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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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教学时数2学时）

一、 汉学的定义

清代的“汉学”概念：“汉学”就是同“宋学”相对而言的，指继承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学风，重考证而轻议论的朴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代乾嘉学派之学。不是“sinology”一词的意思。

支那学：“汉学” 来源于法文sinologie，英文为“sinology”, 其词根都是“sino”，乃“支那”的音译，“支那”是古印度梵文对中国的称谓（即指“秦”，英语译为“china”）。所以，英文用“sinology[saina_]”指汉学家或汉学，即支那学家或支那学的意思，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给它加上了殖民色彩，所以现代中国人不大愿接受。

中国学：从语义上说，“中国学”的英文为“Chinese studies”,严格地讲当翻译成“中国研究”，当然，有时候也使用“sinology”。从内容上看，“中国学”主要是指在美国兴起的对当前中国问题的研究。因此，用“中国学”代替“汉学”似乎也不恰当。

华学：“华学”产生于俄罗斯，来源于“华夏”一词，它不仅包括了古典汉学，还与俄罗斯的侵华政策相关，包括了中国西北史地之学、蒙学和藏学。

东方学：“东方学”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对东方包括印度、南亚、西亚、中亚、东亚和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研究，那么汉学就是东方学的一部分。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萨义德的《东方学》所指东方学是一种狭义的“东方学”，主要指西方学者带着后殖民眼光对东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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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研究。

东洋学：“东洋学”在西方学者那里基本上等同于东方学，但是这个概念在日本学者那里却有所特指，日本、中国、印度尤其是中国是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

狭义的汉学：古典汉学即狭义的汉学，即“sinology”所指的汉学，它是在法国诞生的一种专门对中国传统（古代）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宗教、艺术、风俗等的研究。

广义的汉学：现代汉学即广义的汉学，是指对中国有关的所有问题的研究，可称为“中国学”。

我的定义：汉学应当定义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时间来说，既包括古代也包括近代和当代；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风俗等等。

注意：不必把中国人（大陆、香港、台湾）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纳入汉学范围之内。不必把藏学、蒙学等纳入汉学范围之内。 二、 学习国际汉学的意义

1、 中国人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顾彬《读书》2006年第7期）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汉学已成为“显学”。 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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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由于语言、文化传统、资料等限制，也许不如中国人研究得广、深、精、准。但外国人的研究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某些领域，外国人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超过了中国人。

有某些学科，外国人是首创，或者经外国人首创之后中国人才“后出转精”。

即便是在一些外国人并没有取得很高成就的领域，他们的思想、方法、角度，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也大有裨益。

汉学正在或者已经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面貌。

3、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而且应当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外文化。 三、关于本课程的安排和要求

安排：本课程是国际汉学概要或简史。将以国家为单位，分别介绍各个国家的汉学概况，主要是韩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瑞典、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美国。然后以汉学家为重点，分别介绍他们的生平、著作，着重点在他们的汉学著作的内容、特色和影响方面。

要求：首先要有国学的功底，熟悉中国文化。其次要了解中国学者对本国文化研究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国际汉学的了解和比较分析。第三，如果能直接阅读外国人的著作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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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还过的了。

第一章 国外汉学简史（教学时数2学时） 一、 二十世纪以前的汉学

旅行家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才在西方正式成立的。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开汉学讲座，从此汉学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二、 二十世纪以来的汉学

这一时期的汉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此前的汉学以西欧和日本为中心，20世纪则发展为以西欧、日本、和美国三足鼎立的格局。特别是美国汉学的崛起。

2、形成了传统派和新兴派的对立和融合。传统派以西欧特别是法国为代表，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他们往往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经学、文学有深厚的修养。新兴派以二战之后的美国汉学家为代表，他们更加注重当前中国问题的研究，不重视理论，却注意规范自己的研究模式，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突出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一时之间，形成了国际汉学的“古今之争”。争论的结果，最终走向了融合。

3、对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首先对这一学科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的是外国人。 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对国际汉学也开始注意。

“国外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开拓的最重要的学术新领域。”汉学已独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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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汉学？

2、 国外汉学为什么会出现传统派和新兴派？ 第二章 朝鲜和韩国的汉学（教学时数4学时）

第一节 朝鲜汉学

一、 汉字与朝鲜汉学。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征朝鲜，并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刘正《图说汉学史》把这一年定为朝鲜汉学的开始。

7世纪末朝鲜儒学家薛聪创立“吏读法”（采用汉字的音和记朝鲜语）以解释儒家经典，这是朝鲜文字的先声。

公元1444年，李朝世宗的郑麟趾等人创制了朝鲜文字， 1894年，朝鲜文字“谚文”成为正宗，1910年汉字被废除。 古代朝鲜文化属于汉字文化圈，离开了汉字就无法研究古代朝鲜文化。

二、 朝鲜的汉文学。 1、 汉诗创作及其评论。

用朝鲜文注解翻译的汉文典籍，称“谚解”，如《四书谚解》、《楞严经谚解》、《杜诗谚解》等。

古朝鲜产生了一批汉文诗人，其中有“四大诗人”特别有名，他们是：新罗崔致远被称为古代朝鲜汉文学的鼻祖，有《桂苑笔耕》20卷，其中五、七言诗一百多首。高丽李奎报，科举及第后曾任政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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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守太尉参知政事，在文学方面是“高丽一代无所企及者”，“朝鲜李太白”。高丽李齐贤，被称为朝鲜汉诗宗。朝鲜申纬，被称为朝鲜的“诗佛”。

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是朝鲜诗话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的众多诗人中，古朝鲜人最喜爱李白、杜甫和苏轼。李朝前期最推崇苏轼。 李朝后其受中国诗论的影响，朝鲜也出现了类似中国但又有所不同的诗歌理论。金泽荣针对王世祯的“神韵说”过分强调虚的一面，提出了“诗之佳品，应虚实相生”的主张。金正喜针对袁枚的“性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性灵与格调并重的见解。申采浩接受梁启超等人“诗界革命”的影响，在《天喜堂诗话》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并主张用朝鲜文创作诗歌，因此有朝鲜“诗界革命”者之称。

2、 汉文散文。

李朝人崔溥（1454——1504）的《漂海录》是古朝鲜最早的一本中国行记的专著。

所谓“燕”，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靠近朝鲜的一个诸侯国的名称， 18世纪有很多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及随从文人，他们把游历中国的纪行散文统称为“燕行录”。如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的《湛轩北行录》、朴齐家的《燕行录》等。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则是其中的翘楚。

3、 汉文戏曲小说。

由于大量中国小说的传入朝鲜，有些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小说，但朝鲜仍有当时的原本。如明代拟话本《型世言》，这对于研究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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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很有意义。

朝鲜的《红楼梦》译本为世界上第一部完译本。 三、朝鲜的儒学。

1、儒学的传入和成为统治思想。

儒学在朝鲜成为统治思想是在高句丽第17代小兽林王二年（372），此后仿汉制设立太学，以《诗》、《书》、《礼》、《易》、《春秋》和《论》、《孟》、《史》、《汉》为教材，并设立五经博士及弟子，主要招收贵族子弟，培养国家官员。

2、朝鲜的理学。

理学传入朝鲜是在中国的元代，始传入者是高珦（音向）和白颐正。其后产生了“东方理学之祖”郑梦周，“东方真儒”郑道传及李朝最早撰写朱子理学入门著作《入学图书》手术权近。

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上半叶，朱子学进入成熟期，出现了以徐敬德为代表的主气说和以李彦迪为代表的主理说。不久产生了李滉（音晃）创立的退溪学派，以理为主；以李珥（号栗谷）为代表的栗谷学派，以气为主。

3、朝鲜的实学。

与中国大体相似，十七、八世纪朝鲜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实学”的人物。他们发扬儒学传统，结合朝鲜实际，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形成了实学研究思潮。他们所谓的“实”，意为自身修养的实心实德，认识方面的实事求是和实理，实践方面的实行、实用，本质上乃是不尚空谈的儒学的实际化。代表人物有柳馨远、李瀷和朴趾源、丁若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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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朝鲜的经学。十八、九世纪，朝鲜还出现了一位经学大师金正喜，号阮堂，有《阮堂先生全集》。金氏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他以为儒家的“圣人之道”为“甲第大宅”，训诂则为“门径”，与清代汉学一脉相承。二是兼容并取。认为治学之道不必分汉宋之界，对宋学亦有肯定。他曾到中国一月拜见了翁方纲、阮元等经学大家，并长期与之保持联系。认为翁、阮及戴震等大师各有优劣，都一并推崇。

第二节 韩国汉学

一、 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就显著，并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流。光复后，车相辕等人就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专著，90年代车相辕又有同名著作出版。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

韩国对中国文学的分体研究以诗歌最为发达。车柱环有《中国诗论》、李炳汉有《中国古典诗学》，许世旭有《韩中诗话渊源考》等。

散文研究方面有李家源《汉文新讲》、赵钟业《汉文通释》等著作。

小说方面有全寅初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李相翊（音一）的《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崔溶辙、朴在渊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丁来东、丁范镇还翻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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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方面有金学主的《汤显祖研究》、《中国古典之歌舞戏》、《韩中两国的歌舞杂戏》，梁会锡的《中国戏曲论》。

韩国还有不少中国古代文学的专题研究。车柱环的《文心雕龙疏证》是一部被称为“考订精详、文字简练”的力作。其它如金学主的《汉诗研究》、丁范镇的《唐代小说研究》、李丙畴的《杜甫——比较文学方式之研究》、李章佑的《韩愈之古诗用韵》、李锡浩的《李太白与道教》、柳晟俊的《王维诗歌研究》。这些专题研究体现了韩国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程度，但过分集中在唐代。

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之前虽也有一些零星介绍，但谈不上深入。八十年代以后，许世旭连续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等专著，其它人的论文也有千篇以上。韩国学者尤其重视鲁迅，并出版过鲁迅研究的专集。 二、 韩国的汉语教学。

1926年日本在汉城建立“京城帝国大学”，并设立中文专业，其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大学纷纷设立中文专业或中文系，至今已有100多所大学设有中文专业，另有20多所大学、10多所大学分别设立了中文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专职中文老师达到300多名。汉城的成均馆大学，甚至保留了传统的汉学教育模式，专讲四书五经，每年举办祭孔大典。

为了帮助汉语学习，韩国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工具书，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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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辞典》或《韩中辞典》，有的还采用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特别是由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中国语文大辞典编辑室编纂的《中韩辞典》，字数（1.4924万字）、词条（18万多），拼音和释文都堪称经典。

三、 韩国的汉学研究机构。

上世纪60年代后，韩国出现了大量的汉不研究机构和学会。最有名的是1962年成立的“韩国中国学会”。还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中国戏曲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韩国阳明学会”、“韩国敦煌学会”、“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等。

韩国的一些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如淑明女子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所”；建国大学、外语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属学院式，学会多民间组织。由此可见，汉学在韩国根基之深厚。

第二章 日本汉学（教学时数12学时）

第一节 早期的日本汉学 一、 汉文化的传入 日本《古事记》记载：

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朝鲜百济博士王仁东渡日本时携带《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授于日本。

《千字文》在200余年后才由梁武帝下令由周兴嗣编成，此记有误；但王仁东渡日本传授儒学的时间在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王仁是到日本最早传播儒学者则大致可信。那么汉文典籍在公元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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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五世纪初已传入日本，《论语》和《千字文》是日本儒学和汉字的普及读物。

刘正把285年王仁来到日本至653年孝德天皇向中国派遣遣唐史241人定为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自推古十五年（607）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跟随的留学生、学问僧10余人，有的留隋达二三十年之久。圣德太子前后五次派出遣隋使，这些人回到日本以后，积极宣传中国文化。隋灭唐后，他继续派遣遣唐使。“693年持统天皇命令向学问僧赠官禄。701年，文武天皇开始仿照唐代科举制度，在日本设立大学国学制度。到此为止，日本汉学的早期时代正式结束。“（刘正《图说汉学史》第58页） 1、汉字与日本汉学。

1998年在德岛县观音遗址出土的50件古物中，有一块木简上用隶书写有‘子曰学而时习之’等20多个抄自《论语》开头部分的汉字。

现存日本最早的文献中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朝时期的《推古朝遗文》就是用汉文写成的。

日本文字的最终创制是由吉备真备和弘法大师（空海）来完成的。他们俩人均曾长期留居中国唐朝，对汉字有很深的研究。前者根据标音汉字楷体偏旁造成日文“片假名”，后者采用汉字草体创造日文“平假名”。

2、日本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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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书记》，应神天皇之子仁德天皇曾有罢免三年课税的做法，并说：“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此盖受《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启发。可见儒学典籍《论语》传入日本之后的巨大影响。

推古天皇十五年（604），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一、以和为贵；上和下睦。二、笃敬三宝。三、承诏必谨。四、以礼为本。五，绝飨弃欲，明辨讼诉。六、惩恶劝善。七、人各有仁，掌宜不滥。八、早朝宴退。九、信是义本。十、绝忿弃瞋。十一、明察功过。十二、勿敛百姓。十三、勿妨公务。十四、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十五、背私向公。十六、使民以时；十七、事不可独断，必有众宜。）其中一、以和为贵；上和下睦。四、以礼为本。七、人各有仁。九、信是义本。十二、勿敛百姓。十六、使民以时，源于儒家。十七第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纲领，对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再参考叶渭渠《日本文化史》53——54页）。 3、日本汉文学。

日本汉文学最初是伴随汉籍和汉字的传入而产生的。在《推古朝遗文》之后，日本逐渐产生了一些可算作文学作品的典籍。“和铜一年（712），太安万侣奉诏编纂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共三卷，包括神话传说，内中收入113首歌谣。灵龟元年（715），敕撰第一部风土记《常陆风土记》”（参考叶渭渠《日本文化史》79页）。，其后还有《播磨风土记》、《出云风土记》、《肥前风土记》、《丰后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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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这是都是历史而兼有神话传说即文学性的作品。

当时著名的遣唐使有：阿倍仲麻侣、吉备真备等。阿倍仲麻侣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在唐期间深得唐玄宗之宠，与李白、王维等名人交往。“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他葬身鱼腹，李白还为他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逢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参考叶渭渠《日本文化史》81页）后来证明这是误传，但这首诗表达了李白对这位日本友人的深情。吉备真备除前面提到的创制片假名外，他还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汉文典籍，编成《将来目录》，足见其典籍之多。

奈良时代，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编成）。此书收录了64位日本诗人的120首诗歌，明显可以见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六朝诗风的模拟。此书编成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朝代，但它却模仿六朝，这是中外文化史交流史上值得注意的错位现象。 二、平安时代的汉学（相当于中国晚唐——南宋）

1、 日本汉文学

公元814年，嵯峨天皇即位，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就敕令编写了《凌云集》和《文化秀丽集》两部汉诗集。

平安时期，对日本汉文学和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 庆兹保胤在《池亭记》中记载，他读中国书分别以汉文帝、白居易、晋朝七贤，贤主、贤师、贤友。

据《文德天皇实录》，白居易的作品最早传入日本在公元833年，藤原岳守因在唐商人入日的中国船上发现了一部《元白诗笔》并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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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明天皇，因此而升官，可见日本朝廷对唐代文学的渴求和重视。白居易的诗歌传入日本后，受到了广泛的推崇。汉诗集《千载佳句》载唐153人的1083首诗中，白诗共507首；《和汉朗咏集》录汉诗234首，白诗共139首。二集白诗均占其半壁江山。

据《江谈抄》载，当时瑳峨天皇曾召小野篁试其诗才，口咏：“闭客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认为如果将“遥”改为空，则更妙。天皇说：这两句诗是白居易的，“遥”本作“空”，我为了考你的诗才，故改。看来，你的诗思已经与白乐天相同了。于是小野篁有“日本白乐天”之誉。由此可见，日本君臣对白居易诗的熟悉和崇拜。当时学习白居易最成功的诗人是菅原道真。据统计，他的《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平安朝还设立了《白氏文集》讲座，数代天皇都参与了这个讲座。如《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女官，曾为彰子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她的《源氏物语》中，随处可见对白诗的运用。

日本人为何特别钟爱白居易的诗文呢？其主要原因是： 1、他的诗文文字通俗，语汇丰富，体顺而律，含义深刻。 2、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特别是庶民的风俗，追求一种平淡美。 3、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变迁的表现尤为细腻。

4、贯穿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的思想，充满了沉郁伤感和烟霞风流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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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后两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风流）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如白的《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等感伤诗和闲适诗。但是，白居易诗中还有一类“讽喻诗”即新乐府诗，日本人并没有积极摄取，这也是与日本文学精神密切相关的。（参考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白氏文集的流行》，118-121页。

《文镜秘府论》，又称《文笔眼心抄》，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空海、弘法大师）编撰，是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与最澄等遣唐使至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编撰《文镜秘府论》，收录王昌龄《诗格》（作者有争议）、皎然《诗式》、沈约“四声八病”等的诗文理论，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涉及汉诗文的广度而言，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称为日本的《文心雕龙》。中国六朝至唐的许多失佚的文献，依此书得以保存。王利器有《文镜秘府论校注》、卢盛江著有《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此外，当时日本人还编了一部大型的汉文类书--《秘府略》，可惜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

2、 佛教

奈良时期的753年，中国僧人鉴真东渡，带去了《摩诃止观》等天台宗的典籍，正式把佛教传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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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的六位日本僧侣：最澄、弘法（空海）、惠运、慈觉、圆珍、宗睿共带回了数千卷佛教典籍。 二、 五山时代的汉学 1、 禅宗。

平安时代，日本贵族阶层掌握文化，五山时代则转移到僧侣手中。 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是明庵荣西。他曾两次入宋学禅，被宋孝宗赐号为“千光法师”，回国后兴建了建仁寺，极力宣传禅宗，并将茶种带回了日本，形成了后来的茶道。其后，俊芿（音仍）、圆尔辨圆（圣一法师）等名僧陆续入宋回日。另外，四川兰溪人道隆与弟子东渡日本，在他的影响下，宋僧兀庵普宁，大休正念、西润石昙等相继入日。在中日僧人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禅宗形成了。

日本禅宗虽然传自中国，但并不是简单的移置，它一开始就与儒学（宋学）相结合。

2、文学

“游学派”是指到中国云游过的日本僧侣诗人，代表人物有中岩月圆、绝海中律。“本土派”即指没有到过中国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僧侣诗人，其代表人物是虎关师錬（音建）、义堂周信。这些诗人虽有本土和游学之分，但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尤其是他们身为僧侣，诗歌却以世俗性为主，并非是“宗教文学”。

四、江户时代的汉学

江户时代（1603-1868），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一时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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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统治，故又称德川时代。 （一） 儒学 （1）朱学派。

日本学者认为，朱学的开创者是江户时代的藤原惺窝。日本朱学的远源当然是中国的朱熹所代表的宋学，近源则是朝鲜的朱子学。有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之称的李退溪，其著作《天命图说》在日本刊行之后，朱熹的众多著作也在日本出版，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受其启发，创立了日本宋学，或称朱学。

藤原惺窝排斥汉唐旧儒学，倡导宋明理学，并以朱子学为正宗，也不拒绝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心学。他坚决反对佛学，大大地冲击了五山时代的僧侣文化。但他对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试图调和儒学和神道教。藤原惺窝还广收门徒，培养了一大批既非僧侣又非神官的儒者。他曾为德川家康讲学，为朱学成为江户时代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大弟子。林罗山长期仕于幕府，朱学成为德川幕府时代的官学，主要得力于他。他主要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把君臣父子，仁义理智等提高到决定一切的最高地位，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儒学的“忠孝观”中，孝是核心，忠是孝的扩展。但林罗山却主张以忠为本，忠为孝先。认为在战场上，武士以“阵勇”为主人而死，则大忠大孝。这个思想，后来成为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的理论支柱，也有利于德川幕府的统治。同时，林罗山对佛教、老庄及基督教则不遗余力地批判，其坚决的态度超过了他的老师藤原惺窝。对神道教则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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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合一，神儒合一是由林罗山完成的。

（2）古学派

所谓古学派，就是主张复古的儒学派。又分为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古学派，伊藤仁斋为代表的古义派和以荻生徂徠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

山鹿素行通过阅读周、孔之书，发现朱学并未继承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于是主张恢复儒学古道，特别是回归孔子，回归古典儒学。并主张整合神儒。但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

伊藤仁斋自号古义堂，故人称其学派为古义学派。三十七八岁之前，他笃信朱学，后因病隐居山寺三年，转学孔孟之学，还吸收了佛道，特别推崇《论语》和《孟子》。他认为，所谓“道”不是朱子学的“天理”之道，而是“日用人伦”之道，是以“仁”为基础的。“仁斋”之号即来源于此。

荻生徂徠在读了明代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著作后大受启发，认为要读懂儒家经典，必须识古言，欲识古言，非学古文辞不可。古文辞派的重要贡献是创立了“汉文直读法”。他力主用汉语读汉籍，然后用日语表达。他因此组织了“译社”，这是古代日本研究中国语文与中日语对译的第一个学术团体。

（3）阳明学派

日本阳明学派的兴起，与武士和町（音厅）的崛起关系密切。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是中藤江树。他是日本近江人，故被称为“近江圣人”。他继承了王阳明“心即是理”的思想，以心为宇宙万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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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又继承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认为只要致良知即可成圣人。他还将心学与日本神道教相结合，认为“心”就是神的实体。

18世纪末，日本阳明学的代表人物是吉田松阴。他受阳明后学李贽的影响很大，强调“心”之永恒，“心”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另外，他发挥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把心学化为实践，故成为当时尊王攘夷“倒幕”与“王政复古”的行动纲领。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明治维新的积极分子，故被视为名列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 （二）汉文学 （1） 诗文。

藤原惺窝继承朱熹“文道合一”论，提出“道外无文，文外无道”说，其汉诗也是典型的道学家之诗。荻生徂莱主张学习中国明代诗文创作的拟古运动，以盛唐诗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当时汉诗成就较高的是市川宽斋。他作诗学白居易和陆游，著有《日本诗纪》和《全唐诗选》。 （2） 小说。

所谓读本，是相对于画本而言的。日本最初介绍中国的白话小说，为了让读者容易接受，以图为主，并配以文字，你为画本或图本。读本则是吸收当时中国小说的写法以文字为主的作品。

都贺庭中中江户晚期的著名文学家，读本文学的始作俑者。他主以翻案法写读本。所谓翻案法，即借助中国小说的故事、人物，按照日本的价值观念、审美习惯、地名人名对中国小说进行改写。他的代表作是《古今奇谈英草纸》、《古今奇谈繁野话》和《古今奇谈莠句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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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为“古今三谈”，实为冯梦龙《三言》的翻案。这些作品有译有编，创造了一种“折中雅俗，混淆和汉”的风格。

上田秋成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此书他接受了明代文学家谢肇淛“虚实相半”的小说理论，在借鉴中国小说和日本故事基础上写成的鬼怪故事小说。该小说被誉为日本怪异小说的最著名的杰作。他还在中国“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等理论启发下提出了“解闷吐喷”说，并在此书中有所体现。

曲亭马琴，对中国明清小说十分喜爱，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影响下创作了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简称《八犬传》。是日本古典文學史上最長的巨著。此书对日本通俗小说影响很大。在理论上他受李渔《闲情偶寄》的影响，以劝善惩恶为小说创作的宗旨，语言通俗。叙事方法则受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的启发，讲求主客、伏线、衬染、省笔等技巧，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性和情节的多样性，突破了《源氏物语》结构松散的局限，创造了环环相扣、情节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艺术，在日本小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长篇小说的成熟。

第二节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汉学

一、 传统儒学的衰微与复苏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也是日本汉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日本汉学基本上是日本的主流文化，或日本人心目中的先进文化，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学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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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则大量吸取西学，汉学虽然仍然很发达，但已不能保持主流文化的地位，而且曾遭受极端的批判。 1、 西周。

西周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著有《百學連環》、《百一新論》、《致知啓蒙》等書。青少年时期他研习儒学，33岁时留学荷兰。回国后参加了明治维新早期重要的组织“明六社”。西周主要是接受了法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是第一位系统地将西方哲学介绍到日本的重要学者，他创译了许多至今仍在东亚各国使用的哲学术语。在介绍和创译的过程中，他常常将儒学作为沟通东西哲学思想的重要媒介。西周借用儒学的“修、齐、治、平”模式来介绍“人生三宝（健康、知识、富有）说”。指出：“人生百般之事，除了来世的祸福外，都不外乎靠此三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哪一件能离开三宝。”西周在这里借用儒学的表达方式论述了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重要性。第二，西周认真地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的范畴，但其翻译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融合了儒家思想的创译。如“哲学”范畴。此外，西周在创译“理性”、“主观”、“客观”、“悟性”、“现象”、“实在”等近代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儒学的营养。这些创译对于东西思想的交流，对于日本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上面可以看出，西周的介绍西方哲学还不得不借鉴儒学的方法或术语，但其学说实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儒学方法或术语只是外壳，而内核则是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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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津田真道

德川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者。1862～1865年与西周同时留学荷兰。1873年他参加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在《明六杂志》上发表《论推进开化之法》、《希望人权自由论》等，主张振兴实学，提倡民主主义。他以儒学为“虚学”，以西方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哲学为“实学”。认为“纵读今老儒万卷之书，其拙劣仅可与做饭之家庭妇女相比”。他所谓有实学，本质上就是西方近代的科学，这对于儒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3、中江兆民

他被称为“东洋的卢梭”，是日本近代哲学家和致力于民权运动的政治行家。他早年留学法国，深受卢梭等人的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以批判传统儒学。他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著有《一年有半》和《 续一年有半》（一名《无神无灵魂》等。他说“民权至理也，自由平等大义也。”“此理早为汉土孟轲、柳宗元看破，非欧美专有也。”他认为“姬周之世文物灿然可观。之后经秦汉以至今日，文章道德百伎有退无进”，究其原因，“清国自古以一王综万揆，二三大臣佐之用事，及至奸豪得位，又无所不至其暴戾恣睢。人民从未有论政之志，所谓自由之权放弃而不收。尚且晏如曰庶几免祸即优游以终岁。是其人智不进、工艺不兴、国力不振，以至于裂其自诩为中华之地而自陷于其所轻侮之夷狄之境，固不足怪也。”由此看来，他对原始儒学还是持肯定态度，努力发掘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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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义，只是对于宋以后特别是清朝的衰落和腐败有深刻的批判而已。

4、福泽谕吉

他是一位对儒学进行全面清算的极端式的人物。主要著作有《福泽渝吉自传》、《劝学篇》、《文明概略论》等。他早年学习荷兰语，又到过美国并学习英语，后随使团出访欧洲各国，其后主要致力于教育，大力提倡普及西学。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广泛考察，提出了“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的观点，而改变日本达到内在的文明最大的障碍，在他看来就是儒学。于是他对儒学作出了最刻薄的攻击，把日本落后于西方的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儒学。

更进一步，他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所谓“脱亚”，即从亚洲，主要是中国、朝鲜的队伍中摆脱出来，加入欧洲的行列之中，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直到今天，这种论调在日本很有市场。 最终，福泽谕吉滑入了日本法西斯的阵营中。他叫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文明与野蛮之战。又说，世界是人类共有之物，如果某国闭关自销自锁，把世界共有之物视为私有，别国就有权力迫其开国，以履行世界的正理公道。中国、朝鲜就是这样的国家，它们妨碍了人类的幸福和文明进步，为了维护世界的正道公理，就不得不予以处置。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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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他还有种族主义倾向，称清朝士兵为“猪猡”，自他之后，日本人开始把中国的称呼“唐”改为带有轻蔑性的“支那”。 5、西村茂树和服部宇之吉

1879年，天皇发布了《教学大旨》，重新强调“君臣父子之义”，“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走向复苏，并同日本国粹主义合流形成以“敬神尊皇”为中心的“日本精神”。

当时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西村茂树。他在《日本道德论》中主张以儒道为日本道德的基础，再配以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等西洋哲学，以此树立日本道德，这就是所谓有“混合儒教主义”。

服部宇之吉则提出了“孔教”的概念，以区别于儒教。他否定了孔子以外的任何儒学，把孔学提到了宗教的程度，目的是要把儒学改造得更适合于天皇政体的需要。他因此曾被人誉为“现代的孔夫子”、“孔夫子的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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