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小彬：打好姓氏文化牌，促进客家文经发展

打好姓氏文化牌，促进客家文经发展

古小彬

（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深圳理事会执行会长、海南省儋州市客家联谊会副会长）

随着客家文化研究热潮兴起，客家联谊会、文化研究会、商会、文化经济促进会、同乡会等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并且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联谊、互助、恳亲、促进等文化经贸活动，取得累累硕果，不但在世界上引起关注，也为客家地区的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也带来新的气息。

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突飞猛进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需要新的养分。

笔者根据从事古氏文化研究20多年的历程与经验，今大胆提出：从姓氏文化的角度去积极促进客家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她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形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

姓氏文化，博大精深。对氏族文化进行挖掘，潜心研究，必光其华，灿烂光彩。旧时“邑志有征，族谱取焉”，足见国史方志的史料，基本上是取自家族文献。氏族文化的研究，是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国家的强盛与宗族之间团结的关系非常紧密，也与当前国家创建和谐社会相辅相成。

如何打好姓氏文化牌？我认为首先要注重的是宗族间的血缘情结、凝聚力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情趣等等。其次要重视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

如源流探讨、人物风采、民情风俗、艺术成就等，这些都是客家文化研究的内容之一，切不可轻视。

宗族的力量，特别是以姓氏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如宗亲会、互助会、研究会、文化促进会、文化传播公司、姓氏网等，基本上是以“弘扬文化，传承文明，创新文化，促进交流，致力于家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积极打造独具魅力的姓氏品牌,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宗旨与奋斗目标。

要打好姓氏文化牌，就离不开宗族的组织。宗族组织的成立，于家族间在全球化交流、传播与信息反馈中，起着主导而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合作、互助方面，信誉度与成功率都会相对高，毕竟里头有“血缘”“亲情”所构建的支柱与凝聚的力量。

以古氏家族为例：2013年5月11日，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借助江西省南康市百家姓和谐城古氏宗祠竣工庆典之契机，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古氏宗亲恳亲大会暨古氏文化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代表有来自新西兰、台湾、香港、天津、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云南、湖南、江西等海内外70多个宗亲代表团近2000人参加，盛况空前。虽然会议形式是以姓氏为单位，但它不仅仅是为宗亲之间建立友谊、达成共识建立平台，还为他们在经贸合作上，提供了无限商机与提升信誉度，可以说是深具影响力。

此后，“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在广东深圳、四川遂宁、重庆潼南、铜梁，江西南康、遂川，广西荔浦等客家地区地相继成立了十几个理事会，并在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古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建立中华古氏网，出版《古氏通讯》《中华古氏》刊物。于此可见宗族的力量无穷大，况且都是以增强团结，弘扬祖德，促进文经发展，这与大客家文经的发展与创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国史家史相取证。”的确，家族

史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可以对国史补缺，也可以从中研究时代的人文风貌与民情风俗。比如：我历时20多个春秋采编田野资料，潜心研究，编辑成《古氏史志》六卷，而“渊源与分支”占两大卷，既是重点，又是经典。因为里面涉及到每个村落的来源去处，这是地方志无法详细记载、也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利用收集到的200多部族谱，相互参详、补缺。

在姓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透过田野调查资料，还会发现客家移民的特点，就以古氏入川为例，辑录如下：

一、政策移民是一大特性。笔者在四川客家地区采访时，披览过几十部族谱，发现大部分客家人是元末明初的“调江西填湖广”和清朝初期“移湖广填四川”时迁徙去的。在旧四川（包括今重庆直辖市）的客家旧谱中，偶尔亦会出现“填”于川之记述。如潼南县曹家坝《古氏族谱》记载：“昇俊，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梅林约（今五华县梅林镇），（乾隆年间）来填于四川遂宁县又一甲又名曹家坝居住。”；又如：“（古维天）公世居广东省兴宁县下堡车，至大清雍正五年（1727）丁未岁，率领二子次曰文贵、四曰文辉，自广东‘遵示’迁于四川省叙州府隆昌县，东乡三里地名五坡场立宅置业。”（四川省隆昌县五坡场《古氏族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手抄本）当时的填川队伍十分浩大，“起身之时，人茫无际”。（四川省泸县云锦《古氏族谱》，清末手抄本）

二、携带祖先遗骸或金坛而往。子子孙孙无穷尽，报本思源，祖宗崇拜是客家人的一大特性。当客家先民痛离中原故土时，总免不了到祖坟祭拜，甚或唯恐不再回故里，或恐再返乡时无法找到祖茔，而将先祖遗骸撅起装入金埕携带而往，到了新住地才把先祖遗骸再次安葬，这就是客家人“二次葬”的习俗。同样，当客家人迁入四川时，知道回归故园的机会很小，亦携带先祖尸骨而迁。如：富顺县《古氏族谱》载：雍正十年（1732年）入川富顺县的广东省长乐县

（今五华县）人古汝选，“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癸酉，回到长乐，将（母）卓祖妣之金骸，携至四川省安葬”。泸县云锦《古氏族谱》又载：“古尚玖、古维连叔侄二人商议，才将古宜闻、宋妙清（作者注：系古维连之祖父、祖母）坟墓打开，将尸骨启来，装在金坛??挑在路上走了多时到四川省。” 古新元、古新明兄弟于乾隆元年入川插占次年，不远万里回到原籍广东省五华县，将父亲荣先公遗骸（头、牙骨少许），背到四川新都县，搭建于木兰山古家老院子的茅屋旁安葬。

三、农耕是生息发展主要基础。客家人移民到新的地方，初来乍到，人地生熟，环境陌生，如何谋生是首要考虑的。我们从客家族谱的零星记载中，可以梳理出这么一个现象：以农耕为主，商业与工业次之。而在农业方面，以佃农居多。不管是业农业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地购置田产，以遗子孙后代。其发展特点举例记述如次：

1、农业（佃农、佣工）。四川泸县云锦《古氏族谱》记载：古维连，“系广东省惠潮道直隶嘉应州长乐县梅林约（今五华县梅林镇）两口塘老屋基生长，??（雍正年间）到四川省，在下南道直隶泸州安贤乡六甲，地名石马场脚下冯石踏屋基，写来佃种。??佃种多年以后，有了银钱，买来自己耕种。”重庆江津《新安堂古氏族谱》记载：古三立，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今五华县梅林镇琴口）洋坪约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入川，在四川省重庆府江津县门镇思里七都七甲地名九树湾“佃田为业”。四川富顺县《古氏族谱》记述：古汝选，广东省长乐县南门赤梓树下（今五华县华城镇高华村）人，“于雍正十年（1732年）壬子十二月十三日由赤梓树下起程，一路福星，迁移到四川省富顺县下东路古佛场，佃田耕种十年。”

2、商业。客家人在新的艰苦创业环境中，发展商业也是一条营谋之道。

如重庆市永川县《古氏家乘》记述：“古习文，系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横流约（今五华县安流镇）地名小塘生长人氏，康熙戊子年（1708年）上四川营谋生理，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创业田产，地名四川东道重庆府江津县思里五都七甲。

以上陈述的是笔者亲历之事，而且确确实实在文化与经济发展方面，带来新的活力，新的气象。

当然，其他姓氏也表现的非常出色。如李氏家族有：梅州李氏宗亲联谊会、梅州陇西文化研究会、梅州李氏宝珠文化研究发展有限公司、编印《梅州李氏通讯》刊物；刘氏家族有：世界刘氏宗亲总会网、福建刘氏宗亲会、举办十届“刘邦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编印有《刘氏春秋》杂志；吴氏家族有：香港吴氏宗亲总会、福建龙岩客家吴氏宗亲会、华夏吴氏网、举办多届“中华吴氏宗亲恳亲大会”，饶氏家族有：中华饶氏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会、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饶氏委员会,等等。

据《闽西日报》2012年12月3日题为《中华吴氏宗亲恳亲大会新罗举行 吴伯雄发来贺信》报道：

“11月29日至30日，‘中华吴氏宗亲第八届恳亲大会’在新罗区举行，来自菲律宾和我国各地的2000多名吴氏宗亲参加大会。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专门发来贺信，并委托永定吴氏宗亲带来‘宗谊馨远，和谐发展’贺匾。

“‘中华吴氏宗亲恳亲大会’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七届，规模和影响逐步扩大，为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和谐稳定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三明地区饶氏家族，则于2013年4月29日在三明市客家宾馆召开了三明地区饶氏宗亲联谊座谈会，当时参会的代表有来自三明市三元、列东、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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