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金融结构转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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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

中国农村金融结构转型分析

!丁俊峰(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一、聚焦信贷配给主导下的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与转型依据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结构体系,形式上这一体系的规模比较庞大。然而,当前中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较之于城市金融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呈现明显的瓶颈状态。特别是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明显的表现出农村金融结构的巨大缺陷,也因此形成了弱势农村金融的理论观和农村金融政策导向。

首先是在信贷配给特征主导下,伴随金融机构网点覆盖进一步萎缩以至于体现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显著不足。23456789:;<=><;?和(@AB5C@55DEF>G$%&&+-H1*I对于信贷配给>GJ>4即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

现象的解释说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机构不仅决定贷款的额度也决定贷款的利率,因而加剧了信贷配给的深度。而在中国的农村领域信贷配给现象更为突出,缘于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主流是信贷资金需求,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的转型,但基本趋势并未改观。特别是改革历程中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使信贷资金供给的主体趋于萎缩,自1##+至%&&+年约十年左右,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县域机构网点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网点进行了大量的撤并,因而金融支农主力军的地位转而由农信社来承担,由此产生了在农村领域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过窄,金融服务不到位

“失衡”或出现某些乡镇金融服务真空的局面。从全国情况看,城乡金融存在较大:一是县及县以下农村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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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虽然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占全国机构网点总量的

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个,而城市则达到了)个。二是金$%&,

(市、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虽然平均每个县旗)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达到$#

多个,但*#&以上都集中分布在县城城区,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个,另外还有**#)个乡(镇)未设任何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三是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分布在非县城所在地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只设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个,当地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无竞争市场条件下,金融服务的总量和质量均难以得到拓展和提升。

其次是基于认识上的差距,农村金融被视为弱势金融,金融机构对金融要素资源投入缺乏积极性。

“三农”普遍的倾向,由于假定的弱势性质,把农村金融当作金融支持的重要手段,由此导致金融运行内

在的市场化导向与金融支持的政策性要求之间似乎天然存在对立。作为这一问题的自然逻辑延伸,为数众多的学者以及实践操作者普识之农村金融的高风险导致商业性金融很难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因此,政府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农村金融的政策性质,在缺乏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不断追加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性投入;要么承认商业性金融的趋利避险性质,任由金融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地带集中。正是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的实基于这一思维惯性和决策误区,)##%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践给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一种思路,其亮点在于即使是弱势群体依然可以找到一条财务可持续的商业化经营道路。而我们自己甚至忽视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即中国成功摆脱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近百年的弱势,并逐步形成世界最具活力的金融体系。经济崛起意味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一过程是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过程,而金融机构作为专业性风险管理组织不是规避风险而应该是主动管理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尤应如此。在我国的现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决定金融的意识主导下,金融资源单向的向城市区域倾斜,农村传统的单一的金融资源需求———信贷资金亦供给不足,即使是在)##*年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以后,作为农村金融新的服务主体,其信贷资金投放依然以城市经济实体为重点,至少是以县城为中心作信贷资金聚集地。在区域资金溢价明显及其金融机构利益机制作用下,欠发达地区成为资金的流出地,以追求溢价的横向流动和系统内资金调剂的纵向流动的双管道抽取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有限资金,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贫乏,由此形成城乡人均贷款水平差距极

而城市的人均贷款额则近,万元。大,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人均贷款额在$$##元左右,

再次是政策性金融对农户的实际受益程度不高。以往的农村金融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户实际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多。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与农户关系的间接化,体现不出其对农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倾向,远未满足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的需求。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另一渠道即扶贫贷款力度不足,农户得到扶贫贷款的概率很低,现有推出的政策性金融惠及单个农户个体的覆盖面很窄。另一方面是政策推动而商业化运作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幅度范围未达到期望效果,在金融机构的成本理念约束下,甚至被终止发放。再一方面是在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或者允许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往往执行最高上限利率,农户实际支付了比城市经济实体更高的融资成本。

此外就是农村复合金融功能服务匮乏。目前在很多农村地区居民除了在少数金融机构网点能办理储蓄或信贷业务,其他诸如结算业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业务非常匮乏甚至空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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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若干惠农改革举措落实后,如取消农户税费、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等,多少有些积累或财产性收入的农户对上述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在相应的机构设置、服务意识不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成为农村金融的严重瓶颈。

二、农户收入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决定的农村金融转型条件分析农户的收入增长及其结构演变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变迁的决策变量,这是因为,金融投入的基本逻辑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形成必要产出,以实现扩大再投入,最终形成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双赢。通常的结构演变的轨迹是: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状态下,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集中体现为融资需求,小额信贷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信贷约束则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农户收入水平提升以后,农村金融资源的积累得到量的扩张,由此推动金融服务多元化以及量和质的增长性需求,譬如小额信贷已经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户的资金需求,大额信贷供给约束则成为新时期农村金融的矛盾,伴随结算、理财、保险、证券投资等基础金融工具或产品的需求,扩大农村金融供给依然被舆论导向和政策决策层所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无论是对金融机构还是对金融工具的需求并不总是呈单向的规模扩张与数量递增,伴随城市化进程必然有一个极限甚至转向递减的过程,其决定因素包含两方面。

其一,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的分化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由此决定农村金融需求的非单调性。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伊始,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特征呈现结构性增长态势。据$%%"年上半年

(区、国家统计局对全国&#个省市)’()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结构性增长特征表现入$###元,

在:第一是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增长最快的收入来源,同比增长#,(&*。其中,农民务工收入人均’-)元,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为&#(#"*。在务工收入中,本地务工收入人均增长#)(-*;外出务工收入人均增长$$(’*。第二是因主要农产品价格涨幅在$%*左右,农民出

同比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为+#())*。第三是农民家庭二、三产业售农产品的收入人均))+元,

同比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为#+(+*。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工资生产经营收入人均&%+元,

性收入成为其家庭收入的第一支柱,标志着农户收入的结构性变化,由此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戴着农民工的帽子实际已成为产业工人的现实,推动着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完成一定程度收入积累的农户逐渐地转变为城市居民,这从#,)-年以来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以及

(见图#、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人口比例的演化进程可见一斑图$)。

从图#可以看出,特别是从#,,&年以来,尽管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提高,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的远高于农村居民,#,)-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倍,$%%"年扩大至

其中原因不乏是只要完成收入积累的农户大多数即迁移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结果。而从图$可&(--倍,

至$%%"年分别发以看出,中国城市和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年分别为#"(,$*和)$(%)*,

而这一趋势将继续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延展方向。展为++(,+*和--(%’*,

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紧紧围绕农户收入的增长和收入结构变化实施相应的金融资源配置是农村金融结构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生成的核心决策变量,在农户总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变化过程中推动的农村金融需求增量,大部分被城市化进程所对冲,因此,农村金融需求函数不可能是单调增函数,其规模上限具有极值,一定时期内会转为递减,直至在城乡结构达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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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的比例后

而实现均衡状

态。

其二,在城市

化进程中,农村居

民收入结构变化

的可持续性决定

着农村金融供给

的模式,也意味着

农村金融机构的

风险。从全国的情

况看,城镇居民收

入增长依然显著

高于农村居民纯

收入增幅,即使在

收入增长最快的

农村居民#$$"年,

收入增长率也仅

为%&’(,低于

)*+,,&-(的增长

幅度,&%个百分

点,而同期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长,#&#(,高于)*+的增长幅度。在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年的./&#(下降到#$$"年的.0&.(;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下降到-.&,(,食品开支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渠道,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仍处于结构调整和改良过程中。可以断言的是,以劳动力工资收入为主导的农户收入结构只能支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类模式的小规模金融服务,在这种状态下,农

我国农业贷款村金融只能靠政策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就应该以政策性金融为主。由图.可以看出,

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自,%%"年至#$$"年的,$年间,其中有.年呈现负增长,#$$,年在全国范围内推

此后几年政策的减弱使农业广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的强政策推动下,当年农业贷款比上年猛增#’%&#(,

贷款随之大幅回落。据此风险衡量,金融机构的反应就是收缩机构,紧缩信贷,从而抑制金融结构规模。

另一个重要经济事实是: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户必然面临从单纯依赖劳动力收入向依赖资本和土地收入演变的体制性转变过程,这意味着农村金融也必然从依附于劳动力收入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式向依附于土地和资本的抵押贷款模式转变。但是,这种模式的生成即标志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农业产业化发展所形成的农业产业组织的金融需求就会脱媒于农村金融机构,几乎都成为

而这些公司的基本帐城市金融机构的客户,诸如许多农村地区都推行了农户1公司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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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几乎都在

城区的金融

机构开设;

又如在城市

边界扩展

中,随着城

乡结合部地

域村民的土

地和房产价

值的升值,

这些村民即

转变为靠出让或出租土地及房产的食利阶层,这一特性成为全国各地城市规模扩展中的共性,此项规律亦逐渐分化农村金融中的优质资源而成为城市金融资源。因以上诸因素,农村金融机构总是蕴涵着较高的商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农村商业性金融的退却就成为必然现象。

由此得出结论:从信贷资金供求的角度,我国农村金融总是以微型金融模式为主导,规模化的信贷

“汶川大需求自然分流被城市金融机构的竞争所吸纳,并且农村地区的商业性金融存在较高的风险,如

“三聚氰胺奶粉”地震”、等自然灾害和人为事件都构成了农村金融的巨大风险,在政策性金融供给不足的条件下,显著信贷配给的矛盾则持续存在。

另一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信贷需求仍然是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主流,但随着农户金融资产积累平均水平的相对提高,产生了诸如对保险、理财、基金、证券投资等小额金融投资以及资金汇兑结算等银行中间业务的需求,这就扩大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赋予现代农村金融服务新的要求,因而随之相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即成为当务之急的转型目标。

三、农村金融转型的思路:目标体系与制度安排

(一)确立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共同主导的农村信贷机构体系

农村金融应该在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两翼共同发展。农村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中这种状态将永久性的存在,围绕这一特点需要政府提供持之以恒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扩大这两家政策性银行在农村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除了让其承担粮食、农副产品收购以及农业开发金融服务外,应确定其加大直接与农户的金融服务供求关系的衔接,同时提高其政策性业务的贴补率。

另一翼的商业性金融则应该发挥更大的商业化功能作用,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数量上取得优势。

“三农”首先要特别确定农业银行的县域机构应该主要面向服务,逐渐恢复从乡镇撤出的机构网点,构

成农村乡镇中包括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三大主力竞争机构,从竞争中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要鼓励邮政储蓄银行的县域机构积极拓展农村金融业务,包括扩大信贷规模、运用其结算网络优势开展系列金融衍生业务等;第三要理顺农信社的管理体制,

确保农信社资金在农村取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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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于民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发挥;第四是要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大力发展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形成一大批类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基金会、社区银行等形式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金

“三农”融机构数量的增长,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边界,以满足经济金融服务的需

求。

$二%发展主要从事汇兑、金融理财等中间业务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当前农业银行已经拥有覆盖全国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络,农村信用社也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全国性体系,其出发点是在信贷为主体的背景下,规模越大则抗风险的能力越强。从目前的农户收入结构来看,劳动力收入是农户的主要收入形式,劳动力流动所衍生的汇兑业务需求是农村金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在尽力推动农民工银行卡工程,但是,金融服务还远远没有覆盖与农产品异地贩运、具有个体工商户或微小企业性质的农户自我就业所引致的支付清算等领域。同时,农村改革推进中,特别是政府全面免除农户各项税费、给农户以生产补贴、全面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等惠民政策,使农户增加了一定的劳务和财产性收入积累,由此扩大了农村金融理财业务的需求。因此,发展主要从事汇兑、金融理财等中间业务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应成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三%建立主要从事防御系统性信贷风险的保险、再保险体系

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特殊风险,从检测出苏丹红的禽蛋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干旱导致的歉收到水涝导致的绝收,对农户收入的冲击以及由此传递为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是一种必然。降低此类风险必须有农业保险机构的介入,为农户解决这类风险提供第一道保障防线。另一保障途径是设立和发挥再保险机制的作用,对县级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再保险服务,承担在信贷出现系统性风险时提供面向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支持。此外还可以利用信贷衍生工具管理系统性风险。基于农业银行全面拓展县域农村金融业务的历史契机,尽可能快速发展信贷转让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衍生产品,通过农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原有农村信用社的信贷组合,在全国性银行间市场和证券市场转让农村信贷组合,既可拓展农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又可利用全国性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优势全面重组涉农贷款,由此可以实现农村金融风险在全国范围内的分散化。

“三农”$四%推广面向创业性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

可观察的事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户收入的主体必然从劳动力收入向土地和资本收入转型,其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小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农户依托潜在的企业家才能实施创业,其经济学含义是把自身的劳动力优势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这就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配套。二是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全面城市化过程中,农户依托自身拥有的土地资源进行创业,小到收取租金,大到创办企业,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能根据农村经济要素禀赋的变化灵活地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在机理上完全不同,但习惯于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管理农村金融机构的理念则需要革新。通常信贷机构的决策行为取决于客户的信贷记录、资本金和抵押担保状况,而农户往往不具备信贷交易得以发生的基本要件,于是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困境:要么不按信贷风险管理规则办事,盲目投放信贷;要么惜贷,导致资金外流。考虑到缺乏信贷记录的资金投放特点,一些创新形式是发展担保组织,但担保机构很难形成信息优势和交易行为控制优势,反而成为不具备风险管理能力的风险承担者。因此,另一种角度不难发现,农村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创业性风险投资机构,这就需要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机制———

(包括合作经济组织)比如金融机构参股农村经济组织,更紧密地参与农村经济主体的决策,这样既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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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客户缺乏资本导致的对信贷资金的滥用,又可避免因缺乏信贷条件而遭遇融资障碍。这表明这种金融服务不是简单的信贷,而是创业融资,也就需要管理当局从法理上进行修正:如存款类机构不得参与实体经济组织股权,但创业投资机构则可以;那么如果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吸收存款并以一定份额投资于农村经济组织,这就需要从综合性金融机构的角度观察农村金融体系。但是,现在的监管原则和法规显然还跟不上上述思路。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投资管理形式,则农村信贷萎缩就是必然,同时,这也是民间融资始终在农村地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原因,并非农村金融组织缺乏金融资源,而是其管理方式不适应农村金融需求。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缺陷主要被信贷配给的矛盾所体现,但是,解决这一矛盾并不是通过扩大信贷资金供给的单极推动得以化解,而应从农村金融结构的整体转型考虑。城市化进程所推动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农村金融转型的重要决策变量,农户收入结构的演变亦促进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因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对农村金融规模的约束,由此同时,农户收入的增长产生了对金融的多元化需求,中国农村金融需求正从单调的信贷规模需求转向多元化金融产品及较高品质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建设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转型的主要任务,而且农村金融服务更多的转向非信贷类金融服务,以适应现代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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