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至2011年6月半月谈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0年至2011年第6期

半月评论 目录

第1期：拒绝“城市二元化” ................................................................... 第2期：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 第3期：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 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 第5期：穿越转型之痛 ......................................................................... 第6期：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 第7期：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 第8期：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 第9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 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 第12期：路在基层 ............................................................................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 ........................................................................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第16期：舟曲不倒 ............................................................................ 第17期：转型， 是一种生长 ...................................................................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 .................................................................... 2011年第1期：“十二五”，我们期望 ............................................................. 2011年第2期：叩问土地 ....................................................................... 2011年第3期：呵护亲情 ....................................................................... 2011年第4期：改革，当奋然前行 ............................................................... 2011年第5期：努力创新社会管理 ............................................................................................................. 2011年第6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 附件1：两会授权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 附件2：2011年两会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答记者问(实录) ................................ 附件3：2011全国两会最受关注10大话题 .........................................................

第1期：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第2期：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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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第3期：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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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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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

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四

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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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

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要成长。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

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

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进着改革的转型。

改革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改革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使改革的取向从现实理性向核心价值挺进、深化。当前尤须着力的是民众的权利保障，不仅保障公民在日常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话语主体的权利。

以教育改革为例。近年来，改革不乏新举，有的也轰轰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广大师生大多靠“道听途说”得来风声，无缘置喙。这些改革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及其子女未来前途、生存状况、经济利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多大空间反映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被改革”、“被自愿”、 “被时代”，这些听来尚觉生涩、拗口的网络语言，折射的正是许多人内心充斥着的“被折腾”的疲惫与伤痛。

改革的顺利前进，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动员和表率。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认知：普通民众，不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改革迟滞的失利者，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础，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是改革最坚强的支撑。30多年前，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巨大的改革力量。30多年来，民间创造，群体事件，公民社会，广大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诉求，坚韧、顽强地开辟着改革的道路，坚持着改革的事业。今天，改革再出发，激情再燃烧，我们当倍加尊重、珍惜这种民间的改革力量，保护好、开发好这种民间的改革资源。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启示。

第5期：穿越转型之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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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意味着变革。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转型，意味着新生。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转型，也意味着痛苦。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听一听专家提醒：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

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遇正在展开，希望正在升腾。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珠三角东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暂时阵痛，忍得住经济一定程度放缓，忍得住社会非议，忍得住暂时的利益”，强调防止经济形势好转，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东莞要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问题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其间出现的“转型盲区”、“产业断层”、“技术鸿沟”，如何顺利跨越？产业重组，“退二进三”，我们开始去做产业转移、整合的减法，但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娴熟了没有？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沿海企业已经审时度势，投棋布子，抢占转型先机。在长江角江阴，原有产业在自主创新中向高新技术突破，本土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将微笑曲线延伸，区域经济再海外引才中让弯道超车提速。它们的“新型升级版”经济，是生长出来的，嫁接出来的，孵化出来的，实现了“零缝隙对接”、“低风险跨越”、“高增长转型”，堪称沿海企业转型的一个经典文本。作为政府，则应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歧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广阔的空间。当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组的煤老板，向何处寻找他们“化蛹为蝶”、“华丽转身”的二次创业之路？是往非洲神觅金矿，去海南热炒房产，还是进民间投资金融，回家乡开发农业？政府还当扶下马，送一程。

我们更应当关注转型中人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文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环境、薪酬标准、发展空间亟待改善；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政府保障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专业技能，已成推动转型升级、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支撑；企业在转型中迁移，转行，兼并，破产，必然伴生着员工失业、换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将转型期双方的艰难和阵痛都降到最低程度，考验着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运筹能力。

发展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既要顺应转型的大势，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既要赢得未来的发展，也要减轻当下的痛苦。

第6期：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家宝总理的激情话语，再次有力地传递出政府解决民生难题的庄重承诺，张扬了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蓬勃前进、迅速崛起的宏大图景中，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也是分外鲜明的社会现象，“被边缘”、“被剥夺”、“被锁定”，也见弱势群体分外焦虑的社会心态。如何使广大民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切实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已经提上中国转型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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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它在当下的实践指向，是社会的民生进步，是公民的权益保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看民生进步。这是近年来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绩效最显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点击率最高、考问最多的话题。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民生问题更多地受制于发展滞后，是如何尽快打破短缺经济的格局，今天则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义，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城市房价狂涨、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尽许多家庭的几代积累。其中演变出房地产开发商、南北炒房团们一场场积累财富的盛宴，也催生了万千“蚁族”、“蜗居”平民一个个饱尝人生失败滋味的梦魇，给大众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体恐慌。类似现象，还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结构中越拉越大的“城乡分化”；“恶意欠薪”屡禁不绝、“血汗工厂”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资本掠夺”；拼命挖掘“投资洼地”，不惜将宝贵资源廉价奉送给外来资本，损害子孙立足根本造成代际公平断裂的“发展赤字”??更让人迷惑的是一些舆论的辩解：“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须知，市场失灵，还当有政府调控和社会保护。“这是发展阶段的特征”。须知，东亚国家的高速成长历史，并未必然出现失衡的贫富分化。“这是改革深入的代价”。须知，是谁认定，改革的代价应由普通大众、弱势群体支付和承担，而改革的成果则由既得利益集团独享、通吃？

看公民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显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潜规则风行一时、既得利益集团肆意膨胀之际，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亟待夯实。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线图：强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先将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稍加整理开发，转手招拍挂，土地财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农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牺牲；城市一味扩张，遭遇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行大搞城市拆迁，公然漠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争”的悲剧事件；拆迁的空间毕竟有限，主政者们又有锦囊妙计，转身瞄准广大乡村，随意推行土地整理、村庄合并，以腾出土地指标，也不管农民自愿与否，不管农民的权益保障与否。城市化进程加速，还当端正方向。

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森有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人们自我实现的广阔空间，增进人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和幸福。对于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我曾讲过三句话：只有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壮大农民；只有提升农民，才能发展农民。着眼点，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更为迅捷地走进城市的发展之内、体制之内、社会之内，要加大村民自治、培育乡村合作组织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力量，要大力提升农民的科技水平、经营素质，就地开辟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吸引资本下乡，去替代农民经营，从而压缩、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公平正义，就是我们在转型中应当始终坚守的价值取向。

重识公平正义，它不仅是政策宣示，而且是施政实践，是每一级政府决策的基点和工作的目标；它不仅是政治导向，而且是发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它不仅是政府形象，而且是政治文明。渗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它是一种制度平等；引领在发展的路径转换中，它是一种科学理念；落实在政党的民主建设中，它是一种执政伦理。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应当肩起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设和文明的培育。

第7期：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话语谆谆，话语铮铮。谆谆在于告诫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清醒的自觉，铮铮在于服从人民权力、维护人民权利、捍卫人民尊严的态度旗帜鲜明。

在现代社会，出于完成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公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成为一种公共权力赋予政府，以完成个体公民不可能完成的一些公共事务。但公民让渡出了权力，却收回了权利。因此，在政府是否体现了公民的意愿，政府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权益，政府是否满足了公民的要求等方面，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去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绝对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正是对这一政治事实与政治理念的法律回应。

人民也应该批评政府。所谓人非贤圣，孰能无过。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加之现代社会发展环境的复杂，发展任务的艰巨，发展要求的提升，政府的工作确实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经济总量增加了，增长速度加快了，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好像并没有相应提升，而且环境还被严重破坏了，资源也被大量消耗了；又比如，财富的蛋糕确实做得比过去大多了，但在如何切蛋糕方面考虑得好像不周详，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正常拉大凸现出公平正义的缺位；还比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的生活虽然小康了但依然节俭，可是政府消费却老是“大手笔”，政府工作人员总是不差钱，巨大的反差怎么能让群众服气。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人民批评政府的必要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夺取各项胜利的制胜法宝，但在时下却成了一件极不自然甚至十分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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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这么一句尊重道理、遵循法律、顺应事实的平实话语，在社会上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赢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就说明批评政府并没有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毋庸讳言，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批评政府实在不易，甚至还有些危险。就因为在新闻报道中没有说领导的好话，县委书记就不惜大动干戈派人进北京教训记者；普通公务员通过短信对所在地方的不良风气发表点意见，竟然遭到刑事拘留；青年农民在异地网上匿名举报政府的一些不端行为，也难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归案。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些批评政府的公众固然难堪，好歹人身还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针对政府违法行为而被报复致死的举报人来说，他们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当然，政府不喜欢被批评，不接受被批评，除了确实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担心批评引来的负面效应。比如，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做任何一件事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群众都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群众就会有意见，就会来批评。你也批评我也批评，政府工作还怎么干？又比如，有一些批评纯属子虚乌有，甚至就是诽谤，如此放纵下去怎还了得，政府威严何在？

这些顾虑貌似有理，实乃借口。群众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做的事情必须“一致同意”，只要你兼顾了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无理取闹，怕就怕我们一些政府的一些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小圈子小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行为群众当然要批评。群众的批评变成诽谤同样不可怕，政府自证清白的途径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实大白于天下，诽谤怎会有存在的空间？关键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好封锁消息，故作神秘。

从表面上消除批评并不难，我们的一些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问题是没有批评不等于就是满意，更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让批评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在不让批评的情况下，群众难免会有情绪，会有负面的东西。这个时候不是去消除批评，而是要消除阻碍批评的各种因素，既包括技术性障碍，更包括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态、拒斥的举动。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的深意所在。

我们之所以讲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批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当批评政府对群众来说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群众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贡献民力，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当政府视批评为自然，就会满怀感谢之心，及时、充分、有效、真诚地汲取人民群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战胜困难走向繁荣的过程。

第8期：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世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上海，又一次燃烧国人的激情，聚焦世界的目光

这里有难得的发展契机如上海的交通设施、环境建设“可能要花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造，世博会加速了这一进程”，这里也有城市成长的挑战。挑战的主题，便是国际展览局主席让·皮埃尔·拉丰所言：对城市发展作出革命性的思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全球城市化的主潮中，它既是基于中国对城市化发展的自我反思．也是中国对人类承诺的新的贡献的形象呈现。

我们不必满足于展馆内容的“中国元素、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也不必争议于“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小区标语。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在真实自然的日常运行中显现出来的现代生活品质、人文精神和社会生态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闪亮的品牌，是中国人追赶现代文明最生动的诠释它给中国城市带来了许多的骄傲和自信，还有丰富的启示和镜鉴

同一座城市，每一个梦想突破制度的壁垒，跨越历史的鸿沟，让每一个弱势群体，都能从城市文明进步中平等地分享发展机会，拥有国民待遇，让每一个外来人员，都能从城市的产业成长中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谋得生存空间，这是城市应当坚守的底线伦理、去年初，上海户籍改革已率先破冰，“持居住证满7年可申办‘落沪’”，条件准入体现了“凭贡献”落户的特征。当然，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民生进步，是城市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城市真切的幸福考问当下最严峻的考问是住房。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干部会议上推荐观看《蜗居》，以体验住房困难状况，并宣示：遏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健全房地产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到2012年，上海将新建70万套保障性住房。那些与近在咫尺的豪宅无关、与这个城市不断飙升的房价无关的棚户区居民，急切地期待能够沐浴这比太阳更加温暖的福祉。

社会正义的张扬，法治权威的维护，是城市治理的文明奠基。上海曾经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严重背离行政伦理，损害法律尊严，蚕食社会信任。对于这个一向以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深厚著称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警醒让人较为满意的是，很快，浦东新区政府就此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执法部门的反思，政府施政的进步，保护并改善着一个城市的社会正义生态。

现代城市，还应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锋和榜样。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的保护，正在建构新型公共关系，提升城市政治文明。想当年，一些上海市民出于自身健康的权利以及环境的忧虑，为了磁悬浮项目而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在正当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的情况下，以平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政府迅速反应，开设居民意见采纳点，领导也走进街道与居民对话，拓宽了民意表达的途径。政府更加注重从民间吸纳真切的社情民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支持公民的政治参与，及时修正自己的公共决策，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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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中形成发展共识，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和成熟。

民众的素养、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气质。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国最具国际化风格的都市。海派文化，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新与旧的混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本土与外来的冲撞。但是，城市的进步永远是一个过程。前不久，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沪“咖啡好喝口难开”的经历。作者叙述了几家咖啡馆服务员区别对待“外国脸”和“中国脸”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请求”：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可爱之处的同时，对自己人也要可爱点。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还是要过回寻常日子。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来。

现代城市的文明进步，是一个注定要承受种种磨难和痛苦、要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的艰难历程。上海，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承受和经历中，在从容和智慧的应变、学习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着城市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传递出城市崭新的发展现、价值观。

世博会的挑战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但是，社会心态的涵养，公共道德的培育，核心价值的建设呢？一个精神失重、无所依傍的民族，绝难承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绝难赢取全球化的实力竞争。

我们把城市化当作转变发展方式的支点，当作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作跨入全面现代化的台阶。可是，城市中的“人”，我们关注了多少？城市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幸福和尊严，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进。

在世博会璀璨的梦想中，在展览馆缤纷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众多的中国城市，如何去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直追，而加快转型？

让城市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上海的应答，也当是中国的应答。 编者按：水污染凶猛如虎！滚滚污水，不仅玷污了环境，更直接侵夺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百姓环境维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一些排污企业不是洗心革面，加大投资处理产生的污染物．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监督检查。于是，我们看到了污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路线图，看到了用暗管、暗渠偷排的种种伎俩。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新趋势——地下排污。

地下排污，即通过渗渠、渗井、渗透池以及岩溶通道等，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废水、污水。这种排污方式，用专家的话说，犹如向人体打毒针．将对地下水造成点对点的、直接的污染。而地下水污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喝的井水成了毒水．意味着比地表污染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治理费用。甚至意味着污染的不可逆——即使投下巨资．也难以恢复地下水环境。由此，我们大声疾呼：行动起来，斩断污染向地下转移的魔爪！

第9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

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没有价值的创造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而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像土地、资本等都只是承担了价值转移的功能。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

价值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财富依赖于价值又不完全等同于价值。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劳动，财富的源泉却有很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缺一不可。

既然这些生产要素也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是稀缺的，是有归属权的，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其所有者当然也可以为付出这些生产要素而获得一些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尊重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我们并不绝对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性地位。因为离开价值的财富只能是财富的泡沫。 劳动对于民众生活具有基础性地位

有的同志会说，就算我们不否认劳动的根本性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小康的今天，突出强调劳动价值还有现实意义吗？我们群众不是也可以去获得财产性收入吗？此论虽话出有因，却与我们的社会现实严重不相符合。

我们承认社会在发展，人民在富裕，但他们的富裕主要还是靠劳动致富。别看我们有少数群体可以炒房炒股，一夜暴富，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劳动者，他们主要靠甚至也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仍然到达66.2%，如果算上转移支付的收入（也相当于间接的劳动收入）甚至达到97.7%．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

当然，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把财产性收入作为饭后甜点，有总比没有好，但必须明白饭后甜点是不能替代主食的，否则会饿肚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点财产性收入是很不确定的，甚至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往往是赔得多赚得少。

当我们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时，我们就只能有一个选择了，尊重劳动。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对在该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生存形式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获取收入的途径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渠道，不能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占主体，它就背离了公平正义．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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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劳动要体现在社会财富分配中

从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写入党代会报告以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对这一问题给予强调，但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

由于特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既定的，其他要素索取多了，留给劳动的肯定就少了。要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句话落实到位，就要对其他要素不当得利或过当得利进行适度控制。

首先就是科学划定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前些年，由于资本的稀缺，我们对资本过分的要求相对纵容，反倒对劳动的要求抑制比较多，结果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远离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彻底扭转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

同时，还要限制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众所周知，垄断行业的收入显然不全是靠劳动的付出，更多的是倚仗其对资源的控制，对其他行业劳动的侵蚀，当然不能放纵。

我们必须遏制过度的投机性收入。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企业家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在实体经济领域于一年，不如到资本市场赌一夜。结果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资本市场，不仅损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还严重制造了资产泡沫。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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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鉴于人才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在选拔人才上必须尊重特点，承认差别，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绝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总之，对待人才我们应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网罗众家，博采众长，努力促成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动局面。

第12期：路在基层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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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

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波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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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位??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时代。

如何加快推进转型？人们寄望的，或是自主创新，或是市场机制，或是产业政策。我更看重的，还是靠民生拉动。

民生是转型不可偏离的导向。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变长期以来以产值论英雄、以数字拼政绩的发展观，从单一经济增长的攀比中跳脱出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分配公平型社会的建设中，坚守以人为本，追求民生进步，保障每一个人的体面劳动，维护每一个群体的权利尊严，创造全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经济奇迹”，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偏低水平？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底气不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3%减少至2005年的36.7%。中国制造的红利更多地在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为资本所挤占，在失衡的全球分工中为海外所汲取，在肆意的腐败蔓延中为权贵所掠夺。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涵养消费能力，保障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陕北神木，当地领导的执政理念很简洁：“天大地大，民生最大”。从12年免费教育，到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正是在民生导向的生动诠释中，在人力资本的精心培育中，积蓄着经济转型的更为深厚的能量。

民生，也是转型生生不息的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职工日益强烈的维权诉求，下在生成一种倒逼中国制造转型的强大力量。一些企业，资本以无情地剥夺员工体面劳动和起码尊严的代价获取剩余价值，换取畸形的市场竞争优势。广大员工在粗暴的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中，在贪婪的劳动薪酬、业余时间和人性空间的挤压中，在严酷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冲击中，被当成流水线上永动的机器。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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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劳资矛盾在凸显，权利意识在觉醒，社会警钟在敲响：传统的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已经行之不远。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去争论、担忧“机器替代劳动”“企业转移海外”和“弱化比较优势”的问题，而应是丢掉幻想，乘势而上，去着力于自主创新，塑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高效产业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创造”引领“中国制造”，以“内需驱动”替代“出口导向”。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来自城镇化。先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正在推涌劳动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向着人口城市化进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试点地区的城乡一体，正在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庆拍马当先，勇于闯关，要让300万农民式变成市民，跟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在城乡间流动，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拉动经济跃升新的台阶。后危机时代，我们将城市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引擎，正是看中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对居民消费的释放力。但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拒绝在城市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这城市的新的能量在哪里？这引擎的新的动力在哪里？

民生优先的转型路径，也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宏大的新局。新疆的跨越发展正从民生破题，更加强调民生和社会发展正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跳点和主旋律。

民生，还是转型蓬勃新生的增长点和闪光点。

水污染，铅中毒，灰雾笼罩在座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在我们身边一再上映。人们呼唤着蔚蓝的天空，清澄的江河，呼唤着低碳生活，绿色消费。于是，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取向。启动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一种潮流。笔者多次走进南昌，感触尤深。“亲水”“亲鸟”“亲绿”，从单纯注重外观效果的“园林化”阶段，到更加关注美化与净化结合的“森林化”格局，还有光伏产业、LED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面振兴，既增加了城市碳汇，又重塑了城市形象。

动漫，网游，视听传媒娱乐业??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大众消费时代到来，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人的消费升级，也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孕育了新的发展模式，生成着创造财富的新的泉源。生命健康，休闲生活，老龄社会??民生领域的拓展，正在为经济转型打开一扇扇机会之窗，着一个个服务产业茁壮和生长，敝开着民众充分就业更加广阔的空间。

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正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崛起。

以消费促进经济平衡，以民生统领发展转型，以幸福引领社会进步，这是科学发展的契机，也是科学发展的价值。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伴随着经济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上好学校、去好医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很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身外之物”开始越来越关注并要求迫切。

这只是我们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列举。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段仍然在持续，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也更加深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是好事不是坏事。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众消费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弹性，文化、思想的繁荣，行为、活动的活跃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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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

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

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旧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既有的制度规矩不管用了，新的制度规矩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新的价值评判又没有形成，于是会出现暂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利用这一空白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老百姓不是要买房子吗，既然需求刚性，我就来“经营城市”，让城市的地价越来越值钱。为了能让土地卖高价，不惜与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征强拆。这种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大趋势上讲，社会转型是走向进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健康度过转型期呢？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与政府官员责无旁贷。

首先，加强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能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他，更不能为了有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项目。

其次，确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完善制度框架，做到依法行政。在社会转型期行为容易失范、制度容易失范的客观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成为维护制度、信守规则的表率，要去践履比社会公众要求更高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而不是相反。

第16期：舟曲不倒

突如其来的灾难，再一次降临。

甘肃省舟曲县，这个曾经的“陇上桃花源”，被呼啸而来的泥石流瞬间击毁。1000多条生命逝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整座城市浸泡在洪水与泥浆中。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抗击灾害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坚定承诺，鼓舞着所有的救援力量快些，再快些。工具不够，就上双手，哪怕十指已是鲜血淋漓；80余栋楼房，逐个拉网式搜索，不放过一个角落；昼夜不休地轮流作业，不放弃一丝生命信号。

这里有人！再加把劲！——昼夜奋战，只为废墟中那一声求生的呼唤。分秒必争，废墟上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痛失女儿的冯青林拼了命救着别人。他坚信，多救一人就对女儿多一分交代。妻儿罹难的杨曙光说，他们埋得太深了，我救不了他们，但要为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尽一分力。结婚不久的王伟说，希望善行感动上天，保佑妻子和尚未降生的宝宝在那个世界里平安。

医疗帐篷里，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累得快挺不住了，心里还惦记着上午刚送来的小男孩的伤势：天水机场上．120急救车闪烁着顶灯，焦急地等待着转运伤员；残垣断壁旁，军医许宏冰紧紧握着藏族老阿[已屏蔽，想办法跳过屏蔽将直接禁言]手，静静陪伴着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是的，舟曲遭受了罕见的灾难，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但是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心中总有一股暖流涌起，有一种力量充溢。坚强、勇敢、无私的人民是打不垮的。

我们坚信：舟曲不倒！

各级干部、广大党员组织必须撤离的群众转移疏散，紧张有序的部署“决不让群众二次受灾、二次受损、二次受难”。

父老乡亲们自发行动起来，背起水箱、小型发电机、电缆、通讯塔架，穿过洪水和泥石，行走在县城内外。这条由肩膀扛起的生命线，让数万名受灾群众吃住有了保障。

安置点上的老乡已吃上了新鲜蔬菜。明年6月，他们就能住进安稳结实的新房。18万册教科书正在加紧赶印，送往灾区。秋季开学，孩子们就可以手捧新课本走进学堂。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又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

无论是竭尽全力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有表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不仅唤起了国人抗击灾害、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还势必激发出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从而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中。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灾难程度不同，相同的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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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和光大。

对生命的尊重还体现在避免和减少灾难发生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快速发展，但由于对城乡建设、农村居民点建房和工程建设的地质勘察和评估重视不够，埋下了大量地质灾害隐患。还有很多地方劈山修路、切坡建房、造库蓄水，但工程措施不到位，也埋下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我国人多地少，山区占70%，一些山区县城、乡镇和村庄就建在滑坡体或泥石流冲洪积扇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搬迁，潜在大量地质灾害隐患，一旦成灾极易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如此之境，如何避免下一个“舟曲”，如何未雨绸缪，值得考量。

地质灾害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是其必然性，为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依据。四川一些地方近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危害严重，但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准备充分，预警和组织群众转移及时，有效减少了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随着人们防灾意识增强和政府信息服务工作加强，灾害预警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项基础工作。但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言，仅有预警远远不够，还必须切实做好排除险情的各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的工作明显加强，浙江省各级政府依靠群众努力构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山东省则对灾害重点防范区编制治理方案、灾情预案和抢险演练。这些做法都值得提倡。

灾害预防直接关系到群众安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极端天气多、灾害隐患多的时候，各级政府都要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工作。

人们看到，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我们的救灾应急机制更加健全，抢险救援更为有效。频繁的自然灾害让我们屡遭创伤和苦难，更让我们收获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

一次又一次灾难的考验，百折不挠的国家正在奋力崛起。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坚强不屈的民族正在砥砺前行。 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希望制度救灾、制度赈灾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也呼唤公众防灾、战灾的意识不断增强：把堤坝建设得更牢固，把家园建设得更安全，把城市规划得更科学，把山川治理得更秀丽??

第17期：转型， 是一种生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这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看经济模式，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这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动力。压力来自“三个倒逼”：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这转型的道路怎么走？

实践的探索不断，但转型的盲区也不少。不少地方的官员，做工作报告，写转型文章，订发展规划，都少不了一些热词汇、新概念、大目标，互相攀比着几年建成一个“未来之城”，几年再造一个“创意新都”。基础差点的，连转型的字面意思都没吃透，就忙着喊口号，贴标签，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装得越多越好；条件好一些的．则跟着忙乎弯道超车，腾笼换鸟，结果呢？倒是弯道熄火的不少，鸟去笼空的也有；一些领跑在前的，由于心大切，步太急，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不认识，就竞相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抢着上马光伏电池产业，纷纷推出创意产业园区，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浪费着资源，过剩了产能，锁定在低端。有业内专家感叹：再大的产业，再多的资源，再好的前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转型是什么？不是运动，而是生长。 生长是有根的，根在何处？

根在资源的优势。发展转型是共同的，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创新驱动是共同的。但是，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为什么非要同刮一阵风、同挤一条道呢？苏南无锡立足人文环境和经济成长优势，走“和而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进海归博士施正荣，强势开拓太阳能电力新能源，推动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世界最先进者行列；搬来领军人物刘海涛，定位“智慧产业”的发展，抢先进入世界“感知城市”的第一方阵。转型转出了差异化、特色化，也转出了新的增长极、新的竞争力。

根在市场的活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政府自应有所作为，但应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顺势而为，市场主导。一边举着转型的旗帜，一边还是传统的路数，停留于强力干预和行政问责，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或是南辕北辙。

根在产业的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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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中国创造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产业转型，更多地要注重提升附加值，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拉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和品牌、物流的两端延伸；占领制高点，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中实现转型升级。

根在体系的支撑。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想一想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期盼，多么急切！然而回望现实，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的境地中改革进展又何其艰难？想一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景，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为了分享政策优惠，多有企业投机取巧，“拿来”几个国外的零部件，移花接木，拼拼凑凑，就敢堂皇贴出“自主创新”的标签，这跟转型需求相去又何其遥远？

根深树盛叶茂。看一看浙江这块土地上的创造吧！“安吉道路”：放弃了近300亿元的高消耗、高污染类投资项目，换来了青山绿水，换来了全县白茶、笋竹、旅游等生态产业的一片兴旺景象：“新昌道路”：一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坚持实施“人才战略”，竟然培育出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全球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义鸟道路”：嫁接文化创意企业，给小商品市场带来了一场产业革命，终于走出产品档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企业原创薄弱的困境??果真是万千气象，遍地英雄。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定性：少一些乱折腾，多一些创造力；少一些应景赶潮，多一些敢闯敢试。如此，方能走上转型的正道，方能期望转型的成功。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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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

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又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个，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是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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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这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总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爷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质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地方政府智力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吁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业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制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和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社会从进入新世纪实现总体小康到“十一五”完美收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已经过半，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的期待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期待又不断地涌现与提出。我们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努力在“十二五”的发展中去顺应、实现人民群众的这些新期待。

具体来说，“十二五”期间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深化三个方面。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到“十二五”我们又改为了“平稳较快”。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

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速度质量效益要协调，消费投资出口要协调，一、二、三产业要协调，经济社会文化要协调，城乡区域要协调等等。又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在低端产业打工，而要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再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要下大力气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新兴产业，下大决心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落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让“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成为绿色的工业化。还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实际效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把高楼大厦盖起来，还要让人民群众能住进去；不仅一部分有钱有地位的人能住进来，广大群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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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能住进来，并且住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社会必须是和谐社会。

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邓小平曾经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进步。我们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人民群众对此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谐就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益与利益，都能在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和恰当位置，整个社会不仅有高的效率，更有相应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障碍，出现的阻力，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细究其根底，无一不是不适宜、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体制在作怪。这些体制机制制约着人民群众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深化改革、全面改革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比如，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创业者为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可是他们很难分享城市的福利，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本。传统的户籍制度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的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发展的活力、潜力与竞争力。又比如，由于缺乏制度体制对经济主体自主平等经营权利的保障，民营企业家不把脑筋用在企业经营、产品研发上，而是“不找市场找市长”。

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发展，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一系列与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改革一系列阻碍科学发展的制度体制，为过上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文明、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保驾护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体制的不适应性凸显。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适应人民群众急剧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均等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还停留在传统层面，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体制改革方面看，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均的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局限，做出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使全体国民的机会均等，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二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其中公共财政资金配置最为关键。要尽快实现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文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支出的均等化。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制性问题。需要同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动手，其中初次分配尤为关键。要用3年~5年的时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初步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到2020年，要使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覆盖城乡的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发展社会服务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我们要尽快放宽对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对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举办的社会服务机构，给予与公共事业机构相同的“国民待遇”，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登记管理、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对举办社会养老、社会救济、社会互助、慈善捐助、就业培训、扶贫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机构，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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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税收减免。

要围绕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个目的，按照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特点，加快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对于属于公益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可采取两种改革路径：一种是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化成本核算和绩效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种是政府不再具体承办，采取出资方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即“养事不养人?‘花钱买服务”，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对于经营性公共服务项目，则需要纳入社会服务业范畴，加快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市场准入门槛，让社会服务提供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城乡户籍改革方面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要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按照常驻地原则，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医疗卫生、子女就学、计划生育、政治参与和权益保护等问题。推进城乡基层自治，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特别要大力发展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要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处理危机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重点是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完善社会矛盾预测预警机制，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依法认真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承载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主要承担行政职能和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个类别，同时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度和完善相关财政政策。通过改革，要建立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与活力，促进社会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但是，那些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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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粮农呢？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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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2011年第1期：“十二五”，我们期望

岁末年初，翻检近日报章，一条消息映入眼帘：2010年12月15日，有“高原孤岛”之称的西藏墨脱公路修通，中国最后一个县城不通公路的历史宣告终结。

这是冬天里飘来的又一缕早春的信息。随着“十二五”的来临，我们的思绪已经登上了世界最快速的高铁，可也不能忽略边疆那更古老的遥远；我们的目光已经聚焦于沿海最壮观的都市，可也不能遗忘乡野那更荒僻的山村；我们的脚步已经追赶着历史更辉煌的前景，可也不能错失当下那更真切的日常。

“十二五”．应该属于每一个百姓。我们都有朴素的梦想，都有坚韧的追求，都有一颗颗星星在生活的天幕上熠熠生辉。 百姓最看重的，是温饱，是富裕。

我们已经步入小康，正在挺进全面小康。贫穷的字眼似乎已定格在昨天。在依然寒冷的后危机时代，世界舆论持续赞颂着也间或嫉妒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奢侈品制造商真心欣赏着也更多震惊着中国的暴富，这些从东方汹涌而来的豪客，出手那么宽绰，人人那么年轻。可是，这并不应是中国形象的全部解读。走进散落凋敝的古老村落，走进遥远荒凉的西部边地，走进城市街巷的蔬菜市场，走进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更为真切的社会。

有一则新闻读来令人唏嘘：南京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后，因工资偏低，为攒钱交足房租，他便白天上班，夜晚上街捡拾废品，不料冻晕街头，被城管救起。拎着蛇皮口袋离开前，他嘱咐千万别让家人朋友知道，也不要公开校名，“我丢不起这个人啊！”

有一组数据读来让人清醒：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近4000万，农村低保对象有47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为2300多万。还有6000多万失地农民，在紧叩就业的门路，在寻找明天的安宁，还有1.5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呼唤城市公共服务，在期待社会保障权利。

贫穷，并未远去。发展，未有穷期。 百姓最期盼的，是权利，是公平。

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今天的人们习惯了利益分层，看多了收入分化。同时，社会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法治观念正在蓬勃生长。面对不少地方土地的强制流转，住宅的强制拆迁，农民的强行上楼，乡村的强行入城，面对生存发展资源的垄断，社会流动通道的堵塞，还有制度性暴富机制的强化和掠夺性权贵经济的猖獗，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去实现参政议政的批评权、监督权。

公民精神的发育，民间组织的建设，网络微博的勃兴，社会民意的凸显，正在给百姓打开崭新的世界，人们更清晰地辨识着自己的未来，更自由地迸发着自己的声音，更真切地把握着自己的力量，更坚定地争取着自己的权益。人们已经意识到，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幸福生活，去改变人生命运，去增进公共利益。

当“十二五”走进视野，百姓真诚地期盼：在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之后，众多乡村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和“两个置换”中“被上楼”“被城市化”的风潮理当就此平息：在政府新拆迁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那些不惜流血自焚也要讨还财产权利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家园的悲剧有望不再上演：在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一再公告中，河南农民王帅举报政府非法用地、甘肃网民王鹏举报他人公考作弊遭警方跨省刑拘的“诽谤罪公诉化”现象应该就此终结??

这是社会进步的标识，这是现代文明的警示。 百姓最珍惜的，是体面，是尊严。

我们在报章中看多了那些对于普通百姓“仇富”“仇官”的指责，可否再侧耳听一听那些日渐流行的官场、市场种种“雷人雷语”呢？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攫取中，在社会分化引发的社会排斥中，普通劳动者往往不仅承受着利益的剥夺、权利的侵蚀，还要承受精神的扭曲、人格的歧视。

这尊严，来自于体面的劳动。我们耳闻目睹了智障包身工被困、富士康厂区跳楼、广东本田厂停工等一系列事件，警钟为谁而鸣？ 这尊严，来自于权力的谦恭。求解分配不公，整治司法腐败，深化吏治改革，当有更大的力度、更新的进步。那些被暴力拆迁的平民，被城管追逐的小贩，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上访者，当有更多的表达渠道、更好的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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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严，来自于福利的保障。这就是：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痛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更小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幸福指数，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由和平等创造适宜环境，提供广阔空间。

这尊严，也来自于内在的坚强。我们当从纠结化、弱势化的社会心态中解放出来，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去建设、创造，以现代的公民姿态，去参与、奋斗。

“十二五”属于每一个百姓，我们有同样火热的希望，也有同样沉重的责任。

在新的远行中我期望，未来的五年社会太平，人民幸福。在新的期望中我祝福，打开了幸福之门，遥远的墨脱莲花盛开，墨脱人民的笑容比莲花更加灿烂。

2011年第2期：叩问土地

过去人们常讲：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农村。今天我们要说：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当下中国。 土地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多少问题在生成，多少力量在博弈，多少歧途在伸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希望。而时下许多地方的“统筹”恰恰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夺。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土地的快速升值，也给农民带来了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难逢机遇。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却在违背农民意愿，以种种堂皇的名义，公然动用行政强制力量，攫取农民的财产收益，剥夺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牺牲农民的未来生计和发展空间。“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强迫农民以放弃自己的土地权利为代价，来换取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本应全部返还当地农民，试点时却大多被弃置一边；拆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常常是对农民一场可怕的掠夺。

转变发展方式，是突破资源瓶颈的路径。我们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污染和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恶化的倒逼、挤压中，开始重视起能耗问题。但是，在许多城市工业项目已经难于落地和农村18亿亩耕地红线屡遭撞击的困扰中，为什么看不到与能耗同样紧迫的地耗问题呢？在摊饼式的城市扩张中，在运动式的空城制造中，粗放型、浪费型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不去从集约式土地开发中寻找新的空间和出路？

抑制贫富分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点。中国的暴富神话和返贫故事，往往都围绕土地而发生，而展开，而进入高潮。随着房价暴涨，少部分人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无房户们则会被轻易甩出财富积累的大门。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权贵资本膨胀、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有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维护社会稳定，是营造和谐生活的前提。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是征地拆迁，城市民生的焦点是住有所居，背后都是土地问题。看一看全国每年由此滋生了多少社会冲突？甚至引发流血自焚。以农民工、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正在城市大山般的房价压力下，艰难地拼搏着、坚持着，为了眼前那一线奋斗的希冀，头顶那一缕理想的阳光。如果一个个竞相崛起、美轮美奂的城市，放不下这一最有希望人群的最卑微的期求、最单纯的梦想，那对社会、对明天，意味着什么？

政府调控地根，是平抑市场风险的杠杆。但这一杠杆常常是调而不灵，控而不动。如抑制房价泡沫，国务院接连推出新政，甚至是“史上最严”，也一再遭遇市场反弹尴尬，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因为，土地中生成着暴富机制，土地出让金业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土地是民生幸福的一个痛点。中国当下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土地发生的联系，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求解的秘道。 我们像流水一样奢侈地享用、贪婪地透支土地。“但有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那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我们已经过早地遭遇到“成长的痛苦”。“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竟是“缺地”。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向何处落地生根？

在市场化的波诡云谲中，在城市化的呼啸前进中，多元利益主体借助土地的流转和整合，分享着一场财富的盛宴。在2010年的土地市场上，政府获得的出让金总额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这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又收益几何？

土地，对于芸芸众生的意味，不仅是物质的，工具的，而且是精神的，价值的。是土地，给了我们生命丰润的滋养，赋予我们人生幸福的意义。今天，在不少地方轰轰烈烈的拆村运动中，在许多城市一浪一浪的肆意扩张中，土地被折腾，被流失，这是社会最纠结的矛盾，家园在凋敞，在沉沦，这是我们最痛切的悲伤。

土地是深化改革的一个起点。回首沧桑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场重大变革，中国人民的每一次重新出发，几乎都是从土地开始。当下中国，还得把土地问题读懂，还得把人地关系理顺。

最重要的，是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在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诱惑之下，必然导致所有者缺位。应当探索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改变单纯行政化倾向，向市场机制配置稀缺土地转型已是当务之急。农地的流转和入股，农地的征用和补偿，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一些地方通过“地票”交易市场，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纳入城市扩张之中。应当警惕的是，防止变相剥夺农村。

化解土地矛盾中的利益冲突，理顺土地变革中的利益关系，政府应当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这就需要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在改革中形成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达通道和平衡机制，维护大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人们享有体面的生活和人格的尊严。

杞人忧天，我今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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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期：呵护亲情

春节团聚，人伦亲情的话题不断升温，“摩托妈妈”思子心切千里单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民。

道德进退，家庭伦理的建设渐成热点，“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生动地诠释着人间至爱、草根亲情。 养老修法，传统孝道的规范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人们热烈地争论起儿女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和限制“啃老”的明文规定。 每一个家庭．同一个社会，如何去呵护亲情？这既是生活幸福的召唤，也是国家文明的标识。 家庭日常．是亲情凝聚的摇篮。

在社会的流动和人口的控制中，中国的家庭愈来愈小型化、原子化、空心化。一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家园，在轰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中，在风驰电掣的城市化进程中，也难逃被历史终结的命运。如何去坚守这历史变迁的基石．去凝聚这社会细胞的灵魂？

节日文化，是亲情滋润的雨露。

快节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节日文化经受着冲击。电视“春晚”的出现，曾经带给人们些许激动。但是，很快就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疲惫和失望，蜕变为商品和广告的狂欢盛宴．，如何去复原传统的节日活力，去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

社会生活，是亲情沐浴的阳光。

市场力量在催生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挑开了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尤其是弱势群体，在贫穷的窘迫中，亲情的向往和表达，甚至成了生活的奢侈和人生的重负。因为金钱，因为遗产，亲人之间可能反目成仇。肆意泛滥的物质欲望，侵蚀着传统深厚的亲情，腐败着人生原初的意义。如何使社会生活的阳光，穿透这重重物欲，带给亲情更多的温暖？

呵护亲情，我们还当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远的关切。 亲情的凝聚，源自家庭的濡染，也承接国家的关怀。

当春节来临，当亲情呼唤，我们如何将踏上归途的千千万万农民工顺利、平安地送回内陆、乡村那一个个温馨的家园？舒适，快捷，穿越梦幻时空的高速列车，帮人们省却了旅途的困顿和漫长的等待。但是，随着普通列车尤其是绿皮列车的纷纷淘汰，高铁票价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农民工在春运选择回家的途径时，开始用脚投票，或徒步长途跋涉，或参加摩托大军，更多地改坐长途汽车挤上普通列车踏上归程。他们在心里很清楚：“有这买高铁车票的钱，够过年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了！”当高铁的时速越来越快、高铁的里程越来越长，我们如何去满足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中国式大迁徙中普通民众的需求？

亲情的滋养，源自文化的涌流，也有赖经济的润泽。

社会“啃老”话题的兴起，背后是城市房价的连年高涨。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就业是难题，住房是更大的难题，“房奴”是他们的自嘲，“蚁族”是别人的镜像，“胶囊公寓”是他们自谋生存的写照，“逃离北上广”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挤压中无奈的选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相似的境遇。他们宁可在城市的流浪中寻找机会，也不愿回到乡村回到土地，重复父辈们那走不完循环往复的沉闷日月。这些大学生，农民工，要凭一己之力在城里安身立户，何其艰难！可贵的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依然还要向着人生的太阳走去。除了执著自己的奋斗和坚持，除了冀望政府的保障和公平，只有求助于父母。尽管父母已经给了他们人生太多，尽管父母也未必都是富有。

贫穷永远不能湮灭亲情，但贫穷时时可能压抑甚至扭曲亲情。

亲情的生长，源自生活的环境，也热望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制造了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问题。

亿万农民抛家舍业，只身闯进城市的大门。他们是坚韧的，像螺丝钉一样，把自己紧紧地拧进一条条日夜不停的流水线，默默地承受着就业的风险，抗争着资本的贪婪。他们是幸运的，凭借打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把握着生活的希望。同时，因为亲情，他们又是心灵最沉重的社会一群。看一看他们身后的留守老人：饱尝空巢中的孤独，病痛中的无助，抚养孙子孙女的艰辛；留守妇女：上有老下有小都需悉心照料，家务事田间事都当事事亲为，还有感情生活的平衡，社会关系的应对：留守孩子：远离双亲，缺少父母的关爱，尤其是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的断层和缺位，给孩子的知识学习、人格培养造成了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守问题的严重后果，就是乡村老人自杀现象、妇女离婚现象、孩子犯罪现象显著增多。这是中国打工农民家庭最难以承受的悲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最引人注目的疤痕。

如果说留守问题的积累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必然承受的历史性阵痛和代价，那么，留守问题的缓解应该是推动当下中国求解民生、转型和改革三大社会课题的制度进步。

亲情，是人类社会最为朴素、本真、绵长的情感，也是我们当下最应珍惜、呵护、陶冶的情感。 呵护亲情，关爱家庭，就是呵护我们的心灵，就是关爱我们的社会。

2011年第4期：改革，当奋然前行

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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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改革者困境”？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

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撤村并居”、“占补平衡”、“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 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

2011年第5期： 努力创新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为了给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和谐有序安定的环境，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应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而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服务”之中，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理念的创新。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与理想目标是服务不是管理，不是把社会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管理实践表明，稳定不是死气沉沉，秩序不是鸦雀无声。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不再抱着公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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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以城市管理为例。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小商贩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一种就业。为了城市美观和交通秩序需要依法依规对摆摊加以管理，但在实行管理之前首先应该提供服务，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的地方。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探索。

——创新社会管理关键是提高服务水平。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更需要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如何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就要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服务水平了。是否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调解复杂矛盾，有效保障群众权益，直接反映着我们服务水平的高与低。

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通过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动态性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的社会信息，并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综合分析和研判，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切实提高社会预警能力。我们还要从矛盾纠纷多发、有些判决难以定纷止争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统筹化解矛盾纠纷。

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协调，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时可以调解，正当权益可以有效保障。 ——创新社会管理根本是夯实公共服务的基础。

社会管理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就管理谈管理。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些年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这种矛盾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社会管理问题。

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和谐就有了坚定的基础。

所以，在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最为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2011年第6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由于推进城镇化任务艰巨而复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要做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任务，也是针对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比如说，目前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的统计中，包含了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产业支撑、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问题。所以，“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观念，少走弯路，逐步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而相对充足稳定的就业是城镇化的基础，要让农民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最基本的条件是能够就业、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这就要避免盲目的城镇化，不能以为圈了地、建了城区就是城镇化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是非农产业集聚和发展的结果，必须有产业、能就业，使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真正转为非农产业劳动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

第二，做好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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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体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统筹，其中首先就是要求做好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推进城镇化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环境、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地扩大城镇的建设规模，不能以为大就是好，不能以为大楼高、马路宽就是城镇化，城镇除经济功能外，还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功能。

第三，要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的体制，除了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藩篱，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城乡间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才可能变得自然。

第四，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教育、看病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在现阶段，还不能急于割断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将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个条件。

第五，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必须认真执行现行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规定，不能以城镇扩张为由去侵占农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探索，但是不能违法侵权。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探索农村非农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途径与机制。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应严格执行政策（国务院2010年47号文），不能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违反“增减挂钩”具体规定。

第六，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的战略和工作要求，既要克服冒进、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真正促进“三化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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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两会授权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五年，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国民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财政收入从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前沿科技实现重大突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这五年，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进步。城镇新增就业5771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这五年，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去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开放型经济水平快速提升。

这五年，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这些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奋勇前进。

五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注重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牢牢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十一五”前期，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以及结构性、输入性物价上涨等问题，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近两年，面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沉着应对，科学决策，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实施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加强科技支撑，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实施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新增中央投资1.18万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投资占43.7%，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占15.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23.6%，灾后恢复重建占14.8%。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国内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外需缺口，较短时间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在世界率先实现回升向好，既战胜了特殊困难、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毫不放松地做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民的生产补贴资金去年达到1226亿元。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5%到40%。严格保护耕地。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粮食产量屡创历史新高，去年达到54641万吨，连续7年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成7356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解决2.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

（三）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积极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和竞争力明显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突破了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技术，一大批科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服务业快速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提高2.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五年建成铁路新线1.6万公里，新增公路63.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3万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33个，新建和加固堤防1.7万公里。二是扎实推进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和政策措施，制定实施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新增发电装机容量4.45亿千瓦，其中水电9601万千瓦、核电384万千瓦。关停小火电机组7210万千瓦，淘汰了一批落后的煤炭、钢铁、水泥、焦炭产能。推进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完成造林2529万公顷。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万平方公里，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工业“三废”治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五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14.29%。三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颁布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推出促进西藏和四省藏区、新疆等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举措。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加快，经济增速等主要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自主创新和竞争力逐步提高；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趋于缩小，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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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在活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增值税转型全面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顺利推进，资源税改革启动试点，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顺利完成，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平稳解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创业板、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顺利推出，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深入推进保险业改革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邮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制定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民间投资的一系列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9%，结构不断优化。贸易顺差连续两年下降，2010年比上年减少6.4%。利用外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220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3352亿美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多边、双边经贸合作继续深化。对外援助规模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增加了就业，吸收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五）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工作。实施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实施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办法，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24%的县。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12.67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取得新进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7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800多亿元。大力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使1100万户困难家庭住上了新房。我们要持之以恒，努力让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累计4.45万亿元，年均增长22.4%。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涉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加快实施国家助学制度，财政投入从2006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亿元，覆盖面从高等学校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资助学生2130万名，还为1200多万名义务教育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加快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制定并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央财政科技投入6197亿元，年均增长22.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大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改造和新建2.3万所乡镇卫生院、1500所县医院、500所县中医院和1000所县妇幼保健院，建立了240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定并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人口规划目标顺利实现。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繁荣进步。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加快，全民健身活动蔚然成风。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五五”普法顺利完成。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玉树强烈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恢复重建有序推进。经过灾难的洗礼，中国人民更加成熟、自信、坚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不可战胜。

五年来，我们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完成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加强行政问责，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政府自身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过去五年，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感谢！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诚挚感谢！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主要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违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加快解决这些问题，让人民满意！

回顾“十一五”时期的政府工作，我们进一步加深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一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我们战胜各种严峻挑战，靠的是发展；各领域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靠的是发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仍然要靠发展。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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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必须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失灵，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同时，科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和依存不断增强。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真正做到内外兼顾、均衡发展。

四是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必须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创新，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稳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宁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二、“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我们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议。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从国内看，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支持政策，着力推进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努力造就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实现新跨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我们要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加大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至10%，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切实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大江大河重要支流、湖泊和中小河流治理，明显提高基本农田灌溉、水资源有效利用水平和防洪能力。

我们要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为全体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五年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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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提高扶贫标准，减少贫困人口。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提高并稳定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水平提高到70%以上，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达到74.5岁。

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形成互利共赢的开放新格局。

我们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维护群众利益的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总之，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我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有更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就会有更大的改善，国家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三、2011年的工作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对于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任务至关重要。过去一年，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3%，城镇新增就业1168万人，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这为做好今年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不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我们要准确判断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总的考虑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

实现上述目标，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2%左右。要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三农”、欠发达地区、民生、社会事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施全口径监管，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16%。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密切监控跨境资本流动，防范“热钱”流入。加强储备资产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提高投资收益。

今年，重点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当前，物价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这个问题涉及民生、关系全局、影响稳定。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我国主要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粮食库存充裕、外汇储备较多等有利条件，努力消除输入性、结构性通胀因素的不利影响，消化要素成本上涨压力，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坚决抑制价格上涨势头。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加强价格调控和监管。一是有效管理市场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条件。把握好政府管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整时机、节奏和力度。二是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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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三是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农超对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把握好国家储备吞吐调控时机，搞好进出口调节，增强市场调控能力。四是加强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特别要强化价格执法，严肃查处恶意炒作、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五是完善补贴制度，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绝不能让物价上涨影响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

（二）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要求。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增加政府用于改善和扩大消费的支出，增加对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民的补贴。继续实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农村和中小城市商贸流通、文化体育、旅游、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和养老消费。推动农村商业连锁经营和统一配送，优化城镇商业网点布局，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地理信息等新型服务业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治理行动。

大力优化投资结构。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抓紧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三）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

确保农产品供给，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支持优势产区生产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产品。大力发展畜牧业、渔业、林业。切实抓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大中城市郊区要有基本的菜地面积和生鲜食品供给能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展壮大农作物种业，大规模开展高产创建。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5到7元，水稻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9到23元。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业、创收能力，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大兴水利，全面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和病险水闸除险加固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完善排灌设施，发展节水灌溉，加固河流堤岸，搞好清淤疏浚，消除水库隐患，扩大防洪库容。通过几年努力，全面提高防汛抗旱、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加快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为农民建设美好家园。

加大“三农”投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油料、生猪调出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奖励补助规模和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确保涉农贷款增量占比不低于上年。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覆盖耕地、林地、草原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大幅增加奖补资金规模。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年底前，在全国普遍建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

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办好这件大事。

（四）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改造提升制造业。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重点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技术工艺系统集成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二是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加快实现“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示范应用。大力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要抓紧制定标准，完善政策，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加快形成生产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和提升软件产业。着力营造有利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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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加快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尽快实现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工业基本同价。四是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加强智能电网建设，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统筹发展、加快构建便捷、安全、经济、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落实各项区域发展规划。坚持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的政策措施和促进西藏、新疆等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各项举措。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进一步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上走在全国前列。更好发挥深圳等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颁布实施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突出抓好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继续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大力开展工业节能，推广节能技术，运用节能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投入，积极推进新建建筑节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加快城镇污水管网、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推广污水处理回用。加强化学品环境管理。启动燃煤电厂脱硝工作，深化颗粒物污染防治。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加快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继续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巩固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成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完善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加快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防治应急等体制建设。

（五）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科技、教育和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必须始终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好“双语”教学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引导高中阶段学校和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支持特殊教育发展。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全面加强人才工作。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加大人才开发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努力营造平等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重大集成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共同出资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项目，政府要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激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管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六）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

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要适应我国劳动力结构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努力满足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自主创业。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快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全国互联互通。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今年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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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低工资制度。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三是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解决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积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城乡低保制度。继续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将孤儿养育、教育和残疾孤儿康复等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继续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管理信息化。发挥商业保险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快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一是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265亿元。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幅度增加投入。抓紧建立保障性住房使用、运营、退出等管理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保证符合条件的家庭受益。二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进一步扩大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做好孕产妇和婴幼儿保健工作。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实施新一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切实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加快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加快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和纠错机制，加强信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工作，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切实解决乱占耕地、违法拆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突发事件应急体制，提高全社会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加强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密防范、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七）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文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加快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增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和城乡基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档案事业。加强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体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展辉煌。

（八）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完善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制，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清理和归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推进资源税改革。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继续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继续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工作。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价格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九）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积极发展互利互惠的多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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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大力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无论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出口，都要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都要减少能源资源消耗，都要向产业链高端延伸，都要提高质量、档次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顺差来源国增加进口，逐步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推动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协调发展。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简化审批手续，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到境外投资提供便利。鼓励企业积极有序开展跨国经营。加强对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防范投资风险。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智力资源，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和综合效益。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

（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建设廉洁的政府是一项持久而又紧迫的任务，是人民的殷切期望。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一是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针对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加大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二是切实加强廉洁自律，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准则》，落实领导干部收入、房产、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审计和监察工作。加大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监督力度。三是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要精简会议、文件，清理和规范各种达标、评比、表彰以及论坛、庆典等活动，从经费上严加控制。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各位代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实中央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和发展少数民族事业五年规划。让我们团结奋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继续加强侨务工作，保护侨胞的正当权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各位代表！ 建立巩固的国防，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步伐。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加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增强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和反恐维稳能力。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各位代表！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提高内地与港澳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支持粤港澳深化区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祖国内地人民将与港澳同胞携手奋进，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

我们将坚持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继续推进两岸协商，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产业合作，加快新兴产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在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深入开展两岸社会各界交流，积极拓展两岸文化教育合作。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坚信，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继续共同努力奋斗，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各位代表！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我们要保持与主要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积极推进对话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增进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合作成果，推进合作方式创新和机制建设。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以二十国集团峰会等为主要平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在推动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贡献！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我们创造了不平凡的光辉业绩；展望未来，我们对国家的锦绣前程充满信心！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勇敢面对各种挑战，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扎实工作，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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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新华社）

附件2：2011年两会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答记者问(实录)

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闭幕会。

今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后与中外记者见面并答问。以下是根据网络直播整理的答问实录：

[李肇星]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们高兴地邀请到温家宝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大家的提问。现在请总理讲话。 [温家宝]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温家宝]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 [温家宝]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要轻松。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谢谢。 [温家宝]现在可以提问了。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就是年均增长7%。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字和“十一五”规划相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请问总理，我们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谢谢。

[温家宝]主动调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表明决心和意志，而且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说，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时期，我们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温家宝]真正使中国的经济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着重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

[温家宝]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速度高，就业人数就会多，但通胀的压力也会大。 [温家宝]经济发展速度低，就业人数少，但很容易使经济走向衰退。

[温家宝]我们必须在这两条道路当中走出一条光明道路，把它们有机地连接起来。

[温家宝]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

[温家宝]7%的发展速度也不算低了。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7%的速度使经济增长也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基数大了，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温家宝]谈到就业，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特别应该重视发展中小企业，主要是科技型的小企业。

[温家宝]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这些都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比过去低的速度下还能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问题，这对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完全有决心能够办好这件事情。

[温家宝]谢谢你。

[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温总理你好。我们看到，今年年初以来，在北非的一些国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在关注着快速发展的中国，有人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很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大环境？其他国家能否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借鉴并得到启示？

[温家宝]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

[温家宝]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 [温家宝]我们的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

[温家宝]中国经济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一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温家宝]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温家宝]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家宝]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温家宝]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 [温家宝]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谢谢你。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您在“十二五”规划报告当中特别提到港澳，包括继续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还有就是确立粤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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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大型机械建设项目的合作，中央在作出这些规划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考虑？另外，现在有人说香港已经逐渐在消失它的传统优势，已经没有独立的能力应对区域竞争，所以迫使中央这次要出手，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我们很想知道，这些措施长远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现在香港存在的一些，比如贫富悬殊这样一些深层次矛盾等问题。谢谢。

[温家宝]听到香港记者的提问，我想起在2003年我访问了香港，也就是在那一年那次访问，我见证了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定。我可以先跟你说，我很想再去一次香港，看望香港人民，向香港人民表示问候。

[温家宝]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港澳单独列为一章，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保持长期稳定的坚定支持。 [温家宝]这样做不仅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要求，也是对港澳的长期发展有利的。

[温家宝]方才你说香港的传统优势不存在了，我不这样看。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有着开放的自由经济，有着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完备法律法规，有着全面的各类管理人才。

[温家宝]香港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都经受住了考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没有改变。

[温家宝]在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要使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的结算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在金融上的改革都首先在香港先行先试。比如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已经超过3000亿。

[温家宝]我们首先实现了货物贸易在香港以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合作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香港连接内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地向前推进，使物流、人流更加畅通和便捷。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温家宝]香港目前不仅有应对区域竞争和风险的能力，也有应对世界竞争和风险的能力。但是，香港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外部局势。因此，也要有忧患意识，利用好机遇迎接各种挑战。

[温家宝]我曾经讲过，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有一个长远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二，要重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第三，要努力改善民生。

[温家宝]我以为，在香港还要重视教育、科技，以增强香港发展的后劲。还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和旅游服务。发展小型的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就业。

[温家宝]香港有着比较充裕的财政收入和雄厚的外汇储备，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特别要照顾好弱势群体，致力于改善民生。谢谢你。

[温家宝]对不起，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还想回答一个你没有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在香港有一种舆论，说香港“被规划”了。

[温家宝]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认真执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严格遵守基本法。 [温家宝]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都是支持香港的发展，中央的规划绝不会代替香港的自身规划。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总理你好。请问通货膨胀现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高物价、高房价已经直接影响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那么您如何评价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呢？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措施出台？在应对通货膨胀，您会不会考虑让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谢谢。

[温家宝]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温家宝]我们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如果你看看整个国际的形势，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物资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温家宝]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

[温家宝]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难以控制的。

[温家宝]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温家宝]我们必须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我常讲通货膨胀包括物价、房价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温家宝]因此，我们今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

[温家宝]我们必须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我常讲通货膨胀包括物价、房价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温家宝]因此，我们今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

[温家宝]关于管好通胀预期，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详细地讲了。 [温家宝]我不想再过多地重复。我只是讲，对于管好通胀预期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温家宝]去年11月份，我们物价高企达到5.1%。12月份，经过努力，我指的是消费物价水平降到4.6%。 [温家宝]今年上半年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大概记者先生也懂得因为翘尾因素影响大。

[温家宝]1月份，我们的CPI达到4.9%；2月份，还保持在4.9%。但你知道，2月份翘尾因素的影响高达3.7%。 [温家宝]对于物价，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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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努力管好通胀预期的。 [温家宝]首先，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保障供给；

[温家宝]第二，加强流通，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这个薄弱环节； [温家宝]第三，主要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场。 [温家宝]我们将持之以恒地把这项工作做到底。 [温家宝]至于房价，我们也是三管齐下。

[温家宝]第一，还是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我想补充一点，对于物价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 [温家宝]第二，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手段来调节市场的需求；

[温家宝]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无论是物价和房价，地方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

[温家宝]也就是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房价也由地方来负主要责任。

[温家宝]你关心人民币升值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动摇。如果从1994年算起，我们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3次。

[温家宝]现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57.9%。我们这次改革主要是改变单一的盯住美元，而实行根据市场需求，参照一揽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浮动的弹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种升值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总理，您好。刚才那位外国同行也提到中国的房价，您也阐述了我们调控房价的三方面政策措施。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就出台了不少关于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被称为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今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重申，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现在社会上有担心，就是这些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实到位？会不会半途而废？请问总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温家宝]关于房价的调控，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

[温家宝]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

[温家宝]对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

[温家宝]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我们三管齐下，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

[温家宝]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人民群众当中有许多担心，他们总的是赞成的，但也有许多忧虑。我们提出，今年再建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明年再建1000万套，也就是在今后五年能够建设3600万套。

[温家宝]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用于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个方向必须明确。

[温家宝]这里就有一个资金落实的问题，中央今年将向地方补助1030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投入，但还必须更广泛地利用社会资金。

[温家宝]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

[温家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这是中国房地产建设的一大机会，如果丢掉了，十分可惜。

[温家宝]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后，管理和退出机制现在就要着手制定规则，这样我们就实行了一个完整的从建设到管理，到退出这样一个完整机制。使保障性住房质量和效益得到保证，使将来它的管理也得到保证。

[温家宝]谢谢。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总理阁下您好。我们非常关心“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请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这种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文化领域有什么具体政策和发展方向？谢谢。

[温家宝]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国民素质、文化发展和道德情操上。我们国家有着5000年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历经劫波，而现在还保存完整传承下来，中国是一个典范。

[温家宝]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懂得，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祖国强大。

[温家宝]在“十二五”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都要把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还要善于把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发扬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结合起来，使祖国的文化再展辉煌。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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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十二五”规划已经正式通过，而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日前在台湾举行了首次会议。请问温总理，“十二五”规划和两岸签署的ECFA怎么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另外，有部分台湾民众担心在大陆的经济转型之后可能对于在大陆的台资企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出现经济困难，请问总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温家宝]请台湾记者向台湾同胞问好。

[温家宝]大陆与台湾的ECFA协议今年1月1号生效，首先是早期收获。在今年2月份，两岸有关方面进行了一次评估，总的认为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效果初显。

[温家宝]今年1月份，两岸贸易额增长了30%。你可能知道，去年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台湾的顺差达到860亿美元。 [温家宝]你方才担心大陆经济转型会使台湾企业边缘化，我想对你讲，大陆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现在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已经有8万多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如果算上异地投资，就是经过维尔京群岛这些岛屿，整个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台商投资已经占到大陆吸引外资的9%。

[温家宝]我想要消除这样一个顾虑，就是我们在推进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只能为台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有利的商机。我们将对台资企业继续实行国民待遇。台资企业在内地的发展不仅不会被边缘化，而且我预计会有更大的发展趋势。谢谢你。

[温家宝]我还想说一句，在ECFA实行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而且我们还将本着循序渐进的方式进一步推进ECFA的后续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都可以感觉到大陆的诚意和对台湾商界和人民利益的关心。我们是同胞，骨肉之亲，析而不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8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

[温家宝]你的第一个问题问得早了一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温家宝]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温家宝]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温家宝]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家宝]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温家宝]而做到所有这一些，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第五，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因为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

[温家宝]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

[温家宝]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

[温家宝]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谢谢。

[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因为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去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不断获得健康发展。对此有很多民营企业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民营企业认为，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过程当中有很多民间投资还会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似乎“玻璃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在国际上针对“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不少争议。请问总理，您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温家宝]我们的方针是要实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两个毫不动摇。

[温家宝]我们在2005年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36条。去年我们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应该说，这两个36条雷声不小。

[温家宝]为什么说它雷声不小呢？就是我们明确地提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我们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

[温家宝]为什么许多非公企业还感到雨点小？甚至提出存在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现象，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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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果注意这两个文件，后一个36条其实是对第一个36条的补充，它在政策和准入的细节上都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新36条的贯彻细则。我相信，这两个文件将会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温家宝]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

[温家宝]单就你提到的所谓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

[温家宝]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这样也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发展。

[温家宝]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谢谢。

[俄通-塔斯社记者]总理您好。我在中国工作已经18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也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但是最近发现物价变贵了，请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俄罗斯的媒体都称赞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他们说这些措施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较小，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谢谢。

[温家宝]你的问题重点在第二问，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温家宝]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际贸易下降26%，而中国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罗的海指数一度跌到零。

[温家宝]我到深圳集装箱厂去考察，连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我们最低的GDP跌幅达到3.8%，不少企业停业，大批农民工返乡。 [温家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使企业恢复活力；大范围地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使民生继续稳定和改善；大力度地推进科技支撑，使经济充满后劲；同时大强度地推进企业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

[温家宝]所有这些都不是单一的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方向。

[温家宝]我们实施4万亿的投资，关于投资比例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你问的问题的要害就是所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小。我跟你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从而避免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

[温家宝]至于通货膨胀，我方才已经多次讲过，这次通货膨胀是国际范围内的，在新兴国家，CPI都达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经分析了，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减少货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谢谢你。

[李肇星]时间已经超过中午12点，为了让更多的记者朋友有机会提问，经请示总理，我们记者招待的时间再延长十来分钟。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们想请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问题。我们留意到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知易行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一直提到今天，请问温总理，您认为“十二五”规划要得到真正地实施，真正地贯彻落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温家宝]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 [温家宝]所谓创新机制，其实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

[温家宝]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而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并且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 [温家宝]通过改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生产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

[温家宝]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增加经济总量，但是这种总量的增加是不能以过度地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那样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影响。

[温家宝]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的考核。我以为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最重要的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谢谢。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记者]总理您好。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是27年来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请问总理，这是否意味着在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十二五”时期能否保持住这种变化的趋势？谢谢。

[温家宝]应该说这些年来，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到去年达到5919块，增长幅度超过10%，也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温家宝]农民收入的增长大致是三个来源。第一是农产品，或者说是叫农业收入。

[温家宝]我们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当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就达到1326亿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每年的补贴额超过1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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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此外，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免费的9年义务制教育，并且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书本费和住宿费。在中等职业学校，我们还特别规定，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学农专业的孩子全部免费。这些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温家宝]但是更为主要的，就是我们消除了农民进城的歧视。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多达2.42亿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50%。 [温家宝]第三是部分农民还有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农业基础还不够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也还不够稳定。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温家宝]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比如，我们前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40%，今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的最低收购价继续大幅提升。

[温家宝]我们正在贯彻关于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所有这些我觉得都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

[温家宝]最后，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我不是让你提问。

[温家宝]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借此机会，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温家宝]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队，并且给中国以物资上的支援。我们的救援队昨天已经到达日本，我们运送的救灾物资也到达了日本。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请你代为转达。

[李肇星]感谢温总理，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总理记者见面会到此结束。再见。 附件3：2011全国两会最受关注10大话题

一、社会保障 九成网民希望废除养老双轨制 （71090票） 网友：退休待遇双轨制是最大的分配不公。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们，退休后不能得到同等待遇。企业退休人员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同等资职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低两至三倍。

网友：取消退休双轨制，是人民的强烈呼声。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应把这个问题纳入议题，并重新研究制定公平、合理的法规，让广大人民享受公正公平的阳光。

网友：养老金双轨制,必须尽快纠正，代表、委员们不能怕矛盾，要充分考虑企业退休人员的诉求！

二、司法公正 七成网民认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 监督机制待完善 （46150票 ） 网友：司法腐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办案不看证据，违背事实，枉法裁判。

网友：经过多年的立法，现在我国的法律已基本涵盖各个层面，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如何形成法律至高无上的态势，是各届政府首先需要推行考虑的问题！

网友：我是一名政法干警，中央的相关政策制定的都很好，只是让基层少数的操作者歪曲执行。当前要下大气力惩治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是当前最大的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蛀虫。

三、反腐倡廉 “三公消费”严重 八成网友认为反腐应加大惩处 （26501票） 网友：权力集中，缺少监督，缺少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都可能产生腐败。只有权力接受监督，行政公开透明，群众参与公平。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治理腐败，党和国家将面临危险。

网友：公务员的升迁渠道不畅，有人为了升官不惜请客送礼。这都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

网友：反腐败要从源头抓起。首先领导干部要带头管好家属和身边人，做人民的表率；其次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再者，用法律约束。多元化的监督才能真正地遏制腐败。

四、个人收入 过半网友认为编制内外收入差距过大 期盼提高工资 （24814票） 网友：事业单位搞改革，在编与不在编待遇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网友：尽快制定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的《工资法》，合理分配。取消一切名目繁多的“补贴、津贴”。中国公民在退休待遇上一律平等，立即废除“退休金管理双轨制”。

网友：控制垄断企业过高的畸形工资，大幅提高一般企业职工过低的工资，缩小职工之间的过大收入差距。 网友：编内编外不同工同酬，期待同工同酬能够在今年得到贯彻和不打折扣的执行。

五、房价调控 七成网友称房价高买房难 近一成预计今年房价下跌 （20020票） 网友：房价太高，压力太大，生活负担太重。 网友：房价调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政策，控制房价不应是一种临时措施，应是长期手段。像人口普查一样来一次住房普查，由国家设定一个人均住房标准，超过的就交税，只要你交税，住多大房都可以，收的税可以建保障房。

网友：控制房价主要要控制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网友：严禁投机炒房,确保公民安居；二手房市课重税，增值全额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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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医疗改革 70%网民认为“看病很贵” 望尽早实现“异地报销” （18889票） 网友：60 岁退休人员，儿女往往在外地工作，年岁大了要搬到外地与儿女在一起。医保无法实现“全国统筹”，看病只能回原地,实在不便,请政府妥善解决。

网友：立医院改革还没有现成套用的模式，需要不断地探索。建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在“三个有利于”的精神下，允许尝试、创新！判断公立医院改革成败就是看实效，只要有利于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要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是成功的。

七、物价调控 网友普遍感受到物价上涨压力 七成盼加薪 （18848票） 网友：要抑制物价，政府监管力度要大，不要流于形式，尤其是物价、工商部门，责无旁贷。罚单子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政府应多考虑那些工资在1500元甚至1000元以下的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问题，他们的生活状况只能处于维持中，根本没有改善生活质量的余地。

网友：物价涨得很高，工资却还是这样低，希望能有一些改进措施。

八、环境污染 九成网友认为环境问题严重 半数支持征“环境税” （18387票） 网友：环境污染很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彻底根除地方保护主义，环境执法实行垂直管理。

网友：从污染源头治理。立项严格把好关，不利于环保的项目不批，批准的项目必须环保达标，否则责任自负。凡事只要抓关键，自然一顺百顺。

网友：建筑垃圾处理问题应列入环保关注问题,否则土地破坏严重，后人改变困难。

九、食品安全 八成网友认为监管不力是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根源 （17547票） 网友：现在，许多水果、蔬菜、各种肉类、蛋类以及其他食品，加上了这样那样的添加剂、防腐剂、催熟剂、催红素、以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添加剂。谁敢吃啊！甚至个别不法分子在贪图利益，真该好好监管！

网友：关于食品安全，应该在全社会建立企业和公民的诚信档案，定期对不良信用记录给予曝光，让破坏食品安全的个人和企业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网友：对于中国乳品行业的整顿、淘汰、重审、发证等，要提高准入门槛，更要治理整顿。

十、教育改革 超6成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低 教师人才流失严重 （13752票） 网友：应试教育已经严重影响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

网友：应着力提高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水平。

网友：现在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小学就开始补课，希望能严禁老师有偿补课，还孩子们一个美好的童年。

网友：城乡师资差距太大，我现在工作在外省市里，孩子在老家农村上学。如果孩子到城里上学，在异地课本内容不同，对孩子未来考试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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