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真题及答案

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4.牧野之战 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在牧野应战。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临阵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自焚，商朝灭亡。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5.武王伐纣 周武王姬发继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商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时，武王进攻朝歌。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

6.周公东征

周武王灭商以后，对商的残余势力实行羁縻政策。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为诸侯，利用他统治商的遗民。又将商的王畿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自殷（今河南安阳）以东为卫，由管叔鲜驻守；殷都以西为墉，由蔡叔度驻守；殷都以北为部邶，由霍叔处驻守。三叔都是武王之弟，其任务是监督武庚和商的遗民，史称“三监”。

克殷后两年，武王病，后二年而崩，成王诵继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等贵族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企图，对周公极为不满，散布流言，认为周公将不利于年幼的成王，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局势一度非常严峻。周公协调好内部关系后，亲领大军东征。他首先集中兵力诛灭武庚势力，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至此消灭了叛乱的主要势力。经过三年苦战，相继平定了东方诸国。这次战争的规模比武王伐纣时要大得多，战斗也艰巨得多。历史学家张阴麟指出：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言，周公东征比武王克殷还重要。此后，周公将殷商遗民及其联盟各族赶到偏远地区，造成周初一次民族大迁移。鉴于管蔡之乱，周公又营建洛邑，将“殷顽民”迁到那里，派军队震慑。从此周朝有了两个都城：西部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的洛邑称为成周，随后周公归

政于成王。西周政权基本稳定。

7.共和行政

国人暴动发生后，宗周一片混乱。于是召公、周公临时主持政事，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这是《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古本《纪年》则说国人暴动后，厉王躲在彘邑不敢返回都城。在这种情况下，朝政由名叫和者的卫国诸侯管理。是年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8.宗法制 宗法制是周代又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与分封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宗法制是一种权力继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庶子分封。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则被分封到各地去当诸侯；诸侯国君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位，其余的儿子则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位，其余的儿子为士。嫡长子与众庶子有双重关系，既是兄弟关系，又是君臣关系。宗法制就是这样把权力继承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贵族间的矛盾，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权力继承问题而发生内乱。宗法制下的等级尊卑观念非常严格，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

9.井田制

所谓井田制有两层含义。一是田地的形状。一般田地由于中有阡陌、沟渠、道路，将田地分割为若干方块，很像井字形。因之井是田地的象形字，简化则为田。二是经营田地的方式，也就是剥削方式。西周时期的田地都属于国家，都可以叫做“公田”，这是广义的“公田”。而分到土地的贵族往往又把田地分为两类，一类为私田，再分割成小块，分配给一家一户农奴耕种，收获的产品归农奴所有。另一类为“公田”，即狭义的“公田”，贵族们则驱使农奴无偿地代耕这部分公田，其实质是一种劳役地租形态。公私田的分配，儒家理想化的描述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便是对井田制最形象的描述，但这种分配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设想，未必是真实情况，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却是当时的实情。

二、简答题

2.周公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参考第一题

3.简述西周政治制度的特点。

西周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封诸侯，建藩卫。”也叫做“分土封侯”制。这种制度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创建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周王以其政治权力封之为诸侯。在中央，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又是诸侯的共主。据《周礼》记载，周有六官，为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冠、司空。冢宰就是宰相，统率百官，辅佐天子；司徒管理土地和户籍，其它官职都各有职掌。现实中，辅佐周王的最高官职是卿士，其下有卿大夫。实行的是世袭制的世卿世禄制。 地方行政制度则是分土封侯制。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诸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诸侯对天子保持臣属的关系，要承担各种义务，如：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

第三章

一、名词解释

1.春秋五霸

春秋列国长期为掠夺土地、人口、财物征战不已。强国凭借武力成为诸侯盟主，所谓“春秋五霸”就是指在争霸角逐中出现的霸主。而春秋五霸有人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有人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诸侯争霸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在客观上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因素的增长。

2.弭兵之会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公元前579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救助危难，共同讨伐违命诸侯的盟约。结果，订约不到三年，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公元前557年，又战于湛阪。随后晋楚两国陷于内忧外患，小国更渴望和平。一时间，弭兵成为大势所趋。公元前546年，楚、晋、齐、秦、鲁、郑、卫、宋、许、陈、蔡、匠、邪、曹等14个国在宋都（河南商丘）西门举行了弭兵大会。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以牺牲中小国利益的办法，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虽然如此，弭兵会议的举行，为小国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此后40多年中，中原战争大为减少。

3.葵丘之盟

春秋时齐桓公主持的一次诸侯盟会。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邀集鲁、宋、卫、许、曹诸国君于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莅会，赐齐桓公祭肉。盟约规定：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

4.合纵连横

在齐、秦对峙时期，各诸侯国间产生了“合纵”与“连横（衡）”的斗争。因为南北方向为纵、东西方向为横，故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以抗击秦或齐，叫做合纵；而以三晋为主，东连齐而西抗秦，或西连秦而东抗齐，叫做连横。就策略而言：“合众弱以攻一强”谓之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谓之连横。随着斗争的发展，合纵连横的含意也在逐渐变化。至战国后期则变为：六国联合抗秦是合纵，六国分别投靠秦国是连横了。 5.李悝变法《法经》 战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时代的世家大族几乎都已烟消云散。由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促使各国政治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兴起了一场变法运动。战国时代各国新兴的统治者，无不关注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权。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各国纷纷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文候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是各国中起步最早的。李悝，魏国人，约生活于前455年至前395年，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在他任相期间，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①废除世卿世禄制。李悝主张取缔那些凭借世袭制无功受禄的贵族特权，把他们的财产、权力没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重新分配，使众多的贤才来为魏供职。此举使一些无功旧贵丧失地位，而大批出身庶族能为魏国作贡献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

②推行以重农为主“尽地力之教”的政策。李悝主张充分利用空闲土地，扩大农副生产。魏国地少人多，李俚制定“尽地力之教”适应了魏国国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高。 ③推行“平籴法”。李悝认为粮价太贱，农民就会贫困；粮价太贵，则一般百姓负担不起。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不利于国家稳定与发展。因此，为防止商人盘剥小农，调动小农生产积极性，李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平籴法”，即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李悝的措施由于行之有效，巩固发展了小农经济，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

④制订《法经》，以加强法制。这是一部保护封建制度的法典。这部《法经》不仅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汉法律的张本，所以李俚被列为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

⑤改革军制，精选武士，实行“武卒制”。武卒由国家严格挑选，作为常备军成员。不仅有力地加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也为魏国培植了不少的小农和地主，有助于新型封建经济的发展。

李悝开创的改革纲领，如废除旧贵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在当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革新原则。变法为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6.五德终始说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7.商鞅变法 战国进入中期，由于列国都急于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变法改革运动也被推向高潮。在秦、齐、韩、赵等国相继进行的改革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实施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响最深远。

秦孝公继位后，奋发图强，发布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秦国的。商鞅生活于约前390一前338年，出身于卫国旧贵族，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商鞅带了李悝的《法经》入秦，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一跃而为强国。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①奖励军功，打击世卿世禄制。新制规定：即便是国君亲属，若无军功也不得列人宗室属籍。奖励军功，对立功者，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实行军功爵制。爵位共分二十等级，最高为彻侯，最低为公士。按爵位高低相应地可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服饰等。没有军功的人虽可以富有，但不能尊贵。禁止私斗，私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同刑罚。

②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凡境内居民均须登记于户籍，5家为伍，10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若别家不告发，则10家同罪连坐；告发人，如同杀敌1人受奖，赐爵一级。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连坐。

③奖励耕织。规定凡使粮食和布帛产量超常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凡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招徕三晋无地农民到秦垦荒，不但给予田宅，而且免除三世劳役。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④推行县制。合并乡邑等为县，全国统一划分为31县，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代替了以往的分封采邑制。

⑤废井田，开阡陌。平毁井田中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纳税。

⑥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施行。

⑦制订秦律。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公布于全国实行。

⑧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以便确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遭到嫉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秦惠王上台，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秦兵杀死，又处以车裂的极刑。商鞅的悲剧性结局，与秦国因商鞅变法而振兴，形成强烈的反差，令人深思。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8.长平之战

秦国为争夺赵国上党郡，引发长平之战。赵派大将廉颇援韩，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秦将白起、王龁猛攻长平，廉颇以逸待劳，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三年，不分胜负。秦施反间计，赵王中计，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括毫无作战经验，公元前260年，赵括轻率出击，结果被秦军切断后路，粮草断绝，围困四十六天，赵括战死，四十万赵军被坑杀。

9.马陵之战

公元前344年魏国主盟“逢泽之会”，韩国害怕魏国继续强大会吞并自己，未去赴会。魏国认为韩国背叛自己，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兵大举攻韩．韩向一直与魏争霸的齐国求救。齐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涓带了十万大军前来应战。公元前

341年，孙膑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庞涓果然中计，仅率轻骑追赶。追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时，被齐军包围，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接着齐、秦、赵从东、西、北三面夹攻魏国。齐国和宋国军队围攻魏国。马陵战后，魏国元气大伤。

10.胡服骑射

赵国居北方，东与中山国相连，东北邻东胡；北方、西北与林胡、楼烦、匈奴接壤。战国以来，赵在与边族“胡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以致成为各国中国势较弱的一个。赵武灵王是赵国第六位国君，他奋发图强、立志变法，决心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战争，以车战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再披上笨重的铠甲，不利于山地作战。而同赵接壤的胡人都善于骑马射箭，衣装简便，在战斗中行动迅捷。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衣骑射”时，遭到了公族中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和他们反复辩论，指出衣着礼仪都是为了方便行事，治国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势制法制礼，他带头“胡服骑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二：

把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改为胡人那种短装紧身服饰，束皮带，穿皮靴，以适合马上训练、作战。

通过三种不同途径组建骑兵：其一是“招骑射”。改变以往按地区和兵籍征召和编组士兵的办法，而在接近边胡地区，招募有骑射基础的赵民当骑兵。其二是“建骑邑”。在赵国境内一些水草丰盛、适于骑兵训练的地方，建设专门集训骑兵的军事基地。其三是“致胡兵”。即收编胡兵，招引、改编胡人的骑士以补充赵军。

“胡服骑射”获得巨大成功。新骑兵部队组建后不久，就战败林胡、楼烦，“辟地千里”，还屡次攻陷并最终消灭了中山国。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步以步骑兵代替了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

11.初税亩 初税亩，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

12.百家争鸣 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着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简答题

1.春秋争霸的具体情况？它说明什么问题？

公元前７７０ 年－公元前４７６年，周幽王死后，周平王即位。由于镐京遭受战争破坏，加上受到犬戎的威胁，公元前７７０年，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结束，东周

建立。从这一年起到公元前４７６年，为春秋时期。春秋时代，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春秋列国长期为掠夺土地、人口、财物征战不已。强国凭借武力成为诸侯盟主，出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诸侯争霸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在客观上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因素的增长。此时王室衰微、王霸迭兴，诸侯竟敢问＂鼎＂之轻重，＂礼崩乐坏＂的局面标志着奴隶制已到末日。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分封制是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没有井田制就没有分封制。所以说春秋争霸反映了分封制的崩溃。

2.孔子对中国文献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3.简述儒家与墨家的主要观点并比较其异同。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的主要观点：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是“仁”、“礼”、“中庸”，而“仁”居于核心的地位，孔子以仁为中心建立了儒家伦理学。对于统治者来说，能够宽以待民，惠以使民、勿行苛政，就算“仁人”，其所施政就算“德政”。“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加强主体道德修养以符合社会性的道德规范，这就涉及“仁”与“礼”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一对矛盾，仁是内在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两者互相规定，互相补充。但孔子更重视对于道德主体精神—— “仁”的培植，以给“礼”注入一种内在的新精神、新生命。认为人若缺乏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单纯凭借社会性的外在约束。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中庸”是一种修养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力倡“仁政”，反对暴政。孟子倡导的仁政，实际上就是耕织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是一条有利于当时社会封建化的主张。此外，孟子的仁政说在政治上主张“尊贤使能”，在军事上主张：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古代民主思想。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民众，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所谓“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天子、诸侯、大夫、国家都是可以改立变置的，只有民众是无可改换的，因而人民是最根本的。

墨家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墨子言功利，和杨

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 ，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墨家可是说以利为先，义利并重。墨子 “尚利”与“贵义”，但以“尚利”为第一要务，墨家在“尚利”的前提下，又提出“贵义”而“天下之利”才是最终目的，而道义、原则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他们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利他主义，公而忘私。墨家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治”和“富”。

而儒家是义重于利，不忽视利，“利者，义之和”。儒家重视“仁义”众人皆知。但他们同样是重视物质利益的，孔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一方面谈“君子谋道不谋食”，另一方面也用物质利益激发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也政事主要是发展经济以足“财用”，“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无恒产者则无恒心”。但是相对来说，儒家还是更加重视义的，要求对利要有节制，要以义制之。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说，如果对人们求利的行为毫不限制，必然造成许多怨恨。可见，对富贵他们是不舍弃和反对的，只是不能“不义”而已。

墨家崇尚朴质，反对礼乐和文明，在义利关系上义利并重，但反对私利私义，提倡公利公义，提倡先人后己，由人及己，而儒家更重实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较为切合人性伦理的实际，故更为人所欢迎，为当世所遵从，也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4.评论春秋战国政治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确立。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在以下方面：

（1）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着提高。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5.战国变法运动与中央集权制的形成。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完成，在各诸侯国内部，已经初步形成一套与秦汉大统一国家相似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 中央集权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就是郡县制。早在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把兼并得来的土地和灭亡的小国改为县。县和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国君直属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直接统治。到春秋后期，晋国把县制推行到内地，一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卿大夫在封邑内也设县管理，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成为地主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郡在春秋末期才有，最初出现在晋，设在新得的边地。由于那里是偏僻之地，面积要比县大，但地位比县低。后来由于这些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就在郡下划分县，产生了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

由于郡县制便于地主阶级实行集权统治，所以进入战国后，魏、赵、韩、燕、秦等国普遍推行了郡

县制。郡最初设在边地，具有边防作用，所以一郡的长官叫做守，也尊称为太守，往往由武官来充任，有征发一郡壮丁出征的权力。县为从属于郡的地方组织，县的长官叫做令，郡县制的推行，使各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等一套比较系统和健全的行政机构，郡和县的推行，使各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等一套比较系统和健全的行政机构，郡和县的长官由中内委任，国君进直接掌所握着郡、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

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在奴隶制政权中，世袭的卿大夫平时担任各种文官，战时又是统帅军队的将领，文武不大分职，封建政权建立后，出现了文武分职的专职的官吏，在国君之下设有相和将，相是百官之长，协助国君处理全国的政务。将是武官之长，负责领兵打仗。官分文武，适应了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要求，因为处理政务要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指挥作战又要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同时分散了大臣的权力，可以起互相监督的作用，便于国君控制。

到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取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战国时期，国君已遍用玺印，玺符制度的推行，使行政权和军事权都集中到了国君手中。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这一套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秦汉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第四章 一、名词解释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宣布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2.黄老无为政治

黄老之学源自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汉初，社会疲弊，人民经过暴秦摧残，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汉初统治者顺应人民的要求，推行这种无为政治。汉代第二人宰相曹参特别欣赏黄老思想，在郡国与中央执政均以无为政治为执政方针。随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也用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方略。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它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3.七国之乱 汉初汉高祖分封同姓王，旨在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文帝和景帝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等措施压制诸侯王国。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举兵叛乱。景帝派周亚夫率大军反击，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4.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5.宣昭中兴

汉武帝死后，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相继当政。昭帝时由霍光辅政，节约财政开支，二十年内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为和平交涉，从而缓解了武帝晚年面临的危机。至宣帝时，采取王霸并用之术，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人口税，以及贫困户的徭役，另一方面，以文法吏和

刑名术监督各级官吏。昭、宣时期的政策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昭宣时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民族关系走向融洽，经济有所发展，受到后世史学家的称赞，班固称之为中兴之世。

6.度田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清查核实全国的田地及户口、年纪，即所谓“度田令”。在实行度田过程中，豪强大姓都反对清查，隐瞒不报。而刺史、太守惧怕他们的势力，不敢按章如实查核。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秋九月，以“度田不实”罪处死河南尹张权等郡守10余人。即使如此，垦田顷亩仍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不过对于促进开垦荒地、鼓励小农生产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郄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着的事例。

7.党锢之祸 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桓帝时，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时，又起用了李膺等一些被禁锢的名士，由于他们谋除宦官集团之事泄露，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使这些人皆死于狱中，宦官集团又对他们五服以内的亲属免官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9.代田法

“代田法”是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所谓“代田法” 就是把一亩地分成三甽和三垄，年年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一下种时把谷物种在圳里，幼苗长出后，把垄上的土推到甽里．这样作物入土深，抗风耐旱。代用法配合便巧的农具，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每亩产一量增加一斛到三斛。

国”；这次战役后，汉先后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

13.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河北枣强县）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身份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其儒学主张。《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品。

董仲舒的思想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悔改，就会出现“伤败”。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15.轮台诏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文景以来的余财，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于是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

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6.谶纬之学 在汉代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谶纬神学非常盛行。谶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谶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谶。古人多用于政治斗争中，如秦始皇晚年，卢生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指用图谶等神秘含意解释儒家经典，又称为“纬书”。实际上，谶纬神学是古代的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以此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谶纬之学的盛行，更使得儒家学说神秘化。

二、简答和论述

1.张骞通西域

西域的地理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范围很广，除了中国新疆地区以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狭义的概念指的是新疆地区，包括新疆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一些地方，当时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了36个小国，大部分在天山南部。匈奴势力强大时占领了西域，匈奴单于把西域分给下面一个日逐王统辖，在西域设立了官吏——僮仆校尉，统治西域各国。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很残酷，西域各国和匈奴的矛盾尖锐，希望摆脱匈奴的控制，西汉为削弱匈奴，亦利用匈奴与西域各国的矛盾，与匈奴展开了对西域各国的争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旨在联合大月氏，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要联合乌孙。这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打败匈奴。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抓去，居匈奴中十余年。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他出使时率领一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他和堂邑父二人。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于是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金币丝帛巨万，牛羊万头向西域进发，张骞到乌孙，原定目的未达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6.汉武帝财政政策改革措施及后果评议

答案要点：

（l）统一货币。为了解决私人铸劣钱营利造成的币制紊乱的问题，汉武帝推行“王锡钱”。“五嫌钱”质量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收到了统一钱币的效果。

（2）盐铁官营，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

（3）实行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 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的措施，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4）实行算绢、告结 算绍就是向工商业主征收财产税，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之一半，叫做“告结”。这些改革措施推行之后，政府府库得到充实，商人受到沉重打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

7.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建立中朝

西汉初年以功臣封侯者任丞相，丞相地位声望很高，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丞相权重，势必与皇权发生矛盾。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十分骄横，汉武帝要有所为就必须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用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处于皇帝掌握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至死。在压制丞相的同时，汉武帝又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者及现任官员中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在其本职之外，给传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大政。另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职务，将部分相权转移到尚书。又里太尉，改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官，由亲贵大臣担任。由此，中央机构便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大将军、侍中、中书、尚书等官组成中朝，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

（2）强化军队

汉武帝时，在中央常备兵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加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能力。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上也加强了专制统治。这时，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已不适于中央集权政治，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后期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还在长安大兴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建元五年（前136年），又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凡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为官吏。此后，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8.清议与党锢评述。

东汉初，特别重视提倡儒学，这是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是为了笼络一般地主，使他们能够通过儒学进入仕途。以后外戚专权时，亦注意拉拢他们，逐渐形成了士人官僚集团。东汉中后期，士人官僚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在当时政治日趋腐败的情况下，清议多少能够起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安帝、顺帝时相继扩充太学，太学生达3万余人。他们一般出身地主阶级，与士人官僚有密切联系，因而太学就称为清议中心，郡国学的诸生也与之呼应。

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桓帝时，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时，又起用了李膺等一些被禁锢的名士，由于他们谋除宦官集团之事泄露，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使这些人皆死于狱中，宦官集团又对他们五服以内的亲属免官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第五章

一、名词解释 1.州牧 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事，朝廷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令各地州牧掌握兵权。董卓进京，靠的就是他在凉州刺史任内拥有的兵权；袁绍、韩馥兴兵讨伐董卓，也是联合各地拥兵的州牧。此后各州牧又互相兼并，形成州牧割据局面。建安元年(196)主要的割据州牧有曹操据兖州，公孙度据辽东，刘虞、公孙瓒据幽州，袁绍据冀、青、并三州，袁术据扬、豫二州，陶谦据徐州，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还有些虽非州牧，也据地自雄，如孙策据江东，韩遂、马腾据凉州，张鲁据汉中。各个割据势力彼此互相攻伐兼并，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在州牧割据的情况下，东汉已名存实亡。

2.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其办法是：选择“贤有鉴识”的中央官吏兼任本州、本郡、本县的大中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散处在各地的士人，作出“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共分九品，分别高下，故名。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此制到北魏河阴之变后，完全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

6.淝水之战

383年东晋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因战役主要发生在淮水支流肥水一带，故名。前秦苻坚统一北方以后，不顾大臣的反对，亲率大军南下攻晋。383年八月，苻坚依仗其优势兵力，西起鄂北，东到寿春，兵分三路，全面进攻。东晋宰相谢安沉着镇静，以荆州刺史桓冲控制长江中游，以防御为主。兵力处于劣势的晋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水陆并进。被迫当兵的各族人民拼凑的秦军，在洛涧失败后，谢玄等引兵乘机抢渡肥水猛烈进攻，秦军溃败，晋军乘胜追击至寿春城西的青冈才收军，秦军死者十之七八。苻坚身中流矢，单骑而逃，至长安后不久，于385年，为羌族将领姚苌所杀，前秦瓦解。

7.侯景之乱  南朝梁武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梁武帝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使统治集团中贪残、侈靡、轻视武备之风日益严重，吏治极端黑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原为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戍卒的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梁武帝不顾多数朝臣的反对，纳降侯景，封为河南王，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548年侯景发动叛乱，梁朝贵族乘机发展势力。侯景之乱，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东晋以来经营数百年而形成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士族门阀在此次战乱中不仅充分暴露了腐朽无能，而且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朝士族的衰亡过程。



9.门阀、庶族 所谓门即门第，指家世族望；阀即间阅，指功绩资历。门阀初指政治中累世显贵之家，其后形成为以门第阀阅为依据的等级制度和观念。自秦至西汉，官僚尚不受门第阀阅所限制，不少公卿多为寒族素土。东汉时，由于世家大族垄断察举征辟，操纵乡间清议，门阀观念遂逐渐形成。但门阀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则是在魏晋以后。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后来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西晋建立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排斥庶族寒门。东晋门阀士族达到极盛阶段，形成了琅牙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家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造成土族当权派和皇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东晋的政治极不稳定。 南朝以后，皇帝虽为寒门，但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宣扬“土庶天隔”，同庶族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寒门通婚共坐。

10.元宏

参考简答第四题

11. 宗主督护制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施行的地方基层统治制度。当时世家大族力量强大，往往拥有数百家、数千家甚至上万家佃客或部曲。这些佃客或部曲是世家大族的苞荫户，世家大族则被称作苞荫户的宗主，苞荫户对宗主有程度不等的封建依附关系，实际就是农奴。北魏政权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

了宗主对于苞荫户的剥削和奴役的权利，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就形成了“宗主督护制”。

12.三长制

三长制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太和十年（486年），给事中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内容包括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成为三长。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13.均田制

皇兴五年(471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死，其子拓跋元宏继位，时年五岁，其母冯太后辅政。从太和九年(485年)开始，孝文帝曾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先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并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遣使“均给天下之田”：即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良人。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4牛。土地宽余之处露田可加倍或加两倍授与。受田者年老或身死，则要给国家交还露田。受露田的男子又给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妇人5亩，奴婢依良人。桑麻田皆为永业，可世代相传，并可买其不足，卖其所余。

地方官于任所授给公田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县令、郡丞各有差。罢官者还田，新任者继受，严禁买卖。

由于均田制并未触动大土地私有制的封建性质，故拓跋贵族和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并未止息，农民受田不足相当普遍。但由于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增加了北魏的财政收入，改变了拓跋族内农、牧业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二、简答和论述

1.评述曹操。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曹蒿，是宦官曹腾养子，买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时以孝廉被推举为郎，遂步入仕途，历任洛阳北部尉、屯丘县令、议郎、济南相、东郡太守和典军校尉等职。董卓之乱发生后，他在兖州召募丁壮，训练士卒，并率部加入关东军，曾以孤军向董卓进攻。关东军瓦解后，遂着手经营河南之地。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逐渐统一了黄河流域。赤壁战后，又进军关陇，占领关中，由魏公晋升魏王，220年病逝。

曹操从小喜读兵书，曾广泛收集各家兵法，汇编成册，题名《接要》，又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曾传之于世，可惜原书现已失传。他在官渡之战及其众多战役中，都充分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这是他在军阀混战中能够由弱变强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曹操在政治上也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他虽功盖天下，又“挟天子而以令诸侯”，但却能审时度势，至死也未代汉称帝。他曾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把才能作为选任官吏的首要条件，因此在他身边罗致了众多的有识之士和文臣武将。这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总之，曹操以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杰出才能，为消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同一时代中很少有人能和他比拟的。虽然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残酷暴虐和奢侈荒淫等诸多缺点，但他的巨大功绩却是不能抹煞的。

2.评述诸葛亮。

答案要点：诸葛亮主要政绩：

（1）联吴抗曹。夷陵战后，蜀汉和孙权的关系破裂，双方都面临曹魏的威胁。诸葛亮当即派人前往江东，重申友好，终于恢复了吴、蜀联盟。

（2）以法治蜀。诸葛亮认为，“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这是蜀地自刘焉以来诸多弊政的根源。因此，他采取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和“荣恩并济”的治蜀方针，不仅严厉打击了“专权自恣”的土

著地主，对外来的不法官吏也严惩不货，执行“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法治路线，遂使蜀地“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3）安定南中。南中位于蜀汉南部，包括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这里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西南夷”。刘备取蜀建汉后，曾于此地置庲降都督，任用当地豪酋管理该地。刘备死后，南中的越嶲、牂牁、益州和永昌四郡一时俱反，蜀汉面临丧失南中的危险。后主建兴三年(225年)，经过一段充分准备以后，诸葛亮开始对南中用兵。他先后遣将分别进攻牂牁、益州，又亲率主力进军越嶲，击杀了叟帅高定元。同年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进入益州，用“七擒七纵”的策略，连败叛乱的蕃将孟获，南中之乱终于平定。南中的稳定不仅消除了蜀的后顾之忧。还成为蜀的比较富庶的后方，为蜀对曹魏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4）北伐曹魏。诸葛亮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屡遭挫败，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前方。

4.简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皇兴五年(471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死，其子拓跋元宏继位，时年五岁，其母冯太后辅政。从太和九年(485年)开始，孝文帝曾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先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并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三个方面。

（1）经济方面。第一，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遣使“均给天下之田”：即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良人。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4牛。土地宽余之处露田可加倍或加两倍授与。受田者年老或身死，则要给国家交还露田。受露田的男子又给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妇人5亩，奴婢依良人。桑麻田皆为永业，可世代相传，并可买其不足，卖其所余。地方官于任所授给公田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县令、郡丞各有差。罢官者还田，新任者继受，严禁买卖。由于均田制并未触动大土地私有制的封建性质，故拓跋贵族和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并未止息，农民受田不足相当普遍。但由于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增加了北魏的财政收入，改变了拓跋族内农、牧业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北魏初年，为了拉拢和争取拥有大量荫庇户的豪强地主和世家大族，便把他们封为宗主，用以督护所属民众，是为宗主督护制。孝文帝于太和十年下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即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分别设立邻、里、党长。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三，变九品混通制为新的租调制度。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初年在宗主督护制推行时的一项赋税制度。即按每个宗主的财产多寡，分为九等，按等征税。实行三长制后，孝文帝即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度：即一夫一妇调帛一匹，纳粟二石，另外，十五岁以上未婚者4人，奴婢8口，耕牛20头，并纳一夫一妇租调。由于曾被荫庇的大量民户从宗主督护制下分离出来，纳税户比前大大增加，故国家的财政收入亦有增长。〖JP〗

（2）政治方面。第一，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初年的首都平城，地处偏北，土地瘠薄，交通不便，又是拓跋贵族聚居之地，保守势力很大，对推行改革不利。于是，孝文帝遂于太和十七年(493)借口南征南齐，遂率军迁至洛阳，并下令定都于此，并先后平定了保守势力的多次叛乱，有利于改革的大力推行。

第二，改革官制。北魏初年的官名“皆拟远古云鸟之义”，不仅质朴，且带有图腾余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遂模仿两晋南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新的官僚机构。

第三，改革律令。孝文帝曾于太和十六年颁定新律。新律不但律文简省，而且删去了旧律中的一些残酷而又落后的刑法，在我国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社会风俗方面。第一，禁胡服胡语，倡导着汉服，说汉话，用以消除鲜卑族和汉族在服饰和语言方面的隔阂，为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改革丧葬风俗。孝文帝迁洛后曾下令：“迁洛之人，死葬河南，不得北还。”，改变了鲜卑族原来身死要归葬祖茔的旧习。

第三，改姓氏。太和十二年(496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一律改为汉字单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等。

意义：第一，使北魏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5.试析东晋南朝时期门阀衰败的原因。

门阀经济实力的削弱。由于南朝时期家族关系的变化，门阀大土地所有制也由宗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财富的分散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使门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魏晋以来，门阀长期拥有政治特权。到了南朝，士族虽然夸耀门第，自视清高，但实际上已经腐化堕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逐渐丧失了统治能力。于是庶族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的阶梯，在立了军功、掌握军权之后，进而取得政权。刘裕出身寒门，掌权后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军政实权，重用寒门 。宋、刘、梁、陈四朝，军政实权，均由寒人掌握，门阀士族独揽朝政的局面被打破。侯景之乱中，京都大族被消灭殆尽。

6.简述南朝“寒人掌机要”。

寒人担任中书舍人。从刘宋开始，多用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担任枢机要职——中书舍人，掌握奏章，传宣诏命。寒人执掌兵权。寒人出任地方典签。典签的地位，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以进一步控制地方，由此出现了“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状况。“寒人掌机要”，使庶族势力逐步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取代士族奠定了基础。

7.简述魏晋清谈与玄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

魏晋是一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心态发生了畸形的裂变，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约束消失了，法律的制裁也失去作用，对天下对自己陷入绝望，对人生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了当时的流行风尚。

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东晋

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0.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本来在北方，后移到南方，请结合史实对这一转移进行评述。

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江南的劳动力。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开发了江南。南方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隋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加明显。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的数量都超过了北方。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终于完成。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局面，使南方摆脱了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名词解释

1.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隋唐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隋称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正皇帝的过失。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



5.圩田

北宋时，农民尽可能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垦农田。南宋仅在五十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三十多顷；镇江府练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江东路不少州县也盛行圩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耕地，圩田十居八九。浙西路围田相望，据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统计，这一千四百八十多所。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两宋在东南地区兴修圩田、围田之类，实际上即是对低洼地的改造与垦殖。  7.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

（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

安史之乱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唐代宗未从根本上拔除安史藩镇势力，安禄山、史思明虽然死去，但安史降将摇身一变，又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节度使，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卢龙三镇，史称“河朔三镇”。三人均是安史降将，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有己出，赋税不供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藩镇尾大不掉之势无可逆转。

12.犷骑

开元年间,府兵制日益弛坏,主要标志是折冲府无兵可交,于是番上京都宿卫的制度便无法继续下去。十一年,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与后来边疆招募长征健儿用意相同),它们由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加上玄宗潞州长从兵组成,共12万人。每年番上两次.十二年更号“扩骑”。十三年,开始将扩骑分配给十二卫,为六番,每卫万人。唐朝以扩骑取代卫士,是为了解决中央宿卫，此后府兵制变成兵农分业的募兵制。天宝年间政治逐渐腐败，扩骑乃废，镇兵变成藩镇所控制，天子只拥有禁军，兵制于是大坏。 13.租庸调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摇役。它的内容是：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二斤，称作调；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照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纳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民能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生产，多少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对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4. 飞钱

飞钱亦称“便换”，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地方某道设在长安的进奏院，或者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再到指定地方取现钱，这样就解决了长途搬运大量铜钱的困难。



17.吐谷浑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慕容部一支的首领的名字。该部原居今辽宁一带，西晋末，吐谷浑率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之间。后来以吐谷浑为姓氏，建立国家，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十五里）。其官制、衣服、

器用都仿效中原王朝，并使用汉文。隋初经常入侵。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于吐谷浑可汗。大业四年（608年），隋场帝派军大败吐谷浑，在其地设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都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

20.鉴真

鉴真（688-763年）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鉴真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十多年间，五次东渡都失败了，754年第六次东渡方获成功，此时他已双目失明。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他建立的唐招提寺开基。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虽已双目失明，还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763年鉴真圆寂。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1.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其意义。

隋王朝是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以后出现的统一的王朝。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文帝、炀帝父子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1）改革官职。开皇元年（581)，随文帝杨坚即位当天，采纳大臣崔仲方建议，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三公实则只是给予大臣以荣誉的虚职。五省即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秘书省掌国家图书典籍，位高职闲；内侍省管理宫廷内部事务，全是宦官；真正负责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内史省是决策机关，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尚书省是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称民部）、刑部、 工部。三省六部制度，自隋定型。五省之外，设有御史台掌监察；都水监掌水利（583年废）。 隋场帝大业三年（607）又新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另设太常、光禄、宗正、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监、将作等十一寺，为事务机构。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之臣。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虚职尽行废除，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又抑制和削弱了周、齐显贵势力。

地方官制，隋初沿齐、周时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郡县的设置既多又滥，极其紊乱。开皇三年（583）隋文帝采纳杨尚希的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员，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二级制，但魏晋以来州比郡高，以州改郡，相应也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同时还并省诸郡，全国共存190郡，1255县。

官吏任用方面，汉、魏时，州郡长官权力很大，可以自行选用僚佐，北周、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归吏部选授，隋确立为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中央也经常派遣使者巡察地方政绩。这些措施有利于整顿吏治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2）完善府兵制。魏晋以来，兵和农是分离的。西魏、北周建立府兵制后，逐渐趋向“兵农合一”化，到了隋朝完成了这个发展趋势。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诏将兵士兵人编入民户，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现象，完成了“兵农合一” 的过程。关于府兵统率方面，沿用魏周十二大将军遗制，设置十二卫，每位置大将军，总隶于皇帝。各卫所统兵府，即府兵的基本组织单位，到隋炀帝时改称鹰扬府，由郎将和副郎将统领。

（3）改定刑律。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隋文帝于开皇元年改定新律，开皇三年，又进行修订，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一些酷刑，减省了一些刑律，形成完整的体系，曾被东亚各国所效仿的唐律就是《开皇律》的继承和发展。

（4）创立科举制。为了削弱门阀政治，废除地方长官辟举本地人士担任官吏的制度，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后又规定，州县官吏三年一换，不得重任，这样就把管理的任用权集中到中央，改变了长期以来士族控制地方政权的局面。同时，以科

举考试代替九品官人法。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录取与任用权完全掌握在吏部手中。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科举制的设立开创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经过唐朝的发展，一直沿用到1905年。

（5）改革户籍制。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逃避赋税的现象，另一方面强宗大族隐匿户口，隋文帝从整顿地方基层组织开始，设保、里、党，有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开皇二年，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开皇三年下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称为大索貌阅。但大索貌阅成效有限，对于大批依附于抢宗大族的隐庇户口仍无能为力。隋文帝采纳高颎的建议，实行输籍法，由中央政府制定“输籍定样”，即划分户等的标准，发到州县，每年正月初五，限令派人下乡，依样确定户籍，强制隐庇户口向政府登记。

4.秦朝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演变。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议所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利。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从三省六部制的结构上来看，也无处不有着三公九卿制结构的影子。三公九卿这一制度沿用约达800年，并从结构上影响三省六部制，并左右中国封建中央官制约达700年。三公九卿制度虽在结构上沿用了近700年，但在其间，官职的名称及权利和三公九卿制的部分结构却一直在变动之中。并且，制度之外其它中央机构的出现也冲击了三公九卿制。

东汉时，三公被架空，只有议事功能，没有实际权利，以后尚书台成为东汉时期的决策机构，国家中央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的宫廷办公厅内，且三公往往因小事而被辞退，三公地位逐步降低。最明显的就是（大）司徒，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再也没有西汉时期当皇帝上宾的好运气。东汉沿西汉旧制，同置九卿。其所职掌，也与西汉略同，只是机构的裁并，属官的精简，有异于前。此外，东汉的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董卓、曹操分别掌握过中央政权。董卓曾经以集太师、大将军、相国为一身。其中又以相国为尊，位居三公之上。曹操掌权时，罢去太尉、司徒、司空，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至其死。

西晋虽承魏制，但相对于魏国改革汉代官制一样，西晋在中央官制的变动上迈的步子则更大了。虽然都还有三公，也有九卿，也还听得到太傅，太保之类的官名。但西晋已经逐渐继承并发展出了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这就是隋文帝所制三省六部的雏形了。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隋唐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隋称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正皇帝的过失。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ayi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