相貌灵魂。至于动作的描写,周进见到梦寐以求的贡院考房的号板“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把老童生内心酸苦绝望与希望倾泻无遗。而写杜慎卿的顾影自怜则“太阳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会见一个意中的“男美”,则“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衣服,遍身都熏了香”!作者还特别善于写出极似之间的微异。例匡超人与牛浦郎,匡超人是假造文书,替人代考;至牛浦郎则偷人诗稿,冒名顶替,招摇撞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五六十岁后才发迹的周进范进,境遇仿佛,经历相似,作者颇能把握度的不同而予区别:周进是未考之时气昏,范进是既中之后发疯;周进是遭旁人奚落,范进是被丈人斥骂。同任学道去取士,周进之取范进,源于同病相怜。范进之欲取荀玫,却因为老师所嘱,“专记在心”!可是范进偏偏忘了,竟然复查已经准备发榜的六百号卷子!(荀玫此前已取)以此表示后来居上。总之,《儒林外史》的个性化的特点与典型化的手法,不是浓彩皴染,而是勾勒刻划。不在脸面的丰腴,而在灵魂剖析。笔墨是经济的,效果是佳胜的,借用小说人物鲁编修夸耀八股文功效的一句话,叫做“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三、全面的讽刺艺术。我国的讽刺艺术可谓源远流长,远可追溯到六朝的《妒记》,近则绵延至《西游补》、《鸳鸯针》、《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然而,《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是全方位、全过程的,因此,不仅仅是艺术手法,而是创作的思想。因此,鲁迅说,“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以情节、细节的设置而言,周进看见贡院的号板而撞倒,范进听见高中而发疯,乃是对热衷功名者的讽刺。张铁臂用猪头代人头诳取娄三娄四公子的五百两银子,是对徒务好客虚名的公子哥儿的揶揄。方盐商家老太太牌位入节孝祠,当地有名望的士绅都去路祭,而方盐商却与一个卖花的牙婆伏在栏杆上,指指点点,牙婆竟“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这是对方盐商平素猪狗行为的无情嘲弄。西湖名士支剑峰正在酒席间嚷着“谁不知道我们西湖的名士”,却来了公人,“挝去”了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这是对假名士的当场揭露。严监生正与妾赵氏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却让一只猫跳翻床顶的竹篓,暴露出王氏私攒的五百两银子。这个有十万银子家当的严监生,就因为两根灯草耗油,就死不瞑目。严贡生嘴上才说“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他家里的小厮赶来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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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贡生的“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伪装剥得一干二净! 说到科举制度下的举人进士的才学,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前叙述范进记周进之托,找荀玫试卷拟予录取)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 景玉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 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 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学差回来,再会见 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 规避了。’?……范进……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 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是不好意思的。?
这段文字有多重讽刺。首先自然讽刺考中进士,点了学道的范进连苏轼也不知,本朝文坛领袖何景明也不知。且自北宋以来,苏轼的文章是应举士子的敲门砖,文人间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的美谈,而连苏轼都不知的范进竟然考上进士,岂非笑话!--而接下来,马上提供答案,即范进的话:“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是不好意思的。”这就是封建科举制度不讲真才实学,只靠裙带关系的实质。所以,匡超人把活着的人称作“先儒”,马二先生不知李清照、朱淑贞,二十年老选家的诗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等体现散文特征的词语。
我们说《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处不在,甚至还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取名。被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收买而顿改初衷的人却叫做“王德、王仁”;严监生、严贡生偏偏叫“严致和、严致中”,而“致中致和”恰是儒学品格的最高境界!昏朽的“二进”竟然名“进”,而且姓“周”姓“范”,“周”者“方正”,“范”者“范式”,这就是鲁迅说的“婉而多讽”了。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使我们既因笔锋犀利而引起深思,又为行文诙谐而得到的解颐,沉浸于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美学氛围之中。从而将中国的讽刺小说推向崭新的高度,与世界的讽刺名著并列而毫不逊色。
思考题:(1)请叙说及评价《儒林外史》的独特结构特色。 (2)请论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阅读书目:通行本《儒林外史》 参考书目:陈美林著《吴敬梓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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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红楼梦》 教学目的:(1)了解《红楼梦》作者、版本、成书、评批、争论等基础知识。 (2)充分认识(红楼梦)的伟大艺术成就。 (3)鉴赏《红楼梦》的门径。 (4)红学研究初阶。 教学重点:同上(2)(3)(4)。 教学安排:4教时。
【概说】
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稍后的《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佳构杰作。它的出现几乎是一个奇迹,因为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的小说,都无法稍与比肩,犹如在连绵平缓的山峦中突兀耸立起一座刺破苍穹的奇峰。它尚在因故“传述未终”(《甲辰本》梦觉主人序)之时,即以手抄方式不胫而走,以致“洛阳纸贵”;在士人中遂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京都竹枝词·时尚》)的美谈;对它的评批与续作随即蔚成风气;以《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红学”也随之应运而生,成为上一世纪国学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显学(其余二种为“敦煌学”、“甲骨学”)。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称其为中华文化中唯一值得骄傲的珍品。
第一节 《红楼梦》的版本、题名、作者家世及其自叙传性质
《红楼梦》的创作与《三国》、《水浒》、《西游》那种在长时间民间流传基础上的辗转整理成书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是作家的个人创作,作家在创作之前就有完整精美的构思,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它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从今知的小说的成书与流传痕迹知道,作者生前只有前八十回是基本写定的,如今流传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四十回基本可定为非原作者所作(增补者可能搜求到部分原作者的残稿)。因此,首先涉及的是版本问题。
《红楼梦》一般称作有两大版本系统,一是脂批本系统,一是程刻本系统。所谓脂批本,指在小说上留有作者的的亲友脂砚斋等人(至少还包括畸笏叟)批语的本子。这类本子的书名通常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本子都是作者原作的八十回本,一开始以抄本的方式流传的。脂批本发现于上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数十年间络续发现十余种,最重要的本子有《甲戌本》、(见书影)《己卯本》、《庚辰本》、《梦稿本》、《王府本》、《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等。由于“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早期《甲戌本》收藏者刘铨福跋语),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程刻本是指苏州书商程伟元请人补葺整理成一百二十回,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冬(1791)以萃文书屋名义用活字排印的本子,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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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此书的前八十回与脂批本系统十分接近。而在两个多月以后,进入乾隆五十七年初春,程伟元又搜集各种本子作了汇校改订,再度排印出版。人们称前一种为程甲本,后一种为程乙本。此书一经问世,由于其具有完本的状貌,随即风行天下,后来的坊间本大多以程乙本为源头而刻印,几乎将其它本子淹没。其实,叙写八十回后的并非程伟元一家,但经过淘汰筛洗留存的主要是程刻本。程伟元所邀补葺之人是高鹗,高鹗补葺中创作的部分到底有几许则很难确定。作为阅读鉴赏,程刻本不失为一个好较的本子;作为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脂批本的。当然,程刻本也应当是研究者所注意的。 《红楼梦》的题名也十分繁复,《石头记》是创作时以及脂砚斋早期评批时用的名字,在过录的《甲戌本》的“凡例”中称作本名;《红楼梦》首先由吴玉峰题名,后得到人们的认可(极有可能是畸笏叟),在“凡例”中称为总名。批者之一的孔梅溪题名为“风月宝鉴”,曹雪芹则题为“金陵十二钗”,后两种题名并未见作为书名传抄刻印。在程刻本以后,《红楼梦》遭清王朝的禁毁,书商为牟利而改名《金玉缘》、《大观琐录》、《警幻仙记》等刻印发行。至于“情僧录”则是小说本体中出现书名,与他人题签并无关涉。
《红楼梦》(含《石头记》)在作者生前以及脂批本流传时期都没有署名,在早期脂批本“甲戌本”的第一回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话,这里的“披阅”、“增删”、“纂目”、“分回”被理解为创作的托辞;且脂批在此段上眉有“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加上后来的一些笔记也有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记载,所以,现在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也有人认为上引“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记录是真实的,脂批的“书未成”并不能证明是创作,而是“披阅、增删、纂目、分回”未完成;因此认为曹雪芹仅是整理者。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整理者的研究者,则以为原作者是曹雪芹父辈。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号,又号芹圃、芹溪。他的生平资料极为缺乏。今知他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曹寅的亲生子曹顒或所嗣侄子曹頫的儿子。出生在公元1720年左右(有1715、1724等几种说法),逝世在壬午年除夕(壬午为1762,除夕进入1763 ,也有学者主张甲申年)。他长于诗画,与清宗室敦诚、敦敏友善。 《红楼梦》一致被认定为是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而作者总之是曹寅的子孙,今曹雪芹的家世的情况已基本考释清楚。这对了解《红楼梦》的创作很有益处。
曹寅(1658~1712)的母亲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与康熙的关系极为密切。曹寅父亲曹玺始任“最富的官(胡适语)”江宁织造,曹家三代四人共任此职达六十年。康熙六次南巡,其中有四次驻跸曹寅的江宁织造府,足见关系非同寻常。曹寅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工诗词曲,曾经奉旨组织整理刻印《全唐诗》与《佩文韵府》。两个女儿分别嫁与郡王之子而成王妃。因此,曹寅家是与清王室有着良好密切的关系,地位极为煊赫重要,生活富裕奢靡,文化气息十分浓重的贵族大家族。曹寅病死后,由曹顒袭职;曹顒任职两年多一些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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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则由曹寅弟弟曹宣(荃)的儿子曹頫入嗣袭职。进入雍正时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斗争,也可能由于曹寅接待康熙而遗留的帑银亏空问题,或因为曹頫自身的骚扰驿站等经济问题,在雍正六年(1728)曹頫抄家革职,全家则返回北京老家。从此,曹家顿时中落。《红楼梦》的作者正是经历了曹氏家族的这一重大的变故。
今从《红楼梦》的描写以及对曹氏家族的研究的比照看看,所说的“自叙传”叙写的时代,当指曹寅至曹頫时期。小说中写有贾政的长女元春为皇妃、次女探春当为藩王妃,长子贾珠早逝,妹夫林如海任扬淮盐政,贾政的影子甄宝玉的父亲甄应嘉接待巡幸皇帝等事;而现实生活中的曹寅的两个女儿为王妃,长子曹顒早逝,内兄李煦任扬淮盐政(与贾政林如海的郎舅关系换位),自己接待康熙皇帝等比照看,曹寅则是贾政的原型。其他人物的原型也基本以贾政与曹寅的对应轴平移延伸的。了解这一层,对阅读了理解《红楼梦》的写作方法以及透视当时的社会是有所助益的。
第二节 《红楼梦》的结构方式与叙事线索
《红楼梦》的叙事构架十分特别,可概括为楔子引入,谶语预示,线索隐括,网络推进。 楔子引入指两个方面,第一是从女娲补天故事引入的。说当时女娲补天的唯一遗石,“锻炼”后“通灵”,成为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以致绛珠仙草“脱却草胎木质”而成女体人形,两相产生爱情,是为“木石姻缘”。灵石化为“宝玉”下凡人间,绛珠仙草亦下凡成为黛玉,以眼泪还他的浇灌之恩。于是就十分自然地将天上的神话与人间故事容为一体。这个神话故事十分美丽动人,极能抓住读者,是极富魅力的艺术创造。第二,在叙述神话故事的同时叙述了英莲的悲剧故事,逐渐引入小说的本体。英莲不是第一层面的主人公,英莲的故事也有楔子的意味,其有两个功能:一是引出薛蟠夺英莲、死冯渊,薛家母子、女(宝钗)赴京住进贾府,让第一层面的主人公宝钗尽早出场,构成“金玉姻缘”,形成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态势,作为小说的基本情节支撑。二是“先写外戚、由远及近、由小至大”可避“死板拮据”,起“虚敲旁击”、“反逆隐回”的效果(《甲戌本》第二回回前批)。
谶语预示是《红楼梦》结构艺术的最重要最伟大的创造。在小说的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诸本回目有异,此用《甲辰本》)中,贾宝玉在宁国府秦可卿房中午睡入梦,被秦可卿的影子引上太虚幻境,遇见“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子。警幻仙子通过“薄命司”中簿册诗与画,以及后来警幻仙子让仙女演唱的与诗画对应的“红楼梦曲”,用含混、朦胧、游离在解与不解间的谶语手法向宝玉预示贾府的女子的命运结局。这里预示了“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上的晴雯、袭人,“副册”上的香菱,正册上的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凤姐、巧姐、李纨、可卿的命运结局。此后的故事,即是演绎这些的谶语,这在结构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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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这一回中还揭示了《红楼梦》的重大题旨:《红楼梦》叙述的大观园女子的悲剧命运,因为这“金陵十二钗”的簿册是放置在“薄命司”的,饮的茶是“千红一窟(哭)”,喝的酒是“万艳同杯(悲)”;透露了“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贾府的彻底败亡的结局,--《红楼梦曲》正曲的尾曲《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于贾府败亡的原因,在作者的原有构思中竟是这样的,与秦可卿对应的《好事终》:“??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宿孽总因情!”至于作者在现实主义思想的囿引下,后来如何写,可以另当别论。
而最为重要的是暗示了黛玉与宝钗在书中的角色地位以及与宝玉的婚恋关系的处置!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是十二钗却只有十一幅画、十一首诗!因为黛玉与宝钗两人是合一幅画、合一首诗的!
只见头一页上画着是两枝枯木(林),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倒读即带<黛>玉);地下
又有一堆雪(薛),雪中一股金簪(寓宝钗)。也有四句诗道: 堪叹停机德,(《甲戌本》批语:此句薛。) 可怜咏絮才。(《甲戌本》批语:此句林。) 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
一看即知,诗中宝钗占一、四两句,黛玉占二三两句,角色地位不分上下。后来对应的《红楼梦曲》中《终身误》又合咏“山中高士晶莹薛”与“世外仙姝寂寞林”,《枉凝眉》又合咏“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两曲都是合咏钗黛二人的。特别是警幻仙子许配于宝玉结婚的仙姬偏偏是“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乳名兼美??”作者构思中的钗黛二人的角色地位以及与宝玉的婚恋关系绝对是等同的。读者不读懂这谶语第五回,无法读懂全书;研究者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小说,总是有叙事的线索的。《红楼梦》的总线索是贾宝玉的悲剧的人生历程。从交代故事结局的角度讲,这条线索又大致统领了交叉隐现的三条叙事线索。一是贾宝玉的悲剧婚恋线索,二是大观园女子的悲剧命运线索,三是贾府的彻底败亡线索。三条分线索又是以第一条为主线的。
从上文第五回的谶语预示中知道,贾宝玉的婚恋悲剧指的是与黛玉的“木石前盟”的悲剧以及与薛宝钗的“金玉姻缘”的悲剧。前者是因黛玉病死而未得天长地久(今见的“调包计”和黛死钗婚非作者本意,黛玉当与宝玉结婚不久即死),后者是宝玉撇下宝钗而遁入空门,一为死别,一为生离;合而成《红楼梦曲·引子》“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大观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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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悲剧结局及贾府彻底败亡的悲剧均在宝玉的太虚幻境的梦境中预示。这些线索的悲剧结局,强烈地展示的他人无可企及的悲剧意识,他毫不留情地将生活中美好的,他理想中美好的,他所挚爱的一切统统撕碎、毁灭,具有极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里说的的故事叙述的网络推进,指的是所说的线索不是十分明晰的,不是依靠预设伏笔,制造悬念,利用强烈的冲突去“解套”,去展现结果。而是依照生活的原样,日常细节,由细节顺着事理系联、堆积着完成事情的结局的叙述,揭示生活悲剧的必然。
第三节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悲剧意识与巨大的认识意义
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如此。《红楼梦》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声誉,正在于它塑造了鲜明卓特光彩夺目的一大群形象。而这些人物使人们觉得有血有肉、会颦会笑,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有时竟然仿佛听到了自己在清辉夜露下的心里回声,见到了自己在微风皱水下的摇动虚像。
作为小说主线“贾宝玉悲剧的人生历程”的主人公贾宝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作者用以传达自己的思想,表达小说的题旨。作者通过传统的男子汉“才志”的穷达已否、“情事”的遂意已否这两方面,给予分合叙写而剖画展现的。
贾宝玉无疑是作者的投影。“作者自云”当年曾经“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甲戌本》·凡例)这就是活脱脱一个贾宝玉。然而他还是一个有“襟怀笔墨”(同上)者。到了小说里,以自己为原型的宝玉的前身则成了女娲补天时炼就的第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即唯一弃而未用的遗石!于是他在遗石偈诗里悲愤地喊道:“无才可去补苍天!”此句旁有朱笔脂批:“书之本旨!”(《甲戌本》)贾宝玉所有怪谬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莫不是一个“有才不让补苍天”者的言行。他“潦倒不通时务,愚顽怕读文章”;但他杂学旁收,“歪”才(吟诗作赋)满肚。他不愿交接为官作宦,不去思考经时济世;但他却乐意为妹妹探春买小巧玩意,让茗烟买来“淫邪”的传奇、小说,供黛玉分享。他整天在女人堆里厮混,??他在这样的境遇中既是“无事忙”,又是“富贵闲人”,作为一个爵尊望重家族的后代,且被父祖以及整个阶级寄予厚望的人来说,这叫“不肖”!他在对“文死谏、武死战”的剖析与否定后,自己发觉了可喻不可即的距离。从而由被本阶级的遗弃,到自觉离开原本轨道,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因此,宝玉是那个社会与本阶级的“多余的人”。他从有才被弃、补天无路,到自甘沉沦、愤世嫉俗。 宝玉的情事是构成生活表象的基础因素,这又由他特定的感情性格规定着。宝玉的感情性格,用警幻仙子送给他的话,叫做“意淫”,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即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也表现在对宝钗的“敬”爱,甚至对湘云的某种默契、对妙玉的一种遥应;乃至推及对所有的水一样纯洁的少女均有的爱恋之意与奉献之心。他为能为在贾琏荼毒下的平儿、薛蟠淫威下的香菱尽意而喜出望外;这样的情感还表现在他对未曾谋面的傅秋芳、对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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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人、晴雯、芳官,五儿,小红??,甚至对仅见一面的袭人的姨姐妹、乡野纺纱的农家姑娘。而在“龄官画蔷”一节,既深为未能分担少女的忧愁而憾恨,后更为知悉了龄官属意贾蔷未能赢得她一丝芳心而伤心!宝玉对于女性的尊重、关心与爱悦,是异乎寻常的,与贾琏、薛蟠的“滥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我们仍须指出,宝玉的“泛爱”思想,有占有欲的病态一面。而且,不得不指出,这是作者存有的封建的一男多美意识的一种侧面反映。 至于宝玉的人生,“志”既不可达,则“情”又焉可得?于是,让其挚爱的黛玉死去,然后弃钗而遁入空门,表示宝玉人生中“情事”的彻底的幻灭。
黛玉与宝钗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两个形象,是中国文学殿堂里光彩照人的形象,也是读者喜爱的不可忘却的形象。她们在作者的构思里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上下”(俞平伯《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的人物,她们美丽、聪明、清纯、灵秀得令须眉俗物自惭形秽是她们的共性,她们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黛玉是孤高自许,我行我素,从不矫饰,以自己的本真冷对周围环境,保持自己的尊严。宝钗是安分随时,装愚守拙,深藏不露,以逢迎保护自己的安全。林黛玉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泥沟”的倔强;薛宝钗则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灵活。黛玉敢露“半卷湘帘半掩门”的棱角与“偷来梨花三分白”的野气;宝钗则是“珍重芳姿昼掩门”的矜持与“淡极始知花更艳”的机巧!林黛玉呈现着“孤标傲世”、“幽怨谁诉”的悲剧才女的形象,而薛宝钗在隐透出“任是无情也动人”(本段只此句是宝钗在宝玉生日宴时抽得牡丹花签诗句,其余均各人名下诗句)的冷艳美人的形象。她们之间是个性的差异而不是形象的对立。因为在四十回、四十二回、四十五回二人的交心中,黛玉对宝钗的“封建”淑女的的观点不但全盘接受,而且感激有加。她们在作者的心中与笔下,是不同类型的美的极致!她们,“貌--兼美”、“才--并秀”、“德--趋同”。
但是她们最大的相同点却是悲剧结局,即“木石前盟”的悲剧与“金玉姻缘”的悲剧。假如对她俩悲剧作比较的话,黛玉与宝玉的死别(这里不以续作“调包计”为依据)乃身不由己,也由不得贾宝玉;而宝钗与宝玉的生离,却全出宝玉之“忍”心与“世人莫忍为之毒”(第21回脂批)。以此而言,宝钗的悲剧更甚矣!也使宝玉的人生悲剧更强烈彻底。 凤姐与探春是又一类作者竭力描摹甚至歌颂的形象。她们在贾府的男主子后继乏人的态势下相继登场,非凡的才干是她们的共性。她俩形象的复杂性尤其体现了作者的否定“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创作理念的成功。王熙凤心眼活,手段多。既精明干练,也利欲熏心。她府里府外,侍上压下,威重令行,公私兼顾。“凭什么事,我要说行就行”,(第15回)正是内心剖白。她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无所顾忌;月钱翻出利息银,借剑除去尤二姐,积恶渐多。集灵巧与狠毒,合诙谐与奸滑。最后是冰山既溶,大厦遂倾。充满诗情画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观园诗社正出于三小姐探春的建言;贾母因贾赦逼娶鸳鸯责怪至邢王夫人以致凤姐也只得缄口,独探春的分剖消除了贾母怒气,充分体现了她的才识不凡;兴利除弊的大观园改革几乎使人见到贾府复兴的希望;大家族内部争斗才导致迅速瓦解又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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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春最早的清醒认识;抄检大观园时给王善保家的一个响亮的耳光使受压的人们、也使读者拍手称快。然而,她对胞弟贾环的无情、对生母赵姨娘冷酷,也使人不寒而栗;维护纲纪正统的竭力尽心,也叫人难于接受。她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竭力描写刻画的。凤姐的结局只能是自食其果,“哭向金陵事更哀”;探春的结局已经体现了作者给以的唯一的怜惜与宽容,但仍是“千里东风一梦遥”,远嫁海外的藩王,将“骨肉家园,齐来抛散”,仍不失悲剧下场。 湘云虽开朗活泼、娇憨豪爽、放达不羁,又劝说宝玉热心仕途,交接官宦,却仍显得和谐真实。作为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孤芳自赏,清高莫近;却尘缘未了,暗恋宝玉,又是那样的自然可信。而湘云的结局却是年轻孀妇,妙玉的结局竟是“风尘肮脏违心愿,无瑕白玉遭泥陷”,是如何的让人扼腕叹惜!还有,老实懦弱的迎春在出嫁一年而遭折磨惨死,孤僻决绝的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金钏跳井之辱、晴雯遭逐之冤、芳官入庵之刚、藕官祭伴之悲??一人有一人的面目性格,一人有一人的悲苦结局。 浓烈的悲剧意味是《红楼梦》不同于中国其他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让美毁灭,让所有美全部毁灭,作者如此的强烈的悲剧意识是下笔之前所既定的,却又是下笔时的自然的逻辑走向,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本质,这虽然未必一定是作者的敏锐,却是现实主义的必然。正是这一点上,《红楼梦》为我们提供了几乎所有文学艺术作品无以与伦比的认识价值。
作者为了上演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悲剧,必须把舞台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由薛宝钗、薛蟠的故事的需要,引出香菱、冯渊、门子、贾雨村的故事。于是强抢民女、打人致死、胡乱判案,这些生活中的司空见惯得以展示。平儿对贾雨村的厌恶,顺口说出贾雨村为讨好贾赦而以拖欠官银讹夺石呆子古扇并致其死地,在那个时代里,可以说既是寻常习见,又反映社会本质。王熙凤为秦可卿送葬,住在铁槛寺的一个小插曲,可以致无辜的张金哥自缢,而自己白得了三千银子。一个绣春囊事件,可以将整个贾府闹个天翻地覆,逼死晴雯、司棋两条性命。贾珍贾蓉在为贾敬居丧时与尤氏姐妹的调笑,一下子使贾府除夕祭祖的庄严肃穆成为幽默的笑料,从而把封建大家族宗法掩盖下的肮脏丑陋揭示无遗。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可能发生的纯洁的爱情,他们竭力防范,怎样“变一个法子”把宝玉搬出大观园;贾琏、贾珍、薛蟠的一味寻花问柳,贾琏丑行败露以致鲍二家的上吊,贾母只是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贾府过年顺便带出的乌进孝的上租的礼单,可以看出豪门的奢侈,一个重孙媳妇秦可卿的丧事可以见到贵族的糜费。贾敬的烧汞炼丹乃至毒死,看出了这个进士官僚代表的那个阶层的空虚与无聊。为元春建省亲别墅,仿佛让我们见到了三百年前的皇家工地,随着二进贾府的刘老老的步伐,我们又似乎游了皇家花园。张友士治病,可使人了解中医的玄奥博大;大观园诗社,似可领略当时私塾书院的习诗评诗??凡此种种,或许是作者悲剧主题的铺垫而顺便拈出,却不但展示当时深广的生活画面,而且映照出封建大家族衰败的必然,乃至封建社会末世的来临。这就是《红楼梦》巨大的认识意义。有人说把《红楼梦》当历史去读,当百科全书去翻阅,就像当年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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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当历史学经济学去研究一样。但是,《红楼梦》不同于教科书的枯燥与艰深,--它是观之绚丽夺目,品之余香满口,令人爱不释手的艺术珍品。
第四节 《红楼梦》的美学理念与艺术手法
《红楼梦》称得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的百科全书,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理念、手法的百科全书。无论从那一种视角整理总结,都免不了笨嘴拙舌而挂一漏万。
第十七回贾政宝玉父子叔侄与众清客验收竣工的大观园,走进园门,“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然后是苔藓斑驳处,藤萝掩映下,微露羊肠小径,“曲径通幽”,移步换形,开始景物的展示观赏。后来通过宝玉之口,对大观园总体布局以“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加以总结与肯定。“自然之理、自然之趣”,是美、美学的最高境界,这里可以看作作者指导创作全书美学理念的夫子自道。
拈自然之事,顺自然之理,撷自然之趣,使生活艺术化,《红楼梦》就是这样写成的。《红楼梦》的故事虽使人回肠荡气,然而并无曲折的情节与剧烈的冲突。即便是常被人称为激烈冲突“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细细思量实在仍是生活琐事,家家常有、人人可遇。因此,小说叙写的无非亲友来往、贺喜吊丧、吟诗品茗、游园斗牌。至多也不过或妯娌磨擦,婆媳斗嘴;或妻妾争宠,嫡庶争权等事;总之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琐事。故事的叙述靠的是这些小事的堆积,细节的连缀,因此叫“网络式”结构。然而每使人称奇道绝,叹为观止,乃是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
周瑞家的乘便替薛姨妈送宫花给贾府的奶奶小姐,是小说中次要人物做的最寻常的事了。然而摇曳生姿,逸韵隽永。送与惜春,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要剃了头跟她作姑子去了呢,要剃了头,可把花儿戴在那里呢?”--预示惜春做尼姑的命运。送与凤姐,凤姐的丫头丰儿摇手止步,巧姐的奶妈撇嘴忍笑摇头,里面是贾琏微有笑声,平儿是拿铜盆叫舀水。脂砚的批语是“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风月二字之理哉???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凤姐欲念,略一点染。又顺带出平儿叫彩明转送两枝给东府小蓉奶奶。凤姐与可卿关系,稍可窥斑。送至黛玉,黛玉是两句话,第一句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的?”第二句是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下也不给我呀!”中国的成语有一箭双雕,西洋的成语有一石三鸟,此又一事而几用呢?有曲折之过程?有激烈之冲突?都不是!是自然之理,是自然之趣!
第八回,宝钗生病,宝玉往看,互鉴“宝玉”、金锁,“金玉姻缘”渐起。黛玉随至,言来语去,煞是好看。薛姨妈招待黛玉宝玉。时正下雪,宝玉却要喝冷酒,薛姨妈说喝冷酒写字手打颤,宝玉未予理会。宝钗说“??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不吃冷的了。”宝玉遂即依言。“黛玉磕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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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雪雁答是紫鹃。黛玉乃道:“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即时即景,机锋顿出。句句虚语,处处着实!宝钗的博洽,是她的主导性格。一段“冷酒”说,如老儒说经,由不得你孺子宝玉不听。黛玉之酸,暂为抿嘴之笑。雪雁送炉,黛玉“回击”即起。“那里冷死我”,说与宝钗听,劝宝玉别喝冷酒,也过了头。“比圣旨还快”,说与宝玉听,何厚彼薄我!
贾母为宝钗做生日(第22回),请戏子演戏,贾母深爱其中小旦小丑,请人带进细看,诸般同情怜惜,赏果赏钱。以下是:
凤姐笑道:?这个孩子(小旦)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瞧不出来。? 宝钗心内也
知道,却点头不说;宝玉也点了点头不敢说。湘云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
此段七十字,五人性格全出:凤姐卖弄聪明,宝钗精于世故,宝玉既恐伤害黛玉又恐黛湘之间产生误解,湘云心直口快。--未写的黛玉则是气量小,爱使小性儿!这叫不写之写。 众所周知,宝钗佩有金锁,且在大观园有“戴金的要配佩玉的”的传言。一次,贾母带上宝玉宝钗黛玉众姊妹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从宝玉处请下通灵宝玉与众徒儿看,还玉时端来一盘法器玩物。宝玉本不稀罕,拟施予穷人。接下来有以下描写:
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顺手拿起来,笑道:?这件东西, 好像是我看
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小些。?宝玉道:?他这么往我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 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见,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忽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是史湘云有了,他就留着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都不理论。惟见黛玉瞅着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心里不觉没意思起来,又掏出来,瞅着黛玉讪笑道:?这个东西有趣儿,我替你拿着,到家里穿上穗子你戴,好不好??黛玉将头一扭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
宝钗不但知道湘云有,而且“比这小”。所以如此清晰,自然是她有金锁的缘故。黛玉的反唇相讥,恰暴露她更关心谁有金饰物,下文还写她因没有金饰物而伤感呢!宝玉举动凡四变:一、不知底细时是施予穷人;二、知湘云亦有,乃藏而送之;三、猛省黛玉“吃醋”,果然黛玉赞叹;四、遂即说送与黛玉??这般琐事细节,平常又平常,自然写来,却对宝玉、宝钗、黛玉的复杂而细微的内心情感传神写照,纤毫毕现,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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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红楼梦》全书,此等细节琐事可谓俯拾皆是!而故事情节得以演进,人物性格得以凸现。这正是作者遵循的“自然、天籁”的美学理念。
比较与映照是小说又一个每每遵循的美学理念。《红楼梦》中的地位相似的人物几乎都是成对出现的。林黛玉与薛宝钗,上文叙述已多。荣府媳妇,出了个“最喜揽事”欲壑难填的王熙凤,跟着上了个“不问世事”、“槁木死灰”的李宫裁;贾政儿子,宝玉是灵巧秀逸、神采飞扬,贾环则呆头呆脑、委琐不堪。宝玉丫头,袭人是外似温顺而内藏心机,晴雯则貌若尖刻而内心坦直;贾母之子,贾赦是“倚势凌弱”、“贪酷下作”,贾政“端方正直”、“古板忠厚”。尤二姐懦弱而水性杨花,尤三姐则刚烈而忠贞不二。再如,王夫人之贤比邢夫人之愚,迎春之懦弱比探春之精干。同是贾府远亲老太,刘老老是诙谐忠诚,马道婆阴骘奸诈。一母所生,则宝钗之慧对薛蟠之劣,探春之敏对贾环之顽。再有可资比较的如:蒋玉菡与柳湘莲,张太医与胡庸医,张友士与王一帖,宝玉奶妈李嬷嬷与贾琏奶妈赵嬷嬷,赵姨娘与周姨娘,等等。这种手法的妙处是比较可以凸显个性,映照可以衬托形象。
事件的描写也是如此,第四十三回,贾府为凤姐做生日,又是喝酒,又是听戏,一味高乐。且是贾琏幽会鲍二家的,被凤姐撞见,大发酒疯,乌烟瘴气。而宝玉此时,“遍体纯素”,“一语不发”,直奔北门清冷的水仙庵,“撮土为香”,“含泪施礼”,为金钏祝冥寿。第二十六回,黛玉夜访怡红院,晴雯矫旨:“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使黛玉顿感寄人篱下,伤感半天,而晴雯的不媚上坦直的性格直露无遗。第三十回,怡红院关闭,宝玉中午淋雨回来,拍打叫门,袭人料不到是宝玉回来,原拟不开。麝月说是宝钗,晴雯又否定,但细心的袭人顿改初衷,说“等我隔着门缝儿瞧瞧,可开就开??”结果被一肚子没好气的宝玉踢得吐血!袭人媚上隐曲的心机昭然若揭。这里既比照了事件,更比照了人物。 脂砚斋批语对《红楼梦》中的一种映照呼应叫做“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之外”。诸如《红楼梦》中三件丧事的描写:辈分最低,年纪最小,死因最丑(淫丧)的秦可卿的丧事最为糜费;辈分适中,年纪适中,服丹而死的进士出身的贾敬的丧事,只能是硬撑面子;而辈分最长,年纪最老,寿终正寝的一品诰命夫人贾母的丧事只能是靠典卖首饰等草草收场!这强烈的反差正是贾府败亡的艺术揭示。再如刘老老三进贾府,作为贾府盛衰见证人的艺术构思也是一种映照。这种手法使用得如此广泛而自然,则不仅仅是写作的方法,而是美学理念。 上文说及的强烈而彻底的悲剧意识,此不赘。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其他艺术手法,可以这么说,凡此前曾经有的,《红楼梦》都有,而且有质的飞跃。所不同的,《红楼梦》的作者特别长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笔下的物质材料(语言),最大限度地综合所知的艺术手段,谋求艺术效果的极致。就说以上所举“金麒麟”故事而言,通过宝玉、黛玉、宝钗对“金麒麟”的关注,展示各自内心。而对话语言的个性灵动,心里描写的细微深刻,无可企及。作者还不至此,后文还写宝玉拿金麒麟会湘云,还写林黛玉来“偷听”,在八十回后的“射圃”中还出现,这就是最大限度的调动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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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红楼梦》的巨大影响与红学
《红楼梦》的巨大影响首先是续书蜂出。据《红楼梦大辞典》介绍,达四五十种之多。续书一般有三种续法,第一种与程刻本一样,是八十回后续写。今据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的记载,在程伟元之前曾经有过,可惜这样的续本被程刻本淘汰。另外两种是一百二十回后续写和程刻本林死钗婚的九十七回后的改续,都是改悲剧结局为大团圆结局,或死而复生,或冥界重聚。这些续作无论是语言风格的模仿,也无论是情节结构的接榫,都与前八十回有很大的距离,不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前人的续本仅程本为读者接受是有原因的,因为程本至少保持了黛玉死、宝玉走的悲剧结局。而大团圆结局完全破坏原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与原构思规定了的悲剧结局的基本构架,因此必然是续貂的狗尾。今人也有在研究脂批、破解原作者创作构思的基础上从八十回后续写。
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不断涌现翻新改编的各种艺术类别的作品,清代是传奇与杂剧,有近二十种;近代是京剧与地方戏,数以百计,其中有不少精品,如梅兰芳的《黛玉葬花》,荀慧生的《红楼二尤》等。近年则是电影、电视连续剧、地方戏舞台连续剧等,风靡海内外。 第三方面的影响是红学的绵延翻新。对《红楼梦》(《石头记》)的研究的初始是与作者相熟的亲友的评批,这与创作几乎是同步的,即脂砚斋、畸笏叟等。然后有诸联、涂瀛、张新之、王希廉等数十家。以后又分化新生出索隐、考证、评点三大派,考证之前的为旧红学。现今的红学大体分为版本与脂批、作者与作者家世、八十回后探佚、文本本体研究几个方面。最近又翻衍出红楼梦泛文化即与现代经济相关联的研究。以一部小说作为专门学问的文化现象在中外文化史是十分罕见的。
《红楼梦》不但在国内是家喻户晓的名著,而且早已传至海外,在程乙本刻印的次年,即1793年就流传至日本,以后又传至俄国、英国等。最早的英文翻译本(片断节译)出现在1830年,最多的译本是日文,有十七种。已译成的外文有十几种外国文字。国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事《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矗立于世界一流小说而毫不逊色,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红楼梦》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思考题:(1)请述说《红楼梦》的成就与影响。 (2)请述说《红楼梦》的重大美学价值。
(3)你如何理解鲁迅先生说的《红楼梦》对历代小说创作的突破? (4)请说说《红楼梦》的悲剧意蕴。
阅读书目:(1)通行本《红楼梦》;(2)影印本脂批本《石头记》甲戌本或庚辰本。 参考书目:《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红楼梦》;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 31
第四章·清后期小说的嬗变
教学目的:(1)了解清后期小说的基本状貌。 (3)侠义公案小说及其流变。
(2)关于四大谴责小说。
教学重点:同上(1)。 教学安排:2教时。 【概说】
虽说《金瓶梅》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四大类型的基本形成,即历史题材--英雄题材--神话题材--世情题材,以后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基本在这一圈环之中。但是,变化是绝对的,或是题材间的分化组合,或大题材下的流变衍生。这四大题材类型都有演化,历史小说就有据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借史演义(《隋唐演义》),甚至借史封神(《封神演义》)的区别。英雄小说则演变成侠义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神话小说又与世情小说相混合,产生诸如《济公传》之类的作品。世情小说的分合演化最多,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也是世态人情,故是世情小说的一种流变。世情小说的嬗变不断行进着,递次派生出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及其代表《三侠五义》
侠义,即侠客义士。韩非《五蠹》有“侠以武犯禁”一语,其意思是侠客凭着勇武触犯禁忌,这里的禁忌指暴力统治以及社会负面意义种种恶势力。《史记·游侠列传》说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生死存亡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唐传奇中的《无双传》、《虬髯客传》是文言侠义小说;《三言》中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是白话侠义小说,自然,《水浒传》也与侠义小说相交叉。仗义锄奸除恶是侠义小说的主旨。
公案小说的名称始见于宋代说话中的“说公案”,即折狱,是关于作案、报案、审案、破案的故事。《唐语林》中的《张说为证》、《武三思得幸宫中》是文言公案故事,著名的《错斩崔宁》(《三言》中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是白话公案小说。公正审案,洗雪冤狱是公案小说的主旨。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原属两类小说,却是相关而交叉的。侠义小说中的奸、恶常常是造成冤狱的原因,而公案中雪冤必须除去奸、恶。主持公道的审案者(如包公)又常常借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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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侠义者帮助除恶审案,于是两者合流。
侠客义士与英雄人物是交叉的,因此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一般看作英雄小说的一种分支。 清代中后期起逐渐掀起了侠义公案小说的繁荣,这与社会黑暗、世风日下、冤狱增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由于都市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南北方评话说书弹词鼓词的的交融的产物。
最早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是《施公案》,在清嘉庆年间成书,正集八卷九十七回。续书由一续而至十续,发展为五百二十八回。小说叙述康熙年间清官施仕纶在黄天霸义士的辅助下屡破奇案、惩恶除暴的故事。小说结构松散,叙述繁冗。表现的题旨在于对皇权的歌颂以及义士立身扬名的矜扬。但作为侠义公案小说的开山作,自有它特定的文学史的价值。
《三侠五义》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代表作品,也是整个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品。《三侠五义》是说唱文学《龙图公案》的记录整理本。说唱者石玉昆(约1810~约1871),天津人,著名的民间说唱艺人,长期在北京说唱,在咸丰同治年间,轰动京师。石玉昆说唱的原本是《龙图公案》,有爱好者“每日听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故曰《龙图耳录》,是听后的记录本。后来有署名为问竹主人的,改《龙图耳录》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并将原书开头十二行为《三侠五义》的序;后俞樾又改为《七侠五义》,只第一回外,并无改动。三侠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实为四侠)五义即“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而俞樾所以改为《七侠五义》,增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合前述之四侠,为七侠。
《三侠五义》共一百二十回,大小数十个故事,主要有两大内容主旨,一是为民锄暴,一是为国除奸。前半部分主要写包公断案和诸位侠客义士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后半部分主要描写铲除赵氏宗室襄阳王赵爵及其党羽的谋反。故事交织忠与奸、善与恶的对垒与冲突。小说的鲜明的倾向性是歌颂明君与清官,歌颂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义举,抨击权奸乱臣等邪恶势力。因此鲁迅说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作品。石玉昆能将源远流长的民间市井中的包公的故事连缀充实,踵事增华,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新的包公形象。小说在写到三侠五义的故事时,能放开手脚,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灵动腾挪。小说展示了上至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下至土豪恶霸、刁徒无赖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黑暗世道;然后叙写侠客义士劫富济贫除霸锄恶,清官剪除权奸,洗雪冤狱,解民倒悬,体现着市井百姓对英雄清官的渴求。小说还展示了较为广阔的市井生活的图景,刻划了纯朴风趣的百姓形象,具有鲜明的市井文化的品位与特色。
小说对明君的美化与对清官的歌颂有违现实主义的创作规范,也不能揭示社会的本质,只能是迎合百姓的依稀的愿望与朴素的是非取向。而小说对韩彰、徐庆等四侠客劫取不义之财的肯定,对智化、艾虎师徒和丁兆兰、丁兆蕙定计盗珠冠、出首作假证,以栽赃诬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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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伏权奸马朝贤叔侄的热情颂扬,则尤其符合底层百姓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
小说的基本思想倾向积极健康,浓厚的封建迷信意识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则应予否定。 《三侠五义》的叙事技巧很有特色,是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值得总结与借鉴。小说擅长编排故事,常常是故事生故事,故事连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引大故事,近故事接远故事。几个故事次第发展,交互接续叙说,以此设置悬念;又常用偶巧连接故事,用巧合解套故事。随着关键案子的结束,相关案子一齐审结。这也是评话常用的技巧,以吸引听众连听不辍。例如,第二十三会至第二十七回,一共写了四个案子:一是赴京赶考秀才范仲禹夫妇惨遭葛登云抢劫横死案;二是由范仲禹坐骑黑驴子被好酒贪利屈生所占后,又被李保谋财害命案;三是道士苦修橇盗被逼勒自缢而死的范妻白氏棺材案;四是包公查访新科状元失踪案。此四个案子是相辅相成,相依相伏的。第一第二案子由驴子连接,第一第三案子以橇棺连接,纯属偶然,第二第三案之间却由白氏与屈生互附灵魂来连接,第一与第四有因果关系。在叙写的过程中还巧生枝叶,横起波澜;熟练运用巧合的艺术手段,故事连接而独立,线索繁多而不乱。小说故事情节的设计编排大凡如此。 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也给后人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塑造了清官的典型包公形象。包公是历史人物,也是艺术形象。虽然在此前的小说与戏剧里已经有包公这一人物,但成为老百姓口中谈资的包公,成为老百姓心中可依赖的惩恶扬善的象征的清官包公,《三侠五义》的着力塑造是功不可没的。
包公形象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老百姓渴望忠臣清官的愿望。第一是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包公的对手常常是权臣高官,甚至是皇亲国戚。包公能报国以忠,执刑以法,体现忠臣的高风亮节。第二是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在假包三公子诈骗案中,虽系误传,但他“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依法处治”,表明他对亲友犯法的鲜明态度,从而体现清官的形象。第三是重视证据,正确断案。在包公所断“吴良图财害死僧人案”中,他亲临伽蓝殿实地调查,取得证据,审得真凶。在判皮熊、铡庞昱、访李妃也是如此,从而体现能臣的形象。忠臣、清官、能臣正是老百姓所渴望的。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侠义之风相似,而个性迥异,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展昭忍让谦和、兢兢业业,白玉堂心高气盛、锋芒毕露,卢方忠诚笃实,蒋平机警幽默,等等。小说把展昭描写成完人与楷模,而白玉堂则塑造成失败的英雄,这种区别处理,也有它的合理与魅力。
小说的语言充满口语特色,善用谚语、歇后语,幽默诙谐,清新畅白,干净爽洁,亦雅亦俗。
《三侠五义》还有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还有《绿牡丹》、《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此后侠义与公案再度分开,侠义小说演化为新武侠小说;而西方的侦探小说开始传入我国,公案小说遂为侦探小说所取代。
《儿女英雄传》大约相当于侠义小说与世情小说的揉合,该书成书于十九世纪五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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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四十回。作者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族作家。小说的主人公侠女十三妹为报父仇,埋名隐姓,出没于市井之间。她扶弱锄暴,专打不平。恰遇变卖家产前往淮安救父的安骥遇险,几遭杀害。乃救出安骥,并将同时被救的张金凤作伐配与安骥。其时安父安学海的冤狱已白,且访得十三妹即故交何将军之女何玉凤。乃告知陷害何将军的纪献唐已经伏法。何玉凤遂欲出家。乃在安学海、张金凤劝导下,许嫁安骥。后安骥科举连捷,得中探花,位极人臣。张何各生一子,享尽荣华富贵。
小说体现了作者浓烈的主观理想,即是希望集“英雄”与“儿女”于一身的安骥十三妹去实现一个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的符合封建纲常的理想社会,具有明显的说教意图,使其认识价值大打折扣。但是故事波澜起伏,人物描写也比较成功,在同时期的小说中,堪称上乘。
第二节 狭邪小说及其代表《品花宝鉴》、《花玉痕》
世情小说流变的第一步是才子佳人小说,此在《红楼梦》的前后都有,此前如《玉娇梨》、《平山冷燕》,此后如《听月楼》、《风月鉴》。狭邪小说则是世情小说流变的的第二步,或者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演变。“狭邪”亦为“狭斜”,本义狭路曲巷,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叙述少年冶游之事,后称娼妓所居处。唐传奇《李娃传》:“此狭邪女李氏宅也。”以题材而言,若算上短篇小说,则远接唐传奇,除《李娃传》以外,尚有《游仙窟》、《霍小玉传》;白话小说,在“三言”、“二拍”中就有很多。作为长篇小说中的一类,大约产生于道光以来。这期间绵延产生了《品花宝鉴》、《风月梦》、《青楼梦》、《花玉痕》、《绘芳录》、《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等等。
《品花宝鉴》六十回,初版于道光己酉年(1849)。作者陈森(1796~1870),江苏常州人,道光年间入京坐馆,曾赴广东作幕僚,后又返京。他经常出入优伶间,熟悉这些生活,乃成《品花宝鉴》。小说以梅子玉与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为线索,描写了那个时期京城上层社会中畸形的狎优现象。小说除了暴露当时的黑暗现实以及提供一些史料价值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青楼梦》,又名《绮红小史》,从这两个名字即可知是仿照《红楼梦》的作品。该书六十四回,成书排印于光绪初年。作者俞达(?~1884),江苏长州人(今苏州人),是个落魄文人。书中处处是模仿《红楼梦》的痕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是神瑛、绛珠下凡,《青楼梦》中金挹香、钮爱卿亦系金童玉女降生;《红楼梦》在太虚幻境出示正册、副册、又副册计当三十六钗,《青楼梦》中则有三十六妓;贾宝玉有梦游太虚幻境事,而金挹香则梦游清虚中院。小说描写才子金挹香与一二友人入访青楼,得三十六妓为知己。遂科举及第,出知余杭,纳五妓为妻妾。后看破红尘,入山修道,归度妻妾,且将三十六妓亦度升仙界。小说虽有士子不用于当道,反不如青楼知己慧眼识人的寓意;而本质乃在既得功名富贵,复获娇妻美妾,终至成仙逍遥的潜意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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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月痕》作者魏秀仁(1818~1873),字子安,一字伯肫,又字子敦;别号有眠鹤主人、咄咄道人、无思子等。魏秀仁28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会试则屡踬。曾游幕多年,主讲过渭南象峰书院、成都芙蓉书院。同治元年返乡。他一生潦倒,但著述颇丰,而以《花玉痕》传世。
《花玉痕》对比描写了两对才子妓女截然相反的命运故事。两才子魏痴珠、韩荷生分别相恋于两烟花美人刘秋痕与杜采秋。魏痴珠是有才无运,穷困潦倒。既因贫而欲为秋痕赎身未果,复又一病不起;秋痕亦因此殉情。而韩荷生则平叛有功,又中探花,一路青云,封侯授诰。此正作者的现实的自我与梦想的自我。小说叙写魏刘悲剧,多了一分积极意义。驾驭语言,描写人物颇有特色。在同类小说中,不失为上乘之作。
但总的说来,狭邪小说在思想与艺术都没有大的可取之处,仅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从文学史的角度讲,特别是小说的演化方面,能看出一步步移步换形的痕迹;而其风气所及,与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不无关系。
第三节 四大谴责小说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生气勃勃的戊戌变法的的镇压,以及在八国联军侵华态势下的张皇失措,其腐朽衰败已经暴露无遗。国人对清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小说界涌现出大量的揭露官场黑暗、抨击时政积弊、暴露社会丑恶的小说,而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为其中的代表,鲁迅以为尚不够称为讽刺小说,乃别称为“谴责小说”。因此,“谴责小说”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讽刺风格所流变与衍生的。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少有才名,擅长诗词文赋。三十岁时来到上海,成为报人。先任职《指南报》,以后创办《游戏报》,转创《世界繁华报》,曾任著名期刊《绣像小说》的主编。《官场现形记》就是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的,始于1903年,终于1905年,凡六十回。1906年初,繁华报馆出版《官场现形记》三十册,为全帙。(见书影)其时,离他逝世不过两个月。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的结构有以下断语:“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小说以若干独立的故事连缀成文,全面展示晚清官场的黑暗腐败。大小官员,或卖官鬻爵,或贪赃枉法,或溜须拍马,或投机钻营;或满嘴礼义廉耻,一肚钱财女色。有个何姓藩台担心不能久任藩司,要回任盐法道,于是利令智昏,一千元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两万银子”,一时门庭若市,兴隆无比,因分赃不均,导致兄弟反目。户部尚书、钦差大臣童子良,朝廷府库空虚,着他江南查办。嘴上说“本大臣砥砺廉隅,一介不取”,而清点下来,竟“得了十五万六千银子”。有个泰兴县长随冒得官,因“冒”而“得官”,因讹诈丢官。于是到南京先走上司羊统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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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宠姨太太)路线,谋而复得营官职位。后却因冒官事发,再丢官又在即。乃专门探究上司羊统领嗜好,竟然以自杀胁迫十七岁的女儿,设计骗来羊统领上钩,再奉送与他,以此保住自己职位。而浙江巡抚傅理堂,开口“理学”,闭口“慎独”,以穿补丁衣服标榜清廉,竟导致比新衣价昂一倍!暗中却贪赃纳贿几十万银子放在钱庄生利。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竟有一个妓女带着孩子认他为爸爸!他自己知道那是“那年我们中国同西洋打仗”时,家眷回老家,乃与国子监孙老爷出去认得了他,且有了身孕。他却非但不认领,反托下县了结此事,甚至所需的银两也由下县去出!小说还写了一位“维新”大吏,“洋务”专家两江制台(即总督)文明,省里的布政使(主持一省民财两政)、及淮安知府求见,他均带理不理。巡捕急事汇报“有客来拜”,因违反制台吃饭不会客的规矩,乃被赏一个耳刮子!及至说是“洋人”,反叱责何不早报,事后竟说“我可被他骇的一身大汗了”!并说,“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官场内幕、官员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语言通俗流畅,长于渲染细节,可谓颊上添毫;极尽揶揄讽刺,每多漫画式夸张,却自然熨帖,入木三分。小说连载期间,风行海内;嗣后更仿作不绝。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1866~1910),字研人,以字行世。广东佛山人 。曾祖进士出身,曾任湖广总督;祖、父两代,渐至式微。十七岁父死于浙江补用巡检(九品)任所。十八岁只身来上海谋生 ,曾在江南制造局任小职员。1898年,三十二岁时主持《采风报》笔政,开始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创作,1903年开始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梁启超主办《新小说》连载,1909年完成。
小说有自传的意味,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与见闻为线索,叙写子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闻的怪现状。作者借用“九死一生”之口谓,“??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螭魅魍魉。”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深。小说既披露官场内幕的黑暗,复抨击社会道德的沦丧,而尤以后者为烈。九死一生的伯父吞亡弟遗产,夺孤侄、弟弟遗孀的养命钱,令人侧目。苟才为自己升官,竟跪求寡媳嫁与制台大人;黎景翼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妓院;符弥轩逼祖父讨饭,几将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顶弟弟官职,霸占弟媳,且供诸同好,以谋进身之阶。小说的此等描写,固然深刻,亦欠近情理。 全书故事以九死一生的历闻蝉联,能浑成一体。小说以第一人称,当受翻译小说的影响。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锷(1857~1909),字铁云;原名梦鹏,又作孟鹏,字云抟。原籍江苏丹徒,父亲刘成忠,进士出身,先在京城任御史,后在河南任知府、道台。刘锷幼习举业,曾中秀才。一生经历丰富,懂数学,精水利,行医业;经营过路矿、运输等实业。曾在吴大澂门下治理黄河,颇有成绩。刘锷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命运,有当时知识分子挽救国家危亡的意愿,为找不到方药而彷徨。后因事遭弹劾,谪徙新疆而死。
《老残游记》二十回,署名“洪都百炼生”,1903年始刊于《绣像小说》,后又连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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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日新闻》,1906年出单行本。
小说以游记为写法,以主人公“老残”行医的见闻为线索,连缀起一系列故事,描摹社会情状,寄寓自己困惑。小说第一回中,把中国比作大海波涛中将要沉没的大船,这就是作家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老残游记》的深刻之处,也是与别的谴责小说不同的地方,认识到危害国家的,除了贪官赃官,还有“清官”及好官中的庸才。小说塑造了两个“清官”的形象。曹州知府玉贤,有“路不拾遗”的美誉,依恃的是对老百姓残酷镇压,一年中用“站笼”虐死的达二千多人!而另一个清官刚弼,自恃不要钱,更是滥施刑罚,屈死无辜。揭开清官的面纱,即是酷吏。而其所以酷,为求政绩,谋取更大的职位,满足自己的权欲。老残在第六回中说的十分深刻:“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作者笔下的庄宫保是以曾经邀他治河的山东巡抚张曜为原型描写的,张未接受刘锷《治河策》,治河未成。是“好”官,却是庸才,亦能坏事。小说针对“庄宫保现象”,说了这样的话:“??天下大事,坏于奸臣着,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十有六七也。”其洞察几千年中国吏治之本质深刻处,可谓独具只眼。
小说的结构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似,无主干故事统摄全书,这与边创作边连载的特定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但作者的文化素养厚重,艺术品位高雅。故写景状物,能臻化境;叙事摹人,自然真切。通篇小说的许多片断可作优秀的散文阅读。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江苏常熟人,初字太朴,后孟朴等;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二十岁中举,曾入同文馆学习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经参加过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孽海花》初印本的署名为“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为其好友金松岑的笔名。金松岑写开头前六回,后由曾朴续写,并改前六回。原拟写六十回,终止于三十五回。前二十五回写于1904年至1907年,后十回作于1927年以后。(见书影)
《孽海花》前二十回,在1905年的《小说林》初版,封面题有“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多有生活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唐犹辉为康有为,梁超如为梁启超等。
小说创作于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代,作者又是跟上时代的俊彦,接受较多的西方思想。因此,《孽海花》与此前的谴责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具有鲜明的革新的倾向。《孽海花》的结构,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姬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以寓隐的方式串联起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三十年间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展示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情状,力图展示“文化的推移”与“政治的变动”(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金雯青,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虽大魁天下,对时代潮流却格格不入。在一品香大餐,一江苏候补同知,“开通阔达,吐属不凡”;席间众人议论风生,说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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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国政治艺学,金雯青只好“茫无把握,暗暗惭愧”。这样的人,偏偏因为有状元头衔,被委赴使欧洲。然而他一踏上德国轮船,就成了环境的傀儡。对于西方的文化,茫无所知。出使西国时的冥顽与平庸,成了他早年滥熟经史蟾宫折桂的鲜明的对照。最后,因傅彩云的放荡而气死。金雯青的遭际,形象地说明了一种文化衰落,一个时代的衰落。
傅彩云是以清末民初的名妓赛金花为原型塑造的,作者精心塑造,形象丰满,音貌宛然。她出身微贱,沦落风尘;自遇雯青,便获专宠。金雯青出使欧洲各国,原配夫人张氏不习外国风俗礼节,使得妓女出身的小妾傅彩云以李代桃,俨然大使夫人。从此,出入宫廷爵府,亮相舞池茶会,赢得“放诞美人”称号。她春心既盛,旧习未改。外遇德国中尉,内私家仆阿福。她色如花,欲似火。她聪敏乖巧,但觅进身之阶;泼辣大胆,只求享乐之梦。第二十一回,事发以后对金雯青的一席话,既是傅彩云的内心宣示,也是与传统礼教的剧烈冲撞:“??我的性情,你也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不如你意的事儿,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伺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若要我改邪归正,啊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嗄!”随着金雯青的死去,她又复归妓女,完成了妓女--小妾--贵夫人--小妾(归国后)--妓女的轮回。傅彩云的形象倒是现实主义的形象大于思想的产物。
关于《孽海花》的结构艺术,胡适以为与《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无多大区别而予以诟病,曾朴则以《儒林外史》是直线穿珠、《孽海花》是“蟠曲回旋着穿”的“珠花”而自辨,鲁迅也有“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的评语。作为历史小说,这样的结构方式,应当是极尽腾挪机巧,难能可贵的了。小说文笔姣好,辞采富赡,在四大谴责小说中,当属上乘。
思考题:(1)请思考评述《红楼梦》以后长篇小说艺术衰微的状况。 (2)请评述新旧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
阅读书目:《三侠五义》;《儿女英雄转》;《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
记》,《孽海花》。
参考书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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