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郭小丽 孙静萱

? 2013-01-12 11:21:58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它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充分的哲学阐释、极至的文学体现、有效的经济保证和强大的政治依托。在宗教层面，俄罗斯曾自诩是正宗基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俄罗斯相信其民族的文化思想是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在政治层面，俄罗斯曾试图解放全人类；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堡俄罗斯、苏联以及后苏联时期分别彰显出不同的层面和特点。

【关键词】俄罗斯 弥赛亚意识 结构 流变

【中图分类号】C955.5/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116-(11)

导 言

20-21 世纪之交，在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大变革语境中，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研究进入了勃发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俄罗斯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各领域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俄罗斯思想界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表达方式主要是对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所居地位的思考，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定位。而在世界大背景下，这些探索总离不开弥赛亚意识，因为这是俄罗斯极为重要的民族思想，也是贯穿其整个历史的重要文化基因。正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在其各种著述中反复提到的，像犹太民族一样，弥赛亚意识也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俄罗斯当代一些学者

也不否认这一点。古罗斯文化研究者扎比亚科（А. Забияк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特征”。[1]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和文化学家孔达科夫(И. Кондаков)认为，俄罗斯“处在‘结构平衡’期的时候，它在主观上就会认为自己普济主义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毫不谦逊地评价自己的潜势，这是一种民族-历史、宗教或者文化政治的弥赛亚意识。”[2]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者 M. 季莫菲耶夫(М. Тимофеев)在分析俄罗斯灵魂时指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重要的种族特征之一，也是俄罗斯人共有的民族特性。[3]

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具有一种立体的、三维的结构模式，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宗教层面，俄罗斯自诩为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религиозныймессианизм）；在精神层面，认为本民族思想是拯救世界的最佳武器（духовныймессианизм）；在政治层面（世俗）层面，俄罗斯试图解放全人类（свет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第一个层面（宗教）主要通过宗教理念和哲学思想 体现出来，属于抽象的“概念”范畴；第二个层面（精神）主要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体现出来，属于具体的“形象”范畴；第三个层面（政治）主要落实在社会实践方式中，属于经验的“行动”范畴。“概念”“形象”和“行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一体又各有不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轮流居主导地位。但无论哪一方面占上风，思想和行动的弥赛亚意识始终处于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中，这种互动贯穿在整个俄罗斯社会发展之中，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这使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充分的哲学阐释、极至的文学体现、有效的经济保证和强大的 政治依托。

如果在历史时态视域中观察就能发现，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着不同的侧面。就俄罗斯整个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当社会发生巨大变故时，文化含义建构的体系性和传承性就会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史的流程中就出现了不同阶段，构成一个“文化范式”体系（парадигма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4]根据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发展特点，别尔嘉耶夫将俄国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五个不同的俄罗斯：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时期的俄罗 斯帝国以及苏维埃俄罗斯。”[5]

这位思想家在《俄罗斯命运》中预言说，苏联之后还会出现一个全新的俄罗斯。那么，加上现阶段的“新俄罗斯”，俄罗斯的文化范式体系由六个阶段构成。[6]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弥赛亚意识的宗教和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弥赛亚意识在其社会意义上是流动的、短暂的、阶段性的。

一、宗教的弥赛亚意识居主导地位的阶段（基辅罗斯与鞑靼罗斯时期）

基辅罗斯和鞑靼罗斯时期，成为上帝选民的意识虽还处于朦胧阶段，但亦有体现。它在最早的典籍《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和《往年纪事》（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在《法与神赐说》中，神选意识已初具形态。[7]其作者——罗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认为，第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犹太人，而最后一个受上帝青睐的是罗斯人。罗斯民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新的、神选的民族。“人类的上帝光顾了我们的大地”。[8]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终会向世界道出自己的“言说”。伊拉里昂非常大胆地提出了罗斯人民的使命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往年纪事》的作者涅斯托尔（Н

естор）附和了 伊拉里昂的思想。一方面，作者记载了古罗斯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传达了一种理念：罗斯的历史是《圣经》故事的再现。罗斯是神圣的国家，罗斯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罗斯的历史是“神选民族的历史”。[9]许多民间传说也充分显示出神选理念，如妇孺皆知的圣徒安德烈的故事等。

到了 13 世纪，蒙古鞑靼人开始入侵。当时的罗斯以及欧洲都认为，启示录的预言即将实现，整个世界的末日到来了。研究者发现，此时在罗斯和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世界末日来临的作品，且这种末日思想与拯救理念密切相关。俄罗斯人始终认为，末日到来之际，罗斯饱受鞑靼的摧残和践踏，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鞑靼人的铁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拯救了整个欧洲。[10]鞑靼罗斯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至今仍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关于俄罗斯大地覆灭的言说》（Слово о гибели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基杰日城的传说》（Легенда о Китеж-граде）等。[11]它们都在一种宗教氛围中强调罗斯的神圣和神选理念。而库里科沃战役和“冰湖之战”的胜利使得罗斯人对“圣罗斯”、“神选民族”的理念深信不移，政治上的成功为上帝神选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莫斯科罗斯时期）

鞑靼人二百年的统治，使得基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北方的莫斯科公国却开始发展起来，俄罗斯历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莫斯科罗斯时期。莫斯科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个公国，使它们紧密团结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一股合力。15 世纪鞑靼的统治逐渐衰落，1453 年拜占庭灭亡，而此时的莫斯科公国正如日中天。莫斯科人放眼四周，看到的是东方“野蛮的穆斯林”和西方“天主教邪教”。只有俄罗斯还保护着上帝正宗的宗教—东正教。根据基督教的理念，永恒的王国曾经与罗马帝国相连。因为它曾经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拜占庭从罗马帝国分离

出来，被视为第二个罗马，它所信奉的东正教被相对于西方的东方视为正宗的基督教。拜占庭灭亡，莫斯科罗斯当仁不让地接过它的衣钵，成为世界上唯一正宗宗教的载体，宣称自己是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莫斯科应该担负起拯救全世界的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12]“第三罗马”说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产生的符号。但提出这个学说的菲洛费伊及其同时代人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文本符号，是“弥赛亚意识”的载体。直到 19 世纪，思想界才开始使用这一语汇。这个学说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因为它表达了俄罗斯人两个最大的愿望：成为上帝的选民和永恒的强大帝国。这个学说提高了莫斯科乃至全罗斯的世界地位，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期待，也展示了国家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以这个学说为背景，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演绎出很多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费洛菲伊的学说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思想从“神圣罗斯”转变为“拯救世界的罗斯”。这种思想完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第一个周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基里洛夫(И.Кириллов)这样评价费洛菲伊：“有一些历史人物，祖辈的夙愿 注入到他们身上，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他们的创造天分喷涌而出，闪烁出耀眼的光辉，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时代或者某些流派会与这些人物的名字相；在俄罗斯人民神选思想的发展史上，费洛菲伊就是这样的人物。”[13]尽管人们对这一学说持不同的态度，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之一。

“第三罗马说”有着深刻的宗教涵义，同时也有鲜明的政治动机。俄罗斯宗教意识的特点在于笃信真理的宗教。俄罗斯人曾经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君士坦丁堡身， 它的陷落对俄罗斯人是很大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一定要寻找一个真理信仰的继承者。就当时的政治条件来看，莫斯科就完全可以胜任。于是，俄罗斯的君主们很快在费洛菲伊的思想中读出了更多的内容。因为莫斯科的宗教地位确立了俄罗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地位。可以说，第三罗马说是“神权政治”

的表达方。难怪别尔嘉耶夫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特殊使命，它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强大密切相关，与俄罗斯沙皇的特殊地位相关。于是，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进入到弥赛亚意识中。”[14]这样，莫斯科的宗教和政治使命合二为一。 三、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前期）

随着俄罗斯版图的不断扩大，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也日益凸显。莫斯科是世界帝国的思想在各种文本中不断被强化。《弗拉基米尔大公轶事》（Сказание о князяхВладимирских）论证说：追根溯源，留里克王朝的祖先是罗马帝王奥古斯都，而沙皇的称呼源于“凯撒大帝”。著名的《白色僧帽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белом клобуке）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有一顶白色帽子，后赠送给治愈了他致命疾病的罗马教皇，最后罗马教皇按照上帝的旨意传给了罗斯。从此，俄罗斯教会的大牧首开始戴这种帽子。国家的历史文献也传达着同样的思想。伊凡雷帝下令编写的《编年文献汇编》(Лицевой летописный свод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带有世界历史天命论的思想，它把罗斯看成世界历史伟大君主的传承地和东正教的载体，强调莫斯科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历史与罗斯历史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历史使命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出来。作为上帝的选民，罗斯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人类的天国，带领人民与世界上所有的邪教和野蛮作斗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罗马”说的思想逐渐转变为一种比较保守的势力，甚至成为 17 世纪后半期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当时，国家和官方教会一心期望俄罗斯加入世界宗教和政治进程，计划实行宗教改革。可俄罗斯人民仍以正宗宗教捍卫者的身份自居，他们认为，既然是正宗的宗教，当然不需要变革，可官方教会却主张变革代表真理的宗教。于是人们对“第三罗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王国”产生了疑义。旧礼仪派（又称旧教派或分裂派）感觉到教会和国家的变

化，他们不能容忍上帝的宗教“邪教化”和“世俗化”，这是 17 世纪教会分裂的根本原因。在旧礼仪派看来，莫斯科王国非但没有实现真正东正教的弥赛亚使命，反而让敌基督统治了世界，于是真正的弥赛亚王国—天国便走入了水下的“基杰日”城。而莫斯科王国和官方教会在经历了一场权力之争后，自然走向了又一条改革之路——这便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于是发生了继 17 世纪教会分裂之后的第二次分裂：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首都的新的俄罗斯帝国——第四罗马，另一个是以旧都莫斯科为代表的旧的第三罗马，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旧都莫斯科一起滞结了。出现了面向欧洲、面向全世界的帝国思想，彼得大帝就是这种思想的奠基人。弥赛亚意识开始转型。

18 世纪，彼得大帝重建首都，选址和建筑风格都仿照古罗马的风范，俨然建起了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人称“第四罗马”。此时，宗教外衣被弃置一边，赤裸裸的帝国思想展现无遗，政治的（或世俗的）弥赛亚意识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而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依然珍存在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心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作用于民族心灵的深处。到了 19 世纪，随着思想的启蒙和帝国的壮大，植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把宗教的弥赛亚意识用或明确或形象或内隐的语言表达出来。

四、精神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的后期）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使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再次高涨。战胜了拿破仑的俄罗斯真的走上了世界大舞台。拯救了整个欧洲的俄罗斯，似乎“走进了欧洲民族的大家庭”，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关心东方与西方的议题。这种思考最终引起一场大讨论，讨论俄罗斯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思想的大树出现了两个分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按照西欧的模式发展，西方文明才是俄罗斯文化、经济和世界观的最

佳坐标。斯拉夫派则反驳说，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有按照自己古老而又传统的模式发展，俄罗斯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15]尽管斯拉夫派崇尚本民族的传统，但西方的文化思想仍然渗透到俄罗斯文化内部，连亚历山大一世都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这是后来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深层原因之一。此后上台的尼古拉一世坚决采取了保守主义立场，反对西方思想对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他的保守，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俄罗斯的哲学以及“俄罗斯性”后来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

19 世纪，俄罗斯思想进入勃发期，第三罗马说以更雄辩的宗教哲学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当代俄罗斯文化学家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院士说道：“‘第三罗马说’ 被 19 世纪的人物确定下来：他们是果戈理（Н.Гоголь）、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达尼列夫斯基（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尤里·萨马林（Ю. Самарин）、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В. Иванов）、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卡尔塔舍夫（Карташев）、布尔加科夫（С.Булгаков）、尼古拉·费奥多罗夫（Н. Федоров）、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овски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而 始作俑者费洛菲伊修士本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几句话不但流芳百世，而且会因被奉为经典而大放异彩，成为世世代代人们或骄傲、或自豪、或尴尬、或痛心的源泉。[16]利哈乔夫院士的话不无道理，弥赛亚意识被上述思想家挖掘出来，并被奉为民族最为珍贵的遗产之一。也正因为此，“19-20 世纪之交，弥赛亚意识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这个阶段的弥赛亚意识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纯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阐释，如舍斯托夫等人的论著，一种是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如勃洛克等人的诗歌。当然，

更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师能够把 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笔下，弥赛亚意识的“概念”层和“形象”层合而为一。

五、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再次居主导地位（苏联时期）

20 世纪初，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倾覆和全新国家的建立，俄罗斯进入了第五个历史阶段——苏维埃俄罗斯时期。1922 年，苏维埃联盟正式成立。前期苏维埃政权明确反对宗教，开展了反宗教运动。在声势浩大的无神论思想的压力下，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东正教的衰败再次销声匿迹。但实际上，拯救世界的理念经过千年的洗礼和磨合，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已无需以任何宗教为借口 或外衣，直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功能。[18]别尔嘉耶夫在“第三罗马说”中找到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俄罗斯人民没能实现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 世纪的有某些共同点，但与此三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分裂表明，莫斯科王国并不是第三罗马。当然，彼得的帝国更没有实现第三罗马??”然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俄罗斯，取代第三罗马的是第三国际的实现。而且，第三罗马的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身上。第三国际也是神圣的王国，同样建立在一个正宗的信仰基础之上。西方人不懂，第三国际其实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思想。”[19]别尔嘉耶夫继而明确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内涵和起源：“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习惯上所想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20]当然，就《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及其内涵》的内容来看，别尔嘉耶夫对“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解还有待商榷，但是，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清楚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确实带有弥赛亚意识的痕迹。汤因比曾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21]尽管苏联时期反对宗教，但其文化遗产仍浸淫着某种宗教成分，彻底摆脱民族思想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民族 思想只能转型。此时，弥赛亚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潜意识，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时，这种潜

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苏联时期，发生了弥赛亚意识在其三个方面[22]的具体落实和实践。而苏联时期的主导性思想就是要把俄国革命像种子一样传遍欧洲和整个世界，“苏维埃是世界的灯塔”、“苏联是全人类的解放者”等一系列口号就是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此时世俗的或政治的弥赛亚意识（светский ил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又开始一统天下了。

六、精神与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交替主导（后苏联时期）

苏联解体后，新的俄罗斯诞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东正教，教会人士取得了在大众传媒中的发言权。相应地，新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老教堂也翻修得面目一新，最引人瞩目的是政府翻修的救世主大教堂。尽管教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随着经济的滑坡，人们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俄罗斯也失去了往昔的强盛和辉煌。思想者们开始寻找可以拯救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在这样一个“大断层”的语境中，人们的世界观变得十分混乱，这种局面对民族的教育体制乃 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道德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的俄罗斯潜伏着精神和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不外乎强烈的政治震撼、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风靡世界的全球化干扰。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俄罗斯出现了文化传统重振和重组的趋势，因为人们明白，任何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强制都是无效的。所谓重振和重组，不应该无视社会和文化的新局面而全面复旧；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在这个时刻，需要冷静地分析，寻找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填充物，来确立民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道德观念，解释过去历 史发展的过程，反思现实社会的精神面貌，这要求新的思想应具备宽泛的文化视野和带有潜质的精神内涵，以便帮助人们重组世界观。虽然国家和地方对文化财政预算大幅度削减，但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

了超过 1 万家的私人出版社，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国内外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之作，其中，关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如汗牛充栋。[23]

俄罗斯再次出现上帝神选的思想，又有了西方是“敌人”的理论。还有人倡议限制某些民族的权力，扩大俄罗斯民族的权力，出现了俄罗斯是超级民族的思想，有些甚至带有法西斯的印记。[24]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未卜的时期，20 世纪90 年代，东正教神学家米哈伊尔·纳扎罗夫（Михаил Назаров）明确提出俄罗斯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他在第四次俄罗斯东正教青年境外会议上作了题为《俄罗斯思想和现代性》(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俄罗斯弥赛亚使命：“俄罗斯思想—是上帝关于俄罗斯的理念，是俄罗斯对于世界的使命??在当今世界罪恶滋生的环境下，我们讲的不是俄罗斯的特殊性，而是拯救世界的唯一的途径??我认为，俄罗斯应该担负起这个使命??”此报告被境内外多种刊物全文登载并引起轰动效应。

九十年代中后期，拯救世界的思想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欧亚派学者巴纳林把整个人类视为“两极结构”，他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有如人大脑的两半球。“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形成了独特的劳动分工，西方表现为新技术的发明者，而东方则表现为精神创新的倡导者。所有伟大的宗教并不诞生在西方而是诞生在东方，这一事实绝不是偶然的。西方与东方的区别，就好像人类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的区别一样，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历史中有东方-西方这一大周期在起作用。”俄罗斯的特点是，对于东方来说它是西方的“全权代表”，而西方则把它视为东方的“本原体现者”。因此俄罗斯不仅是东西方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点，而且是其在形态时间意义上的连接点。于是，当今的俄罗斯再次回到俄罗斯是东西方桥梁因而产生世界使命的命题上。[25]之所以在危难时刻提出俄罗斯救世使命问题，是因为在此时，信仰的力量高于一

切。政治家瓦列里·索洛维认为，近 15 年来国家的悲剧在于“俄罗斯人丧失了与之相伴几个世纪的伟大使命感。这本是赋予俄罗斯人民的特殊使命，它号召俄罗斯人在生活中体现终极真理和最高正义。”[26]因此巴纳林会说：“大的帝国，我敢说，需要大的救世主义（即弥赛亚意识）。”[27]

回首苏联解体后的 18 年，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主要有两种表现。第一，国家衰弱时表现为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民族的凝聚力，此时，弥赛亚意识具备了道德的和英雄主义的特性，这无疑值得称颂。第二，日益复兴的俄罗斯国家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上，更表现在民族情绪的普遍宣泄中，2007 年热销的尤里耶夫的《第三帝国》（Третья империя）便是证明。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部渗透着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竟然得到学界著名 学者的称赞，并声称愿为这样的俄罗斯去献身和杀戮。在这种情况下，弥赛亚意识就退化为排他性的、毫无思想性的民族主义。

结 语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但总体来看，弥赛亚意识经历了两个凸显期：莫斯科公国时期和 19 世纪的宗教哲学时期。而且每一次思想彰显之后，社会实践行动就会随之而来。在一次次思想彰显和社会实践的循环过程中，弥赛亚意识的内涵丰满起来，其整体发展态势呈现出螺旋上升趋势。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弥赛亚意识初步成熟。随之而来的是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实践活动，从“第三罗马说”提出到彼得大帝建立帝国，弥赛亚意识完成了第一个显性发展阶段。第二个显性发展阶段始于 19 世纪。这种思想在 20 世纪苏联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来，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暂时沉寂。美国历史学家柯恩（A. Cohen）认为，历史可能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作为事件，一是作为神话，一是作为经验。他说，过

去的事件仍然可以被当作“记忆”翻拣出来借尸还魂，成为当下仍然发生意义的历史。[28]

19世纪弥赛亚意识的勃兴就是把民族“记忆”翻拣出来，并发展成为民族的主导思想之一。当历史发展到最辉煌的时期——苏联时期，拯救世界的梦想几乎实现，苏维埃联邦向世界道出了“自己的言说”。然而表面上，弥赛亚意识处于沉寂状态，因为传统已无须追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遇到巨大的文化震撼，人们开始重新发掘资源，追溯本原，以回眸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找到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俄罗斯近年来举办的一次次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凸显甚至夸张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这样，弥赛亚意识出现了历史上第三个彰显期。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郭小丽，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后，河北师范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孙静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1]А.П.Зябияко. Нача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2,С.261

[2]И.Кондако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9. С.30

[3] М.Тимофеев. Незавершенный проект. Москва., 2000. С.7

[4] И.Кондако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9. С.13

[5]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246-

[6]俄罗斯社会文化的阶段划分有多种，如孔达科夫在 1997 年著的《俄罗斯文化导论》中将俄罗斯文化划分为八个阶段，而到了 1999 年，作者在《俄罗斯文化》一书中又划分出十个阶段。

[7]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переводе А.Белицкой, http://www.vehi.net/oldrussian/slovo.html

[8]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переводе А.Белицкой, http://www.vehi.net/oldrussian/slovo.html

[9] Б.А. Успенский. Борис и Глеб:Восприятие истории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 2000 C 40，48

[10] А.Ю.Карпов. Об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жиданиях в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ния наук. 2002 №2. С. 3-

[11]传说在金帐汗国统治的时候，罗斯有一个恶人看不见的城市，它按照上帝的旨意隐藏起来，沉到光亚尔湖的湖底。当鞑靼汗企图杀死城中男人、掠夺城中的女子时，上帝把基杰日城保护起来，鞑靼汗找了十天十夜，最后竟至双目失明，但始终没有找到它。每到夏日寂静的傍晚，人们就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水中的城墙、教堂、修道院和人们的庄园，隐隐约约听到城市教堂的钟声。上帝的城市隐藏在湖底，只有善良的人才能看到，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基杰日城”。别尔嘉耶夫曾反复论述基杰日城在俄罗斯民族理念中的重要性，因为它表达了俄罗斯人关于“人间天堂”的理想，浸淫着某种乌托邦精神。有了这种向往，人们才不断地寻找、追求并付诸行动，希望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全人类的天国。19-20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曾为这个理想王国血脉贲张。一百年后苏联解体，人们再次寻找通向基杰日城的阳光大道（参见 М.Н.Громов, Н.С.Козлов.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мысль10-17веков. М.,1990. С.95-97）。

[12]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13] Кириллов И. Третий Рим. Москва., 1914. С. 137

[14] Бердяев Н. А. О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М., 1990, С. 49—50.-

[1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拉夫派的主张与泛斯拉夫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敌视情绪-

[16] Д.С.Лихаче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0. С.24

[17]М.Т.Иванов. Россия-Незавершенный проект. Москва., 2000. С.7

[18] 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 371

[20]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411

[21]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第36 页。

[22] 指第一位性、牺牲精神和全人类性。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А.Кравченко.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2001. С. 188-489

[24]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极端思想依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日里诺夫斯基现象就很说明问题。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且在 2008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 10%之多的选票，说明极端民族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

[25] А.Панарин.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Новая Россия. 1998.№1 С.65-72

[26] В. Соловей.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 http://www.apocalypse.orthodoxy.ru/review/

[27] 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96 页。

[28] Paul A. Cohen :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7. 柯恩：《历史三调：义和团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导论部分，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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