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读书笔记

王晓春

（1）文人路在何方？

……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 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

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页）

我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是，读书时在书上画道道做记号，有时也在书边简单写一两句感想，古人称之为“批注”。如果什么地方我的感想较多，我就写成一则读书笔记。《教育的哲学基础》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我本想继续写下去，然而往后翻了翻原著，发现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到此为止。该读书笔记共写了23则，约3万字，历时一个月。

我说过，我读书是“有方向，无计划”，原本的想法是最近集中一段时间读几本教育哲学的书，书我也已经买来了。结果今日得到一本好书，陈嘉映的《哲学 科学 常识》，看了几页就改主意了，决定先放下教育哲学，读这本陈嘉映的书。陈嘉映的书我读过好几本了，据我看他是我国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能把事情说得像他那样深刻、明白而流畅的人，我没见过几个。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既然我读书是因为热爱智慧，又不是完成任务，那当然读哪本收获大先读哪本。

这第一则笔记，题目是《文人路在何方？》我就得界定一下我所谓“文人”指的是什么人。我这里所谓的“文人”，指的是文科知识分子，在中小学教育界，则主要指语文教师。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国文人至少在口头上已经不敢看不起科学和科学家了，但是内心深处又不愿放弃习惯性的傲慢，所以他们差不多都处于焦虑之中，其中一些病情特别严重者，则神神叨叨，疯言疯语，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忽而不可一世，忽而顾影自怜。不信您去看语文教师的网上发言，忽而宣称语文能如何如何塑造学生的心灵，好像世道人心就悬在他的嘴上，忽而又哀叹学生不重视语文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教了。总之是迷失了自我。

最糟糕的是，这些张口闭口“人文”、“文化”的人，他们的所谓“文化”究竟质量如何，令人怀疑。电视节目里说，南方某地有个“喊泉”，只要有人对它大声喊，它就出水，或者水量明显增加，再喊一阵，又恢复原状了，甚是神奇。当地人（其中还有教师）说，此泉能通人性，只有心诚者或者有品德的人才能指挥它。村民还讲了一个杨八姐的传说，说是“喊泉”就是她喊出来的。这更增加了神奇色彩。地质专家则用实验证明：在没有任何人喊叫的情况下，此泉每6分钟涨落一次，非常规律。这属于虹吸现象，水流时大时小，与喊不喊没有任何关系。村民的看法和地质专家的意见，哪个更“人文”，更“文化”？从表面上看，前者更“人文”。其中有“爱”，有“沟通”，有“道德”，还有“天人合一”，后者则只干巴巴说明了一个物理现象。要从“文以载道”的角度看，这位科学家真不如不来，他给高尚的道德和美丽的浪漫主义泼了一盆冷水。恕我直言，

文人的文章，有很多都属于村民这一派的。不顾事实，不讲逻辑，对概念不予界定，对论点不加论证，讨论专业问题也在那儿信口乱侃，漏洞百出，矛盾丛生。只要话儿好听，什么都不顾。文人不但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而且有更强的表现欲，所以你在教育网站上会发现发言人数最多，音量最大（高分贝）的，往往是语文教师。有一位攻击简化字的老师居然替北大苏培成教授编造了一个错误论点，然后痛加驳斥。苏培成是我的大学老师（不过他教我们的时候还没调到北大），我看到这位先生摆出的苏老师的论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想我的老师是不是疯了？怎么会说出此种缺乏文字学常识的话？于是我就去追问这位先生，他无言以对，我才明白苏老师没有疯，这个论点与苏老师毫无关系，苏老师比窦娥还冤。你看，一些文人缺乏科学精神，一至于此，简直让人难以认真对待他说的话。

所以我想，中国许多文人当务之急是涵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而且语言也要适当增加科学性，否则不管怎样鼓噪，文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还是要持续下降。你说话不靠谱，谁能信任你？鲁迅先生是文学家，但是他有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所以他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千万不要以为科学态度一定会破坏浪漫和美。知道了“喊泉”的科学原理，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喊泉的美丽传说。科学并不排斥神话，科学家只不过想告诉我们，不要把神话当成事实。科学和神话应该各安其位，而不要随便混为一谈。当然，科学思维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当绝大部分文人尚不熟悉科学思维（而且缺乏科学常识）的时候，反对所谓“科学主义”显然不是主要任务。

文人路在何方？答曰：往前走，不要总回头看。( 2009，10，1)

（2）人生活在科技产品中，不等于具备了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的产物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今天不生活在草木扶疏万物生长的世界里，我们身周的事物大一半是批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这不能不改变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关于事物的观念、关于生长和生产的观念。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页）

……科学精神是一般理性的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注重事实与逻辑，力求客观。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1页）

科学技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 愚以为这很可能强化了许多人的自我欺骗行为——我已经“科学”了。只要我有点钱，我就可以把我周围的环境“科技化”，衣食住行都采用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自己用高科技产品包装起来。在别人看来，我身上洋溢着科学色彩，我自己也就可能迷迷登登地感觉“我很酷，我现代化了，我科学了”。即使我是个文盲，我也完全可以拿着最新款的手机做“科学”之状，其实我的灵魂很可能与科学完全不搭界。

换句奇怪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离我越近，我离科学越远。

电脑的发明者和电脑的傻瓜操作者，二者对科学的理解或有天地之别，但表面上也许看不出这种差别。同样道理，教案的原初设计者和“拿来使用者”，对教育教学的理解也可能差距很大，但这种差别一时也未必能看清。结果就是，科技越发达，人类越两极分化，少数人创造性越来越强，多数人的智能则不断退化。当年我洗衣服是抱着大盆用搓板，现在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扔，按一下电钮就行了。请问我洗衣服的真实本领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没有洗衣机，人与人之间洗衣能力的差距还比较容易看清，现在有了机器，这种差距反而被掩盖了，好像大家都是能人，都挺“科学”的。可见，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无能之辈和懒汉的节日。

所以，时代越向前发展，就越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科学。像我们这样自古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如果忽然间大家里里外外都“科学化”了，像鲁迅先生当年批评的“咸与维新”一样，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民族自我欺骗吗？

“科学精神是一般理性的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注重事实与逻辑，力求客观。”首先要有理性的态度，还要讲事实，讲逻辑，用这个标准衡量，你会发现教师们无论日常工作中还是写文章的时候，其中科学精神的含量大都相当不够，即使他熟练地使用着电脑和电化教学工具。

如今我们已经被科技成果包围了，但那不是我们的成果，我们没有参与研究和制造，我们也就可能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于是科学对于我们，就可能始终是“身外之物”。这就好像追星族一样，人家歌儿唱得好，我在台下欢呼雀跃，差点晕过去，然而说到底，唱得好的人仍然不是我。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力求客观。（09，10，3）

（3）科学主义的危险

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要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其外”（薛定谔）。真和善似乎不得不彻底分离。科学越进步，感情、道德、艺术就显得越虚幻。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今人常谈到“意义的丧失”，这种局面是很多合力造成的，“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一种重要分力。我们原以为自私和无私是重要的区别，贪赃枉法和清廉自律、贪生怕死和舍生取义不可同日而语，道金斯告诉我们，这些行为背后的基因选择遵从同样的机制。我们的行为由基因决定，基因反正都是自私的。社会生物学也许名声可疑，不过这不要紧，堂而皇之的显学经济学在原理方面和社会生物学初无二致。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页）

科学家是非常冷静的人，科学家只问“是什么，为什么”，不谈“应该”如何如何，这是这一种非常可贵的求实态度。我国自古以来这种态度就相对薄弱，从孔子开始，我们满脑子都是“应该”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道德诉求放在第一位。比如“为尊者讳”，很明显是把“善”放在了“真”之上，事实真相如何倒成了次要的了。这确实是走了极端，所以我一直认为孔子未必中庸。

然而西方人的思路也会走向极端，另一个极端，只顾真，不管善不善，这也很麻烦。比如弗洛依德，“性”在他那里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据说佛洛依德本

否则他将无法自立于人间。因此，即使把一个耳朵能识字的学生放在我所教的班，我也要教他用眼睛识字，我不相信他在今后几十年的生活中，会以耳朵识字为主。

这样说来，现在有些报刊杂志对特异功能的报道和宣传是否适量，就值得研究了。

人生本来有限，精力并非无穷，做点切实的工作，不是更好吗？

可以看出，我不轻易否定别人，但有自己的态度：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 后来又闹了一大场：气功。各种各样的气功风起云涌，各色人等趋之若鹜。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卷进去了，在操场上闭着眼睛撒癔症。有做怪动作的，有疯言疯语的，煞是好看，比春晚的小品精彩多了。据说这叫“得气”。

我从来没练过任何一种气功。我觉得气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其中有不少感应思维的因素，但也有心理治疗的因素和体育锻炼的因素。我的态度是，别人练我不泼冷水，我自己不练就是了。我母亲也练过一种，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笑嘻嘻地聊天，我觉得这对母亲没有什么害处，所以从来没有阻拦过。

人常说“信者有，不信者无”，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是主观的，某人相信某种气功，就等于给了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对身体自然有利，如果病好了，他就会把功劳算在这种气功的账上，坚信不疑。这种人你千万不要和他辩论，你说不服他，因为他已经迷住了。然而他也说不服我，因为逻辑上不通，事实也不够充分。

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我们这个相对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度，“感应思维”流行病隔段时间爆发一次，是完全可能的。遇到这种事，我主张不必责备他人（否则会浪费精力），自己站稳脚跟就行了。作为教育者，尤其应该如此。(2009，10，9

)

（7）神话的本质

……在感应思维的最后阶段，初民对宇宙的思考变得更加系统。我们在每个民族都会看到一个神话系统，提供一个从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己种族的起源直到当下的故事，构成典型的宏大叙事。

历史和世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中，都是枝蔓丛生，芜杂不齐。神话用有一种统一的眼光对它们加以剪裁，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不如说，意义赋予完整性。……作为一个从开天辟地至今的完整故事，神话开始了对世界的统一解释。……

在很多神话中，我们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是感应认知的反映，现在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典型方式。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6页）

神话解释的另一个特征是把原因指派给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一种生物。关于月食和日食的解释是一个典型。人不是世界和生活的主宰，有一种更高的力量，会给人带来福和祸，让人敬重、让人惧怕。而且人虽然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来取悦这些力量，但归根到底无法控制这些力量。远古时候，初民就有形形色色的超自然信仰，例如对自然力神的信仰，萨满信仰。但神话不仅仅是这类信仰。神话是对信仰的明确而系统的表述，各种原本也许有内在联系的也许是零星的信仰在神话中形成了一个融贯的体系。

神话可以视作信史和整体理论解释的前奏。理知时代兴起的种种理论形态，作为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作为宏大叙事，是神话的一种反对，也是一种延续。这些理论形态不同于神话的主要之点在于，推理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想象。宏大叙事必然包含不曾经验到甚至无法检验的环节，神话用想象补足这些环节，理论则通过推理来补足。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7页）

几年前，我为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盘古开天地》做过一个教学设计，

其中有这样的话：

读神话至少应该把握两个视角。 第一个：现代人的视角。

神话是人类童年甚至幼年时期的口头创作，而我们是现代人，人类早

就脱离童稚时代了，科学已经很发达，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我们已经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大可不必再相信神话。就好比一个成年人，看见小孩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吃得很香，成年人故可以认定此举赏心悦目，但是不必模仿之。

第二个：子孙的视角。

然而神话虽然幼稚，作者却是我们的祖先。我们面对神话，好像看到

自己祖宗光屁股的照片一样，当有敬仰之情。我们的祖先当年虽然不懂科学，但是他们的终极关怀，他们的探索精神，他们解释世界的宏大视野，他们奇特瑰丽的想象，却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没有神话，哪来的科学？神话不就是科学的前身吗？

这两种视角都要求我们跳出神话看神话。（2006-11-14）

可以看出，我没有认识到神话的两个基本特点：整体性，用想象权代

推理。我没有搞清神话在人类认识史中的确切位置。

所以我读了陈嘉映上述文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些东西当然无须原封告诉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但是，教师视野不同，

认识问题的深度不同，说出话来肯定色彩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的色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09，10，8）

（8）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迷信

启蒙时代，人们觉得自己最聪明，从前的人不免糊涂愚昧。然而到了后启蒙时代，思想家变得比较谨慎，留心不要把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简单地宣判为一种错误，存在必具有某种合理性。这一基本态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系统的阐释。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实际上，人类，原始人，的确没有因为有了迷信就不适合生存，他们在生存竞争中还是大大占了上风，甚至最后统治了地球。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列维—布留尔等人主张以巫术为代表的感应思维是科学的前身，是原始科学，而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巫术只是初民思维的一个方面，初民另有其科学、知识、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原则上没有什么两样。初民的“原始科学”才是后世科学技术的前身。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迷信不可能无往不在，因为原始人像我们一样，他们要生火，盖房子，烧瓦罐，要捕鱼，要抓野兽，要种地，要治病疗伤，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依靠的是科学和技术。水手们有航海的知识，战士有作战的知识，农人了解土质、种子、节气。如果他们成天在那儿算卦占卜祈雨跳大神，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据马林诺夫斯基考察，实际上初民只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才大量使用巫术。在什么事情上呢？那些反正你拿它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知识和技能束手无策的地方，就发生了巫术活动。巫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就是疾病。即使今天的理性人，一旦自己或亲人得了不治之症，就很容易相信各种没有科学根据的古怪疗法。

不管理性多有能耐，人类生活中总有一片广大的领域，在那里理性没有用武之地。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巫术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活动，巫术以及其他类似仪式在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

的确，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化活动、政治组织仍然大量采用类似巫术的仪式、程序。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0页）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思想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见到教师对学生的某些行为目瞪口呆，感觉不可思议，愚蠢透顶，往往是因为教师缺乏一种“存在即有其合理性”的科学态度。

比如厌学，这是教师最讨厌的事情。然而细想起来，厌学对于有些学生，有某种保护作用，他们如果不厌学，不逃避学习，会崩溃的。我曾经分析过一些这样的案例。我不是支持厌学，我是说，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某个学生为何厌学，如何厌学，厌学对他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厌学。现在很多教师只是生硬盲目地与厌学对着干，其实这样反而会助长厌学之风。

近代以来，科举制度大受诟病。确实，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的解放阻碍极大，但是，在控制读书人、消耗文人精力、创造某种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稳定程度、防止官僚僵化等方面，它却有非常大的作用。科举制度实在是一种极其聪明的制度。今天的应试主义，也有类似的作用，看不到这些，空喊“素质教育”是没有用的。

再比如古时候的县官断案，今日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在古代社会，县官兼法官，却可以节约大量社会资源，老百姓少养活一些官。不管你有罪没罪到大堂先杀杀你的威风，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道理，简直是欺负人，可是在古代，这就能形成“尽量少打官司”的风气，对节约社会成本也有好处。所以古代的诉讼案件，有一大部分是在乡间由当地乡绅调节解决的。这种办法也未必没有优点。现在，一打官司就请律师，成了商业活动，老百姓怎么花得起钱？有位朋友对我说，西方民主制度是最烧钱的制度，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把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一半，它的民主恐怕就端不起现在的架子了。

越说越远了。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要轻易做绝对正确或完全错误的结论。我在网上常常见到有一些论者，听他说话的口气显然是只有自己最聪明，别人都很愚昧，而要走出愚昧的唯一办法是倾听他的教导。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轻浮。他们可能也抓住了一些道理，摸到了一支象腿，然而错把它当成真理的全部了。愚以为很多唱“人文精神”高调的人，都属这一类。

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事情，这是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不是随便可以学会的。（09，10，9）

（9）人天生求理解

……人不仅应对世界，而且要理解世界。列维—斯特劳斯用最平白的话说，对野蛮人和对我们一样，“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这种思考带来的困惑，是他们的经验、知识、理智所不及解答的，他们无法“科学”地解答这些困惑，陷入了“迷信”。……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篇说：人天生求理解。从人诞生那天起，人就是一种求理解的生物。哪怕我的理解是错的，我也要理解。哪怕是一种粗浅的、错误的或者我们叫它迷信的东西，总比没有理解要好。哪怕这种理解没有实用价值。我喜欢举一个例子，悬疑片结局的时候，一个垂死的人，还要问所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了也没有用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明白了，死也瞑目了。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0—31页）

迷信代表着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努力，虽然这种理解是很粗浅的、牵强的、甚至是错误的。我母亲有一段时间住在京郊农村，我发现那里的农民盖房子的时候门楼一家比一家高，就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告诉我，这里的人们认为，你家门楼高于别人，你家的日子就能过得比别人更好。你看，这是一种迷信，也是一种理解，它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在一个村子，有人日子过得好，有人就较差。这答案很可笑，但毕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问题，其他动物是没有这种理解需要的，它们连迷信的资格都没有。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也”，秋菊打官司，非要“讨个说法”，都是寻求理解，也就是要活个明白，不能做个糊涂人。这真的是人类的本质特点。人是

一种意义动物，地球上唯有人类在寻求“意义”，人类不能忍受无意义的、不明不白的生存。《三字经》开头是“人之初，性本善”，远没有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本质（天生求理解）把握得好。人类本性的善恶永远说不清楚，但人类本性求理解，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然而我们怎么理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呢？这事您一细想就明白了。只有明白人才能说出“难得糊涂”这种话，因为对于真正糊涂的人来说，糊涂是他的最正常状态，根本就不“难得”，只有明白人，迫于形势不得不装糊涂，才会有“难得糊涂”之叹。“糊涂”对于郑板桥这种人，绝非常态。

于是您也就明白我为何已经退休还要不停地读书写笔记了，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而货真价实的“活到老学到老”与名利无关，就是图个心里亮堂，图个越活越明白。倘若有人问我：“您为什么退而不休？”我就不会唱那些高调，我会老老实实回答：“因为我属于人类，人类就该这么活着。”(2009，10，9)

（10）理性态度

在中国，理想态度大约在周朝逐渐兴盛。商朝重鬼神，周朝重人道…… 到了春秋时代，贤人智者更多和人道一并来理解天道，或径称人道来取代天道……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7页）

理性这个词有多重意义，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理性这个用语的意思是大致可辨的。我们说某人理性，是说他着眼于现世、重经验重常识、冷静而不迷狂。理想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

子产、孔子这些人代表着理性态度在中国的兴起。整部《论语》简直就是理性态度的范本。孔子的现世理性态度是那样深厚，其不信怪力乱神是如此

彻底，直到今天读来都令人惊异。从世界观的转变来说，从认知态度的根本转变来说，孔子的思想是革命性的，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理性态度。理性态度是在和感应认知的斗争之中生长起来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我们早已习惯了理性态度，乃至于我们不容易感受到理性态度相对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感应认知曾是怎样一场世界观的革命。我们都知道孔子尊重传统和主张复古，这并不奇怪，革命性的精神经常以恢复传统为号召。

……秦汉统一造就了中国政治的主导格局，而从精神层面上说，中华文明则是由诸子时代奠定的。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理性转向”的程度岁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相当彻底，在我看，诸子的导向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8页）

可能正是这种理性的生活态度使得世界上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无法真正扎根，更不用说形成主流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近乎实用主义，遇到忧患灾难的时候去求菩萨保佑，生活顺利的时候，对不起就把神仙忘了。富人家办丧事，一边和尚念经，另一边道士做道场，说明主人什么也不信，请他们来，只是为了热闹。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出身，她一辈子几乎什么迷信也没有，她只相信劳动，相信用双手能掌握命运。在中国，因为圣人的影响，读书人相对是最不迷信的，“读书人不信黄道黑道”。《聊斋》中的秀才，你看他们和鬼打交道的态度，不是完全把鬼当成人一样对待吗？鲁迅是激烈的反孔派，可是你看他那种执着的入世态度，活脱一个儒生！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想中国人这种重人事重经验的理性态度是已经被老祖宗锁定了，整体上可能永远不会改变了。我们应该接纳自己：我们就是如此，何必非学洋人搞出个上帝来崇拜？只是我们要警惕我们的理性态度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态度是有利无弊的。（09，10，10）

2. 评:理性态度——后面文字的括号弄错了, 2009-10-15 15:33:15, jeep 删除

“世界上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无法真正扎根，更不用说形成主流了”，此话正确与否，我现在说不清。但，宗教无法扎根，是否说明就理性？除了宗教外，怪力乱神有其他的存在途径。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信神信鬼？中国的风水、面相、占卜算命等等为什么那么发达（你举了你母亲为例，但这是个例，不能说明问题，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到各地做个样本较大的调查）？该不是因为理性的缘故吧？

个人愚见，希望王老师交流。我一直看您的博客，也受益匪浅

1. 评:理性态度, 2009-10-15 15:31:05, jeep

不知是否是我的见解浅薄还是其他原因，我觉得理性的特征定为“重经验重常识”等不够全面。

理性所重的，不应该是一般的所谓经验，必须是经得起验证的经验——否则，诸如朱砂安神等中医说法，算不算应该重的“经验”？；对常识，也不应一重了之，也必须分析、验证——否则，潜规则算不算一种应该重的“常识”？男尊女卑算不算一种应重的“常识”？

此外，说我们民族是最理性的民族，我也不知道根据是否充分。现在，假药横行，理性何在？迷信礼教，理性何在？

“世界上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无法真正扎根，更不用说形成主流了”，此话正确与否，我现在说不清。但，宗教无法扎根，是否说明就理性？除了宗教外，怪

力乱神有其他的存在途径。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信神信鬼？中国的风水、面相、占卜算命等等为什么那么发达你举了你母亲为例，但这是个例，不能说明问题，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到各地做个样本较大的调查）？（该不是因为理性的缘故吧？

个人愚见，希望王老师交流。我一直看您的博客，也受益匪浅。

Jeep老师：

愚以为陈嘉映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理性的民族的判断是在非常宽阔的视野下做出的。横向看，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漫长的宗教迷狂，纵向看，中国摒弃了神话传统。陈先生是用大尺度衡量的，您似乎用的是小尺度。中国人迷信者确实不少，但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大家并不认真。迷信在我们这里，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工具。

王晓春 09，10，16

（11）理性态度 ≠ 理论态度

……我们在反思、谈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会把科学作为理性的典范，把理性和理论相提并论：理性倾向于上升为理论，理论是最理性的。本节和下节却想说明：理论兴趣并不是理性态度的自发产物，倒不如说，理性态度多半是抵制理论的。的确，哲学—科学以理性态度来从事理论，哲学—科学是理性的理论。然而我想表明，像这般把理性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并非普遍情况，而是属于西方和希腊的特例。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0 页）

我们叫做“理论”的东西，首先是一般的东西、普遍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是和具体情况相对的。反过来说，凡是概括的东西都一点理论的意味，彭加勒说：“每个概括都是一个假说”，大意亦如此。……

这个说法还隐示，普遍性对于理论家是重要的，对于务实家却没有什么用。物极必反，这不错，但也没什么用，因为麻烦总是在于弄不清什么时候是极点。你申明物极必反的道理，但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股票，什么时候该抛出。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2页）

理论的另一个含义是对世界的整体解释。这是理论的一个核心含义，也是本书中所采纳的主要含义。

……在史前社会，这种解释一般表现在神话里。……理论起源于神话。理论把神话中的重大课题如世界和人的起源等等继承下来。整体解释，无论是神话形态，还是理论形态，其中都有很多臆测和推论的内容。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3页）

早期理论倾向重的思想家，无论是是阴阳五行家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偏于神秘主义的，这不是偶然的。理论总是在琢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即使在今天，爱好理论的还多是神神叨叨、狂人痴迷的人，成天张望六合之外。那些

注重实际的理智人往往对理论没有兴趣，甚至轻蔑。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关于这一点有太多的误解，人们说到理性，首先想到理论。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3—44 页）

理性态度和理论态度是两种东西，不仅于此，在通常意义上，理智和理性是非理论的，甚至是反理论的。……我们经常拿诸子百家和希腊比。的确，要说学术的繁荣、思想的生动、智慧的深刻，两者共同之处甚多。但先秦诸子总体上没有希腊人那种建构理论的热情。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最突出地体现了重现世不重理论的理性态度。在孔子那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理性态度是一种非理论甚至反理论的态度，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从不热衷于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父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实际上，孔子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世儒者不重理论的倾向。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4页）

于是你就明白了，今日我们许多校长老师动辄要求教师培训的内容“拿来就能用”，动辄指责讲课者“理论脱离实际”，对理论工作者采取抵制轻蔑的态度，看见理论书籍就头疼，这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在起作用。这种态度很“孔子”，很“儒家”。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论必须脱离实际，完全不脱离实际，它就不是理论了。理论本来就不是让你“拿来就用”的，它是指导你思考的。许多老师不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盲目排斥理论，结果就只能使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停留在最肤浅的“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上。写出文章来自己也觉得没劲，于是找点“理论”词句贴在文章开头结尾，觉得这就“上升成理论”了。这种文章，我见得太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人本不具备“理论态度”，却害怕别人说自己“没有理论”，只好这样贴标签。

但我这样说，决不是赞同如今大批的假理论，更不是支持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搞理论的人也未必真的具备理论态度。理论态度是一种思维倾向甚至人格倾向，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空谈理论的作者，他们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张扬“理论”，而在于他们自己其实并未搞懂“理论”，也就是说，他们说的正是自己不明白的话，那些话是抄来的，搬来的。怎样鉴别真懂假懂呢？一个办法是，给他一个问题，看他能不能用他的理论解释之，解决之。还有一个办法是，看他写文章是否能用个性化语言。真懂理论的人一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举生活中的例子、灵活通俗地把道理说明白，像陈嘉映这样。假懂的人不行，他们只能用无个性的学院派的枯燥语言行文，靠专业名词唬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第一人称都不敢用，即使写普及性的文章，也偏爱第三人称，因为这样可以把“我”藏起来。（09，10，11）

（12）理论态度的最基本的特征

……互相发生感应的现象是在同一平面上的，与此不同，原理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需要被揭示、被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才是世界的真相。那个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个在不同事物现象领域中不变的东西，那个不能直接看到而只能由理智把握的东西，是数、秩序、结构。把现实和现实背后的隐秘结构区分开来，是理论态度的最基本的特征。史湘云话说：“阴阳可有个什么样，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难怪翠缕不解，“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怎么个样儿？”非读书人，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听了这些没影没形的东西，真个越听越糊涂。然而，隐秘的元素通过不可见的机制造就芸芸万象，这是理论阐释的特征。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5—46页）

这个阴阳问题，史湘云能跟翠缕说清楚吗？我觉得够呛，怕是希望不大。这是两个层面，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层面的东西她是难以明白的，她甚至会觉得那是胡言乱语。

理论是深入到现象后面的东西，理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执着于感性层面和现象层面的人，不足以语理论。“跟着感觉走”是彻头彻尾反理论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说过，如果现象与本质直接合一 ，那么任何科学就都是多余的了。恩格斯则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吃亏就在这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轻视理论思维的。

教师应该是国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可是中小学教师的理论思维能力普遍很差。教师写的文章，多数是所谓“记叙文”，说的都是最表面的现象和自己的应激式的感触，这种东西顶多也就有些资料价值。理论思维能力本应从小培养。它需要一定的科学概念，需要有逻辑推理能力（任何理论都包含推理），需要有科学精神和态度，还需要有深入探究的心理习惯。近些年来提倡的所谓“探究式学习”，其实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理论思维能力。可能条件太不成熟了，执行中可能变形也太厉害了（因为教师自己很可能就没有体验过探究的感觉），招来一片反对声。所以，在我国形成比较普遍的重视理论的态度，任重而道远。

麻烦的是语文课上还在片面推广“抒情散文”（多半是无病呻吟），这正是与理论态度相反对的态度。西方国家的小学生就开始练习写研究论文，并不是拔苗助长，他们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一开头就与我们不同。（09，10，12）

（13）阴阳五行理论

五行说一开始像是个归类游戏。归类的依据，在于现象的相似性或其他的现象联系。春配东，因为中国的春天多东风；南方热，和火归在一类；水火相对，北南相对，就把水和北归在一类。万物在春夏欣欣向荣，和德政、德性连在一起，秋冬肃杀，和用刑连在一起，据此不难领会为什么《黄帝四经》称刑阴而德阳，故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这些内容的感应特点很明显。这些感应的因素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根据，但是有很强的感性方面的支持。如果我们自己拿春夏秋冬来和阴阳对，大概也会用春夏来对阳、秋冬对阴，拿春夏秋冬来和德与刑对，大概同样会用德对春夏、刑对秋冬。这是自然的想法，和现象感知的认知方式有密切的联系。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6—47页）

阴阳和五行有不同来历，大概是邹衍把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理论，其中五行是元素，阴阳是动力。在我们今天看来，阴阳五行也许只是伪理论。但伪理论和真理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通俗理论包含了理论的很多要素。别的不说，阴阳五行之为理论，包含了借助推论建构起来的完整故事，天地人神、古往今来，莫不包括在内，形成了一种宏大叙事，司马迁说到邹衍，说“其语闳大不经”，这是含着批评的，但也指明了它宏大叙事的特征。

这种便宜的宏大叙事，似乎是对智性的愚弄，为正统儒士所不取。“官绅可以业余身份演运术数以启示民众，而决不以此为正当学识、治生常业”（王尔敏）……但这种理论很容易取信于无知识的广大人群。实际上，所谓“民众理论”差不多都是这类东西。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48页）

我们可以看出，从这种类型的理论中是无法产生科学的，不但如此，这种理论其实也难以增长人的智慧。我把白天叫做阳，把黑夜叫做阴，我对昼夜的知识可曾增加了一分一毫？我认定男人属阳，女人属阴，我对男女的真正差别可曾多懂了一丝一毫？贴个标签而已，或者用陈嘉映的话来说，不过是做了两次“归类游戏”。但是我却可能在朦胧之中，感觉自己很有学问了，甚至参透了宇宙真谛，结果就把自己给骗了。

所以我想，教师作为个人，是否相信这类阴阳五行理论悉听尊便，但是在学校里，在课堂上，似不宜宣讲此类理论。即使单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这个角度看，宣讲这种理论也是有害无益。（09，10，13）

一个人的素质教育 （k12交流平台）

发表于 2009-10-13 17:29 王老师对“阴阳”理论贬之过重。 陈嘉映的表述极为谨慎，客观。

“阴阳”不都是作为标签用的。

“把白天叫做阳，把黑夜叫做阴”，“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往往只是个归类，这样归类之后，其实有很多用途的。

我最近经常听中医徐文兵讲《黄帝内经》，这本道家的医书，是我国中医的经典。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属阴还是属阳，往往是中医诊断治疗的客观起点。在了解阴阳之后，中医会根据这个人或者这种病属阴还是属阳作出有针对性的诊治。

像我们一家到了广东后，火气很重，不是这里发炎就是那里发炎，如果去中医那里去看病，医理精深的医生会给我开一个方子，然后会给我老婆开另外一个方子。

春夏对阳，秋冬对阴。一个人春夏感冒时在中医那里拿的方子与秋冬感冒时拿的方子是有不同的。

同样，白天用药，晚上用药也是有差异的。

当然，中医也不是将很多事物简单地分为“阴阳”了事，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还是有各自的“调神”方法。

之所以分为阴阳，是因为“阴”者有其共同性，“阳”亦然。 阴阳构成矛盾的双方。双方相互依存，交错变化。

一个病人，得了急性温热病，此属阳证。中医当考虑阳证的治疗方法；但由于热毒极重，大量耗伤机体元气，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可突然出现体温下降，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等症状，就是由阳证转化为阴证，中医会采用阴证的治疗方法。

所以，阴阳是一种哲学。既概括了万事万物的共同特点，又生动体现了他们的变化。这种哲学里边鱼龙混杂，当然有迷信。但不都是迷信。很多论述是基于客观事实，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过程，能够得到反复验证的。中医就是典型例子。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阴阳是唯物的，相对于求神拜鬼有其历史进步性；阴阳是辨证的，对人们丰富思想灵活思考也有历史功用。而中医，在道家阴阳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

事物有其局限性了。中医在强大的现代医学面前显得局促和没有相对有效的证据。但医生的望闻问切不能算是空穴来风。对于“治未病”和整体疗养而言，中医哲学在中国民间更有效用。

一个人的素质教育老师：

您把问题变成讨论中医问题了。中医很复杂，其中糟粕很多。据我看中医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的经验，那是用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至于中医的治疗理论，可推敲处甚多。我不是医生，不敢乱说，反正作为病人，我有一点很清楚——他越说我越糊涂。

所以人们做体格检查，都不去找中医，可能您也是这样。您看您的体检表，其中可有阴阳之说？没有阴阳之说就不“辩证”了？我倒觉得，若加上阴阳之说，我检查之后，可能对自己的体质更没把握了。

西方医学最大优点（我不是说它没有缺点）之一是清晰（这正是科学厉害的地方），它比较能说服我。

西医没有阴阳理论，也并未把每个人的体质都看成相同的，他们在不同季节的用药，也未必相同。阴阳五行理论最让人不服气的地方是，它在确定哪个是阴哪个是阳的时候，拿不出清晰的、确定的标准（因此可以让人们云山雾罩乱说），

勉强能拿出来的东西，估计也就是类比联想。比如我去问一个中医：我是什么体质？他的回答可能我听不懂（当然我可以装作听懂了），假如我追问，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回答我更不懂。我也看过医书，就是这种感觉。比如什么叫“热毒”，能拿出准确定义吗？能量化吗？反正我想不清楚。

我相信中医，前几天还吃中药，但那是因为我尊重祖先的经验，不是因为我认可中医的理论，我尤其不认可其中的什么“阴阳”理论。愚以为这种东西可能基本上是唬人的包装。

个人意见而已。

王晓春 2009，10，13

（14）理性·理论兴趣·哲学—科学传统

……实际上，中国人注重经验和现实，还可以从反面看到。例如，中国没有史诗流传下来，中国远古的神话保留得很少。鲁迅、茅盾都强调过这个事实。我认为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尽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笼统说来都很理性，中国在轴心时代的转变特别彻底，理性态度占了绝对优势，几乎完全中断了史前史的神话传统。诸子时期留下了那么那么多东西，但其中没有完整的创世神话。庄子里面有不少神话，但其中多半不是继承下来的，而是编出来的，不如视作寓言。这种高度注重现实的理性态度的另一面就是缺乏理论兴趣。在孔孟老庄杨墨的学说中，我们也看不到继承神话的关于世界的整体解释。先秦诸子不面对神话传统，没有用一种理性的整体解释取而代之的冲动。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从儒学史的发展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的所在。”（余英时）中国主流思想对于宇宙论这类事情往往全不措意，所谓“唯圣人不求知天”。结果，尽管阴阳五行理论不登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主流，但凡涉乎整体解释，仍只能到阴阳五行家那里去找。汉朝的儒学中掺进不少阴阳五行的东西。……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中国士大夫传统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论兴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开始学习西方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能人，在技术性的领域里学习成绩尤其好，但理论创新方面却很弱，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领域就是这样。按说，在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政治理论等领域，基于中国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基于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特殊经验，我们应当能有所贡献，但实际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人在理论建设方面一无所为。……梁漱溟……说：“中国人讲学说理论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直到今天，中国人讲到理论，其范式还是阴阳五行那种类型，大而化之，闳大不经的一类。

先秦诸子极其理性，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理论兴趣，这两个方面可能互相关联。我们的神话传统没有得到完好的保存，我们不信宗教，我们设计了完善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尽管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技术创新一浪一浪，我们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科学传统，这些事情看来是互相关联的。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1页）

上述看法，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不把我们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加以比较，是不会产生的。关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不能真切了解我们文化的优缺点。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伸出头去看世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影响下一代的重要人物，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必须有“文化自知之明”。我们不怕落后，怕就怕搞不清落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挖不到落后的根子，即使在某个阶段取得一些成绩，也无法彻底翻身。

梁漱溟先生说的“非伦理的精神”，在教育界，最突出地表现在语文教师身上。不是记叙就是抒情，要不就是云山雾罩地胡侃。这种风气不加以改变，真正遇到大问题，我们的后代仍然只能乞灵于阴阳五行这种古老的东西，那可真是“山中无好汉，猴子当大王”了。（09，10，14）

（14）安排世界与解释世界

“从儒学史的发展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的所在。”（余英时）（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我觉得余英时这句话很准确。所谓“安排世界”，即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如何，其实也就是像官员一样发出“指示”，而所谓“解释世界”则是告诉人们，世界“原本是什么样子”，这是需要自己先搞清楚，才能告诉别人的，它需要一种研究的态度。

我国的传统思想显然以前一种思路为主。不信请看孔夫子关于教育的部分名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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