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政权与台湾问题比较研究(原创)

2/6/2014

北元政权与台湾问题比较研究

北元政权指的是元朝结束中原统治后，退据蒙古故地的残余政权。其开始标志是1368年徐达攻克大都，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北走上都①。其结束标志历来有很大争议，一种说法北元政权一直延续到明末林丹汗时期，亡于新崛起的后金政权。另一种说法认为1388年明朝大将蓝玉攻袭捕鱼儿海②，摧毁北元汗廷，北元大汗脱古斯帖木儿败亡。不久之后，蒙古大分裂，1402年，北元去国号灭亡。两种说法各执一词，都有一定的道理。

明取代元，成为统治中国主体的王朝。但元作为一个政权并没有灭亡，而是败退到了塞外蒙古高原，与明朝形成了对峙关系，并仍然声称自己为中国正统。这段历史在政权交替过程和新旧政权关系方面，十分类似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与中共政权对峙这段历史。历史上明朝与北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今天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么这种相似到底是表面现象的相似，还是本质关系的相似？研究明与北元的历史，是否能对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有所启示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从史料出发，还原600多年前那段历史。然后是从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出发，进行分析研究。

一、北元政权历史简述

1、元廷北迁

1368年6月，朱元璋调兵遣将，准备对大都发动总攻。朱元璋谕徐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③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元作为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还是承认的，并没有单纯从汉人与蒙古人的民族恩怨出发。他主张的是要“承天意”来替代元这个政权，而不是要代表汉人来“驱除鞑虏”，这就使得元与明的交替，更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继承的意味，而不单纯只是民族纷争。

“洪武元年闰七月己酉，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壬子，常遇春克德州。丙寅，克通州，元帝趋上都。”“八月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④大都陷落，标志着大元帝国作为大一统的全国性统治政权结束了。

“北迁后的元廷，仍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依旧称‘大元’，时刻想着恢复对中原的统治。关于蒙古人自己对待“大元”这个称号的态度，历史上一直有着争论。一种说法认为：此后几百年中，无论占据蒙古大汗之位的是忽必烈后代，还是阿里不哥、窝阔台后代都没有更改过‘大元’这一传统国号。另一种说法认为：1388年阿里不哥后代夺取大汗之位后，由于他们与忽必烈一系有世仇，所以他们反对忽必烈提倡的仿效汉族王朝模式定国号为‘大元’，反对实行汉法。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使走上‘歧途’的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回到‘正轨’上来，所以他们一定会取消‘大元’国号。明朝方面，最初称北迁的元廷为‘元’‘前元’或‘故元’，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原正统地位，避讳‘大元’或‘元’这一国号，而改用自唐宋以来中原人对原蒙古人或蒙古民族共同体通用的称呼‘鞑靼’来称呼北元政权。‘北元’一词最早来源于朝

①上都：北京市正北滦河上游，今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

②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贝尔湖

③《明史》：卷二本纪第二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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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高丽史》，其中偶尔称北迁后的元廷为北元。于是学界开始借用这一称呼，称与明朝相对峙的蒙古国为北元，以示与统一中原的元的区别”①

2、北迁初期，北元与明朝对漠南地区的争夺

北元初期，元廷仍具有很强的军事势力，控制着漠南漠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岭北行省、辽阳行省全境，中书省北部以及陕西、甘肃行省的部分地区。“不甘心失败的元惠宗在上都与臣僚日夜谋划“恢复大计”，试图收复失地、重返中原。

元惠宗在即将退出长城前，还颇具浪漫气息地给即将攻打大都的明军留下了一首诗。陈衍《元诗纪事》引《翦胜野闻》记：“元军既遁，留守开平，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云：”

致吴王②

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且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叮咛频嘱咐，春风先到凤凰台。

“诗中没有一丝末代皇帝的败亡口吻，却仍显示出恢宏的气度。表面上顺意明太祖，同时又嘱告明太祖：王气有盛有息，不要过早以为自己已经率滨王土，春风也会来到草原。全诗言婉意刚，绵里有针，透露出惠宗以待时机卷土重来的企念。”③

元廷为此组织了一系列军事反攻。与此同时，明军也在继续着统一全国的战争。1368年底，盘踞在中书省西部的元末大将扩廓帖木儿奉惠宗之命出兵，图谋克服大都。明将徐达、常遇春、冯胜各率所部乘机出兵太原。扩廓帖木儿回救太原，正中徐达等计，为明军所败。“十二月丁卯，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

1369年“三月丙午，常遇春至凤翔，李思齐奔临洮。四月丁丑，冯胜至临洮，李思齐降。”随李思齐投降者多达十余万之众。四月，惠宗下令右丞相也速、诸王晃火帖木儿出兵征明。六月常遇春部攻全宁，败北元右丞相也速兵马。

同为六月，常遇春、李文忠北上攻上都，诸王晃火帖木儿在新开岭迎战，兵败被杀。“六月己卯，常遇春克开平④，元帝北走。”俘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万余众，获马牛八万、车万辆。惠宗被迫迁都应昌⑤。这是元廷北迁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创。不久，明军回师，北元收复上都等地。

几乎同时，北元对内地的反击也十分猛烈。“七月辛亥，扩廓帖木儿遣将破原州、泾州。辛酉，冯胜击走之。”“八月丙寅，元兵攻大同，李文忠击败之。”“十二月庚寅，扩廓帖木儿攻兰州，指挥于光死之。”⑥

从上述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明、元双方继续处于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之中。明军的进攻都直指元廷要害，目的就是要置之于死地，并没有因为元廷退居塞北，而有划界分治的想法。元廷同样眷恋中原，不甘于退居塞外，多次组织大规模反攻，也给明朝造成过城破将亡的重大损失。元廷虽然丢失了忽必烈称帝的元上都，二都尽失。但元廷是整体撤退到应昌，一整套政权机器并未受致命打击，而且从上都到应昌，仅仅北移了二百公里左右，依然徘徊于塞外的门口，可见其恢复中原之心未死。

①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②吴王：朱元璋曾在1364年击败陈友谅后，称吴王

③引自百度知道：一首元诗《赠吴王》

④开平：明对元上都的称呼。

⑤应昌：今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

⑥本段资料来源于《明史》本纪第二，以及《内蒙古通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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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明朝绝对优势的建立 1370年，明朝再次大举北征，徐达出兵甘肃，为西路。李文忠出兵上都、应昌，为东路。四月“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①，尽降其众，扩廓走和林。”俘获诸王、官僚、将士八万五千余人。李文忠于五月复取上都。在此地，明军获悉惠宗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是为昭宗。于是李文忠率部急袭应昌，俘获昭宗之子买的里八腊及后妃、诸王、官员多人。昭宗率轻骑逃往岭北。“太祖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谥元主曰顺帝。”这一点既是对前朝和前主表示承认，也颇有调侃意味，认为他顺应天意，把天下让给了朱明王朝。

明朝的这次打击十分有效，西路击溃扩廓帖木儿所部，解除了明朝西部的巨大威胁，迫使名将扩廓帖木儿退往岭北，使元廷主动进攻明朝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东路攻克北元临时都城应昌，不仅打击了北元的政权机构，而且一举将元廷向北驱逐了上千公里，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使得元廷对明朝的压迫式威胁大减。更重要的是，这次打击迫使元廷从城市地域撤往草原地域，从农耕区边缘彻底退往游牧区，对北元政权的游牧化起到了相当强催化的作用。

4、北元政权的稳定

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后，同他父亲一样，日思夜想着要克复中原，恢复大元帝国。改年号为“宣光”，意为要仿效周宣王、汉光武帝的中兴大业。昭宗自幼成长在汉文化的熏陶之中，对中原自然有着深刻的感情。实际上“昭宗的汉文化功底颇为深厚，除能写一笔潇酒遒劲宋徽宗体书法外，还会做汉诗。其诗大多散轶不存，只在《草木子》一书中存有一首：

新月诗

昨夜严陵失钓钩，

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此诗有人误记为朱元璋的太子所作）诗中寓意很明确，虽然大元帝国作为全中国的统治政权已经失统，但是‘新月’的‘清光遍九州’，北元政权仍自称为‘大元’，蒙古的统治在北方还在继续。”②

此时，“北元政权的统治中心是蒙古高原东部的呼伦贝尔和克鲁伦河一带，核心力量是其直属部众，是由惠宗北撤时带走的大批官僚、怯薛军和侍卫亲军，以及上都等地的皇室私属人口组成。除此之外，北元还依靠与忽必烈家族关系一直比较好的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即元代东道诸王势力与明朝对峙。昭宗采取了整顿朝政、招揽人才的措施。手下依然保有一套使政权继续运转下去的班子，扩廓帖木儿和元末贤相脱脱之子哈剌章是其重要辅弼，还有太尉蛮子、驴儿、辽阳行省左丞相纳哈出、辽王阿纳失里等。昭宗还积极对外联络，争取云南的梁王匝剌瓦尔密继续效忠元廷。梁王‘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高丽方面，虽然自1370年7月改奉明朝为正朔，但一直‘阴持两端’，与北元政权及辽东纳哈出仍有密切往来，1373年2月，高丽恭愍王还秘密接见了北元使臣。北元昭宗的内政、外交措施，虽然未能实现中兴，但的确使北元政权得到了一时的稳定。”③

5、岭北大战及明朝对北元政策的改变

① 沈儿峪；今甘肃省安西县

②

齐巴托：《昭宗：北元第一帝》，2010年4月11日，引自：元上都文化网（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之蒙元风云

③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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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消灭北元汗廷，永清沙漠，一劳永逸，朱元璋决定再次大举北伐。1372年正月“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征扩廓帖木儿。”三路各五万骑，共十五万大军。北元采取诱敌深入、聚而围歼的战略与强大的明军周旋。“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战于岭北，败绩。”徐达中路主力在土剌河①畔被扩廓帖木儿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继中路军后，东路军深入漠北腹地，先后在土剌河、阿鲁浑河②遭北元大军堵截和围攻，损失惨重。明史记载“五月甲辰，李文忠败元兵于阿鲁浑河，宣宁侯曹良臣③战没。”只有冯胜的西路军取得战果，明军扫荡了包括亦集乃④在内的甘肃行省全境。但总体上看，明朝发动的岭北之役以大败告终。

“岭北之役是明朝与北元政权力量对比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北元的胜利使它基本摆脱被明朝灭亡的命运，也迫使明朝调整对蒙政策，放弃统一漠北的打算。后来明朝虽然多次用兵漠北，也取得过震动整个蒙古高原的重大胜利，但用兵的初衷已经改变，基本都是以最大限度削弱蒙古势力为出发点的。可以说岭北之役后，明与蒙古南北对峙的格局正式形成。此后至1387年迫降辽东纳哈出，明朝与北元大致以辽河、大宁、上都（开平）、阴山山脉以及河西走廊一线形成对峙，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在北元控制下。”⑤

北元也因岭北大战的胜利而重振信心，“昭宗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顷因兵乱，播迁与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⑥

6、北元汗廷的衰落

1376年，元末大将扩廓帖木儿病逝，北元政权蒙受巨大损失。《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载：“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喇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

1378年4月，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病逝，其弟脱古斯帖木儿即位（相传谥号益宗），改年号为天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在位九年，这些年中，明朝在与北元的斗争中并没有取得什么便宜。昭宗整合了元廷一度处于混乱的各种力量，在漠北站稳了脚跟，并且从内政到外交，立志中兴，迫使明朝改变对蒙政策，为后来几百年的明元、明蒙关系奠定了基调。

随着扩廓帖木儿和昭宗的相继去世，北元的中兴大业和克服中原的宏图大梦基本破灭。“新君脱古斯帖木儿虽然保有昭宗的旧臣班底，但因其性格软弱、才华平庸，威望已远不及昭宗”⑦更为致命的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北元政权的游牧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大臣诸王各守一方，君臣异处，中央集权的统治被严重削弱。因此，脱古斯帖木儿即位不久后就出现了大汗孱弱，权臣跋扈且相互猜忌的局面”⑧

反观明朝方面，朱元璋吸取了岭北之役孤军深入的教训，采取稳步经营，蚕食、孤立北元政权的方针。第一个目标是剪除盘踞在云南的残元势力。1381年，“九月壬午朔，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征支南。”“十二月戊辰，傅友德大败元兵于白石江，遂下曲靖。壬申，元梁王把剌匝瓦尔密走普宁自杀。”⑨

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元政权，辽阳行省成为明朝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元廷北迁后，辽阳行省成为北元朝廷的大后方，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元廷以巨大支持。镇守辽阳的是木华黎

①土剌河：位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西。

②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

③曹良臣：江苏安丰人，明朝军事将领，征战南北，屡立战功。跟随李文忠北征，后与元将哈剌章大战而死。赐安国公。

④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⑤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⑥同上

⑦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⑧同上，第274页

⑨《明史》：卷二本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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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代开元王纳哈出，他同时还担任北元朝廷的太尉和中书左丞相，是北元大汗的重要辅弼。1387年“春正月癸丑，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师征纳哈出。三月辛亥，冯胜率师出松亭关，城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月癸卯，冯胜兵逾金山。丁未，纳哈出

降。”①对于被迫投降的纳哈出，明朝依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九月戊寅，封纳哈出海西侯。”可见明朝对于拿下辽阳的重视。明军在辽阳的胜利，一扫15年前岭北大败的阴霾，明对北元的出击再此变得主动起来。对北元来说，“纳哈出降明使北元朝廷在军事、经济方面遭受巨大损失。北元与高丽的联系被彻底切断，而且汗廷丧失了东部屏障，以呼伦贝尔、克鲁伦

河一带为统治中心的北元朝廷，直接暴露在大宁明军的兵锋之下。”②

7、捕鱼儿海之战与脱古斯帖木儿的败亡

“纳哈出的归降，使朱元璋大为振奋，1387年九月以永昌侯蓝玉代冯胜为大将军，延平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左右副将军，率师征讨北元，声言‘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1388年三月，蓝玉等率15万人，由大宁进至庆州③，获悉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驻捕鱼儿海④，即由间道兼程而进。4月12日凌晨，明军到达捕鱼儿海南岸，侦知北元益宗帝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蓝玉以王弼为前锋，衔枚卷甲，倍道前进，直取哈拉哈河畔之蒙古皇帝行宫。时大风扬沙，白昼如晦，北元君臣毫无戒备。太尉蛮子仓惶拒战，败兵被杀。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溃围逃走。蓝玉等率精骑追逐千里余，复破元将哈剌章营，都督余通渊曾抵克鲁伦河。”⑤明史记载“夏四月丙辰，蓝玉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王公以下数万人而还。”“八月丁卯，蓝玉师还，大赉北征将士。”“十二月壬戌，进封蓝玉凉国公⑥。”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蓝玉凭此一战从侯爵晋升为公爵，可见此战明军取得的战果之丰硕。

“突出重围后，脱古斯帖木儿收集零散部众，仍有近几万人，但是又遭到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袭击，部众再度溃散。脱古斯帖木儿身边仅剩十六骑，此时遇丞相咬住、太尉马儿哈咱领三千人来迎，一同往依阔阔帖木儿。阔阔帖木儿在宣光年间扩廓帖木儿死后曾出任中书省太师，人马众多。然而也速迭儿遣大王火儿忽答孙、王府官孛罗冒雪来袭，俘获脱古思帖木儿，用弓弦缢杀了这位益宗皇帝。同时死的，还有太子天保奴。杀死脱古思帖木儿后，也速迭儿自称全蒙古大皇帝。”⑦

北元汗廷此役遭受致命打击，整个政权机器基本被摧毁。“尽管脱古斯帖木儿时期的中央集权已经受到很大削弱，但忽必烈后代统治下的北元汗廷依然拥有镇压任何叛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蒙古高原还有着绝对的统治权。这种情况下，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西北诸王尽管与北元汗廷有矛盾，但还不敢直接分庭抗礼。”捕鱼儿海之战使蒙古高原的局势急转直下。随着北元汗廷遭遇毁灭性打击，大汗得以号令诸部的军队、财产损失殆尽，忽必烈后裔蒙古大汗的权威被大大削弱，蒙古高原上的力量格局急剧变化。也速迭儿势力凸现出来，他迅速把与北元汗廷的矛盾公开化，趁机发动叛乱，杀死了北元大汗，取而代之。从此忽必烈家族与阿里不哥家族旧仇添新怨，为蒙古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

①

同上 ②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③ 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

④ 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贝尔湖

⑤ 齐巴托：《也速迭儿弑君称帝之秘闻》，2010年2月7日，引自：元上都文化网（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之蒙元风云

⑥ 蓝玉原为永昌侯

⑦ 齐巴托：《也速迭儿弑君称帝之秘闻》，2010年2月7日，引自：元上都文化网（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之蒙元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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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蒙古大分裂

“也速迭儿夺取蒙古大汗之位后，蒙古政治中心西移到了原阿里不哥领地，即阿尔泰山的蒙古高原西部地区。其依靠的统治力量主要是原阿里不哥部众后裔，原脱古斯帖木儿残余部众被强迫西迁，太尉马尔哈咱，以及后来的东蒙古太师阿鲁台等都投靠了也速迭儿。留居蒙古高原东部的一些大封建主也接受了也速迭儿授予的官职。这说明，也速迭儿的势力遍及整个漠北，蒙古至少还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只是大汗换成了阿里不哥后代。但把持朝政的太师已有原来的元朝、北元宫廷贵族换成了原阿里不哥属民中蒙古化的吉利吉思贵族和出身于乃蛮部的绰罗斯氏贵族，即瓦剌贵族”①

此后蒙古汗廷内部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内乱，短短十余年间，数位大汗登上汗位，后又被弑。先后登上汗位的至少有：也速迭儿、昂克、昭宗之子买的里八腊、坤帖木儿，他们都只能勉强维持蒙古表面的统一。《明史·鞑靼传》记载“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1402年，“原脱古斯帖木儿部下马儿哈咱、阿鲁台、也孙台等乘瓦剌内乱之机，拥立窝阔台后裔鬼力赤为蒙古大汗，与瓦剌分道扬镳，从此蒙古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大部，进入以阿鲁台为首的东蒙古宫廷官僚贵族与瓦剌贵族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混乱时代。斗争中，原本已经遭到削弱的汗权遇到进一步的挑战，包括忽必烈、阿里不哥、窝阔台系成吉思汗后裔大汗实际上已经成为傀儡，任由异性贵族废立。从1388年脱古斯帖木儿败亡到1438年蒙古在瓦剌旗帜下短暂统一的半个世纪中，蒙古汗位更替频繁，并且有两位大汗并立的局面存在，绝大多数大汗死于权臣之手。

此后，除了15世纪30—50年代蒙古在瓦剌旗帜下实现过短暂统一外，蒙古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内乱、内战不休。直至最后被后金各个击破，纳入其统治”②

9、北元政权的游牧化

元廷北迁后，由农耕区退入游牧区，由于生存地理环境的变化，北元政权的游牧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对北元政权的性质和演化，以及后来明与北元—蒙古的关系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北元政权游牧化的突出表现是，大汗、贵族、大臣都领有自己的部众，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各守异处，相对分散地分布着。元廷北迁初期，也就是惠宗、昭宗在位时期，北元君臣之间还有一定的感情维系，君臣之伦相对比较深入人心。而且元明之间仍在拉锯，时局尚不明朗，故元的势力依然比较强大，东道、西道诸王都臣服元廷，北元政权的运行还行之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三代人过后，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君臣之感早已丧失。北元汗廷也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断削弱，其在诸王各部中的威信不断下滑，其结果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被严重削弱。

中央集权崩溃的例子有很多。明成祖时期，“帝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本雅失里闻之惧，欲与阿鲁台俱西，阿鲁台不从，众溃散，君臣始各为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鲁台东奔。”③更有名的土木之变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十四年秋，也先谋大举入寇，脱脱不花（大汗）止之曰：「吾侪服食，多资大明，何忍为此？」也先不听，曰：「可汗不为，吾当自为。」遂分道，俾脱脱不花侵辽东，而自拥众从大同入。”④

首先，北元政权的游牧化是由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游牧活动在家庭以上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例如：弘吉剌部、蔑儿乞部、乃蛮部），每个部落的游牧活动基本自己自足，而且每个部落必须相对分散开游牧，才能获得充足的水草。这是为什么北元大汗不能一人统领所有部众的原因，也使得部落之间相对隔绝，少有交集，独立性、分离性很强。

①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②同上，第276—283页

③引自《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五外国八鞑靼》

④引自《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六外国九瓦剌朵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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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游牧活动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必须拥有一个首领率领（例如：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才能把整个部落凝聚起来，共同迁徙，避免整个部落的泡沫化。这是北元大汗为什么必须任命部落首领的原因，因为即使不任命，部落也会自然地产生首领。这种首领不同于中原政权的地方官，除了基本是世袭制之外，对内具有相当的权威，基本上集军、政、财、司法诸权一身。这显然削弱了统一的汗权。

第三，游牧民族一向实行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一个贵族、一个大臣统领一定的部众，他就自然拥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存在了与大汗对抗的潜在能力。当他与大汗发生矛盾时，有能力不唯大汗之命是从，甚至反叛。

北元政权游牧化，以及其结果中央集权弱化，是东西蒙古大分裂的根源所在。实际上，即使是东西蒙古，瓦剌和鞑靼内部，做到统一都是十分困难的。东蒙古内部形成了六大部落集团，瓦剌内部也有四大部落集团①。整个明朝时期蒙古都处于分裂和内战的状态中，表面上看这是成吉思汗后代黄金家族之间，以及黄金家族与其他蒙古贵族对大汗之位的争夺。实质上，随着北元政权的游牧化，各部落之间重新陷入了历史上蒙古高原争霸战争的状态。所以说，北元实际是亡于政权的游牧化和泡沫化。如果说北元政权一直延续到了明末清初的话，那么这二百年中，北元政权也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二、北元政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相似点

1、历史进程相似

大元王朝和1927年建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都在一段时间内统治了全中国。二者对中国的统治在历史上都是被广泛承认的，曾是中国合法的中央政权，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元朝和国民政府也都是出于国内战争的原因，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统治被推翻，包括都城（首都）在内的广大地区被新生政权占领，失去了事实上中国统一合法政权的地位。但又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被新生政权彻底消灭，得以偏安、固守在中国一隅，与新生的统治中国主体的政权长期处于敌对、对峙状态。

不同的是，北元政权撤回了他的“老家”，那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而国民政府则撤到了一个他最陌生，统治基础最薄弱的地方。所以，北元政权有易于落地生根的优势，不利的是人们看待中国内地时，离心意识会更强。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在落户台湾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困难，但人们心里面向大陆的向心力无疑会更强。

2、新旧政权关系性质相似

明王朝与元廷北迁后的北元政府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撤退台湾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都是新生政权与统治中国前政权残余的关系。但这种政权残余不是一般的残余。

首先，这种关系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不是类似清朝与郑氏台湾的关系。这两个前政权残余也不是某个前朝大将割据一方这样的残余势力，而是包括前政权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器在内的残余势力，与前政权是一种保留和直接延续的关系，并没有经过外部重组（刘秀的东汉政权、刘备的蜀汉政权、司马睿的东晋政权、赵构的南宋政权，都可以理解为在前王朝的旗号下经历了相当程度的重组）。元廷北迁和国民党撤退台湾，都是前政权有组织的撤退。元惠宗撤退塞外并非孤身一人，慌不择路，而是带走了整个皇室、后妃、朝廷大臣、亲信卫队，以及象征正统的传国玉玺。实际上，元惠宗是迁都上都，并不是我们想象得十分狼狈。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更是经过了不止一年的准备和经营，带走了一整套中央政府机构、国民大会、五权宪政体制等。可以说，北迁初期的元廷和迁台后的国民政府，具有的政

①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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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行体制依然还是依据统治全中国的要求存在的。

其次，明与北元、大陆共产党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金与西辽、金与南宋、清与南明的关系。一方面，明与新中国都是相对稳定的和相对统一的政权，北元和台湾国民党政府只占有中国一小部分，基本不具有全国性和跨区域性。更重要一点，明朝取代元朝、共产党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不具有外族入侵的性质（虽然明与北元关系中有民族因素，但显然不是外族入侵），不是一个外部民族政权对本民族政权的入侵和挤压，而是内部的政权更替。

所以说，明与北元、大陆与台湾在政治格局形成初期，从表面上看，是新生全国性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而实质上，是新旧两个政权延续下来的直接对话。

3、两个旧政权偏居一隅后的主张相似

北元和国民政府分别撤退到漠北和台湾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统地位。元顺帝仍以大元皇帝自居，并带走了象征正统的传国玉玺，对朱元璋派去招降的使臣态度强硬。国民政府来台后，依然坚持自己既是中国的法统所在，同时也是道统所在。

同时，两个前政权都对中国怀着深深的向往。元顺帝是一个受汉文化熏陶十分深的帝王，从前文可以看出他还颇具诗才。他一辈子生活在中原，必定留恋于大都的繁华，对中原一定有很深的感情。顺帝在北迁后的17个月后就郁郁而终，想必是与失国的哀伤和对中原的思念分不开的。他死前写下一首《怀念两都之歌》，诗里流露出对他对恢复政权的渴望，对大都和上都的赞美、眷恋，以及失去后的自责、苦闷的心情。他在诗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以诸色珍宝建造的纯朴优美的大都，先汗们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凉爽宜人的开平上都，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丁卯年失陷的我的可爱的大都，清晨登高眺望，烟霞飘渺……”①北元的那一批遗老遗少们，应该怀着与顺帝相似的心情，渴望收复失地，重返中原。所以他们组织了几次反攻，摸索着复国的希望。扩阔帖木儿曾试图收复大都，诸王晃火帖木儿也在反攻中战死新开岭。可见元廷北迁后，并没有善罢甘休。

国民政府方面更是如此，上自蒋介石父子，下至平民百姓，撤到台湾的大部分人最初都没有把台湾当成永远的家，而只把它当成一个暂时的落脚点。从蒋介石提出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当时的急切心情。当时国民党的工作中心也没有放在台湾本地的建设上，一切工作围绕“军事反攻”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元和台湾国民政府反攻的希望基本破灭，这种反攻的诉求也越来越弱。当汗位被也速迭儿夺走之后，即使他坚持自己是大元大汗或者蒙古大汗，但这位只在草原生活过的大汗基本是不可能有反攻复国的愿望的，因为他对中原的理解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他对大元的理解也是模糊的。

台湾方面，眼见共产党政权在大陆逐渐稳定，反攻无望的情况下，也调整了政策。口号由从“军事反攻”到“反共复国”，只停留在具有一定感召性的层面，内容不明朗具体,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相应地，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中心也逐渐落到台湾本地的建设上，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无望。

4、新生政权统一愿望强烈

无论是明朝还是中共，在取得对中国绝大部分统治后，都曾付出极大努力，通过各种和平或非和平手段，寻求解决前政权残余的问题。特别是这种对峙格局形成初期，双方由于激化的矛盾尚未得到缓和，新政权往往倾向于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但都由于某些军事上和地理上的因素受挫，导致武力统一的目标难以达成，对峙状况长期延续。

军事上和地理上的因素是相互交融的。明朝军队来自农耕区，步兵是主要兵种，深入大①李守华：《元末代皇帝的遗憾》，引自：元上都文化网（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之蒙元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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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与骑兵作战有先天的缺陷。骑兵机动性极强，明军往往难以寻找到北元军队主力，并且经常有孤军深入被包围的危险，并且军队的补给困难。千里大漠是北元政权最好的屏障。解放军在建国初期海空军力量十分薄弱，还不具备渡海作战的能力，更难以对抗国民党有美国援助的海空军。台湾海峡是解放军难以逾越的天堑。

明朝对北元政权采取剿抚结合的政策。

军事上动则几十万大军出塞远征，给北元政权以持续打击。明朝初期不计代价谋求消灭北元政权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从安全角度，北元退居塞北，居高临下，仍有很强军事实力。如果放任北元政权在大草原休养生息，用不了多久，摧毁性极强的蒙古铁骑就会卷土重来，明朝的北方半壁江山，甚至全国的统治都有可能受到动摇。第二是从正统地位考量，大元王朝毕竟统治中国将近百年，在中原还是有一定根基的，已经赢得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地主的效忠，佥事张旭曾经写下“身在江南，心思塞北”①这样的话，很能代表一些元朝遗老的心理。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引起敏感的朱元璋的担心，只有彻底消灭残元势力才能使自己的王朝更加巩固，拥有绝对的正统地位。虽然1372年岭北大战的失败，使朱元璋认识到彻底用武力征服北元希望是很渺茫的，但明朝持续不断的武力打击的确使北元政权元气大伤，特别是1388年捕鱼儿海大战，加速了北元政权的分裂和泡沫化。

朱元璋在政治上也发动攻势。比较高明的一点是，他给予了元王朝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由宋濂草拟的北伐檄文中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之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是以纲维天下’。洪武二十二年，又说‘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数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从天命论的高度，论证了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和封建正统的地位。朱元璋还说过‘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皓繁,家给人足。肤之父祖,亦预享其太平。’致元顺帝书中也承认‘联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对元代的治绩,也基本上予以肯定。”②朱元璋急于修完《元史》，大赞蒙元功业，目的也是要给元朝的正统盖棺定论。朱元璋给予元朝以正统地位，当然不是出于胸怀博大，而主要是为自己的统治建立理论依据。所谓“逮其后嗣不若,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③，说白了还是为自己服务的。相比之下，明王朝对北元的招降则并不成功，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北元—蒙古大汗的招降从未成功过，一些蒙古部族的归附一般是出于被迫，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后盾实现的，而且这种归附反复性很强。

中共方面统一的愿望也强烈。与明朝相同，很大程度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台湾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不仅扼守台湾海峡，而且是东南五省的门户。国民党政权盘踞在这一带，时刻威胁着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制约了中国整体的发展。统一台湾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安全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另外，在现代意义上，统一台湾更多的还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个角度的。国家的分裂是整个中华民族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国家统一更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梦想。因此，统一本身就是最大目的和意义。

中共也曾谋求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全国解放初期，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陈兵50万，由粟裕大将指挥，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后来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逆转，并且解放军海空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武力攻台计划。两岸随后进入了长期军事对峙状态，直到大陆改革开放，双方开始寻求各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但大陆方面统一台湾的最终目标从未有过改变，这点是不同于明朝的。

三、北元政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不同点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转引自：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②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本段古文引自《太祖实录》

③《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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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与北元、大陆与台湾，两对关系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随着北元政权的游牧化，蒙古人看待中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进攻明朝的目的由反攻复国变成了掠夺财物。瓦剌的也先短暂的统一了蒙古高原，从那个时代入手，我们可以看出明蒙关系的变化。

正统十三年1449年，也先率瓦剌军大举入寇，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并且兵临北京城下。如果当时的蒙古人还有反攻复国的愿望，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也先不惜代价地进攻，于谦的那些兵民混合部队是难以抵挡瓦剌铁骑的。但为什么于谦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唯一能解释通的原因就是也先入寇的主要目的在于劫掠，而不是复国。所以当北京军民奋勇抵抗时，也先认为以过大的损失来抢劫北京城是不合算的，不如以明英宗来做要挟，逼明朝用金银来换。就在此时，“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复遣使与朝廷和，皆撤所部归，也先亦决意息兵”①。蒙古各军并没有因也先的巨大胜利而乘胜继续向明朝进攻，而是私下与明朝议和，而也先进攻北京的态度也并不坚定，可见那时蒙古上下并没有统一的重新入主中原的想法。明英宗得以被安全释放，也说明明蒙之间灭国—复国的矛盾低于抢夺—保护财物的矛盾。即使像瓦剌首领也先有“求大元统一天下”和达延汗(大元汗译音)恢复元朝的意图,但入寇的经济因素已明显上升，入主中原的想法难以在蒙古得到拥护和共识。

明朝这边，中期以后就很少大规模出击蒙古草原，而采取了防御性的政策，大修长城，以抵御蒙古骑兵不时的袭扰。从长城这个象征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后期对待蒙古的态度不是谋求统一对方，恰恰相反，目的是用长城来隔绝对方，把他们的活动控制在长城以北。并且《明史》中将鞑靼、瓦剌放入与朝鲜、日本、安南、琉球、锡兰、满刺加等的并列的外国篇，虽不能据此把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判定为中外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的一点是，明朝人看待蒙古人时，彼与此的区分还是很明确的，即蒙古高原在我大明疆域之外，不属我直接管辖。

实际上，随着北元政权的游牧化，明与鞑靼和瓦剌的关系正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必须不时从农耕民族处获得补充，或互市贸易，或战争劫掠；而农耕民族为了保护家园和劳动成果，用各种措施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袭扰。所以说，明朝中后期与蒙古的关系就是类似于汉与匈奴、唐与突厥、金与蒙古的关系。仅仅以明朝蒙古保留了“大元汗”的称号，而不顾蒙古各部分裂，一盘散沙的现实，断定明与北元是南北朝或中外国的关系，都是站不住脚的。

大陆与台湾方面，随着双方敌对关系的缓和，以及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反攻大陆“国策”，特别是国民政府的本土化改造，两岸的关系也由新旧两个政权的对峙变化为了实质上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虽然国民党当局还坚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但已得不到各方的承认）。过去台湾当局维持军事力量，进行军事割据的目的是反攻复国。而现在，军事割据、保卫台湾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加上台湾政权的本土化和台独势力兴起，大陆政权与台湾政权的关系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双方的终极主张没有变化，所以这种变化相对于明与北元来讲要小一些。

2、二者的民族因素不同

虽然元朝入主中国近百年，取得了一定的根基，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一个王朝，但毕竟这是蒙古人建立的的政权，在华夷之辨观念强大的古代，民族因素会深刻的影响明与北元的关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就提出‘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封建大汉族主义的命题。其论据无非是华夷之辩, 伦理纲常、君权天命等传统的封建政治理论。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末,

①引自《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六外国九瓦剌朵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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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腐朽的元朝廷痛骂一通, 是很能打动普通汉族人民的心的。”①这种民族因素也是促成明与北元—蒙古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明朝人认定塞北那个北元政权虽然曾经统治自己，但毕竟是蒙古人的政权，所以内心里自动地与他划清界限。由于汉族与蒙古族语言不同、文字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格不同，更不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所以双方人民对彼与此的认识很深刻，难以形成感情上的纽带。前文已经提到，明朝在武力消灭北元政权无望的情况下，就采取分隔的政策，并不谋求用各种手段将对方统一过来。反观北元—蒙古方面，前几代大汗还有自己是中华正统的意识，之后的大汗则只寻求做蒙古的大汗，所以其自我与明朝分离的意识也是比较很强的。

大陆与台湾则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民族问题。台湾的本省人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的闽南人和客家人，1949年迁入的外省人更是来自大陆各地，他们都是汉族人，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风俗习惯和对同一民族的认同意识，所以海峡两岸的感情纽带还是很强的，都坚持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两岸的统一比明朝对北元的统一拥有更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新一代台湾人成长在台湾这个与大陆相隔绝的环境中，同北元政权的后代一样，他们对大陆的意识比较模糊，相反本土意识却很强烈。这也是台独意识的根源，值得我们高度警觉。

3、明与北元—蒙古不具有当今两岸的经济联系

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军事冲突之所以终明一代，另一个原因是双方没有一种良性的交往机制，特别是双方的经济往来太过脆弱。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产品有结构性需求，所以物品的互换是必要的。这种产品互换在明朝主要表现为朝贡贸易，即蒙古人携带大量马、牛、羊等草原产品，到明朝进贡，明朝则以大国的风范还赐给蒙古中原的粮食、铜铁和生活用品。但这种贸易形式很不稳定，而且反而容易产生矛盾。1449年，也先大举入寇的导火索就是也先见对明朝入贡可以有丰厚的收获，所以无节制地派遣使臣入贡，谋求经济利益。而明朝面对巨大的还赐任务，负担不起或者不愿负担，便以次充好，敷衍来使，致使双方矛盾激化。所以这种封贡贸易不但不能解决双方贸易的需求，反而容易适得其反。除此之外，双方的边境互市贸易却并不发达，不稳定、不持续，有明一代，边境互市的时间其实很少。当游牧民族对农耕产品的需求无法满足时，只能斥诸武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

反观当前两岸，经济联系十分紧密。08年两岸贸易额已高达1290亿美元，大陆已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双方的关系在经济上就水乳交融，难以分离，特别是台湾已经不能失去大陆这个最大的市场。经济成为除文化之外，又一个使两岸紧密联系的纽带。

四、对今天的启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与之相似的情况早在几百年前就曾经发生过。明朝在处理与北元—蒙古的关系时，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资借鉴经验和教训呢？这无疑是一笔历史的财富。

1、借鉴朱元璋公开肯定、赞扬前朝的做法

承认、肯定前朝的功绩在当今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拉近与台湾当局的距离。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对解放前的国民政府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称其为“蒋匪帮”，称其统治下的社会为万恶的旧社会，甚至对国民政府的许多抗战功绩也给予否定。这给我们主张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因为对对方历史的否定会增加现实的疏离感，台湾当局会认为大陆依然以敌对的眼光看待自己，至少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待统一的不确定感。目前一些文艺作品中，肯定国民党的抗战功绩的做法正是符合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潮流。

①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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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好明蒙关系中不具备的经济和民族因素

研究明与北元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和民族因素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两岸之间贸易额巨大，经济关系紧密，在促成两岸联系密切的同时，也可能因贸易摩擦而产生新的矛盾，就像明与瓦剌会因封贡贸易爆发战争一样。所以，经济牌是一张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用，又要小心用好的牌。明朝时，民族因素是促使新旧政权走向隔阂的重要原因。在打击台独势力的工作中，利用好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大陆方面应从文化等方面入手，加强台湾人的中国意识。

结语：

明与北元关系的现实意义过去基本没有被人提及过，充分研究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课题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借鉴古人，造福今人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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